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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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就是金老师，男，1978年生，XX大学中文系毕业。初识小金，是在课堂上，他是老师，我是学生。第一次上他的课，就觉得这人很有味道。他戴着黑框的厚眼镜，讲起课来激情满溢，而且头和肩膀会随着他的语调和情绪不时的抖动，看上去很有底气。我当时就觉得，这小伙子很有才华，竟然能把如此枯燥的大学语文讲得生动可爱。
　　　
　　没多久就混熟了。原来是同道中人，抽烟，喝酒，狂侃，讲黄色笑话。我就没再叫过他“老师”，就叫他小金来着，虽然他比我大五岁。那时候，他是一个典型的狂躁型文学青年，正准备着毫无保留的为文学这门艺术死而后已呢。他阅读量很大，输出量也很大。他所从事的领域是诗。我喜欢他写的东西。他本人很自恋，声称自己是人类灵魂而工作者，还说他觉得自己站在讲台上，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光芒万丈。我对他的自恋很欣赏，因为我也挺自恋，算是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说实话，他自恋却不自知。这年头，你站在讲台上，讲屈原是爱国情操，讲梁祝的伟大爱情，讲老子的无为之治，讲王小波的浪漫与个性，的确是一件挺不受欢迎的事，甚至是不合国情的。我现在脑海里怎么也挥洒不去他站在讲台上的风姿，对我来说，那的确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他本人，也有滋有味的陶醉在“为人类灵魂而工作”的状态中。但在其他同学眼里，也许他只是一泡屎，堆在那里。这是一个唐宋遗风不多见的年代，更合况在那样一个私利学校里，简直就是无处可寻。

　　刚认识小金那年，他还是处男。虽然也谈过恋爱，但也就是谈谈，嘴上的功夫。有一天，我在他的住处看电视，他拿起火机正要点烟的时候把头转向我，说：“我想起了上大学时的一个传说，谁要是一次性就把这种火机点着，谁就是处男。我当时每次都能一下就点燃，并得意的用这铁铮铮的真理证明来我是处男这一事实。”他边说边用拇指磨擦那火机，那是最简单的火机，食杂货店卖五毛角一个的那种。结果搞笑的是，他弄了好几次，才把烟点着。我哈哈大笑：“完了吧，不灵了吧，这一铁铮铮的真理将预示着你将晚节不保，走着瞧吧。”他也笑。没过几天，我看见他和一个女的在学校的食堂里一起吃饭，那女的不是学校的老师。我让他老实交待，他说这是他一个大学同学，来北京找工作，没地方住，就先在他这里将就着，等找着工作就走了。我笑着说，那你可得小心，我看这女的长得还不错，别让人家这么草率的就把你的处男之身给蒸发了。他说胡扯，人家也是处女，不会有事儿。结果还是有事儿了，就在那女的住进来一周以后，他是这么和我交待的：“做了，很不容易，折腾来折腾去，但还是做了。冲破了心理和生理的障碍，最终，做了。当我看到床单的上斑斑血迹，一种男人的责任感油然而生，我的神经末稍为之颤抖，我的灵魂为之震撼。”我想起了前些日子的打火机事件，觉得世界上的巧合把这世界装扮得可爱极了。那女的一共在北京住了三周，三周里，她没找到一份工作，甚至面试的机会都寥寥无几。却在北京城里留下了这么一段不了了知的故事，还有血。她走后，小金没再提起过她。我也没问过。总之，那所谓的“神经末稍为之颤抖，灵魂为之震撼”的男人的责任感，比女人的处女膜还脆弱，不用“折腾来，折腾去”，连血都不用流一下。

　　小金就这么成了我的哥们，虽然课堂上还是师生。我对他有点精神崇拜，我喜欢听他滔滔不绝的说着各种各样的真理或是谬论。当他谈起文学或是诗歌的时候，他总是一脸严肃，意味着这神圣的领地不容亵渎。那次考试，我的作文得了满分。他说发现我很有资智，可以在这方面发展一下。我说不行，你别吓我，我是物质领域的追求者，虽然偶尔也写几笔，但只是闲着没事儿。

　　他教了我一个学期，第二学期的语文课是另一个老师教的，所以我一节课也没去上过。虽然他不教我课了，但我们的关系还很密切。我妈给我打生活费的日子是月初，小金发工资的日子是月中。而我一般半个月就把钱都花没了，正赶上他发工资，于是我就跟在他后面混吃混喝，他养着我。

