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场风花雪月的记忆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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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从“一箪食、一瓢饮”的胡同生活开始的。

小的时候，父亲常常星期天带着我和弟弟去冷饮店吃酸奶。记得仿佛是一夜之间，大街小巷的公共浴池都辟出了地方卖冷饮，几张简单的桌子铺上白桌布，光板凳，屋子一头是冰柜和简单的柜台。坐在那儿吃酸奶的时候还能看见有刚刚洗完澡的人端了盆从旁边的门里出来，有的女人头上带着纺织工那样的白帽子。我和弟弟分吃一瓶酸奶，就是用那种绿色或是茶色的扁扁的小铁勺，那滋味无与伦比。父亲坐在一旁看着。我的记忆里父亲年轻时很暴躁，带我们去吃酸奶是少有的温情的片段之一。那时常去的是东四路口西南角的一家，旁边是一个回民的清真寺，森严的大门总是关闭着。

从那个路口顺着东单大街一直往南，穿金鱼胡同向西，就是另一个休息日大人常带我们去的地方，东风市场。梁实秋老先生在雅舍谈吃里提到东来顺，就在东风市场的北门把口，对面是四联理发店。东风市场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甚至超过了对百货大楼的记忆，大概是因为它的大和拥挤。我的父母似乎非常喜欢去这个总是拥挤不堪的地方，但我却不记得他们在那儿买过任何东西。倒是有那么几次，他们给我一毛钱，去换一个硬币，然后可以在市场的清凉饮料机那儿接一大碗自制的清凉饮料。但是多数情况是逛完东风市场全家疲惫不堪地走回家。有一次我们坐了公共汽车，车太挤，大人都挤得无法动弹。下车后我用很大的声音问母亲买票了没有，母亲在众目睽睽下羞红了脸。

平时我们这些孩子永远无休止地在院子里奔跑。当时我家住在朝内大街上一座旧王府的一个小独院里，大院既有机关，也有住户，大都是机关的职工家属。我们的大院有许多现在想来名字很美的套院。我家的小院后面有个大的过堂院，叫做桃树院。王府东院花园里有一个套院叫丁香院，里面的两棵丁香每到夏天散发出浓郁的香味。还有银杏院，柳树院。我们爱在夏天去偷摘丁香，把摘下的丁香枝藏在草丛里，晚上等大人下班后再去扒出来，然后得意洋洋地拿着已干枯的花枝回家。那时候的天堂还有中院的沙土堆，西院的二层小木楼包着铜钉的楼梯，夏天傍晚飞满蜻蜓的松树林，正殿前两个大石狮子和旁边春天里的海棠树。

也在夏天去工体的游泳池泡过饺子，学会游泳后到后海游野泳，柔软的水草拂蹭着脚底，一气游到湖心岛，然后坐公共汽车回家，在院子里和大人一起乘凉，吃一牙黄沙瓤的西瓜，抬头看着满天的星斗发呆。那是个简单而有条不紊的年代。

小学和初中只隔一条胡同，都是极普通的学校。东城的胡同织网密布，但精华都在东单到朝阳门这一带，北起朝内大街，南到长安街，窄小亦或宽阔的胡同里深藏着幽闭的院落，斑驳或鲜亮的重门内掩映着无数的故事。东城的学校也大都历史旧远，深藏不露。我的母亲本来还抱着一丝幻想，以为我是读书的种子，曾带我去投考史家胡同小学，那是当时东城区最好的小学。光是这条胡同就够有名的了，章士钊就住在史家胡同51号。可惜的是，智慧之光从不曾照到我的头顶，我完全没有那份聪慧，在老师考问我两位数的加减法时我大吃一惊，以为老师一定搞错了考题。那一天史家胡同小学的操场上人山人海，到处是带着孩子来考试的家长。每一个小朋友考完出来，学校用大喇叭广播名字，家长就会到门口来接。我走出考场时一位个子高高的大姐姐笑眯眯地问我，我很自作聪明地报告了姓名，不一会儿就听到喇叭里叫到：“韩莉小朋友的家长，请到教务处前面来领你的孩子。韩莉小朋友的家长，请到教务处前面来领你的孩子。”韩莉是我母亲的名字，这件事成了我家的笑料并没有因为我上了别的普通小学，成为一名真正的小学生而告终，我母亲在以后许多年内每每想起来还不时跟外人分享，让我幼小的心灵充满阴影。

