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历史(Z.T)

柳絮飞

1990年，尚未完全恢复自由的张学良，派人找来唐德刚商量写传的事情，两人来来往往数次交谈，就成了这部新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主体内容。在这本书中，时年九十的“少帅”老夫聊发少年狂，英雄闲说旧风流，对自己短短的自由生涯作了一番颇有意味的回顾。
　　既有身为“衙内”的少年得意与风流，也不乏兵荒马乱年代常有的恐慌与困惑，还有“成长的烦恼”：从小就身体不好，希望学医救人，却因缘际会成了杀人的军人；本性最适合做一个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可现实偏要压他一肩的戎马战事和国恨家仇。更遇上几项大事，“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罪名令张氏几成民族公敌；西安事变，张氏为自己的年轻与冲动付出了莫大的代价，但也因此赢得了世人的敬重。张氏无限感慨地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第一章 身世：大帅起自草莽  
   
　　我们家上辈子的人，没有一个是正经在床上死的，我父亲一提到这事儿就掉眼泪。——张学良


张家发迹前(1)

我们家的祖籍是河北大城，我们家本来是姓李的，是张家的女孩子嫁到李家去，生了个儿子，可是张家没有后人，就把李家的孩子抱一个回来，过继了一个，就姓张了。

　　这个族谱后来叫我给找到了。我年轻的时候淘气，我们那里的规矩，（男丁）过继到另一家，还可以再娶一个太太。现在（到我这一辈时）原来的李家又没有后人了，我回来就跟我父亲商量，我父亲说好，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我说你把我过继过去，我还可以（多）娶个太太呢。

　　我父亲这个人，小的时候很聪明。我怎么知道呢？我们家那儿有一个姓姜的，我们管他叫姜爷爷，他给我讲的，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爸爸呀……

　　我父亲还在启蒙的时候，这个姓姜的跟我父亲的老师认识，常到他书房去。你在私塾里待过吧？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书。他说有一天呐，他们两个人在面对面地说话，我父亲站在地上念字，念到“祸福由之”这句话，那个“祸”字他不认识，老师就告诉他念“祸”。然后他就问第二个字（怎么念）了，那姓姜的就在旁边说话了：“祸”的反面，“祸”的反面。他就念下去：“福”。姓姜的就感到奇怪，他对我说，你爸爸这个小子，反应这么快！那时你爸爸也就不过九、十岁的时候！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还是那个姓姜的告诉我的。

　　我们那儿的乡下，怕有贼来，为了防备，老百姓家都弄一个棒子，上面安一个扎枪头，铁头，也不大，我们叫小扎枪。就摆在房间里，万一晚上有贼来呀。

　　有一天，父亲上学，老师在学堂里的一个门后面发现了这个玩意。老师就问了，那个扎枪头，谁的呀？我父亲说我的。那你拿这个玩意干什么？他说我昨天看见你拿板子打那个某某人的屁股，假如你今天打我，我就给你两下子。老师就告诉我奶奶说，这个学生我可不教了，他要是给我那么一下子，我就完了。

　　这都是那个姓姜的告诉我的。

　　[编者注] “你在私塾里待过吧”的“你”，指张氏的谈话对象唐德刚或郭冠英，全书多有这种情况，不另一一注明。

　　我们家里在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很苦很穷的。既然穷过苦过，为什么人家说我的父亲是土匪？

　　这也就是过年时候的事。

　　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土豪，姓王，有几个钱，小土豪，不是顶有钱。那个人也不大正直，常去跑一个小赌场。

　　有个年轻的孩子家里有钱，但岁数不大，不懂得事，跟这个姓王的两人赌钱。年轻人把钱都输了，输光了，不光输，还负那个姓王的，姓王的就逼他要现钱。年轻人说我输光了，没有现钱了。他说那不行，没有钱，我上你家要。那个年轻人被他逼哭了。这时，我爷爷在旁边就说话了：“算了吧，你都赢了那么些了，就算了吧。”这下，那个姓王的不愿意了，“碍着你什么事情了，你管什么？”这一下把我爷爷说火了，我爷爷也是很凶的一个人，那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我说什么？假如我要是说出来，你就在这站不住，你就待不了，你就瘪了！”

　　这句话就翻了姓王的底儿了，他在那闹鬼儿、做手脚，那么，这个人就不吱声了。

　　到下午了，大家都回家了，我爷爷和姓王的也回家，走在路上，姓王的就跟我爷爷说：“你要给我道歉，你管这个闲事干嘛？”“你那个事情（指姓王的做手脚）我都看见了，你还瞒得过我？”说着两人就吵起来了，那个说你得给我道歉，这个不但不道歉还骂他。于是，两人就打起来了。我爷爷五十多岁的老头打不过姓王的，人家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我爷爷就被打伤了。被打伤了我爷爷也还骂他，姓王的说，你好话好说我就饶了你，要不我就揍你。

　　后来，我爷爷就因为这个伤死了。

　　为了这事儿，我二伯父跟我父亲就要报仇，要去打死那个姓王的。但是，那时候我们家没有势力呀。

张家发迹前(2)
当时有一个姓郝的，我们都喊他郝大爷，岁数很大了，是我父亲的好朋友。过了好多年，他来找我，跟我嘟囔，说你爸爸拐走我一头驴，你得赔我。

　　怎么拐走一头驴呢？

　　我这个二伯父很会跑的，身体好。我父亲就不行了，跑不动。于是他就管这姓郝的借个驴，预备着哥俩到王家去报仇，完了骑那个驴好跑呀。

　　带的是杆土枪，那时候的那种枪呀，不晓得你看过没，扣着一个炮仗，不是点火绳的，就带这么一个枪去。

　　这个王家人口比较多，住着上房和下房，下房住着一个老太婆，人家住在上房，她住这儿。他们要翻墙进去时，因为这个墙是用石头垒的，就哗啦响了一下。这老太婆听见了，出来一看，就喊有人、有人。

　　哥俩儿就捂着老太婆的嘴，不让她喊，谁知一下把枪弄走火了，“砰”一下把老太婆打死了。枪一响，上房出来人了，我父亲跟我二伯父两个人就跑了，我父亲是骑着驴跑的。

　　人家以为是土匪来了，就报官，说是“明火”。“明火”这两个字懂不懂？就是抢劫的。

　　我父亲逃走了，县衙门就把我这个二伯父抓去，判了十年徒刑。因为打死人的是我父亲，是他动枪的，所以我二伯父没判死刑。

　　我父亲是弟兄三个，我父亲老三，我奶奶早就死掉了。

　　我的祖母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有人说姓王，有人说不姓王，有人说姓邵，我不知道。我家里的事情，除非我父亲跟我说过的，我能知道，我父亲没跟我说过的我都不知道，家里没有旁人谈这个事。

　　我父亲也很少正儿八经地父子两个谈谈家事，有的时候我父亲随便说的，我听见了，不然我就不知道。那我所知道一点儿，就是我奶奶死的时候。

　　[编者注] 张学良的祖父张有财早年娶妻邵氏，生有一女，邵氏病逝后，张有财续娶本村寡妇王氏，生有二子一女，即作孚、作霖，女名不详，另有一个王氏带来的儿子作泰。

　　我们家上辈子的人，没有一个是正经在床上死的，我父亲一提到这事儿就掉眼泪。

　　我们家里的人，实在地说，都是长得一表人才。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漂亮，我的大爷，就是我的大伯父呀，很漂亮，是叫我爷爷给打死的。

　　我父亲一讲起我大爷这事，他就掉眼泪，他跟他大哥两个人很好。他一说这事儿他就骂。他那时候才十九岁、二十岁。我的大爷和一个乡下人的太太，他们俩有关系。我父亲总骂，说这王八脑袋他当王八，管不住自己老婆，就告状——向我爷爷那儿告状去了。我爷爷火了，你知道，我们那地方的人都凶得很，他火了，他儿子做了不好的事，给他丢脸了。

　　我大爷也不知道，在家里头吃中饭呢，我们那儿都是炕，他倒着脸子坐在炕上的桌边儿，后背朝着门吃饭呢，我爷爷进来就给他一棒子。听见那人告状啊，他有气，这一棒子就打在腰上了，一棒子就给打倒了，就搁这么死了。

　　我父亲一提这事儿就哭，说这王八脑袋自己当王八，管不了老婆还乱告状。

　　那我二伯呢，是剿匪时被打死的，以后他家里的人就住在我家，我父亲给养着。


“那国家的玩意儿，能随便给你么”
我这个人睫毛长，比一般人长，你看到没，是不是特别长一点？我们东北有一句话，说眼睫毛长的人不认亲。

　　我的二伯父，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张学诚，他到过日本，在日本念过书，也是讲武堂的学生，后来被我给枪毙了，因为他跟日本人勾结。所以，那就有好多日子家里我都不敢回去，怕二伯母跟我吵。二伯父的二儿子，叫张学文，在东北军里当过团长、旅长，现在到加拿大去了。

　　我还有个姑，姑父姓杨，在我父亲手底下，27师的时候，我父亲当师长，他在手底下当骑兵团长。原来张作相是骑兵团长，他就接（替）的张作相。

　　我最不喜欢我的这个姑父，我后来当了27师师长，他知道我不会对他有好脸儿，连见我面儿都没见，自己就走了。

　　我还有个姨，就是我母亲的妹妹，她的儿子来找我，我做事情啦，他来跟我商量。他说你给个顾问呐，我说为什么给你个顾问？顾问不是我给的呀，那是政府的职位。他说你给一个就行了呗，你能给旁人怎么就不能给我？我说你能干什么，给你个顾问？你有什么理由能当顾问，有什么资格、有什么功劳可以当顾问呐？他说你不认亲。我说你要钱，我给你几个钱，就行了呗。那国家的玩意儿，能随便给你么？他就说你这人一点也不认亲，你一点忙也不帮我们，也不说点儿话。

　　我们家的亲戚都说我不认亲。

大帅本是草莽英雄(1)
（王家那件事后）我父亲没办法，就逃走了，逃到了毅军。那时候毅军是宋庆的部队，当他的部下。

　　我父亲年轻时候，也很会挑很会打的，人家挑他当护兵。那时候叫“戈什”，我想这可能是满洲话，后来我父亲的那些卫士还有叫“戈什”的。他们这个“戈什头儿”叫“戈什达”，于学忠的爸爸就当头儿，我父亲给他当过部下。

　　我父亲给宋庆当卫士，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宋庆对我父亲很好，很不错，后来过了几年，我父亲就升官了，是外委，这个官就是现在的准尉。那时的绿营官制从前面数是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后面就是千把外委兵，那个外委就是一个小官了。

　　升官了，就要荣耀回家，我父亲就回到我们乡下来了。

　　这时他离这个土匪的名声就越来越近了。

　　刚到家里，乡下旁的人就给我父亲送信，说王家的人看见你回来，上乡政府报告去了，要抓你。没办法，我父亲又跑，没回军营去，军营在哪儿呀？在鸭绿江那儿，那时候宋庆驻到朝鲜去了。我父亲也到过朝鲜，那时候跟日本打仗，就是甲午战争。

　　他没办法，就跑到一个地方。他认识那儿的一个人，一个兽医，治马的，他就跑到那儿避难去了，帮着人家，当一个下手，所以我父亲会当（做）兽医（活）。

　　就打这儿起，他反而起来了。

　　那时候的草莽英雄，凡是有马的人，大多数都是有问题的，还有一种叫贩马的，就是偷人家马来卖，都差不多，都经过这个兽医，都在这个地方转手。所以这兽医呀，跟这些人最容易接触。因此，我父亲自然就认识一些草莽英雄。后来他们这些人，有些就成了我父亲的朋友。

