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觉将军回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拼命搞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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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觉将军回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拼命搞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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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03 09:07:17 点击:49
  
李觉将军回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拼命搞出来的


我国研制原子弹关键的一步是在1957年夏天迈出的：在二机部下面成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后来又改称九院。出任局长的是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少将。李觉说没有想到中央竟让自己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用李觉将军的话讲，当时他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知。
55岁的王淦昌要离开17号工地时，竟拔下几根白发，留在了这个研制原子弹起步的地方。
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被调到这个研制原子弹的第一线。这些人里有“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科学家们认为要让原子弹爆炸，首先必须摸清原子弹的内爆规律，并掌握爆轰实验技术。于是在北京古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上，九局搞起了爆轰实验。爆轰试验队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很艰苦，就是一座碉堡、几排简易营房和十几顶军用帐篷。但试验队里年轻人那股忘我、拼命的劲头儿真让人感动。我不止一次地想：有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有这些愿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年轻人，就一定能造出“争气弹”来。
爆轰实验的炸药是在军用帐篷中搅拌的。帐篷内的通风不好，雾气腾腾的炸药粉尘充斥了室内每一寸空间，古怪难闻的气味冲鼻而入，搅拌者还要快速地动着，这真是件苦差事。但越是苦差事，大家越争着去做。为了避免争执，大家索性轮流进去搅拌。领导这一试验的王淦昌自然也坚持要做这项工作。看他那利索的运作和搅拌频率，简直不相信他已是50多岁的人。这种环境对身体当然是有害的。大家怕影响他的健康，总是劝他赶紧离开现场，有时甚至把他硬推出去。可一会儿不注意，他的身影又出现在云雾蒸腾的帐篷中。“你们就不要劝我了，我是不会离开的。我要和大家一起做。”王淦昌诚恳而又固执地说。听着这话，看着决心已定的他，大家真的不知再说什么好，只有一个心思：拼命工作，争取提前完成任务。就这样，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通过一次次的试验改进，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爆轰实验，基本上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17号工地的日日夜夜为中国首枚核装置的研制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了组织、技术、物质、精神上的准备。随着核武器研制的深入，17号工地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需要换一个更大的试验基地。爆轰试验队离开17号工地的那天，55岁的王淦昌竟拔下几根白发，悄悄地放在古长城的石缝中，留作永久的纪念。这件事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深为感动。
没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奉献与协作，原子弹是不可能这么快搞出来的
核工业部制定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方针时，就明确为：主要技术以我为主，同时要积极考虑全国大力协同。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完全正确。原子弹实际上是全国大力协同才研制成功的，是全国人民的成果。
爆轰试验，“轰”的一响，那爆炸的速度、力度都要测试出来，这就需要高速照相机。那时也不能到国外去买，只好在国内到处去找，跑遍了北京、上海，问遍了科学院、大专院校的研究部门，可就是找不到，科学家们非常着急。没有高速照相机，下面的实验无法进行。我到处调查，到处求人，终于在炮兵部队找到了。我去找邱创成司令员。邱司令员抗战时就和我在一起，很支持我的工作，把高速相机给贡献出来了。
