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他乡莫奈何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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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是在一座玻璃城的一栋玻璃房子里打工的。我那时的工作么，无非就是对着电脑打字罢了。高兴的时候，我可以打字一直打通宵；不高兴的时候，我可以不去打字。只要打出来的字变成铅字印在杂志上，我就可以给老板交差了。那个时候除了打字之外，每天早上十点和下午三点喝茶的时间，总有帅哥来请喝咖啡；六点准，又有猛男来邀去锻炼，一三五打球，二四六游泳；更为难得的是，我还交到了很要好的女朋友，礼拜天可以结伴去买香水和口红。就是这样的一份工，我的薪水差不多可以拿到相当于八万美元那么多。

那时我离开上海已经数年了，身上的土气退却了许多。知道穿丝袜的时候是不可以露出袜头的，要么光脚，要么穿连裤袜；打完喷嚏以后的那一句“excuse me”可以讲得仿佛是幼儿园老师教的一样顺口，不象刚开始的时候，在要不要请人“excuse”自己之间犹豫半天。论文也总算搞定了，挣到了“刀客脱”这样的头衔。这个头衔让我和男同事之间的关系意想不到地大为改观了。在这之前与男同事相处，我多数时候只看得见他们的眼白，偶而看见他们的眼珠子时，就总是会引出一些首尾来。年纪轻一些的眼珠瞧我哭包似的模样，就想当然地认为很容易搞定我做个什么情人的。上了年纪的眼珠，自然境界就不同些，我因而得着了做二奶或者晚娘的机会。在他们看来，一个从穷地方来的傻瓜女孩能够得到这样的良机，很该感恩戴德了。我当时太年轻，又没见过世面，眼白或眼珠们都让我先是惊慌失措，继而愤愤然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头不安的刺猥，把人都得罪光了。于是每天都只好夹著尾巴紧靠着墙根灰溜溜地来去，一手摸索著学打字，一手还得抵挡乱箭。那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学位真是读得我千辛万苦。然而终于是坚持到底做完了。一有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便迫不及待地离开那个鬼气森森的地方，投奔了玻璃城。

到底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名气乱响的玻璃城里的一切都是时尚的、勤奋的。这个城市的上空整天都流传着电影明星的奇闻逸事，流行服饰店一直开到午夜一点，转换地铁站的时候用的是抢。抢着搭车，在我其实是不陌生的，大学假期里坐火车，窗口飞人都见识过。可是以前篷头垢面的乘客毫无章法地乱抢，就象疯子发疯，倒也让人觉得理该如此。而眼下这一群西装革履、浓妆淡抹的人，面无愠色但是意志 坚定次序井然地抢，仿佛每一张正人君子的面孔底下都暗藏着一个充满杀气的阴谋，这就很让人神经紧张了。

我夹杂在人丛中也不由自主地疾步如飞起来，就象被一股隐形的却是强大的力量推动着。其实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若是脱离了这股涌动的潮流，停下脚来歇一歇究竟又会落得怎样的下场，说不定另活出一番海阔天空也未可知的。只是身边的人潮流得是这样快，脚下的步子飞得是这样急，除了总是提醒自己要跟上，不要跌倒之外，脑子里已经容不下别的思想了。然而我竟是喜欢这种不假思索就随波逐流的生活的，那让我产生一种回到了人间的感觉。

我当时就是带着这样的感觉去到我打工的玻璃房子的。还是和从前一样，同事多为男性。只是其时我携着“刀客脱”这样的头衔，同时又年长了几岁，我不太受到白眼的待遇了。打量我的眼珠子也明显地含蓄了许多，它们只是对我很客气地扫描一下就停留在我身后的某个远方。到那时为止我想我和男同事们之间是讲和了。

我渐渐拔掉了身上的刺，试探着从墙脚把步子挪到大路中间去了。慢慢我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可以朗声大笑的人。我和帅哥同事们很愉快地聊天，打球；游泳比赛，靠着以前在少体校混过几天的底子，居然刷了三个新记录；开国际会议，竟也老着脸皮斗胆做起了晚宴的司仪；打出来的字，许多也变成铅字印在杂志上了...... 那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尤其是在那个鬼气甚重的学校熬过了极度自我封闭的几年以后，在充满了动感的玻璃城里，被长久压抑的开朗象花一样的盛开了。

