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与女人 & 蒋的眼泪 & 痛斥中国劣根性的好文 （目录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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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抗战期间，中×的力量稳步发展，到１９４５年，中×的抗日根据地除了陕甘宁边区外，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省也建立了根据地，中共已有军队１３０余万，民兵２００余万。日本投降后，中国的日占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地带，日占区成为国共两黨争夺的肥肉。盟国约定中国战区的日军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投降，中×无权受降，这当然是中×所不能忍受和遵守的，于是共军独自出兵，在解放区附近受降日伪军。国共两黨军队因争夺日占区而发生的武装冲突日益激烈，中国刚停止外战，又开始了内战。 　　


在中国内战气氛越来越浓的情况下，美国出面斡旋中国的和平。美英苏三大国统一了对华方针，即不干涉中国内政，避免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这时苏联的态度比较微妙，一方面苏联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同意中×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但另一方面，苏联又把中×作为与美国对抗的棋子，暗地里扶持中×，接应中共进入东北发展势力，把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转交中×。为了避免国共两黨利用日伪军打内战，美国特别通告国共两黨要遣散“伪军”，不得对其进行改编利用，更不得利用日本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 　　


但国共两黨谁也没有理会美国的通告，私下改编“伪军”，暗地里招聘日本军事顾问与技术人员，为打内战作准备。日本投降时，中国的所谓“伪军”主要有三大系统：汪精卫政府军，华北政务委员会军和满洲国军。汪精卫南京政府军分七个集团军：任道援第一集团军，张岚锋第二集团军，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吴化文第四集团军，庞炳勋第五集团军，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孙殿英第七集团军，总兵力近３０万人；华北政务委员会军由齐曼元统率，兵力５万余人；满洲国军兵力约４０万人。满洲国军被苏军缴械，国共则争夺其它“伪军”。除郝鹏举第六集团军向共军投降，孙良诚第三集团军大部被共军解除武装外，其余“伪军”被国军接受，编入国民黨军。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接收了绝大部分日占区，又得到了数十万投降日军和汪精卫政府军的装备，吸收了数十万“伪军”，加之抗战时得到的大量美援装备，使重庆政府的军事力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有军队约４００万，军队的装备也大大好于战前。由于重庆在军事方面对延安有绝对的优势，蒋介石试图依靠其军事优势，一举摧垮歼灭延安的共產黨政府，彻底解决共產黨问题。 　　


但美国却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灭共方案，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共之争，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团结民×之中国”。对美国的“联合政府”方案，中×的态度十分积极，因为延安的力量在抗战中虽有很大的发展，但与国军相比仍处于明显劣势。当时中×对国民黨的军事优势相当畏惧，以前被国民黨赶出江西退避延安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并没有想到国民黨军队已腐败丛生，不堪一击。加之苏联又采取“脚踩两条船”态度，以支持国民黨为主，扶持中×为辅，使中×感到另一种危机感。当时中×的最佳选择就是“维持现状”，所以中×对１９４５年美国调停的“和谈”具有相当的诚意。 　　


与此相反，蒋介石对美国调停的“和谈”并不感兴趣，但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与共產黨和平谈判的姿态。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蒋介石给毛澤東发电，邀请毛澤東赴重庆谈判，蒋介石在电文中说：“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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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邀请毛澤東到重庆也是有所考虑的。毛澤東只身前往重庆谈判，必定会有安全上的顾虑，如果毛澤東不敢来重庆，那么蒋介石就可以向美国人说延安没有和谈的诚意。即使毛澤東前来重庆，毛澤東在客地谈判的不利条件也较多。当时毛澤東的确对前往重庆有所顾虑，延安很多人也反对毛澤東去重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２日，毛澤東给蒋介石回电：“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３日，蒋介石再去电邀毛澤東：“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近，特再电驰速驾。” 　


这时斯大林也来电，主张毛澤東应赴重庆谈判。在此情况下毛澤東再不去重庆就十分被动，所以毛澤東给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赫尔利去电，要求在谈判期间美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于是赫尔利８月２７日亲自前往延安，接毛澤東和周恩来到重庆。毛澤東赴重庆前，中×中央召开了谈判对策的紧急会议，会上决议：“国民黨在内外压力下，有可能在谈判中有条件地承认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黨的地位，形成两黨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在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作出适当让步。”同时蒋介石也召集高级干部开会，讨论谈判方针。国民黨的谈判方针是：在军事毫不迁就，在政治则可以适当宽容一些。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双方谈判开始，谈判的出发点是“政治民×化”和“军队国家化”。 　　


毛澤東提出了中×方面的八项要求： 　　
一、召开各黨各派和无黨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 　　
二、重新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旧国大代表无效。 　　
三、给人民以一般民×国家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即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 　　
四、给予各黨派合法地位。 　　
五、释放一切政治犯。 　　
六、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权。 　　
七、中×军队保留４８个师军力（后来毛澤東让步为２８个师）。 　　
八、中×参加受降。 　　


蒋介石则提出了国民黨方面的意见： 　　
一、军队问题：中×军队最多保留１２个师，这是中央所能允许的最高上限。 　　
二、解放区问题：不承认中×的解放区政府。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成立新政府，新建政府中可以安排中×方面的行政人员。 　　
三、政治问题：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黨派人士参加，共同参与政治。 　　
四、国民大会问题：已经当选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但可在已当选者外，酌量增加中×代表的名额。 　　


由于国共双方立场相差太大，谈判无法达成一致。谈判期间，蒋介石与毛泽东单独会谈了约１０次，但会谈的内容至今尚未公开，无法知道蒋介石和毛澤東私下谈了些什么，两人也没有发表过对对方的看法。但据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说，蒋介石曾对他说过：“毛澤東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竞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１０月９日，毛澤東离开重庆返回延安，１０月１０日，双方发表了所谓“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中，国共双方在召开政治会议，开放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共產黨合法化，释放政治犯等政治方面基本达成了一致。但在军事方面，共產黨最后让步保留２４个师，国民黨方面最后让步允许共產黨保留２０个师，双方仍没有达成一致。在保留解放区的民选政权和国大代表问题上，双方意见仍然分歧。虽然“双十协定”中×产黨让步较多，但仍不失为一个平等的协议。 　　“双十协定”是国共双方相互让步达成的第一个和平协议，如果国共双方能够严格按照“双十协定”所规定的去做，建立一个民×和平的中国应有很大希望。但国共双方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和平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双方都不遵守，国共两军间的军事冲突依然不断。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美国撤回了比较亲蒋的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赫尔特，换上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表示美国有公平调解国共合作的诚意。马歇尔来华了解到中国的现实情况后，说：“中国人的哲理与欧美人完全不同。欧美人怎样说，他就怎样去做；中国人则说法是说法，做法是做法，这就教人难于揣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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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众深受八年抗战之苦，不愿意再打仗了，中国民间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民×黨派（民×同盟等）形成了中国的第三股政治势力，开始向国民黨的獨裁政治挑战。民盟虽然没有枪，但在社会文化界有相当的影响，是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利用战争，在国民黨内中形成了个人独揽大权的獨裁体制。战争结束后，中国各界重新燃起政治民×化的呼声，蒋介石除了在军事上受到中×的挑战外，政治上也受到民盟等民×黨派和国民黨内部民×势力的挑战。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５日，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费孝通等人发表关于内战问题的演说，提出反对内战，要求美军撤离中国，組建联合政府等主张，结果遭军警干扰并开枪断绝交通，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慨，于次日举行罢课，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的学生也发起學潮声援。１１月３０日军警与学生发生了暴力冲突，１２月１日冲突升级，军警向联大师院校内投入两颗手榴弹，炸死学生３人，伤数十人，造成所谓“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后，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學潮，各地学生和教师纷纷罢课游行，抗议政府的暴行。“一二一”惨案同时也给国民黨政府造成了不良国际影响，１２月６日蒋介石致电云南省主席卢汉，要他尽一切努力平息學潮，万不得已时可以考虑把学生送去集中军训。１２月８日，卢汉召集各校教授谈话，１２月９日又召集各校学生谈话。卢汉表示要严惩凶手（凶手陈奇达、刘友沼宣判死刑），抚恤伤亡学生，赔偿损失后，学生方面感到满意，各校决议于１２月１７日复课。但仍有少数学生认为学生代表太软弱，主张改组罢课委员会，继续罢课。后来政府方面宣布１２月１７日仍不复课的学生一律开除，學潮开始走向平息。 　　


“一二一”學潮是抗战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學潮，以政府方面妥协让步而结束，从此中国各大城市中的各种學潮此起彼伏。当时国民黨统治区之所以频繁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主要是因为人们痛恨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败。虽然蒋介石每次以比较低的姿态处理學潮，但并未能遏制學潮，各种反政府學潮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蓬勃的反政府学生运动也是导致蒋介石政府垮台的一个原因。 　　


“双十协定”后，国共两军的武装冲突依然不断，使美国人开始考虑采用强硬性和平调停。马歇尔来华后，向蒋介石转达了杜鲁门总统的意思：立即停止内战，实现民×和平的统一。如果国民黨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就停止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蒋介石对美国的强制性和平调停深感不快，认为马歇尔受了中×蒙骗，为中×帮忙。蒋介石在日记反省录中写道：“马歇尔对余之认识虽渐增加，然其受共黨之麻醉日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欺斑，甚老练如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为世界前途担忧也。” 　　



中×则很欢迎美国的和平调停，对马歇尔寄予相当的希望。周恩来向马歇尔表明：只要不让中×交出军队和根据地，重蹈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７年间的覆辙，中×愿意承认蒋介石主席的领导，愿意作为国民政府名下的一个地方政府，参加国民黨联合政府。马歇尔同意中×作为国民政府下一个自治政府的方案，同意中共拥有一定军队。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考虑建立与共產黨分享权力的联合政府问题，但蒋介石只准备让中×在政府机构中充当可有可无的角色，不让中×分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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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日，国共双方在马歇尔主持下，成立马歇尔、国民黨代表张群和共產黨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又称马歇尔三人委员会），展开认真负责的谈判。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三人小组”主持签订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向国共两军发布“一切战斗立即停止；军队调动一律停止”的命令，要求双方最迟在１月１３日午夜前停战。１月１３日，蒋介石和毛澤東也分别向两军下达停战令，中国内战一度出现和平解决的趋势。 　　


１９４６年１月３１日，在“三人小组”调停下，国民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五项提案： 　　
一、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国务机关。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为四十人，其中半数由国民黨人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黨派及无黨派人士担任。 　　
二、１９４６年５月５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的名额由现在的１２００名增加到２０５０名。 　　
三、和平建国的纲领：“遵奉三民×义为建国最高指导原则，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建统一、自由、民×之新中国。” 　　
四、军队属于国家，任何黨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五、组织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起草立法、司法、监察、考试、行政分立的“五权宪法”。 　　《


和平建国纲领》通过后，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完全拥护，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一切决议。”但实际上蒋介石在具体执行《和平五案》时，却制造了层层阻力。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５日，三人小组又通过整军方案，在确认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情况下，给予中×一定的军权。整军方案的主要内容为： 　　一、军队领导：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之权。但在整编军队过程中，撤免中×军队的高级军官时，应由中×代表所提名的军官递补。 　　二、陆军缩编：一年后全国陆军缩编为１０８个师，其中×军占１８个师。 　　
三、军队配置方案：东北地区配置６个军（每军三个师），其中中央军５个军，中×军１个军；华北地区配置１１个军，其中中央军７个军，中×军４个军；华中地区配置１０个军，其中中央军９个军，中×军１个军；西北地区配置５个军，均为中央军；华南地区配置４个军，也均为中央军。 　　


这个“容共”的整军方案，是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达成的，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蒋介石在２月２８日的日记反省录中写道：“与中×商定统编其所属部队为十八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中×方面对此协议中中×军队的比例较少也不很满意，但认为可以接受。此时中国在马歇尔的调停下，中国内战一度停火。马歇尔和三人小组从２月２８日起，赴北平、张家口、延安、汉口地区视察了六天，马歇尔在延安会见了毛澤東。本来马歇尔还准备到东北视察，接到美国政府要他回国报告中国调停的进展情况，马的东北视察未能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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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搞不明白是因为，老蒋的国民党政府是因为抗战而强行统一起来的。很多人不服老蒋，再加上老蒋利用抗战大肆消灭非嫡系部队，所以很多部队都是保留实力，不拼命。 那些一心为国的英雄们大部分都战死了。 没死的，给个闲职或者找借口崩了。
所以到后来和gcd争天下时，除了嫡系部队拼命以外，其他的部队都是隔岸观火。

gcd后来咋样不说，但当时确实上下一心，很符合共产主义标准$汗$  

至于56-78年那段黑暗时光，老m确实要负上很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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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１日，负责调停中国内战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暂时返美，国共间的军事冲突又重新开始。 　　


