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德国的华人 形形色色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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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生活着为数不少的华人，有上世纪初的打工移民后代，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新生遗留代，有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的，开公司的，当学者的，也有从荷兰、英国等处辗转而来的原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侨民，或在原东德留下的原越南华侨。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遭遇。有些还颇有成就，或颇有前途。德国之声采访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在此推出，让大家对在德华人的生活有个初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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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法兰克福的全球旅行社是由两位年轻的女子共同创立的。一位来自台湾，一位来自中国大陆。8年前她们共同成立这家旅行社， 如今已经小有规模。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贾丽娟：40岁，来自台湾，她的事业伙伴张小蕾：36岁，来自中国。两人都因为婚姻的关系而定居德国，然后开展了自己的事业。贾丽娟提到有一次有个朋友找她帮忙带领由台湾来德国参加展览的团体。等她到了现场，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乡亲，心里兴奋不已，因为她离乡之后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么多台湾人。



事后，她想，如果自己要是能开家旅行社，就可以常常接触到来自家乡的同胞。当然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她在台湾时曾在旅游业工作过，非常熟悉相关业务，所以在德国开家旅行社对她而言并不特别困难。



但是旅行社成立后，仍然是遇到许多困难。贾丽娟承认，当初她们并不知道公司能撑多久，她们随时担心公司下个月就会倒闭。因为那个时候德国的航空公司正好开始缩减原本给旅行社的购票回扣，又遇到经济萧条，整个旅游市场非常不景气，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可能不是开旅行社的最佳时机。但是贾丽娟认为，天无绝人之路。她相信，老天爷把一个人放到这个世界，一定也会给他一条出路。



秉持这个信念，8年来，她们排除了一个个的困难，使得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已经相当稳定。她们的旅行社主要是做考察团，研究团或参展团的生意，比较少做纯粹观光旅行团的业务。主要的客户多半是台湾人，大约占客户群的50%，香港人和中国来的客人约占40%，德国或其他国家的客人整体而言还是少数。她们有时纯粹卖机票，代客人订旅馆，有时也协助接机送机或者是带团旅行。基本上客人有任何需要，她们就尽量提供服务。



贾丽娟认为她们赖以生存的原因是：服务好，满足客户的要求，而且报价公道。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问贾丽娟的伙伴张小蕾，和台湾人一起合伙做生意，有没有困难。她说在合作上完全没问题，政治的问题其实和平常老百姓没有直接关联，只要人与人之间配合得好，合作无间，这些和政治没有关系。



而且她认为因为两个人分别来自台湾和中国，做起生意更为方便，因为客人需要的东西她们从两人都可以提供。



她补充说，她们的旅游业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公司刚起步时遇到的困难是，如何打开知名度，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客户群。后来比如遇到911事件，飞美国的人数突然变少，SARS以后，整个亚洲受到严重的冲击。



张小蕾已经来德国13年，习惯这里的生活，她认为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的优缺点。她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德国比亚洲好或者是亚洲比德国好。而且每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



她的事业伙伴贾丽娟对德国德印象也是好坏参半。她认为德国是一个非常人道的地方，在德国他们对弱势团体以及对动物的保护，都做得很好。而且他们非常重视女权，立法保护妇女的权利。如果要说德国的缺点，贾丽娟自认比较不习惯德国的食物，而且这里也没有像在台湾那般方便，在台湾很多的店24小时开着，这里没有。所以她只好告诉自己必须适应这里的环境。



贾丽娟和张小蕾在对德国和许多事物的看法上相近，难怪她们可以合作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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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声中，冯爱民正带着6名德国学员认真地上太极拳课，真看不出娇小甜美的冯爱民拥有一身好功夫。原来她小时候身体羸弱，妈妈希望她练太极来强健体魄，于是开始跟着邻居学太极拳。后来进了中学、高中、大学、出国读书，一路上都没放弃练拳。后来，他成了专业拳师。