　　这时候正赶上义和团变乱，东北没有政府了，政府人都跑了，地方都自保。村庄都自己自保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父亲起来的，这就是人家说他是土匪的原因。

　　但是我父亲并没有当过打劫那样的土匪。那他这叫什么？他就是跟他那些朋友，有十几个人，做“保险队”。什么叫保险？就是咱们唱戏的那话——坐地分赃。就是你这个村庄我给你保护，你那个村庄我给你保护，你每个月给我多少多少钱。如果有土匪来打你，有什么旁人在这儿经过，我负责给你打，但是你拿钱。就这么着，人家说我父亲是土匪。其实他不是。他那时候大概有十几个人，详细的我不知道，我现在知道有张作相、张景惠，这是我知道的。

　　[编者注] 宋庆，1820—1902年，字祝三，山东蓬莱人，清代将领，手下军队号称“毅军”。于学忠，1890—1964年，字孝侯，山东蓬莱人，东北军高级将领。张景惠，1871—1959年，字叙五，辽宁台安人，老奉系将领，“九一八”事变后曾出任伪满洲国伪职。

　　接下来来了这么一个人，叫海沙子，这是我父亲最喜欢给我讲的一段儿。

　　海沙子这个人势力很大，我父亲才有十几条枪，这个人有二十多条枪，在那个地方势力相当地大。他经过一个村寨，就是我出生的这个地方，叫八角台，现在叫台安县。完了他就要钱，要过路费，管人要钱。我父亲说那不行，我在这儿保护，你在这儿过要不要钱？那个人说要，你不给我钱就要打。我父亲说，我呀，负责这个地方的责任，在这块儿我拿人钱，咱俩一打的话就把这个村庄打得混乱了，咱俩对打好不好？我父亲身上有伤就是这回落的。他说你的人在那边，我的人在这边，咱俩开枪对打，你把我打死呢，我这个地方就归你，我把你打死呢，那你的部下归我。

　　两个人对打，我父亲身上落了一枪伤，他一枪把那个海沙子打死了，海沙子的部下就都归我父亲了。

　　海沙子的第二个首领就是汤玉麟，汤玉麟不是我父亲的老底柱，所以后来汤玉麟总是不大好，他就带着海沙子底下的人投降了。我父亲只有十几条枪，再加上二十几条，这时候就有了四十多条枪，那么自己再弄点儿，就弄了五六十条枪。

大帅本是草莽英雄(2)
在当时呀，辽西那一带有“四霸天”，四个霸天呐，我父亲就成为“北霸天”，势力相当大了。我不知道那其余几个是谁，那个冯庸晓得吗？冯庸的父亲就是冯德麟，也是一霸天。

　　后来，义和团这个事情完了，公家就要把这个地方有次序地清理，谁一说土匪、土匪，我父亲被叫做土匪就这么来的。人家说我父亲是被招安的，投降的，这个至今我都不明白。

　　可是我父亲还出去打仗呢，那时还没招安呢，有土匪他还去打呢。我的小名叫双喜，后来人家管我叫小六子，不叫双喜了。为什么叫双喜呢？我父亲出去打仗，打了个胜仗，回来（时）生的我，双喜临门，所以乳名就叫双喜。

　　我父亲被招安，那时的详细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他们为什么给他编了一个管带？他顶多有一百多条枪，顶多！至于为什么那时候他们那么看重我父亲，我也不晓得。可是一个管带就相当于一个营了。招安的时候，我已经四五岁了，那时公家给了一部分军队。我就记得他那管带里头有四个哨，这四个哨有的不是他的，是公家来的军队。朱子桥，你知道不？当过广东主席，字子桥，他的名字我一下说不出来，我父亲大概就归他管，我那时候还小，记不得了。那孙烈臣，后来当吉林督军，都是那时候派来的人，有公家的一部分人，有改编过来的，编了一个营。我父亲就当管带，我不明白为什么给我父亲个管带，那时候他只有一百多个人呐。

　　做了管带后，我父亲驻防到新民府，那个新民府的知府姓增，叫增韫。

　　[编者注] 汤玉麟，1871—1937年，辽宁义县人，老奉系高级将领。冯德麟，字麟阁，辽宁海城人，卒于1926年，东北早期的高级将领。朱子桥，1874—1941年，名庆澜，字子桥，浙江山阴人，晚清及民国后历在东北、四川、广东等地任官。孙烈臣，1872—1924年，字占鳌，辽宁黑山人，老奉系高级将领。

父亲有雄才(1)
我父亲那个人的脾气很大，那时候新民府离奉天有一百二十里地，有日本人在那儿，我就是在新民府长大的。那里有日本的娼妓，当兵的就去玩，结果和人家打架，把兵给打死两个。打死两个，我父亲就火了，他的兵叫人给打死了呀，就办交涉，一定叫人给偿命，要凶手。那都是官府来办交涉，交涉办完了，一个人给赔偿五百两银子。一个士兵，死了，人家日本赔偿五百两银子，没有偿命。（那）他不要，我父亲非要偿命，把人打死了，给了五百两银子，我父亲火了。过了两三天他弄了一伙儿人，到那去把日本人打死三个。他想这没关系呀，一个人五百两银子，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就是了，你打死我两个，我打死你三个，给你一千五百两。

　　不过这事儿闹得很厉害，军队就被调开了新民府，到了辽源州，辽源州在现在的吉林省内。我本来今天给你找了半天，怎么找也找不到，把我累死也没找到，我想把我家族的那个照片给你看看。

　　我的内人，我的原配，就是那时候订下来的。

　　你知道那时候，人们对我父亲都是敬而远之，都是土匪军队嘛，都怕我父亲。

　　后来蒙匪就起来了，陶克陶胡，知道这个人不？那不是闹得很厉害吗？一直到民国还闹呢。陶克陶胡手底下有一个人叫牙什，他们两个人是首领，都是蒙古人。那时候由黑龙江来的、吉林来的军队都打不了，又调来奉天的军队，也打不了。那把我父亲调去，也参加打蒙匪。那么我父亲就把那蒙匪给打了。那苦可受大了，我父亲一直把蒙匪给打败，把蒙匪追得已经到外蒙了，把那牙什给打死了，逮着给杀了，把脑袋拿回来了，那时候都砍头。所以我们家有功名啊，要我说，要不是前清亡了，我阔气大了。

　　后来满清政府就赏我父亲一个功名，因为他把蒙匪给灭了。打完了，赏了他个功名，他不要，赏他功名他不要。那么后来他就把那功名给分开了，给我奶奶一个诰封，就是我祖母哇，给她诰封。给我呢，是一个户部郎中，花钱捐的，我知道，大概花了钱。户部郎中是什么玩意呢？我现在知道了，朝服我还穿过呢，就是财政部的一个科员，户部郎中是五品呐，那时他们总跟我开玩笑，是皇上钦加的五品衔，我当小孩的时候，就戴红顶子。

　　那个时候，我母亲和父亲拼命让我念书呀，让我将来当文官。要阔气，当文官去。那我父亲没要这功名，就给我了。

　　现在跟你慢慢地就快讲到民国了，还没到民国呢，就革命了。

　　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件事情，到现在我还不能够知道，我很想找好多人问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但是还没人知道。

　　我父亲呢，他每年总是一次两次地到省城，那时候总督就是赵尔巽。我父亲没有一个人可怕的，没有怕的人，他就怕赵尔巽，就赵尔巽能说他。

　　他到奉天，正赶上革命，那时革命（军）在奉天的军队（首领）叫蓝天蔚，蓝天蔚有一师，那时候不叫师，叫镇。我忘了那时多少镇了，忘了，大概有二十镇吧。

　　这件事我慢慢地说出来，我很奇怪，我对这件事感到最奇怪。这里面又插了许多的小故事。

　　我父亲到奉天去是领饷，奉天那时候就有讲武堂了，我后来也是讲武堂（毕业）的。那时候的奉天讲武堂里有我父亲的部下，包括张景惠都在那儿念书，大概有三十多个人。

　　他去见赵尔巽，赵尔巽告诉他，说你来得很好，我明天预备死了。我父亲听了很奇怪，你为什么会死呀？你为什么要死？他说，明天奉天的文武官员，就是蓝天蔚等领着革命党人，要推举他当什么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都督一类的。赵尔巽说他们推举我我不做，他们要举立我，我就自己自尽，我就死。他是保皇党，不过后来民国时不做官了，他弟弟赵尔丰你知道么？后来在四川的家里叫国民党给杀的。

　　他说我预备死，我父亲说你先别死，要死大家一块都死，你告诉我怎么回事，你告诉我。那赵尔巽就跟他讲了，说他们明天要开会决定，那时候叫咨议会。我父亲说好，你让我明天去看看，你让我看看，我看看怎么一回事情。

父亲有雄才(2)
第二天他就去开会了。

　　这个蓝天蔚，我就不知道了，他是怎么个人，是怎么个事，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出息，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怎么这样子。

　　开会的时候，他兵临城下呀，外头都是他的军队呀。当时我父亲也在台上，大家就准备开会。那么蓝天蔚就宣布出来，我要选赵某人当什么什么，大家赞成不赞成，谁不赞成、谁赞成？我父亲就忽然站起来，把手枪“叭”就放在桌上：“我不赞成！”

　　这还了得，在主席台上动枪了。

　　这时，蓝天蔚一声儿也没吱，大家就哑口无言了，于是会也散了，给搅散了。

　　我父亲就赶快进城，找赵尔巽去，告诉他说，我把会给搅散了，但是蓝天蔚走开了，回到他的军队里去，他一定会带军队回来。你赶快给城关了，把城关了。

　　他（我父亲）想他（蓝）一定会带军队回来，那么你呀，把讲武堂里我那三十多个队员（组织起来），给他们枪，我来保护这个城。赵尔巽说那好，我不但那样，我把城里我的卫队、警察都交给你，由你指挥。他们来了，咱们打就是了。

　　这就奇怪了，我说的这段，我很希望有一个人能知道，他能知道当时的革命党啊，就是钱公来（国民党党务指导员，曾做过张学良的秘书），你晓不晓得？中央委员，死掉了。

　　我很想知道这件事到底是怎么个事情。

　　不但这样，当时我父亲就跟赵尔巽说，你给我命令，我把我的军队赶快调过来。从辽源州过来有好几百里呀，他就连夜调他的军队。可这蓝天蔚就（这么）走了，这一段我就不明白，我怎么也不明白，这蓝天蔚带着他的军队走了，就走了！他的军队那么多，他有一个镇呀。省城没有多少人，他怕我父亲把兵调来跟他打还是怎么个事情？不晓得什么意思，他走了！

　　那一阵子，我们住在新民府，蓝天蔚退回（到）他的土地，得从新民府经过，他知道我们住在新民府。那时候我父亲也有一小部分的军队驻在这儿，怕打仗预备着。

　　我母亲也很凶啊，我十一岁我母亲就死了。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孩，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母亲就跟我讲啊，说今天晚上可能会出事。她给我三十块大洋，用白布包着，围在我腰上，给我系上，说今天晚上要打的时候，你就跑。我那时候有九岁、十岁吧，不知道怎么回事，小孩子么。我说，妈妈你呢？她说你别管我，你赶快跑，等着稍微平息点儿呢，你看哪个老头好，跪下给人磕头，把钱给人家，叫他带你找你爸爸去。