国共间军事冲突重开的主要责任在蒋介石一方，中×方面以被动应战为主。但此时苏联对中×的态度有所转变，开始比较积极地援助中×。中×有了苏联的援助后，也开始在一些地区主动向国军发起攻势。 　　


１９４６年以来，美苏两国在二战期间的合作关系破裂，冷战开始。苏联原来的中国战略是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让中×服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进行政治斗争放弃武装战争。但美苏冷战开始后，蒋介石一边倒向美国，因此苏联开始扶持中×与蒋介石政府进行军事对抗。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东北先由张作霖经营，后来又由日本扶持的满洲国经营，国民黨和共產黨的势力从来没有渗入过东北。日本战败后，东北地区成为政权的真空地带，国共两黨谁先进入东北，谁就能抢到控制东北的政权基础。 　　


按照协议，苏联本应在日本投降后三星期后开始撤军，最迟不超过三个月，但届时苏军并无撤军的迹象。为了防止苏军南下，美国派５万多人的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进驻北京、天津、青岛等地。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１日，美国向世界公布了《雅尔塔密约》。《雅尔塔密约》中出卖中国主权的部分，在中国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２月２２日，重庆各校学生２万余人发起了要求苏联从东北立即撤兵的反苏游行，捣毁了亲苏联的中×的《新华日报》报社。 　　


对于中国方面的撤军要求，苏联提出一个反要求：“如果美国撤走驻华北的美军，苏联就撤走驻东北的苏军，苏美两国同时从中国撤军。”美国则以驻华美军是应中國政府之邀为由，拒绝了同时撤军的建议。苏联把日本和满洲国在东北工业机器设备能拆的全部拆走运回苏联，并招请中×军队进入东北，放手让中×在东北发展势力。在拖延了几个月后，１９４６年３月，苏军突然开始从东北撤军（５月３日撤军完毕），苏军将沈阳等靠南的几座大城市交给国军，而将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交给中×。５月２４日国军夺取长春，但中×的策略是农村包围城市，中×派３０万干部渗透东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起东北政权的群众基础。 　　


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８日，一时离华的马歇尔特使返华。马歇尔对蒋介石不遵守达成的停战条约十分气愤，又对蒋介石启用了罗斯福那样的强压手段：不停战就停止美援。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压力下，被迫同意自６月７日开始为期１５天的全面停战，这是所谓“第二次停战令”。但蒋介石已下决心用武力解决中×问题，１５天的停战期过后，国军又对中×发动新的攻势。在此情况下，马歇尔向蒋介石表示：如果再不停战，他将立即离华返美。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于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０日致电蒋介石：“如果中国的内战不在短期内停止，美国就将重新考虑美国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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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美国的强压手段已有领教，发现了美国人的弱点：只要他坚持到底，美方最后就不得不让步。蒋介石在公开场面还是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停战调停，但实际上并没有采取停止内战的具体措施。对于蒋介石的阳奉阴违作法，杜鲁门于８月１８日下令停止向中国出口二战的剩余武器，停发美商对中国出口武器的许可证。由于二战后国民黨军的大部分装备都来自美国，美方停止出售武器使国民黨军的武器补给发生了一定困难，这也是蒋介石军队战败的一个侧面原因。美国到１９４８年４月才再次恢复对蒋介石政府的武器出口，但此时国民黨军队已到了回天无术的全面失败边缘。 　　


蒋介石对杜鲁门的作法极为不满，认为杜鲁门的包庇纵容中×的中国政策，不仅损害了中国，也损害了美国本身。蒋介石与美国的争执也表现了中美两国对“国家领导人”所扮演角色的不同看法。蒋介石看来，他是中國政府的领袖，他就代表中國政府，美国对中国友好就要支持他。蒋介石指责美国不尊重他个人的做法是侮辱中国，“破坏了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而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并不等于中國政府，美国反对蒋介石并不等于反華，批评中國政府不是破坏中美两国的友谊，而是美国对中国友好的表现。 　　


不过蒋介石在军事上不松手的同时，在政治上还是力争树立民×开明的形象，给喜欢民×的美国人一个好印象。可就在此关键时刻，１９４６年７月发生了李公仆、闻一多两位大学教授被暗杀事件，在国际上给国民政府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事后查明，李公仆、闻一多的暗杀并非来自蒋介石的指示，而是国民黨下层特务的个人行为。李、闻教授常发表反政府的激烈言论，而个别国民黨下层特务认为李、闻有意侮辱国民黨、侮辱领袖，出于对本黨的“侠义之心”而对李、闻下手。 　


　当时民盟是中国政界次于国民黨与共產黨的第三大政治势力，但蒋介石对没有军队的民盟十分轻视。国民黨一直与中×进行直接的和平谈判，从来没有邀请民盟参加和谈，在政治上也从未认真听取过民盟的意见，因此民盟对国民黨政府的不民×作法十分不满。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国民黨召开“国民大会”时，事先也未与民盟商榷，所以民盟和中×一起抵制和不参加国民黨召开的“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因缺少中×和民盟的参加，成为国民黨一黨包揽的大会，没有任何民×的气氛。蒋介石树立民×政治形象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连希腊的腐败政权也比蒋政权效率高，不像他那样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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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歇尔的停战调停不成功，美国政府放弃了调停中国内战的努力。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１８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马歇尔也于１９４７年１月８日回国。美国国务院在说明马歇尔调停不成功的理由时说：中×和国民黨对和平都没有诚意。美国退出调停后，国共两黨开始放手大打内战。 　　


虽然美国表面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实际上在水面下开始物色取代蒋介石的人物。１９４７年７月美国再次派魏德迈到中国视察国民政府的现况。魏德迈发表了一篇访华声明，批评国民黨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魏德迈还特别指出：“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也就是说蒋介石不是有感召力的领袖，中国的复兴有必要抛开蒋介石。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对蒋介石更没有好感，司徒雷登多年在华任教，自称是半个中国人。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报告说：“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產主义的传播，除非出现一位受民众爱戴的领袖，能号召民众，并能恢复军队的作战意志。但不能指望蒋委员长能充当这样的领袖。蒋氏似乎已无法改变，而且各方面都证明他必将继续其个人统治，这种个人统治的后果，造成了现在中国的悲惨局面。” 　　


东北战场危机时，司徒雷登又给美国政府发去电报：“目前仅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而且拥护他的人，不过是其最亲近的同志及一些军官而已。中國政府、尤其是委员长，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他们的人日渐增多。现在除非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否则将无法避免再度的军事惨败。”司徒雷登向美国政府建议：李宗仁在中国军界政界有一定影响力，可以考虑李宗仁取代蒋介石。１９４８年３月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当时国民黨内尚无可以与蒋介石竞争总统的人物，于是美国私下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作为取代蒋介石的第一步。 　　


在中华民国宪法上，副总统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象征性位置，所以蒋介石本来不应该在意谁当选副总统。但是蒋介石得知美国私下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后，李宗仁是否当选副总统就成为蒋介石与美国“反華势力”的新一轮斗争。蒋介石使出一切手段，要粉碎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的阴谋。蒋介石甚至亲自与李宗仁面谈，劝李宗仁放弃选举，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李宗仁有美国的支持，倒也气壮，李说：“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最后李宗仁以微弱优势当选，蒋介石在这次“抗美”行动中失利。 　　


１９４８年底，国民黨军队的败色已浓，美国开始撤回国民黨军队中的美国军事顾问，驻扎在青岛的美国第七舰队也离开中国，美国希望避免卷入国共两黨的内战。蒋介石向杜鲁门总统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杜鲁门却以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予以拒绝。美国不支持蒋，苏联又是蒋的敌人，此时蒋介石可以寻求的外援，只有昔日的敌人日本了。 　　


１９４８年底，蒋介石找日本的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请他为国民黨军物色一些旧日本军的出色军官，担任国民黨军的军事顾问。美国的军事顾问太讲民×人權，不允许长官打骂士兵，倒是日军的训练方法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当时蒋介石痛感国民黨军队的最重要问题不是武器，而是军人的素质太差，所以蒋介石想请一批旧日本军官来为他训练军队。 　　


１００多名旧日本军官组成的日军顾问团于１９４８年底秘密从上海进入中国，为了保密起见，日军顾问团的全部旧日本军官都起一个中国名字。日军顾问团的团长是前陆军中将富田直亮，其中国名字为“白鸿亮”，所以日军顾问团也称为“白团”。日军顾问团进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行作战建议、培训军官、训练士兵的工作。国军兵败退守台湾时，“白团”也跟着撤到台湾，继续担任国军的军事教官。蒋介石经常在日本教官讲课时，亲自坐到第一排座位上听讲，认真做笔记。１９５４年美国与国府签署“华美防卫条约”后，美国重新派军事顾问到台湾。美国军事顾问对蒋介石启用旧日本军人做军事教官十分不快，要求蒋介石辞退日本教官，蒋介石说：“在你们抛弃我们的时候，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我们。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不会辞退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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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内战初期，蒋介石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可是国军却在劣势的共军面前连连败退，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国大陆。国民黨失败的原因，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很好的概括：“其实中×的显著成功，主要是由于国民黨的无能与腐败，导致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当初美国并不关心蒋介石政府的存亡，对国民黨政府的失败采取观望的态度。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准备坐视中×解放台湾，也就没有今天的台湾问题了。当时不少美国人对中×颇有好感，但后来中×为了配合苏联反美，加入了可以避免的朝鲜战争，美国此后才下决心保卫反共的蒋介石国民黨政府。 　　


１９４８年美国大选，因为现任总统杜鲁门不喜欢蒋介石，蒋介石把赌注压在杜鲁门的竞选对手杜威身上，为杜威竞选资助捐款，但大选的结果杜威落选，杜鲁门蝉联总统。蒋介石为杜威助选更加深了杜鲁门对蒋介石的反感。１９４８年底，国民黨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给杜鲁门写信：如果美国不能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的话，就请美国政府发表一个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书面宣言，增加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信心。但杜鲁门连精神上的支持也不肯答应，拒绝发表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声明。蒋介石派宋美龄访问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却要求宋美龄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已经明白打出了“逼”蒋介石下台之牌，不过蒋介石也不会轻易认输。 　


１９４８年底，尽管国民黨还控制着长江以南的地区，但谁都可以看出国民黨政府已经危在旦夕了。在这种情况下，国民黨内的张群、张治中等人发起“和平谈判”的倡议，希望以蒋介石下野来换取与共產黨讲和，保住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美国也支持国民黨的“主和派”与共產黨和平谈判，停止内战。蒋介石却是一贯的“主战派”，反对讲和，但三大战役后，国民黨军队的主力被歼，蒋介石已无法抵挡黨内与美国的要求他下台的压力，被迫宣布下野，让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与共產黨进行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后退居故乡浙江奉化，但仍然担任国民黨总裁，在幕后操纵着一切。蒋介石对李宗仁新政权暗中处处拆台，蒋要让美国人知道，国民黨离开了他是不行的。李宗仁曾想让蒋介石出国，避免蒋给他处处制造麻烦。蒋介石却说：“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是个普通国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李宗仁最后终于还是无法与蒋介石抗衡。 　　


李宗仁上台后，对和谈的前景也甚为担忧。李说：“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產黨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產黨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江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產黨易地而处，他们愿不愿意停战讲和呢？' 和' 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產黨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下深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担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 　　


李宗仁明白要想和谈成功的关键在美国的态度，李宗仁向美国政府请求１０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制止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李宗仁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如果现在美国拒绝帮助中国阻止共產主义的扩张，今后它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１００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司徒雷登却说：“蒋先生还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中国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不管美国提供多少援助，还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美国虽然支持李宗仁，但由于李宗仁尚未掌握实权和有所作为，美国对李宗仁的领导能力有所怀疑，不肯轻易提供大量援助。李宗仁对美国的观望态度十分失望，又向苏联政府进行外交试探，希望苏联出面“压”中×进行和谈。苏联表示可以做国共谈判的中介人，但前提是国民黨驱逐在中国的美国人，这当然是李宗仁无法答应的。李宗仁的外交作战失败。 　　


李宗仁向中×抛出了和谈的气球，李宗仁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共產黨军队不过长江，国民黨和共產黨各自在江南和江北成立自己的政府，以长江为界分治。中×的回应比李宗仁预想的还要严峻，中×首先表明不承认李宗仁政府，中×说：“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而是因为其尚控制着若干军队。”中共方面的条件是：无论如何都要过江，但如果李宗仁与美国断交，帮助中×消灭蒋介石系军队的话，中×可以答应给桂系保留广西的地盘，让桂系军队驻扎两广，广西三年之内不搞土改。中×的谈判条件其实是招降，策反李宗仁。李宗仁的条件是保留南京政府，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一国两府”方案；而中×的条件是李宗仁放弃南京政府，在共產黨的人民政府中担任副主席，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国两制”方案。由于双方条件相差甚远，谈判破裂。


