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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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应付外调


    所谓“外调”，是一个专用名词，意思就是从外地外单位向劳改大院的某一个
“罪犯”调查本地本单位某一个人——他们那里是不是也叫“罪犯”？这个称呼也
许是北大的专利——的“罪行”。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哪一个单位也不惜工本，
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
证，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拿我自己来讲。我斗胆开
罪了那一位“老佛爷”。她的亲信们就把我看做“眼中钉”，大卖力气，四出调查
我的“罪行”。后来我回老家，同村的儿童时的朋友告诉我说，北大派去的人一定
要把我打成地主。他把他们（大概是两个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
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是第一名！”第一次夹着尾巴跑了。听口气，好像还
去过第二次。我上面已经说到，在抄家时，他们专把我的通信簿抄走，好按照上面
的地址去“外调”。北大如此，别的单位也不会两样。于是天下滔滔者皆外调人员
矣。

    我被关进“劳改大院”以后，经常要应付外调人员。这些人也是三六九等，很
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调查人的姓名，我写完后，交给监改人员转走。有的要当面
面谈，但态度也还温文尔雅，并不吹胡子瞪眼。不过也有非常野蛮粗鲁的。有一天，
山东大学派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一定要面谈。于是我就被带进审讯室，接受我家乡
来人的审讯了。他们调查的是我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国文系教授的关系。我由此知
道，我这位朋友也遭了难。如果我此时不是黑帮的话，对他也许能有一点帮助。但
我是自身难保，对他是爱莫能助了。我这个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摇身一变，
成了山东大学的“罪犯”。这两位仁兄拍桌子瞪眼，甚至动手扯头发，打人；用脚
踹我。满口山东腔，“如此乡音真逆耳”，我想到吴宓先生的诗句。我耳听粗蛮重
浊而又有点油滑的济南腔，眼观残忍蛮横的面部表情，我真恶心到了极点。山东济
南的“国骂”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个字：“我日妈！”这两个汉子满嘴使用着
山东“国骂”，迫我交待，不但交待我同那位教授的“黑”关系，而且还要交待我
自己的“罪行”。来势之迅猛，让我这久经疆场的老“罪犯”也不知所措，浑身上
下流满了汗；一直审讯了两个钟头，看来还是兴犹未尽。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
连北大的监改人员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实在有点过分，干脆出面干涉。这两位
山东老乡才勉强收兵，悻悻然走掉了。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
我自己，而是我的那位朋友：“碰到这样蛮横粗野没有一点人味的家伙，你的日子
真够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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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连续批斗


    被囚禁在牛棚里，每天在监改人员或每天到这里要人的工人押解下到什么地方
去劳动。我一下子就想到农村中合作化或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长每天向农民分配耕
牛的情景。我们现在同牛的差别不大。牛只是任人牵走，不会说话，不会思想；而
我们也是任人牵走，会说话而一声不敢吭而已。

    但是劳动并不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生活内容，换句话说，并不是唯一的“改造”
手段。我们不总是说“劳动改造”吗？我一直到现在，虽然经过了多年的极为难得
的实践，我却仍然认为，这种“劳动改造”只能改造“犯人”的身体，而不能改造
思想，改造灵魂。它只能让“犯人”身上起包，让平滑的皮肤上流血，长疤；却不
能让“犯人”灵魂中不怒气冲冲。劳动不行怎么办呢？济之以批斗。在劳动改造以
前，是批斗单轨制。劳动改造以后，则与批斗并行，成了双轨制。批斗我在上面已
经谈到，它也只能用更猛烈，更残酷的手段把“犯人”的身体来改造，与劳改伯仲
之间而已。

    但是劳改与批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让我辈“罪犯”选择的话，我们
都宁愿选取前者。可惜我们选择的权利一点都没有。因此，我们虽然身居劳改大院，
仍然必须随时做好两手准备。即使我们已经被分配好跟着工人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了，
心里也并不踏实。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说不定哪一个单位，由于某一个原因——其
中并不排除消遣取乐的原因——，要批斗我们“罪犯”中的某一个人了。戴红袖章
的公社红卫兵立即奉命来“黑帮大院”中押人，照例是雄赳赳气昂昂地，找到大院
的“办公厅”。由负责人批准批斗。过了或长或短的时间，被批斗者回来了。无人
不是垂头丧气，头发像乱草一般。间或也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至于有多少人这样被押出去批斗，我没有法子统计。反正每天都有。我自己在
大院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要犯”。我作为一个原井冈山的勤务员，反对了
那一位“老佛爷”，这就罪在不赦。从大院中被押出去批斗的机会也就特别多。我
每天早饭之后，都在提心吊胆，怕被留下，不让出去劳动。我此时简直是如坐针毡，
度秒如年，在牢房里，坐立不安。想到“棚友”们此时正在某处干活，自由自在，
简直如天上人。等待着自己的却是一场说不定是什么样的风暴。押解我的红卫兵一
走进大院，监改人员就把我叫到对着劳改大院门口的一座苇席搭成的屏风似的东西
前面——屏风上有许多字， 我现在记不清是什么了——， 低头弯腰，听候训示：
“季羡林！好好地去接受批斗！”好像临行时父母嘱咐孩子：“乖乖的不要淘气！”
在这期间，我被押去批斗的地方很多，详细情形我不讲了。每次反正都是“行礼如
仪”。先是震天的“打倒”的口号，接着是胡说八道，胡诌八扯的所谓批斗发言。
紧张的时候，也挨上两个耳光。最后又在“打倒”声中一声断喝：“把季羡林押下
去！”完了，礼仪结束了。我回到大院，等于回到自己家里，大概也是垂头丧气，
头发像乱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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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大批斗


