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 下慕其富足 上羡其自由(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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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慕其富足，上层羡其自由，是今天各国中产阶级心理平衡的支撑；下层希其援手，上层望其多能，则构成他们面临的巨大社会压力。中产生活，看来的确是一种高压下的幸福。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词，最早出现在近代欧洲，而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产生，则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

　　 今天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美国的产生，要推迟到二战以后。随着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和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美国工人阶级数量减少，中产阶级人数回升。1956年，美国白领工作者的数量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

　　 在这些白领工作者所代表的新中产阶级中，大多数人虽然没有自己能独立经营的财产，但职业收入居于中流，而且一般是从事脑力劳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白领的总数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尽管目前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但美国橄榄型社会形态仍然保留到今天。

　　 同时，经济增长也在发展中世界造就了一批新兴中产阶层。他们的经济实力、上升势头和在自身所处社会中的中坚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政治参与热情有高有低，收入与消费能力千差万别，社会地位也各不相同，但各国中产阶级和阶层所承担的社会经济责任和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却是举世公认的。正因如此，许多国家都曾或正在将扩大中产阶级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步骤。

　　 希望通过环球中产生活调查，可以让我们了解发达世界这个最大阶层的现状，知晓发展中地区这个发展最快阶层的愿望和前景，并为中国规划社会各阶层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2020，中国人三分之一是中产”

　　  ——专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前所长陆学艺教授

       在中国，“中产”还是个概念十分模糊的词，它的划分标准、人数构成、生活状况等，都正在被广泛争论。

　　 在这些争论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解释相当受人关注。由社会学所前所长陆学艺领衔研究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就为我们勾画出了中国“中产”的基本面貌——虽然，它还不是太清晰。

　　 为了解正在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阶层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陆学艺教授。

　　《环球》：中产阶层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演变可谓百转千回。在您看来，中国中产阶层是如何定义的，是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标准？

　　 陆学艺：由于历史原因，过去我们的“中产阶级”曾被简单地归为资产阶级。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去这种阶级分析法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分析的需要。所以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做实事求是的分析。虽然有很多人对我们的观点提出看法，我们还是运用阶层的分析方法来划分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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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上多数国家也都采用阶层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认识自己的社会结构这个基本国情，如日本每十年就会进行一次社会结构调查——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

　　 我们的研究，是把中国人口大致分为10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第二个是经理人人员阶层；第三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第四是我们这一类的，教授、医生等等；第五个阶层是办事人员阶层；第六是个体工商户阶层；第七是商业服务人员；第八是产业工人阶层；第九是农业劳动者，也就是农民；第十个阶层是下岗失业阶层。

　　 但这只是我们社科院研究的看法，由于中国没有政府出面的相关调查，所以中国中产阶层现在只有些模糊的界定标准。

　　 《环球》：那么“中等收入者”跟“中产阶层”是一个概念吗？

　　 陆学艺：现在糟糕的就是有的人用中等收入者来表述“中产阶层”这个概念，这不对，因为这是社会学的范畴，不是经济学的，我们社科院是用“中间阶层”这个词来表述中产阶层的概念的。

　　 中等收入者和中产阶层是两个意思，中产的范畴绝不能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它是社会问题。社会中产阶层显然不能指中等收入者，它应该以职业为基础。即十个阶层里面，其前面的一部分人可划入中产，比如说中低等的干部、中小企业的经理、专业技术人员。比如，你是记者，我是教授，那一定是中产了。出租车司机一个月也可以赚几千块钱，但他不可能是社会中产阶层，因为有职业的概念。

　　 所以，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中产阶层是以职业为基础，以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进行划分的社会阶层。

　　 《环球》：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在整个社会中的比例是多少？中国的中产阶层发展状况怎样？

　　 陆学艺：根据我们1999年的统计，中国的中产阶层占全国总人口的15%，并以每年1~1.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所以现在中产阶层的比例应该已达到22%~23%左右。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较发达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比重还要高很多。乐观地估计，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3%甚至更大。

　　 也应该达到这个标准。因为真正发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结构。有权有钱的上层和底层占少数、中间阶层越大的社会结构，越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从政治上分析，中产阶层在政治倾向上跟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经济上，中产阶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之一，他们是创造财富的，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也是稳定的消费者；在文化上，这部分人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生产者，同时也是文化产业的消费者。这些都非常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现在中国是洋葱头型的，也正向这种橄榄型结构过渡。

　　 《环球》：自十六大提出“扩大中间收入者的比例”以来，国家在发展中产阶层方面的努力如何？

　　 陆学艺：中国在经济发展初期，曾偏重追求效率，不仅牺牲了环境，农民等下层阶层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障。所以，从经济结构上来讲，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然而在社会结构上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而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观念，协调经济结构同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