可惜快乐的日子并不能长久，盖因我那八万美元的饭碗也是玻璃的。合同是一年一签的，所以每年过了头上的第一季我就开始担心我的玻璃碗会不会被砸碎了。老板虽然对我安慰有加，说过“如果你早一、两年来，一定拿得到铁饭碗”这样的话。可是“如果”这样的说法，对於一个一心一意地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手来说，毕竟是太过轻飘飘了。帅哥们虽然喜欢来找我玩，可是我的饭碗若是没有了，那几杯 咖啡到底是填不饱肚皮的。况且，老资格的男同事们愿意跟一个年纪不太老，相貌不太丑，脑子不太拎不清的年轻的女同事玩，那是再赏心悦目不过的事情。这样的女人若是可以被领回家做太太，算起来倒也不是一桩太亏本的买卖。只怕是买卖不成，而且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对他们手中的铁饭碗也有觊觎之意，等到哪一天大家平起平坐地从同一个池子里抢起研究经费来，那么赏心悦目的游戏就会结束，而勾心斗角的把戏就不得不拉开序幕了。我仔细掂量了自己的斤两，觉得在当时的局面下，要在玻璃城里把玻璃碗变成铁碗的机会怕是渺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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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玻璃城里过得如鱼得水，但我还是不得不开始另外寻找打工的机会了。虽然我离开故乡已经多年，但是老祖宗的古训，倒还是没有忘记，尤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句话。我在这句古训上擅自做了一点加法，得出了“读书既是最高，教书应是更高”这样的结论。在找工的时候，这个结论便成了我行动的最高指导纲领。

按照最高纲领的指导，我在网上一通乱搜，倒也找到了半打合适的机会。寄走了厚厚的申请材料，过了半月，等来一个电话 interview。很奇怪的口音，原来是凹国末大的系主任打来的。口音虽重，幸亏我连懵带猜还能听得懂。几句聊过之后，对方就让我即时三刻订机票过去面试。放下电话，来不及擦干一手心的汗，我立刻兴 冲冲上了他们的网页。可是只一眼扫描下来，不觉兴致减了大半。凹国的凹币果然也是凹的，一个折扣打下来，终身道上的教书匠，原来年薪只得三万五千美元。

既然答应了去面试，这个锻炼的机会还是要好好珍惜的。我把报告的讲稿和上课的讲义背得滚瓜烂熟，把那个系里教授们的资料查个一清二楚，并且还每天上网把他们的尊容瞻仰一番，然后就打点了行装，转机又转机地飞到了末城。

末大给我在末城最热闹的女皇大道上订了一家陈旧的旅馆。旅馆里灰扑扑狭窄的走道让人感觉有些压抑，我放下行李，走到大街上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末城的房子真是够矮的，我的旅馆对面即是希尔顿，也不过只有几层楼而已；希尔顿门口照例应景的喷泉，喷得还不如两岁的小孩洒尿那么远。想起玻璃城的购物大厦里十一月初就早早搭起的圣诞树，只怕远比这眼前的希尔顿还堂皇些，我心下就更不肯定我 要不要到末城来。