    我在上面谈到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第
一次斗“鬼”。因为我当时还不是“鬼”，没有资格上斗鬼台，只是躺在家中，听
到遥远处闹声喧天而已。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此时这个日期已经被规定为“纪
念日”，又大规模地斗了一次“鬼”。因为我仍然没能争取到“鬼”的资格，幸免
于难。

    到了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我已经被打成了“鬼”，并已在黑帮大院中住了
一个多月。今年我有资格了，可以被当“鬼”来斗了。但是，这也是一个沉重的灾
难，是好久没有过的了。一大早，本院的牢头禁子们就忙碌上了。也不知道是根据
什么原则来进行“优化组合”。并不是每一个“棚友”都能得到这个一年一度极为
难得的机会。在列队出发的时候，我发现只有少数人参加。东语系的“代表”只有
二人：我和那一位老教授。押解我们的人，不是本院的监改人员，而是东语系派来
的一位管电化教育的姓张的老工作人员。由此也许可以推断，这次斗鬼的出席人员
是由各系所单位确定的。这一位姓张的老同事，见了我们，不但不像其他同等地位
人员那样，先“妈的！”“混蛋”骂上一通，而且甚至和颜悦色。我简直有点毛骨
悚然，非常不习惯。我们这一伙“罪犯”，至少是我，早已觉得自己不是人了。一
旦被人当人来看待，反而觉得“反常”。这位姓张的老同事使我终生难忘。

    但是，那些“斗鬼者”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我不敢
抬头，不但路旁的人我看不清，也不敢看。连走什么道路也看不清。只是影影绰绰
地被押出黑帮大院，看到眼前的路是走过临湖轩和俄文楼，沿斜坡走上去的。当时
现在的大图书馆还根本没有，只有一条路通向燕南园和哲学楼。我们大概就是顺着
这一条林荫马路，被押解到哲学楼一带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清楚是用什
么方式，批斗了一番之后，就押解回“府”。我没有记得坐很久的喷气式，也不记
得有人针对我作什么批斗发言。我的印象是，混乱一团。我只听到人声鼎沸，间以
“打倒”之声。也许是各个系所单位分头批斗的。我自己好像梦中的游魂，稀里胡
涂地低头弯腰，向前走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只感觉到，不但前后
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好像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到处都是人。我能够看到
的却只有鞋和裤子。在“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感觉到周围的人似乎更多了，人声
也更嘈杂了，砖头瓦块打到身上的更多了。我现在已经麻木，拳头打在身上，也没
有多少感觉。回到黑帮大院以后，脱下衬衣，才发现自己背上画上了一个大王八，
衣襟被捆了起来，绑上了一根带叶的柳条。根据我的考证，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
平常像阎罗王殿一样的黑帮大院，现在却显得异常宁静、清爽，简直有点可爱了。

    痛定思痛，我回忆了一下今天大批斗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热闹而又隆重呢？
小小的批斗，天天都有，到处都有。根据心理学的原理，越是看惯的东西，就越不
能引起兴趣。那些小批斗已经是“司空见惯浑无事”了。今天的大批斗却是一年才
一次的大典，所以就轰动燕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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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棚中花絮


    这里的所谓“花絮”，同平常报纸上所见到的大异其趣。因为我一时想不出更
恰当的名称，所以姑先借用一下。我的“花絮”指的是同棚难友们的一些比较特殊
的遭遇，以及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是留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虽是小事，却小中
见大，颇能从中窥探出牛棚生活的一些特点。又由于大家都能了解的原因，我把人
名一律隐去。知情者一看就知道是谁，用不着学者们再写作《〈牛棚杂忆〉索隐》
这样的书。

    1 图书馆学系一教授

    这位教授作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是国内外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和敦煌学家。我
们早就相识，也算是老朋友了。这样的人在十年浩劫中难以幸免，是意中事。我不
清楚加在他头上的是些什么莫须有的罪名。他被批斗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不知道
是怎样一来，我们竟在牛棚中相会了。反正我们现在早已都变成了哑巴，谁也不同
谁说话。幸而我还没有变成瞎子，我还能用眼睛观察。

    在牛棚里，我辈“罪犯”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间训话时，
完全出我意料，这位老教授被叫出队外，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他脸上响起，接
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思
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在当时那种阴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
有。这样一件事却真大大地让我开心了一通。我不知道，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
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
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
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
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2 法律系一教授

    这位教授是一个老革命干部，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参加了革命。他的生平我不清
楚。他初调到北大来时，曾专门找我，请我翻译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论》。
从那时起，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以后在校内外开会，经常会面。他为人随和、善良，
具有一个老干部应有的优秀品质。我们很谈得来。谁又能料得到，在十年浩劫中，
我们竞有了“同棚之谊”。

    在黑帮大院里，除非非常必要时，黑帮们之间是从来不互相说话的。在院子里
遇到熟人，也是各走各的路，各低各的头，连眼皮都不抬一抬。我同这位教授之间
的情况，也并不例外。

    有一天，是一个礼拜天，下午被牢头禁子批准回家的“罪犯”，各个按照批准
回棚的时间先后回来了。我正在牢房里坐着，忽然看到这一位老教授，在一个牢头
禁子的押解下，手中举着一个写着他自己名字的牌子，走遍所有的一间间的牢房，
一进门就高声说：“我叫某某某，今天回来超过了批准的时间，奉命检讨，请罪！”
别的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却是毛骨悚然，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3 东语系一个女教员

