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博士：《天下诸番识贡图》技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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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普森博士：《天下诸番识贡图》技术评论


作者: physics R , Mar 24,2006,19:26  回贴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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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03月23日 17:29 新浪科技

　　评论家：贡纳·汤普森博士(Dr. Gunnar Thompson)
　　一、该地图的重要性

　　1.这是已知最早的编年世界地图,它的确非常科学并且以相当准确度反映了整个世界。它是一份图解地图，由地区航海图编撰而成，按经纬度组织起来的。像所有早期地图一样，该地图包含了大量的、需要数十年的探险和测绘工作才能解决的问题。该地图的世界级的范围反映出一种不断拓宽的知识基础，这种知识基础只能是大力推行航海的当局和大批远航的皇家水手们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历史记载证实：中国明朝水手们得到许多盟友的支持，包括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和环印度洋沿岸穆斯林等。

　　2.该地图可信吗？地图上的语言和地理标识揭示出该地图处于中国环球探险的范围之内，这种探险始于公元前3千年，在郑和下西洋时达到了高峰。它是中国建立地理科学的明证，也是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基础的中国知识和经济发展的明证。尽管一些学者注意到一些语言上的异常，如“景”字和“上帝”，但中国学者将会对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无论任何时候，复制者在抄录几个世纪前的文件时，出现这种语言上的异常现象实属正常。在西方，语言学专家在估计词语转变为一种语言的转折点时，有时会出现两千年的误差。地图上的描述内容与明初时期的时代背景及图解地图的目的相符。

　　3.为什么最初的作者要制作永乐地图？这幅在太平洋处提到了马三宝(郑和)的天下全舆总图，以及展示了由两个半球构成的统一世界的地图结构永乐王朝对世界进行成功探索的纪念。该地图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中国历代皇帝成功的制作完成全世界风土人情的清单的证明。似乎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都没有被自大心理所蛊惑，而正是这种自大心理使欧洲人一直派军队和传教士周游世界去征服外国、迫使他们信奉西方的宗教。天下诸番识贡图是“科学的地图”,因为它试图按中国的传统相对准确地表达地理概念。它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地图，它没有按照16世纪的欧洲惯例在地图上画满经纬线交错的令人讨厌的方格。它揭示了一种将中国置于中心地区的意愿，但不在正中心。这一点表现出从宗教的世界观向更实际的商业和科学的世界观的转变。该地图不是有经验的航海家绘制的，而是由朝廷官方地理学家绘制的。地图名义上的目的是要指引蛮夷国家向明朝皇帝进贡。地图强调最重要的国家，即随郑和船队向中国纳贡或进献礼物和派使臣的国家。而边远的蛮夷国家(如英国和挪威)则被忽略。实际上，英国和挪威根本没在地图上表现出来。这两个国家在当时的欧洲也并不重要，原因是战乱、饥荒和14世纪末横行该地区的瘟疫。因此，该地图简要和主题式地表现边远国家。

　　4.地理上的重要性：这种地图的制作完成只能是发起国---中国大规模持续的环球探险的结果。欧洲直到16世纪末船队已经环球航行后才取得这样完整的全球观。直到1571年，意大利弗兰西斯科·巴索绘制的地图还显示一个巨大横跨太平洋连接北美和中国的陆桥。如此巨大的地理错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依赖圣经作为地理知识的来源。那些诸如墨卡托(Mercator)的欧洲人和依靠中国原始资料和天下诸番识贡图的葡萄牙人，能够在欧洲探险家绘出新大陆的海岸线之前就绘制出相对准确的地图。绘制相对准确的大陆海岸线的关键是让海员环绕整个大陆航行。因此郑和舰队的环球探险被完整展示地球上可居住的大陆的天下诸番识贡图所证实。郑和的部下负责为地球上未知地区绘图并将遥远的蛮夷国家的使臣带到中国。这种政治性地图是郑和使命的切实结果。

　　5.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性：该地图反映出朱棣的命令：要郑和将四海各国的代表作为使节和商业代理带回中国。永乐皇帝预见外国大使在中国的汇聚将代表他所谓的“一个世界大家庭”的宗教和商业利益。这不是征服者的地图，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促进贸易的地图。因此它比认识到现代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时间还早了近6个世纪。永乐在印度洋的商业扩张中的“纳贡”类似于西方的“交换礼物”。(“交换礼物”的证据可见于1950年在发掘于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带有永乐皇帝年号的铜盘。)尽管中国文献称之为“纳贡”，实际上却是郑和舰队的“宝船”带去大量的珍贵财物分给外国领导人以展现中国的巨大财富，并作为刺激贸易的手段。

　　6.在欧洲探险和扩张中的角色：该地图足以在欧洲早期航海发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理准确性。它甚至是欧洲文艺复兴成功的制图和地理基础。地图清晰地揭示了由郑和与明朝建立的巨大的印度洋市场。该市场推动了为欧洲市场提供资金和货物的巨大经济体制的发展。最终壮大成为工厂的“家庭手工业”推动这些市场的发展。商业流通在农民中传播财富，并刺激中产阶级商人的发展。

　　u葡萄牙的地图和地理大发现。我们见到天下诸番识贡图的一部分出现在秘密的帕德拉奥地图或 “国王的地图”上。该地图的一种版本是1502年的坎提诺地图(Cantino Map)。在这一地图上，对非洲的描绘异常准确，只是在苏伊士地峡和西奈沙漠地区有条令人难以置信的“长脖子”。在这点上，它重复了天下诸番识贡图的错误。坎提诺地图还参考了另一张明朝地图，1425山海舆地全图的一部分。汤普森在2005年国会图书馆的郑和研讨会上对这张地图做出鉴定。在西方，从耶稣会的明朝古地图复制品可知，利窦玛用近代西方术语校订了该地图并在1602年出版。天下诸番识贡图可能使当时的葡萄牙间谍恩里库斯·泽曼努斯和马丁·比海姆设计了一张“圈套地图”去愚弄哥伦布。确实，葡萄牙1489和1490地图以马可·波罗起的名字直接在欧洲对面的大西洋彼岸展示了中国海岸线。这些地图上的海岸线和天下诸番识贡图上的中国海岸线非常相似。天下诸番识贡图也促成了寻找到达印度和香料群岛有效海上路线的葡萄牙水手的航海成功。该地图准确地显示非洲和巴西的相对位置，使瓦斯科·达·迦玛得以在1497年向西航行入大西洋，该航行被西方历史学家描述为“难以置信”。事实上，达·迦玛的探险队顺着南大西洋洋流西行到接近巴西海岸的地方。而后洋流带他们向南并最终带他们向东驶向合恩角。顺着迂回的洋流，葡萄牙人避开了非洲西海岸的逆风和逆流。显然，天下诸番识贡图是葡萄牙地图的绘制基础。它为他们提供了对世界大陆的准确认识以及关于广袤的太平洋的早期知识。这一点被瓦尔德泽米勒(Waldseemuller) 1518年出版的名为“卡塔·玛瑞娜”地图(CartaMarina)所证实，该地图源自葡萄牙的原始资料。实际上，它源自明朝天下诸番识贡图。葡萄牙为欧洲其他国家发现和征服世界引路。在西方，学者认为葡萄牙开创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出于普遍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历史学家很容易忽略葡萄牙人的探险依靠已经存在的中国地图这样一个事实。达·迦玛的船员谈论过当地商人跨印度洋航行时所使用地图的准确性；而阿方索·德·阿尔布科克也提到他缴获的准确的东南亚海图对于他在16世纪初对香料群岛征服过程中是个相当大的优势。葡萄牙人还获取了拉布拉多和巴西位置的初步知识，他们根据托得悉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1494)占有了这些地方。

　　这张地图为1585-1620年荷兰大师(墨卡托、奥特流斯、尤迪乌斯)的地图及其后的耶稣会的利窦玛地图提供基础。墨卡托的地图成为近一个世纪的欧洲标准地图。天下诸番识贡图的错误也在后来出版的荷兰大师的地图中出现，因而多少让欧洲水手迷惑。天下诸番识贡图的特征和最明显的错误是跨加拿大和北冰洋的显著的“西北通道”。这造成一种错误印象：认为通过加拿大以北的广阔水道可轻而易举地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航行。天下诸番识贡图上加拿大以北的广阔水域看起来有一千公里宽。实际上，这一水道很窄，有些地方只有100公里宽。也许在13世纪中国水手在这一水道通行无阻，当时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记载。到14世纪，气候变冷，限制了人们向北或极地的旅行。这一水道在15世纪变窄，在16世纪完全被冰封住。最近全球变暖和极地冰帽的解冻重新引起人们对北部水域商业运输的兴趣。