我沿着女皇大道往末大的方向走，过了国王大道，市容渐渐有点意思了。从十字路口那座古老典雅的火车站开始，后面陆陆续续跟着市政厅、博物馆、艺术馆、大学、皇家医院、大教堂等等许多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都象是有百多年的样子。绿树丛中散落着大大小小许多铜像，有英雄纪念碑、国王、女皇、王子等等高高在上的全身雕塑，也有沿街立着的这个那个男女公爵的头像。虽然我并不明白这些人的来历，想当年欺负我们的老祖宗时他们恐怕有份参与也未可知，但是眼下他们煞有介事地站在我面前，好一副沉默是金的大派头，让我觉得这个城市到底还是有些历史和文化的沉淀的。及至拐过教堂，迎面那条种满梧桐树的公主大街，益发让我的眼睛发光了。上海的梧桐，因为气候潮湿的关系，长得矮而粗；而末城的气候是干燥的，日头也更火辣，所以这里的梧桐就长成了枝盛叶茂的参天大树。时值深秋，梧桐叶渐转金色、褐色，不甚宽阔的大街，被这样金褐的颜色遮住了天空。正是黄昏时分，残阳如血，更兼满地的梧桐落叶，放眼望去，真是一片漫天漫地的辉煌。刹那间的恍惚里，我是以为自己回到了梦里的上海了。这些街景在那一刻里极度迎合了我一肚子布尔乔亚的小讲究。而在玻璃城里，除了玻璃的高楼大厦和如潮的人流，眼下这些个风雅的调调，倒也是没的讲究的。於是我想，这个末城或者还是值得来住一住的。

第二天，就是带着这种半推半就的心情去参加面试的。本来为了这个场合倒是特意带了一套僵哈哈的黑色西装的。把那西装套在身上，再翻出里面衬衣的白领子，大概也是可以冒充一把希拉利的。可是那天早上不知怎么我从行李里面挑了一件浅蓝色的开襟毛衣，配了藏青色的呢裙子和同色的软底皮鞋，就这样一副良家妇女的装束前去问斩，下意识里大约是希望他们刀下留情吧。从早上开始一对一的面谈，参 观实验室，见院长；中午同系主任等吃饭；下午做报告，模拟上课；一直到最后让 searching committee 当面考问，一切进行得都还顺利。等到我最后站起来同大家握手告别，那个长了一头一脸灰白毛发、宛如考拉一般的老教授放开我的手时，比我预期中的慢了半拍。於是我想，这次大概成了。

果然是成了。虽然我舍不得离开玻璃城，尤其放不下那相当于八万美金的年薪。而且从风言风语里得知不远的将来，玻璃房子里也会招聘新的终身道教授，但是那毕竟是个流言里的将来时。更何况，那样多金的饭碗，自然哄抢者甚众，多时可达七、八十号“刀客脱”抢夺一碗饭，我哪里敢肯定这个大金娃娃就会落定在我的手里呢？於是我想，暂时还是去凹国的末大吧，到底是终身道上的教职，总归比留在玻璃城给老板打合同工叫人安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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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换个工作的地方，手续上又是一场罗哩罗嗦的持久战。搞了几个月，总算停当了。等到搬家公司运走了我最后的一家一当，我只随身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便一身轻松，满怀憧憬前来末大报到了。然而，到了末大还不够一个星期，我就不高兴了。

话说末大这个职位，是要求我申请永久居民的。托运行李到后，我就翻出了申请费用的收据前去人事科报销。人事科里分管我们系的那个小个子意大利女人，长了麻绳一般的粗头发和疙里瘩里的一张脸。她听了我的要求之后，即刻把那张收据推还给我，铁着一张疙瘩脸说，“这个我们不能给你报销的，因为即使你不来末大工作，也是会申请我们凹国的移民的。”这个回答当下让我吃了一惊，我完全没有料到凹国人的自我感觉是这么好的，仿佛自己是个香勃勃，谁都愿意移民过去咬它一口；更没有料到人事科的办事员，态度可以这样粗鲁，满大街的凹国人，不是一旦与陌生人对上了视线，就要“嗨”来“嗨”去的吗？意大利女人看见我的表情，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并且还加了一句，“你懂了吗？”我跟她说，“我不懂，因为如果不是末大要我来工作的话，我是不会移民来这里的。”“那么，”她头也不回地说，“你自己去跟你们系主任说吧。”

我从人事科出来，生了一肚子的气。凹国这个地方，对它自己的居民是实行义务教育的，即使读大学，也只交一点点的学费意思意思就罢了。培养一个人从拖鼻涕的小孩一路到磨刀豁豁的“刀客脱”，国家不知道要赔掉多少银子。现在它从外面白检了一个“刀客脱”回来，还要这把刀自己掏腰包付它的白检费，这是什么混帐逻辑？