　　 我相信，国家今后在户口制度、人口制度和就业制度上的改革将促进中国社会结构的调整，而中产阶层也将迅速发展和壮大。

　　 《环球》：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活状态如何？您怎么看待中产阶层目前面临的种种压力？

　　 陆学艺：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所谓“中产萎缩”的概念，因为近几年两极分化加重，还包括财产税、遗产税的取消。而中国面临的并不是这样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中产阶层不是唯一承受着压力的阶层，各个阶层都面临不同的压力，压力就是活力。良性的压力不是坏事，反而是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干劲十足的原因。所以，没有必要刻意强调中产阶层面临的压力。

　　 《环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中产阶层有什么样的特色？

　　 陆学艺：由于各方面都刚刚起步，所以中国的中产阶层干劲很足。另外，中国中产阶层受孔孟之道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孔孟之道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观念核心的影响，就是它的中国特色。如何将传统观念同马克思主义和外来文化结合起来，将是很重要的课题。刚刚步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各阶层尚处于磨合期。

　　 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在处理各种问题时都有固定的一套规则，而城市化以后，有很多方面还都没有现成的传统可循。随着社会的发展，在这些方面不断摸索，中国人必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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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亿中流”

　　说起中产阶级，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就是宽大的房子，外带一个有草坪的院子，有的院子里还有游泳池……然而，日本中产阶级的生活与这些“印象标准”都套不上——在地价昂贵的城市里想有个院子已经很难，草坪和游泳池就更不要说了。

　　当然，土地狭窄是日本国情，中产阶级对此也无可奈何，因此判断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要依照别的标准，比如说收入。一般来说，由于日本物价较高，其中产阶级的年收入应该在2000万日元以上（15日元约合人民币1元）。

　　不过，达到这样标准的中产阶级，在日本总人口中绝对占不到10%。然而，日本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却号称“一亿中流”，直到两年前保持“中流意识”的人还超过半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亿中流”不是神话

　　“一亿中流”的由来，可以回溯到战后日本政府采取的以培育中产阶级为主旨的政策。

　　当时，日本政权采取措施提高经营者的税收，赚钱越多，税收比例越大；同时提高遗产税，使再有钱的家庭，也“富不过三代”。《环球》杂志记者曾走访过市川市郭沫若故居。当时，已届耄耋之年的房东准备去世前把故居拆掉，原因是作为财产留给下一代，要交很多遗产税。

　　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工资不说，每年公司还给人们发放一笔数额巨大的奖金，一般来说，全年奖金不少于三个月的工资，效益好的公司奖金数量相当于6个月的工资。对于农业，日本政府也采取保护政策，农产品价格很高，无论水果和蔬菜都贵得惊人，此外政府还给一定补贴，使农民的收入不低于甚至高于城市的收入，从而消灭了城乡差别。

　   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平均社会，1990年再分配所得的基尼系数为0.3643，处于相对合理的范围，全体日本国民都享受到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每年进行的国民生活调查中，90%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

　　记者曾于1990年到日本留学，正值日本的泡沫经济时期。当时，日本人花钱大手大脚，看上去的确都像中产阶级的样子。

　　中流意识的弱化

　　及至泡沫经济崩坏，日本在经济上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在此期间，日本进行了经济结构改革。一些像工蜂一样仅会苦干而不能巧干、没有掌握先进技术的职工被迫下岗，一向令日本人骄傲的终身雇用制受到了严重冲击；一些年轻的企业家则在信息技术领域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的“胜组”。

　　另外，由于社会老龄化加剧，年轻人的经济负担加重，很多20岁到40多岁的人基本没有储蓄。日本2005国民生活白皮书显示，在20~30岁的人群中，零储蓄者占37.4%；30~40岁的人群中零储蓄的家庭为25.3%。

　　因为竞争日趋激烈，日本还出现了一些对社会现实绝望的“败组”，他们干脆不工作，在家闲居，这部分年轻人已达到50万之多。

　　数据也显示，近年来日本有“中流”意识的人数呈下降趋势：1995年，有中流意识的日本人还有57.4%，2001年为55.7%，到2005年降至54.2%。

　　从去年开始，由于内外利好因素的影响，日本经济走向复苏，但奇怪的是，普通日本国民对经济复苏并没有实际的感觉。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有74%的人认为日本社会差距正在拉大，有21%的人认为自己很失败，属于“败组”。

　　心理平衡打造和谐

　　尽管如此，日本的基尼系数仍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按2005年的调查数据估算，现在有“中流”意识的日本人大约仍有7000多万。

　　日本“中流”意识的人多，主要原因是收入上差距不大。一名普通的门卫，在退休前每月工资也是50多万日元。由于政府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保护政策一视同仁，国民对自己的生活设计大多是一个模式：到一定年龄通过分期付款都可以有自己的房子，汽车、电视、空调等谁都买得起，名牌衣服和用品更是谁都可以消费。