    她是东语系教蒙古语的教员。为人鲠直，里表如一，不会虚伪。“文化大革命”
一起，不知道是什么人告密，说她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这完全是捕风捉影
的无稽之谈，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也根本没有旁证。大概是因为她对北大那一位
女野心家不够尊敬，莫须有的“罪名”浸浸乎大有变成“罪行”之势。当我同东语
系那一位老教授被勒令劳动的时候，最初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学校东门外的一个颇
为偏僻的地方，拣地上的砖头石块，有一个工人看管着我们。有一天，忽然这一位
女教员也去了。我有点困惑不解。我问她，是不是系革委会命令她去的？她回答说：
不是。“既然不是，你为什么自己来呢？”“人家说我有罪，我就有了有罪的感觉。
因此自动自愿地来参加劳动改造了。”她这种逻辑真是匪夷所思。“其愚不可及也。”
这是我心中的一闪念。我对于这种类似耶稣教所谓“原罪”的想法，觉得十分奇怪，
十分不理解。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她这个人的为人。但是，在我当时的处境中，自己
是专政的对象，“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我敢说什么呢？

    如此过了一些时候。等我们被押解到太平庄去劳动的时候，“罪犯”队伍里没
有她。这是理所当然的。焉知祸不单行，古有明训。等我们从太平庄回来自建牛棚
自己进驻以后，最初也没有看到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自己心里想。但是，忽
然有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从黑帮大院门外连椎带搡地推进一个新的“棚友”来，
我低头斜眼一看：正是那一位女教员。我这一惊可真不小。我原以为她已经平安过
了关。用不着再自投罗网，“鱼目混珠”了。现在，“胡为乎来哉！”她怎么到这
阎王殿来了呢？这次看样子决不是自动自愿的，而是被押解了来的。尽管我心里胡
思乱想，然而却一言不发，视而不见。

    有一个牢头禁子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华。”

    “哪一个‘华’呀？”

    “中华民国的‘华”，。

    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一个“反革命罪犯”竟敢在威严神圣的、代表“聂”记
北大革委会权威的劳改大院中，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为“中华民国”张目，是可
忍，孰不可忍！简直是胆大包天，狂妄至极！非严惩不可！立即给戴上了“现行反
革命分子”的帽子，拳足交加，打倒在地。不知道是哪一个有天才的牢头禁子，忽
然异想天开，把她带到一棵树下。这棵树长得有点奇特：有一枝从主干上长出来的
支干，是歪着长的。她被命令站在这个支干下面，最初头顶碰到树干。牢头禁子下
令：

    “向前一步走！”

她遵令向前走了一步。此时她的头必须向后仰。又下了一个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时树干越来越低，不但头必须向后仰，连身子也必须仰了。但是，又来了一个口
令：

    “向前一步走！”

此时树干已极低。她没有练过马戏，腰仰着弯不下去。这时口令停了。她就仰着身
子，向后弯着站在那里。这个姿势她连一分钟也保持不了。在浑身大汗淋漓之余，
软瘫在地上。结果如何，用不着我讲了。我觉得，牢头禁子把折磨人的手段提高到
一个新的水平。然而，这一位女教员却是苦矣。

    一夜折磨的情况，我不清楚。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看到她面部浮肿，两只眼睛
下面全是青的。

    4 生物系党总支书记

    我在北大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校内会很多。因此，我早就认识这一位总支
书记。我们可以算是老朋友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劫难逃，是天然的“走资派”。所以在第一阵批
走资派的大风暴中，他就被揪了出来。第一个六一八斗鬼，他必然是参加者之一。
在这一方面，他算是老前辈了。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拥护那位“老佛爷”的“造反派”，生物系特别多。在黑
帮大院的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也因而占绝对优势。我可是万没有想到，劳改大
院建成后，许多“走资派”在被激烈地冲击过一阵之后，没有再同我们这一批多数
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牛鬼蛇神”一起被关进来。这一位生物系总支书
记却出现在我们中间。

    大概是因为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多，他就“沾”了光，受到一些“特殊待遇。”
详情我不清楚，不敢乱说。我只看到一个例子，就足以让人毛发直竖了。

    有一天，中午，时间大概是七八月，正是北京最炎热，太阳光照得最——用一
句山东土话——“毒”的时候，我走过黑帮大院的大院子，在太阳照射的地方，站
着一个人：是那位总支书记。双眼圆睁，看着天空里像火团般的太阳。旁边树荫中
悠然地坐着一个生物系学生的牢头禁子。我实在莫明其妙。后来听说，这是牢头禁
子对这位总支书记惩罚：两眼睁着，看准太阳；不许眨眼，否则就是拳打脚踢。我
听了打了一个寒战：古今中外，从奴隶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试问哪一个时代，
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惩罚？谁要是想实践一下，管保你半秒钟也撑不下来。这样难
道不会把人的眼睛活生生地弄瞎吗？

    此外，我还听说，没有亲眼看到，也是生物系教员中的两位牛鬼蛇神，不知怎
样开罪了自己的学生。作为牢头禁子的学生命令这两位老师，站在大院子中间，两
个人头顶住头，身子却尽管往后退；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够站着，就全靠双方
彼此头顶头的力量。

    类似的小例子，还有一些，不再细谈了。总之，折磨人的“艺术”在突飞猛进
地提高。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专著。如果年久失传，实在是太可惜了。

    5 附小一位女教员

    这个女教员是哪个单位的，我说不清楚了。我原来并不认识她。她是由于什么
原因被关进牛棚的，我也并不清楚。

    根据我在牛棚里几个月的观察，牢头禁子们在打人或折磨人方面，似乎有所分
工。各有各的专业，还似乎有点有条不紊，泾渭分明。专门打这位女教员的人就是
固定不变的。

    有一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女教员胳臂上缠着绷带，用一条白布挂在脖子上。隐
隐约约地听说，她在前几天一个夜里，在刑讯室受过毒打，以致把胳臂打断。但仍
然受命参加劳动。详细情况，当时我就不清楚，后来更不清楚。当时，黑帮们的原
则是，事不干己，高高挂起。我就一直挂到现在。

