谁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 ZT

罪己诏3

《荆楚纵横》1990年第四期，以“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人”为题，记述了熊辉回忆其先父熊秉坤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经过。“……有位参加起义的士兵，为了夜间集合迅速，没解绑腿睡觉，竟然被查夜的二排排长罗启盛（笔者注：此名误，应为陶启胜）发觉了，罗狂呼‘卫兵，拿绳子来’。恰好，先父也观察动静到了那里。生死关头，怎能犹豫，他拔枪击中罗某小腹，并对空鸣枪，发出了起义信号。一时人声鼎沸，士兵们纷纷冲向操场……”。(《荆楚纵横》第15页。)
   
     　　《湖北日报》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期间，曾两次提及此事，一是《彭刘杨烈士塑像落成揭幕》一文，将熊秉坤冠以“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的革命党人”；一是《辛亥革命志士后裔熊辉、李志新会面记》载：“熊秉坤因打响宣告首义的第一枪而被尊称为‘熊一枪’”。(《湖北日报》1991年10月9日，13日。)
   
    　　武昌首义第一枪到底是不是熊秉坤打响？这一史实的确有澄清的必要。
   
    　　在此，首先有必要明确“第一枪”的概念，以避免无谓的争端。笔者以为，在即将举义的一刹那，在事先有约的条件下，只要一声枪响，这一枪，不论是自行走火，还是蓄意放射；不管主观目的为何，只要在客观上取得了众人响应的效果，那么，这一枪，便可认定是首义的第一枪。
   
    　　诚然，熊辉等人所写的并非凭空杜撰，他们也是有依据的。贺觉非在《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记：“熊走到本队——后队第一排寝宅，听到楼上有扭打声，即取枪实弹。方拟上楼，见排长陶启胜狼狈跑下，即开枪击中陶小腹，陶捧腹而逃。随即对空放了三枪，表示已经发难”。(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第250页。)这里，熊秉坤共放四枪，“击中陶小腹”的是实质的首义第一枪，后三枪则是象征性的。贺觉非是研究辛亥武昌首义史的权威，他写的文章应该是可信的。然而，就在这同一本书上，也有不少相悖的地方。其中《金兆龙》篇载，金兆龙与陶启胜“扭打一团，同时大呼：‘伙计们！还不动手，更待何时？’五棚正兵程正瀛闻声赶至，拟开枪，又怕伤金；便用枪托猛击陶头，陶起身外奔，他从陶背后开枪未击中。熊秉坤闻声上楼，见陶迎面跑来，又打一枪，中其小腹，陶仍逃回家中始死”。(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第259页。)这说明，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程正瀛。但他又说：“经过反复核对，金兆龙先放一枪，目的在于打陶排长；熊向天鸣枪三响，才是发难讯号”。(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第257页。)这里所说的第一枪枪手，既排除了熊秉坤，又否认了程正瀛，却成了金兆龙。可见，这些材料，在谁打响第一枪的问题上很难为据，如果熊、彭等取材于此，则未免有失偏颇。
   
    　　遍览辛亥武昌起义诸书，类似的矛盾之处决非绝无仅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原因很简单，这些书多为汇集辛亥革命老人的回忆而成，而这些老人所知又大多源于事后听说，因而，回忆与史实有出入也就不足为怪。其实，要弄清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翻开当时的档案资料，找到当事人的记述，核实知情者最早的回忆，便能明辨是非，弄清真相。
   
    　　《熊秉坤事略》记，原定晚操起义，不意事泄未果，坤“复与三十标往返推商，坤住为原动力。时，拟晚九句钟，以坤枪声为号……乃将本营出发之先后手续布置毕，及时如约出击。起各步队袭取军械所，四散侦探，编列队伍，即分兵盘据楚望台……”。(《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7—8页、70页、114页、89页103页、607页、4—18页。)粗看这段话，首义第一枪似乎是熊秉坤打响，因为临举事前“拟晚九句钟，以坤枪声为号”，起义时是“及时如约出击”，不过，到底怎样“如约”，人们无从得知。同月出自熊秉坤手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则作了详细记述。熊秉坤见时已不早，便命本棚副目陶启元在举义时带兵守营门，起义后督夫造饭。安排毕，“乃亲至各队省视，各兵士整装欲动，势汹汹有不暇待者，似意曰：‘斯可矣’。急忙至棚内携取枪械，即闻枪声四起，子弹齐飞，二排兵士已暴动矣”。(《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9页。)这里虽未明确谁打第一枪，但排除了枪手是他熊秉坤自己。
   