41岁的冯爱民说到，小时候学太极只当它是个爱好，到了德国才发现德国人有这个需求，才继续在这方面发展。她在中国生活时，完全没想到来德国之后，太极拳居然成为她的职业。



1991她年到德国读书，有个同乡知道她会打太极拳，曾经找她去帮忙上几堂太极拳课，没想到，她从此便一头栽入这个领域。冯女士后来因为种种因素，放弃了学业而成为专职的太极拳老师。



如今她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课，除了在一家名为库马和卢克的艺术及休闲学校上课外，还在另外的几个地方教授太极，可说是忙得不亦乐乎。冯女士任教的学校的负责人皮的森女士提到太极拳在德国的发展。他们学校在1981年成立之初就开了太极拳这门课，但是这门功夫当初不是太受欢迎的，因为德国人对这项运动很陌生。经过包括该学校在内的许多机构和团体的推广，现在是越来越有名，也越来越受欢迎，甚至德国医生协会也承认了太极对于减轻压力的功效。其实不仅太极拳在德国越来越兴盛，基本上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热已经在德国蔚为风潮，所有和中国有关的事物，如今都成为时髦。



冯女士提到在德国教太极拳遇到最大的困难是: “我们以前学太极拳就只是认真地跟着师傅打，从来不问为什么。在这里，德国学生却常常想要知道每一个步骤为什么是这样儿，从哪里来的。通常我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去答复他们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挑战。”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面对这些挑战冯爱民经常自己找书来看，也常常和其他同行切磋琢磨。每年夏天她都尽量回中国去再进修，向自己的师傅请益。虽然教的是太极拳，冯女士也肩负推行中国文化传承的工作。因为这些德国学生在上课时，往往会问到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问题，比如易经，道教或是佛教。为了满足学生的好奇，冯女士被迫重新思考有关中华文化的议题，也因此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体会。



多年来已经有多位子弟忠实地追随她，经常来上她的课。其中一位就说到：“我断断续续地已经学了10年太极拳，和爱民学了6年。至于我为什么学太极呢？因为我对于可以疏解紧张情绪的运动感兴趣，我曾经练过瑜伽等等，发现不适合我。等我学了太极，我感觉很好。也对太极的精神觉得很感兴趣。”



来德国这么多年来，冯女士觉得德国人其实很好相处。她平常并没有特别感觉到无法融入德国社会，或者有一种寂寞或是做客的感觉。只有当别人提起时，才发觉因为语言的隔阂，有时确实感到自己是外国人，又在异乡做客的感觉。



当然这可能也和她是太极老师的身份有关，她所受到的待遇自然要比普通人好一些。一个学生赞美她：“是一个很棒的女人，我很庆幸和她学习，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一直跟着爱民学太极，直到退休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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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夫的中医诊所就坐落在杜塞尔多夫的闹市区，面对十字路口，左手边是电车站，有些嘈杂。推进门去，倒是一室的幽静。室内布置得典雅大方，让人不自觉轻松下来。



杨兴生大夫，48岁，已婚，有一个小孩，在中医方面家学渊源，是真正科班出身的。杨大夫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他的族人中许多也是从事医生的职业，比如他的外祖父就是广州一个著名老中医，杨大夫在中国也跟他学了不少时间。



杨大夫在中国行医多年后，1989年来德国，主要目的是想多读一点书，多看看。同时他原先也以为中医在德国会有市场，可以来德国试一试。但是在德国等了一年半之后，仍然没有得到医学院的位置。这中间又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在中国餐馆工作。太太当跑堂，杨大夫自己在厨房帮忙。这般打工的日子，自然不是原先想要的。杨大夫于是放弃了读西医的想法，想重操旧业，走中医的路子。但又因为德国政府不承认他在中国的中医师执照，只好另起炉灶，准备考自然疗法医师的执照。