　　那个学期学校进行办公室调整，他和一个外教分到了一间办公室。那个老师叫Beth，是女的，大概二十六七岁，长得不错，教社会行为学。于是这俩人就搞上了，搞得风风火火。我对这个女的印象很好，她大学毕业不久就来到了中国，当时教英语，现在教的社会学是她在大学时候的专业。她很风趣，也很聪明。那个阶段，小金在诗歌里大篇幅的歌颂爱情。他还告诉我，他正在为Beth写一部话剧，并想组织学生在学校里演一下，还让我们乐队给话剧做音乐。我说你先写着，写完了再说。结果他的话剧还没大功告成，他们俩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话剧就这样流产了。这不是有没有感觉的问题，这是文化差距造成的。所以根本就不用追究是谁对谁错或是谁提出的分手，反正就维持不下去了。小金很爱那个女人，我想是这样。那段时间他很消沉，精神面貌很差。头发也不梳理，衣服还都是褶。再加上他和学校的教务处有了些矛盾，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他交完辞职报告之后精神特别爽朗，他说解脱了。我问他何去何从，他说去考研，目标是北大。我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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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搬出了学校，专心考研。搬出学校并没有使他解脱，反而却让他陷入了新的僵局。他参加工作三年多了，学校里虽然给他的薪水还算不少，但是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有计划的消费者，所以离开学校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积蓄。不久之后，他成了穷光蛋，他在清华大学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狼狈不堪。有一天，我十分想他，想迫切的见到他。我俩约好在晚上8点在清华西门见面，这是他离开学校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见面后，先找地方吃饭，他说真对不起我，因为今天刚交完房租，现在只剩五十块钱了，所以别找贵的地方。我笑了，我说今天来不是让你花钱的。他说那也不客气了。坐下之后，聊起近况。

　　“考研准备得怎么样了？”
　　“没心情了，现在是为了生计而奔波，根本看不进书。我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出版社校稿，一个月九百块钱。那工作就是小学生都能干的活儿，现在我只好委身从命了，整天盯着电脑给人家改错字，连标点也要改，头都大了。”
　　“呵呵，我这里有点钱，你先拿着吧。”
　　“不行，你现在花父母的钱，我拿你的钱算是怎么回事儿啊！”
　　“不是，这钱是学校刚发下来的奖学金，有800，你先用着，反正我没事儿。”
　　“算了，我现在这状况可能一时扭转不过来，你就快要出国了，到时候我想还钱都找不着人。”
　　“那就拉倒，别还了呗。”
　　“不行，你是学生。”他犹豫了一下，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我想起了一件事，在他辞职之前，新加坡的一所学校来华招聘中文老师，小金的一个朋友给他引见，他去见了招聘者，人家对他很满意，要给他的薪水也很高，至少对这个从西北农村里走出来的小金来说应该算是天文数字了。但是他犹豫了两天，还是给回绝了，他对我说，新加坡那种没文化的地方，有什么可呆，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在文学上的创作不能离开中国这片文化热土，甚至不能离开北京，这是我的温床。小金在形容别人清高的时候常说“清高得像刘胡兰一样”，实际上他比刘胡兰更清高。

　　聊着喝着，已经是半夜十分，我结了帐，说不爽，还想喝。于是我们打着车前往三里屯泡酒吧。此时的三里屯正是灯红酒绿，风格迥异的酒吧里充满着神秘和诱惑。我们找了一个有乐队的酒吧坐了下来，我们喝了不少啤酒，走出酒吧的时候已经有一点多了吧。小金明显有些晕了，他酒量一般，连着喝了两顿，自然有些受不住了。三里屯的灯光使没有星星的夜空显得格外明亮，一条条小街小巷也被装饰得异常性感。我和小金去街口叫车的过程中，被一个皮条客拦住：“两位大哥，要小姐不，绝对漂亮，200块钱带回家。”上了出租车以后，小金还在说刚才那事：“***，200块钱，她贱我不能贱啊。就从我这形象也看得出来，我不是干那种事的人啊！”出租车司机已经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他从反光镜里看着一脸书生气的小金，笑着说那种事儿啥人都有可能干，跟形象没关系。我也笑了。

　　当我第二次和小金见面时，情况已经有很大不同了。首先是社会环境，非典大军正在漫延，人们活在战争般的恐怖笼罩之下。每天都有那么多真死的和假死的，让人意识到生命之宝贵的同时又感叹生命之脆弱。那天夜里，我睡不着，发短信给小金：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索性不如聊一聊天。他回到：你这是发春。我说，贼想你，现在就想见你，你睡了吗？他说，没呢，几个大学同学聚一下，正在一家咖啡厅里坐而论道。我说，那太牛了，几个骚客聚到一起，一定精彩，我能去吗，在哪？他说，你要来就来了吧，还是清华西门，你打车过来，快到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当时已经有12点了，我找了一身便服，因为想出学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学校因非典已经封校一个多月了。一切进出和往来都受到监控。我从二楼的一个寝室窗户跳了下去，再到学校操场的一个角落里爬上比二楼还高的大墙，就翻出了学校。听起来好像挺容易，但却冒着被学校开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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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后，他给我介绍他的同学。其中的李维是我认识的，见过几次面，我还在他的家里住过，他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的编剧。赵文是一个大专学校里的语文老师，张志峰在一家电脑公司里做软件开发。见面之后，我和小金攀谈起来：