制造原子弹的外壳，需要机械加工，三机部有这个能力。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在西藏和谈时是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我们也熟悉，我就去找他。志远很痛快。他要我提出要求，把任务交给其下属工厂。工厂提出要经费，要增加设备。孙志远回答得很干脆：钱他们没有，设备你们自己想办法，按他们的要求做好，一定要保证质量。结果工厂终于搞出来了，一分钱不用给。
还有一个设备，国内只有空军才有。我去找刘亚楼司令。他批准了，但研究院不愿给，说：“既然司令员批了，我们共用吧，我们也很需要。”我说：“不行，我们有放射性污染。”他们只好给了。没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奉献与协作，原子弹是不可能这么快搞出来的。
在那个经济困难时期，科研人员们忍饥挨饿，但为了制造我国的原子弹，大家都在拼命！
1958年8月，我到青海金银滩的时候，这里与北京和全国热气腾腾的火热情景不同，显得十分静。我只带了二三十人?顶帐篷，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这里平均海拔3200多米，年平均温度为－0.4℃，高寒缺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科技人员们过去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受过这样的苦。但他们却用不到4年的时间在这里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这种困难集中反应在一个方面是粮食、副食品的严重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也度过了忍饥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岁月，但没有一个人灰心丧气、消极沉闷。为了制造我国的原子弹，大家都在拼命！
当时科研人员每天就餐后走出食堂都说还没吃饱，但一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多小时后，肚子提出抗议了，有的人拿酱油冲一杯汤，有的人挖一勺黄色古巴糖，冲一杯糖水，还有的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刻又埋头科研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在这里大家曾经有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粒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
大家的努力换来了可喜的成果：1963年3月，科研人员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了一颗准原子弹，取得理想的效果。这些为下一步正式原子弹爆炸成功打下了基础。
为了这一刻，一些人的生活曾是那样艰辛、那样忍耐、那样奉献、那样悲壮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座机密工厂里组装完成。当时由王淦昌和我的副手吴际霖把这颗原子弹送到新疆的罗布泊实验基地。这趟专列安全保卫工作非常严格，所用燃用煤100吨都经过仔细挑选检查，不让混入一丁点任何可能爆炸的杂质。各站检查这趟火车的工人均发一把特殊的铜锤，以防敲击检查时产生火花。在甘肃到新疆的铁路线上，所有火车都要为这趟列车让路，横越在线路上的所有高压输电线都切断电力供应。在专列通过前，所有铁路人员和安全人员已对所有可能发生的偶然事故进行多次演习。当火车通过甘肃、新疆两省交界处的车站时，王淦昌说：“我和吴际霖被窗外的景象吸引住了：一行行铁路干警和安全保卫人员在站台笔直地站着，简直像雕像一样，守卫着铁路线的安全。听公安部领导说，他们已站了一夜。为了这颗原子弹，真是全民动员起来了。”
10月14日19时，这颗原子弹被小心翼翼地安装在爆心的铁塔顶端，等待着自己施展神威的时刻。
10月15日，爆炸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我是在铁塔下度过的。当时我心情很激动，但更多的是担心。那天晚上风很大，大风吹得钢丝绳打到铁塔当当当直响。这要是不安全可不行，我不放心，就又去铁塔下，一看，哟，这油机的盖布怎么变样了，一块大帆布下面鼓鼓囊囊的，推也推不动，不对呀！我一揭盖布，老天爷，一个工人在底下！还戴着帽子，穿个皮夹克一样的衣服。我说：“你怎么在这儿？怎么还不回去？”他说：“我不能回去。明天是我的班。今天晚上油机万一出了事，明天我不能把产品送到塔上去，我这个责任可就大了。我不能去，得在这儿守着。”我一看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只好说：“好吧好吧，你要休息好，风太大，盖好，别感冒了。”我同意这个工人不回去。他在油机旁守了一夜。第二天开油机卷扬机把我们和产品送到塔上。他是位老工人，叫王振禄。 <>
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获得完全的成功。为了这一刻，一些人的生活曾是那样艰辛、那样忍耐、那样奉献、那样悲壮。正是这些人那段难忘的人生历程让我们实现了强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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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保密做得好 中国"蘑菇云"研制地原子城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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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03 06:30:12 点击:117
  