他先在别人开的诊所内帮忙。如此工作多年，直到近几年考上自然疗法医师的执照后，才自行开业。又在不久之前才搬到这个新的地点，如今有四个医疗房，一间问诊室，客人人数日渐增加。



根据杨医师的说法，在德国开中医诊所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德国人对中医的认同度仍然很低。杨大夫解释：“最大的困难在于同行的竞争，这里的同行指的不是中医而是西医。德国人一般在看中医以前，会去跟他原来的西医讨论。这些西医通常会说，中医只是一种心理治疗，一种心理安慰。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尽管有病人在中医这里的确治疗好了，他们的西医生还是会说这是骗人的。大部分的德国病人对中医其实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他们只是来尝试一下。如果他们试了二、三次没有立即看到成效，往往就不再来了。”



除此之外，中国草药很难进口到德国来也是个问题。本来中医的治疗80%靠草药，仅20%靠针灸。如今被迫大部分靠针灸，效力自然要减低。不容易进口中国草药的原因主要是德国对中国草药的陌生和不了解。另外，中药的种类太过繁杂，也让德国人束手无策。



而且德国政府曾多次在进口的草药中检验出过多的霉菌、农药和化学肥料，所以日后检验中药时就更加严格。再者，德国政府对的医院和药材管理，分别属于不同的单位，所以在诊所内不得附设药局，这也增加了中医抓药的困难。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如今杨大夫的病人中98%是德国人，老中青都有，但是只有约2%的病人是中国人。德国病人和中国病人看病的态度有一些差异。同时也在医院工作的杨太太说：“德国病人比较老实，没有多少自己的要求，中国病人常会要求做几次针灸，德国人不习惯讲价钱，中国人会讲价钱。”



此外，德国病人不喜欢扎针时有太强烈的涨麻感，所以杨大夫在下针时通常会注意不能太猛。因为德国病人不喜欢每两天就去看一次门诊，所以杨大夫也得更改他原先的做法。再加上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质不同，饮食习惯有异，所以杨大夫在看诊时往往得迁就这里种种不同于中国的情况。



杨大夫还提到，中国病人一般不化妆，所以一眼就可以看出病情。某些德国人病人乍看之下，气色很好，结果居然是癌症末期的病人。因为他们化妆化得很好，显得红光满面，其实可能已经奄奄一息。基于种种的差异，杨大夫只得慢慢适应德国的情况。



如今否极泰来，回首来时路，杨大夫认为这十几年的奋斗值得吗？满意现今的生活吗？杨大夫的答案是：“一半一半，在德国过的是小康生活，想大财应该是不可能的。一来是受到政治和地方环境的限制，光凭两只手和几根针，无法成就很大的事业。而且因为是独自一人在德国孤军奋战，对个人的医疗水平的提高也没什么帮助。发表不了文章，写不了专书。但是生活是过得很轻松。诊所早上八九点才开门，我可以睡到7点半，中午可以休息，周末打打高尔夫球，晚上上健身房，生活轻松，没有压力。和国内同行相比，我虽赚的钱不如他们多，但是很少有应酬，少压力，活得比他们自由自在，还可以经常旅行，生活多彩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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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柔”美发屋内吹风机正忙碌地转动，年轻的老板娘正在替客人吹头发。32岁的老板娘陈妙小姐才来德国四年，却已在杜塞尔道夫开了三年的理发院。



她提到在德国开理发院的原因， “……当时我可能想错了，也可能是太天真，当我还在中国时看到有许多从外国外来的理发院，大家都说欧洲某个国家的技术如何的好。来到德国后，我想自己还年轻，别人可以去中国开店，我也可以试一试，就这样在德国开了理发屋。”



她18岁开始在中国学理发，后来获得执照而且自己开了发廊。来了德国后想重操旧业。但是因为德国不承认中国的执照，所以得一步一步重来。她有半年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2点在学校读书，下午去做实习。