　　从教育来看，日本上世纪60年代进入了大众教育时代，50%的人可以上大学，现在更是“全民大学”，只要交钱谁都可以上大学。

　　现在，在几乎没有城乡差别的日本，具有“中流” 意识的人除了人们常说的白领和部分蓝领之外，还包括相当一部分农民。

　　中流意识的人居多，使日本社会呈现和谐局面。具有中流意识的人对少数上流社会的生活虽然也有憧憬，但由于生活样式差别不大，没有仇富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感谢少数上流社会的人——正是因为他们的雇用、关照和为社会交纳巨额的税收，才使中产阶级维持目前比较富足的生活，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努力保持既得利益，而不是期望社会变化改变自己的生活。

　　战后，日本一直采取“损有余以奉不足”的政策，成功打造了中产社会，这里既有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子，也是学习西方福利制度的结果，不过日本为消灭白领与蓝领差别所采取的措施，力度比西方有过之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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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黑钻石”的新生活

　　他们开着闪闪发亮的宝马，他们不知疲倦地在巨型购物中心里游走、刷卡，他们从低矮破旧的棚户区搬到有草坪有游泳池的郊区别墅，他们在报纸周末版上介绍自己去欧洲旅行的经历、钟爱的美食和印象深刻的畅销书。

　　他们年轻、自信、乐观，对身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深感骄傲。他们生活在盛产黄金钻石的土地上，人生似乎就像钻石一样熠熠发光。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因此他们被称为——“黑钻石”。他们是南非新兴的黑人中产阶级。

　　在南非这个尚未完全摆脱种族隔离阴影的国度，黑人中产阶级的出现令许多人感到新奇、振奋，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将是南非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社会学家认为他们能够让这个国家年轻的民主制度继续成熟，更多的普通人则把他们当作学习榜样。

　　艾萨克：入门级的“黑钻石”

　　“我觉得我应该算中产阶级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至少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黑人小伙艾萨克莫拉蒙亚内笑着对《环球》杂志记者说。他手里的手机多少证明了这一点：三星D900超薄滑盖，目前南非热销的高端款型之一，市场售价3000多兰特（南非货币兰特与美元的汇率目前在7：1上下浮动，比人民币略贵）。

　　24岁的艾萨克一年多前大学毕业，目前在约翰内斯堡一家小型公关公司担任公关事务助理。他透露自己的年薪是10万兰特左右，按照南非经济学家的普遍看法，他的收入的确已经步入中产阶级行列，只不过还属于“入门级”。

　　仅仅13年前，要把“中产阶级”和艾萨克他们联系起来，似乎还是一种荒唐的企图，虽然黑人人口占南非总人口的80%以上。

　　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南非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被誉为非洲大陆经济的“火车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全非洲的20%，人均国民收入3600美元。在1994年南非举行首次民主大选、黑人上台执政之前，南非的绝大部分财富掌握在人口仅占10%的白人手中，黑人和杂色人种被隔离在主流经济之外，只能充当“雇工”、“仆人”的角色。

　　为了纠正过去那些歧视性政策所造成的伤害，南非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帮助黑人进入主流经济，例如“振兴黑人经济实力法案”（BEE），要求那些以前被白人把持的矿业、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等主流经济行业在一定期限内增加黑人控股的比例，在许多就业领域也采取了向黑人倾斜的政策。

　　BEE也招来了许多批评，人们认为这只是让一小部分有权势有关系的黑人精英一夜致富，大部分普通黑人仍然无助地陷于社会底层。但不可否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南非黑人的新一代正越来越多地受益于这些法律。随着教育的普及、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对未来的自信心的增强，越来越多的“黑钻石”开始涌现。

　　艾萨克可以称得上是个典型例子。他出生在普马兰加省的农村，是家中5个孩子中的老四，从他没出生时父亲就远离家人在约翰内斯堡做保安，一个人养活全家。17岁时艾萨克来到约翰内斯堡继续学业，顺利读完高中和大专，找到了目前的工作。这个机灵、热情的年轻人并不满足于现状，他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

　　“我还要继续读书，最好是能去国外留学，拿到硕士学位。现在南非的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很多是因为没有好好读书，我相信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将来成功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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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实力+魅力

　　开普敦大学今年3月所做的“2007黑钻石调查”结果发现，过去一年，黑人中产阶级队伍“扩军”30%，年消费能力达到1800亿兰特，成为南非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南非黑人成年人约为2300万（总人口为4700万），其中230万属于中产阶级，虽然只占黑人消费群体的10%，但购买力却占54%。

