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探踪二则——记中央苏区最初的两次肃反/过关

研世

前不久，中国作家协会最畅销的那张小报《作家文摘》上面，转载了一篇原刊载在《青年报》上的党史类文章，介绍发生在红军时期的一件历史积案，彭德怀等军队领导人是怎样揭穿了一个伪造毛泽东笔迹、打着毛泽东名义的信件来分裂红军队伍的阴谋。只是文章中在许多地方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叫人好生看不明白。
   
     中共党史，特别是历年来官方公开出版的党史，从来是胜者的记录，以往的好事、成功之处大都记载在胜利者的名下，而坏事、败笔之处则记录在失败者的名下，这是一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为尊者讳”的实用逻辑，使得许多党史上发生的事件扑朔迷离，找不到真正的答案或明确的答案。中国自古有“冤有头、债有主”一说，唯独在党史中，许多残酷的大肃反冤案只能看到具体的负责人，却很难弄清背后的指使者和真正的原因。比如，中央苏区发生在1930年赣西南苏区的抓“AB团”和1931年闽西苏区的抓“社会民主党”运动就是这样。


   
    1930年赣西南苏区的抓“AB团”，直接导致了红一方面军一个军三千多人的哗变，党史上称之为“富田事变”，事情的起因是由于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特派大员、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韶九被派去赣西南主抓AB团的，而抓AB团，至今凡有点党史常识的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件莫须有的冤案，是借肃反之名对“不是自己人”的大打出手和杀人灭口。而那些为保住自己的性命不得不持枪参与军事哗变那些红军官兵，实际上是一些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他们被迫拥枪自重，但并没有“反水”投到敌对的国民党一方，只是偏居一隅，为自己寻求个安全之所。
   
    历来的党史记载中的奇怪之处，都只是说主抓“AB团”的李韶九等人是被上面的“总前委”派去的，具体是“总前委”的哪位领导人，文章中没有详细说明。看来，这是一笔注定要栽到李韶九头上的糊涂账，基本上得出是李韶九“个人行为”的最终结论，追究责任，也只到李韶九为止。党史记载得不清楚，看的人自然糊涂，心存疑问的询问者不止一人，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动手收集资料来查明真相，做一个富田事变和AB团肃反冤案的真实注释。
   
    仔细推算起来，富田事变和AB团肃反冤案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根据地党政军政权机关人为制造的第一起规模性肃反冤案，以后全国各地的苏区、根据地、解放区开展的任何形式的带有冤案性质的政治运动，包括随后发生的1931年初的闽西“社会民主党”冤案、1932年到1934年的夏曦湘鄂西四次大肃反、和同一时期的张国焘四方面军大肃反、以及1942年在延安进行的肃反“红旗党”和“抢救”运动，不过是对1930年12月那场打“AB团”运动的继承和模仿。
   
    在中共党史上，富田事变和AB团肃反冤案是因果连在一起的同一个事件，发生在1930年2月到12月间的中央红军赣西南根据地，这也是当时的中央苏区根据地当中成立最早的地区根据地。三年前的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的毛泽东及千余红军，就是从湖南进入到赣西南的莲花、永新，在这里登上的井冈山。一年之后的1928年春天，朱德、陈毅率领活动在湘南的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彭德怀、黄公略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也是在赣西南进入井冈山根据地的。以后力量壮大的红军又挥师东去，开辟出兴国、于都、宁都、瑞金及闽西一系列中央苏区根据地的。
   
    根据中国农民从来具有的狭隘的区域意识，原来在赣西南这块土地上的“土著”共产党人和红军队伍，总是会以“主人”的意识自居的，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当时任中共江西行委书记的李文林，自王佐和袁文才被彭德怀在1930年2-3月间误杀之后，李文林就成为赣西南当地军政干部的代表，代表着江西苏区最大的本地实力派。历史记载，AB团一案是李文林的江西特委在1929年10月首先提出来的，在自己卖力的大挖AB团之后，上报给中央，于是成为全中央名义的政治斗争。很快，李文林一伙自食其果，也被当作AB团抓了起来，严刑拷打逼供之后，AB团冤案蔓延到了红二十军。
   
    党史上载，李文林当年30岁，资格却很老，是中共一大时全国仅有的59个党员之一，也是个脾气很大的直筒子，敢于当面同毛泽东对骂，而赣西南苏区被毛泽东称之为“李文林式”根据地。
   
    在有案可查的党史文件中，1929年以前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曾经是毛泽东，也就是说，当时能有权提拔和调动政治部主任李韶九的，只能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对于如此简单的事实，那些中共党史的权威著作为什么不能执春秋之笔，秉笔直言呢？
   
    在后来《黄克诚自述》的回忆录中：“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动员打AB团，但是在严打AB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毛打AB团，主要用的人叫李韶九。此人是毛的亲信，所以才能受到重用，爬到一方面军总行动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兼肃反委员会主任的高职位上。在不少老红军干部的回忆录中，都认为李韶久这个人“素来卑鄙龌龊”，一个巡视员写道：“李在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因李只於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
   