通过考试并取得此地执照后她才正式开业。店内有4个座位，3个美发师负责剪发、烫发，染发等，也提供绣眉、纹唇、洗眉等服务。不仅有中国客人，也有德国客人。差不多是一半中国人，一半德国人和其他外国人。



青春看头发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青春看头发虽然，陈妙从不在德文报纸上打广告，但是老顾客带着新客人一起来，生意渐渐蒸蒸日上。她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 “我们的价格和德国店相比，算是很实惠，理发的技术却比德国人好，这不是我吹牛的，而是顾客说的。”



一位德国客人表示非常满意这里的服务，他认为亚洲女子有特别细致的手指，按摩的技术特别好，使得他觉得非常舒服。这便是他经常光顾这家理发院的原因。



原来提供按摩服务也是陈妙的一项秘密武器。她的同事说：“一般的德国理发店不提供按摩的服务，我们给他们按摩，他们都觉得很意外，也觉得很舒服，很高兴。”



其实除了提供按摩服务外，最重要的是：他们剪发的手艺确实是有口皆碑。德国人喜欢这里的剪烫发以及按摩的技术，而中国客人却可以享受到另一种方便。一位说中文的客人说： “在语言方面，我们听得懂，可以说明白自己想要剪什么发型，我几乎一个月来剪一次，以前去过德国人开的店剪头发，但是来这里后，觉得这里更舒适方便。”



人说行行出状元，这句话在此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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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学了，小朋友三五成群的走出教室，校长云慧群女士还在教室内和家长们谈话。云女士是波恩中文学校的校长。全校只有3个班级，共28名学生，年龄从6、7岁到17、18岁的都有。



云校长提到创办这个学校的原因：“我们的学校成立了差不多2年，当初是由巴特哥德斯贝格的中文学校分出来的，我们当初不大满意那里的教学品质，因为在那里是用德语教课的。”



这所纯粹民办的学校，如今每周六下午从12点到 3点半，在波恩后火车站的一处市政府的交谊厅上课。几位任教的老师每次拿些微薄的钟点费，学生家长平均分摊这些费用，除此之外，家长不用缴纳其它费用。教材全来自中国，使用的是2002年中国国家教委审查通过后的一般学校正常使用的教课书，而非为海外中国学生所特别设计的课本。



云校长承认，这样的课程对于在海外生长的华人子弟是很难，但是大家仍然勉力而为。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为什么家长们希望他们的子弟学中文？学中文的好处在哪里？云校长说：“第一，这些学生主要是来自中国家庭，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很深。他们都长着一张中国脸，如果全然不会中文，在心理上会是个障碍。再者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如果多会一种语言就多一个机会，对以后的工作都会有帮助，真的是只有利没有弊。”



虽然学生都明白这个道理，但真要做起来其实很困难。因为德语几乎是这些学生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语言，现在被父母强迫，在课余时间，去另外学习一门语言，自然所有的小朋友都叫苦连天。



云校长对中国小孩和德国小孩作了一下的比较：她认为中国家庭管教小孩比较严格，特别是在学习上，父母通常抓得比较紧，德国人的教育原则是放任小孩自由发展。中国家长定下许多框框，让小孩学习不同的项目，强迫他们去学，这样使他们失去了许多的想象力和创作能力。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冲突。云校长现在的心得是，两方面应该兼顾一下，不要逼小孩死读书，因为以后不但要智商高，还得要情商高，因此小朋友除了加强课业之外，也应该学习和人以及社会打交道，云校长认为，这一点德国人做得比较好。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1989 年云女士31岁时，以访问学者的身分来德国，后来留在德国学习，之后又在此地工作。转眼间已经过了16年。儿子4岁来德国，中间曾在中国上了两年小学，因此听、说中文都没问题，但是要读和写中文就有些吃力，尽管如此，小孩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还是很深的。他虽然拥有德国护照，但是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德国人。



