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史

猪哼哼哼

一、楚灵王图复霸业及其失败


　　公元前545年(楚康王十五年)冬，楚康王、令尹子木(屈建)卒。第二年夏，葬楚康王时，鲁、陈、郑、许等国国君送葬，至郢都西门之外，各国大夫还送葬至墓地，可见葬礼是很隆重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楚康王子熊麇继位，是为郏敖。康王弟王子围为令尹。郏敖幼弱，军政大权实为王子围所掌握。


　　王子围是一位野心勃勃、觊觎王权的人，故在公元前543年(郏敖二年)，一方面培植亲信(如诎)，另一方面杀司马谘诙取其室，以去“令尹之偏(佐)”，断“王之四体(手足)”(《左传·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1年(郏敖四年)春，王子围与晋赵武、齐、宋、卫、陈、蔡、郑国大夫、许、曹国君盟于虢(郑地，今河南郑州市北)，以重温宋蒙门盟之好。盟中，“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左传·昭公元年》)，公然使用楚王的服饰设施，在各国面前，表明自己虽令尹，实楚君。这件事已引起各国的关注，认定王子围篡位必不可免。王子围为“行大事(篡位)”(同上)，命其弟公子黑肱(子晰)、太宰伯州犁去　(今河南鲁山东南)、栎(今河南新蔡北)、郏(今河南郏县)等地筑城，以扫除障碍。这年冬，王子围去郑国访问，还未出境，闻郏敖有疾，立即返回，要伍举一人去郑。王子围回来后，借“入问王疾”(同上。)之机，以其冠缨绞杀郏敖，又杀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公子比，王子围二弟)出奔晋，子晰在外筑城，闻讯后逃往郑，伯州犁在郏地被杀。熊麇被葬在郏地，故称为郏敖(《左传·昭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楚人于楚子麇不为谥，乃以其葬地称之。《楚世家》中号王为敖者四，熊仪为若敖，熊坎为霄敖，此二人在有谥法以前；而杜敖(即《天问》之堵敖)、郏敖则在有谥后。”)。王子围于是即君位，是为楚灵王(前540-529年)。


　　楚灵王是一位立志兴霸.夺取天下的雄心勃勃的君主。《左传·昭公十三年》说:


　　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


　　即位初任诎瘴令尹、谄艚为太宰，国内初安后，即选择郑为突破口，迅速北上争霸。公元前539年(楚灵王二年)，楚灵王责郑来楚朝新君，郑进退两难，遣罕虎至晋，朝或不朝，请晋定夺。晋执政韩宣子使叔向回答说：


　　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虽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实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犹在晋也。(《左传·昭公三年》。)


　　晋无可奈何，以宋蒙门之盟为重，允其朝楚。公元前538年(楚灵王三年)春，楚灵王遣伍举赴晋，“愿假宠以请于诸侯”(《左传·昭公四年》)，想会诸侯为盟主，征晋同意，晋平公很难堪，想不同意。司马侯说：“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左传·昭公四年》。)晋国又一次无可奈何地允其会诸侯，只是表示“有社稷之事”(同上)，不得自往。晋对楚之如此忍让妥协，其原因正如郑子产所分析的那样：“晋君少安，不在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名。”(同上。)夏，楚灵王会蔡、陈、郑、许、徐、滕、胡、沈、小邾等国国君，以及宋世子佐、淮夷于申。鲁、卫、曹、邾等国未来与会。申之会，是楚灵王图谋复霸的一次尝试，按伍举的意见，楚灵王对诸侯应以礼相待，便于笼络各国。但楚灵王急功近利，想乘申之会的声势，举兵攻打东吴。会中，以徐国国君为吴女所生，对楚有二心，予以拘留。秋七月，楚灵王统领各国军队伐吴，先攻围朱方(吴地，今江苏镇江北)，攻克后，执杀齐庆封（公元前548年，齐崔抒杀齐庄公，自为右相，以庆封为左相。公元前545年，庆封被逐，奔吴，吴封其居地朱方)，灭其族。楚灵王还军时，又灭赖(今湖北宜城南)。命人在赖筑城，打算迁许于此。楚灵王复霸心愿初步实现，所谓“召诸侯而来，战国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违(《左传·昭公四年》。）正当楚灵王东向取得进展时，吴国也不示弱，即于同年冬，举兵伐楚，攻入棘(今河南永城南)、栎、麻(今安徽砀山东北)。楚沈尹射奔赴夏[氵内]，[艹/咸]尹宜咎、谄艚分别在钟离、巢、州来(今安徽凤台)等城筑城，以加强戍守。


　　楚灵王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于其后两年内，又两度大规模地对吴用兵，结果还是无功而罢。