　　“最近咋样？考研有进展吗？”
　　“为了生计，考研的事先只能放到一边了。我现在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在一个杂志社里做编辑，嗯，情况还不错，收入也可以，而且我现在挺有激情。我搬家了，搬到了东便门附近。你呢？”
　　“那真不错，人往高处走嘛。我还行，在学校里闷得慌，就跑出来见见各位。非典影响的，我签证还没有拿到，可能是拿不到了。出不了国我也不想再读下去了，总觉得做学生不太合适，实在不行，我也高尚一把，为人类灵魂工作一回，你搞文学创作，我就去地铁站口卖盗版光碟，也是为文化传播做贡献。”
　　“哈哈，说实话，我活到现在为止，一直都在学校里，先是念书，又是教书。现在一走向社会真的觉得挺烦，以前所被我鄙视的所谓的人际关系现在让我头疼得不得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前几天在受到一次挫折之后还想起了你小子，我就觉得我要是有你的一半圆滑就好了，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
　　“哈哈，太圆滑了也不好，毕竟我觉得圆滑不是个褒义词。”
　　“对了，学校不是封校了吗，你咋还跑出来了呢？”
　　“想出来就出来，先跳楼后跳墙就出来了。人活着就得玩命，你不玩命就被命玩。与其被命玩还不如玩命，反正我就这么活着。”
　　“嗯，我想起了前几天收到了的一条手机短信，说，生活就像被强奸，如果你没有能力反抗，就只能迎接高潮。你这是把生活强奸了，并以强奸犯所特有的嘴脸达到了高潮。牛B。”

　　赵和张都住海淀，小金去搬到了东便门，李住万寿路。我去小金的住所过夜，于是我们三个顺路的打了一辆车，李到长安街的时候下了车，去打别的车改路而行了，下车的时候，他和我亲切的握手，说：“兄弟，出了国要目光远大，咱得泡洋妞。”我嬉哈着说：“得了吧，哪那么容易呀，泡洋妞得用洋枪，我这土枪土炮的不管用，拿不出手。”车里，司机听了哈哈大笑，小金却在沉默。我知道我们的对话使他想起了Beth，那个他所深爱过的美国女人。我想找点话题打破僵局，我说：“我很喜欢李维，他这人挺有意思。”小金却说：“我对李维并不看好，这样说吧，咱俩都是性情中人，可以说是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那种。而李维呢，也是性情中人，但却是可以为女人插朋友两刀的那种。所以和他相交不能保证稳定牢固一生一世。”

　　非典过了，我拿到了签证。2003年8月19日，我来到了荷兰。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给小金打过两次电话。下面是第二次打电话时的片断，就在不久之前：

　　“喂，小金嘛？”
　　“去，是你呀，最近工作很忙，一直没空想你，都快把你忘了。”
　　“最近活得咋样，创作上有没有上新台阶？”
　　“工作上争争日上，升了职也加了薪。还能偶尔出出差，这不刚从广州回来。创作很少，虽然也在写一些东西，但数量和质量都不如从前。现在觉得有些累，再加上读书一直没读够，我又想考研了，目前正在专攻外语。而且我也不想考文学方面的专业了，我准备考北广的应用传播。现在看来，文学只能是一种消遣。”
　　“唉，变化真快。最近有没有什么艳遇啊？”
　　“没，不过长期的单身确实挺让我难以忍受。就在2月14号情人节这天，我做了一件事。我找了个小姐，嗯，感觉很不错。那姑娘长得挺好，身材也好。虽然说郁闷就是生产力，但解决郁闷简直就是推动生产力。做了之后我一直情绪高涨，现在精神状态很好。”
　　“……”
　　“……”
　　我脑海里一下涌现出我和小金在三里屯那晚的事儿，他当时对嫖娼是如此不屑，而现在却成了此行业中的一个消费者，前前后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人的变化可以如此之大。我在电话这头狂笑起来。

　　小金的事儿讲到这儿就完了。成长就是选择，选择就是放弃。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幼稚，我为他的幼稚感到可悲；现在，他成长了，我却开始为他的成长感到惋惜。思想深刻和成熟竟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我吃惊不小。成熟的反义词不是幼稚，而是茫然。

　　我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