云女士之所以滞留德国如此久，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儿子可以继续他的学习。她承认，虽然来了16年，但因为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她作为一个外国人很难真正融入德国社会。



云女士觉得德国人很勤劳，组织能力很强，但是近年来有个事让她隐隐约约感到不安。她提到，德国内部本身有问题，比如失业问题，却往往把责任推到外国人的身上。其实德国人首先应该解决自身的经济和社会上的问题，而不是将一切的问题归罪于在德国的外国人。也因此：她并没觉得自己是德国人，也不想做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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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董昭民已经在德国住了15个年头，这几年来逐渐崭露头角，光是2004年一年之中就有40场的演出，有些是他的古筝或古琴演奏会，有些是别人演奏他的创作曲。在德国这样的音乐圣地，一个亚洲人想要在此取得一席之地确实不容易，但是董昭民做到了！



1990他21岁那年，听从了老师的建议中断他在台湾文化大学音乐系的学业，负笈德国，就读于科隆音乐学院，专攻实验作曲和现代作曲，1999年结束学业，并且获得科隆市政府所颁发的作曲奖，他也因此得到艺术家的签证， 一直到今天。之后又到埃森深造，终于获得德国的高级作曲家文凭，这已经是作为作曲家所能拿到的最高学位。



为什么当初选择科隆而不选择音乐之都维也纳呢？他说：“我本来打算考三所学校，分别是科隆、慕尼黑和维也纳，结果科隆音乐学院的考最先，结果我一下子就被科隆音乐学院录取，所以就懒得再考其它学校。其实申请音乐院的位子很麻烦，考试之前要先去找住宿的地方，还得先去拜访教授，考试时还要参加许多测验。”



随遇而安的性格，让他很快的进入德国人的世界。在德国求学期间董昭民努力学习观察、经常出去旅行、认识各地的文化和风土民情，同时也常常思考，为什么像德国这么保守、这么自我压抑的民族，居然会创造出如此优美而丰富的音乐，特别是在他的专业领域“现代作曲”方面，德国人居然可以毫无阻碍、极端大胆地尝试各种其它民族可能不敢碰触的创作实验。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面对德国人两种极端的发展，一方面保守而讲求秩序和伦理，另一方面却是疯狂的追求绝对的自我，发展任何新的可能性，董昭民有他自己的体会。他说：“德国人非常特别，他们非常保守，但是在艺术方面的成就却又如此辉煌，这是一个差异非常大的现象，但也因为他们保守，所以将感情发展，宣泄在艺术上，这是一种直接表达自己的方式。”



董昭民是以西洋音乐起家的，他承认自己原先有一些看不起民族音乐或是传统音乐的，主要是认为他们没有经过完善的整理，没有系统化，因此没什么好学的。但是近年来，他逐渐发现中国或台湾的民族音乐其实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而且，另一项考虑也促使他开始从东方的民族音乐中寻宝。



他说：“我从学校毕业以后，才想到有关自己的音乐的定位问题，作为一个亚洲来的作曲家想要在欧洲生存，我认识到，如果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没有属于自己文化的东西是不行的。因为德国人也希望能从外国人身上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一般外国人来德国是学他们的东西，当然如果你天分很高，你可能可以继续发展他们的东西，但是历史洪流浩瀚，我这个20多岁的小毛头来德国学了10多年后，我不可能完全掌握到他们整个的音乐历史命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他们的音乐。我只能把我们血液内的东西拿出来和他们血液内的东西做交流。”



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学古筝，关心台湾和中国各地的民谣，原住民音乐或是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开始和来自台湾或是中国的音乐家合作。比如从2年前他便和一位来自内蒙古来的音乐家孟福柱合作了好几场音乐会，得到相当的肯定。



这几年来董昭民跟台湾的乐团和音乐家们密切合作，经常往返台湾和欧洲。他如果现在回台湾教书，同时从事音乐创造的工作，肯定能赚比现在多更多的钱，但是他确定暂时不回台湾，因为他担心在台湾那样一个五光十色的环境里，会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去创作。



