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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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田

有人指责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认为这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部面貌；也有人反对历史叙述中间的“政治挂帅”，转而高擎“社会史”的大旗，然而历史显然也不是平头百姓的家谱。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间，帝王将相固然不能够控制和掌握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平头百姓也显然不是完全消极与被动地作为历史背景。历史确实不是个人主导的，一切重大的历史过程都是有组织的力量在起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的英雄绝少是“孤胆英雄”，而是作为一支队伍中间的杰出奋斗者角色出现的。
自从大同社会崩溃之后，历史上也很少出现什么“自由人的联合”，人们组织起来进行奋斗，总是一种“非自然”的整合因素在起作用的结果。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间，最强大的整合因素足以推动历史进程的、广泛地把人们组织起来的强大整合力量是资本和权力。权力最后依托国家机器来直接起作用，而资本则通过间接方式去完成人力物力资源的整合。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他的对立面，都过分地高估了资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间的整合作用，在他们的叙事中间，常常有意或者无意地把资本作为唯一有效的、或者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整合力量看待。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资本确实在欧洲历史过程中间曾经是作为最强大的整合力量，并推动欧洲国家的中央集权建设进程，中国很早就具有完备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存在，资本的整合作用从来都没有占据过优先地位，无论是宣称资本主义阶段无法超越，还是抨击国家政权的腐败和异化，都无法改变在中国现实中间资本至今无法取得优势地位的事实，解放前的“官僚资本”和改革后的“腐败”，都是资本依附权力的表征。欧洲历史上资本的主导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历史叙述中间，而是也作为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主导叙述线索，政治学中间的所谓“国家与社会”二元叙述，实际上不过是把资本和权力的整合作用进行有偏见的替代叙述，而经济学上强调的所谓“效率优先”则是绝对肯定资本积累过程必须顺利完成的意志。在中国研究本土历史过程中间，从前中国的知识精英一窝蜂去去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今天则一窝蜂地去寻找“市民社会”的印记，虽然在这样的专案审查方式中间，也能够找到许多蛛丝马迹，然而殊不知中国并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资本和资本家主导社会历史过程的经历，总是显得根据不足。
在国家机器的逐步走向强化的方向上，中国与欧洲是一致的。但是起点与方法是大不相同的，中华国家机器的强化过程，首先是服务于防御性质的公共安全目标，最后是在列国争霸过程中间陷入安全困境，最后为了降低安全成本而追求统一的；而欧洲近代国家的统一过程，则是服务于进攻性质的对外争霸的需要。在国家职能上，中华国家机器完善之后，首在缓和国内矛盾；而西方国家机器建设过程始终服务于把内部矛盾向外转嫁。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国家机器的对外竞争特色非常明显，是作为一个对外的竞争实体而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步引入对外缓和阶层矛盾的职能。
在国家机器的建设与强化过程中间，欧洲是资本家群体和国王的合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的是内部市场的统一和外部争霸的需要，是新贵损害旧贵的利益建设新的利益格局。中国是诸侯和他周边的助手共同完成的，结果是通过实现政治统一来解脱安全困境，消除无价值的高安全成本，受益者是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
在近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特别是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使得国家政权成为一个最强有力的人力物力资源整合因素来起作用，是资本整合因素的强有力的对照。如果考虑这样的历史过程，那么西方学术界包括马克思都给予了资本家和资本积累过程过分的高估。在中国的学术界中间，无论是从前的资本主义萌芽说，还是今天的市民社会研究，乃至政治学领域里的国家社会的二元理论方式，都是过分高估资本作用的意识形态演绎。国家政权与资本都可以用以动员人力物力，据以发展经济，问题是资本整合方式受制于资本积累的规则，如果没有足够的利润激励则成本“非资本领域”，无法完成国计民生所需。非资本领域的存在是人均资源不足，资本积累布具备条件的结果，在第三世界国家，在穷国的弱势群体内部，要解决迫切的问题都无法依赖和等待资本的作用。
把国家政权和资本的作用，进行对照看待，作为互为替代的整合因素来看待是只要的视角。两者都有其积极之处和消极作用，并且资本的作用由于是一种间接的动员方式，要受制于是否具备宽松的资源条件足以支持资本积累的正常进行。所以选择直接的动员方式――国家主权，还是选择间接的动员方式――资本，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替换的想当然。如果资源条件不够宽松，非资本领域就会大量广泛存在，无法达成社会发展目标。
在政权与资本之间，过分美化资本的作用，不论是在“市场”还是在“社会”面目底下的美化过程，都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意识形态。这种言说不顾特定的资源条件，屏蔽掉历史与现实的视野，采用最常见的专案组手法，一味地宣传政权的消极面和资本的积极面。目的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扫除最强有力的限制因素，充分发挥垄断地位的作用。这与毛泽东时候知识精英过分突出资本的消极面，无限制地吹捧政权的积极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就是这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变是自己的职业利益追求“低投入、低风险、高产出。”
需要在这样的真实历史背景下，重新解读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的历史作用，发现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解读，基本上是在中国特定背景下去解读西方的一种想当然，所以对于西方启蒙以来的一切美丽语汇，其真实涵义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而马克思根据欧洲历史进程总结出来的“五阶段论”，尤其不合适用来解释中国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