　　第一次，公元前537年(楚灵王四年)，楚灵王会蔡、陈、许、顿、沈、徐、越等国军队伐吴，闻吴军出动，楚谄艚率军尾随，企图见机袭击，却不防吴军反扑，败楚军于鹊岸(今安徽无为西南江岸)。楚灵王急忙乘[马日](传车)赶到罗[氵内](今河南罗山)。吴王夷末为缓和吴、楚紧张气氛，并探听楚军虚实，派其弟蹶由前来犒师。楚灵王率军自罗[氵内]东渡，进抵汝清(今江、淮间)，见吴早有防备，只在坻箕山(今安徽巢县南)检阅军队，向吴军示威而已，并未进攻。这次大规模行动就这样因吴有备，不敢深入作战，无功而还。为了不得罪吴国，被拘执的蹶由也释放回国了。楚灵王害怕吴国来犯，派沈尹射、谄艚分别在巢、雩娄(今安徽金寨东北)驻军待命，以防不测(《左传·昭公五年》。）。


　　第二次，公元前536年(楚灵王五年)，楚、吴冲突，由徐国(今江苏泗洪东南)引起。这年秋，徐太子仪楚(此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杜注，以仪楚为“徐大夫”。参见《左传·昭公五年》。)聘楚，楚灵王以徐亲吴，拘执仪楚。仪楚逃归后，楚灵王惧其叛楚，派赱氵曳]伐徐，吴国闻讯后出兵来救。楚灵王于是命令尹子荡领兵攻吴，驻军豫章(今安徽霍丘、六安至湖北应山一带)，进抵乾奚谷](今安徽亳县东南)，在房钟(今安徽蒙城西南)被吴军打败，宫[广既]尹弃疾被俘。令尹子荡归罪于赱氵曳]而把他杀掉，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左传·昭公六年》。）楚又失败而告终。楚灵王即位后，为了解除东吴的威胁，曾连续三次采取大的战略行动，均因吴国已强，自己实力不支，无功而罢。


　　楚灵王是一位“汰侈已甚”(《左传·昭公五年》。)、讲究排场的国君。据《左传·昭公七年》载：“楚子立为令尹也，为王旌以田。……及即位，为章华宫，纳亡人以实之。”这里说的是章华宫。该篇接着又载：“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这里说的是章华台。可见“宫”或“台”是一大整体工程，所费时间甚长，耗资极大。《国语·楚语上》记伍举语：“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疲)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治)之，数年乃成。”《水经·沔水注》：“台高十丈，广十五丈。”公元前535年(楚灵王五年)，章华台建成后，楚灵王欲与诸侯共庆落成，各国拒绝，唯鲁昭公前来参加(《左传·昭公七年》。《国语·楚语上》载：“灵王为章华之台，数年乃成，愿得诸侯与始升焉。诸侯皆距，无有至者。而后使大宰启疆请于鲁侯，惧之以蜀之役，而仅得以来。”）。可见此项工程，不仅为楚国臣民所厌恶，也为他国所不取。


　　楚灵王东进无功，又伺机北上。公元前534年(楚灵王七年)，陈公室发生内乱。原来陈哀公欲废太子偃师而立嬖子留，将留托付给公子招和公子过(两人皆陈哀公弟)。公子招、过杀偃师，又逼陈哀公自缢，于是立公子留为国君。楚灵王闻陈乱，派公子弃疾以立偃师之子吴为由，出兵围陈。同年十月，灭陈为县，遣大夫穿封戌为县公(陈公)(《左传·昭公八年》。）第二年(公元前533年)春，楚灵王在陈地会见鲁、宋、郑、卫四国大夫，以加强在中原各国的地位。接着命然丹迁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之民于陈，公子弃疾迁许(当时在叶)之民于城父，然丹又迁方城外之民于许(叶)(《左传·昭公九年》)，以其频繁的迁徒，加强对北境各地人民的统治。


　　公元前531年(楚灵王十年)夏，楚灵王在申地，以重礼召见蔡灵侯。蔡大夫忧心忡忡地说：


　　“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感(恨)。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不如无往。”(《左传·昭公十一年》。)蔡灵侯惧楚怒，还是应召而去。到申地后，蔡灵侯和随从七十人果然被杀。楚灵王接着遣公子弃疾率军围蔡。蔡近楚，一直是楚之属国，公元前533年陈之会不见蔡人来，可见楚灵王对蔡已有戒心，故此次对蔡采取行动，是蓄谋已久的北上图霸的重大步骤。


　　楚灭陈围蔡，晋国君臣震动。荀吴对执政韩宣子说：


　　(晋)不能救陈，又不能救蔡，物以无亲。晋之不能亦可知也已。为盟主而不恤亡国，将焉用之?(《左传·昭公十一年》。)


　　这年秋，晋会齐、宋、鲁、卫、郑、杞之使者于厥[来犬/心](其地不明)，谋救蔡。会后，各国并未出兵，晋仅派大夫狐父赴楚，请求楚灵王宽免蔡国，为楚灵王拒绝。厥[来犬/心]之会暴露了晋国的虚弱性，故这年冬，楚灵王灭蔡为县，杀蔡灵侯太子，把他作为牺牲祭祀冈山(同上。）公子弃疾被任为蔡公，并兼任陈公(原陈公穿封戌死)，是为“陈蔡侯(公)”(《史记·楚世家》。）接着，楚在陈、蔡、不羹(西不羹，今河南襄城东南；东不羹，今舞阳北)筑城，以加强威慑及在中原地区的力量。关于这点，楚灵王自己说得很明白：“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皆赋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北图顺利，灭蔡后第二年，即公元前530年(楚灵王十一年)，又挥师东进，冬猎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领兵围徐(吴与国)，以威胁吴国。楚灵王驻军乾[奚谷](今安徽亳县东南)，“以为之援”。这次出兵声势浩大，楚灵王“皮冠”、“秦复陶”(秦所遗羽衣)、“翠被”、“豹舄”(以豹皮为衣履)，穿着华丽，威风凛凛，俨然以霸主自居。他在与右尹子革谈话中，追及先王熊绎侍奉周天子，却得不到宝器，受尽歧视，今应向周“求鼎以为分”；又谓“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也应索回(同上。）这些要求，虽只是话题，但却确实表达了楚灵王恢复霸业的意愿。