他不是害怕赚钱，不是不需要钱，更不是不喜欢教书， 而且他知道如果去教书可以教学相长，自己可以从中学习很多东西，但是他满意现况。他一天24小时全都可以用在自己的创作和工作上。



所以董昭民选择仍旧留在德国。他宁可生活寂寞些，清苦一些，也不愿迷失在台北的滔滔红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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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嗜好就是拉琴！”，11岁的智利昇是个优秀的小提琴手。他在2004年波恩市和西格堡市共同举办的年少年音乐比赛中得到满分，一等奖的荣誉。智利昇从2年级开始学小提琴，平常到音乐学校学学琴，每天在家练1小时的琴，如今快5年了，成绩斐然。



他谈到当初学习小提琴的原因：“我小时候常听小提琴，有一次爸爸带我到音乐学校，看到别人拉小提琴拉得很美，所以我也想学。”



智利昇除了拉小提琴也弹钢琴。但是他喜欢小提琴甚于钢琴，因为钢琴按一个键盘就只发出一个音，小提琴就不一样。而且小提琴的声音特别美。他特别喜欢小提琴悠扬细致的琴音。



他喜欢鲍尔托克的音乐，也喜欢巴赫或是莫札特的音乐。他不但喜欢小提琴，也喜欢有“中国小提琴之称”的二胡。智利昇的母亲陈旭红女士提到，有一次著名的中国钢琴家朗朗到德国演奏，他们母子俩人一起去欣赏，演出之后，郎朗还给智利昇签名，并且和他合影留念。母子俩在德国之声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母子俩在德国之声之后，智利昇便经常听郎朗和他父亲当年在卡内基音乐厅内演出的CD带。当时郎朗的父亲演奏二胡，郎朗钢琴伴奏。智利昇因此迷上了二胡，所以打算以后有机会也学学二胡。



智利昇其实不只小提琴拉得好，数学成绩也特别好，他得过数学奥林匹克比赛北威州的第1名，去年和今年分别获得全德国的“袋鼠数学比赛”的一等奖和二等奖。智利昇不但在音乐和学业上表现得优秀，和其他的小朋友也相处的很愉快。他的母亲就说，他常常下了课一到家，就有小朋友打电话来找他出去玩。少年和来自台湾的德国之声记者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少年和来自台湾的德国之声记者



他也喜欢看课外书，游泳，骑自行车，搜集外国硬币。智利昇是个典型的音乐和数学资优生，但是他在其它方面的发展也很均衡，更重要的是，他和其他小孩一样享受一个轻松快乐的童年。他的表现，自然与父母的教育态度有关。他的母亲却谦虚地表示，智利昇练琴和学习都比较自觉，父母都希望他可以愉快地学习。



当音乐家并不是智利昇最大的梦想，他以后想当科学家，学数学或是物理。他最想知道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当然他也不排除以后当个音乐家。



母子俩在播音室里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母子俩在播音室里智利昇目前是6年级的学生，4岁时随父母来德国后，开始学德语，中文和德语都是他的母语。平常在学校用的当然是德文，但是他周末的时候也上中文学校，学中文。他认为自己的中文和德文讲得都好，但是中文字比较难写，德文字写起来较简单。正因为他两种语言使用无碍，所以母亲希望他以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对中国和德国的合作做出贡献。



智利昇是德国华人第二代中的一个佼佼者，聪明，活泼，好奇，自信，有主见，他在中国出生，在德国的环境里自由发展，对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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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彻法师一大清早便在作早课，她是佛光山法兰克福禅净中心的住持。目前佛光山法兰克福禅净中心有大约100名会员，300名信众。他们除了常到佛堂念经，做早晚课，也经常主办一些法会，来弘扬佛法。