　　二、对地理标识的鉴别——精确、权威、经久不息的明朝地理学的影响

　　1、非洲。

　　天下诸番识贡图第一次准确地标明了非洲的轮廓，除了西奈沙漠地区(1414年的阿尔伯丁·德·伏加地图[The Albertin De Virga Map]更接近于准确的非洲，但明朝地图总体上更好一些)。天下诸番识贡图上的一个地理标识的鉴别(DGM)就是“长脖子”——开罗、苏伊士和西奈沙漠的非洲地区。苏伊士地峡确切的长度约为100公里，然而地图显示的距离将近2000公里。这一超过实际距离10倍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这可以看作“长脖子”型的非洲地图。只有一些不熟悉狭窄的苏伊士海峡的人才会犯这样大的错误。

　　影响：1500年之前的欧洲地图展示的非洲是扭曲的、奇怪的形状。但在1502年，葡萄牙的密用标柱(Padrao)图(或者收录于坎堤诺(Cantino)地图中国王地图)中的非洲形状非常相近于天下诸番识贡图。这一准确的非洲版本唯一的错误就是包含了不可信的“长脖子”。一些欧洲制图师通过从葡萄牙资料直接复制，重复了这种错误；然而，到1550年，这一惯例在整个欧洲被遗弃了，换句话说，这一非洲地理上的错误标识就像雷达显示屏上的信号点只是短暂的存在。很难想象，后来的16、17和18世纪(包括耶稣会)所有的欧洲资料都准确地标明了非洲的“短脖子”，而在18世纪的中国制图师会犯这种错误并且把它用于制造假的明朝地图。在一个有证据证明从明朝地理学还有其他借鉴的时代，葡萄牙地图上的对非洲“长脖子”的简易描述版本是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权威性的和准确性的绝对标识。指明这一错误并没有出现在1590年在中国印制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地图上是很有用的，这说明它们与18世纪的莫易仝绘图资料来源不一，莫易仝复制品必定非常接近明代的原始版本。

　　2、澳洲。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有两块相分离的陆地与澳大利亚遥相呼应。一块是被称为“南极澳洲”(16世纪的欧洲地图管这个叫南极光地区)的，而另一个较小，位于印度东面的球形岛屿，可以称之为“南海澳洲”。两块岛屿的形状受地磁现象的影响。我们可以认为海员们的海图绘制于不同时期，以反映岛屿区域的明显变化，它是以磁性指南针测定其在地球的区域所在。但这种测定又极大地受移动的南极磁极的影响。实际情况是南极的磁极即是位于澳洲正南端，而且它是以椭圆形轨道从东南向西北方向移动。由于磁性指南针的磁性偏差的影响，这一运动给海员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不是接近南极点就是远离东印度东部。我可以看到欧洲的地理学者也为相似但运动相反的北极磁极所困扰。在一些地图上，制图者绘制了挪威正东部的格陵兰岛的北极区群岛；一些制图者把它放在偏北的方向；有一小部分放在正确的位置——偏西。因此，很有可能那些不同世纪的但到过澳洲的元朝和明朝探险家很愿意相信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地方。另一种情形也有可能影响到这些岛屿、陆地的放置，明朝的制图者在两个交叉的半球内描绘世界的大陆可能会导致把岛屿从南边移至东北边，就为了把它放进其地图里。也许，极地澳洲的概念是元朝航海家的留下的遗产；而南海澳洲的概念在明朝处于更流行的地位。1425年的山海舆地全图上，极地澳洲的标注上有提示说是有鹦鹉的、非常热的地区。这些特征与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上的极地区陆地以及山海舆地全图所描绘的南极洲概念并不完全相符。

　　影响：瓦尔德泽米勒(Waldseemüller)于1507年，在他的地图上把大部分的南海岛看作大爪哇岛(Java Major)，而这是17世纪欧洲地图上澳洲的另一个名称——甚至是在没有任何欧洲水手到过澳洲以前。自从葡萄牙人把接近于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岛屿命名为“新几内亚”，荷兰的地图制作师错误地把这一靠近南美洲的不存在的南海岛屿看作为“新几内亚”。由此，1569年的墨卡托(Mercator)地图和1570年的奥特琉斯(Ortelius)地图显然从1418年的明朝地图借用了“南海澳洲”的理念(只是改为“新几内亚”)。利玛窦到达东方时大约在1575年(他住在菲律宾)，他从对当地的水手的了解中意识到在靠近南美洲的南海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岛。因此，他决定从他那张印制于中国的1590年的地图上把第二个澳洲或称南海澳洲的地方撤掉。自从南海澳洲在中国的耶稣会地图上撤掉后，很明显，中国的耶稣会地图(不包括1418年地图)并非莫易仝1763年所绘制的地图的资料来源。因而我们也更多一个的理由相信，莫易仝地图就是准确的原始明朝世界地图的范本。

　　3、加州岛。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的北美洲西海岸是一个巨大的岛屿。“加州岛”的概念来自于部分欧洲政府的谍报活动和地理骗局。实际上，英国人弗郎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海盗兼探险家，已经沿西海岸航行过最远至北纬58度线的地方；他的海图清楚地标明加州半岛是北美大陆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普遍流行于欧洲交战国的实行假情报政策，这一错误的“加州岛”倒成了17世纪欧洲地图的通行特点。直到1750年这一错误才得以寿终正寝——它不是莫易仝绘制地图时普遍的地理误解。耶稣会地图中，利玛窦的继任者们从未存在这一误解，而且墨卡托以及荷兰制图大师们所绘制的、出版于欧洲的世界地图上也没有。大部分当代的欧洲地理学者和历史学者推测，“加州岛”源于1622年的亨利·布里吉斯(Henry Briggs)的英文地图出版物。布里吉斯地图绘制的整个西海岸，从Puget Sound(安尼亚海峡)到Vermilion Sea(加州湾)都作为一个岛屿。他的地图上有标题注明——此地图来源于荷兰海盗所捕获的西班牙地图。有关于加州岛的概念的真正问题在于：“谁抄袭了谁？”

　　起源和影响：约在1285年，元朝水手所绘制了美洲北极区和西海岸部分。因为探险队伍受制于许多因素，包括在外国的土地上很难取得测量队伍的联系和支持，最后完成的地图是那种在野外的可拼凑的那种地图。也因此制图师的任务还没结束，他们回到中国还要汇集那此野外队伍获得的地图的片段。幸运的是，“新世界”地图的部分片断的复制品被马可波罗带到了威尼斯。在大约是1440年完成的著名的“耶鲁文兰(Yale Vinland)地图”的文件上，我们看到一些“岛屿”显示的就是北美西海岸部分的特征，它们被放置在与亚洲相对的海洋之东，上面有标注：“鞑靼人(元朝的中国人)确认了海外‘新大陆’的存在。”在这张地图上，亚洲东部的一座岛屿具有明显的加州岛的形状。另一个加州岛的版本出现于1511年威尼斯制图师塞万努斯(Sylvanus)的出版物上，可以看到一座加州巴加(Baja California)的形状的岛，但后来被误认为齐潘戈(Cipangu)，其确切的纬度跟加州一样，而准确经度则是在15度以内。显然，对日本的描绘并非疏忽，因为它在外观上非常接近，在位置上也是很仔细地观测过的。另一威尼斯人，博尔多纳(Bordone)1528年出版了相似的加州岛的图示。1500年，一位西班牙的出版商出版发行了《埃斯皮兰丁游记》(Travels of Espelandin)，其中提到，“加州岛”位于东太平洋天堂之西。1656年，法国的尼古拉斯·桑尚(Nicholas Sanson)的地图，所绘的加州岛与1418年地图上的加州岛非常相似。但是，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任何相似的特征了，因此也说明了这张法国地图不会是莫易仝地图的资料来源。这个名称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那里，他与元朝水手在加拿大北极区的游历导致了墨卡托把阿拉斯加命名为“加利弗尼亚”。墨卡托、奥特琉斯和利玛窦的地图上，都有把加州巴加作为北美大陆的半岛的特征。的确，莫易仝没有采用通行的耶稣会地图上加州岛的概念，这一理念极有可能是元朝推迟对西海岸的探险的原因。因此，莫易仝坚持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最初的加州的绘图样本。直到1425年山海舆地全图汇编完成，中国的制图师都认为加州是个半岛，这些地理上进步要归功于郑和的海员们的航行，墨卡托显然是从后期明朝地理学中借鉴了这个西海岸的概念。