　　开普敦大学教授约翰辛普森说：“对南非经济来说，这当然是件好事，因为其他国家的经验证明，一个稳定扩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对这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据他分析，在过去6年，南非经济能始终保持5%左右的年增长率，得益于黑人中产阶级的消费推动。因为白人的消费水准一直变化不大，而占总人口30%多的失业及贫困人口则无力消费。

　　辛普森预测：“在不久的将来，黑人中产阶级势力还会继续膨胀，因为还有太多的人渴求进入这个行列，你只要看看这几年汽车、有线电视、手机、家用电器、服装、饮料的销售量就知道了。”

　　据今年3月的调查，33%的黑人中产阶级上网；95%的人认为拥有房产很重要；90%的人喜欢到大型购物中心购物；37%的人在家里安装保安系统（2005年仅有27%）——这是一个具有南非特色的富裕代名词——在人人为犯罪问题担心的南非，越有钱就越担心犯罪，而除非你有钱，否则也难以负担保安服务的费用。

　　房产中介人约翰范德维克说，这几年他经手的黑人顾客明显增多，无论是拥有大片草坪和游泳池的独门独户，还是保安严密、环境优美的小区别墅，都能获得他们的青睐。甚至在约翰内斯堡西南的黑人城镇索韦托，中高档房产项目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昔日那种布满火柴盒式廉价住屋的地区正在发生变化。

　　南非全国汽车制造商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起新车销售量就不断攀升，年增长速度超过20%，其中三分之一为黑人。只有从今年开始新车销量才趋缓，因为南非央行担心信贷消费过热，数次提高利率，再加上不断上涨的油价，抑制了人们对汽车的消费欲望。

　　虽然南非黑人购买最多的汽车品牌是丰田和大众，但宝马汽车公司恐怕最应该为黑人中产阶级的出现拍手叫好，因为“黑钻石”们对BMW这三个字母可以称得上是崇拜。一些南非人把BMW解释为Black Man’s Wish（黑人的愿望）的缩写，也有人认为是Be My Wife（嫁给我吧）的缩写，宝马车无疑成为非洲男人们展现实力和魅力的一件利器。据统计，南非销售的新车中6%~7%是宝马车，比率接近宝马车的原产国德国，而在美国这一比率仅为1.5%。

　　“黑钻石”的困惑

　　但一位敞篷宝马车主曾写信给报纸抱怨，说他开车在街上时，别人抛来的眼神总是夹杂着惊讶、羡慕和怀疑，仿佛在质问他是否又是一个靠BEE捞到好处的“肥猫”。

　　这其实反映了南非社会对黑人中产阶级的复杂心态，一些在白人圈子里看来是司空平常的生活方式，黑人们拥抱后却成为媒体新闻：黑人聘请私人健身教练，黑人开哈雷摩托兜风，黑人孩子学跳芭蕾……所以在开普敦大学所做的调查中，竟有79%的受访者认为社会给予黑人中产阶级的关注“太高”。

　　南非黑人中产阶级的涌现，同样夹杂着一些忧虑。南非人普遍的消费理念是有钱就花，没钱也要刷信用卡，过于膨胀的消费欲望虽然让零售业笑逐颜开，但引发经济专家和央行对债务危机的警告。此外南非的工会组织也批评部分学者夸大了中产阶级的数字，认为在当前失业率高达30%以上、众多南非黑人仍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时候，政府应当把注意力放在解决就业等方面，同时还要注意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会引发更多犯罪问题，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不过开普敦大学所做调查的结果显示，大部分黑人中产阶级并没有“忘本”，他们当中有70%的人经常回到老家看望家人朋友，给予他们帮助，他们为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感到自豪。

　　采访中，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艾萨克说到自己的“中产阶级梦想”时，从未忘记提一句：我希望我的成功能多创造几个就业机会，给周围需要帮助的人一些回馈。

　　艾萨克对未来十分乐观和自信，他说，政府对发展中小型企业十分支持，因为这能帮助解决南非严重的失业问题，创造税收，只要南非整体经济向好，商业环境有利，他所从事的公关和市场营销生意就不会差。“我相信将来会变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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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中产阶级刚上路

　　中产阶级的典型生活

　　每年6月，阿尼尔狄瓦里先生就要将自己的电器商店交给手下的人打理，自己带老婆孩子去欧洲游玩一趟。“每年我们总会到国外旅游一趟，国内旅游一到两次。国内主要风景区我没有没去过的。”阿尼尔好几次自豪地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年届50的阿尼尔是记者在新德里工作时的老房东。他在新德里比较富裕的地区建了一栋4层的小楼房，一层自己住，二层卖给了一个远房亲戚，三层和四层则租给新华社新德里分社当办公室兼住宿，每月的租金为9万卢比（1万卢比相当于1700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阿尼尔还开了一家电器商店，销售日本和韩国的家电，他夫人是服装设计师，所设计和加工制作的服装远销法国等欧洲国家。大儿子在尼赫鲁大学读书，小女儿则在当地一家著名的私立学校上小学。一家人的生活优越体面、其乐融融。