    在李韶九具体主持下，“首先是总政治部，接著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老红军萧克将军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们）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最先被逮捕的除了江西行委书记的李文林、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被捕者达到4400到 5200人之间，被捕的犯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毛在当年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自己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大多数被杀，所有的部受到严刑拷打。毛说刑讯是天经地义的，受刑不过乱供本身就有罪：“是忠实的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一旦把红军中曾经反对他的人杀得差不多了，毛就著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十二月三日，他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夏天开会把刘士奇选下台的人。毛说那个会是反对毛泽东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他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他下令：“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历史记载，1930年12月发生反AB团的地点是在驻守赣西南的红二十军，在李韶九按名单抓人的过程中，李韶九“看在同乡、朋友和兄弟情份上”没有抓红二十军独立营的营长刘敌，看到上千名的军队上中层干部被抓了起来，面临着被杀头的危险，刘敌和那些不满大肃反恐怖的红军官兵发动了武装反抗，首先攻打二十军军部，释放了被抓的人，然后又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所谓“AB团”分子，然后率领全体红二十军，离开富田，开到江西赣江以西的永新根据地，贺子珍的老家，也是最初井冈山根据地开拓者王佐、袁文才的老家，以示抗议。于是，出现了我们开头的那一幕，刘敌一向善于模仿毛体字，编造了毛给当时的军委秘书长古柏的那封信，企图挑动朱德、彭德怀等人反毛，结果失败。
   
    当年的中央苏区，总前委的上级机关是中央军委，当时的军委书记是项英，项英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缓和态度，哗变的红二十军并没有投到敌对的国民党一方，经说服后，和平解决，红二十军重新回归一方面军领导。此事发生在1931年的3月中下旬。
   
    可惜不久，1931年4月，中央派来了更左的“三人团”作为领导，项英的做法受到批判，当然是右倾，同他后来在新四军的罪名一模一样，项英的军委主席职务被撤职，由毛泽东代理，以后又让位给从上海来的周恩来。当年，这场军事哗变以耐心说服而和平解决，等到事态安稳之后，1931年7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当然以李韶九为主，又开始秋后算账，这支三千多人的红军队伍——红二十军被整肃，4月中旬，发生了黄陂惨案，江西行委和二十军在黄陂的干部全部被杀害，二十军残部1700多人被迫奉命东渡作战，行至宁都坪头寨，被中央红军大部队包围聚歼，这是一场红军对红军的大屠杀，包括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1700多人的红二十军无一生还，二十军番号被撤销。史载，当年的“三人团”成员是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
   
    当年，在宁都坪头寨消灭红二十军，红一方面军是作为一个战役来埋伏设防的，由于武器的原始，大刀梭镖占了相当的部分，红军战士们只能面对面相互肉搏厮杀，肉搏战中，不仅拼的是人数，也拼的是勇气，红二十军被歼时没有了退路，只能奋勇拚死一战，聚歼红二十军的一方面军队伍中，广西百色起义后千里跋涉拉到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因为战斗力弱，损失最大，自身也几乎消耗殆尽。
   
    事情过后的1931年11月，中央苏区举行了著名的赣南会议，来总结前一段时间的打AB团和富田事变。从流传到今天的会议发言中，可以看出在项英、任弼时等人的发言中，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责任。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的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1931年11月赣南会议结束后的数年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召开为止，这也是毛泽东逐步淡出红军领导岗位的开始。在赣南会议上当面严词斥责毛泽东的顾作霖，1934年1月在中央六届五中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委员，当选几个月后莫名死亡，现在的党史上被彻底遗忘，再无文字资料谈起。
   
    看到这里，你会明白，为什么会发生总前委书记毛泽东领导的打AB团的那场政治大清洗。根据有关的党史资料，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仅仅在一年以前的1929年，红四军曾一度将毛驱出红军的领导岗位，虽然后来又请了回来，但暴露出反对毛的势力是非常广泛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而不管这种反对力量是来自红军内部或是地方党组织。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的权威，毛一举挣脱党道德和党伦理的约束，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
   
    几十年后的党史资料中，富田事变和反AB团的责任被推到了总前委派出的巡视员张怀万、当时的赣西南特委和总前委的身上，最后由担任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和江西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一个人来承担责任，李韶九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当然，史载，李韶九始终不服，因为派他去执行命令的后台没有承担一丁点责任。在现代的所有党史资料中，绝口不谈李韶九曾是毛泽东最信任、也是最亲信的手下，绝口不谈李韶九的清肃AB团是毛派去的，而只是笼统地谈李韶九是被总前委派去的。
   
