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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注1958年开始的大饥荒的目的胡景北
2008年1月17日 (2008年第2期) 一位“同济校友”最近给我留言，希望知道我为什么对1958年开始的饥荒“耿耿于怀”。我关注1958年开始的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我过去完全没有想到在毛泽东执政时期竟然会发生那么严重的饥荒。我年轻的时候，太多地接受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是全世界人民最伟大的导师，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之类的教育，报纸、广播（那时至少老百姓还没有电视）、学校老师天天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毛主席的话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为毛主席比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1969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并环绕地球播放“东方红”，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欢欣鼓舞，因为全世界人民终于都能够听到毛泽东的颂歌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设想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的中国会有饿死人的饥荒发生？怎么可能设想在他的领导下，老百姓不是最最幸福的？实际上，只要一个人那样设想，你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除了相信毛主席以及党报传达的毛泽东的思想外，根本不可能有其它的想法。所以，我今天完全能够体谅我的许多朋友干脆否定大饥荒这回事，因为对他们确实不可能设想，在那样一位伟人的领导下会出现那样的灾难。而我，本来还没有重视这个灾难，可许多朋友的否认，却让我警醒，让我感到了某种义务，让大家知道灾难真实情况的义务。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应当知道毛泽东造成的大饥荒了。那时，我们从城市初到农村，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教育，就是回忆旧社会的苦，体会新社会的甜。当时人民公社领导请贫下中农来做忆苦思甜报告。我所在生产队的一个老农开口就说1958年如何苦。他的话立即被打断，领导告诉他不准说1958年苦，否则就是反革命。我当时就对那个老农非常气愤，这个贫下中农觉悟怎么这么低。彭德怀、刘少奇之流用三年自然灾害诋毁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贫下中农受刘少奇的毒害也太深了。
是的，我们可以说，尽管1958年开始的中国饥荒特别严重，但许多国家、许多时代都有饥荒。中国古代饥荒便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的饥荒也不少。比如那位“同济校友”说的1942年中国河南省旱灾，死了3百万人（我相信他写的“300百万人”是个笔误）。我们假设那时候河南省的灾区全都在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可那时候，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毕竟没有自认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是否像中国古代许多皇帝那样，为那场严重饥荒下过“罪己诏”一类的自我批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一定程度上容许报纸对自己的批评，他承认有这样的大饥荒存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非洲诸国，毕竟没有出过“人民的大救星”、“句句话是真理”的伟大领袖，所以，那里有饥荒，领导者承认，大家也知道。
我不知道那位“同济校友”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是否已经成年。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谈论1942年的饥荒，那么，另一个人也应该能够自由地谈论1958年开始的饥荒。令人奇怪的是，这里竟然存在着天壤之别：1942年的饥荒在当时和现在都能够自由谈论，1958年的饥荒当时却禁止谈论，现在也仅仅在网络上才能够谈论。这样奇怪的天壤之别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执政的饥荒下饿死的人太悲惨了：当时就禁止谈论禁止纪念，现在依然禁止谈论禁止纪念。饥荒是我们民族的悲剧，禁止谈论禁止纪念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而且，我担心，只要它还禁止谈论禁止纪念，只要专制还活在部分同胞的心里，我们民族就不能避免再次发生类似1958年的饥荒和大量饿死人的危险，而那些在1958年以及随后几年饿死的人，是每日辛辛苦苦耕作、任劳任怨忍受的人，是对“伟大领袖”没有任何二心的人，是我们民族最底层也是最根本的人！！他们被饿死，比起啧有烦言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被迫害，更加揭示出我们民族的悲剧和专制的残酷。
因此，毛泽东执政时期的饥荒需要有人追问，有人盯着，就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需要有人追问，有人盯着那样。如果没有别人盯着，那就让我盯着吧。那位“同济校友”希望知道我盯着这场饥荒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很清楚，1、澄清大饥荒的事实；2、纪念大饥荒的死难者，3、追究大饥荒的执政者责任，4、吸取教训，并且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前面三点（建议在中学教科书里就专门说明大饥荒及其教训），以便永远地避免这样的饥荒在我们民族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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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30 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