满彻法师1992年8月底来德国，当时一句德文也不会说，只因为她的师傅星云大师的一句话便来了。当年星云大师说：“德国的民俗风情很适合弘扬佛法，德国人勤劳，简朴，这个国家很优秀，他们的佛法研究历史悠久，地理位置在欧洲中心，很适合弘扬佛法，所以应该有人去。”



满彻法师到达德国的第一站是德国的首都柏林。到达柏林后，满彻法师住在柏林的姐姐和姐夫去机场接机后，就带她回家。虽然她在柏林有地方落脚，但是该如何弘扬佛法呢？她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倒不是语言不通的问题，而是当时在德国根本没人信佛教。她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她弘扬佛法的对象。



所以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去人群汇集的地方，比如地铁站和百货公司，看看有没有中国人愿意听她说佛法。她果然在地铁站和百货公司内找到很多中国人或是会说中文的人，但是这些人多半不信佛教。满彻法师的心血白费了。虽然一无所获，但她仍然坚持星云大师的一句话：“有佛法就有办法。”，所以她不气馁，继续以不同的方式找人。1992年9月底，星云大师亲自到柏林召开法会，直到这时，才真正聚集了一群信众。在这个基础上，满彻法师慢慢地凝聚更多的人。



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难题是签证问题。最早她拿的是观光签证，每次只能延长一个月。当时因为柏林围墙刚刚倒塌，瞬间涌入大批的人潮到柏林，因此办理签证特别困难，排队要总要排特别久。有一次她半夜2点多就得动身去排队，等着移民局上午6点30开铁门，8点办公。



因为太早，没有地铁或是巴士可搭乘，她只好走路去。那一个凌晨，天上飘着微雪，夹着细雨，真个天寒地冻，路途又远，走在湿滑难行的路上，她不禁自问为何如此辛苦，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她也找到了答案。



她对自己说：“这是我的使命，我来德国就是要把佛法带出去，认识更多的人，而且，佛法可以让人脱离烦恼，我来到这里应该更积极地去告诉人家佛法。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念头，我不应该。于是我昂起头继续走，从此以后碰到任何困难， 我都没有后悔。”



之后她找到房子，搬出姐姐家。刚开始时举办了一些小型的聚会，然后逐渐扩大。等成立了柏林佛光会之后，她接受柏林佛光会的邀聘，办理工作签证来德国，至此，签证问题才算真正解决。



另一个困扰则是房子的问题。因为没有合适的道场，所以很难聚集信众。在经过几次的搬迁之后，佛光山在1997年买下柏林道场的现址，那里原来是一家汽车修理厂，后面是旅馆，如何使汽车修理厂变成佛堂，这也是个难题。钱虽然是在台湾的佛光山总会出的，但是如何处理其他的细节，却留待满彻法师一人处理。



满彻法师提到： “当时那里的人都说，在德国盖房子很不容易，那是件会令人发疯的事。因为德国的规矩特别多，又要设想到各种不同的功能。自己的语文能力又有限，必须通过许多人的协助，所以事事要有自己的盘算。德国离台湾的佛光山总部很远，总不能事事询问，只好靠自己规划。还好，菩萨保佑，大家发善心， 一切都很顺利。”



1999 年柏林道场装修完毕，正式启用。2000年时，星云大师派她到法兰克福，另外开疆辟土。2003年，满彻法师找到法兰克福现在的道场。满彻法师希望这个道场可以有以下的作用：“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在国外有归属感，来这里像回家，有精神上的寄托，而且将这里当作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师傅常说，不要把寺庙当寺庙，要把寺庙也当作学校，让大家来这里学习，在此工作的人好像是校长或是老师，老师和学生互相学习，让大家有佛法的欢喜。”



的确，来这里的信众不但有回家的感觉也有佛法的欢喜。一位信徒说： “我本来是基于捧场的立场来的，来了以后觉得这里很温馨，像个大家庭。我没有孩子，我先生是德国人，我平常比较清闲，我每个礼拜天有空就来共修。”