    6 西语系的一个“老右派”学生

    这个学生姓周，我不认识他，平常也没有听说过。到了黑帮大院，他突然出现
在我的眼前。

    既然叫“右派”，而且还“老”，可见这件事有比较长久的历史渊源了。在中
国，划右派最集中的时期是一九五七年。难道这一位姓周的学生也是那时候被划为
右派的吗？到了进入牛棚时，他已经戴了将近十年的右派帽子了。这个期间他是怎
样活下来的，我完全不清楚。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满面蜡黄，还有点浮肿，头发
已经脱落了不少，像是一个年老的病人。据说他原是一个聪明机灵的学生。此时却
已经显得像半个傻子，行动不很正常了。我们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在身体上和精神
上受到十分严重的折磨的结果。这无疑是一个人生悲剧。我自己虽然身处危难，性
命操在别人手中，随时小心谨慎，怕被不吃素的长矛给吃掉；然而看到这一位“老
右派”，我不禁有泪偷弹，对这一位半疯半傻的人怀有无量的同情！

    可是在那一批毫无心肝的牢头禁子眼中，这位傻子却是一个可以随意打骂，任
意污辱，十分开心的玩物。这样两只腿的动物到哪里去找呀！按照他们的分工原则，
一个很年轻的看上去很聪明伶俐的工人，是分工折磨这个傻子的。我从没有见过这
个年轻工人打过别的“罪犯”。独独对于这个傻子，他随时都能手打脚踢。排队到
食堂去吃饭的路上，他嘴里吃喝着又打又骂的也是这个傻子。每到晚上，刑讯室里
传出来的打人的声音以及被打者叫唤的声音，也与这个傻子有关。我写回忆录，有
一个戒条，就是：决不去骂人。我在这里，只能作一个例外，我要骂这个年轻的工
人以及他的同伙：“万恶的畜类！猪狗不如的东西！”

    有一天，我在这个傻子的背上看到一个用白色画着的大王八。他好像是根本没
有家，没有人管他。他身上穿的衣服，满是油污，至少进院来就没洗过，鹑衣百结。
但是这一只白色的大王八却显得异常耀眼，从远处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别人见了，
有笑的权利的“自由民”会哈哈大笑，我辈失掉笑的权利的“罪犯”，则只有兔死
狐悲，眼泪往肚子里流。

    7 物理系的一个教员

    这个教员是北大心理系一位老教授的儿子，好像还是独生子。不知道是由于什
么原因，他的一条腿短一截，走起路来像个瘸子。

    我从前并不认识他。初进牛棚时，甚至在太平庄时，都没有见到过他。我们在
牛棚里已经被“改造”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是中午过后不久——我在这里补充几
句。牛棚里是根本没有什么午休的。东语系那位老教授，就因为午饭后坐着打了一
个盹儿，被牢头禁子发现，叫到院子里在太阳下晒了一个钟头，好像也是眼睛对着
太阳——，我在牢房里忽然听牛棚门口有打人的声音，是棍棒或者用胶皮裹起来的
自行车链条同皮肉接触的声音。这种事情在黑帮大院里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天能有
许多起。我们的神经都已经麻木了，引不起什么感觉。但是，这一次声音特别高，
时间也特别长。我那麻木的神经动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向棚口看了看。我看到这一
位残伤的教员，已经被打倒在地，有几个“英雄”还用手里拿着的兵器，继续抽打。
他身上是不是已经踏上了一千只脚，我看不清楚。我只看到这一位腿脚本来就不灵
便的人，躺在地上的泥土中，脸上还好像流着血。

    他为什么这样晚才到牛棚里来？他是由于什么原因才来的？他是不是才被“揪”
出来的？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一直到今天也不清楚。我虽然也像胡适之博士那样
有点考据癖；但是我不想在这里施展本领了。

    从此以后，我们每次排队到食堂去吃饭时，整齐的队伍里就多了走起路来很不
协调的腐腿的“棚友”。



    关于牛棚中个别人的“花絮”，如果认真写起来的话，还可以延长几倍。我现
在没有再写的兴致，我也不忍再写下去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希望读者自己慢慢
地去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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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生活（三）



    （十一）特别雅座


    我自己已经堕入地狱。但是，由于根器浅，我很久很久都不知道，地狱中还是
有不同层次的。佛教不是就有十八层地狱吗？

    这话要从头讲起，需要说得长一点。生物系有一个学生，大名叫张国祥。牛棚
初建时，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他。他是后来才来的。至于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又是怎
样来的，那是聂记北大革委会的事情，我辈“罪犯”实无权过问，也不敢过问。他
到了大院以后，立即表现出鹤立鸡群之势。看样子，他不是一个大头子，只是一般
的小卒子之类。但管的事特别多，手伸得特别长。我经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这
自行车是从“罪犯”家中收缴来的。“罪犯”们所有的财务都归这一批牢头禁子掌
握，他们愿意到“罪犯”家中去拿什么，就拿什么。连“罪犯”的性命自己也没有
所有权了——， 在大院子里兜圈子， 以资消遣。这在那一所阴森恐怖寂静无声的
“牛棚”中，是非常突出的惹人注目的举动。

    有几天晚上，在晚间训话之后，甚至在十点钟规定的“犯人”就寝之后，院子
里大榆树下面，灯光依然很辉煌，这一位张老爷，坐在一把椅子上，抬起右腿，把
脚放到椅子上，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他面前垂首站着一个“罪犯”。他问
着什么问题，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怒骂。这种训斥和怒骂，我已经看惯了。
但是他这坐的姿势，我觉得极为新鲜，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影像，永世难忘。更让我
难忘的是，有一天晚上，他眼前垂头站立的竟是原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一二·九
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过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他是那位“老佛爷”贴大字报点名
攻击的主要人物。黑帮大院初建时，他是首要“钦犯”，囚禁在另外什么地方，还
不是“棚友”。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张国祥问陆平什么问题，
问了多久，后果如何，我一概不知。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很蹊跷而已。