　　阿尼尔有自己的房子，有两部汽车，包括管家、司机、厨子和清洁工在内的佣人有4个。大概是有着经营电器的便利，他家里的电器都比较高档，使用的手机也是功能齐全的新产品。

　　他还是当地一家富人俱乐部的成员，每月都要去俱乐部和一帮朋友聚餐或锻炼身体。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阿尼尔都是印度中产阶级的典型一员。

　　印度权威机构的数字表明，印度的中产阶级有3亿人口。但记者感觉这个数字水分太多，为此曾多次向印度朋友请教。他们的解释是，一个人的月收入超过1万卢比，就可以算中产阶级了——这样的收入在中国恐怕算不上中产。这样收入的家庭在印度有6000万个，以每户家庭5口人计算，就得出了3亿的数目。

　　在这样界限不清的情况下，要真正准确地描绘印度中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应将中产阶级再细分为中下阶层和中上阶层。

　　中下阶层的中产阶级可以包括年收入在12万~25万卢比之间的家庭，他们刚刚脱离贫困阶层，不愁吃穿，家里通常会有电视机、电冰箱和手机，交通工具一般是公交车或摩托车，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家庭还没有电脑。子女一般都去当地的公立学校或收费较低的私立学校。由于电费比较昂贵，他们多数家庭在酷热的夏天都用不起空调。

　　印度的物价和中国大致持平，因此这些中下层的中产阶级并不经常购买衣物，每月能到餐馆里去两次就算不错了，部分家庭每年能在国内远游一两次。

　　记者认识德里大学的一位副教授，月工资约2.3万卢比，妻子不工作，有一个10岁的女儿。他家的摆设相当于中国普通家庭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书桌和饭桌都很破旧，电视是21英寸的，冰箱是单门的，大夏天家里用的是台式电风扇。唯一的窗式空调装在主卧室，也只是最热的夏天在晚上睡觉时开两三个小时——虽然温度降下来了，但窗式空调的噪音特别大，就像在一个机器轰鸣的车间一样，令人难以入睡。

　　而中上层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应该在50万卢比以上，他们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大型企业的管理者、高级专业人士、跨国公司职员和富裕地区的地主等。

　　这些人不足1亿人口，一般都有自己的房产，居室装有空调，喜欢购买名牌商品，有高档汽车，每年都会到国外旅游一次，顺便在国外采购。他们的子女一般都上当地昂贵的私立学校，家庭有多个佣人。他们是社会的成功人士，是时尚的引领者，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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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没有明天”

　　印度中产阶级开始享受生活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有着1000多万人口的新德里，直到1999年才有了第一家大型商场，名叫安萨广场。2000年后，新德里周围地区又相继建了一些大商场，供钱包越来越鼓的中产阶级消费。但至今印度的夜生活也比较贫乏，供中下层百姓消费的娱乐场所寥寥无几。

　　过去，印度人一向以节俭为美。“未雨绸缪、精打细算、掐着指头过日子、不借款不欠债”等古训，是祖上传下来的好传统。加上过去经济一直不发达，直到1985年，仍然近90%的人口每日开支不到1美元。

　　但随着1991年印度进行经济改革，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经济开始步入稳定的增长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消费观才开始有所改变。

　　1999年以前，持信用卡在印度消费很不方便，信用卡的发行量也很小，除了几家大饭店，其他地方都只收现金和支票。但近几年信用卡的消费却直线上升。据统计，2005年印度各银行和信用卡公司平均每天发放约5万张信用卡，信用卡的消费总额平均每天高达1.3亿卢比。难怪一些分析人士惊呼，“印度新兴的中产阶级在食品、衣服和其他消费品的支出上增幅之大，仿佛他们没有明天一样。”

　　《印度时报》的记者拉力克，30岁出头，6年前刚进报社时月薪是1.8万卢比，现在涨到3万卢比左右。他收入增加了，但家里的存款却没有增加。他把钱都花在室内装修、家用电器和日常消费上去了，譬如购物、在餐馆吃饭和旅游等。“当我现在有能力挣钱和消费时，我为什么不去消费呢？”拉力克说。

　　和父辈相反，他不主张存钱，而是随心所欲，让自己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存钱是为国家做贡献，消费是为家庭做贡献。反正这月花光下月还有，我愁什么呢？”至今仍然单身的他总喜欢这么说。

　　新老中产的生活观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印度中产阶级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他们在享受经济繁荣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为经济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并承担着紧张工作带来的各种压力。

　　拉蒂卡米塔尔女士是新德里信息咨询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年收入有50万卢比。她穿着时髦，频繁地更换时尚手机和家电，周末的晚上一般都在购物中心或酒店的高档舞厅度过。