（以上就是那个所谓由美国人出面让 蒋介石与毛泽东 商谈把中国 划分南北管理的小道消息的最终来源。）

[ 本帖最后由 ellenwx 于 2007-8-16 14:24 编辑 ]

ellenwx

和谈破裂后，李宗仁把赌注放在长江防线上，希望长江天险能帮助国民黨军队抵挡中×军队半年左右，在美国人面前搞出点“政绩”，取得美国的支持和信任。一旦美国肯提供大量援助，就有希望保住半壁江山。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军队发起渡江战役，李宗仁的长江防线当即崩溃，南京失守，国民黨政府被迫迁都广州。但美国大使馆却没有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试图与中×接触。１９４９年６月，美国报纸刊出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建议美国承认中×新政权的新闻，１９４９年８月５日，美国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指责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表示今后不再援助蒋介石政府，并向中×示意：如果中×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将尊重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 　　


蒋介石对美国发表这样的《白皮书》十分悲愤，他在日记中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的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针对美国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国民黨政府外交部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指责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在国际损害中國政府的国际威信，在国内瓦解政府军官兵的士气，实为“落井下石”之行为。蒋介石说：“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 　　


蒋介石在下野的同时，就考虑把台湾作为最后的退路。１９４８年底，蒋介石开始把北京故宫的国宝文物移运台湾，又把大量黄金外汇密运台湾，并派最为信任的陈诚任台湾省主席。美国却不满意蒋介石的迁台计划，１９４９年３月，美国派密使到台湾与陈诚密谈，促陈诚脱离南京政府“自立”。美方说台湾“自立”后，可以先派联合国军队驻扎，保护台湾免受中×军队入侵，保证台湾的独立。但陈诚断然拒绝了美国的密案。１９４９年６月，又传来远东盟军司令部派联合国军进驻台湾的拟议。蒋介石气愤美国人竟然要剥夺他最后的立足之地，蒋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决不能交归盟国。” 　　


李宗仁迁都广州后，盟军司令麦克阿瑟曾向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虽然已决定不再援助蒋介石，但对李宗仁的广州政府仍抱有希望，并由国会通过７５００万美元援助广州，希望李宗仁的桂系部队能够顶住中×军队的进攻，保住两广地区。然而桂系军队在中×军队面前还是一败涂地，美援还没有到广州就失守了，这笔美援最后又落到蒋介石手中。桂系军队被歼后，李宗仁已无立足之地。李既不愿意逃到台湾去受蒋介石的摆布，又不愿投降中×，最后选择到美国“就医”。 　　


李宗仁一走，国民政府失去了名分上的领导人，必须再推选一位总统。然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辞职时由副总统接任代总统，代总统辞职时由行政院长继任，没有已辞职前总统可以复职的规定。蒋介石却不顾宪法，于１９５０年３月１日宣布复职总统。蒋介石的此举美国人十分不悦，３月１日下午李宗仁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指责蒋介石违宪复职总统。杜鲁门总统则于３月２日在白宫亲自接见李宗仁，待以国家元首之礼，表示支持李宗仁，反对蒋介石的复职。尽管美国对蒋介石没有好感，但却也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来推翻蒋介石，蒋介石以实际行动让美国明白了他在国民黨里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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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政界的不少人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政府，否则中×就会更加接近苏联，危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也数度试图拉拢中×，表示只要中×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就将承认中×政府。但中×还是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美国最后于１９５０年１月撤出了在大陆的全部外交机关和人员，放弃了拉拢中×的努力。尽管如此，美国仍没有干预中ד解放台湾”的意图。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３０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美国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也不会使用武力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不参与中国的内战，也不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或派遣军事顾问。”美国同时还宣布从台湾撤走美侨。美国的行为等于告诉中×，它可以放心进攻台湾，美国决不过问。 　　


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在台湾对岸结集军队舰船，准备进攻台湾，后来传出的一些资料也显示中×上层曾决定在１９５０年合适的时候“解放台湾”。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北朝鲜军队突然向南朝鲜发起了进攻，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台湾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６月２７日杜鲁门宣布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防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１９５０年７月，美国向台湾派遣大使，重开对蒋介石政府的经济军事援助。朝鲜战争使国民黨渡过了最大的存亡危机。蒋介石曾向美国建议派国民黨军队到朝鲜参战，却被美国拒绝。 　　


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虽然有獨裁之名，却没有獨裁之实。因为国民黨中派系很多，蒋介石的号令并不被认真执行，军队也有一部分不听蒋的指挥。蒋介石退居台湾后，才开始了真正的獨裁统治。蒋介石先是改编军队，凡是撤退到台湾的军队都要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保证了蒋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其次是改造国民黨，黨员重新登记，排除腐败不纯分子。蒋介石在大陆期间就想整治国民黨官员的贪污腐败，但要整治腐败打击面太大，超过了蒋介石的权力范围。到台湾后蒋介石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这次整黨改造效果非常明显，国民黨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大有好转，为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在台湾的另一个重大政策就是土改。台湾在日本殖民地时代，由于日本当局采取优待地主的政策，农民的生活比较贫困。蒋介石退居台湾后，学习共产黨搞土改，争取人心。国民黨先在台湾搞减租减息，推行优待农民的政策，然后国家出钱买取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的生活有明显改善。由于当时台湾的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国民黨的土地政策受到农民的拥护欢迎，平缓了“二二八”事件以来台湾本地人对大陆人的怨恨，争得了国民黨政府在台湾的群众基础。

ellenwx

１９５０年代，蒋介石还对反攻大陆抱有幻想，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但美国一直反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１９５８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访台时对蒋介石说：“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厌恶战争，特别是美国人更不喜欢战争。如果台湾反攻大陆的话，最不愿意看到的必然是保护台湾的美国，所以您的反攻大陆政策其实无异于自杀行为。但是我认为您还是有机会返回大陆的。您先在台湾推行善政，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样板。现在中×大搞人民公社，无疑要引起人民的不满，也许什么时候就会出事。等到大陆天下大乱的时候，大陆的人民看到台湾的繁荣，得知您推行的善政，不是要欢天喜地地迎接您回大陆吗？”蒋介石听后沉默良久，似有所思。 　　


蒋介石是不是听从了吉田的劝告不得而知，但此后国民黨政府走上了发展经济为主的轨道。由于台湾的资源人口有限，国民黨政府着眼于对外发展经济。台湾以减免税收的方法吸引外资，鼓励创办加工外销企业，着重发展对外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搞獨裁，但在经济上却不乱插手，完全放权给专家们。蒋介石吸取了以前大陆官僚买办经济的教训，政府对经济干预较少，建成了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台湾经济。美国对台湾的援助１９６５年以后完全停止，台湾共接受１４多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１９８２年写的《领袖们》一书中说：“尽管１９６５年以前蒋介石一直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其数量很少，与台湾爆炸性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台湾是二战后美国的盟国中接受美援最少的国家或地区之一，到１９８０年代，台湾已成为少数的新兴工业国家之一。 　　


台湾虽然经济发展顺利，但在外交上却是挫折重重。首先是日本试图发展与大陆的经济往来，１９５８年２月，日本钢铁代表团访问北京，与大陆鉴定了２亿英镑的“钢铁５年贸易协定”，向大陆提供建设急需的钢材。随后日本方面又规定对中國政府的通商代表团给予入境方便，允许悬挂大陆国旗。对此蒋介石立即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不给予中×官员外交特权，不允许悬挂大陆国旗。日方对蒋介石的抗议让步，答应不给予中×官员外交特权和不悬挂大陆国旗，台日关系暂时缓解。

ellenwx

１９６３年８月日本政府又批准向大陆出口维尼龙成套设备，并向中×提供贷款，台湾再次向日本政府抗议。同年１０月，又发生中国油压机械访日代表团团员周鸿庆叛逃事件。周鸿庆要求日本政府送他去台湾，台湾国府也要求日本政府准许周鸿庆来台，可是日本政府畏于大陆的压力，按照大陆的要求把周鸿庆送回了大陆。此事大大激怒了蒋介石，１９６４年１月台湾外交部召回驻日大使，并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扬言将不惜与日本断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池田内阁派出与蒋介石私交较好的前首相吉田茂为特使访台，修复台日关系。吉田茂与蒋介石长谈三次，共同发表了一份支持国民黨政府的《吉田书简》，再次缓解了台日关系的危机。 　　


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２年，对蒋介石来说是坏消息不断。１９７１年５月，日本宣布不再受《吉田书简》的约束，批准向大陆出口重型工业设备；１９７１年６月，美国政府宣布解除对大陆的经济禁运；１９７１年１０月，联合国投票表决招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黨代表被迫退出联合国；１９７２年２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声明“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面对美国的背信弃义，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今日世界处于一个惨痛的时代。在这时代中，正义与强权，善与恶，黑与白之分辨，日渐消失，贪婪虚伪与混乱笼罩一切……”。 　　



１９７２年７月，蒋介石突发心脏病，虽然主要是因为年迈体弱，但也不能说与美国背信弃义的精神刺激毫无关系。从此蒋介石病卧在床，很多时间处于无意识状态，但他的心脏还在顽强地跳动。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终年８９岁。蒋介石死后遗体安放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等待有朝一日安葬于南京孙中山陵墓之旁。 　　


蒋介石从１９４２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投靠美国，但蒋介石与美国的外交史，却充满了美国的威逼和蔑视，是一部眼泪与心酸的悲剧史。美国不喜欢蒋介石有各种原因，最重要的还是蒋介石一味坚持獨裁政治，迷信武力，与美国人的民×意识、和平思想格格不入。蒋介石对政权从不松手，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总统任期６年，最多连任２届。１９６０年的总统大选时，蒋介石已任连２届，按宪法规定不能再任总统。可是蒋介石却提出“反乱镇定动员时期临时条项”，不仅再任第３届总统，而且还在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７２年再任２届总统，成为事实上的终身总统。蒋介石死后，蒋经国放开政治上的獨裁專制，才有今天台湾的民×。 　　


蒋介石的一生不仅是反共的一生，也是反民×的一生。但蒋介石晚年的獨裁是所谓开明獨裁，在台湾小岛上干出一番事业，重新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蒋介石也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明君”。 　　



２００１年８月８日写于日本

发布日期：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 本帖最后由 ellenwx 于 2007-8-15 13:06 编辑 ]

tinablue

戴笠46年 的 时 候 ,要 是 敢 发 一 次 飙 . 中 国 少 受 多 少 苦 难 啊 .

faint

高中政治老师说：女人，女人谈什么政治。一点分辨能力都没有的，太感性了

nns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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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wx

作者：林思云

第一篇：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人的思维可以分为两部分：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感性思维是“爱”、“恨”、 “愉快”、“悲伤”等感情部分，理性思维则是“演绎”、“归纳”、“推理”、 “论证”等理性思考部分。动物也有感情，也会“喜怒哀乐”的感性表现，但绝对不会使用“演绎归纳”等理性思考方法。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人”。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进步，是地球上几十亿年来生物进化的最高结晶。

　 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性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与白种欧洲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

　 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感性思维能力很发达，而理性思维的能力却相当欠缺。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思想家。有人也许指出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维水平的人。而诸子百家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伦理道德等感性思维方面的学说，与慎密严谨的西方哲学相比，显得十分粗糙而肤浅。比如作为中华思想代表的儒学，其核心思想的“仁”、“礼”等，都是教导人们怎样立世为人的学说，而不是教导人们怎样进行理性思考的学说。

　 对于中国最大级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黑格尔是这样评价的：“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中国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都是属于经验上的发明或发现，而不是来自理性的推理与思辨。中国有几位华裔在美国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们的功绩也都是属于发明或发现，而不是象达尔文、爱因斯坦那样提出新理论、新学说。面对西方众多的思想家，很多中国人总是抱着不服气的态度：“你们有的我们也一定有”。但是由于缺乏思想家的候选人，中国人只得再次发扬“矮子里面拔将军”的传统，把鲁迅破格提拔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其实鲁迅只是一个文学家，根本没有关于理性思维的研究和著作。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狂人日记》都是纯粹的小说，根本不是什么哲学著作。鲁迅的杂文都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随想，根本没有任何严密的理论体系，谁能说出鲁迅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有人也许要争辩说：鲁迅的小说中包含了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塑造了阿Q这样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如果按照这个推理，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也非常深刻地描述了人物形象，也应该称为思想家。这样一来，世界上的思想家真是多如牛毛了。

[ 本帖最后由 ellenwx 于 2007-8-16 19:21 编辑 ]

ellenwx

文学家靠感性思维进行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是感性思维的结晶。哲学家则靠理性思维进行哲学思考，哲学论文是理性思维的结晶。西方人之所以只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称为文学家而不称为思想家，是因为他们的贡献主要在感性思维方面，而不是理性思维的代表人物。如果说中国人的大脑，在生物学结构上与欧洲人完全一样的话，中国这么长历史又有这么多人口，产生思想家的几率应比西方大得多，无论如何也应该出几个思想家了。中华民族产生不了思想家，不能不让人怀疑到中国人在大脑结构上的“硬件”问题。