我的小学生活乏善可陈，但也并非暗无天日。学习对我到在其次，那时学校一个月就组织全校看一场电影，加上春游秋游，野炊等活动，似乎很是丰富多彩。至於别的什么挖蛹啦，助人为乐啦，送温暖之类的活动，更是层出不穷。那时班上有一个女同学母亲长年患病在家，三口人就靠在故宫当管理员的父亲的工资度日。她家无法为她买一把音乐课上要求的口琴，我就和同桌发动全班同学为她凑钱买了一把。感激之余，她常带我们几个到故宫里面去玩儿，那时的门票不过一毛钱，珍妃井尚荒弃在乾隆花园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偏院里，诺大的前三殿空空荡荡。我们在那个一石一草都凝聚着悠远的历史的宫殿里渡过了无数夕阳西下中的快乐时光。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总之我是那个年代成百上千未启蒙昧，敏感脆弱而又简单快乐的孩子中的一个，有滋有味地享用着我的童年生活。让我父母颇为失望的是，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平平，在班里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初中毕业，在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我似乎开了一点窍，出人意料地考上了重点中学，大名鼎鼎的景山学校。

那时景山学校尚在骑河楼旧址，和六十五中分墙而治。我记得坐在教室里抬眼望出去，既能看见蓝天下故宫的角楼和稍远景山公园的最高建筑，万春亭。我经常在午后的课上望着窗外发呆，心底涌动着青春的感动与不安，恨不得融化在这春天午后温暖明亮的阳光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和周围的人有了一个小集团，大家彼此召唤，共同探讨人生，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这个集团的领头人是我们班的班长，他崇拜爱因斯坦，他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在他的带动之下，我们似懂非懂地读尼采，读叔本华，读荣格，弗罗依德，萨特，我们讨论苏联心理学和弗罗依德的主体本质的区别，我的同学介绍我读了日本版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听泉，那成了至今影响我的行为准则的文章之一。我还在学校图书室拥挤狭小的书架上找到了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感受到译者和罗曼.罗兰共同赋予那个音乐者的无边的痛苦与抗争，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人的一生还可以这样渡过。高三的那年早春读完了欧文.斯通版的梵高传，我为那另一个生命的独行者哭泣，为他对生命中未知的某种力量的热爱和执着所感动。被他的画，他独特的黄色，甚至是他的狂乱所征服。那是一种颇为巨大的，难以名状的震撼。这震撼一直保留在心底，经年不变。

至於其它的那些风花雪月的事，更是数不胜数。冬天的雪后到景山公园后山打雪仗，初夏时骑车到故宫午门之前拦住友善的外国游客练习口语，到首都剧场去看人艺的话剧，去劳动人民文化宫里跳舞。秋天没有月亮的晴空，我和班长一起骑车到学校，和几个别的同学一起把学校的天文望远镜抬到顶楼天台上去观察星星。虽然最后往往以报出远处楼房某个亮灯的人家冰箱里的存货而告终，但并不影响我们对浩瀚的宇宙的浓厚兴趣。景山学校象一块营养丰足的沃土，给我和我所谓志同道合，青春朦动的少年们提供了成长的根基，在理性和科学的阳光照耀之下，我们健康地成长，自得其乐。

九十年代的最初四年里，我在北京城东一所小得不能再小的学院渡过了我的大学生涯。上大学后我再度变得沉默，似乎那些启发我智慧的精灵都离我远去，这时我深刻地意识到有些人或许能够成为月亮，但是永远缺乏自身的能量而得以燃烧。与此同时，世界依然变化不停。第一家麦当劳在王府井开张(谁能够想到几年后它会以很悲惨的形式被李嘉诚的东方广场赶走呢？);我们家搬离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院儿，迁到了海淀；海湾战争的打响让无数好战的人狂热不已；北京市申办奥运遭到沉重的打击，全中国人民都被涮了……崔健唱的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记忆的世界似乎转瞬即逝，留下的，只有充满让人不解的人生。


跋

总有一种印象是小时候的天很蓝，那时候的一天也特别长。长大对於我是一种未知的概念，是一个空洞的语意，我那时确实不知道长大的涵义。我中学时崇拜爱因斯坦，立志成为一名天体物理学家的班长，现在在BOSTON的一家小公司里做软件工程师，过着很平静的生活，说不上他是不是高兴，我也从没有问过他。我想，这或许就是长大的涵义吧。是为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