可是要一般的凹国人看清这个逻辑的混帐之处，也真是难为他们了。实际情况是，每年都有大量的亚洲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同胞，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合法非法的手段移民到这个地方来。前一向的报纸不是连篇累牍地报导过中国偷渡者的消息嘛。来自福建的人蛇在凹国各地的海岸线登陆时被整船整船地截获了，大版大版的彩照，登得都是些油漆斑驳的破船以及我的同胞们蓬头垢面而茫然的脸。从这样的 媒体里面，也难怪那个意大利女人看到的不是凹国，而是我这张亚洲面孔，白检了她口袋里的一个大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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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我到凹国的前不久，正是 one nation party 被炒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这个党是由一个原籍英国的红头发女人成立的。原先人家好端端开了一片 fish and chips 的小店，每天地炸点薯条鱼片来卖，下午四点半钟就准备收拾收拾关门喝啤酒去了。可是忽然间就来了一群亚洲面孔，在她隔壁卖越南河粉和北京烤鸭什么的，公然抢 起生意来了。这群人不仅背地里偷吃狗肉，而且生意做到半夜三更都不肯打烊；银子么挣得默客默客，环境么弄得一片稀脏。等到她发觉这群人赚了一票之后非但没有衣锦还乡的意思，而且还把老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一并搞来共产吃救济的时候，到底是按捺不住了。头发红的女人想来肝火也旺些，於是她一脚踹了油锅，纠集了几个种土豆和打鱼的朋党，愤然揭竿而起打出了 one nation 的旗号。

到底是发达的民主国家呀，红头发女人不仅办党整出了很大的动静，杀气腾腾的一张脸竟也上了时装杂志。在此党发展的鼎盛时期，据说在末城是有25%的支持率的。换句话说，我每碰到四张白种面孔的时候，其中有一张看我是不爽的。所以，当我的帅哥同事们知道我要去凹国的时候，都是有些疑虑的，“这个、这个 one nation ......”，他们结结巴巴地担心起来。我那时总是很潇洒地一挥手截住了他们的话头。开什么玩笑，我即不是偷渡过去打黑工，更不是假结婚过去吃救济，革命的对象总不至於是我吧？更何况，one nation 最猖狂的时候，吓坏的倒是那些凹国的大学。如果大学里那帮子面孔不白的 multi nation 的海外学生给吓走了，同时吓走的还有一大笔海外学生费噢。这件事情如果发生，乖乖隆地咚，早己惨淡经营的凹国大学里至少一半的教授都得卷铺盖滚蛋。所以有一度，当薯条党们很尽兴地胡闹的时候，海外留学生的家长们却都收到了大学里巴巴地发来的安慰信。这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呀，以前你来不来的，真是 who cares。现在这信里面恳切地请莘莘学子们继续在凹国安心读书，也请家长们继续多多交钱。当然，最后这个最关键的意思是不会写在信上的。和骄傲而狡猾的狐狸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它那条真实而丑陋的尾巴，总是被燕尾服翩翩的下摆恰到好处地遮掩起来的。

至少燕尾服下摆是翩翩地把我给蒙住了，之前对于帅哥同事们的担心，我是颇有点儿不屑的。我那时是很督定地以为大学到底是一个象牙塔，它的氛围是与社会上的不同的。现在意大利女人给我吃了一瘪，我才有点儿番然醒悟了。原先人家的这封信，不过是去请交钱的人继续安心交钱的，根本就与我不相干。我还真以为男女平等了；黑、黄、白的皮肤都是一样了；天下太平了，笨啊笨。

怎么办呢？我只好退一步想了。任何社会对一个人的看法，其实都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即有对这个人本身的，也有对这个人所属的文化背景的。我只有告诫自己做人尽量要做得上路，至於我的暂时还是处於弱势的，至少在媒体的宣传上是大大处于弱势的，文化背景所带来的阴影，恐怕我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看来，我若要在末城混下去，今后每见四张白脸，是要预备吃瘪一记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