另一位信徒也说： “我们如果有问题请教法师，她就会开导我们。她的看法往往能开导我们，所以我们有机会就常来。”



佛光山宣扬的是“人间佛教”，“生活佛教”，而且希望“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满彻法师尽心完成这个任务，并且要将佛法的喜悦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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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坚是1999年9月27日到达德国的，卢红带着小孩在2000年1月13日跟进。对于爱家、顾家的陈坚而言，一家团聚的日子何其重要，所以他怎么也忘不了这个日子。



陈坚、卢红两人都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陈坚，37岁，分子生物学者，特别在遗传学方面有研究。他在攻读博士期间，在美国几个重要专业杂志上发表了 10多篇学术论文，学术成就深获肯定。2002年底因此荣获德国研究协会DFG颁给的杰出青年奖章。



卢红原先在大学生物系当生化老师。陈坚首先申请到德国波恩大学医学院念博士并且工作的位子，因此就一个人先来了德国。卢红三个月后才带着女儿前来。当初为什么选择德国，而不是去美国、英国、或加拿大等说英文的科技大国呢？ 主要原因是德国的科技研究水平高，而且校方给的待遇好象很好。



来到德国后才知道原来德国的所得税率如此高，扣除所得税等等，陈坚每个月赚的钱就不算特别多。所以来德国的第一印象是收入低，当时陈坚一个人先来德国，等于是单身，所以所得税率高，等扣除所得税等等之后，实际所得比想象中低很多。第二印象是语言不通。原本以为德国人都会说英文，到了超市买东西时才发现英文不是很通用。



卢红携女来德国后，因为抚养妻女，陈坚的所得税率一下子就降了很多。但是语言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解决，因为两人一直忙着读书或是工作，没有时间正式去学德文。



另外，由于德国的幼儿照顾系统相对的不够完备，如何照顾好快8岁的女儿，就成了问题。夫妇俩感觉到德国的幼儿照顾系统不太理想，不管是学校或是幼儿园都不够完善，幸亏有两个德国友人给他们无私的帮助，晚上过来帮忙带小孩。另外他们每年请一位父母来帮忙照顾小孩3个月，使得夫妻两人一方面可以轻松些，二来老人家也可以见见孙女，外孙女，享受天伦之乐。



总的来说，他们觉得德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地方。他们刚来的时候都喜欢这个国家，觉得空气好，很安静，特别是他们住家的外面就是一大片森林，工作，收入方面也都满意。不方便的地方也有，比如小孩上半天学校，星期日商店不开门。



虽然是有点不方便，但是陈坚庐红都认为这些毕竟是生活上的小事，不足挂齿。比较严重的是，当他们住久一些就感受到德国人的排外心理根深蒂固，至少是有比较高比例的德国人有排外的意识，他们平常在说话时，便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排外的情绪，常说是外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位置或类似的话语。



夫妻两人对德国还有一项体验，他们觉得德国似乎比中国还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庐红说：“虽然说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在德国）一开始工作后，幼儿园的收费马上加一倍。因为工资收入一高，我们得付的钱就高。当时吓了我一跳。因为在中国也没有这种情形，也就是说，这里是真正的福利社会，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



陈坚前一阵子专研有关癫痫症的病理基础。这中间也经常到各国开会。夫妻两人打算在海外多奋斗几年后才回中国。至于是否还留在德国还不知道。



两人虽然整日和尖端科技为伍，却对人文有极深层的关怀，他们有一个梦想，陈坚说：“我并没有很大的志向，或是说我一定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想我应该先把家庭管好，孝敬父母，养育小孩。有余力时，再去帮助别人，希望自己退休后，回中国，去云南或是其它偏远地区，开个小学或是中学，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小孩，让他们受教育。”



夫妻俩人不只是想以医学的手段来减低病痛、延续生命、维护生命的尊严，同时希望以教育的方式，来丰富生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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