当年保密做得好 中国"蘑菇云"研制地原子城探秘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年04月03日 10:56

　　我无法写出我对原子城的全部感受——因为它的冲击波太强烈了。按照计划，我们登船漫游过湛蓝色的青海湖之后，就要沿青藏公路返回西宁。但好客的主人，临时增加了一个项目：让我们去看看位于青海湖一侧的金银滩，那里有黄沙堆起的金山和白沙堆起的银山。更为诱人的是，离金银滩几十里路的行程，便是中国“蘑菇云”(导弹和氢弹)研制地原子城的旧址——今日海北藏族自治州首府西海。那是个使人感到十分神秘而又让人回肠荡气的地域，因而不用主人多说，我们便从青海湖驱车北行，直奔祁连山南麓的原子城。
　　世界历史上记载着：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大西北罗布泊升起了一朵“蘑菇云”，两年零八个月之后，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又研制成功。当时世人无法得知两弹何以会横空出世，震响在九天环宇；更不知道孕生两弹的母体，究竟在天之涯海之角的何处。直到1987年，研制基地全部撤离之后，世人才知道这两颗中国“争气弹”，都是在这个西海基地研制成功的。通过新闻媒体国人进一步知道：这儿海拔3000多米，属于缺氧地区；由于地处大西北“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地带，一年四季中近1/2的时间，是风雪覆盖的严寒冬季。1957年国防科工委把核武研制中心选择在西海之后，研制人员常年生活在帐篷和干打垒的地下住室(茅草与泥土搭建而成)，其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可想而知。因而从登上这块土地，心里充满了神秘感。
　　令人感到惊愕的是，昔日这个带着神秘面纱的西海，今天竟然成了一座绿荫遮盖和开满鲜花的城巿。化剑为犁的西海，在不到20年的光景，已摇身一变成了青海旅游圣地。该怎么说呢，如果没有展厅的和一些图像的昭示，没有人会想到这儿曾是孕生核弹的腹地。我信步向绿荫深处走去，一座纪念碑出现在我的面前。此碑高约16米多，与其它纪念碑不同之处在于，碑身颀长并呈方柱形，充满寓意的是，其碑身四周围刻着象征抵御外侵的盾牌和展翅欲飞的和平鸽；碑顶端，不是尖尖地指向天空，而是镶嵌着一个圆球。碑文上的几个大字“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为当年张爱萍将军所题写。基地研制中心初建的日子，当地最好的住所是几座简易的红砖楼，这位主持核武研制的将军自己住在帐篷中，却让第一线的科研人员住进楼房。青海地处高寒地带，为了抵挡夜寒，张爱萍将军睡觉时怀里常揣着一个暖水袋热身。多少年之后曾有记者询问将军：当年何以会如此苛求自己？他回答：“只为圆上中华民族的强国梦！”这些美谈，像开在小城路旁的鲜花一样，芳香弥漫了整个西海。
　　在一条安静的小街上，笔者曾垂询一位当年为基地服务的炊事人员。说起当年的艰苦，他说住帐篷和干打垒的地窝子，那只是小事一桩。他记忆最深的是粮食的匮乏，特别是到了3年自然灾害时期，基地人员也和全国人民一样，青稞面的饼子，常常填不饱肚子。后来，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给这里拨来上百万斤黄豆，青海的藏民、回民赶来4万只羊，说是为了给高寒地区的工作人员体能“增热加钢”。多少年之后，他才知道全国人民给这儿“增热加钢”，是为了两弹升天。
　　我询问老者：“当时，您不知道这儿是核武基地吗？”
　　老者开心地笑了起来。他说不仅他不知道，从天南地北调来这儿的青年人，只知道是来建设西北草原的。当然，有时他也感到神秘兮兮的，因为通往几栋红砖楼的路口，日日夜夜都有士兵值勤站岗；出入于那里的车辆，上面都蒙着厚厚的苫布。直到两弹在大漠爆炸成功，他奉命做一些好的饭菜，也没有想到这儿就是研制中心。他和伙房的同伴只想到这是庆祝中国有了“争气弹”了，而不知道这两个“争气弹”就诞生在他们的身边。说到这里，老者为我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那是1966年氢弹成功爆炸后的一天，在餐桌上有一个科研人员，为庆祝氢弹研制成功，便多喝了几杯青稞酒，在醉酒后说了句“你们大家也是‘争气弹’的功臣”，当时我们还认为他是发酒疯哩！直到基地要撤消了，有关部门来这儿清理环境，我们才大梦初醒！原来那位科研人员当年是“酒后吐真言”，我们却把真言当成了酒话听。这不是我们神经迟钝，而是当年的保密工作做得好。
　　我非常感谢这位老者。如果没有他的切身感悟为我领路，我对原子城的认知是抽象的——他的这番话语，让我得知小城的经纬之中，蕴藏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昔日，西部歌王王洛宾在这座小城生活期间，曾写下浪漫动人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是张扬西北边陲人性之美的篇章；而两弹在大漠的鸣响，是一首民族的交响乐章，乐章中的每个音符，都把中华民族历经沧桑之后奋而崛起的精神，鸣响在九天云霄之上。
　　走在小城安静的街道上，能听到的只有鸟鸣；我想寻觅那些放开歌喉的鸟儿，却难以看到它们的身影，因为街道两旁的绿树郁郁葱葱，找不到它们的藏身之地。如今这个小城人均占有的绿地面积已达到了6平方米——昔日的“原子城”，今天已然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