    可是我哪里会想到，过了不几天，这个恶运竞飞临到我头上来了。有一天晚上，
已经响过息灯睡觉的铃，我忽然听到从民主楼后面拐角的地方高喊：“季羡林！”
那时我们的神经每时每刻都处在最高“战备状态”中。我听了以后，连忙用上四条
腿的力量，超常发挥的速度，跑到前面大院子里，看到张国祥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
态，坐在那里，右手抠着脚丫子，开口问道：

    “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

    “我没有联系。”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

    “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

    “你有几个老婆呀？”

我大为吃惊，敬谨回禀：

    “我没有几个老婆。”

这样一问一答，“交谈”了几句。他说：

    “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

是的，我承认他说的是实话。我一没有被拳打脚踢；二没有被“国骂”痛击。这难
道不就是极大的“仁慈”吗？我真应该感谢“皇恩浩荡”了。

    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这一句话里面含着极危险的“杀机”。“我今天
晚上对你很仁慈。”明天晚上怎样呢？

    第二天晚上，也是在息灯铃响了以后，我正准备睡觉，忽然像晴空霹雷一般，
听到了一声：“季羡林！”我用比昨晚还要快的速度，走出牢房的门，看到这位张
先生不是在大院子里，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

    “喊你为什么不出来？你耳朵聋了吗？”

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还没有等我再想下去，我脸上，头上蓦地一热，一阵用胶皮
裹着的自行车链条作武器打下来的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地落到我的身上，不是下半
身，而是最关要害的头部。我脑袋里嗡嗡地响，眼前直冒金星。但是，我不敢躲闪，
笔直地站在那里。最初还有痛的感觉，后来逐渐麻木起来，只觉得头顶上，眼睛上，
鼻子上，嘴上，耳朵上，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不是痛，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
我好像要失掉知觉，我好像要倒在地上。但是，我本能地坚持下来。眼前鞭影乱闪，
叱骂声——如果有的话——也根本听不到了。我处在一片迷茫、浑沌之中。我不知
道，他究竟打了多久。据后来住在拐角上那间牢房里的“棚友”告诉我，打得时间
相当长。他们都觉得十分可怕，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我自己则几乎变成了一块木
头，一块石头，成为没有知觉的东西，反而没有感到像旁观者感到的那样可怕了。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隐隐约约地仿佛是在梦中，听到了一声：“滚蛋！”我的知
觉恢复了一点，知道这位凶神恶煞又对我“仁慈”了。我连忙夹着尾巴逃回了牢房。

    但是，知觉一恢复，浑身上下立即痛了起来。我的首要任务是“查体”，这一
次“查体”全是“外科”，我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还是否完整。眼睛被打肿了，
但是试着睁一睁：两眼都还能睁开。足证眼睛是完整的。脸上，鼻子里，嘴里，耳
朵上都流着血。但是张了张嘴，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至于其他地方流血，不至于
性命交关，只好忍住疼痛了。

    试想，这一夜我还能睡得着吗？我躺在木板上，辗转反侧，浑身难受。流血的
地方粘糊糊的，只好让它流。痛的地方，也只好让它去痛。我没有镜子，没法照一
照我的“尊容”。过去我的难友，比如地球物理系那一位老教授，东语系那一位女
教员等等，被折磨了一夜之后，脸上浮肿，眼圈发青。我看了以后，心里有点颤抖。
今天我的脸上就不止浮肿，发青了。我反正自己看不到，由它去吧。

    第二天早晨，照样派活，照样要背语录。我现在干的是在北材料厂外面马路两
旁筛沙子的活。我身上是什么滋味？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概说不清楚，我完全
迷糊了，迷糊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

    正如俗话所说的：祸不单行。我这一个灾难插曲还没有结束。这一天中午，还
是那一位张先生走进牢房，命令我搬家。我这“家”没有什么东西，把铺盖一卷，
立即搬到我在门外受刑的那一间屋子里。白天没有什么感觉，到了夜里，我才恍然
大悟：这里是“特别雅座”，是囚禁重囚的地方。整夜不许关灯，屋里的囚犯轮流
值班看守。不许睡觉。“看守”什么呢？我不清楚。是怕犯人逃跑吗？这是根本不
可能的。知识分子犯人是最胆小的，不会逃跑。看来是怕犯人寻短见，比如上吊之
类。现在我才知道，受过重刑之后，我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我升级了，升
入一个更高的层次。“钦犯”陆平就住在这间屋里。打一个比方说，我在佛教地狱
里进入了阿鼻地狱，相当人间的死囚牢吧。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仍然是那一位张先生，命令我同中文系一位姓王的教授，
每天推着水车，到茶炉上去打三次开水，供全体囚犯饮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位
王教授会同我并列。据我所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也并没有犯过什么弥天
大罪，为什么竟受到这样的惩罚呢？打开水这个活并不轻，每天三次，其他的活照
干，语录照背。别人吃饭，我看着。天下大雨，我淋着。就是天上下刀，我也必须
把开水打来，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那一位姓王的教授却能苦中寻乐：偷偷地在荼
炉那里泡上一杯茶，抽上一烟斗烟。好像是乐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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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特别班


    这一批牢头禁子们，是很懂政策的。把我们这“劳改罪犯”集中到一起，实行
了半年多的劳动改造。念经、说教与耳光棍棒并举。他们大概认为，我们已经达到
了一定的水平。现在是采取分化瓦解的时候了。    “特别班”于是乎出。

    牢头禁子们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标准，从“劳改罪犯”中挑选出来了一些，进这
个班。

    这个班的班址设在外文楼内。但是，前门不能走，后门不能开，于是就利用一
扇窗子当作通道，窗内外各摆上了一条长木板，可以借以登窗入楼，然后走入一间
小教室。这间教室内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摆设？我不清楚。在我眼中，虽然近在咫
尺，却如蓬山万里了。