　　但表面风光的背后也有着难以言说的辛酸。因为害怕失去这份工作，她经常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结婚10年了不敢要孩子，平时也没时间做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餐馆里靠吃快餐过日子。

　　她说，“别人看到我常吃麦当劳、比萨饼，买半成品食品或熟食，还以为我是赶时髦，其实我根本没时间做饭。天天吃这样的垃圾快餐，把我的胃口都吃坏了，但没办法。公司业务这么多，生活节奏这么快，总得有所牺牲，才对得起老板和自己的薪水。而且我的许多同事都和我情况类似，经常加班，担心失业，担心孩子不能进好学校读书。”

　　但也不是所有的中产阶级都忙碌紧张，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记者的新房东辛格先生也是中产阶级，但生活态度和消费观念却跟年轻人不一样。记者认识他时他已经快退休了，在高档住宅区继承了父辈留下来的一栋老房子，6年前推倒重建，盖成了一栋比较洋气的三层别墅楼，自己住第一层，第二层出租，月租金为7万卢比，第三层则为还盖房子的贷款而出售给一个商人。

　　辛格先生是印度建设部的一个中层官员，夫人是小学教师，两个女儿也都嫁给了有钱人，不需要他的补贴。尽管这样，他平时依然过着比较节俭的生活。

　　他说，虽然衣食无忧，月月有节余，但过去节俭惯了，现在有钱也不会追求豪华，过度消费。特别是快退休了，还要为老年生活作打算，总得留点看病钱，所以不会像年轻人那样阔绰大方。辛格先生一家应该是印度老派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专家估计，到2025年，印度的中产阶级将扩大到5.8亿左右，占总人口的40%，他们的收入也会数倍增加，购买力将大幅提高。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它强烈冲击着印度的一些社会传统，并将影响这个南亚大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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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中产“借债”度日

　　普通家庭就是中产

　　林德一家是瑞典的一个普通家庭，林德先生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几家网络公司工作了4、5年，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但他在IT最不景气的时候也经历过失业。前一段时间，林德被所在的公司提升为一个部门的主管，月薪4万克朗（1美元约合7克朗）左右。

　　林德太太和林德先生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瑞典爱立信公司，虽然进公司的时候工资不算高，但是多年下来工资也涨到了3万克朗。

　　两人3年前以现金买了辆新车，之后贷款买了一处价值300万克朗的别墅。夫妻俩的收入完税后，每月可支配部分也有5万克朗。他们的生活除了每个月要还房子的贷款以外，生活算是安定和富足。

　　以林德家的情况，无论按何种方法评定，都可以算是瑞典的中产阶级。以他们为代表，大致可以了解瑞典中产阶级的生活情况。

　　但是，瑞典的社会阶级定义比较模糊，如何界定中产阶级仍然众说纷纭。瑞典高中社会知识教科书曾经界定中产阶级为小企业主和企业中的白领职员。而在瑞典中央统计局的定义中，社会中上层阶级为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而中产阶级为企业其他白领职员。

　　单以上面提到的这个划分标准，很难计算出究竟有多少人可以算中产阶级。根据瑞典中央统计局2005年的统计，按可支配收入来说，瑞典家庭大致可以分为3个级别：

　　低收入家庭，这类人通常年收入低于20万瑞典克朗，约占瑞典社会的20%左右；

　　高收入家庭，这类家庭可支配收入通常高于每年65万克朗，他们中包括大企业的老板或是高层管理人员，约占10%；

　　而剩下的70%的家庭可算作中等收入家庭，他们的可支配收入约为每月2万克朗或是更多。

　　另据有关机构2002年的统计，瑞典人均GDP为25400美元，85%的家庭有小轿车，75%的家庭有电脑，50%的家庭有第二住处，70%的家庭每年出国度假和旅游。其中，中产阶级的比重约占55%。

　　在普通瑞典人心目中，中产阶级就是一对父母，一对孩子，人均住房面积80平方米。在瑞典，由于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高，家里只要有一人正式就业，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

　　囊中羞涩

　　瑞典语中有一个词，精辟地概括了瑞典民族的待人处事之道——“Lagom”，意为中庸，或者说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中把握一个中道。瑞典在税收政策上也体现着这个原则：对于高收入人群，政府设定较高的税率，月工资超过3.5万克朗的部分税率可高达50%；而对于低收入阶层，政府设有各种补助，如住房津贴等。正是这种税收上的平均主义，使瑞典成为世界上中产阶级队伍最庞大的国家之一。

　　但另一方面，与众多发达国家相比，瑞典的中产阶级可能算是世界上“最囊中羞涩”的中产阶级。根据瑞典商业调查机构近年公布的调查结果，瑞典50%以上的家庭的净资产额不过15万克朗，银行存款不足5.3万克朗，这个数字也就相当于瑞典人两个月的平均工资。素有借钱购物习惯的瑞典人，有30%的家庭是债务多于收入，有些家庭甚至至今还在偿还祖母买结婚戒指的贷款。