　　4、北极区群岛。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突出了北极附近的小岛群，极地群岛的概念(事实上这一区域并不存在)很可能是元朝探险者在加拿大北极区的活动的产物。马可波罗在1298年报告他的旅行见闻时说，他到过东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40天，“北极星看起来偏南”这就是哈得逊海湾(Hudson Bay)地区极地磁性漫游的现象。元朝地图和在这一地区的测量活动可能能够解释在拥有极地绘图技术的欧洲水手到来之前，地图上有格陵兰、巴芬岛和拉布拉多这些难以置信的其他标识。1414年地图上更具含糊和示意性的标识是对极地的描绘暗示了制图师已确认了这些小岛。值得注意的是，到某些稍晚的明朝地图——并没有指明这些极地群岛，而只有各种分布在加拿大和俄罗斯上面的北极海域的群岛。就这一点而言，在注明加拿大北极区和西北通道的真实特征上，山海舆地全图做得要比较准确。

　　影响：西方历史学家相信，墨卡托的1569年地图把“极地群岛”的观念介绍给欧洲的地图制作师。墨卡托地图在北极磁性山脉的范围圈内突出四个小岛。墨卡托把这一“北极群岛”的概念归因于一个叫克诺英(Cnoyen)的荷兰探险家和古罗马水手的传说。然而，至少一个西方学者指出，墨卡托其实是从《马可波罗游记》中获得这一观念的，在书中马可波罗提到他在1258年的东西伯利亚航海中到达过的小岛群。在墨卡托考证明朝地图后，这一理念似乎在荷兰的制图师那里获得一些支持。我们都知道，荷兰制图师在16世纪的时候抄袭了大量的明朝文件上的那些欧洲人还没有探索过的“新世界”的地区的特征。在出借给国会图书馆的利玛窦收集品中有一些马可波罗地图，其中一幅有号称“船图”的地图也确认了北极区岛屿和北加拿大的西北通道。无论如何，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对这些极地岛屿的描绘并没有抄袭或反映18世纪任何的已知的欧洲地图。直到莫易仝制作了他的地图之前，欧洲方面的资料不再出现陈旧的极地群岛的特征。我们可以确认，我们所看到的1763年莫易仝范本除了最初的明朝文件以外就没有其他资料来源了。

　　5、拉布拉多。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都把北美东海岸描绘成奇怪的形状，拉布拉多和纽芬兰地区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分离的、东北方向上的岛屿。被分离的大陆位于我们期待发现的格陵兰岛的北极群岛的位置。然而，这显然不像是一个错误，格陵兰岛的北极区群岛的位置我们是可以通过对其他资料的调查进行定位的。

　　影响：我们可以在1507年的瓦尔德泽米勒地图看到葡萄牙版本的与北美洲的东北部分离的区域。在1502年的坎蒂诺(Cantino)地图上亦出现了拉布拉多和纽芬兰地区，但这一区域被认为处于葡萄牙所属的、遵循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1494年)的控制范围，这很有可能是作为对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错误的考证结果，葡萄牙人错误地相信拉布拉多是在条约线东部。实际上，拉布拉多是在条约线的西部，因此也就是处于西班牙所属的条约区域。这种错误——把拉布拉多从北美的东海岸分开——在1510年以后的欧洲地图上都不再出现了，因此它也不会出现在墨卡托、利玛窦和其他18世纪的欧洲地图上。显然，莫易仝并没有从这些资料上沿袭这些错误。因此，它们必是依照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原貌，在1763年重新绘制的。1425年明朝的山海舆地全图上的东海岸地区已有一些改进，我们可以说这是郑和的海员们的持续努力的结果。

　　6、佛罗里达。

　　与众不同的北美东南半岛——佛罗里达——在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完全不存在。在1502年的坎蒂诺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一半岛，而且，在此后的大部分欧洲海图上也出现——尽管在十年后的1513年，欧洲历史学在官方上都把半岛的发现归功于西班牙人庞塞·德·里昂(Ponce de Leon)。在1569年的墨卡托和利玛窦地图上，佛罗里达是一个明显的标志。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没有佛罗里达正好说明莫易仝在1763年没有修正天下诸番识贡图。

　　影响：1425年明朝的山海舆地全图上有一个岛可能就是佛罗里达；另外，1436年由安德里亚·比安科(Andrea Bianco)绘制的、葡萄牙的安提利亚岛(Antillia)海图上就有特征突出的佛罗里达半岛，它是附属在大西洋中间的一个叫“安提利亚岛”的东南角。比安科地图上对佛罗里达的描绘，相比较于当时的其他葡萄牙地图的制作水平来说精准得离谱，人们完全可以相信这很可能是葡萄牙人获取了一些郑和在佛罗里达的航海图或陆地测量资料。那么，1532年塞巴斯琴·明斯特(Sebastian Munster)在他的地图中的中国东海岸上附上相似的半岛就没什么可惊讶的了。同样的，当1524年佛罗伦萨航海家吉尤瓦尼·维拉萨诺(Giovanni Verrazano)宣称驶往法国时在佛罗里达-卡罗莱那沿岸看到了桔子园和杏树园。这些都是郑和种植的旧世界的作物，用来为从事海上贸易的船员们提供粮食和抗坏血病的营养物。

　　7、南美洲。

　　值得注意的是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对南美洲的位置和大小的描述是大体正确的，但海岸线却明显错误。地图显示其西岸有两个凸出，但事实上它仅在秘鲁地区有一个凸出。地图上还有一条水系流向西岸，但是地图却未显示沿东岸的任何河流，而这里本应有宽广的亚马逊河(the Amazon River)和普拉特河(the Plate River)的踪迹。这些河流是所有欧洲地图的主要特征——这使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莫易仝复制的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并非从任何欧洲资源抄袭得来。

　　影响：墨卡托应该是从明代地图的复制品上抄袭了西岸的形状。而这个在西岸有着两个凸出的错误形状出现在了他1569年的地图、奥特利乌斯(Ortelius)1570年的地图和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中国印刷的修订后的地图上。有必要指出，葡萄牙秘密的标柱(Padrao)(“国王地图”(King’s Map)从明朝时期的另一幅地图《1425年山海舆地全图》上抄袭了一个不同版本的南美洲。所以我们看到两个平行的事件，欧洲人分别从不同的明朝资料抄袭，而他们最终选定了一个最不准确的版本——即早期明代地图上的南美洲。

　　8、斯威特沃特海(Sweetwater Sea)。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在靠近加拿大西北部海岸的地方绘制了一个内陆海。在1569年墨卡托地图上，这个内陆海被认定为“Mare Dulce” 或“斯威特沃特海”，这是一个淡水海。位于加拿大北极圈中的这个模糊的海域可能是元朝远征到此地所留下的遗迹。由于马可波罗与探险家们同行，也可能是他的日志和地图为最初的明朝绘图师和墨卡托同时提供了资料来源，现代学者有时会把这片水域和一个早期概念中的哈得逊湾(Hudson Bay)弄混，但它更可能代表了加拿大北部的淡水湖大熊湖(Great Bear Lake)或大奴湖(Great Slave Lake)。由于到16世纪为止还没有欧洲人踏上这块土地，所以他们显然是从中国地图获得的资料。于是又出现了欧洲人明显抄袭元朝和明朝船队的地理探险成果的情况。而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上略有不同的斯威特沃特海的形状和位置也表明莫易仝并非参考欧洲资料而绘出他的地图。

　　三、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成就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是如何嵌入更宏大的绘图史体系的。

　　1、海经世界地理。

　　目前最古老的中国地图起码可以追溯到11世纪。它是一种示意性的制图，它试图在一个圆圈之内绘出全球所有国家。在高丽它被称为“Ch’onhado”(世界地图)，从19世纪的印刷品中它就广为人知。在这些示意性地图上，中国位于中心位置，周围环绕着包括非洲、欧洲和亚洲的旧世界大陆。而新世界的陆地被绘成巨大的“环形大陆”围绕在旧世界周边。一些学者认为这个世界地图源自公元前3000年传说中的中国皇帝黄帝支持的环球探索。我们在古巴比伦和穆斯林地图中可看到一种类似外围是环形大陆的圆形地图。所以很有可能是中国的环球探索产生了一张原型地图，而它影响了全亚洲和中东地区的绘图法。