    我是非常羡慕这个班的。我觉得，对我们“劳改罪犯”来说，眼前的苦日子，
挨打，受骂，忍饥，忍渴，咬一咬牙，就能够过去了。但是，瞻望将来，却不能无
动于衷。什么时候是我们的出头之日呢？我眼前好像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却没有
舟楫，也看不到前面有任何岛屿。我盼望着出现点什么。这种望穿秋水的日子真是
度日如年啊！现在出现了特别班，我认为，这正是渡过大海的轻舟。

    特别班的学员有一些让人羡煞的特权。他们有权利佩戴领袖像章，他们有权利
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在牛棚里，党员是剥夺了交党费的权利的。特别班学员是
否有了权利？我不知道。我每次听到从特别班的教室里传出来歌颂领袖的歌声或者
语录歌的歌声时，那种悠扬的歌声真使我神往。看到了学员们一些——是否被批准
的，我不清楚——奇特的特权，我也是羡慕得要命。比如他们敢在牢房里翘二郎腿，
我就不敢。他们走路头抬得似乎高一点了，我也不敢。我真是多么想也能够踏着那
一块长木板走到外文楼里面去呀！

    后来，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一直到“黑帮大院”解散，特别班的学员也没能
真正变成龙跳过了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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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东语系一个印尼语的教员


    这一位教员原是从解放前南京东方语专业转来的学印尼语的学生，毕业后留校
任教。人非常聪明，读书十分勤奋，写出来的学术论文极有水平，是一个不可多得
的人材。他留学印尼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我也曾尽了点绵薄之力。因此我们关
系很好。他对我毕恭毕敬。

    然而人是会变的。“文化大革命”北大一分派，他加入了掌权的新北大公社。
人各有志，这也未可厚非。但是，对我这一个“异教徒”，他却表现出超常的敌意。
我被“揪”出来以后，几次在外文楼的审讯，他都参加了，而且吹胡子瞪眼，拍桌
子砸板凳，胜过其他一些参加者。看样子是唯恐表现不出自己对“老佛爷”的忠诚
来。难道是因为自己曾反苏反共现在故作积极状以洗刷自己吗？我曾多次有过这样
的想法。否则，一般的世态炎凉落井下石的解释，还是不够的。

    然而政治斗争是不讲情面的。

    有一天早晨我走出“黑帮大院”，钦赐低头，正好看到写在马路上的大字标语：

    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

我大吃一惊。就在不久前，在一次审讯我的小会上，他还是“超积极分子”。革命
正气溢满眉宇。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原来有人揭了他的老底。
他在夜间就采用了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自绝于人民”了。

    对于此事，我一不幸灾，二不乐祸。我只是觉得人生实在太复杂，太可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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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自暴自弃


    在牛棚里已经呆了一段时间。自己脑筋越来越糊涂，心情越来越麻木。这个地
方，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如果还有感觉的话，我的自
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不伦
不类地而又亦伦亦类地套用一个现成的哲学名词：自己已经“异化”了。

    过去被认为是人的时候，我自己当然以人待己。我这个人从来不敢狂妄，我是
颇有自知之明的。如果按照小孩子的办法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的话，我毫不迟疑地
把自己归人“好人”一类。就拿金钱问题来说吧。我一不吝啬，二不拜金。在这方
面，我颇有一些“优胜纪略”。十几岁在济南时，有一天到药店去打药。伙计算错
了账，多找给我了一块大洋。当时在小孩子眼中，一块大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但
是我立即退还给他，惹得伙计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这种心理我以后才懂得。一九
四六年，我从海外回到祖国。卖了一只金表，寄钱给家里。把剩下的“法币”换成
黄金。伙计也算错了账，多给了一两黄金。在当时一两黄金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但是我也立即退还给他。在大人物名下，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对一个像
我这样平凡的人，也不能说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到了现在，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最初还极不舒服，颇想有所反抗。但是久而
久之，自己已习以为常。人鬼界限，好坏界限，善恶界限，美丑界限，自己逐渐模
糊起来。用一句最恰当的成语，就是“破罐子破摔”。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既然
不想自杀，是人是鬼，由它去吧。别人说短论长，也由它去吧。

    而且自己也确有实际困难。聂记革委会赐给我和家里两位老太大的“生活费”，
我靠它既不能“生”，也不能“活”。就是天天吃窝头就咸菜，也还是不够用的。
天天劳动强度大，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总是饥肠辘辘，想找点吃的。我曾几次跟在
牢头禁子身后，想讨一点盛酱豆腐罐子里的汤，蘸窝头吃。有一段时间，我被分配
到学生宿舍区二十八楼、二十九楼一带去劳动，任务是打扫两派武斗时破坏的房屋，
捡地上的砖石。我记得在二十八楼南头的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杂物，乱七八糟，
破破烂烂，什么都有。我忽然发现，在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用的笼屉上有几块已经发
了霉的干馒头。我简直是如获至宝，拿来装在口袋里，在僻静地方，背着监改的工
人，一个人偷偷地吃。什么卫生不卫生，什么有没有细菌，对一个“鬼”来说，这
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了。

    我也学会了说谎。离开大院，出来劳动，肚子饿得不行的时候，就对带队的工
人说，自己要到医院里去瞧病。得到允许，就专拣没有人走的小路，像老鼠似地回
到家里，吃上两个夹芝麻酱的馒头，狼吞虎咽之后，再去干活，就算瞧了病。这行
动有极大的危险性，倘若在路上邂逅碰上监改人员或汇报人员，那结果将是什么，
用不着我说了。

    有一次我在路上拣到了几张钞票，都是一毛两毛的。我大喜过望，赶快揣在口
袋里。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决
不会看到的东西，曾拣到过一些钢镚儿。这又是意外的收获。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的
规律：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镚儿最多。从此别人不愿意进的厕
所，反而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