　　后来我才明白：我妈妈预备着要自杀来的，要是人家打来，她把我放走，让我跑，她就自杀。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蓝天蔚从新民府通过，就一直退到了他的地方，这一段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编者注] 赵尔巽，1844—1927年，字次珊，汉军正蓝旗，山东泰安人。民国袁世凯称帝时，封为“嵩山四友”之一。蓝天蔚，1878—1921年，字秀豪，湖北黄陂人。关于这次搅会事件，及更多奉系史实，可参读陶菊隐著《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

　　我在这里加一段，就是现在赵尔巽的儿子赵世辉，是怎么出世的？你知道为什么他的小名叫天赐？

　　赵尔巽这老头很有意思，他有个姨太太，那天晚上他说，明天我就要死了，今晚上我要干一下子，但愿能生个儿子。赵尔巽那时还没儿子，结果，后来就这么得了个儿子。

　　这以后，赵尔巽对我父亲非常地看得起，本来我父亲能起来，就是赵尔巽提拔起来的。那么后来就民国了，后来编了个军队，就这么起来的。

　　我们兄弟姐妹都一小订的婚，很奇怪，就我这个三妹没有订婚。

　　我就简短些说，到了北京，我父亲当大元帅时（1927年），那时赵尔巽还在，赵尔巽就想给他儿子求婚，想娶我们家女儿。那我只有一个三妹了，我父亲就没答应。什么原因呢？因为赵尔巽呐，我总跟他开玩笑，我就管赵尔巽叫爷爷，那么我的妹妹也就管赵尔巽叫爷爷，那么，他儿子高我妹妹一辈。我父亲很讲伦理，他就对这事不愿意，没答应。

父亲有雄才(3)
不久哇，这个赵次帅，我们管他叫赵次帅，就病故了。我父亲非常难过，为这件事情难过，说了好几回。他说我呀，真觉得对不起他，好像我阔气了，他想求婚我没答应。我怕他误会，好像这事我不肯。我不肯的原因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辈数。我知道，我应该答应他。

　　等到回到奉天的时候，我父亲也去世了。我就跟我母亲（卢夫人）两个商量：他们两个老头，都有这个心意，我是自由派的，就让他们结婚好不好？我的母亲很开通，很赞成，说这样吧，咱们让他们两个会会面，对不对？他们如果自己愿意，就好，如果不愿意，我们也不能硬配。

　　那么就请赵世辉到了奉天，结果他们俩很好，很愿意，就这样结合了。后来到台湾来了，他们俩到我这儿来过。

　　她的儿子我很喜欢，她的儿子叫赵守文，是很了不起的医生，当大夫的，妇科大夫。你没看见过？她后来和白崇禧做了亲，她的姑娘嫁给了白崇禧的儿子。

　　我和我兄弟姐妹总是开玩笑，我就讲我和我三妹的笑话。

　　我三妹对我说，白崇禧的儿子很好，我说是很好。她说你看到过他吗？你认识他？我说不认识。她说你不认识他，怎么知道他很好哇，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怎么知道他很好，能不好么？我要有像你这样的一个老丈母娘，我一脚就把你踹出去了。就冲你这丈母娘，他没把你踹出去，我就知道他很好了。你住在白家那儿。

　　有人上美国回来，见到我跟我说，他说我到美国认识东北的一个人，陶鹏飞，你认识吗？我笑了，我说我认识，我不但认识，还是我的学生，不但是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姑爷儿。他把眼睛一瞪，他是你姑爷儿？我看你好像他的姑爷儿。

　　[编者注] 白崇禧，1893—1966年，字健生，今广西桂林人，国民党高级将领。陶鹏飞，张学良长女闾瑛的丈夫。

　　我父亲这个人啊，我就说我父亲性格啊！

　　我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先生，一个是我父亲。我对这两个长官，我批评他们俩：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

　　我就说父亲的雄才，说他这个人的性情，我给你说一两件。我常跟我父亲说，你这个作风啊！张勋那时在徐州召集开会，这段历史上有的。召集开会，就是讨论复辟。外头传呐，说他要复辟了。我父亲也派（了）个代表，派他的一个参谋长（赵锡福）。

　　我父亲说，因为这个，差点儿把你爹小命给送了。

　　有一次，我父亲被人扔了炸弹，有三个人联合炸他，结果其中两个是自己把自己炸死了，剩下一个被逮住了。

　　“为什么炸我，我跟你无仇无恨？”我父亲问。

　　“你要复辟，你跟张勋两个人开会，要搞复辟，所以我们才炸你！”

　　那时候张勋在开会议，召集各省要复辟。我父亲说，那这个事你误会了，我不但没有参加，我还反对复辟。你们就因为这个，很可惜呀，可惜那两个,就那么牺牲了。

　　他说他们三个是同志。

　　我父亲问，你还有旁的意思么？

　　他说我没旁的意思，我们也不恨你，我就恨复辟，我听说你跟张勋了，要复辟，我是革命党人，所以，我要把你炸死。

　　那你误会了，大误会，根本没这件事。好，如果真是这么回事，我现在就放你走，你出去打听一下，假如说我有复辟的这个事情，你回来再炸我。

　　我再给你说一样他的事情，他有几样事情我一讲，头发都会站起来。

　　吴俊升知道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是我五弟弟的干爸爸，我喊他吴大爷。正月初三初四，反正是他来给我父亲拜年的时候，我们也给吴大爷拜年。

　　他来的时候就预备好了，就是现在的本票，我们那个时候叫“扉子”，五千块钱一张，他给我们一人一张。

　　我父亲一见就火了。我父亲管他叫吴大哥，他说：“吴大哥，你这是干什么？你这就不对了，过年了小孩给你拜年，给钱可以，你怎么一个人给这么多钱？”吴俊升说：“大帅呀，我的钱，我的一切还不都是大帅给的？都是你给的。”

[ 本帖最后由 柳絮飞 于 2007-8-1 14:39 编辑 ]

柳絮飞

第二章 年少时：将门父子情  
   
　　因为我和父亲的关系，不但于东三省，甚至于世界都发生了变化。不是我当军人，不是我管东北，也没有这些，说起来太多呀！我说是上帝的意旨。——张学良


少年聪慧(1)

我父亲非常艰苦，很艰苦，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是我十一岁时，我母亲死了。

　　我母亲跟我父亲受了好多年苦，苦到什么程度？两三天没吃到饭，没有饭吃，就是我父亲逃走那个时候。可是我十一岁，妈死了，所以我父亲对我很特别，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呢，我母亲扔下我们三个人，我姐姐首芳、我一个，还有我一个弟弟，三个人。我是跟我姐姐也不和，跟我弟弟也不和，我都不喜欢。

　　那回，我大概是十五周岁吧，我父亲一个人跟我说，他说呀，你晓得吗？你妈妈死的时候留下几万块钱，那个钱在你姐姐手里头，那个钱应该你们三个人分，不是你姐姐自己的，是你们三个人的，那也有你一份。

　　我瞅瞅我爸爸，笑了，我说那几个钱算个什么玩意儿？别说那几个钱，就是你那个钱，我也没看在眼里。我爸爸把眼睛瞪得圆了，瞅瞅我。我说我能挣，我比你挣得多，我自己会挣。

　　我父亲看着我，说，你好大的口气。

　　我姐姐跟我第五个母亲不大和睦。她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诉说我家里的种种不公，我父亲看了又生气又难过，便把我找去了，拿信给我看。他说，好吧，我待你们姐弟三人不公平，那给你们几个钱，你们自己去过吧，咱们也不用见面了！我说，爸爸，你生什么气呢，你着什么急呢？她是个女儿，过几年要出嫁了，她不是我们张家的人。你要看我呀，我是你儿子。你有事你不靠我？你管那些干什么？别理她得了，过两年她不得走啊，你生什么气呀？有事情你可以都跟我说。我都是十五六岁了。

　　那时我差不多十六岁，我父亲就觉得我很奇怪，看我这个人很怪。

　　我父亲在的时候，我们不敢吃好的，叫他看见了就打。

　　平常吃饭，厨房里就开四个菜。我最怕我父亲的就是吃饭，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他喜欢吃的菜，他就给你夹，哎呀，要说他吃的那玩艺儿，我可真不能吃！蚕蛹，吃过没？他最喜欢吃那个。给我，我简直不能吃，没法吃！还有，他喜欢吃那个臭鸭蛋；第二件事，吃饭你可不能掉东西，饭粒掉桌子上，得拣起来吃了。掉地下，你也得拣起来吃了。这是最怕的！

　　我告诉你，你绝对没想到我穷的时候，到怎么穷啊？连买牙膏的钱都没有了，我穷到这个时候。抗战的时候，在贵州，我腰里一个钱也没有。公家应该什么都管，但是牙膏这事儿得自己花钱买，就没那个钱买牙膏。大伙吃饭，就是煮一锅菜。也不能说苦，要说苦（也）不能说苦，是俭朴。

　　我父亲顽固透了，顽固到什么程度？到民国了，他不允许我剪辫子。

　　我父亲当将军的时候，那时候有个袁金铠，到现在我都感激这个袁金铠，他帮我好大的忙。我的老师跟我父亲有关系，是我父亲家乡的，原来我父亲小孩子时跟他念书，我父亲对我的（这个）老师很看重，叫杨景镇。他出了一个题目做古文，我这个古文把他惹火了，他跟我父亲说你这个儿子我教不了，我不教了！我父亲非常火。

　　那时候，我父亲当将军了，他的秘书长就是袁金铠，为这件事，我非常感谢他。我父亲要预备鞭子打我，给老师看，要打我，为什么老师走了？我那时候已经十七八岁了，那篇文章的全篇我记不得了，还记个大意。袁金铠就问，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我父亲说我这儿子太不争气，写文章骂老师。

　　袁金铠说，学生写文章骂老师，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问我父亲，你看过他这篇文章没？我父亲说我没看。他说，好不好要来看看，我们看看好不好？就跟我要文章，我就拿出来了。什么文章？老师的题目是《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我一开头头一句还记得呢，我在里面发挥好多，我到最后说，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说这话的人是坐井观天。老师说这句话是骂他。

　　这文章拿来一看，袁金铠就说，唉呀，这个先生教不了这个学生，这学生不是这个先生可以教的。

少年聪慧(2)

　　后来我父亲就说，你们是不是给我介绍一个先生？这样我就不跟那个老师念了。

　　我就跟着另一个先生，那个先生姓白，白永贞，后来代理过奉天的省长，他教了我一年多，不到两年，就跟我父亲去说，他说你不要你儿子念书了，他不是念书的料，不是一个坐屋念书的人，他要干什么，你让他干什么好了。

　　后来这个白永贞就辞馆走开了。

　　[编者注] 袁金铠，1869—1946年，字洁珊，辽阳人。

本想学救人，却变成杀人(1)
我父亲想把我造就成一个文人。我也很奇怪呀，我这个人根本是想学救人，没学成救人，结果后来变成杀人。我要学医的，我到现在还喜欢医生。我父亲很好，他也不吱声，也不说不赞成，可他不说我也没办法。后来我就学造药、制药，还想学农校。

　　我的后来和青年会关系很大，我认识一个人，叫陈英，青年人，当过奉天车辆局局长。那时我身体也不太好，其实我都不知道我能活这么大岁数，我说感谢上帝，我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我年轻的时候还吐血，他就跟我说，你这是有肺病。