　　2、宋朝11世纪的地区地图。

　　11世纪，中国的测量员和制图师绘制出了可与19世纪欧洲地图的精确度相媲美的中国地图。显然，中国的制图师们比西方的同行领先了大约一千年。这种精确程度表明，中国探险家们有能力绘制出地球上任何区域的完善科学的地图。然而仍有一些西方学者置疑古代中国所绘的新世界地图的真实度——“因为它们实在太精确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种对中国地图的置疑都不成立。

　　3、元朝的测绘。

　　中国、高丽、波斯和叙利亚的探险家们绘制了澳大利亚、非洲、美洲西海岸、加拿大北极圈部分、西伯利亚北极圈部分和印度洋的地图。这些远征的成果之一就是阿尔贝丁·迪维尔加(Albertin DeVirga)绘制的威尼斯地图(1414年)，这张地图相当精确的绘制了非洲并且是描述秘鲁海岸和北美东海岸的一个早期版本。元朝的环球探索以及迪维尔加的绘图法体现在梅斯达菲(Mustafi)约于1350年绘制的穆斯林地图上。马可波罗带了其中一些地图的复制品回到威尼斯，这些地图持续的极大影响了欧洲王国的秘密探险的努力。里奥·巴格罗(Leo Bagrow)在1948年第五期的《世界形象》(Imago Mundi)杂志上公布了一系列的“马可波罗地图”。他报导了玛昔安·罗斯(Marcian Rossi)收藏的马可波罗于1295年带回威尼斯的元朝时代的地图。其中，“航海地图”(the “Map with Ship”)目前正被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研究收藏。马可波罗在其1298年的航海日志中提到，他当时正在西伯利亚以东的航程中，船已经航行四十天了。其中一幅地图显示了他沿着加拿大北极圈地区的西北通道航行的范围。另一幅地图(the Pantect Map)相当精确的显示了亚洲海岸。马可波罗还写到，中国的商人经过整年的航行到达日本东部海洋的另一边的国家。这些国家只能是位于美洲大陆西岸的国家。

　　4、郑和带领下的明朝环球探索。

　　除了绘出东南亚与印度洋港口之间航线的郑和实际航海图的复制品，我们还有一幅明代的非洲和欧亚地图的日本版本，它被称为“疆理图”(Kangnido)。它是一幅错误百出的示意性地图。一幅可能是明代的佛罗里达勘测地图可在1436年的比安科地图上看到——上面的佛罗里达半岛绘制得非常精确。《1425年山海舆地全图》上也绘制了南美洲。南美洲的这个版本被葡萄牙人抄袭到了他们1502年的国王地图上。西方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些地图上的新世界地区在西方官方探险家涉足的多年之前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准确度。总体上来讲，明代地图比起前朝已有很大的改进。这反映了郑和的任务就是要确定有效的海上航线以运回驻外大使、珍贵的进口物品以及其它国家的进贡。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是在明朝船队探索世界的基础上达到的中国绘图技术的顶峰。这张地图起码比欧洲的绘图成就领先了一个世纪，成为欧洲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科学绘制地图的基础。欧洲人抄袭中国地理，主要归功于尼科洛·达·康提(Niccolo da Conti)(1425), 葡萄牙佩德罗王子(Prince Pedro of Portugal)(1428)和佩鲁·达·科维利亚(Pero de Covilha )(1487-1493)这些间谍、商人的努力。

　　5、利玛窦地图。

　　中国的耶稣会士发行了一系列真正的中国传统地图，如《1425年山海舆地全图》。这幅地图出版于1602年，上面已经出现较为现代的名称，如“加利福尼亚”、“北美洲”和“南美洲”。尽管这些名称比较现代，中国的绘图师仍保留了古代明朝地图的具体图样。这是一位耶稣会学者维克多·德马泰(Victor DeMattei)的观点，我也完全同意。利玛窦还发表了经修订的奥特利乌斯世界地图，它最先出版于1570年。利玛窦版本的奥特利乌斯地图把中国(而非欧洲)绘在大致的世界中心位置上。同时发行现代欧洲地图和古中国的传统地图是为了证明耶稣会17世纪的地图远远先进于明代绘图师们所绘的地图。通过这样倾向于欧洲风格制图的比较，耶稣会希望证明在科学事业上他们的方法优于中国的方法。耶稣会希望通过这种证明争取更多人信仰基督教，然而在这方面，他们不甚成功。

　　四、中国在欧洲的历史传承

　　中世纪给欧洲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影响在于从旧世纪文化死水中留存的自卑、偏执的情绪。欧洲人生活在对于诸如中国、埃及、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的那财富和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深深的畏惧中。对于欧洲人而言，他们很难接受这一事实：他们自认为在宗教信仰上远远优于非基督教社会，但在物质财富上却远远落后。然而，13世纪欧洲的间谍们从中国带回了先进的发明创造，诸如；指南针、火枪、火药、轧钢磨、机械钟、以及一些先进的航海设备，各式各样的桅杆及船舵，这些技术似乎打开了欧洲通往以军事强力占领世界的通途。军事征服与中世纪的传教热潮让欧洲人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与此同时，教会让其信徒记录福音传道的历史，这项任务渐渐演化成为记录欧洲发现史及其征服史。古话云：“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的历史”，从这方面来看，欧洲学者在鼓吹欧洲探险者的丰功伟绩并忽视其他民族历史成就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8世纪欧洲地理学家开始逐步将欧洲地图上中国人和日本人到美洲西海岸的航行的记录删除。此时，耶稣会带回欧洲的那些中国地图的复制品被误解为是耶稣会士们亲自勘测大陆所得的地图——假设中国人无法靠自己完成这些地图的绘制。同样在欧洲有这样的一种偏见，中国人思想狭隘，是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发现，郑和的成就也只局限在印度洋的范围内而已。明朝和限制对外联系和发展商贸决定，被曲解成中国在努力了解世界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这种努力要失败的明证。于是就有美国一位现任的历史学教授最近所宣称的：“中国人不可能绘制了世界地图，因为他们当时根本造不出适合跨洋航行的船只”。欧洲中心论的重负还体现在传统西方学者惊人的错觉中，他们认为直到哥伦布发现通向新大陆之路，新大陆才为人所知。

　　翻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发现将迫使西方学者重新评估他们食古不化的教条、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正是这些延误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真正普遍理解的庆祝。中国人的祖先在探索世界的奥秘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对全球人民及历史遗产方面所作出的重要的贡献是值得我们重新认识的，我们将迎来人类知识上的一次大革命。

　　五、结论：明王朝的全球视野

　　人们总是习惯将过去理想化，忽略人类的苦难与不公。然而，就明朝而言，它的统治者的确有迫切的愿望去创造世界范围的经济和国际交流体系。因此必须真正绘制出一幅世界地图，科学地表现所有大陆之间的联系，这是建立世界贸易交流体系的至关重要的工具。所以几乎可以说明朝创造了联合国的前身。不像欧洲人致力于用圣经末日审判的观点来尽可能多的颠覆、改造、纯化异族，明朝人致力于从事制造业，种植果树，并修建基础设施，而这些对于前途不可限量的国际商贸至关重要。当西方人沉溺在忧心世界末日时，东方人正努力建造光明的未来。明朝统治者因为火灾、风暴、彗星、瘟疫等等不祥之兆的出现，而不得不限制与国外接触，这时葡萄牙人及其欧洲的同盟却发起一场似乎由圣经预言注定发生的战争。他们完善了中式的武器装备及航海技术，因而轻易的控制了印度洋及周边市场，而郑和正是试图在这里建立明朝的国际商贸观。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正体现了明永乐帝-朱棣的统一世界的“家天下”的设想。

　　六、附加的物证

　　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并不是证明郑和及其手下将士们伟大探险史的唯一物证。

　　最近美国西海岸出土了一些中国史前文物，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加州北部发现的一只青铜盘，上面的中文记载与郑和下西洋有关。

　　根据爱达荷州Idaho Stte大学的Xu Yixian教授的解释，上面的铭文如下：“明宣德年间铸”，大量铸造此类铜盘可能是为与沿途土人互换礼物所用。所带回的当地礼物被当作敬献给明帝的贡品，另一古物“赛尔登法典”为古墨西哥书卷，详细说明一墨西哥村落所需进贡的物品。这些特别的清单写就的时间为14，15世纪。本书卷为英国古物研究家约翰·赛尔登在17世纪中国古玩市场上购得，当时他认为这本古书卷是来自古亚洲航海者的行李，这是非常可信的。这幅卷轴是由郑和船队带回，还是仅仅是中国商人在游览古墨西哥时所得仍然处于猜测中。