    上面说的这一些极其猥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
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是事实，应该说是极其丑恶的事实。
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恶之心，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
寒而栗。我从前对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
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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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折磨论”的小结


    牛棚生活，千头万绪。我在上面仅仅择其荦荦大者，简略地叙述了一下。我根
据“以论带史”的原则，先提出了一个理论：折磨论。最初恐怕有很多怀疑者。现
在看了我从非常不同的方面对“黑帮大院”情况的叙述，我想再不会有人怀疑我的
理论的正确性了。

    “革命小将”们的折磨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他们决不会暴露自己心里的肮脏东
西，别人也不便代为答复。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劳动改造”。我在上面已经说过，
这种打着劳动的旗号折磨人的办法，只是改造人的身体，而决不会改造人的灵魂。
如果还能达到什么目的的话，我的自暴自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折磨的结果只能
使人堕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这就是我对“折磨论”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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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转移



    时令已经进入了冬季，牢房里也装上了炉子，生上了火。虽然配给的煤不多，
炉火当然不能很旺。但是，比起外面来，屋子里已经是温暖如春了。

    可是劳改的队伍却逐渐缩小了起来。一来二去，剩下的人不多了，就都受命搬
到一间大屋子里来。什么原因呢？我不清楚，当然也不敢问。我此时反正已经堕入
阿鼻地狱，再升上一级两级，是鬼总是鬼，对我无所谓了，

    屋子里显得空荡荡的。大概是因为人少了，连老鼠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大白天
里，竟敢到处乱窜。我从家里带回来的一个干馒头首当其冲，被老鼠咬掉了一些。
我想赶走它们，它们竟敢瞪着小眼睛，在窗台上跟我玩捉迷藏。也许老鼠们也意识
到，屋子里住的不是人，而是“黑帮”，等级不比老鼠高，欺负他们一下，谅他们
也不敢奈自己何。

    大家虽然不大敢随便说话，不能互通信息，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没有不透
风的墙”，我逐渐知道了，聂记革委会改变了对待“劳改罪犯”的“政策”，不再
集中，而要实行分散，把各系所处的“罪犯”分回各自的单位。姗姗来迟，东语系
也把我们几个“罪犯”提回系里。我们的“牛棚”转移了。转移到外文楼去。

    前些日子，“特别班”还在外文楼时，我是多么希望能进外文楼来呀！现在果
然进来了；却是依然故我。我们几个“罪犯”被分配住在二楼北面的缅甸语教研室
里，都在地上搭地铺。靠窗子有一张大桌子，我们的牢头禁子睡在上面，居高临下，
监督我们。他外号叫“小炉匠”，大概是姓卢的青年学生。最使我吃惊的是，“我
们”又增加了新人，是“黑帮大院”中没有见过的。他们也是“罪犯”吗？我心里
纳闷。反正现在是同我们一锅煮了，彼此相安无事。

    在这里，生活比较平静了。不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时时刻刻都要把神经
绷得紧紧的，把耳朵伸得长长的，唯恐牢头禁子喊自己的名字时答应晚了，招致灾
难。现在牢头禁子就高踞在同一间小屋的桌子上，用不着把神经弄得那样紧张了。

    但是，日子也并不好过，也不可能好过。我仍然是“劳改罪犯”。这楼上有许
多办公室，大多是各专业的教研室。在我被“打倒”以前，我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
这些办公室我都是熟悉的。周围的气氛当然是非常好的。我是这里的主人。而今时
移世迁，我一“跳”（自己跳出来也）而成为阶下囚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
人间。”我当“反革命”已经有一年多了。我并不是留恋当年的“威风”，我深知
自己已被“打倒在地”，永无翻身之日了。我只求苟延残喘而已。

    现在，在整个大楼里，我只有三个地方能进：一是牢房，二是厕所，三是审讯
我的屋子，最后这一项是并不固定的。至于第二项则是“黑帮”同“白帮”（“革
命者”）共同享用的，因为“黑帮”虽然是鬼，也总得大小便呀。——真鬼大概是
不大小便的，待查。

    此外，这里也颇有令人难堪之处。“黑”“白”杂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中国
是礼仪之邦，见了面，总得说点什么。可我们又缺少英美人见面说的Ｇｏｏｄ  ｍ
ｏｒｎｉｎｇ！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ｄｏ？或者单纯一声Ｈｅｌｌｏ！现在
习用的“早安”之类，是地道的舶来品。我们过去常用的：“你吃了饭了吗？”是
举国通用的问候语，我想缩为“国候”。现在，在外文楼，见到了以前很熟很熟的
人，舶来品不敢用，“国候”也不敢用。只有低头，望望然而去之。“白帮”怎么
想？我不得而知。似我“黑帮”却实在觉得非常别扭。有时“白人”在某一间屋子
里，讨论什么问题，逸兴湍飞，欢笑之声中溢满了“革命气”，在楼道里往复回荡。
这革命气却一点也没有薰到我身上。我们现在是“谈笑之声能闻，而老死不相往来”。
“能闻”者，能听到也，这是别人的声音，我们是不能有声音的。我们都像影子似
地活动着，影子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这里也并不缺少新闻，缺少有刺激性的东西。这新闻并不是哪一个人告
诉我的，现在没有人敢干、肯干这种事。这是我自己从楼道中嘁嘁喳喳的声音中听
出来的。最重要的一条新闻是关于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一位蒙古语女教员的。原来
东语系“罪犯”中只有她一个女性。在“黑帮大院”时有女囚牢。到了外文楼以后，
女囚牢没有了，又不能同我辈男士一起睡在地铺上。所以就把她关在另外一间屋子
里。据我的推测，管理她的大概是一个学朝鲜语的女学生和一个系图书室女管理员。
后者姓叶，大名暂缺。此人是一个女光棍似的人物，泼辣，粗暴，最擅长惹事生非，
兴风作浪。她所在的图书室是东语系小沙龙，谣言由此处产生，小道消息在这里集
散。“文化大革命”一分派，她就成了聂记公社在东语系的女干将，大概也属于那
一种“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类型的人物。有一次是她到我家来，大声叱骂，
押解着我到外文楼去接受批斗。女牢头禁子押解男“犯人”，在北大恐怕是罕见的
新鲜事儿。这样一个人物，对唯一的女囚绝对不会放过。在一天夜里，她和其他几
个人对这位女囚大肆审讯，殴打。这位女囚是不是像在“黑帮大院”里那样被折磨
得眼圈发青，我没有看见，不敢瞎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没有引起什么波
动，我的神经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