　 尽管西方的理性科学早在明代就已传到中国，但中国人对这些理性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极少数中国人翻译出来的介绍西方科学的著作被人们扔进了垃圾桶。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就象小学生，不被先生打一顿手心，就不可能主动地去学习理性的科学。直到靠理性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人，用超过中国人想象的洋枪洋炮打到中国来，中国人在挨了痛打之后，才想到要向西方学习理性的科学。

　 中国人对西方的自然科学还大致可以理解，但对理性思维更强的人文科学却无论如何无法理解。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理性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军事学。只有一个历史学，但也还是不能称之为完全理性的科学。司马迁首开了用文学的方法来写历史的先例，以至于把《史记》作为文学著作还是作为历史文献这一问题上，常常引起争论。中国的历史被严重地文学化和人格化了。

　 文学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手段，科学则是人们用来表现理性的方式。文学所要的就是渲染和煽情，如果我们看完一部文学作品时，感到周身热血沸腾，眼泪夺眶而出，说明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而科学却要求人们冷静的思考，如果我们看完一篇科学论文，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呢？所以西方人论述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绝不用文学上煽情的手法，而是用平静客观的科学论文语气，让读者能够静下心来进行理性的思考。

　 可是中国人却喜欢用文学的渲染手法来讲述政治、历史等严肃问题。读完中国人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文章时，经常让人心中燃起无名怒火三千丈，把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捉来一个日本人碎尸万段。在这种满胸怒火焚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冷静地反思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人一提起抗日战争就破口大骂日本人残忍野蛮，但问到他们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却没有几个人能给出冷静的回答。中国人对抗日战争的理解就是一个感性的“恨”，而几乎没有理性的反思。中国人这种对历史的感情化理解，使中国人无法从历史中学到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惊人地一犯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相同错误，成为一个不会进行理性反省的民族。

　 西方人写政论文章时极少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更不用牵强附会的比喻手法。但中国人写政论文章时，却很喜欢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和牵强附会的比喻手法。赞美******时，并不是具体说******好在哪里，而是用文学的比喻手法来形容：“******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比爹亲比娘亲”。说到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生活艰苦时，又用“水深火热”这样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形容词，这也是中国政治宣传的特色。

　 中国人还特别独创了一种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的“杂文”，代表人物就是鲁迅。中国人也常常为鲁迅的杂文应该算作“文学作品”，还是应该算作“政论文章”而苦恼。但在西方，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泾渭分明，见不到这种非驴非马的杂交品种。倒不是西方人不会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而是西方人不喜欢用感性思维的方式来讨论理性的问题。如果有人在西方写了鲁迅那样的骂人杂文，必然会被认为是轻浮和庸俗，不可能得到读者的好评。中国把鲁迅捧为近代第一的思想家文学家，更把鲁迅的骂文视为习作的典范，也正是因为鲁迅的骂文特别对中国人的口味。看来鲁迅生在中国真是极大的幸运，如果鲁迅生在英国法国，谁会欣赏他的骂人天才，大概只能到中学当个愤愤不平的厌世教头而已。

　 翻翻鲁迅全集就会发现，鲁迅早期的文章还是很理性冷静的，但却读者寥寥。鲁迅在1918年写了《狂人日记》这样煽情偏激的文章后，才一举成名，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以后鲁迅的文章越煽情，读者的反响声就越大，进而鲁迅的文章越发煽情，读者的反响就跟着越发上劲，如此循环。现在看来，鲁迅比较好的代表作《阿 Q正传》等都是1930年以前写的。到1930年以后，鲁迅的文章已偏激煽情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尽写一些《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类的骂文，开创了中国的“骂派文学”。

　 日本人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反响。中国的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立即成为中国的大作家。《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之类的煽情走极端文章，也只有在中国才可能成为畅销书。这些书里作者表现出来的理性和见识尚不及中学生水平，而作者的狂热感情渲染，把严肃的政治问题情绪化，才是这些书在中国得以畅销的秘诀。如果你写一篇理性的文章，说中国人的爱国有 “只说不动”的倾向，大致没有什么中国人会认真读这篇文章。如果你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讲述同样的事情，说：“阿拉伯人爱国用的是最宝贵的鲜血，中国人爱国用的却是最廉价的吐沫”，就一下会吸引到大量的读者。

　 中国人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论述理性的科学，西方人却相反把理性的科学应用于感性的文学，创造了“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理性化的文学作品。人们看完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时，感情非常平静，既不会兴奋也不会流泪，这是典型西方流的理性文学。中国人却喜欢看那种令人大悲大喜的催情文学，“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理性文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虽然有一些作家试图模仿西方，创作了一些“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搞理性文学大致不会有什么出路。

　 近年来因特网的发达，给予了人们平等发言的机会。然而在因特网上的大众发言，也更加暴露出中国人的非理性本质。比较一下因特网上中国人论坛和西方人论坛的发言就会明白，中国人的理性也就相当于西方未成年中学生的水平。中文论坛上 99％的帖子都是感情的宣泄，只有1％左右的发言试图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但这些理性的发言又很快被感性的叫嚣所包围，使中文论坛上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理性的讨论。比如在********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帖子都是非理性的叫骂，不可能想象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会写出这样没有理性的文字。

　 人一生下来就会哭，就会笑，就有了感性思维。但理性思维却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建立起来的，成人就是理性思维成熟的标志。西方对未成人的少年犯罪要从轻判处，就是考虑到未成年少年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中国人的肉体成长速度虽然不比西方人慢，但中国人的大脑成长速度却显得异常缓慢，20岁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还不及10岁西方儿童的水平。如果一个成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儿的水平上，在医学上就被称为精神障碍者。按照西方的标准，大部分中国人都应该算作轻度精神病患者。

　 以前西方人嘲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并非说中国人身体有病，而是说中国人精神有病。很多中国人却误以为西方人是说中国人身体有病，硬是拍着胸脯说：明明中国人身体好得很，谁敢胡说中国人有病？不过但凡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判断总是异常自信，哪有精神病患者承认自己有病的？面对12亿准精神病患者的中国人，西方人不得不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动不动就说：“不要刺激中国人”。弦外之音就是说：那位精神可是有点不正常，和他打交道时要特别谨慎，千万别刺激他发起疯病来，整个世界都要被他搅乱了。

　 现在中国人虽然学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却怎么也学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维方法。也许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遗传因子中，根本就没有“理性”这根弦。要中国人学会理性思考，似乎就象让猴子学会说话一样，在生物学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凶恶的杀人犯都具有相同的遗传子特征，如果请科学家们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说不定能够找到中国人缺少理性的遗传学缺陷。

　 随着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只要从一个未出生的胎儿身上取一个遗传子，就可以确定该人的相貌体形、性格才能。很希望将来科学家能够认真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看看中国人的遗传子中，是否先天就缺少理性思维的基因，是否在生物学上就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中国人真的在生物学上被判定为缺少理性思维的遗传基因的话，中国人就该省省心，不要再为不可能实现的现代化之梦而瞎忙了。因为缺少理性基因的民族不会有发达的理性科学，当然也不会实现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化。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用进退废”原理，越是进行理性思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就越发达。对于很少进行理性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发生退化，也是不难想象的事。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哲学尽管比较肤浅粗糙，但总还能算得上哲学家。可是从此以后哲学家在中国竟然断了香火，再也找不出一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这也是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日渐退化的旁证。近代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愈发低下，从鸦片战争、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六四”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人什么时候表现过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理性？

　 从生物学原理来看，就象牛不需要音乐家，狗不需要经济学家，老鼠不需要哲学家一样，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 本帖最后由 ellenwx 于 2007-8-16 19:23 编辑 ]

ellenwx

中国人之劣根谈

林思云


　 最近芦笛先生发表了一系列痛斥中国劣根性的好文，骂得非常痛快淋漓。读了芦笛先生的文章，也不由地也想对中国之劣根性评议几句。

　 树根可以分为“劣根”和“良根”。良根支撑树干，吸收养分，对树的正常生长起到关键性作用。而劣根不但起不到支撑树干、吸收养分的作用，反而阻碍其它良根的正常工作。一棵大树长得歪歪斜斜，结出的果实又小又涩，只能以最低的价格在市场上廉价出售。内行的专家一看就知道这棵树长有太多劣根。

　 如果一棵树的枝叶不正，可以通过修剪来扶正；如果一棵树的长势不旺，可以通过施肥来促长。但如果一棵树长不好的原因是长有太多的“劣根”，就是专家也往往束手无策。中华民族就象这样一棵长有太多劣根的老树，要想让这棵老树重现青春，非动大手术、下大决心砍去这些劣根不可。

　 在我看来，中国人主要有三大劣根：缺乏公平心，缺乏平等意识，缺乏正义感。

　 中国人劣根之一：缺乏公平心

　 公平心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种天生美德。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自然的天平，用来衡量我们周围每一件事的公平程度。比如我们看到邻居的大女儿穿的是旧衣陈衫，吃的是剩菜剩饭，而邻居的小儿子却穿的是新衣华服，吃的是鲜菜美食。尽管邻居的孩子和我们并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视而不见，但“公平心”还是会让我们“多管闲事”地责备邻居的家长太不公平。公平心强烈的人看到社会上 “朱门酒肉臭，门有冻死骨”的现象时，就会愤然而起，打抱不平。

　 可惜中国人特别缺乏“公平心”这种美德。中国人往往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办事，很少考虑到“公平”二字。中国人缺乏公平心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家长的“偏心眼”。当然家长“偏心眼”并非中国独有之事，但中国家长的偏心眼与其它民族相比特别突出。在自己的一群子女中，家长心中对某个孩子更加喜爱也是人之常情，但有公平心的家长会抑制自己对某个孩子的偏爱之情，对每个孩子都给予同样的待遇，即所谓“一碗水端平”。然而中国人家长往往纵容自己的喜恶，对自己喜欢的孩子就百般优待袒护，对自己不喜欢的孩子就不理不采。

　 把普通人的家庭放大到国家，中央政府就好比家长，各个地区省份就好比子女。中央政府这个“家长”对地区省份这些“子女”，从来没有制定过一项基于公平原则的法令政策。中央政府今天对广东偏心一些，明天对上海偏心一些；今天给经济特区以特殊优惠，明天给特别开发区特殊政策，却从来没有搞过一个对全国各省一视同仁的发展规划。中央政府对各个省份的厚此薄彼，人为地制造了省份地区间的对立，这也是助长“地方主义”抬头的要因。

　 中国政府对自己的国民，也从来没有制定过一项基于公平原则的法令政策。首先中国把国民分成农民和市民两种，市民享有很多农民所没有的特权。在市民中又分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两种，大城市市民又享有中小城市市民所没有的优待和照顾。也正是因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市民享有许多特权，中国人都一窝蜂地涌向大城市，使北京上海不得不采取严格的限制外地人定居的措施。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想移居北京上海，比外国人移民美国加拿大还要困难。此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归国人员等，又享有很多普通市民所没有的特权。这种把国民分成上中下几等的作法，人为地制造了人民之间的矛盾，对社会的健康发展实在没有任何好处。

　 美国黑人只占人口的10％左右，在政治经济上也处于明显的劣势，和白人相比是一个绝对的弱小民族，美国白人完全可以用武力轻而易举地把黑人镇压下去。1960 年代美国黑人在争取平等社会待遇的公民权运动中获胜，所利用的武器其实就是白人的公平心。白人对黑人让步妥协，并非败于黑人的暴力，而败给自己的“良心”，白人们内心中的“公平心”，使他们无法拒绝黑人们的平等要求。而中国人的处世原则是：“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不在暴力逼迫的无可奈何下，绝不会主动放弃任何特权特惠。中国人大概很难理解美国白人为什么会主动让步，主动放弃他们的特权。

　 现在中国农民受到的社会待遇尚不及美国黑人，但中国农民却不会发起一个类似于美国黑人公民权运动，那样争取社会公平的人民运动。中国农民自己也明白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但他们只是设法解救自己，通过考大学、拉关系走后门，千方百计使自己变成城市户口。一旦自己摆脱了被虐待歧视的农民户口，别的农民兄弟被虐待歧视就不闻不问了。所以中国的农民虽然占人口大多数，却不能团结起来搞一个争取社会公平的群众运动，这不能不说是与中国人缺乏“公平心”有关。

　 中国人缺乏公平心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中国官员的晋升制度。中国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提拔，极少采用论功行赏的公平方式，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喜恶来决定人选。只要自己喜欢的人，业务干得不好也要提拔；而自己不喜欢的人，业务干得再好也不予提升，正如一幅对联，左联道：“说你行，你就行”，右联道：“说你不行，你就不行”，横批道：“不服不行”。