　　博物馆的与此文物有关的说明非常简单“赛尔登如何获得该卷轴仍是个迷”。其他一些文物，包括古硬币，佛教随身用品以及玉雕品尚未完成鉴定。一般说来，西方人没有什么兴趣去鉴别与亚洲有关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东西。除非这种偏见通过教育或实例得以纠正，否则西方对物证的有效分析仍将是不可能的。

　　七、贡纳·汤普森博士的简历

　　1968年伊利诺斯州大学人类学文学学士荣誉毕业　

　　1979年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博士学位，主修复原心理学，辅修人类学，历史，城市区域规划。

　　熟练的艺术家及插图画家

　　5本有关发现新大陆的古航行的作者

　　过去15年钻研古代新大陆地图

　　接受国美国陆军童子军的地图地形学训练

　　美国伊利诺斯州考古学校的实地测量培训

　　美国威斯康星州考古学校的实地测量培训

　　发现历史协会的成员

　　华盛顿地图协会的成员

　　2005/5月在国会图书馆郑和研讨会的演讲者

　　网址： http://www.marcopolovoyages.com

weder

2006年03月23日 18:01 新浪科技


《天下全舆总图》碳十四测验证结果复印件

《天下全舆总图》碳十四测验证书复印件


　　新浪科技讯 3月23日下午2点，《天下全舆总图》的收藏者刘钢公布了新西兰维卡托大学实验室对地图纸张的测定结果。该测定显示，地图纸张制造时期与《天下全舆总图》绘制者签署的年代吻合，该实验室宣称此幅图为一件真品。以上为新西兰维卡托大学对《天下全舆总图》的碳十四测验证书复印件。

weder

刘钢：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秘密


Re: : 汤普森博士：《天下诸番识贡图》技术评论 --- physics

作者: physics R , Mar 24,2006,19:42  回贴 首篇讯息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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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03月23日 14:56 新浪科技

　　利玛窦一五五二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城。他十六岁时到罗马学习法律，并于一五一七年加入耶稣会。一五八二年利玛窦应召来到中国传教，从此他未曾离开过中国，直到一六一零年在北京去世。
　　利玛窦原本并不是一位绘图学家，但他在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在地图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利玛窦本人是中西方关系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更是由于史学界普遍认为利玛窦通过绘制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将西方大地球形学说介绍到中国，从而推翻了中国所谓的“天圆地方”的传统概念。

　　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最初始于十九世纪末的欧洲，由于当时尚未发现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流传版本，有关研究仅停留在根据文字记录推测图形的阶段。二十世纪初利玛窦绘制的一幅名为《坤舆万国全图》的摹本被世人发现，由此引发学术界对利玛窦世界地图的深入研究。

　　近百年来史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利玛窦绘制中文世界地图时所参考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欧洲的世界地图，其中包括十六世纪末欧洲人奥特里乌斯、墨卡托和普兰修等人绘制的世界地图。虽然有学者指出，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一些内容来源于中国本地文献和地图，但是一直没有人深究这些文献是否包括利玛窦来华前中国已有的中文世界地图。本文将依据利玛窦世界地图版本中的一些地名、注释和图形，揭示利玛窦绘制所谓“第一幅完整的中文世界地图”时参考了中国当时已有世界地图的秘密；并且，进一步分析论证几幅被学术界认定为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实际上源于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已有的世界地图。

　　一、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

　　根据文献记载，利玛窦在中国绘制世界地图有近二十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他共绘制了多幅不同版本的中文世界地图。但这些地图绝大部分没有能够流传于世。到目前为止，世人只能看到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两种世界地图版本。相比较而言，《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地名和注释多于《两仪玄览图》。在《坤舆万国全图》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能够证明利玛窦绘图时参考中国已有世界地图的证据。

　　《坤舆万国全图》中在伯西尔(今译巴西)地域有两段注文(www2.library.tohoku.ac.jp/kano/ezu/kon/kon_frm_71.html)，其中一段注文称：“南亚墨利加今分为五邦，一曰孛露，以孛露河为名；二曰金加西蜡，以所产金银之甚多为名；三曰坡巴牙那，以大郡为名；四曰智里，古名；五曰伯西儿，即中国所谓苏木也；……。”另一段注文称：“伯西尔此古苏木，……。”将这两段注释连读，我们可以读到利玛窦在四百年之前在他的地图上写下的留言：在利玛窦来中国很早以前，中国人不仅知道南美地域的存在，并且还给南美地域中的一个地方起名为“苏木”。有关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在利玛窦来中国以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世界，更不知道美洲。可是，利玛窦的这两段注释却与教科书的讲法完全不同。此外，这两个注释可以说明，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肯定参考了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否则他不会知道“苏木”这一地名，更不可能知道中国人所说的“苏木”是指此地域。

　　有学者指出，《坤舆万国全图》中今西伯利亚地域有八条关于当地部族的注释出自宋元时期著名学者马端临所著的《文献通考》注1。例如，“牛蹄突厥”、“妪厥律”和“乌洛侯”等。但是，《文献通考》中并没有收录任何西伯利亚地域地图。可见，利玛窦将上述八条注释录入《坤舆万国全图》时，除了参考《文献通考》外还参考了中国人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域地图。

　　如果将《坤舆万国全图》与奥特里乌斯、墨卡托、普兰修和其它十六世纪欧洲制图家绘制的世界地图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坤舆万国全图》中阿拉斯加海岸线的轮廓最接近现代地图。这说明，利玛窦描绘阿拉斯加海岸线时主要参考并不是欧洲人绘制的地图。《坤舆万国全图》阿拉斯加地域内画有一些山脉并收录了一些中文地名和注释，而在利玛窦之前或同期的欧洲地图中这些山脉或类似地名及注释是找不到的。这些进一步说明，利玛窦描绘阿拉斯加地域时参考的主要资料是中国人绘制的地图。

　　《坤舆万国全图》中现今红海被标注为“西红海”，现今加利福尼亚湾被称之为“东红海”。这两个地名是中国人的地理概念。对欧洲人来讲，红海位于其东南方向，而加利福尼亚湾位于欧洲的西方。可见这两个地名应出自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

　　《坤舆万国全图》北非地域有一注释为：“亚察那入，其人色带青，背露体惟掩其口，或以布或以叶掩之，如我辈闭藏阴阳者，然一大异也，惟食时仅一露口耳齐私”。此注释提及“阴阳”概念，而且从用词语气可以看出，应出自中国人之笔。利玛窦图中的这一注释也应是来源于中国人绘制的地图。

　　上述地名和注释虽然不多，可是足以证明，在利玛窦将欧洲的世界地图带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已经绘制出世界地图，此地图的范围包括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大陆等地域。

　　二、利玛窦名下的世界地图

　　明朝末年期间刻印的几部书籍分别收录了几幅不同版式的世界地图。例如，明末著名理学家章潢(1527-1608)编辑的《图书编》收录有《舆地山海全图》和《舆地图》；明末学者冯应京(1555-1606)编著的《月令广义》收入了一幅《山海舆地全图》；明末学者潘光祖(生平不详)编辑的《汇辑舆图备考》录入两幅《缠度图》等等。有些史学家以图中注有五大洲名称为依据，推定这些地图为利玛窦不同时期绘制的世界地图版本注2。但是，若将这些世界地图与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仔细比较可以发现，虽然这些世界地图采纳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五大洲等地理名称，但它们图形和地理观念并非源自利玛窦的世界地图。

　　《图书编》中的《舆地山海全图》和《舆地图》

　　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章潢《图书编》中收录的《舆地山海全图》及《舆地图》上、下两图为利玛窦早期中文世界地图的摹本。虽然《舆地山海全图》和《舆地图》上、下两图中五大洲的地名的确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相同，可是这三幅地图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有着实质性区别。

　　在图形方面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舆地山海全图》和《舆地图》注重水系，并且夸大一些河流、海域的宽度和长度。例如图中红海与地中海相连接，北美有一条河横穿大陆，长江和黄河将中国大陆分成两大块岛屿，以及地球南部有几块不相连接的大陆等等。这些被夸大的水系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中是找不到的。从《舆地山海全图》和《舆地图》注重水系的特点可以看出，这三幅图的目的是描绘航海通道，尤其是如何从一个海域通往另一个海域的通道。根据绘图的目的和特点我们可以断定，《舆地山海全图》和《舆地图》的最初绘制者一定是位经历丰富的航海家，否则他不可能知道中古时期从红海可以通过一条运河经尼罗河抵达地中海。