    可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第二条引起人们震动的新闻竟然出在我身上。

    到了外文楼以后，我没有再挨揍。大概我天生就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一个
有着花岗岩脑袋瓜死不改悔的家伙。虽然经过了炼狱的锻炼，我并没有低头认罪。
有一天，解放军派来“支左”的常驻东语系的一个大概是营长的军官，大名叫赵良
山（此人后来听说已经故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问我一个问题。我当时心
里非常火，非常失望。我想，解放军水平总应该是高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我粗
声粗气地说道：“我的全部日记已经都被抄来了。一定会放在外文楼某一间屋子里。
你派一个人去查一查那一天的日记。最多只用五分钟，问题就可以全部弄明白了。”
万没有想到，这一下子又捅了马蜂窝。他勃然变色，说我态度极端恶劣。他现在是
太上皇。我哪里还敢吭气儿呢？

    晚饭以后，回到牢房。原先反聂的一位女教员，率领着几个人，手里拿着红红
绿绿的大标语，把小屋墙上贴满。原来一片白色，非常单调寡味。现在增添了大红
大绿，顿觉斗室生光，一片勃勃的生机。标语内容，没有什么创新，仍然是“季羡
林要翻天，就打倒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
动！”等等，等等。“司空见惯浑无事”，这些东西已经对于我的神经不能产生任
何作用了。我夜里照睡不误，等候着暴风雨的来临。

    果然，“革命家”们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首先由东语系的“红卫兵”——现
在恐怕是两派的都有了——押解着我，走向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我自己又像一
个被发配的囚犯，俯首贴耳，只能看到地上，踉跄前进。旧剧中，囚犯是允许抬头
的。我这个新社会的囚犯却没有这个特权。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我原来并不知道把我押向何方。走近四十楼，凭我的本能，我恍然大悟。此时
隐隐约约地看到楼外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不外是那一套。我猜想——因为
我不能看——，不过是“打倒老保翻天的季羡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此外再加上造谣、诬蔑、人体攻击。从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听到的也不过是那些
东西。我顿时明白了：我现在成了“翻天”的代表人物。

    我被卡住脖子，拧住胳臂，推推搡搡，押进楼去，先走过一楼楼道。楼道本来
很狭，现在又挤满了学生。我耳朵里听的是口号，头上，身上，挨的是拳头。我一
个人也看不到，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我飞上了二楼。同在一楼一样，从楼道这一头，
走（按语法来讲，应该是被动式）到那一头。仍然是震天的口号声。在嘈杂混乱中，
我又走（同前）上了三楼。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新花样，心里颇有点不满足，觉得太
单调，不够味。“仪式”完了以后，我又被押解着回到了外文楼。

    后来听说，这叫做“楼内游斗”。这是不是东语系学生的发明创造？如果是的
话，将来有朝一日编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时，应该着重提上一笔，说不定
还要另立专章的。至于我自己，我是经过了大风大浪的人。身体上，精神上，都没
有受到什么痛苦，只觉得有点“好玩”而已。

    事情当然不能就这样结束。看来那位赵营长下定了决心，连夜召开会议，制订
了斗争方案。第二天，刚吃过早饭，立即有学生来找我，到一间教研室里去批斗。
这次准我抬头了，看到的是一个教研室的成员，加上个别的学生。我已摆好了架子
坐喷气式。然而有人却推给我一把椅子。我大惊失色，我现在已经成了法门寺的贾
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这个批斗会，还能批出什么，又斗出什么呢？我觉得
十分平淡寡味。我于是把两个耳朵都关闭了起来，“任凭风浪打，稳坐钓鱼船。”
朦胧中，听到一声：“把季羡林押出去！”我知道，这一出戏算是结束了”

    我正准备回自己的牢房，又有人来把我拉到另一个教研室去，“行礼如仪”。
然后是第三个教研室，第四个教研室。我没有记录，也无法统计。估计是每一个教
研室都批斗一次。东语系十几个教研室，共批斗了十几次。接着来的是学生。我不
知道，东语系学生共有多少个班。每班批斗一次（也许有的班是联合批斗），我记
不清楚，加起来，总有二十来次。以每次批斗一个小时计算，共有三十来个小时。
我看有的班“偷工减料”，质量大有问题。实际上怕用不了这样多的时间。反正在
三四天以内，我比出去“走穴”的人还要忙。这个班刚批完，下一个班接着干。每
天批斗八九场，只给我留出了吃饭的时间。可谓紧张之至了。

    对我产生了什么结果呢？ 除了感觉到有点疲倦之外， “虱子多了不痒”，我
“被批斗的积极性”反而调动起来了。我爱上了这种批斗。我觉得非常开心。你那
里“义正词严”，我这里关上耳朵，镇定养神，我反而是“以逸待劳”了。

    世间事真是复杂的。我以“态度恶劣”始，又以“态度恶劣”终。第一个“恶
劣”救了我的命，第二个“恶劣”养了我的神。当时的真假革命家们，大概是万万
想不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