　 在这种只有个人喜恶，没有公平意识的官场中，下级官员为了获得晋升，都把主要精力花在讨取上级官员欢心的阿谀奉承上。这就造成了中国官场上拍马屁横行，公务要职均被无能之辈占据。现在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们，几乎都是精通吹牛拍马的马屁精，鲜有几个精通业务的有能之士。这样一群只精通“马屁术”之人建立起来的政府，能把国家搞好倒真是一件怪事了。

　 邓小平六四以后提拔******作接班人，就是一个完全按照个人喜恶来选择官员的典型。按照公平的原则，选择官员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根据政绩，论功行赏；二是根据党纪法规，依法办事。不管是根据政绩还是党纪法规，******都没有当选接班人的可能。******之所以当选，全靠邓小平一句话：我喜欢******。这种根据个人喜恶选拔官员的作法，自然不能让众人心服，人为地制造了党内军内的不团结因素。中国官场中的种种内斗，无不与这种不公平的官员晋升制度有关。

　 面对中国社会这么多不公平现象，绝大多数中国人却泰然接受，可见中国人心目中的公平心是多么的淡泊。中国历史上的历次革命，没有一次是旨在争取社会公平的革命，而西方的历次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都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背景。中国尽管出现过诸子百家思想，都是旨在营造一个等级森严的不公平社会，根本没有考虑过社会公平问题。而西方从芦梭到马克思的各种思想理论，无不以社会公平为基本出发点。中国人从来没有产生过西方人那样对社会公平的强烈追求，中国人只想搞一个富强的国家，却无意搞一个公平的国家。

　 中国人由于缺乏公平心，把西方的“民主”也曲解为“人民当家作主人”。有主人必然要有相应的仆人，于是******说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却没有想过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自己作主人，让******当仆人，这公平吗？为什么不能取消主人仆人，大家都作平等的公民呢？

　 中国人没有公平心这条劣根，可谓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极大障碍。因为一个没有公平的社会，终究难在各方面得到健全的发展。

　 中国劣根之二：缺乏平等意识

　 西方的人权是建立在平等观念之上。尽管中国人千呼万唤，西方人权始终未在中国扎根。究其原因，还是中国的国情对西方人权有很大的不适应性。中国人其实根本不喜欢人人平等，而是喜欢人人不平等。中国人不喜欢自己和别人平等一样，而是喜欢自己比别人高出一头，喜欢有一种对别人的优越感。只要一群中国人聚在一起，总要出现自夸自赞的吹牛场面。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吹牛呢？说穿了就是想表现 “我高出你们一头”，试图通过“吹牛”来营造一种高于别人的优越感。

　 上次回国到一个老同学家中探望，正巧老同学的一个朋友也在那里。老同学向他朋友介绍我刚从日本回来时，那位劈口先给我一句：“我姐姐在澳大利亚”。他姐姐在澳大利亚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压根儿也没有准备问他有没有姐姐。那位急于挑明他姐姐在澳大利亚，大概是认为我从日本回来比他高了一头，不搬出一个他在国外的亲戚就压不住我。或者是想警告我吹起牛来要有分寸，不要信口“蒙”他，他姐姐在国外，他也知道国外的行情。

　 在大家都吹牛的气氛中，一个人如果实话实说，难免担心别人会小看自己。所以中国人吹起牛来特别上劲，你高我比你更高，你富我比你更富。中国人的牛吹到最后猴子都要脸红，中国人却仍然一个个大言不愧地吹下去。我总结出一个规律：但凡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如何如何的人，其话百分之九十都是瞎吹。

　 中国人吹牛吹了几千年，当然练就了一身吹牛的硬功夫。比较低水平的吹牛手法是直接说自己如何了不起的“直吹法”，一旦碰到可以吹牛的对象，特别是不了解自己底细背景的人，就大吹自己如何能干，朋友怎么多，路子怎么广，实在不行就吹自己某个亲戚如何了不起。“直吹法”的自夸自赞过于直截了当，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所以吹牛好手均不屑用“直吹法”，而是用比较高水平的旁敲侧击地吹嘘自己的“旁吹法”。

　 “旁吹法”的手法多种多样，没有一定的吹嘘公式。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别人的坏话，通过说别人如何的不行，来间接地说明自己如何能干。吹牛高手往往吹起牛来不露痕迹，在国内时曾有一位朋友和我大谈半日最近卧铺车票如何难买，连老张那样神通广大之人都没有买到卧铺，烘托出只有面子极大的人才能买到卧铺票的气氛。最后那位朋友才画龙点睛地说：昨天老李的卧铺票就是我帮他买的。那位朋友虽然始终没有说一句他如何了不起，但最后的结果却让人叹服他的路子之广面子之大。这样的人可谓吹牛大师。

　 在中国人眼中，要不就是高出别人一等，要不就是低于别人一等，根本没有和别人平起平坐的想法。中国人搜肠刮肚地自我吹嘘，其目的不过是要抬高自己的身价，让别人“高看”自己。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人们何必要如此苦心积虑地抬高自己的身价呢？一些中国人出国后又把吹牛的习惯施展到国外，但却是每每碰壁。一位中国老兄在日本一家贸易公司作事，本来让他负责对中国的贸易，倒也得心应手。但这位老兄吹牛之瘾难改，总要向日本人吹嘘他英语如何好。日本头头不知道中国人的吹牛通病，以为他英语真是象他所说那样棒极了，就调他去负责对英语国家的贸易。结果客户频频向公司抱怨接待人员英语太差，搞得该老兄丢了饭碗。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搞等级主义教育，中国人心目中的等级主义思想已经根深蒂固，极难消化西方的平等人权思想。中国人希望的平等是“上等人”放下身份和自己搞平等，而绝不是自己放下身份和“下等人”搞平等。中国的市民们都知道农民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可是极少听说有市民愿意让农民享受和自己一样的平等待遇。在外国常常看到中国人抱怨外国人歧视他们，要求外国人给予他们平等的待遇。可是这些人一回到中国，又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高人一等架子，要求政府给他们这种优惠那种特权，根本没有要求政府以普通国民的身份平等对待留学人员。

　 中国人总是戴着有色的眼镜看人，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周围的人分为三六九等。在中国人眼里，外国人的地位总是高的，而中国人的地位总是最低。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往往比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还要利害，我自己就经常受到被中国人歧视之苦。

　 我的一个中国同事，平时总是吹嘘他和日本朋友关系如何密切，总喜欢到日本人堆里凑热乎。有一次还兴高采烈地说：他回国时别人错把他当成日本人了，真象是莫大的荣幸。但这位同事一有不好意思找日本人帮忙的“贱事”，比如为了省几个搬运费抬冰箱等等，必然找我这个中国人帮忙。在他们眼里，我这个中国人总比日本人低一等，自然配干日本人不干的“贱事”。另一位中国同事，在和我说话当中看到一位他认识的日本人，立刻撇下我凑过去和日本人说话，让我实在尴尬难受。有一次这位同事说好到我这里来玩，结果路上碰到一个日本人邀他一起去打球，该同事竟然立即毁弃已经和我订好的约会，打电话时还以优越的口气告诉我：要和日本朋友去打球，不到你那里去了。

　 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你就会发现中国人给你的待遇总是最低的，你绝难找到一个把你和外国人平等对待的中国人。尽管他们自己是中国人，他们却最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连自己人都不能平等对待，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尊重人权？

　 中国人如果不能树立起尊重自己和尊重别人的平等意识，不再用有色的眼镜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西方民主制度，毕竟无法在中国的不平等土壤中生根。

　 中国劣根之三：缺乏正义感

　 正义感是人类对自己行为的自我限制，不管那个国家和民族，都一致认为欺骗、偷窃、抢劫、杀人是非正义行为。可是正义感薄弱的民族，往往不能有效抑制自己的贪婪欲望，可以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而放弃正义，出卖灵魂。

　 当人们看到强盗抢砸商店时，只有少数正义感特别强的人才敢于站出来阻止这种非正义行为。虽然大部分人对抢劫敢怒而不敢言，但有正义感的人们也绝不会和强盗一起趁火打劫。可是正义感差的人们，就往往会等强盗走后，也到商店里顺手牵羊捞一把。在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正义感强的民族秩序井然，而正义感差的民族则偷窃抢劫成风，不得不出动军队用暴力来维持秩序。

　 中国人的正义感似乎是越来越差了。有组织有集团地做假药卖假酒坑骗害人就不用说了，整村的人成群结伙扒火车偷工厂也已经习以为常。前些时候看到更为糟糕的报道，一群村民在长途汽车翻车后，不去救人而是乘祸抢劫遇害者的钱财，连救助人命的起码人性都没有了。虽然这些明显丧失正义感的事件都是下层民众干的，但中国的上层精英们丧失正义感的事件也比比皆是。有把国家救济贫困县灾民的钱用来买高级轿车的县太爷，有病人交不出钱就见死不救的高级医师，还有收到贿赂就为犯人减免刑罚的大法官。

　 然而在这其中，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丧失更让人心痛。我们要求知识分子们公开站出来反对暴政者的暴行，当然有些过分。但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人至少可以作到保持沉默。但我们看到很多知识分子为了自己捞取一官半职，不惜助纣为虐，为暴政者歌功颂德。有一位留美的大科学家，为了帮助******园谎，甚至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亩产万斤粮的可行性。难道这些人不该为饿死几千万“贱民”负责吗？至今也未听说该学者为此表示过任何歉意。尽管该学者在美国喝了几吨洋墨水，却没有学到一滴美国人对“人”的尊重。另一位大学者则是不管哪派上台，都要献诗一首以表示自己的“恭顺”。 虽说该学者饱读群书，却始终没有理解“正义”二字的含义。

　 今天的知识分子们，似乎正在越来越远离“正义”。他们离开了祖国，解放了自己，拿到了绿卡外籍时，却向祖国的同胞说：中国伟大，当中国人光荣。当然我并不想责备那些为了自我解放而来到异国他乡的人们，我只想知道这些人对“正义” 二字的理解：难道号召别人去爱一个自己不爱、甚至要抛弃的国家，能够叫****国主义？

　 一个缺乏正义感的民族，终究是歪风邪气占上风。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唤起中国人的正义感，但愿现代科学能发明出一种激发正义感的特效药。

　 虽然说中国人也有不少优点，但上面所说的三大劣根性，就确定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欢迎中国人，但中国人还是硬着脸皮来到世界各国，并在那里生根发芽，可见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但不管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没有受到过当地人民的尊重。不少中国人认为世人瞧不起中国人是因为中国穷，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想法。世人看不起中国人，是因为中国人有太多让人反感的劣根性。其实最看不起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尽管他们嘴上把中国说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但内心里却认定中国是世界上最低贱的民族。中国人要想让别人看得起，首先应该学会尊重自己。

ellenwx

谎言报国

林思云

中国人喜欢作假已经有相当历史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作假提高到爱国的高度，搞出许多“爱国谎言”。

　 以说假话来体现“爱国感情”的方式，也许是中国人首创。比如中国人看见日本兵杀了一个中国人，如果他如实说日本兵杀了一个中国人，就让人觉得他的爱国感情不深，报国热情不够。要体现爱国情操，就要夸大日本兵的杀人人数。谁把日本兵的杀人人数说得越多，就表示谁对日本人越痛恨，就表示谁的爱国情操越深厚。

　 当1946年国民政府开始调查南京大屠杀人数的时候，中国人的爱国情操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大家开始竞赛谁的爱国热情高，于是日本兵的杀人人数越说越多，谎撒到最后竟有一个人声称他一个人看见日本兵杀了57818人，有两个人声称单单他们两人就埋了28730具尸体。这种说法谁都明白是胡说，可是就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他们是胡说。因为谁说中国证人撒谎，谁就是替日本人说话的汉奸，而汉奸在当时就是杀头之罪。所以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但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于是“一个人看见日本兵杀了57818人，两个人埋了28730具尸体”的荒唐事，居然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各大报纸。

　 更为糟糕的是，这三个撒大谎者丝毫不知道外国的行情，以为外国和中国一样也是谎言世界，于是该三人坚决要求到国际法庭上去作证。虽然当时不少中国官员也知道这三人是在说谎，也知道让他们去国际法庭会出丑，但谁也不敢不让他们去，因为谁阻止他们的爱国行为谁就是汉奸。大家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撒大谎者，到国际法庭上给中国人出丑丢脸。当然撒大谎者在国际法庭上给中国人出丑丢脸后，也没有人敢指责他们的说谎行为，因为他们说的是“爱国谎言”，大家只好以不再提起这几个人的方式，来宽恕他们的“谎言误国”行为。