　　我年轻的时候——我跟你说天下事情，一会儿我太太要急了找我，你别笑话我怕老婆呀。——我本来是不想当军人的，我自己知道，我这个人是想干什么呢？你知道？我是想做一个自由职业者，画画呀、当医生呀什么的，随随便便，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我说这句话你别笑话，自古英雄多好色，我还喜欢跟女人在一块堆儿玩，我想自自由由的，可是我一有政治的事情在身上就不同了，后来就不同了，那时候我是想这个。

　　我父亲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也不说反对，但是他不让我去走那个路，我也没办法，所以我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当然我这个当军人呢，我自己现在想，因为我和父亲的关系，不但于东三省，甚至于世界都发生了变化。不是我当军人，不是我管东北，也没有这些，说起来太多呀！我说是上帝的意旨。

　　我没跟你讲过，我跟（别）人都讲过，陈英，就是陈自雄。

　　我就跟一个青年会的干事两个很好，我想逃走，要跑到美国去，我不管我父亲了。我那个青年会干事他是赞成我的，那个人说好吧，我帮你忙。他替我把船票都买好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七十块多美金买一张船票，那时候我自个弄的七十多块美金，他给我船票买好了，他帮我忙啊，上美国去。船票都买了，三点的船票。

　　我上了他的当。他这家伙真是会诲人，他跟我说你这个身体不好，我身体那时候很不好了，他说你英文也不是那么好，你这个什么数学这一套你都不懂，你上美国去能行吗？那时候中国人还不能做工呀，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教会人家。你帮人家打杂自给自活，你再念书。

　　我说好。

　　我跟他一直很好，他说你到了美国，那时候学生不能做事呢，他说我给你介绍到教会的人家里去，你住在人家。我没钱呀，住在人家里，给人家帮帮忙。

　　后来陈英就知道了，他说你这人傻瓜，你到讲武堂去，我还照样去讲武堂去教你呀，你还照样可以学呀。（这样）我就进了讲武堂，在那儿当的军人。

　　我现在是个基督徒了，这些事啊，不能说是迷信，这都是上帝的安排。

　　我就是这么样起来的。

　　本来天下的事情变化多端，我就说这个变化，日本人呀也看中我了，日本答应我进日本陆军大学，那我非常高兴呵，到日本陆军大学去学习，我也不会日文,日本陆军大学有这样一个规矩,贵族这样的人，可以带着一个人，叫伴读，都答应我这样了。我就要上了日本的陆军大学，得意得很，第一次奉直战争就起来了。要不是这个事，我就到日本去了，如果这样到了日本陆军大学，后来的事就又有了变化，我就变成派到日本去的了，当然就跟日本合作了，到日本留学回来的，那么怎么样变化不知道，但是肯定会有变化。

　　后来这个陈英啊，这个人很好，他说你那么办，你就对不起你爸爸。他说你那么做，真要走了的话，你不伤你父亲心吗？换句话说，那也做不好呵，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个时候他很聪明，我那个时候，什么几何、化学我都不懂，我就到他的学校去学。他就劝我，他说你跟你父亲说你要学军事，他一定愿意。他就要逼你学军事。那你到了美国以后，他管着你了？

　　主意不错，好，他这个办法想得好，我父亲他这个当可上大了。

　　我就学军事，这笑话就多了。

本想学救人，却变成杀人(2)
我考保定军官学校考上了，我跟陈诚兄同学，他也第八期，不过我没去。

　　那时办讲武堂了，讲武堂的教育长熙洽是陈英的好朋友。陈英说，你到讲武堂当学生去，我还照样教你化学、物理。你当军人，把身体锻炼好一点，将来什么都可以干呐。

　　我说，好吧。

　　我去跟我父亲说，我父亲大吃一惊啊，他说什么，你要上讲武堂？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去了几天干不了，再出来？父亲是讲武堂的堂长，他就怕我丢人。当然，我这人就怕别人说这话，我说，什么？人能干的，我就能干了。假使你那些人，那些学生都干不了了，那我不是一样的，大家都干不了；要是都能干了，我就能干了。

　　他们都笑我，说你得了。这把我气坏了。

　　我父亲甚至答应说，你在讲武堂要能毕业的话，回来我就给你当营长。

　　[编者注] 1919年3月，张作霖将原东三省讲武堂改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张作相任堂长，熙洽为教育长。第一期从1919年5月入学，1920年4月毕业，张学良为一期生。

　　好了，我头一个月就考了个第一，第二个月又考了个第一。

　　因为什么考了个第一？也不是我出色，因为讲武堂的学员都是军人么，我是个学生啊，我记忆力非常强啊想当初。现在老了，我到现在，那功课要紧的地方还能背下来呢。那么在学校里就闹风头了，就说这些教官因为我的地位关系呀，和我勾结作弊。

　　忽然这一天，我们教育长就上堂了，他就宣布说，因为学生当中传说教官们作弊，我今天来就是要验证来了。叫我们把座位都调了，大家彼此座位都调了。

　　他出了四个题。

　　我们是两个教育班，我们这个班差不多一百多个人，没有一个人答完全了，就我一个人答全了，四个题，我都答完全了，都答对了。他当时在堂上，说我这可没作弊呀，你们看，你们谁也没答完。

　　本来大家还没注意我、特别关注我，这么一来，我在讲武堂，在同学之中，在教官之中，就引人瞩目了。我就这么样同郭松龄结成了朋友，这郭松龄也看中我了。

　　那个时候，张作相是东三省讲武堂的堂长，我父亲的兵权都在张作相那儿，我后来当军人，一直都是张作相把我提拔起来的，张作相和我父亲是拜把子，我们不是一家。

　　张作相是27师师长兼奉天卫队旅旅长，本来他想让出这旅长职务的，就因为我，他不让了。我在学堂里还没毕业呢。到第三期快毕业的时候，我就当了他卫队旅第二团团长，那会我还在学校，还没到任呢。不但当了团长，他的旅里有事情，什么参谋出缺了、副官出缺了、旅里还有什么问题了，他都要问我，要我过问。我那时候没出学校呢，那我毫不客气，没有顾忌，就等于我当旅长了一样。

　　所以，我在讲武堂当学员，从我当卫队旅长开始，我实际上成了张作相的代理旅长，他仅是名义上的旅长，我一直跟在他后头晋升，他是师长，我当旅长，他当督军，我就当他的师长，直到拿到军权，我都不知道怎么拿到的。

　　他老先生当师长的时候，很节俭。我们那里，吃鸡蛋有种吃法叫炒鸡蛋酱，就是把鸡蛋搁点酱炒咸了就饭吃，他老人家早晨吃鸡蛋酱的时候，一个鸡蛋还要剩一点儿留着中午再吃呢！

　　毕业后，我二十岁就正式当团长了。当团长的时候，我那些部下、那些小兵跟我开玩笑，管我叫“黄嘴鸭子团长”，意思就是还嫩着呢！我那个团的第二营营长，是当年我父亲的一个号兵，他当了我的第二营营长，我小时候他抱着我玩过，（现在）我当他团长了。

　　他这小子总跟我开玩笑。

　　我非常认真，当团长的时候，外头出操，我就在操场上站着不动弹，他跟我小声说，他说团长啊，你回家玩去好不好？你不走，我们也不能走。他姓赵，我总说赵营长，你要再这样，别说我罚你啊。结果我这个营长打仗，头一仗就被打死了，我很想他。

柳絮飞

第四章 内战和将领们  
   
　　打死的都是相当的佼佼者，剩下的无能后辈，来请功受赏。这要真是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个战争干什么呢？——张学良


我的带兵之道(1)
你知道奉军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叫奉军？奉军的势力怎么大起来的？

　　黎元洪当总统的时候，段祺瑞当国务总理，黎元洪买了一批军火，计划是从秦皇岛上岸。段祺瑞就派个人，叫伍大泉，我到现在还记得，伍大泉奉命经手办这件事，段祺瑞当时也正在扩充军力。由于机密被段的陆军部次长徐树铮探知，他就同原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杨宇霆密商，由我们奉军派兵去秦皇岛截械瓜分。

　　那个时候我还小呢，奉天就派张景惠这一团人马来了。那些军火一到秦皇岛，张景惠就把枪械全部劫走了。那么，奉天就扩充军队了，扩充了五个旅，（那批军火）大概够（装备）三万人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不知对不对。那个黎元洪要编三个师，那些军火，是日本军火。那么这就成立一个奉军，奉军的名义就从这儿来的。那么，这就壮大了奉军，奉军的势力打这儿就起来了。

　　我父亲是奉军总司令，徐树铮是副司令，杨宇霆是参谋长。

　　后来因为怎么个事，我就弄不太清楚了。徐树铮总想利用奉军势力消除异己，引起我父亲的不满。因此，当直皖于1920年6月火并时，就是徐树铮以奉军司令部的名义，请冯玉祥的舅舅陆建章吃饭的。那个时候，陆建章大概是给冯焕虎活动，徐树铮把他请来，就在天津把他枪毙了。当时为这件事，我父亲非常火，就把这个徐树铮的副司令给取消了，派孙烈臣当副司令，这段大概查历史能查到。因此杨宇霆，就没敢回奉天，就走了。他回奉天甚至就可能处死他也说不定。

　　杨宇霆是在徐树铮那一方面，大概是这样。

　　后来我就慢慢起来了。

　　我讲的这些都是实录呀，这里头的情节是非常复杂的。

　　[编者注] 秦皇岛劫军火一事，时间为1917年2月，总统应为冯国璋，不是黎元洪。徐树铮任奉军副司令一事，时间为1918年3月。徐树铮诱杀陆建章一事，时间应为1918年6月，不是1920年6月。张作霖解除徐树铮副司令职务一事，时间为1918年8月。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分东路军和西路军。西路军是整个垮了；东路军分三个梯队，头一个梯队是张作相，他那个梯队也垮了。第二梯队是我；第三梯队就是李景林。那时候他是旅长，我也是旅长。残余的兵力就是我们这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等到山海关阻击战，就是我们这两个人领着两部分人打的，打得很凶。其余的全垮了。

　　那时奉天的兵权都在张作相手中，我父亲的性格是，交给谁就是谁了。

　　等山海关战役打完了，大军回到奉天，奉天就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我是整理处的参谋长，整理处有总监，有副监。实在说呢，副监就是姜登选，这个姜登选怎么跟这个郭松龄闹不和？这个话说来太长了。他是副监，实际是他负责任，但是一切军队的问题，都是我在负责，调动军队了，整理军队呀，都是我负责任。

　　我那时候二十二岁。

　　我怎么会拿了这么大的军权呢？张作相的军权怎么到我手里去了？这事我后来才知道的。

　　原来是奉天的张作相和一些旅长，给我父亲写了一个条陈，劝我父亲说，回奉天后要整顿军队，并要求让张作相推荐我。我是在多年后，在我父亲的公文桌里看到这个条陈的。

　　整理处有两个副监，一个是孙烈臣，但他是不来的，名义上是副监。再一个副监是姜登选，行政由他负责任的。我是参谋长，整顿军队的事情全都交给我，都是我负责。

　　军队大整顿、大改编后，旧派、新派就是从这儿分出来的，旧派有人反对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那我毫不客气，给枪毙了好几个。

　　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败仗了，回来搞审判，我就给枪毙了好几个。所以奉天的老派人恨透我了，我这个人，不是老实人呐！

