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 上海的方型周刊

亚里士多

小报是上海报业的一大特产。抗战期间，上海租界内的小报先后出过十余种，像「孤岛」时期的《社会日报》、《迅报》、《罗宾汉》，沦陷时期的《光化日报》、《繁华报》等等，都有为数可观的读者群。

八年抗战离乱告终后，小报又如雨后春笋，更为活跃起来。重庆归来的大员们，对这些「专载琐闻碎事」、热中于披露「内幕新闻」的小报甚感头痛。秉承旨意的上海市社会局便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发布公告，命令沪上各报刊「一律重新登记」，而对于创办于沦陷时期的则不准出版。如此一来，便造成了沪上许多具有浓厚「自由」色彩的小报被迫停刊，尤其是当时沪上小报中最为光彩的《光化日报》，无望继续出版。

《光化日报》创办于上海沦陷后期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为该报提供资金的，是当时奉命打入敌伪从事地下工作的李时雨，而实际主持该报编辑的，是龚之方和唐大郎(云旌)。龚、唐两位都是著名的小报专家，后者更有「江南第一笔」的美誉，他的打油诗很受人们欢迎。

龚唐合力经营的《光化日报》，虽沿袭小报的一向传统，偏重趣味和娱乐，但品格、情调不失正派，故在污浊的沦陷上海报坛，不失为一枝玉立青莲。

抗战胜利后，该报连载介绍Z-G军政要员的文章，更为同时期上海所出版之各报刊所不及。但，还在上海市社会局文告公布之前，国民党政 府的《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新闻事业暂行办法》已经出台，《光化日报》已先于一九四五年九月间被迫停刊，上海市社会局文告一出，它更无复出希望。

国民政 府当时对出版期刊的管制，显然对报纸趋严，对期刊较为宽松。申请出版报纸，必须经中宣部审批，获准者甚少，而出版期刊，只要向社会局登记，便可发行。

当时正因《光化日报》停刊失去工作的龚之方、唐大郎觑准这一法禁空隙，决定利用《光化日报》余存的资金、纸张，改出期刊。

据说，龚之方在一次为所出期刊构思开本时，将一张白纸折来叠去，无意中正好折成十二页，裁剪后可用骑马钉钉成一册，而这样一本小册子容纳的文字、图画，又与一份对开报纸差不多，于是便决定以这样的十二开本(长三十七公分，宽二十五公分，长方形)作为新办期刊的版式。

龚、唐主扁的《海风》周刊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问世 (逢周六出版)，当即成为报刊摊点的抢手货，人们争相购阅，供不应求。究其原因，一是版式新颖别致，装订上很像杂志，但却没有杂志的封面，亦报亦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适应了十里洋场历来厌旧喜新的消费心理。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内容取材上，《海风》周刊不仅承袭了小报风格，注重趣味性、娱乐性、消闲性，而且顺应时势变化，及时把握当时上海市民所关注的「时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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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刊载的文章，自然多为适应和满足一般市民消闲娱乐需要的今古名人趣闻轶事、历史掌故、文艺品藻、谈天说地、杂议随笔、消闲小说等等，却也不乏年轻人深感兴趣的「时新」题材。

如军政要人的最新动向（特别是国共两党──尤其是KP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抗战英烈的作战经历、各地HJ的丑闻恶行与其可耻下场、世界科技的最新发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方使用的新式武器），以及对与市民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如军警骚扰民众、物价涨落、官员Tan-Wu索贿）的评论与抨击，等等。

所载文章，大多篇幅短小（一般不过百余字），且笔调轻松活泼，幽默调侃随处可见，机智诙谐屡见不鲜，也不乏尖酸刻薄、绵里藏刀。还有小品、漫画和照片等，真可谓图文并茂、琳琅满目。

《海风》问世后不到一个月，以平襟亚、蔡夷白为主干的《海光》，也登场亮相。《海光》也沿袭小报风格，用十二开本方型版式，同样一炮打响。

《海风》、《海光》的双双成功，使小型报从业者和文化商人看到一条「办刊牟利」的新路，于是争相仿效，导致了方型周刊的蜂拥而起，最兴盛时，报摊上每天几乎有一、二种新刊出现，诚可谓「电车上、火车上、大城、小镇，大多人手一册」。

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四六年四月间，接踵面世的方型周刊，已有五十余种；到八月，竟然超过七十种。后来有人统计，多达九十二种。