　　在瑞典这样一个国家，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有如此大的比重，他们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在2006年9月举行的瑞典大选中，中右联盟提出多条对中产阶级有利的承诺，如降低个人所得税、为购买家政服务提供补贴、取消财产税等，为最终赢得大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形势。

　　高度发达的工业是瑞典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瑞典人口只有900万，却拥有爱立信电信公司、伊莱克斯家电公司、ABB电气公司、沃尔沃汽车公司、宜家家具、SAAB汽车制造公司等多家大企业，吸引并容纳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职员”。除了工业企业外，以瑞典的森林、铁矿和水利等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相关产业以及以高科技为特征的研发企业也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

　　当然，这些瑞典的高薪白领们也并非高枕无忧，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技术的迅速进步以及来自低收入国家的竞争，瑞典的就业市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瑞典公司雇员协会的调查与分析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给瑞典的劳动市场带来了工资下降和就业机会减少，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高薪白领职员。

　　“失衡”生活

　　瑞典公司雇员协会截至2007年3月的数据表明，近年来在各公司重组中每两个中高级职员就有一人经历过失业，30%以上的员工感到自己的职位受到威胁。

　　2002年正值瑞典IT泡沫爆裂，林德先生所在的网络公司也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闭，他也因此失业。虽然瑞典非常优越的失业保障制度保证林德先生在失业后的10个月内仍然可以领取金额为失业前工资80%的失业金，但失业对他的家庭生活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就是一直打算添置一辆新车的计划落空了。而且失业本身对林德先生自信心的打击确实很大，同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了一定改变，外出就餐的次数减少了，假期旅行计划取消了。

　　在经历艰难的6个月失业期后，林德先生在一家经营IT的小公司找到一个职位。幸运的是，这家当年的小公司目前已发展成北欧最大的经营网络业务的公司之一，林德先生也当上了部门主管。

　　可能许多人会问，瑞典向来以高工资、高生活水准而闻名世界，然而为什么50%的瑞典人银行存款不足两个月工资？

　　瑞典中央统计局2005年提供的资料为随机抽取的瑞典2647个有孩子的家庭算了笔账：平均年支出约为37万克朗，其中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开支为5万克朗左右，在外就餐1.2万克朗，打扫卫生、看小孩等家政服务2.5万克朗，添置服装、鞋帽等2.2万克朗，住房开支8.5万克朗，添置家具、家居装饰品2.2万克朗，交通支出6.5万克朗，文化、业余生活包括旅行、娱乐购买书籍等支出6.8万克朗。

　　从上面的家庭支出明细可以看出，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各项支出总和差不多相当于他们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换成中国的家庭主妇管家，可能有些开支能减就减、能省就省了。从中也可以看到瑞典人的生活习惯，比如瑞典人将几乎相当于总支出的20%用于旅游等家庭休闲娱乐生活。

　　现在再给林德先生和太太算一笔帐。他们两人都在公司工作，朝九晚五，有时还要加班，平时自然很紧张．但一旦有假期，他们自然不会放过。瑞典法律规定每个劳动者每年享有5周的带薪年假，林德夫妇除了利用这段时间在自家的花园里干点活外，总要到国外走走。另外每年4月份的复活节，到瑞典南部的小岛上租个小屋小住一周，也已经成为家庭传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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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橄榄型社会正瘦身

　　在美国，“中产阶级”并非一个描述社会阶层的精确概念，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这个词经常用于指代社会上的主流想法和品味，多数美国人都以中产阶级自居。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有篇文章曾写道：“在美国，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是中产阶级。这种热切的渴望已经使得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捍卫或打击一切事物……”

　　谁是中产？

　　尽管评判标准五花八门，但从经济角度而言，一般把年收入达到美国平均水平但低于10万美元的家庭归入中产阶级一类。但收入并不能完全说明这些家庭真实的生活质量。比如，一名高薪白领的家中有5、6个孩子，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挣钱养家，那么他家的生活水准多半不及一个孩子较少的普通双职工家庭。

　　可能职业特征更能说明问题。目前美国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中产阶级大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45%~49%左右，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约占全美家庭总数的15%~20%，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专业人士和职业经理人；另一部分是下层中产阶级，约占家庭总数的30%，主要是半专业人士、技术工人和低层管理人员。

　　总的来说，中产阶级大多能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经济安全性较高，工作上享有较多自主权，主要靠专业技能谋生。

　　拥有专长主要是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至少大学毕业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由于普遍的职业共性，这一阶层的人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比如注重独立、规则、创新、尊重不同意见等等。由此就产生了所谓的中产阶级文化，并且成为代表美国社会主流的文化。