　　我跟你讲啊，我很少上前线督战去，很少。我把命令下了，你就照那样去做。我的部下现在有的还在，你可以问他们去，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把事情交托给你了，无论做什么事情，你负责任，我决不干涉你那一套，但是，你搞坏了，我可毫不客气，决不饶了你。

我的带兵之道(2)
现在我已经九十岁了，人呐，主要是心情，心情要开朗、开放，不在乎。我不是说笑话，我这个人也许明天早上一枪就要把我枪决了，我今天晚上还睡我的大觉。我作战的时候就这样的规矩，也可以说是学的拿破仑，我把命令下完以后，我就睡觉去，我睡觉是脱光屁股睡觉去，从来不穿衣服睡觉的，穿衣服睡觉我会睡不好的。尤其冬天，我要穿衣服睡觉我会冷着的。因为我不会把被子盖得那么严，医院、旅馆的那个被子我绝对不盖的，我盖不了，我一定盖软被、很软的。

　　所以，我作战时把命令下完了，我就睡我的大觉，没有事情不兴找我，有事情再说。

　　[编者注]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间为1922年4月。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成立，时间为1922年7月。

　　第一次奉直战争的时候，我带着一（个）团，我们非常吃紧的时候，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就决定突围了。那么就由郭松龄，他带着三个团，我们是两个旅四个团，那么我拿着一团人来守主阵地。

　　我一讲到这儿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喜欢我的部下，我真喜欢我的小兵啊。那么怎么办，我负责任带着人，防守这个阵地。假如敌人要把这阵地冲了，那就完了，整个全军覆没啊。因为郭松龄带着三团人前往埋伏，我拿一团人在正面挡着，很稀薄的。那么，我就晚上到前线去督战。

　　我一到前线，这些小兵，还管我叫团长，看到我就喊，哎呀，团长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我说，我不瞒你们说，咱们现在非常的危急。我把军情告诉了他们，我说，怎么样？我现在派了郭松龄带着三个团迂回到敌人的后头去了，现在我们一团人摆在这三个团兵力的正面，假如敌人他们今天晚上要攻破这儿，那我们就完蛋，整个就完蛋了！所以，我要在这儿，跟大家在一起。

　　哎，你回去，你不要在这儿待着，好不好？

　　我说，我跟你们在一块儿。

　　不要，不要，团长你回去，他们说，要是把我们都打死了呀，那是没办法了，假使要是有一个人在，团长你放心，我们绝对不退却。你回去吧！

　　我说我跑得很渴呀，我要喝点水。

　　他说，那不是有水么？你拿回那边喝，你赶快回去，我们送你回去！

　　我说，不要，不要，那样不行，目标太大了。我一个人跑回去，我就在那个村庄里面呢，我跑回那个村庄大概有两三百公尺，我能跑回去，你们不许动啊。我就怕枪炮把他们打着。

　　我一个人从这战壕跑，大家都站着，看着我一个人跑。

　　我和部下都很亲，很亲。

　　东北军最厉害的就是炮兵。那时，中国的炮兵可以说没有正式训练过，从东北军开始，才有正式训练。这个炮兵那是邹作华的功劳，邹作华那时候是投降我的，他原来是段祺瑞的边防军呀，他训练的东北炮兵是真正的炮兵。

　　怎么叫“正式训练”呢，炮兵有一种急速的炮，比如说我们的炮兵摆在哪儿，敌人是不知道的，他看不见炮兵，我们可是照样打他，这是一方面。二呢，东北的炮兵多，怎么多呢？国内多数炮兵都是买外国的炮，一个炮顶多带五百发炮弹，唯有东北军的大炮是我们自己造。

　　我们的炮弹怎么样子，是什么炮弹？叫顺发炮弹，怎么叫顺发？人家外国，像日本的炮弹，一种是空炸，一种是碰炸，就是碰在地上炸。我们这个呢，就是在炮弹前头有个东西，像管似的，有个弹簧在里头，它打到地下，会马上蹦起来，再爆炸，所以叫顺发炮弹。还有一种呢，不是顺发的，前头没那块玩意儿，就是直接爆炸的，那都是奉天兵工厂造的。

　　实在地说，东北军威风大的原因，也不是东北军比旁人能打，就是这个炮兵厉害。

　　我们打南口的时候，跟冯玉祥打仗，他那南口守的最厉害了，我们有两个团七十二门野炮，差不多最少也打了五六万发炮弹，因为是我兵工厂自己造的炮弹，这个炮弹可跟外国的炮弹不一样，没人家那么好，可也是炮弹。

我的带兵之道(3)
[编者注] 邹作华，1894—1973年，字岳楼，吉林永吉人，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出身，曾任奉军炮军司令。

　　第一次奉直战争的时候，段祺瑞方面是非常赞成的，因为他要报直皖战争之仇，利用奉天来报这个仇。这样，出走的杨宇霆就回到奉天了，那时候我父亲的参谋长姓齐，我父亲不喜欢他，不用这个人，杨宇霆就接替了他，回来当参谋长，又回来了。

　　他曾对我说，我当年在职的时候啊，如果你能干点什么，那奉天肯定比现在还强。所以，那个时候，杨宇霆就抓住我了。那么我就外出带兵打仗，他在里面策应，辅助我父亲。

　　后来我跟杨宇霆弄得不大和的原因，就是因为郭松龄，郭松龄根本就和杨宇霆不和，怎么不和呢？杨宇霆当年当参谋长，郭松龄是一个少校参谋，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回来的时候当了中校参谋，他为借钱也不知为什么，他俩就弄翻了。郭松龄这个人，性情非常暴躁，就不辞而去，走了，到广州去了。为此，我和杨宇霆多少就有点隔阂。

吴佩孚：西蜀无大将，廖化为先锋(1)
你要写我呀，你想问我的事情，包括这个问题，我都忘了，那是你的事，你愿意怎么写，怎么写，我毫无意见，我也不改，只有事情有错的，我可以改。其余，你要怎么写，我毫不改，我也毫不关心。你愿意骂你就骂，你愿意说你就说，我毫不在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随便，你愿意怎么写，怎么写，我也不给你送运动费，让你夸夸我。

　　我看你写的那个李德邻的回忆录，你给我的，我不是完全看，稍微翻了一翻。

　　[编者注] 李宗仁，字德邻，1891—1969年，今广西桂林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

　　北洋的那些个人，我知道的那我都可以给你讲，一个一个讲。

　　第一个，我先说说跟我打过仗，我的对手吴佩孚，我最不佩服他。

　　他那真是“西蜀无大将，廖化为先锋”。我不晓得吴佩孚当年怎么会得到那么大的名气。当然了，他是能够写点字的人，当年带兵的大都是老粗啦。但也许因为这个原因，说到他作战，那是毫无能力，我真是看不起他。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叫我们给打个稀哩哗啦。当然，第一次奉直战争，我们是打败了，那时候因为奉天军队太不行呀！

　　我就说我对他的印象，我给你讲几段。可惜呀，非常的可惜，第二次奉直战争的时候，他有些文件落在我手里头，这个东西我当宝贝留着，可惜在北京丢掉了，在我家里丢掉了。

　　我说的这个东西，大概你两位都没看过。就是从前办寿给人写东西用的一种印得很好看的纸，（吴佩孚）他老先生他都印好的。我们在哪儿得到的呢？那个时候，陕军第一师师长叫张治公参加了山海关之战，张治公被我们打得最紧张的时候，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是总司令，就给他写了这么一个东西回来，他也不像我们军队下命令，有一定的规矩，他就随心所欲给写了这么一个东西。后头我忘记了，要紧的是前头，头一句：张学良黄毛乳子算什么东西？底下就是写你不必怕他了，本大帅明天到那儿，他立刻就得跑掉！他一来，我就得跑！

　　你说我拿着这玩意儿，我怎么拿到的？我们把张治公打败了，把他司令部都给抄了，这样看见的。我看见大笑，你这样指挥军队，这军人他怎么能给打仗？

　　这是第二次奉直战争，我把这东西留下来，当宝贝留着，我自己想装个镜框搁屋摆着，呵呵。

　　真是看不起他，这个人除了会吹之外，没有别的。第二次奉直战争还有一件事情，他手下有个旅长，姓冯，在山海关的一个角落，山海关正面的左翼，我们的军队给袭击了，叫我们给打败了。这个人好像叫冯玉荣，山海关打败了，这个人就自杀了。那这是一个很有责任的人呵，（结果吴佩孚）他到那儿去，把这个人脑袋给割下挂起来！

　　这算什么呀，你指挥部下，对部下是这样对待？！人家已经自杀死了，你还割下人家脑袋干什么呀？要杀的话，应该杀你自个儿！

　　我跟你说，我现在给你解释这个，他这个人真是不会用兵，山海关作战的时候，我们奉天实实在在地出了七万人，他光山海关来的二十一万，比我们多三倍，但怎么叫我们给打败了？

　　你不是军人，我说这话你恐怕不太明白，我们军队里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叫各个击破，他把他的军队就是陆续地增加，明白？来了一个师，叫我们给打完了；再来一师，叫我们给打完了；他继续增加。那这原因，也不光是他指挥军队指挥得不好，他的这个后方的交通呀、运输啊，他海上还运输呢，他把交通指挥得非常混乱，军队运不上来。所以，没等他增援的来，就叫我们给打败了。

　　[编者注]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间为1924年9月。张治公，应是陕军第二师师长，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第七路司令。冯玉荣，直军第13混成旅旅长。

　　第二次奉直战争，山海关作战的时候，我们没打成功。

吴佩孚：西蜀无大将，廖化为先锋(2)
山海关是我们的正面，是我的第三军团的正面，事实第一军团军团长是姜登选，副军团长是韩麟春，第三军团我是军团长，郭松龄是副军团长。实际上，在前线指挥的，一个是韩麟春，一个是郭松龄。在后头，我就跟姜登选组织司令部，当年就叫一三联军，我等于是总司令，姜登选等于我的副司令。

　　山海关是我们第三军团的主攻目标，我们死了很多人。我跟你讲简单一段，攻坚的时候，我有一个团呀，差不多整个全完了。然而，由韩麟春指挥的第一军团却把九门口那打开了。

　　我就决心把郭松龄的第三军团的军队都调到九门口去，这就有很多的问题戳耍山海关正面怎么办呢？所以，我说吴佩孚那真是没有用呀，我们山海关就搁了一旅人在这儿守卫，旅长是阚朝玺。这个人在东北军里头，是我们看不起的一个人，后来当了汉奸。假如当时吴佩孚能看明白，他要从山海关打出来，那我们就完蛋，我们没有军队了?/p>

　　结果，吴佩孚终于没有看明白，他不会出关，就死待在那儿，死守着山海关，所以，我就说吴佩孚是没用的东西。不但吴佩孚，就连冯玉祥的军队也都如此，冯玉祥的军队很会打仗，比吴佩孚军队还会打，但是不会活用，简单说也是没有军事人才.