    　　那么，这一枪究竟是谁打响的呢？紧承上文照录。“缘该三棚内之支队长金兆龙，得坤改定时限信后，方将准备一切，被本排排长陶启胜窥破，带护兵二名从之。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陶带伤逃死于家。于是人声沸腾，枪弹如雨……”这段文字在点明是谁打响第一枪的同时，再次彻底地否定了熊秉坤是第一枪的打响者。
   
    　　1913年2、3月间，熊秉坤报送湖北革命实录馆文稿六件，2月送交的3篇为其亲手所撰，除《阳夏战事日记》散佚外，另两篇保存完好，上面的引文即从此出。熊秉坤此时何以要写这些文章，不是没有原因的。民国成立不久，辛亥革命元勋孙武、张振武等，倡言设立湖北史馆，以编修革命实录。时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于1912年6月16日批准成立湖北革命实录馆。该馆一成立，就大造声势，宣传“编纂此次革命事实，意在表彰先烈，策励方来，扬希世之殊勋，演民族之进化”，“以备将来中央国史馆取材之用”。他们除登报声明，至函各省外，还通知省内各军、政、商、会以及所属府、县，并派出专职、义务调查员，从事武昌起义史实的收集工作。作为89个义务调查员之一的熊秉坤，不可能不知道这项工作的意义，若这一枪果真是他打响，他能将这一殊荣让给程正瀛吗？(《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前的《编辑说明》。)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熊秉坤当时不在现场，只是听到“枪声四起，子弹齐飞”，怎么知道这一枪就是程正瀛打的呢？的确，这一情节他未亲历，正如他自己写的，“仓猝间，二三排人于下楼时，误伤一排三棚会员二名……坤时见之亦不暇顾，率同李泽乾望〔往〕楼下”。(《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9页。)“时见之”的“时”字，精当地点出了他所见的起点时限，是在“人声沸腾，枪弹如雨”之后，他开始看到的场面是，二三排的士兵蜂涌下楼，仓促之间打伤一排两名会员。但是，这绝不等于他不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起事前，熊秉坤是共进会工兵八营代表，是金兆龙、程正瀛等会员的革命领袖，他们不仅同营同队，同驻一栋营房楼上，而且职级类似，志趣相投，作为他为之亡命奋斗，又发生于自己身边的事，事后，他不可能不细究因果，不可能不弄清真相。
   
    　　程正瀛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的打响者，除了在熊秉坤亲笔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得到证实外，还在各当事人写的事略中也能找到证据。
   
    　　《金兆龙事略》记，龙“随即着黄军服，左手束白布为号，将子弹贯入枪中，坐以待之。而本排排长陶启胜觉其意，带领护军佩刀来棚诘问，欲遂杀龙。龙力与之斗，大呼同志。五棚正兵程正瀛应声前来，以枪击之，而陶窜走，再击之，而头颅破碎”。(《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7—8页、70页、114页、89页103页、607页、4—18页。)再看《程正瀛事略》，“至十九日午后八时，本排排长陶起胜见瀛及间壁棚内之金兆龙形迹可疑，急叫拿住。瀛见事已露，即趁此机，将该排排长枪毙”。(《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7—8页、70页、114页、89页103页、607页、4—18页。)其实，枪杀陶启胜，是程正瀛的既定职责，《金兆龙事略》的同页就有明确的记载。“翌晨……龙遂与陈振武、程正瀛、钟士杰三君会议，各给子弹三颗……及收操后集合会议，令钟士杰刺本队队长，程正瀛刺二排排长，陈振武刺三排排长，龙与王忠威在后援助”。可见，他们有约在先，何况当时所遇情形急迫，程正瀛打这一枪，既是顺理成章，也是责无旁贷的。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是程正瀛首发的，这一点，除了当事人的证明外，能作旁证的还有汪长林、汤启发等人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7—8页、70页、114页、89页103页、607页、4—18页。)内中所述情形，与上面三人所记基本相同，这里不再一一赘言。
   