　　《舆地山海全图》和《舆地图》中美洲大陆为两块不相连接的大陆，特别是《舆地图》上图在现今巴拿马地域有一个海峡将北美大陆与南美隔开。这种错误曾在十六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世界地图中出现过。十六世纪下半叶由于欧洲人对美洲大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此后世界地图中北美和南美是两块相互连接的大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也同样如此。根据《舆地山海全图》和《舆地图》中美洲大陆不相连接的特点可以判定，这三幅图应是摹自十六世纪中期以前的世界地图，而不是利玛窦的世界地图。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与同期的欧洲早期世界地图一样，在北极画有四大岛屿。欧洲早期世界地图中的北极四大岛屿源于古罗马传说，实际上这些岛屿根本不存在。《舆地山海全图》和《舆地图》与利玛窦以及同期的欧洲世界地图不同，其北极地域没有四大岛屿。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中的北极界和南极界分别在北纬66.5度和南纬66.5度，而《舆地图》中的北极界和南极界分别在北纬72度和南纬72度。很明显，《舆地图》中的南、北极界并不是源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而是出于中国古代的“上规”和“下规”的概念。《晋书》中有记载称：“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绕南极七十二度，常隐不见，谓之下规。”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利玛窦来华后曾经指出过中国古代天文、地理方面的计算错误。因此，利玛窦不可能按照中国古代的纬度绘制地图。

　　史学界普遍认为，《舆地图》上、下两图分别摹自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左上角的《赤道北地半球之图》和左下角的《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并采用了欧洲的正轴方位投影法。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利玛窦采用正轴方位投影法绘制的南、北半球地图可以发现，图中的纬度线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而《舆地图》上、下两图中的纬度线从赤道到极点，相隔距离越来越大，这种纬度线的绘图方法源自中国古代的星相图。

　　《月令广义》中的《山海舆地全图》

　　历史文献记载，利玛窦一六零零年在南京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史学界称其为“南京版《山海舆地全图》”。曾有学者论证认为，冯应京编撰的《月令广义》中收录的一幅《山海舆地全图》应是此版地图的摹本。这一推论是不正确的。

　　此幅《山海舆地全图》中五大洲陆地的轮廓与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中的图形相差甚远，并且此图与《图书编》中《舆地山海全图》及《舆地图》类似，“南极界”和“北极界”约在南纬或北纬72度。

　　《山海舆地全图》虽没有绘出经纬线，可是图中左下角和右下角分别有注释称：“地球横竖经纬界线，别方隅、稽度数。”“图中横竖三十六方，每方中各十度。”这两条注释说明，《山海舆地全图》原图画有经纬线，并且这些经纬线都为直线，经线和纬线之间成正方形。清初时期的著名学者张雍敬在其所著的《定历玉衡》中收录了一幅画有直线形经纬线的《天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省略的经纬线应该与此幅《天地图》中经纬线类似。然而，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图中的经线为弧形，经线和纬线之间形成的图形不是正方形。

　　《山海舆地全图》中的地理名称大部分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相同，但有个别例外。比如，《山海舆地全图》太平洋海域有一标注为“沧溟宗”。按照中文字义，“沧溟宗”可理解为沧海源头。此标注的命名者之所以将太平洋称为沧海之源，可能是因为太平洋中的循环洋流使人误以为海洋之水来源于太平洋海域。对太平洋的如此称谓不仅利玛窦世界地图中没有，在欧洲的世界地图上也是找不到的。

　　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中采用椭圆形投影方式表现出世界为一球形体。《山海舆地全图》虽在注释中提及地球，可是世界的图形还沿用我国古代“天似盖笠，地法覆盘”注3的观念。

　　《汇辑舆图备考》中的《缠度图》

　　有人认为，此书收录的两幅《缠度图》也源于利玛窦之手。但这两幅图中许多大陆轮廓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迥异，并且图中“南极界”和“北极界”都在南纬或北纬约72度。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图书编》中的《舆地山海全图》和《舆地图》、《月令广义》中的《山海舆地全图》以及《汇辑舆图备考》中的《缠度图》分别采用了利玛窦来华以前中国已有的几种世界地图版本中的图形、地域轮廓，并且维持了原图中的天文、地理观念，只不过将利玛窦世界地图中五大洲等地理名称填入地图。将西方的地理名称填入中国古老地图的做法，可用明末学者徐光启提出的倡导学习西方知识的一句话加以验证：“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

　　三、我国古代的天文、地理知识

　　一些中国历史学家认为，在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就如同利玛窦所说的那样：“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省，在它四周所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所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都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最小的中国省大。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注4有的历史教科书写道：利玛窦不仅将世界地图和大地球形学说带到中国，而且将赤道，经纬度和南、北极圈等天文和地理概念介绍给中国。

　　我们的祖先真的像这些教书中所写的那样落后吗？实际上，落后的并不是我们的祖先，而是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解和研究。

　　世界地图

　　前文已经指出，在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人已经绘出了包括美洲大陆的世界地图。明朝初期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之后，明朝政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那些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已有的世界地图应当源自郑和时代的中国航海家和地图测绘家。

　　对世界范围和地球的理解

　　我国古代有许多学者对世界的理解远远超出中国及其附近地域。并且，有的古代学者明确提出地球的概念。《晋书》、《隋书》和《宋书》都有关于天如蛋白、地如蛋黄的记载。注5南宋人志磐在其于咸淳五年(1269)撰写的《佛祖统纪》一书中对世俗社会狭隘的地理观念提出了批评，并且指出地为圆球形。注6根据《元史·天文志》中记载，元朝时中国已有人制造出地球仪，该地球仪上“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了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广义，道里之远近”。曾有国内学者撰文对郑和船队先于欧洲船队完成环球航行的观点进行猛烈抨击，这位学者在文章中称中国人不可能先于欧洲人完成环球航行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人固有的“天道圆，地道方”的观念。我国古代对“天圆地方”一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十几年之后，最终弄清楚了中国学者如何解释“天圆地方”的观念。他在《坤舆万国全图》序中写道，所谓“地为方”实际上是指地稳定不动的本性，而非指地的形态。注7

　　赤道、南北极圈和经纬度

　　我国东汉时期著名学者张衡在其所著的《灵宪》一书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赤道”的概念。“赤道”一词是相对“黄道”而言的，自东汉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天文著作都提到过“赤道”这一概念。这些历史记录表明，早在利玛窦来华一千四百年以前中国人已经得出了“赤道”的概念。

　　南、北极圈这两个概念也是如此。前面已经说过，我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提出了南、北极圈的概念，虽然这两个概念的名称分别为“上规”和“下规”。

　　史学界许多人认为，经纬度是由利玛窦介绍到中国的。一所著名大学历史系教授对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提出的十五世纪几幅欧洲地图摹自中国地图的观点做出了这样的评论：“这些地图，国内的学者都曾经看到过。十五世纪初，中国人是不可能画出这样的地图的。带有经度和纬度的地图直到十六世纪才在中国出现……。”如果这位学者阅读过《元史》他绝不会做出如此评论。《元史》中记载，元代科学家郭守敬曾在全国范围内设了二十七个观测点，他通过与经纬度类似的方法测定这些观测点所在的地理位置。

　　利玛窦自己也承认，中国古人已得出与西方近似的天文、地理知识。他在一六零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呈献给万历皇帝的奏疏中写道：“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

　　四、结束语

　　本文的目的并非贬低利玛窦的历史地位，只想抛砖引玉，促使史学界对利玛窦进行一次重新认识。利玛窦确实促进了中西方在天文和地理方面的相互交流和理解，他也的确将世界五大洲等地理名称介绍到中国，并且还纠正了我国古代天文地理方面的一些计算错误。可是，地球并不是由利玛窦介绍给中国的，而是由中国人自己发现的。

　　不知因为何种原因，当代史学界普遍对利玛窦来华前中国已有一定程度世界地理知识的观点持排斥态度。明末有许多学者认为，“地圆说中国古已有之”。而这些人竟被当代一些学者视为反对和排斥新思想新事物的保守派。当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在中国作关于郑和发现美洲大陆的讲演时，他听到的回应声中最大的不是支持声而是冷嘲热讽。