    1980年以后，胡耀邦执掌党中央工作，半个世纪前被误杀的所谓AB团的子女进京上访，江西省委党史室主任戴向青搜集的大量有关AB团的冤案资料也送到了胡耀邦的面前，当时兼管党史的中央领导人冯文斌亲自来到江西一一核实，将全部真情聚集到胡耀邦的面前，这前后耗费了几年的时间，正当胡耀邦要平反这件棘手的大冤案时，恰逢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到来，胡耀邦下台了。
   
    这份由胡耀邦派人收集的党史资料，后来被杨尚昆批转给党中央的负责领导们传阅，在资料中记载：“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区肃反中，以AB团罪名处决者有七万多人；以改组派罪名处决者有二万多人；以社会民主党罪名处决者有六千二百多人。”
   
    也就是说，发生在1930年至1931年中央苏区的那场由打AB团开始的富田事变的历史冤案，至今没有得到事实上的平反。
   
    中央苏区的另一起冤案发生在1931年年初的闽西红十二军。
   
    在赣西南苏区已经发生反AB团激起的富田事变不久，相邻的闽西苏区又发动了所谓的“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运动，在这起大冤案中，由6000多人的红军官兵、苏区干部群众和党员被无辜杀害（准确的数字是6352人），为此，1983年，项南特地在福建省委机关成立了一个“处理我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遗留问题办公室”，经过长达三年的工作，直到闽西“社会民主党”冤案发生后的五十五年——1986年4月，才被项南领导的福建省委正式下文平反昭雪，最终解决了这个历史问题。所以，在历来的党史资料中，闽南“肃清社会民主党”这个历史大冤案几乎从未被提及过。
   
    闽西苏区肃反大冤案的始作俑者是被派来传达反“立三路线”的中央大员邓发，具体执行人是闽西苏维埃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
   
    1931年初，在红十二军召开的一次纪念会上，因为有人喊错了口号，林一株为首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以团政委林海汀为首的17个人，严刑拷打，逼出 “社会民主党”一案，在红军队伍里抓，在老百姓里抓，用老虎凳来帮助拷打犯人，榨取口供，然后是砍头、破肚皮来执行死刑，十分残酷。
   
    像一年前赣西南抓AB团激起的富田事变一样，1931年5月，闽西苏区也激起了多起反抗兵变，也都遭到了新组建的红十二军的残酷镇压，但没有被消灭的哗变队伍——前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傅柏翠领导的一支原红军队伍，抵御住了新红十二军的几次围攻，一直坚持到了1949年的福建解放，宣布起义。 1985年5月14日，这支当年哗变队伍的领导人傅柏翠终于先于被打成“社会民主党”一案的其他人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
   
    1931年那一年，林一株等肃反委员会甚至把“社会民主党”的帽子扣在了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的头上，火烧大了，终于被引火烧身，同年9月，自己也被扣上“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罪名的林一株终于被枪毙，12月，代表中央的周恩来到达闽西，所谓的“肃社党”运动才被终止。此时，闽西苏维埃35名原来的执委被肃掉了一半，闽西红军元气大伤，从此再也没有新的起色。
   
    这两起中央苏区最初的党史冤案，说明在一个人们思想极其蒙昧、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很容易在一个冠冕堂皇的大口号的掩盖下导致极左的路线，而血腥残暴、手段毒辣也与思想蒙昧分不开的。这两起发生在中国中央苏区的政治冤案，又与欧洲中世纪用酷刑维持的宗教裁判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今天用历史的眼光看起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它自己的“通病”，这个“通病”可以被传染、蔓延到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极左性肃反运动来自苏联共产党的传授，党政军机关特别是国家保安机关，被用来清除最高当政者看作是异端邪说的政治反对派，大清洗那些甚至茫然不知所措的干部群众，以后东欧各共产党政权的内部清洗、北朝鲜金日成对自己内部的不断清洗、越南党黎笋在位时的清洗运动，何尝不带有苏共斯大林时期的肃反影子。这种自断手足的蠢举只有极权到极点的专制主义才做得出来。如今，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都垮掉了，垮在必然之中，一个自毁长城的国家，还有什么能抵御外来力量的侵入呢？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如果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思想蒙昧、权力不受制约的状况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新一轮的政治冤案也还会不断的发生，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使思想从蒙昧走向文明开放，使公权力受到民主的监督、制约，不被滥用，是减少并最终彻底消灭在中国发生政治冤案的有效途径，也是对以前所造成的政治冤案认真反省并最终平反昭雪的有效途径。
   
    这两个寓意深刻的故事讲完了，请让我用被打成林彪死党之一的吴法宪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作为这两个党史片段的结尾：“从这么多年的党内斗争历史来看，斗人的和挨斗的，不过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今天斗人的，明天也可以变成挨斗的。十年动乱年代更是如此！”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能有什么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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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如果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思想蒙昧、权力不受制约的状况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新一轮的政治冤案也还会不断的发生，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使思想从蒙昧走向文明开放，使公权力受到民主的监督、制约，不被滥用，是减少并最终彻底消灭在中国发生政治冤案的有效途径，也是对以前所造成的政治冤案认真反省并最终平反昭雪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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