    　　前文提到，1913年2、3月间，熊秉坤报送湖北革命实录馆文稿六件，上述引证的材料，则源于他3月间造送的各员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7—8页、70页、114页、89页103页、607页、4—18页。)这批材料，是目前所见的记述武昌首义的最早的材料。其时，当事人、知情者都在，资料多是直接源于他们的手笔。与后来收集的武昌首义的资料相比较，这批资料是最具权威，最为可靠的。
   
    　　事情本来已经很清楚，首义第一枪是程正瀛打响的，这是包括熊秉坤本人都认可了的，但在署名熊秉坤的《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中，却又有这样的记述：“此时已点头道名，熊即顺前、后、左、右四队巡视，以验士气如何……熊行至本队第一排第三棚，闻第二排有吆吼声。熊知有变，即取枪在手，且装且行，遥见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对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辛亥首义回忆录》第，辑，第35页。)该文前〔按〕：“本文为其旧作”，“旧”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时间界定。不过，从有关资料中，从逻辑推理中，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从辛亥武昌起义开始，熊秉坤一直处于戎马倥偬之中，直到民国元年3月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才略有闲暇，刚过了3个月，即被实录馆聘为义务调查员。如果说当时该文已写就，为什么不就此交付实录馆，却又劳神费力写一篇主体内容基本相仿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呢？就假定该文作于前，在袁氏登台后的表彰忠烈、加官晋爵的氛围中，他会隐瞒自己打第一枪的功绩，推翻原稿，重撰数万言，而为程正瀛贴金吗？可见，“旧作”再旧，也当在1913年2月以一后。
   
    　　同是出自一人之手的文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是后非的变化呢？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二次革命”期间，黎元洪公开投向袁世凯，1913年8月，他以“从前革命伟人附和乱党颇多”为由，取消实录馆，所收资料被馆长谢石钦私藏。在后，整个民国年间战乱不息，政府无暇顾及此事，世人以为，这批资料已不存于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569—617页。)第二、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程正瀛堕落为军阀爪牙，被党人沉之于江；金兆龙也沦为军阀侦探，北伐战争胜利后抑郁而死。此二人“发难之功，不复为人道及”。(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第260页—261页。)其他知情者亦如星散。第三、熊秉坤在造送那批文稿给实录馆的第三个月：就因谋划反袁遭通缉，他辗转潜逃，最后流亡日本。(贺觉非编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上册，第254—255页。)1914年某日，在孙中山的日本寓所，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熊一枪”之说由此而起。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一》中又说“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更使“熊一枪”之说广为流传。(贺觉非与冯天瑜合著《辛亥武昌首义史》，第183页。)
   
    　　孙中山是伟人，辛亥武昌起义后，他忙于筹建中华民国，组织临时参议院，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组国民党，督办全国铁路，发动“二次革命”讨袁，哪有时间和精力来深入细致地调查和研究首义中的这一细节——第一枪呢？(《中国近代史词典》，第287页。)孙中山得到的信息，只能源于别人的汇报，然而，这种汇报，如果不是准确地反映史实，那么，以讹传讹，也就势必难免。
   
    　　熊秉坤是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举事前，他积极组织，具体谋划，起义中，他身先士卒，攻打督署，使得武昌城头最早变换“大王旗”；随后，他又督率五协，转战阳夏，为南北和谈创造了条件。(《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7—8页、70页、114页、89页103页、607页、4—18页。)这些业绩，必将永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在谁打响首义第一枪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尊重史实，不能牵强附会，张冠李戴。程正瀛的晚节虽然不为人齿，但他毕竟打响过首义的第一枪。对待历史人物，我们既不能以功掩过，同样，也不能以过障功，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虚美，不隐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