郭松龄：宁折也不弯(1)
这里头有点小问题，我们奉天历史上就有这个问题，韩麟春呀、姜登选呀，他们是叫士官派，那么郭松龄是陆大派，像我们讲武堂底下出来的，算是跟陆大派一系的。

　　那么他们就不太和，所以，后来郭松龄怎么把姜登选给枪毙了呢，也有旁的意思。我是在他们中间调和的。姜登选当时是奉天整理处的副监，我是整理处的参谋长。郭松龄有一点点我最看不起他，我说他，比女人还小器，他就非常不愿意，常常不愿意我跟韩麟春、姜登选他们一堆玩呀、说话呀，用女人的话（说）就是吃醋。

　　话又得往长说了。九门口那边是韩麟春第一军团打的。那么，我们就要增援韩麟春、姜登选。现在把郭松龄的军队调过去，帮助继续打九门口，郭松龄他心里就有点惭愧呀：我没把山海关这方面打开，现在就是帮着人家去打呀?/p>

　　我们是第三军团，一个军团三个师了，那时候叫三个旅。那是早晨，直系军队在高山上都看见我们的军队了，从九门口进去，摆开往里走，搁山路往里加军队，增援来了呀。

　　这三旅人差不多走了一天，都是很窄的山路往里面进。那么，郭松龄的心里可能就有点不愿意，山海关没打下来，嫌丢脸了。到那儿去他们就闹意见，进去就吵架了。

　　起因是为一件小事，郭松龄就火了，跟姜登选闹意见，他不打了。他把军队从前线带回来了，都调回来了，夜间呀，说起这段呀，我差不多又掉眼泪了。我在后方军团部，他们打来个电话，说郭军团长把军队都带回去了。啊？我就奇怪了，哎呀！

　　我明白了，我就赶快跟郭松龄通电话，我骂他两句，我说，你干什么？你怎么地？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把军队带回来了？为什么？他咔嚓把电话摞下了，他不说了。我说这事儿糟了。韩麟春就讽刺我，说你看你，把这个郭松龄惯的！姜登选说，得了，你别再对着老弟，把老弟整苦了，你别管他了。我说我赶快就去。

　　那么我就去找郭松龄，晚上黑，痛苦呀，不容易。山路，我骑着马，差不多夜间跑了九十里，我要找这个郭松龄，找他的军队。路上就碰见我的军队都回来了，我问他们，怎么回来了，为什么回来？他们说，是郭军团长下的命令。

　　于是，我就给他们下命令，原地停止。原地就都停下来了，我说，郭军团长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哪儿，好像在前边呢，他好像出来了。

　　找到郭松龄，费了很大劲。郭松龄在一个小店的小店房，在那儿睡觉呢！天要亮还没亮呢，他在那睡着了。他一看我来了，很惊讶。我说，茂宸，起来，起来。我找来，他感到很奇怪。那个小店房有个后院，我就拿上板凳说，咱俩到后头说去。

　　我说，茂宸，你要干什么？他是我老师呀，当年是我的教官。我说你是我的老师，你的岁数比我大，我这套都是你教给我的，我说你要干这件事情，我是你的学生，我也是你的后辈，比你年轻。我后来说，我说可是你忘掉了，今天这个事情不同了，我是你长官，你是我的部下，今天我是你长官。现在就咱们俩人，我来见你，我身上什么都没带，而你手上有枪，你现在要干这个事情，要想把军队带走，那你应该先把我打死。我说，你要不打死我，那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动不了，我就要给你下命令！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把我打死，要么你听我命令。你自个儿选择！

　　后来，郭松龄就哭了，就好像说，我惭愧呀，我没把山海关打开。我现在跟着人家，帮着人家去忙。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又这样子，好像在羞辱我。

　　他说，我很难过，给你丢脸呀，我说，你不要那么讲，给我丢什么脸？他说，我现在只求一死。我说，你不要说这话。

　　他哭，我说，你何必掉眼泪呢？

　　他说，我现在呀，我不去帮（人家打），我求一死，我愿意自己死。我说，那好，你既然决心要死，那好办呀，你说你给我丢人，你没把山海关打开，你现在又决心一死，那你上战场上去死，你拼命往里打，那你不是又给我增了面子，你也得到好死了么？要死，你死在战场上好不好？

郭松龄：宁折也不弯(2)
他点头说，好！

　　那时，天也亮了，我说，我一宿没吃饭，你也没吃饭，喝点稀饭回去。这样，他人也好了，回心转意了，又把军队带回去了。

　　我给你讲，怎么把人家秦皇岛给打下来的。

　　白天郭松龄就带着三旅人，从这九门口进去了。后来我们打胜了，人家直隶军说了我们才知道，那山上敌军都看见了：唉呀妈呀，奉天到底来了多少军队？昨天白天进了一天，今天又来了。怎么来那么多个军队来夹击九门口来了？

　　敌人哪儿知道，郭又把军队给带回来了！

　　就好像作假一样！把那敌人吓坏了，说这家伙他抢戳硕嗌偃四牛?/p>

　　其实都郭松龄一个人干的事，他老人家是没管旁的，先声夺人，就拼命打进去了，一下子就打到秦皇岛。地形你知道？整个把山海关包围了，所有的火车都给切断了，火车都出轨了，哎呀，后来我到山海关看，张作相捂着我眼睛，说你别看。唉呀，军人到那个程度上！

　　我有一个团长，这个你不知道了，我后来奖赏他，给他张家口的督统（做），大家都很奇怪，督统那个时候差不多军长才能做，那他们就不知道这段故事。当时就是他当这个团长，头一个打到秦皇岛去，他给我写个纸条回来，他说，军团长你赶快派军队来，我逮到的俘虏，不要说拿枪，光拿嘴巴子都能把我的兵吃掉！

　　他一个团，俘虏了一万多人呐，那么样厉害的军队！我就赶快到秦皇岛去。我们那个小兵，对俘虏喊：“架枪！”“面冲里！”“不许往外看！”一切尊严全无。兵败如山倒呀。所以，我就跟我的部下说，你看看，我们带兵的，该有多难过，你想想，这个滋味呀，我是当军人的，我看着很难过。

　　就这样子把吴佩孚打个稀哩哗啦，打完了，就是因为（郭松龄）他这一怒，所以我说是天意呀。

　　[编者注] 士官系，指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将领，以杨宇霆为代表。陆大系，指出身于北京陆军大学及保定军官学校的将领，以郭松龄为代表。

　　我一生常自诩，不怕死，不贪生，不屈服，不卖国。

　　要讲起我的历史，那笑话多了。

　　我跟吴佩孚在山海关作战的时候，你猜我跑到哪儿去了？我跑到秦皇岛去了。我在秦皇岛打网球，还洗了澡！

　　我跟英国海军船上的人认识，就弄了个小艇。

　　他说，我把你眼睛给你蒙上。我说，为什么？他就开玩笑说，你过分，到秦皇岛要经过山海关，人家的阵地你不就都看见了么？

　　我们坐个舢板，划着船，就跑到秦皇岛去了，到秦皇岛洗了澡，打了球，我就又回来了。

　　我部下说，你这不是开玩笑，你这是冒大险。要是人家知道，就把我俘虏去了。这就是我干的事。

　　郭松龄这个人，非常猜忌，比如说我们一个团里头，有三个营长，那他一定配上互相牵制的人在里头。我跟他说，茂宸，你怎么这样干法？我说，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要疑他，就不用他；我要用他，我就全权交给他。

　　那他说，我可不是这样子，人可不能这样子！

　　唉！我说，茂宸，假如我对你那样子呢？

　　他说，咱俩的关系不同嘛。

　　我说，茂宸，也不是那么不同。

　　待人呐，不容易呀。

　　他自己说，我要不是遇见你呀，就没有今日。我们夫妇俩在家里，只有两个茶碗，一个茶碗还是没把的，就可怜到这样。没有你呀，我也早就完了！

　　他当年是我提拔起来的。言下之意，不是我，他这个人就完了，不定怎么样了，也许被长官枪毙了。

　　他自己给他自己下了一个考语：“鲁莽躁切，跋扈侵权”。那他真是这样，我也早看出来了。不仅我自个儿知道，我也公开跟他讲过这话。

　　这个郭松龄要叛变，有叛变这个心呀，我早就看出来了。他随时有叛变的可能，你看他就敢那么干嘛。

郭松龄：宁折也不弯(3)
完了以后我就劝他，我说，茂宸呐，你怎么这样呢？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宁折也不弯。我跟他说，茂宸呐，我这人可跟你完全不同，我是宁弯也不折。他说，你怎么这么大哲学？我批评他说，不是哲学，做人嘛，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说，茂宸，万一你有什么事情，我一点不在乎。即使你叛变的话，我也问心无愧。

　　我父亲骂我一句话，说，你除了老婆不跟郭茂宸去睡之外，吃一个水果，你都要给他一块！

　　所以，后来他叛变，我当时就有这个意识。我说，你就是叛变了，你也出不去我这手，换句话，你叛变，我能把你制止。到后来，他真是叛变了。

　　他叛变失败，怎么失败的你道不？跟他老先生呀，我差点没投了海呀，他把我整的?/p>

　　我父亲呢，这么说好像是夸我的，我是领导，好多事他都要听我这套。我给他上条陈，他不听。他不听主要还是杨宇霆在里头（的缘故），那郭松龄的问题，我早就看出来了。

　　这个第二次直奉战争完了，就分配权力。分配权力郭松龄没分配着。郭松龄他自己就跟我讲，他说，算我倒霉，当你的部下。旁人都起来了，都是督军了。我不但没有督军，还是在你底下当个副手。可是你被你爸爸压着，我可倒霉了。

　　换句话说，那时候要人打仗干活都是我的军队，可是请功领赏不是我。

　　所以，我给我父亲上条陈，他便不高兴了，我父亲骂我说，你小子要地盘？我说，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给郭松龄一个地盘。我说，你这样可以安抚他，你不愿意给他，你给我个名义呀，我实际上交由郭松龄来管，由他来做就是了。我给我父亲做了很大一个计划，他不听。

　　老帅为什么不同意这个事情，我不能很有证据。我父亲不听的主要原因，与杨宇霆有关，在参谋部里，我父亲听他的。

　　他老先生叛变的时候，给他奉军所有的军队都打了个电报，说是公举我当东三省总司令、奉天省长。事发后，我就坐船到了秦皇岛，去见他。但他不见我，他不见我是小事。可我接到奉天发来的电报，这个电报我一看很奇怪，开头称我张汉卿先生阁下，后头题名张作霖、王永江。我父亲喊我张汉卿先生呀，你说叫我难过不难过？那么电文呢，就说现在那些个军队呀，公举你当东三省总司令、奉天省长，请你回来接事吧。你说，我看了那电报，心里多难过？要不是部下看守着，我真是差点投海了。

　　真的！那时候，大家就不明白这个叛变到底怎么回事，连我部下也不知道，也不懂得。开始时，大家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到底处于什么位置上，你明白了？都怀疑是我们两个人闹的鬼。你知道，因为我们俩太好了！

　　那后来怎么样？后来呀，人们一直都认为我是他那个叛军的总司令，他是副司令。

　　郭松龄到了新民府，他已经差不多完全成功了。他知道对面就是我，我在对面跟他拼了，我还照样给他写信，跟他开玩笑。这时，他自己就任了总司令，这是他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他把我的信都给公开了，给我的部下看了，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以此来表示我对他最好。可是，这样一公开，那些旅长、团长都不接受他的命令了，很多人不打了。