这些仿效者，除了版式上采用十二开本方型之外，连刊名也想方设法套用一个「海」字，如《海星》、《海晶》、《海涛》、《海潮》、《海花》、《海燕》、《海声》、《海派》、《海滨》、《香海》、《大上海》、《新上海》等等，以致市场一度将小报型周刊又称为「海字头周刊」或「海派周刊」。

方型周刊（实际上是小报出版受阻时嬗变的一种形态，亦称方型周报）的大量出现，堪称战后上海城市文化的一道特殊风景线，对当时的上海文化市场产生不小的震动，最直接、最明显的便是争夺了大批小报读者，使硕果仅存的七、八种小报感受到生存危机，有的因销路不佳、连连亏损而停刊。其它书报杂志，甚至大报，畏之如猛虎，销路也大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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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极必反，在方型周刊大量涌现时，随即出现了一股势头不小的颓废和黄色浊流。一些无聊文人和以贩卖黄色文化牟利的人，也纷纷推出各自的方型周刊，利用时兴的外形以售其奸，也就是包(包装)藏祸心。

这类方型周刊，编排粗劣，一味迎合社会的低级趣味，描述色情，揭发隐私，靠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的手段，编造所谓的「内幕」、「密章」，对某些影剧女演员、歌女、舞女以至妓女，进行无聊吹捧或构陷，内容庸俗，格调低下。

此类刊物的大量麇集，污染了社会文化环境，也败坏了方型周刊的名声。

就在方型周刊风起云涌、掀起一波又一波出版热潮的时候，出乎人们意外的是，上海方型周刊的先驱──《海风》、《海光》，却突然在一九四六年八月间几乎同时停刊。龚之方、唐大郎、平襟亚、蔡夷白等人，都是公认具有多年的编刊经验，熟悉业务，又与沪上众多作家保持良好关系，且能恰当地把握刊物内容、趣味的高下分寸和雅俗尺度，因此，《海风》、《海光》自创刊以来，一直广受欢迎，销路甚佳。

这两个刊物的突然停刊，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龚之方、唐大郎等曾暗中约请革命作家夏衍等人撰稿，用化名刊出几篇反内战的文章，此事被人密告当局，说是「地下党打进小报界」，编者受到警告，致使刊物被勒令停刊。

二是名目繁多的方型周刊一窝蜂登场，粗制滥造趋向愈演愈烈，且开始变成「黄色刊物」的代名词，作为有良知的编者，在自己既没有能力阻止歪风邪气滋长，又不愿意与诸多颓废、黄色刊物为伍，只好自己毅然抽身退出竞争，亦不失为一种洁身自爱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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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海光》的停刊，使正派品格在上海方型周刊中失去了主导地位；大量内容大致相同、并无特色和个性的方型周刊的涌入麇集，久之自然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和厌恶，造成销售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遂使方型周刊由盛转衰，进而一落千丈。

经过几次「回光返照」，方型周刊到一九四七年，便「寿终正寝」。现在所知，停刊最晚的是《海涛》，于一九四七年三月打烊。

方型周刊是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独特产物──实为小报的「变种」，它来得迅猛，也去得匆忙，大约只存在一年光景，最活跃的时间约莫半年左右，便告消亡。因此，过去并不受人重视，报刊史上也往往一掠而过，甚至不提。

但是，它毕竟是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间上海小报的主角，在这历史转折的风口上，它以独特的形式左右报坛、彪炳报坛，领导了一时之潮流。

今天，我们若要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上海（甚至全国）的城市风俗、时尚潮流、市民生活、海派通俗文学等，则非求诸方型周刊不可。

譬如，抗战胜利后，上海和全国各大城市出现了一个以吉普（Jeep）为标志的「吉普时代」──美国大兵以胜利者的姿态驾著吉普车，车上载著中国女郎，在街道上横冲直闯，招摇过市。这些美国士兵被称为「烂水手」，中国女郎被称为「吉普女郎」、「吉普嫂嫂」，他（她）们的私生子叫「吉普儿郎」。

方型周刊对此有大量报导，特别是「吉普女郎」、「吉普嫂嫂」，成了许多艳情小说的主角。当时有一方型周刊，干脆就取名为《吉普》。

像这类城市时尚资料，在大报中找不到，若要进行真正的战后城市时尚风潮研究，只能去翻阅小报。若从这个方面来考量，方型周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参考和保存价值，报刊史应记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