　　国外一些学者对我们古代天文和地理知识一直在做认真、细致的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外国学者提出中国人早在四世纪时期已明确提出地球为圆形体的观点。注8最近有外国学者甚至提出投影制图的创始人墨卡托的创造灵感来源于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并且现代大气层学说也始于中国。注9反观国内的史学界，在对中国古代天文地理的研究方面许多人仍停留在“天圆地方”的范围内。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我们本应具有很大优势。然而，为什么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在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地理方面落后于人呢？难道我们只能够跟在外国学者的身后去寻找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但被后人忽略并且遗忘的那些光辉灿烂的文明？

　　采 慧 斋

　　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注1 见黄时鉴与龚缨晏合著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注2 见黄时鉴与龚缨晏合著的《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注3 出自《周髀算经》

　　注4 出自《利玛窦中国札记》

　　注5 《晋书》：“前儒旧说天地之本，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果黄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然，故曰浑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谓之南极、北极。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绕南极七十二度，常隐不见，谓之下规。赤道带天之纮，去两极各九十一度少强。黄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内，与赤道东交于角五少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极远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内极远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 《隋书天文志》记载：汉代张衡铸造浑天仪，并著有《浑天仪注》对浑天仪加以说明。该《浑天仪注》中称：“天如鸡子，地如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

　　注6 《佛祖统纪》，共五十三卷。其中卷三十二记述：“世人乏通识，见汉时四履之盛，不出万里，以故乍闻此说，莫之能信。须知此方居东，天竺居中，自此方西至天竺，为四万五千里，自天竺西向尽西海，亦四万五千里，如此则此地为阎浮之东方，信矣。世儒谓之中国，且据此地自论四方之中耳。儒家谈地，止及万里，则不知五竺之殷盛，四海之有截也”。

　　注7 《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序：“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听其(形)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

　　注8见Needham著《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注9见Dick Teresi著《Lost Discoveries》。

weder

《天下诸番识贡图》收藏者：此图无声胜有声


Re: : 天下全舆总图鉴定是真品 复旦教授提出质疑 --- physics

作者: physics R , Mar 24,2006,20:55  回贴 首篇讯息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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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03月23日 17:27 新浪科技

　　刘钢
　　今年年初，一幅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天下全舆总图》公之于众后，史学界几位教授及学者立即对此图提出了种种质疑。有些学者甚至断言，此幅图为“现代不法奸商根据旧地图以及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炮制的伪造品”。

　　面对这些质疑和指责，此幅地图无法开口做出申辩。可是地图的纸张，图中的岁月留痕、地域轮廓和岛屿位置，以及绘图者记录的注文对这些质疑和指责做出了回答。这些答复虽然无声无息，却是有理有据，耐人寻味。

　　一、《天下全舆总图》的绘制年代

　　判定一幅中国古地图的绘制年代除了参考绘图者在图中注明的绘制时间外，还可通过中国古字画、古籍和古纸等方面的一些鉴定方法加以验证。

　　根据新西兰维卡特大学(University of Waikato)的测定结果，《天下全舆总图》纸张的年代为一七三零年至一八一零年期间或一XX零年至一六九零年期间注1。从地图纸张的色变、气味和脆化程度也可以判断出纸张的年代为清中期。图上注文红框以朱砂墨绘成。清朝时期的朱砂墨虽然目前仍然可以找到，可是两百多年前留在纸上的朱砂墨经过岁月流逝所呈现的颜色与现代人用老朱砂墨画在老纸上的效果截然不同。正如元朝人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所云，“古人作画墨色俱入绢缕”，“伪者虽极力仿效而粉墨皆浮于缣素之上”。我们很容易看出，《天下全舆总图》注文红框的朱砂墨色属于“俱入绢缕”，而图上的三方红色鉴藏印则是“浮于缣素之上”，为近现代人所盖之印。《天下全舆总图》的海域以乾隆时期“五香”墨中的青绿色绘成。这种墨色只有经过特别长的时间才会褪色。此幅地图以对折方式保存，由于对折部位透气性较其它部位差，该部位的褪色程度比图纸中部的褪色程度小。这种不规则的褪色是经过长时间自然呈现出来的效果，与古字画造假者采用人工褪色的效果完全不同。图纸上有很多虫蚀蛀孔，特别是在透气性差的对折部位。这些蛀痕均为自然状态下产生的。作伪者有以香烫的方法做出“蛀痕”。以此方式做出的“蛀痕”在高倍显微镜下可以看出“蛀孔”周边比较平滑；而自然虫蛀痕的边缘为毛边。还有的作伪者将纸张放在蛀米堆内，令虫蚀成蛀孔。辨别此种伪造的方法是检验蛀痕形状并查看蛀痕是否在污痕之中，自然蛀痕大小不一且应当出现在纸张的污痕部位。我们可以看到，《天下全舆总图》上的虫蚀蛀孔都与自然蛀痕的特征相符。

　　除上述方法外，还可根据绘图者的书写习惯和字体判断是否为现代人作假。现代人作画、写字的用笔习惯与古人有很大区别。前者写字顺序为从左向右，而后者书写是从纸的右上方开始。由于不同的书写习惯，现代人涂色的第一笔通常画在左上部位，而古人着色的第一滴墨均落在右上方。《天下全舆总图》海域着色的第一笔和第二笔均落在图的右上方。清中期的科举制度要求考生以规定的“馆阁体”书写答卷。这种“馆阁体”看上去字字匀称并且横平竖直，然而却是一种平庸呆板的书体。现代人对此持贬义，研习者寥寥无几。“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由于朝廷倡导“馆阁体”，康乾时期社会上无形之中形成一种“馆阁体”书风。乾隆、嘉庆年间的著名学者洪亮吉对此评论道：“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天下全舆总图》中的字体具有明显的“馆阁体”书风。

　　《天下全舆总图》上的古意斑驳和现代科学检测结果都能验证此图上签署的绘制年代，即一七六三年。

　　二、《天下全舆总图》的绘制风格和特点

　　几位知名的史学教授认为，《天下全舆总图》与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和毕方济等西方来华传教士绘制的世界地图相同，“完全是根据欧洲地图仿绘的”。还有一位历史地理专家进一步断定“从地图的形状看，它基本上是脱胎于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实际上并非如此。只要将《天下全舆总图》与传教士的世界地图以及同期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相比较，就可发现它们之间在绘图理念和构图等方面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其中最主要的是，《天下全舆总图》没有任何投影效果，并且地图的水平中心线在北纬三十七度左右，而非纬度为零的赤道。

　　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家创作出的绘画作品具有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地图绘制也是如此。十五世纪绘图师绘制的世界地图注2在绘图理念、布局和侧重点等方面与地图史学界所称的十六至十八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世界地图”注3有着显著的不同。首先，十五世纪世界地图布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展现大陆，文艺复兴时期世界地图布局的着眼点却放在如何表现出整个地球；其次，十五世纪世界地图注重大陆板块并且夸大世界地域中陆地所占的比例，文艺复兴时期世界地图则企图呈现出真实的陆地与海洋之间的比例；再次，十五世纪世界地图的中心点或水平中心线约在北纬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间，文艺复兴时期世界地图的水平中心线均在纬度为零的赤道；最后，十五世纪世界地图既无投影效果也没有经线或纬线，而文艺复兴时期世界地图采用不同的投影方式制图并且图中绘有经纬线。

　　《天下全舆总图》中注明，此图为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仿绘品。可以看出，《天下诸番识贡图》的风格与十五世纪欧洲世界地图的风格完全吻合。该地图布局的目的和着眼点在于如何有效地展现出地球上所有的大陆陆地，图中陆地面积约占两个交叉圆形总面积的五分之三注4，地图的水平中心线在北纬三十七度左右，同时图中既没有投影也没有经纬线。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世界地图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世界地图的风格。若将这些地图与《天下全舆总图》做比较，普通人也能看出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在利玛窦等人的世界地图中纬度为零的赤道是其水平中心线，并且其图形具有投影效果和经纬线。