　　说邹作华放出去的炮弹不爆炸，那说的是假话，不但那样，邹作华当时还真心帮他。

　　[编者注] 郭松龄倒戈一事，时间为1925年11月22日或说24日，到12月24日兵败被枪决。

　　郭松龄倒戈失败以后，失败的过程就不说了，那更有意思，那些故事呐更有意思。

　　并且我也给郭松龄太太求情，我说她是女人。我父亲大骂我一顿。在电话里骂。

　　我给他求情，我说，他当然应该处死了，他有罪了么，但应该开个军法会来审，要他说出来，他到底为什么？

　　我平常是非常佩服他的，到最后我很看不起他，到最后要死的时候，呵，没出息。你跑什么？要是我，我不跑。这是你的事情，这样你往哪儿跑？就是一死么！

郭松龄：宁折也不弯(4)
到后来把他抓住后，他给我写个条子，他就说只求速死。很可惜我把这条子弄丢了。

　　郭松龄起兵倒戈的动因呢，和他太太有很大的关系。起兵之前，他跟冯玉祥联系，又联系上了，因他太太联系上的。

　　郭松龄失败以后，他的四个军长有一个军长跑了，有个军长是在另外的地方就没回来，他三个军长都叫我俘虏了，都是我的部下啊。我说你们这三个人啊，你们怎么不跑呢？我说好吧，你们各言其志，你们能走远么？你们说你们想怎么的？谁也不吱声。

　　我说好吧，你们不愿意当面说，那就一个一个说。

　　有一个姓范的，他说我跟郭军团长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司令是知道的，我是没办法，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饶了我吧。

　　第二位，姓刘，他弟兄三个都是我的部下，一个打（仗）受伤了，一个阵亡了。他就讲，军团长，你念我们弟兄三个，一个残废了，一个死了，这账，你找茂宸算就是了。

　　第三个，这人叫刘伟，原来也是我的一个大部下之一，性格倔强。我问他，刘佩高，你怎么干这个不是人的事？刘说，有不是人的长官，才有我这个不是人的部下。他跟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忍心把我们枪决，那好，你给我一把枪吧，我自杀算了！

　　前面那两个我没用，刘伟我又用他了。当时我又给他任命，还是当旅长，把军队还给他，后来，同冯玉祥部队在南口打，我就把他派前线去了。

　　我父亲的一个参谋处长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你好大胆子，你怎么把他派前线去了？我说，你是大本营，你有什么命令你给我下好了，但你不要干涉我的行动，那是我的职责，这责任由我来负。

　　过滦河，他打前线，他那时候当旅长呢，他率领的一个整团，十三个连长都先后阵亡了。他自己讲，他就在前线督战，旁人都能退却，我决不能退却！我退却，人家会说我是假的，旁人都能保生，我只有阵亡。

　　这个人，我很喜欢，他一度出任第十一军军长。但很可惜，他由于思想压力太大，后来竟然精神失常了，提起这事，我心里难过呀。

南口军纪案(1)
我跟冯玉祥是拜把兄弟，冯玉祥倒戈完全跟我有很大关系，我给了他五十万块钱，那时候我们秘密勾结，谁也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是一个牧师，姓刘的，是个美国人，奉天青年会的总干事，他给我们拉的关系。

　　刚才你问我佩服谁，这军人当中啊，我最佩服徐永昌，跟我的脾气差不多。打了败仗了，他跟我讲他干什么呢，他什么嗜好都没有，麻将也不打，酒也不喝，专门喜欢跟女人扯淡，最喜欢女人。

　　他在郑州的时候，已经打败了，那时候国民政府军都来了，他带着山西军队和冯玉祥的军队在前线作战，军队都退了，他老先生还跟那女的在一块堆儿扯，那个女人哭，舍不得。

　　傅作义跟我很好，怎么很好呢？我让你知道这个内容。

　　我父亲下命令要把傅作义枪决了，我就没给他枪决。为什么啊？已经投降的人，暗中我就把他放走了。他跟我一个参谋长是同学，住在我参谋长家里。

　　[编者注] 冯玉祥倒戈一事，指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时间为1924年10月22日晚。徐永昌，1887—1959年，今山西原平人，高级将领。

　　我父亲这人呐，给我的任务向来都是无法完成的。

　　那时，在南口战役中，奉天的第一师师长是穆春，他的这个师打仗很出力，是吴俊升从黑龙江带过来的。第一师经过小库仑时，他们在一个喇嘛庙里歇息，就把人家庙给洗劫了，把好多值钱的东西给抢走了。以后呢，人家就告到我父亲那儿，我父亲就给我下命令，把这一师全体人都枪毙了！你说这个让我怎么完成？

　　那我就想啊，这件事情，要查出来是谁干的，是他们这个师的哪一个团，是团里什么人干的，把那个负主要责任的枪决就行了，然后再把这个师给解散了。

　　后来，我就把士兵给解散了，把那些有衔的长官们召唤到我这里来。我的意思是把军官们叫到跟前，我就宣布，这些事情，让他们举出来是什么人干的，由我负责到老帅那儿求情， 谁有责任就办谁，其余的人都无关。

　　可是，没料到我那侍卫长年轻，不善处理问题。这些长官们来的时候，他们身上都带有枪，都带有随行兵。

　　这个时候，在车站的外头，在票房那里，我们里头有一个家伙，不守纪律，他想发财，干什么发财呢？他看见人家带枪，他就要缴械，人家就给他一枪。

　　听到外头“叭”的一枪，这里头可不得了了，我的卫队就开枪了，对方也开枪还击，这就打起来了，我的卫队长被打死了，还有我一个姓唐的秘书也被打死了，几乎也把我打死。

　　那枪弹都往我这车厢上打，我的秘书们吓得都趴在地下把痰桶给戴上了，那痰桶——铁路上做的都是铁的，有那么厚——都中弹了。打死了好多人。那时，朱光沐还不是我身边顶要紧的人，自从打死了不少秘书，他们就从这时起来了。

　　后来，我的卫兵就开了机关枪，几乎把这些人都打死了，死的死，伤的伤，仅有几个人逃走了。唉呀，我难过极了。其实，许多人都不相干。

　　我说，算了，算了，别打了，别打了。我气死了。

　　我就叫我的一个副官，是我原来的一个参谋长的姑爷，这参谋长打仗打死了，我特别关照他的姑爷，让他当副官。我让他出去喊话，就说大家不要打了。就听“嘭”的一声，那边的人就给他打死了。

　　我的人打红了眼，这两架机关枪架起来打，打得伤的伤、死的死，都不动弹了。我说得了，死了的给埋葬了吧，那些伤的就给他们治呀。在这儿一扒，里头还有活的，挖出来一个活的，这个活的是谁呢？是穆春的参谋长，他的参谋长是谁呢？是当年我在讲武堂时给我讲地形的教官，一身都是血。

　　这参谋长跟我见面就说，军团长啊，我不干了！说什么也不干了！我什么事儿也不想了，你给我几个路费，我要回家。我就说他很有意思，他没死，浑身都是血，也没受伤。后来回家了，呵呵。

张宗昌之死
你说张宗昌后来被我接到北京来了，住了一段又接到天津去，被人暗杀死了，我很难过。是谁说给你听的？你搁哪儿看的这些？什么时候？胡说八道！

　　张宗昌逃到日本，后来在日本不能待了，钱也花完了，他就回到北京。那么，我就劝他，我说你呀，好好在这儿待着。那时候我也没太多钱，我一个月给他三万块钱，他那个脑袋，花钱花得冤大头似的。我说你好好在这儿待着，总有一天用着你的，中国和日本总有一天会打的，总有一天要打起来，打起来你最好的用武之地是到东北组织游击队，这是你最好的出路。

　　他自己这么讲，他说南京我去不了，陈英士你晓得吗？陈英士就是他刺杀的。他说我因为这个关系，陈立夫、陈果夫都在，南京我是去不了了，我是没法子了。所以我就劝他，我说你好好在这待着，你规规矩矩待着，总有一天你有用武之地的。

　　那么，他那天走没告诉我，他是偷着跑的，跑山东去了。

　　上山东去干什么呢？那时候石友三在山东，他就想沟通石友三，要在山东搞名堂。

　　他走的时候，没敢搁正阳门上火车，他搁一个小车站上的火车，他怕我不让他去。他自己也没想到是这个结果，他是到山东去搞不安定啊。

　　这里我要说我一个秘密的事儿。

　　顾少川的那个黄太太，看中了张宗昌，她拼命地就看中他了。我就告诉张宗昌，我说你不要乱来啊。她男朋友多得很啊，那个太太呵！那个太太那可真是，简直是太不要脸皮了，就找年轻的，公开的秘密了。她丈夫当然知道了，那哪能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了，她说各人干各人的。

　　我跟你说，我不讲是谁，我最近看书，这人写我的一篇文章，我跟你讲你就要写。

　　这位先生啊，我跟他太太俩有关系，他自己明明白白知道，他不但知道，我们两个在这屋扯淡，他就上那屋待着去，就这么一位先生，很有名的，不是无名小辈啊。我后来我跟他俩公开说，他对我很好，我跟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他太太的姐姐现在还在台湾呢。你怎么放纵她到这个样子？他说，她只要不闹我就算了，她愿意跟谁就跟谁，我才不管她呢。

　　这位先生最近写了好大一篇文章，写我写得很确实，当年我在他家玩儿什么的。他没写我跟他太太的事。

　　[编者注] 张宗昌之死，时间为1932年9月。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陈英士，即陈其美，1878—1916年，浙江湖州人，被张宗昌暗杀。陈立夫、陈果夫，系陈其美大哥之子。顾少川，即顾维钧，1888—1985年，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民国时期高级外交官。

厌倦了内战(1)
我们在郑州是叫人家给三面包围了，晚上黑，人家上来把我们的大炮都给拉跑了。接到报告后，我担心发生更大的麻烦，马上下令说，你们别打，千万别打，一打就乱套了！让他们拉去吧，天亮咱们再说。他们就把我们的山炮给拉跑一门。结果，天亮（后）他们的总司令被我们给打死了。

　　（当时）我的部下要求退却，我总是有两个伙计，郭松龄死了以后，我的伙计就是韩麟春。我向来是这样的：一般的事情呢，他做；重要的事情就找我，但凡一找我，一定是有问题，出了大问题。

　　我那些部下不敢见我，就先找韩麟春，韩麟春就找我，给我气死了，他说，你去吧，看你部下去吧。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他们要求退却，我就问他，这是你们谁的主意？他们谁也不吱声。

　　你知道我向来不发脾气的，平常一旦发脾气，他们都怕得很呐！我要稍微把脸拉下来，他们就怕我。我问他们这是谁的主意，他们就知道不好了。

　　后来，有个姓应的，这个人原来是这个皖系第8师的旅长，是我们奉天人，后来投到了奉系，在我手下也当旅长了。大家都对他挺恭敬的，因为他岁数大点。那么他就过来，他说，是我的意思。我说，真是你啊，你不要装老牌子，真是你提的吗？那么大家就看出我的意思，大家都说，军团长别生气，不是他一个人，是我们大伙同意的，你要办就办我们大家，不要办他一个人。

　　把我气的！我说，你们这些人呐，（如果仅仅是）咱们几个人，要跑，那我撒腿就会跑。那很简单。可是我们有这么些个军队，还有炮兵，这么些个人，随便说撤退就能退吗？假如你们真是要退，现在我给你们一个命令：非得把这个敌人打退了以后，你们才能退！我们现在跟敌人粘着，怎么退？我们几个人跑了，行，那我们这些个军队怎么走？军队要渡过这个黄河，我们还有这些炮兵怎么渡过这黄河？