　 当时国民政府从南京老百姓那里调查得来的南京大屠杀人数，竟高达数百万人。大概是因为日本兵的暴行激发了南京市民的爱国心，马路东边的人说：日本兵在我们这里杀了几千人，马路西边的人就说：日本兵在我们这里杀了几万人。搞得国民政府也无所适从，根本搞不清谁讲的是真话，谁讲的是假话，最后只好拍脑袋决定：30万人大致不太离谱，于是就有了南京大屠杀30万人的数字。不过30 万这个已经大大“缩水”的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还是让国际法庭打回来，被压缩到20万或10万人。

　 中国人以说假话来体现“爱国感情”的方式，也许是中国人的一种独特的爱国方式。中国的每一次群众性运动都是“谎言报国”的爱国运动。大跃进时，大家又开始以说谎的方式来竞争谁的共产主义思想水平高。你说粮食亩产千斤，他就说粮食亩产万斤，思想更先进的又说粮食亩产十万斤。其实粮食亩产十万斤的胡言全国有几个人真相信？可谁也不敢说粮食亩产十万斤是谎言，谁敢批评这种“爱国谎言”就要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接受劳动改造。大家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弥天大谎登到中国的各大报纸上，成为世界上的笑料。“爱国谎言”造成几千万人饿死后，也没有人敢指责那些信口粮食亩产万斤的人，应该为饿死人负责。大家还是以不再提起“粮食亩产万斤“的方式，来宽恕他们的“谎言误国” 行为。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老百姓又把“谎言报国”发挥的淋漓尽致。为了揭露走资派刘少奇的罪行，人们揭发刘少奇的材料就有几百吨重，真可谓罄竹难书，什么罪行都有。然而后来刘少奇平反时，也没有人由于诬告刘少奇而获罪，因为这毕竟是“爱国谎言”。大家还是以不再提起那些告黑状人们的方式，来宽恕他们的“谎言误国”行为。

　 1989年民运，又给了中国老百姓一次 “谎言报国”的大好机会。为了表示对中共屠城的愤慨，大家都争相说******广场血流成河。当时如果有人站出来说他只看见打死几个人或几十个人，一定会被愤怒的爱国者们斥为中共的走狗。在外国人拍的电视上，我们首次亲眼看到一位“谎言报国”者公开声称******打死几万人，似乎不这样说就无法表示他对******屠杀行为之愤恨。该人因说谎而下狱时，人们还都对他持同情的态度，因为那毕竟是“爱国谎言”。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因为爱国而说谎，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美德。

　 如果你去中国的老百姓中间调查南京大屠杀、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惨案等的确切被害人数，你只会得到一个被大大夸张的“爱国数字”，永远不会得到真实的数字。因为中国老百姓的“爱”和“恨”，都是用说谎的形式来表达的。为了爱祖国，我们就要用谎言把中国说成好的不得了；为了恨敌人，我们又要用谎言把敌人说成坏的不得了。“爱”越深，“谎”就越大；“恨”越深，“谎” 也越大。

　 “爱国谎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禁区，谁要敢捅开“爱国谎言”的禁区，谁就要成为“人民的公敌”。比如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有30万，许多中国人自己心中也半信半疑，可就是不敢说出口来。当然如果有人说南京大屠杀的人数有40 万，肯定不会有人责怪他说谎。可是如果有人敢说南京大屠杀被杀人数没有30 万，一定会被群起攻之，被斥为卖主求荣的汉奸，甚至斥为不是中国人。难道要作中国人就必须说谎？不说谎的人就不是中国人？

　 每次“谎言报国”的群众运动以后，中国就要为这些“爱国谎言”付出沉重的代价。南京大屠杀的爱国谎言使日本有了不向中国道歉的理由；大跃进的爱国谎言使中国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其中大概也包括不少大说“爱国谎言”的撒谎者；文化大革命的爱国谎言使中国成为不说谎就无法生存的谎言世界；“六四”的爱国谎言把好端端的民主运动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今后中国再来一次“谎言报国” 的群众运动，中国就还要为此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我真盼望中国以后不再出现“谎言报国”的群众运动，盼望中国的老百姓不再用说谎的方式来表示爱国的热情，盼望有勇敢的人捅开“爱国谎言”的禁区。可喜的是，现在在因特网上，已有一些人敢冒着被众人斥为“人民公敌”的危险，来捅开中国积年的“爱国谎言”禁区。这些人实乃中国未来之希望。

ellenwx

换位。

[ 本帖最后由 ellenwx 于 2007-8-16 19:57 编辑 ]

ellenwx

换位。

[ 本帖最后由 ellenwx 于 2007-8-16 20:00 编辑 ]

ellenwx

有位历史学家曾说过：“历史是一种需要时间和距离来认识的东西，
一件事离我们越近，我们越感到模糊不清，而一件事离我们越远，反
而看得越清楚。”“6．4”已经过去11年了。经过这一段时间和距
离，重新思考一下“6．4”，会看到很多当时看不到的东西和认识不
全面的问题。

一、“6．4”为什么缺少民众支持

“6．4”运动被共产党用暴力轻易地镇压下去了。有人以为这是由于
中国人怕死、怕流血而不敢反抗。但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并不是
特别贪生怕死的民族。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5年开始在中国发起
反政府的武装起义，前后发动了10几次起义，均被清政府血腥镇压下
去。但当年的革命志士们并没有被清政府的屠刀所吓倒，前面的人倒
下去，后面的人再接着来。在数以万计的志士们流尽了自己的鲜血之
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得以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更是
用鲜血换来的胜利。当年国民党镇压共产党，比“6．4”镇压要残酷
得多。几十万、几百万的共产党员抱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的信念，倒在国民党的枪弹之下。然而共产党人却是越杀越多，终于
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但为什么清政府、国民党的屠刀没有吓倒中国人，有数以万计的中国
人愿意为推翻清政府、愿意为共产党而流血牺牲呢？这是因为辛亥革
命和共产革命，在中国人民中间有广泛号召力，得到中国人民普遍的
支持，所以才能前仆后继，“一个倒下去，千百个站起来”。辛亥革
命和共产革命都有明确的目标。辛亥革命要“驱逐鞑虏，恢复中
华”，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国。共产革命要推翻“压在中国
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要建立贫苦大众掌权的共产中国。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告诉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革命是为了替广大民
众谋幸福，革命的成功将使那些被压迫的民众翻身解放。辛亥革命和
共产革命的明确具体革命目标，使中国的老百姓认为这场革命和自己
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自己能够从革命的成功中得到具体的好处，所
以才有那么多中国人愿意为革命的成功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而“6．4”运动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和理想。“6．4”的口号“民
主自由”，只是一些抽象的哲学名词。中国老百姓不明白这场运动和
自己的前途命运有什么关系，更不明白“新闻自由”等东西能够给自
己带来什么具体的好处，所以对运动持旁观和冷漠的态度。中国的老
百姓不是害怕共产党的枪弹，而是不愿意为“民主自由”这些自己不
太明白的哲学名词而莫名其妙地流血。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权如果离开了民众的支持，妄图用流血
恐怖来维持政权，只会造成“一个倒下去，千百个站起来”的逆反效
果，反而会更加缩短政权的寿命。一场有群众基础的革命或运动，绝
对不会被几千、几万人的鲜血所吓倒。可是像“6．4”这样脱离群众
的知识界运动，就很容易被镇压下去。在这一点上，“6．4”和1898
年的戊戌变法一样，都是少数人的“精英运动”。这样的运动像烟消
云散一样地过去，也是不难理解的。

现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们，离中国民众越来越远，而共产党对“6．4”
的处理，比民运人士高明得多。“6．4”后共产党为了争取民众，除
了敏感的政治领域以外，在经济、文化领域都大大加快和放大了改革
开放的步伐，让中国的老百姓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具体的实惠，使共
产党安然渡过了政权的危险期。中国老百姓宁愿要能够使自己得到看
得见好处的共产党，而不愿要“民主人权”这样的空头口号。如果共
产党没有“贪官污吏”的包袱，在真正民主的选举中，现在的民运派
未必能赢得比共产党更多的选票。

“6．4”和戊戌变法一样，终究因为缺少广大民众支持而失败。这也
告诉我们，要想在中国搞民众运动，脱离开广大中国民众的支持，是
很难取得成功的。

二、“6．4”是民主运动吗？

现在很多人把“6．4”运动看作是一场民主运动。这一点很值得商
榷。

民主主义是地道的西方货色。大概是由于中国传统上根本没有民主思
想，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想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人对民主主义的理解
相距甚远。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是建立一个没有贵族、没有特权、人
人身分平等的社会。西方人的民主运动就是争取人人平等的公民权运
动。20世纪最著名的民主运动是美国黑人的“公民权”运动。美国黑
人提出的要求，不是要推翻白人政府让黑人“当家作主”，而是要求
美国政府给予黑人与白人同样平等的权利。

民主主义的根本就是反对特权的平等精神。而中国却是一个处处表现
特权的等级社会。当官的根据级别的高低，有大小不等的特权。普通
老百姓也具有贵贱不等的身分，最差一等人是农民。中国的农民不要
说政治权利，连选择职业自由的最起码人权都没有。农民生下来就只
能从事农业。中国城市里的招工广告上，毫不掩饰地采取对农民的歧
视政策，公开写着“只限城市户口”、“只限北京市户口”等字样。
如果在美国谁敢在招工广告上写“只限白人”的话，非被揪上法庭不
可。

中国人民的身分不平等问题，是存在于中国的最普遍、最经常发生的
人权侵害问题。中国最不民主的地方，并不是政府关押的几个反政府
政治犯，而是广大中国人民的身分不平等问题。一个主张在中国消灭
一切特权、消灭官民不平等、城乡不平等的运动，才是真正的民主运
动。

但“6．4”运动的目的，并不是旨在建立一个人人身分平等的民主中
国。大学生们在“6．4”中打出的口号，像“为胡耀邦平反”、“打
倒官倒”等，只是要求共产党内部实现民主化，而没有主张解决中国
社会身分之不平等问题。因此严格地说，“6．4”不应该算一场民主
运动，而应该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共、反政府群众运动。有人说：
“‘6．4’中的民主口号，不过被用来作为反政府的藉口，就像当年
共产党用民主口号来推翻国民党一样。”这话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

ellenwx

三、“6．4”是非暴力运动吗？

非暴力运动是印度的甘地首先发明和提倡的。1920年代，甘地在英殖
民地南非首先发起了非暴力运动。当时南非殖民地当局给去那里打工
的印度人发放类似于“良民证”的屈辱性身分证，要求印度人必须随
身携带，否则就要处以刑罚。甘地号召大家用非暴力的形式反抗殖民
地当局。他们不搞示威游行那样的对抗性集会，只是把殖民地当局发
放的“良民证”撕掉、不携带。甘地带头撕掉了“良民证”，被殖民
地当局关进了监狱。可是撕掉和不携带“良民证”的印度人越来越
多，从几个到几百、几千。最后，在南非的印度人全部撕掉和不携带
“良民证”，使殖民地当局不得不放弃了歧视性的“良民证”。

甘地说：“我们用非暴力的形式对抗暴力，不是因为印度人害怕暴力
和害怕流血，而是因为使用暴力是非正义的，所以我们才不使用暴力
来反抗暴力”。甘地回到印度后，又发起了全国大游行的、反对英国
殖民统治的和平集会运动。跟随甘地游行的人，从几个到几十个，最
后发展到几十万人的大军。这些游行的人群没有任何标语口号，更没
有“英国人滚回去”、“打倒殖民地政权”等反政府号召。几十万人
群只是默默走过一个个城市、一个个乡村。

英国殖民地当局对甘地的和平大进军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并没有任
何反政府的口号和煽动，只是默默地走路，所以他们的行为没有违反
任何法律，也没有任何理由逮捕这些默默走路的人们（难道走路也犯
法？）。

19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也是学习甘地的和平大进军方式，没有
打出“打倒白人”、“白人总统下台”这样的反政府口号，而是用非
暴力的请愿方式，来争取黑人的民主和人权。

如果“6．4”运动时，几十万学生们只是默默地在天安门广场静坐，
没有任何反政府煽动性的口号，那就是典型的非暴力运动。对于这样
的非暴力抵抗，共产党很难找到武力镇压的理由：难道人们在天安门
广场坐一坐也犯法？可是“6．4”中学生们明确打出了“打倒官
倒”、“李鹏下台”这样的煽动性反政府口号。所以严格来说，
“6．4”运动不能算是完全的非暴力抗议运动。

甘地的名言是：“英国人并不是坏人，只是英国人的想法有错误。我
们的非暴力运动旨在改变英国人头脑中的错误想法，并不是要把英国
人作为敌人对待。”甘地提出：如果把英国人当作坏人，那就应该用
暴力来消灭和赶走这些坏人；和坏人没有必要讲什么道理。正因为英
国人不是坏人，只是他们的想法有错误，我们才试图用和平的讲理方
式，来改变他们的错误想法。1960年代，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也没
有把白人当作敌对的坏人，所以采用和平游行的方式来改变白人种族
歧视的错误思想。