　　中产影响美国

　　中产阶级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美国兴起的绝大多数社会潮流都源自这个群体。不过，中产阶级对社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还是要取决于这个概念本身的定义范围。

　　如果把中产阶级定义为现代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疑就是“权贵和精英”的代名词。而如果把介于极富和极贫之间的人都归入中产阶级，那么这一阶层的整体影响力可能会小一些，但仍然不可小视，因为其中包括了在美国社会能量极大的专业人士。

　　作为中产阶级中坚的专业人士之所以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有几个主要原因。

　　一是专业人士当中包括记者、评论员、作家、教授、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正是这些人掌握着文化“话语权”，能够左右社会舆论。

　　其次是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机构多为中产阶级把持，在职业培训十分发达的美国，这又是影响公共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还有，中产阶级多数在企业和机构担当管理者，从而能够影响普通员工的观念和行为。

　　在美国，中产阶级既是社会的主流，又代表了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以高消费著称。从住房面积、家用电器数量和汽车数量等指标来衡量，美国的中产阶级上层的生活水平是世界最高的。

　　这些人大多在城郊购置独栋小楼，开车上下班，周末外出度假。这种生活方式助长了美国社会的高消费风气，以至于在中产阶级内部，也有不少人开始担心这将导致道德的逐渐沦丧。

　　中产走向“崩溃”？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近年来，美国中产阶级内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使得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有“崩溃”的风险。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归结于美国的产业调整、外国竞争和工会组织的衰落。

　　目前，美国中产阶级正日益分化，上层越来越富，而下层则日益拮据。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许多城市都有所谓中产阶级社区。然而，最近几年以来，许多赚了大钱的专业人士纷纷离开这些社区，搬到新兴的富人区去，住进豪宅。而在加州和夏威夷这些物价较高的地方，由于生活费用上涨，许多下层中产阶级人士不得不搬离原来居住的中产阶级社区，另择廉价居所。这样一来，在美国许多城市，中产阶级内部的分化日趋明显，而代表美国文化主流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面临名存实亡的危机。

　　下层中产阶级的处境日益艰难，在美国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以往，由于收入相对较高，这些家庭一人工作养家的情况非常普遍。近年来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为了维持生活水平，不得不夫妇双双出来工作。而据《今日美国报》报道，如今许多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即使夫妇双双工作都很难维持体面的生活。

　　这些家庭一方面要负担连年上涨的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费用，另一方面又要拿出相当一部分钱来投入养老金储蓄计划和偿还债务。

　　生活在弗吉尼亚州切萨比克的威尔斯夫妇就是典型的美国下层中产阶级双职工家庭。男主人比尔50岁，是一个仓库经理，女主人特丽44岁，是一名护士。他们俩的年收入大约为7万美元。他们有5个孩子。这些年来，他们的日子越过越紧，存不下一分钱。万一家中出现任何意外，将立即陷入困境。1999年，比尔曾一度失业，一家人只得变卖了房子，还几乎宣告破产。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比尔的故事正在美国不断上演。美国申报破产者人数迅速增加，而其中92%是下层中产阶级。

　　究其原因，房价和健康保险费上涨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由于美国大量从第三世界进口生活用品，中产阶级穿衣吃饭的开销下降了，但占据开支大头的住房、健康保险和教育费用却一个劲儿猛涨。

　　80%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一半收入都用于住房。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学校，中产阶级争相在好的学区内购房，导致这些地区房价飞涨，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同时，全美职工个人保险费也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上涨。

　　为了支付日益上涨的各种费用，美国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纷纷使用信用卡付账，从而导致债务负担日益沉重，雪上加霜。

　　以生活在美国南部休斯敦的德尔夫妇为例：男主人德尔从大学毕业时，就欠了大约1.6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还有学生贷款需要偿还。妻子埃米丽是个护士。夫妻俩曾认为一起外出工作一定能够维持生活，但其实不然。女儿出生后，他们的负担更重了。不久他们陷入了不断使用信用卡的“债滚债”怪圈，难以脱身。

　　统计显示，在1998年~2001年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信用卡债务增加了75%，达到平均5000多美元。

　　去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对中产阶级日益分化的现象进行研究后写出了《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一文，在美国引起不小的轰动。

　　他说，二三十年前，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重心位置，可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收益却流向了中产阶级的上层和富豪阶层。他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现在的美国政府以牺牲穷人的利益取悦富人，美国现在的贫困状况比别的工业国家严重。而且普通美国人也对自己的经济前景缺乏信心。

　　《圣荷西金星报》以著名的硅谷地区为例，载文描述了中产阶级的内部分化：过去美国的社会结构像维多利亚时期女人上小下大的裙子，而现在则更像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沙漏。换言之，曾经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正在日渐式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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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当个长篇的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