　　我们那时候都是重炮，你撤不撤？

　　我跟你说，战争的胜负，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

　　当时，把我气得简直没话说了。那时候韩麟春他抽鸦片烟，不过，他抽鸦片烟没多大瘾，而我一怒之下，就在那儿抽他的鸦片，拼命抽，把我自个儿都抽糊涂了。

　　我们那时候有个铁道队长，姓曹，这个人现在哪儿去了我不知道。那时候都走铁道啊，那个铁道的车呀，当年还是张宗昌在中东路时制作的，我们管它叫“铁甲车”，敌人也有。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拿道木啊，拿铁板挡着，中间夹上水泥，然后，搁一个炮，搁机关枪。好坏不管了。

　　我们打仗时有悬赏，那个时候吴佩孚军队的指挥官姓高，叫高汝栋，这高汝栋还是我的一个同学呢，我认得他，他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当时，他是前敌的总指挥，我们就说，悬赏十万块钱，要把他抓住。

　　你知道我们军队的规矩，用军队里的话说就是，喧哗无好事。你懂吗？这是《孙子兵法》上讲的。

　　我早上还睡大觉呢，不管天有多冷，我向来睡觉是脱光了，光屁股睡。

　　一大早上，就听外面乱嚷嚷的。头一回这样儿，我还没醒，吵嚷什么？我就赶快把衣服穿上，想看看到底吵什么。

　　有人（报告）说，曹队长在外头。我说，叫他进来。进来后我就问，曹队长，你干什么？他说，我是来管军团长讨赏的，我要钱。我喝斥他说，什么事你笑嘻嘻的？他原来是给我当文保我当参谋长时，他当团参谋。我说，你说正经话，不要扯淡。干什么呢，怎么回事？他说，我把高汝栋给打死了。我说你别瞎扯淡，到底怎么回事?/p>

　　他说，是这么回事。我们的铁甲车，在平汉路作战，打仗的时候，铁甲车后面都是跟着好多个步兵。那天跟了两个连的步兵前进。打进来打出去，差不多打了三进三出。后来，我们军队退了，把铁甲车给扔在外头了。底下人就来报告，说人家步兵都退了，把我们给扔在外头了。连长安慰士兵说，你不用怕，一会儿我们的火车会回来拉我们，这天还黑着呢。

厌倦了内战(2)
天刚一亮，这铁甲车也动了。那铁甲车后头就是一个炮，俄国的炮，当年是张宗昌装的。

　　哎呀，铁甲车终于移动了！可是，跑了一阵子，那里头有个连长就说，不对，方向不对，是往那边走了，不是往咱们这边走。再一看，原来是敌人的铁甲车把我们的铁甲车钩上了，勾走了。

　　这是敌人的铁甲车啊，那儿就是高汝栋的司令部，他看见这儿有一辆车，就给挂走了。

　　我们这铁甲车里有个班长，是管这个炮的，他说，他妈的，我给他一炮算了！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那旁的人忙说，你打不得，你一打，咱们离这么近，炮筒子就炸了。他说，去他妈的，我不管那套！结果，使那么缶⒍，“咣”一炮，就把他们前头整个铁甲车撞残了，一车的人都死在车上。并不是被人打死的，也不是炮弹炸的，里头的人都是震死、闷死了过去了，有的人眼珠子出来了，有的人肠子出来了，有的人腿打坏了?/p>

　　你说这军队！这一下，我们不但没退却，反而打胜了。

　　我一听赶紧说，赶快下命令，赶快追击。我们就出击了，好家伙，一下子打出去几十里，把他们的总司令给打死了，把军长也给俘虏了，把师长也给俘虏了，整个打了个大胜仗。

　　打仗，你不能说是运气，不能说是谁怎么地，他们都挺敢打，这就是战场。我打胜仗败仗打了多少回呀，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像这个事儿似的，那也没预料到呵。

　　[编者注] 此事约发生在1927年3月。

　　我二十一岁就作战了，所以说对这内战我是恨透了，我打死了多少人呐。

　　因为什么反对内战？我父亲后来不打仗是（因为）我，我在我父亲跟前痛哭流涕呀。我从河南回来，我到河南那叫什么阳那个地方，往陇海路那面去的火车站上，不是信阳，我们把车停在那儿。

　　唉呀，我看见这样一个情景，我非常难过，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看见一个老人趴在地上，饿得呀可怜极了，给他钱他都不要。我们把吃的馒头扔给他，馒头扔在地上，他就连土带什么抓着就吃呀。我就追问他，我说，你怎么这样？家里没人了吗？没有儿女么？他就说连年在这打仗，都给抓去当兵去了，拉走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老的不能走，弄得没有饭吃呀。

　　这是在河南，我这个人一着急就说不出来人名地名，那我当时就自个儿问我自个儿：谁做的孽？我们军人做的孽！

　　回来我跟我父亲说，让我休息几天。他说你不要作战了，你休息两天吧。

　　自个和自个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合，后天又不打，打死了那么多人。我跟你说，我那时候作战心里难过得很，我父亲知道我。打死的都是相当的佼佼者，剩下的无能后辈，来请功受赏。这要真是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个战争干什么呢？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明天我跟你又去打他，后天又好了，又去打，这打什么意思呢？这干什么呀？

　　为什么打内战呀？为什么呢？真正是有目的还可以。

　　我真是厌倦，我一直厌烦内战，就是剿共我也不愿意剿，这有什么意思呀？而且彼此都是很厉害的。

我就想自个儿逃了(1)
北伐军打到河南，我退走时留了一封信，那个时候北伐军前线大概是白崇禧指挥。我这封信留给谁呢？我的司令部在陇海铁路，陇海局的负责的那时候还不叫局长，是叫督办什么的，我留给他的。这封信我大致还记得，很长一封信，我说我告诉他们几个事情，我们剩下好多的粮食，我知道粮食不能让敌人得去，要放把火烧掉的，但是老百姓没粮食吃，你们拿去赈济老百姓。大概是这样，我忘记了。第二点我说那个黄河铁桥我会炸的，我也知道你们会追击来的，我把它毁了你一时修不上的。但我没毁，我没炸，那桥梁是国家的。第三点还告诉他什么事儿。有三件事情，我留了一封信，很长的一封信。

　　我跟你说一段小故事，张发奎你知道不？可惜他死了，他不死你可以问他。

　　我们俩都到了英国，郭太琦当英国公使的时候，郭太琦请客，给我们俩介绍，张发奎说你不要介绍，我们认识。他说，哎，你们俩怎么认识？他说我们俩最认识了，他认识我我认识他，就数我们俩打得最凶。

　　我们俩碰上了，北伐的时候在河南，张发奎说我自从北伐没碰上过这样的军队，我那个军队那天谁打的呢？就是王纪他爸爸——王树常，第十军，那打得可真凶了。王树常和王树翰俩不是一家子，两个不一样，是我两个大将，一个文的、一个武的。所以我跟张发奎说笑话，说不打不交。

　　我们从前不认识，就是在英国认识的，后来我跟张发奎很好呀，他还到这来过。

　　我们有一天，在一个饮茶的什么地方吃饭，一个他，一个张会堂，空军的，也是我朋友。我们三个姓张的在那吃饭，过了差不多有三四个月了，我又到那儿吃饭去了，那儿的人说你们三个张将军，那两个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我说你这意思就是我还没死呢。他说不是不是。

　　我们俩很好呀，真的很好。

　　当时那仗可打得凶，把蒋先生从前最喜欢的一个团长给打死了，后来郝柏村告诉我，说那个家伙姓蒋呀，是蒋先生最喜欢的一个团长（蒋先云）。

　　我那天手底下也阵亡好几个呢，有一个人让我心里很难过，他还是国民党呢，在我手底下当团长，我也知道他是国民党，我也不管，我这个人向来不管。过去说我手底下谁是共产党，我知道谁是共产党，你要干你就干，你凭你良心。

　　我们打得好凶呐，那打得可真凶，所以我跟张发奎说，我打仗我也没碰见这么样厉害的，说他是“铁军”嘛。

　　打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军队的战斗力是和你自个统治的关系、首领的关系、编制上的关系、行政的关系相联系的，个头、体格与那毫无关系。

　　[编者注] 此节战事发生于1927年5月，张学良信中第三点指“我有些重伤患官兵，不便移动，请贵官本人道的观念，加以医救，不胜感激”。王树常，1885—1960年，辽宁辽阳人，东北军高级将领。张发奎，1896—1980年，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国民党高级将领。郝柏村，1919年生，江苏盐城人，国民党高级官员。

　　当然，东北军当年开始的时候（并不厉害），第二次奉直战争，东北军很好，良心话，训练得很好，那时候郭松龄负责训练，我训练兵（训练得）并不好。等到郭松龄叛变了以后，这个东北军的训练就没有那么好了，尤其是我带的东北军更坏。

　　怎么更坏呢？那时候我们东北军分三派了，一个是张宗昌带的，一个是李景林带的，一个是我带的。那时候东北是发奉票，我们军队是给奉票，奉票不值钱呀，我们那饷比人家差得太多了。

　　要说我们过去失败不失败的缘由，我心里是知道的，可是我无能为力了。怎么无能为力了？我们东北军这个伙食，原来军队都是当兵的挣自己的钱，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因为经常作战，作战的时候就给发粮，士兵们喜欢，愿意作战呀，但回来了，又是你自己吃你自己的。东北军后来就分开了，就是粮食是粮食，饷是饷，粮食由公家发。后来东北军没办法，我们就发点粮食，我们明明知道军队里头吃这个粮食是怎么吃的，比方说这一连人，本来应该一百人，他现在剩了九十个、八十个，他还是领一百个人的粮食，那粮食那钱哪儿去？明明知道就是给他们军队上了，所以这样子慢慢地，就跟咱们军队刚到台湾一样，你自己去自力更生去，所以这事情慢慢弊病就出来了。

我就想自个儿逃了(2)
开始时候没弊病，慢慢弊病出来，就把这个纪律弄坏了。后来的东北军实在就是腐败下来了，就是钱的问题、饷的问题。人家张宗昌什么的都能拿走，他们自己地方有钱；可是我们没有，还一样。他们把军队都扩充了，我带的军队没扩充。郭松龄倒戈也是跟这有一点（关系）。张宗昌出去的时候本来是一个旅呀，第二次奉直战争的时候，他一个旅一扩编，差不多是好几个军；李景林是一个师，一个师就编成三个军。那么我们没有扩编，所以这郭松龄嘴不说，心里也是难过的。

　　我的部下都有这个想法。这是事实嘛，我有什么法子呀。我那时候给我父亲出几个道儿，我父亲骂我，妈的，你小子要当督军，你要想起来？

　　没办法！当然我没办法，所以，那时候我有一次就想走了，不干了，把那东西扔那儿，不做了，我真想不干了！那时候韩麟春跟我很好，他跟我讲，他说要走（也）是我走，你走，你能够把你的军队的事、能够把你儿子的事扔下走吗？你往哪儿走呀？

　　我就想走了，就想出国，自个逃走了，不干了，不干这个了！

　　我什么都干，香烟我不抽，抽大烟，那个烟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赌，我是吃喝嫖赌抽，我什么都干，我抽鸦片。

　　我跟鸦片第一次作战、第一次抽鸦片是因为发火了，气的。

柳絮飞

第五章 不做东北皇帝  
   
　　你跟他呀，傀儡还要装得像傀儡样呀，你要知道，给日本当傀儡，你那个傀儡都不好当得很呐！——张学良

柳絮飞

第六章 “九一八”与西安事变  
   
　　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张学良

柳絮飞

第七章
   
　　

格子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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