同样在中国搞非暴力的民主运动，就要首先肯定共产党不是坏人，只
是他们反对民主的想法有错误，所以才有必要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
来改变共产党人的错误想法。可是有些民运人士一方面把共产党描述
成杀人不眨眼的恶棍，另一方面又声称要坚持搞非暴力的民主运动，
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如果共产党真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恶棍，就应该号
召人民用暴力来推翻共产党：难道还有必要和恶棍们讲民主人权的道
理吗？

ellenwx

四、“6．4”是否错了？

有一种看法认为“6．4”搞错了：如果学生们不搞“6．4”，中共党
内部的“民主派”就不会下台，就会给中国老百姓赏赐一些“民
主”。类似地，还有人提出辛亥革命搞错了，应该按照康有为、梁启
超等人的君主立宪方案，走和平改良的道路。这些看法应该说是片面
的。

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民主和自由都是人民争取来的，并没有统治
者主动放弃权力、赏给人民“民主”的先例。苏联人民一直就有民主
化的要求。戈巴契夫（戈尔巴乔夫）搞民主化，只不过是顺应苏联人
民的民心，而不是给苏联人民以赏赐。蒋经国在台湾搞民主化也是顺
应台湾人民的民心，而不是给台湾人民以赏赐。当然出现戈巴契夫、
蒋经国这样的开明人士，对民主化的进程有很大的促进。但戈巴契
夫、蒋经国这样的开明人士可遇而不可求，中国人的民主化不应建立
在等待中国的戈巴契夫的出现这样的偶然机遇上。如果中国永远出现
不了戈巴契夫，中国的民主化就永远实现不了吗？

奴隶要求解放，不能寄希望于开明奴隶主的出现。当然踫到开明奴隶
主最好，踫不到也不必苦苦地等待。中国的民主化可以呼唤戈巴契夫
这样的开明人士，但也决不应该被动地等待“大救星”来拯救我们。
正如国际歌所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
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中国共产党的很多作法不得人心。大学生们“6．4”时提出为胡耀邦
平反、开放言论自由、要求共产党进行民主化改革，并没有什么可以
责备之处。他们只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当时是北大的学
生，我也会参加游行，也会参加绝食。当然一些“学生领袖”号召用
激烈的手段和政府搞对抗，是有欠妥当的。梁启超当年批评孙中山等
人：“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
已”。梁启超指责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
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命，是用别人的鲜血为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
革命家”。“6．4”是不是有这样的“远距离革命家”，我不敢肯
定。但即使有，恐怕也是个别现象，不是学生运动的主流。

从总体来看，“6．4”运动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中国未来之前途的一场
孤军奋战，和康有为、梁启超搞的戊戌变法一样，虽然是一场失败的
运动，但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五、中国的民主化前途

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的目的是打倒、消灭共产党，它必然会受到共产党
的拼死抵抗，最后只能用暴力解决问题。台湾民进党之所以能用和平
的方式争得政权，非常重要的就是民进党的目标不是打倒和消灭国民
党。如果民进党的目标是打倒和消灭国民党，国民党必然不惜使用武
力拼死抵抗，绝不会轻易把政权交给要消灭他们的人。

所以中国要想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民主化，就只能走非暴力运动的道
路。这就要求我们承认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承认共产党并不是坏
人，只是他们的想法和作法有错误。中国民主化的目的，不是打倒共
产党，也不是解散消灭共产党，而是改造和改变共产党，使共产党变
成一个可以在民主国家中与其它政党和平共存的政党。只有让共产党
人可以体面地走下政权的情况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不流血的民主。

不过，中国民主化的第一步，只是实现执政“精英”之间的民主。要
想在中国彻底解决人民大众的身分贵贱不平等问题、在中国实现真正
的民主人权，恐怕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

ellenwx

批判林思云

关于日本人应该的认罪


林思云的文章有：《再谈几点关于日本人在道歉问题上的观点》（1999年2月14日） 《再谈日本的道歉问题》（2000年2月14日） 《为什么日本不肯向中国道歉》 （2000年4月13日）在这些文章中，林思云总结道：“总而言之，日本人很聪明地把侵略和屠杀分成两件事，承认有侵略罪，不承认有屠杀罪。而侵略罪其它欧美列强也都是“同罪” ，无法在此事上过分谴责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屠杀罪，中国人现在仍没有拿出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日本人在南京的确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日本人当然不会认罪。”



如果这些“理由”成立的话，不妨我们举例来说明



构成强奸罪的要件一是暴力违背妇女意志，二是实施了性行为。在日本发生过美国兵强奸日本妇女的事情，日本人不是要求严惩美国兵吗？如果这个日本妇女在当时因为受到惊吓昏过去了，美国兵说她没有反抗，没有以暴力的方式实施了性行为，就不存在违背这个妇女的意志，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强奸而是通奸。日本人会同意这个美国兵的说法吗？或者：其他的人也强奸了，其他的都人没有受到严惩，为什么要严惩我？对于这样的答辩，日本人会同意吗？如果美国兵也非常聪明地把强奸与怀孕联系起来，以日本妇女虽然被强奸但却没有怀孕而承认强奸但不承担因为强奸的赔偿，日本人会答应吗？如果这个美国兵硬要说指控他的那个日本妇女不是其本人，日本人又该怎么办呢？



同理，日本既然承认了对中国的侵略，但是，却在认罪等等问题上采取了上述美国兵玩的伎俩，就只能证明是日本在百般推卸侵略战争的责任。试问，如果是中国当年实施了“东京大屠杀” ，现在，中国也以此来对应日本，日本人会怎么想？



事实上，日本人的“聪明”还表现在：谈到侵略战争，就拼命纠缠“究竟杀了多少人？证据呢？” 。 而真正面对具体到一些事实的起诉时，却又置基本的国际法理于不顾，强词夺理的百般狡辩和抵赖，致使中国人民对日民间战争赔偿的诉讼屡诉屡败。如果按照林思云 “侵略的定义不好下” 的观点而无法确定侵略罪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杀人不抵命？如果是，又是哪条国际法规定了的？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聪明”的转化为日本老百姓的责任，又非常“聪明”地把这些说成是“中国人民把日本人上一辈的罪过要日本人的下一代来承担” ，是在“纠缠历史”，是要“冤冤相报” 。



如果日本人还要这样纠缠下去，加上一些所谓的文人（包括一些 “讲求” “实事求是” 的伪文人、汉奸文人）等等反诬是中国的证据“不足”的话，这些人不要忘记了：杀人抵命天经地义！既然日本军队来到中国并且对中国人民实施了生命权和财产权的戕害，就是侵略战争行为，日本人就应该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这是任何人也抵赖不了的，哪怕实施抵赖的这些人是“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法学家或者刀笔高手，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在《为什么日本不肯向中国道歉》一文中，林思云列举了日本人的“理由”，包括：



一、关于同罪论



林思云的总结是： “同罪论的支持者声称：既然英国没有为侵略印度道过歉，法国没有为侵略越南道过歉，美国没有为侵略菲律宾道过歉，日本也不必为侵略中国道歉。”



二、关于解放战争论



林思云的总结是：“解放战争论的支持者声称：既然“大东亚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应该感谢日本才对，当然没有必要向中国道歉。”



三、关于自卫反击战论



林思云的总结是：“自卫反击战论的支持者声称：日本的对中国开战完全是被逼出来的自卫反击战。既然是被迫的自卫反击战，就应该是中国人向日本道歉，而不是日本人向中国人道歉。”这些，连小学生都明白纯粹是强盗逻辑： 林思云提供了“解放战争论”的“理由”是：“到二次大战前，欧美白人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亚洲除了日本、中国和泰国以外，均沦为白人的殖民地，白人对有色人种进行极端的欺压和榨取。日本人为了把东亚的黄种人从白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在亚洲建立一个黄种人的“大东亚共荣圈”，才发动了针对白人的“大东亚战争”。日本出兵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目的不是侵略，而是为了解放东亚黄种同胞的解放战争。没有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大大削弱了白人的统治势力，战后东亚各国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民族解放。”



以上这关话是林思云自己写的。既然“亚洲除了日本、中国和泰国以外，均沦为白人的殖民地”，何来中国需要日本来“解放”？



林思云还提供了“自卫反击战论”的“理由”是：“二次大战前，美国英国等亚洲霸权为了扼制日本的发展，控制日本人的生存空间，和中国联手压制日本。他们抵制日货，拒绝向缺乏资源的日本出售石油、金属矿石等生存所必须的战略物质，把日本逼入绝境而不得不走上战争的道路。在美英中联手扼制日本的情况下，日本进行对华战争完全是自卫反击战，对美开战更是自卫反击战。1947年远东国际法庭上为日本辩护的印度法官说：很难想象有哪个国家被逼到这种地步，还会不奋起一战” 。



试问：自有人类起，有哪一个君主逼敌人来侵略自己的国家？你林思云去逼过强盗抢劫过你自己吗？



还有，在法庭上，辩护的是律师而不是法官，是法官就不能是辩护，这些基本法律知识都敢混淆的人居然大言不惭的探讨起如此复杂的中日关系来，真的有点自不量力。试问：既然有印度法官有如此一说，为什么远东国际法庭不予采信呢？不予采信的法官一说在这里举例出来，你想要证明些什么问题？



林思云还在另外的文章中详细介绍了靖国神社，并且对在里面的各种“烈士”进行了分类统计。但是，为什么不对这些人的死亡地点进行分类呢？或者：为什么有相当的一部分日本人都是战死在海外呢？难道都是去“解放”、去“自卫反击”死了的吗？



综上所述，连起码的常识都敢违背的强盗逻辑居然出自一个“博士”之口，看来林思云不是研究这些问题的博士，也就不应该在自己都没有弄懂的地方来洋洋得意的发表的的确确的谬论——如果林思云有自知之明的话。



需要说明的是：在列举了日本人的这些“理由” 的同时，林思云并没有在这里发表任何的议论，以显示他的“客观性” ，并且在以后的文章中林思云还反问道：我只是客观的说了事实，什么时候说过是我的观点了？但是，在他的前两篇文章中却是在反复强调这些“理由”的合理性，林思云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就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了。



林思云还说：“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屠杀罪，中国人现在仍没有拿出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日本人在南京的确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日本人当然不会认罪” 。“我讲这些话的意思是想让大家明白日本人的不肯道歉的理论根据。希望中国的有志者写出几篇能驳倒日本人不肯道歉的理论根据的大作，找出几个让日本人无法抵赖的证据说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如果不能作到这一点，让日本人道歉的事就只能成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僵局，不会有一个令中国人满意的结果。”



以上这些林思云自己下的结论就只能证明他自己是个大言不惭的汉奸。因为林思云自己也说日本人承认了侵略战争，如果都还要中国人民来举证侵略事实的话，按照林思云的逻辑，到时候日本人不知道还要想出些什么更“聪明”的办法出来予以抵赖。难道不是吗？事实胜于雄辩。



关于中日比较



比较典型的是林思云在《中国为什么赶不上日本》（1999年12月30日）一文中进行的比较，林思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日本从落后于中国几十年的无名小国，一跃成为领先于中国几十年的先进国家，不能不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赶不上日本？”（如果按照规范的语言学原理，在这样问题的前提下提出的问题就应该是：日本外为什么会后来居上？中国会赶上日本吗？———由此可见林思云不具备起码是语文知识，不知道他是博士论文是怎么得以通过的）。



根据林思云的归纳，我们看到了中国与日本的“差别”，包括：



　 原因之一：中国人妄自尊大而日本人谦虚好学

　 原因之二：中国人安于现状而日本人不断进取

　 原因之三：中国人自私自利而日本人克己奉公。

　 原因之四：中国人互相拆台而日本人精诚团结

　 原因之五：中国人健忘而日本人执着



最后的问题：中国能赶上日本吗？林思云的结论是：日本是一个谦虚好学、不断进取、克己奉公、忍耐执着的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中国人赶不上日本，归根到底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毛病太多。中国人应该承认中华民族是缺点和问题很多的民族，应该正视和痛改自己的缺点和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赶上日本的美梦仍将成为泡影。