　　除具有十五世纪世界地图风格之外，《天下全舆总图》还表现出明朝时期中国人绘制世界地图的特点。正如传教士利玛窦所说：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都会把自己的国家放在地图的中间。为了保持大陆地理位置不失真的同时又能将中国画在地图中部，《天下全舆总图》的原绘者采用了相互交叉且局部重叠的两个圆形绘制世界地图。正是由于两个圆形在东南亚部位交叉重叠，绘图者以简略的手法描绘东南亚一带的陆地和岛屿。为能在最大程度上将中国地域画在地图的中央，绘图者夸大山东半岛的长度、渤海湾的面积。此外，绘图者还将中国南北之间的距离拉长，从而达到将中国陆地连同海域绘成正方形的目的。将中国领域绘成正方形是宋、元、明时期的传统。例如一一三六年的《华夷图》、一一四二年的《禹迹图》和一三九八年的《大明混一图》都为正方形。这一传统源于道教。根据道教的观点，正方形是稳定的象征。在图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些道教的痕迹。例如，图的上方画有一个风水罗盘，罗盘上面写有“六合出行定图式”。“六合”是道教的概念，它的含义是四方上下组合的空间。汉代道家代表性著作《淮南子》中记载“上下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从图中的风水罗盘、“六合”概念以及其它道教痕迹，我们可以判断出《天下全舆总图》的原绘者很可能是一位道士。他是根据中国的道教风水观念设计绘制了《天下诸番识贡图》。上述绘图观念和术语在欧洲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中是看不到的。欧洲也有采用两个圆形绘制的世界地图，可是图中的两个圆形没有交叉重叠而只在赤道线上相互连接。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任何一幅与《天下全舆总图》特点完全相同的世界地图。

　　从《天下全舆总图》中欧洲地域的轮廓和注文很容易判断出，此幅地图绝非根据欧洲地图仿绘。欧洲十七、十八世纪世界地图对本土轮廓的描绘比较准确，而且注文也较详尽。反观《天下全舆总图》，不仅英伦三岛的位置不对，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及黑海均不见踪影，欧洲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或注文更是寥寥无几。

　　三、欧洲制图师影响了中国制图师？还是中国制图师影响了欧洲制图师？

　　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四一八年绘制的《天下诸番识贡图》与十五世纪欧洲世界地图具有同样的风格？是不是《天下全舆总图》的绘制者莫易仝绘图时参考了欧洲的早期世界地图？回答这些问题应从欧洲人的世界地理大发现谈起。

　　欧洲对“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开端是以葡萄牙人于一四八七年驾船绕过好望角为标志。可是在此标志之前，欧洲早已出现了几幅绘有欧洲人尚未抵达地域的世界地图。最为典型的是一四一零年至一四一九年之间绘制的德·韦哥世界地图。该图中清晰地绘出了好望角和非洲东部海岸线。不仅如此，图中还画出了亚洲大陆东北端的杰日尼奥夫角，按照历史记录这一海角是由哥萨克探险家西米诺·杰日尼奥夫于一XX八年勘测绘出。

　　在欧洲人“发现”之前就已出现在地图上的地域还包括南极洲。根据记载，欧洲人首次抵达南极洲的时间是在十九世纪。可是一五一三年绘制的皮里·雷斯地图和一五三一年绘制的奥兰多斯·菲诺斯世界地图中都绘有南极洲地域，并且部份地域轮廓接近实际状况。

　　一五一三年巴尔博亚从美洲东海岸线穿过巴拿马地峡来到美洲西海岸，他是第一个站在美洲西海岸看到太平洋海水的欧洲人。一五二零年麦哲伦率领船队通过麦哲伦海峡驶入太平洋海域，他是第一个带领船队在太平洋中航行的欧洲人。上述都是无可争议的历史记录，可是这些记录却无法与一五零七年绘制的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吻合。瓦德西穆勒世界地图的出现早于巴尔博亚看到太平洋，可是此幅地图却绘有美洲大陆西部海岸线的走向和太平洋海域的基本轮廓。这说明有人在巴尔博亚看到太平洋之前已经完成了对美洲大陆西部海岸线和太平洋海域的勘探。

　　在这些地域被欧洲人“发现”之前，是何人对这些地域进行了勘探并把它们画在地图上？如下两个方面的证据给我们提供了解答这一问题的答案。

　　首先是十五世纪欧洲世界地图绘制方面的变化。由于耶路撒冷位于欧洲东部，出于宗教的原因十五世纪中期以前欧洲世界地图基本上都是上东下西，偶尔出现过上南下北的世界地图，并且这些世界地图都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从十五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一个接一个欧洲人虽未抵达确已被发现的“新大陆”增加到地图上，欧洲人绘制世界地图的观念和方法出现了重大变化。其地图方位变成上北下南，并且地图的中心或水平中心线不再位于耶路撒冷，而是变成纬度比耶路撒冷略高的地域。中国地图的方位从宋代开始已逐渐形成上北下南的固定格局，并且地图的中心线均在北京和南京之间，这一地域的纬度比耶路撒冷略高。可以看出，十五世纪中期欧洲世界地图绘制方法变化的原因是参考了中国人绘制的地图。

　　其次是造船技术和地理勘探科技。同时掌握这两方面的技术是将“新大陆”画在地图上的前提条件。欧洲大规模从事海上探险活动是从葡萄牙享利王子开始的。虽然欧洲人于十五世纪末 “发现”了美洲大陆，可是当时的欧洲人并不掌握地理勘探技术。根据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记载，欧洲人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掌握如何通过恒星之间以及恒星与地平线之间的距离测定地域的经纬度。阿拉伯人早于欧洲人掌握如何测定地理位置的方法，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造出远航船只的技术，并且历史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阿拉伯人大规模从事航海探险的记载。中国人早在十五世纪初就已同时掌握远航船只的制造技术和地理勘探科技。史料记载，郑和船只的体积以及船队的规模远远超过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的任何一只欧洲船队。《郑和航海图》中记录的过洋牵星术就是一种根据恒星之间以及恒星与海平面之间的距离测定地理位置的技术。所以当时只有中国人具备将“新大陆”画在地图上的前提条件。

　　上两方面的证据可以说明，在欧洲人“发现”那些新大陆之前中国人已对这些地域进行了勘探并把它们画到地图上。欧洲早期世界地图之所以能够将欧洲人尚未抵达一些地域绘在地图上，是因为他们仿照中国人于十五世纪初绘制的世界地图。正因如此，一四一八年绘制的《天下诸番识贡图》才会与十五世纪欧洲世界地图具有同样的风格。

　　此外，时间顺序也可以证明《天下全舆总图》为一四一八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仿绘品，并说明莫易仝绘制此图时不可能参考欧洲早期世界地图。前面所提到的几幅欧洲人于十五世纪或十六世纪初绘制的世界地图都是于十九、二十世纪被重新发现的，它们都曾有消声灭迹近四百年的经历。因此，莫易仝于一七六三年仿绘《天下诸番识贡图》时不可能看过这些欧洲世界地图。

　　四、地图中所谓的“硬伤”

　　几位教授分别撰文称《天下全舆总图》中有几处“硬伤”，他们认为这些“硬伤”说明此图是一件伪造品。我们只需仔细查阅《天下全舆总图》中的注文，并将这些注文与有关史料进行对照，就可以看出这些“硬伤”形成的原因。

　　误读历史造成“硬伤”

　　一位历史专业人士认定《天下全舆总图》为伪造品的根据之一，是图中几个“余”字都是简体字。他认为，中国的简体字只有“五十年的历史”，图中的简体字应是现代人伪作的证据。略知汉字史的人一定不会赞同这一观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推行汉字简化的目的是统一和推广简体字。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没有人写简体字。宋徽宗御笔所书的《神霄玉清万寿宫诏》中，“无疆之休”和“以垂无窮”之句的“无”字与现代简体字完全相同，而不是繁体字“無”。明清时期也不乏文人用简体字的事例。史学界目前有不少学者关注中国古代简体字的研究。例如，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俞欣先生于二零零三年提交的博士论文《古代简体字研究》，该论文对古代简体字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一位教授认为，图中“凶奴”是“匈奴”的误写。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枚战国时期的玉玺，其印文为“凶奴相邦”四个字。宋朝人撰写的《小畜集》卷二十二中提及“汉武斥逐凶奴”。这些史料证明，“凶奴”一词很早以前就已出现，并一直与“匈奴”并用。该教授指出的另一个“硬伤”是，“明代时中国北方早已没有匈奴的存在”，因此明代的地图上不应出现匈奴。明末版《华夷古今形胜图》和明朝崇祯年间印制的《皇明职方地图》中的中国地域北部都有“鞑靼即匈奴国”的注文注5，这些注文说明这位教授对明代地图存有误解。

　　此位教授对明代地图的误解还涉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