每当中日之间有什么事情发生后，就在网上可以看到骂日本人的“狗”、“寇” 等等诸如此类的过激言论，但是，日本人是不是就像被骂的那样是狗、是寇呢，显然不是，相反，日本还是一个经济大国。同理，中华民族是不是就像林思云所归纳的那样一无是处呢？显然也不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不倒，就可见其民族凝集力，仅仅的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所迸发出来的民族智慧就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如果真正有如林思云归纳的那样，中华民族早就不复存在了；你林思云要想去日本就是想疯了也去不成，所以，事实也刚好与林思云归纳的相反。应该承认日本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之一，但是，在对待侵略战争的问题上，为什么要与其他战争罪犯看齐而不去学习德国的大国风度呢？不仅如此，还挖空心思去“聪明”的找出“同罪论” 、“解放战争论”和“自卫反击战论”来百般抵赖呢？事实既然如此，日本民族是一个优秀民族的含金量就未免要被世人大打折扣了。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一肥遮百丑”，即使当面不好说，背后也难免被人戳脊梁骨。那么，在国际交往中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有道是“大路不平旁人铲” ，谁叫日本人自己把自己的脊梁骨袒露出来让人家来戳的呢？日本人是在心甘情愿的自取其辱，在过去的年代里，日本对我们国家进行了疯狂的资源掠夺和惨无人道的战争摧残，累累罪恶罄竹难书，现在反倒认为我们大国没有小国对世界有贡献，如此强盗心理的民族，难道不应该好好的认罪吗？林思云连社会因素比较的起码知识都没有弄明白，就这这里信口雌黄，难道不是吗？



不过，我们应该本着不“讳疾忌医”的态度来认真对待林思云归纳的这些缺点，因为人无完人，民族亦如此，真正优秀的民族是不怕有缺点而怕有了缺点不去改正，对于日本民族有的优秀品德，我们应该报以虚心学习的态度，这也是我们应该发扬光大的传统美德。



在这些谬论中，特别应该教导一下林思云的是：



1、关于中国人互相拆台



日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形象比喻是“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就是一条虫” ，事实上是日本人根本就没有看到问题是实质。



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致使人与人之间的活动空间狭小，而追名逐利乃人之本性，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中，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中国人之间的互相拆台就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由此形成了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这些应该是事实。但是，在市场经济和世贸规则的冲击下，中国人是不是仍然民族劣根性不改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过去的时代，人们追名逐利使用是手段如果是互相拆台的话，那么，新 的历史条件下，日本人即将看到的就是“两个中国人是一条大龙” ， 因为“追名逐利乃人之本性”。事实上，所以炒作“中国威胁论”所真正针对的就是这十多亿人的集体智慧而不是针对的什么“中国是世界工厂”。



2、关于中国人健忘



请问林思云：日本遭受原子弹后，日本政府最初的政府令，是执着的要为死者立碑还是，还是恢复生产和人民生活？ 同理，中华民族虽然已经起步，但是百废待兴，当我们把最重要是问题解决后，是一定会善待先烈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列为新中国第一批重点工程就是证明）如果说“中国的大学生争相留学日本，少女争相出嫁日本，农民争相偷渡日本的现状，就可以推算出中国人对日本仇恨的程度。”，那么，你也不是在此之列吗？你就敢保证去日本的中国人都像你那样的认贼作父吗？你就敢那么肯定这些是在说明中国人的健忘性？你不是指责中国人安于现状吗？为什么在这里又打自己的嘴巴了？你还认为“日本人则十分执着，为了达成一个目标可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地不断努力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就是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日本人“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屡战屡败，难道不是吗？至于你提出的中国是否能赶上日本的问题，你推崇的日本人写的那些诸如“威胁”的书，你先去看了来再教你个中就里。基本的立场是：难道只有日本侵略中国而没有中国威胁日本？天底下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吧？日本现在也仅仅是经济强大和军事也强大，但是能够保证永远都强大吗？去翻一下字典，查看一下“规律”词条。



更不可思议的是林思云说中国政府对人民进行反日宣传。试问：你林思云受到过哪些这方面的教育？我们有9.18国耻日吗？哪一年的这一天搞了全国性活动？我们的教科书中有这方面的课程吗？我们有反日网站吗？我们有反日的媒体吗？我们有人成天介的在大街上游行宣传吗？日本地方政府立法不准学生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日本的中学以中国为敌搞军事训练课，修改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这些，究竟是谁在进行反宣传、反教育？你颠倒黑白编造如此弥天大谎，日本教育出来的博士就这个得性？



至于中日两国是否该友好的面对２１世纪以及两国是否是敌人，现在的形势已经明了：就历史问题而言，如果日本人不认罪，不进行全面的民间赔偿，不彻底解决毒气弹等战争遗留物，中日友好就肯定是自欺欺人！中国民间的仇日情绪就不可能得到消除！解铃还需系铃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日本。



对中国的发展而言，事实是：我们需要的新技术日本不给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但是，日本如果没有了中国这个大市场呢？如果日本认为有必要，就完全可以撤资嘛，中国人民不会留，也不会送，更重要的是日本的那些“先拿来、再创新”的模式，中国也会用，只不过日本人要证明的，已经证明了，中国人要怎么来证明却还没有揭开面纱，特别是新技术浪潮给了中国以奋起直追的机遇，中国人肯定要牢牢把握，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了中国门下，有的国家如果要想办法阻止，也是绝对阻止不了的。至于是不是赶得上日本，是不是在作“美梦”，中国人的事情无须汉奸多言，林思云还没有这个份。



就军事问题而言，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在可以遇见的时间里敢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了，至于以后的以后，不妨我们回顾一下以前的以前：日本人近百年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屡战屡败，应该是尝到了苦果。美国则从来都是后发制人而尝到了鱼翁得利的甜头。如果真的要来战争，就肯定没有人愿意把甜头变成苦果。安保不在，保护伞也就不复存在，中国已经不是昔日的中国，而没有战略纵深的



日本却国土依旧。鹿死谁手，就只有试了才知道———如果有人真的想要再去“解放”一下什么而胆敢首先挑起事端的话。



本来，作为一个学者，看问题应该有一些起码的辩证法，至少应该有基本的逻辑思维才是，但是，我们从林思云的这些归纳中没有看到一个学者应该有是起码常识。更让我们也看到你也有不懂装懂的劣根性，从你身上所显露出来的缺点你自己意识到没有呢？吃中国饭长大，读中国书后去日本，不但不报效祖国反而认贼作父，有奶便是娘，有道是“狗不嫌家贫” ，你林思云连狗都不如。试问：你的这些缺点是日本人的还是中国人的呢？如果日本人不承认你是日本人，中国人也不承认你是中国人，那么，林思云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人呢？本来想多教训你几句，不想说你是汉奸，你就自己去给自己定位吧。



最后要劝林思云的是：就不要不懂装懂了，与其丢人现眼，还不如去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以为自己是博士了就什么都懂，这顶博士帽子是对所学的专业而言的，超专业以外如果还要以为是博士的话，就应该是真的假博士了———你的文章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本帖最后由 ellenwx 于 2007-8-17 12:56 编辑 ]

ellenwx

《谈谈林思云》

林思云是一个人吗？

   三年前，初当网民的九哥，饥饿地在网上吸收营养。林思云是我最喜欢的作者之一。随着与远在天边的各路网上名人们对话或见面，（比如草庵居士、吕柏林、芦笛、伍凡、狼协、洪哲胜、张三一言、老幺、安魂曲、茉莉等等）与近在眼前的林思云见面便成为我的一桩心愿。为此，我曾在他的文章后面跟贴，也把他的文集列入到本人“日本九歌网”的“论坛精选”栏目里，还在自己的文章里几次引用他的文章。然而，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像是对着墙上的美女图献媚。曾听说林思云是一位化学家，看来这一回提琴没能引起化学反应。

   然而，网上飘来种种传说，比如“林思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组。”另外也有人猜“林思云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通的日本鬼。”这类传说使得林思云其人，或者“其鬼”更加神秘。

   让人好奇，也是一种本事。尽管我读他文章的目的是吸取思想营养，但也不排除有对其人（鬼）的好奇。


   我喜欢读林的两类文章。一是中日关系，比如他对“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经过与历史背景、南京大屠杀、靖国神社参拜、钓鱼岛等一系列问题的见解。二是他对国人民族性的解剖，有关文章比如《东方人的智慧和西方人的智慧》、《中国式的忠诚》、《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中国不需要思想家》、《中国人之劣根谈》等。可以说他的每篇文章都给了我新的信息和思想。

   林的文章读多了，我便发现他与一般中国人，具体地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或者叫思维方式 way of thinking）什么是“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简单地说就是“自以为是。”只要有人与自己的意见观点不同，不等人说完，就断言“你不对，”或者“你错了。”接着便可能挥舞乱棍“汉奸”“叛徒”“特务”“弱智”。但林思云却可以耐心细致地去解读分析别人的观点和意见，试着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甚至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找出别人的道理来。其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对方，知己知彼达到实际意义上的交流。众所周知，“交流”是与人相处的基础。个人与个人是如此，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

   不知不觉我在“中毒”，竟而发展到贩卖起他的思想来，比如在每周六的世界华人网络“辩论会场”上，只要谈到中日问题，我几乎成了他的代言人。

   本以为永远见不到林思云其人，不料突然收到一位同胞的来信。（他不愿意让我透露他的姓名。没有姓名怎么称呼？其实我觉得他的忧虑有点多余。“多余”！那就叫他“余兄”吧。）余兄在信里做了自我介绍。让我惊喜的是，他说他是林思云的朋友，并且说“我和林思云希望见到您,并成为朋友。”接着我收到林思云的信。那更是喜出望外。我立刻一一给他们回了信。晚上，我接到林思云的电话时，正在加油站加油。九哥加油，加油加油！

   第二天，我们约好下午5点在名古屋车站见面。时间一到，我就见到了余兄。他高大魁梧。与他握手时我真想找个有台阶的地方跳上去。余兄告诉我，他是日语专家，在大学教书，来日本已经20多年了。他说起他曾给我发了一封信，结果被退了回来。他以为九哥是那种搭个架子把自己支起来的人，所以对他的来信不屑一顾。其实我九某正好相反。我是敞开大门，交友不分男女老少高低贵贱的。他说他鼓足了勇气给我再发了一次，结果我们见面了。我到现在还在感谢余兄，要不是他的勇气，那将是一场多么巨大的误会和遗憾啊！

   只等了几分钟我便与林思云握手合影。林比我年轻，比我高大，比我白净，比我……哎，别比了！要比就说他比我想像的不同。他并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硬邦邦的黑面书生，相反温和善谈像一个白面小生。我们一见如故，话一投机讲不停。我们除了谈些人人都谈的话题外，也谈到相互的文章。当然，我们没有忘记谈谈我们民族的问题。我们都同意，中国人不改良自己民族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方法，换成哪个党来统治都是会好不了的。

   在烧肉店里增添完体重后，我请两位到了我的小提琴店小坐了一会。余兄提出了一个建议：“何不把你们两人的某些文章弄到一起，出一本日语版的书。”我被这个建议所震撼。让中国人了解日本，让日本人了解中国，别人做了许多，我们也应该做一点。因为我们也是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其实，经常在媒介看到日本人对中国的误解或偏见，我都很想给他们提供些参考意见。只可惜本人的日语水平目前还只够对付生意和泡妞。现在有了余兄，以后应该就不同了。

   几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告别通常都是戏剧的高潮。“我们为见面而激动，为分别而伤感。我们互相紧紧地拥抱着自己的同胞，就像拥抱着自己的祖国。祖国啊！……（音乐起）那壮观的场景感动着数千围观的日本人，顿时把名古屋车站变成了眼泪鼻涕的海洋。”当然，以上所描述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不是拍电影。我们只是紧紧握了握对方的手，说好以后多多交流。

   对了，通过余兄介绍，我得知林思云也有小说作品。回到家里我熬夜读完了他的《无言之约》。这篇小说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林思云，一个情感细腻、淳朴，稚气的青年。因为这篇小说写的是他与一位日本女子天天在地铁上见面几分钟，花了一年，费了几千几万字终于结束到送书送手绢的青春儿语。整个过程我觉得就像一首克里德曼的浪漫钢琴诗。要是换上九哥，恐怕一开场就是大刀阔斧，几钻头早把那女孩子的洞打穿了。凭心说，我们的民族，像林思云般肯思想的人实在欠缺，所以我宁可他的思想多冒火花，而不在儿女情长上耗费拼音。

   当然，林思云终究不是国王，不是好莱坞大明星，并不是为了见面而见面。我见他除了交个朋友以便更直接地向他学习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那个任务便是：“代表平民九哥向他表示：希望他更多地思想，用他思想的结晶去影响我们的民族，尤其是影响我们民族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方法。”

   我会面了林思云，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林思云是一个人。他不但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优秀的人，是一个和蔼、斯文、彬彬有礼、实在而不做作的人。

   成丹 九哥

[ 本帖最后由 ellenwx 于 2007-8-16 21:06 编辑 ]

reader

原帖由 明月寄相思 于 2007-8-9 16:40 发表
感觉M就是一个风流男人$angry

其实他就是一个人
是我们自己把他意想成圣人
然后以这个准绳去评价他
有必要吗
？？
重要的是
他一直在做
无论是解放
还是大跃进
还是文革
抑或XX
向伟大的M主席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