　　楚灵王连年穷兵黩武、对外扩张不止，这次又远离都城对吴用兵，时值寒冬，雨雪连绵，军民不稳。原来被楚灵王打击或剥夺的大姓贵族及其他反对力量，乘机叛乱，夺取政权。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公元前529年(楚灵王十二年)，原“群丧职之族”谑稀⑿砦А⒉啼ⅰ⒙成然(斗成然)“启”(唆使)越大夫常寿过(越大夫常寿过在申之会中受到侮辱，故怨恨楚灵王。这次本来是助楚伐吴的，却被唆使，首先起来作乱。)发动叛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原被楚康王处死的观起之子观从，畏罪逃往蔡国，依附蔡大夫朝吴。楚灭蔡后，观从又随同朝吴侍奉蔡公弃疾。乾[奚谷]前线乱起，观从认为恢复蔡国报父仇时机已到，与朝吴谋划，假借蔡公弃疾之命，召公子比(奔晋)、公子黑肱(奔郑)至蔡郊，观从以实情相告，并强与之盟，入袭蔡城。弃疾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他治蔡时，“禁刍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树，不采[艹/执] ，不抽屋，不强[勹亡] ”(《左传·昭公六年》。），深得国内外好评。这时见楚灵王统治已动摇，即与公子比、公子黑肱盟于邓(今河南漯河东南)，结成推翻楚灵王统治的政治、军事同盟。盟会决定让陈、蔡复国，以煽动陈人、蔡人起来反对楚灵王统治。邓之盟后，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及蔓成然、蔡朝吴率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在谑稀⑿砦А⒉啼ⅰ⒙成然等“丧职之族”的配合下，攻入楚国内地。当进入城郊时，陈、蔡打算筑军垒树陈、蔡军旗，公子弃疾知道后，立即对他们说：“欲速，且役病矣，请藩而已。”阻止了这一行动。公子弃疾派人先入郢都，串通“正仆人”(宫廷仆人之长)杀掉楚灵王太子禄及公子罢敌。公子比等三公子以长幼为序，分别即位为王(公子比)、令尹(公子黑肱)、司马(公子弃疾)(楚共王有宠子五人，楚康王为长，楚灵王次之，其余顺序为比、黑肱、弃疾。）攻入楚内地军队驻于鱼陂(今湖北天门西北)。公子弃疾一方面清除楚灵王亲信，另一方面派观从率军奔赴乾[奚谷]，向楚灵王原率军队宣布：“先归复所(复其禄位、居室、田里、资财)，后者劓。”楚灵王率军回还，至訾梁(今河南信阳)，部众溃散。又闻太子禄及公子罢敌被杀，悲痛得从车上摔下来。右尹子革建议楚灵王回到郢郊，听候国人选择处置，楚灵王说：“众怒不可犯也。”未采纳。子革又建议先入大都(县)，然后向诸侯求救。楚灵王说：“皆叛楚矣。”子革最后建议先逃亡到诸侯国中去，以听大国的处理。楚灵王说：“大福不再，祗取辱马。”子革无望，只得回去投奔公子弃疾。


　　楚灵王众叛亲离，想沿汉水而去鄢(楚别都，今湖北宜城西南)。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感楚灵王不杀己父之恩，就到处寻找楚灵王，遇王于棘围(此从《左传·昭公十三年》。《史记·楚世家》：“遇王饥于厘泽，奉之以归。”)，把他接回家中。这年夏五月，楚灵王自缢身亡，申亥以其二女殉葬(此从《左传·昭公十三年》。《国语·吴语》：“王缢，申亥负王以归而土埋之室中。”)。


　　公子弃疾原为陈、蔡公，实力最强，这次又握有重兵，故楚灵王死后，就进而谋取王位。当时国人对楚灵王生死不明，每夜均惊呼楚灵王回来了，人心惶惶。公子弃疾利用这一形势，派人于乙卯(五月十七日)夜，在都城各处大声喊叫：“楚灵王到了!”国人惊恐。又派蔓成然对公子比、公子黑肱谎称国人已杀司马弃疾，“君若早自图也，可以无辱。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按事先布置，这时又传来“众至矣”的呼叫声，公子比、公子黑肱被吓得当场自杀。公子弃疾于是即王位，改名熊居，是为楚平王(前528-516年)。


　　楚平王即位后，任命子旗(蔓成然)为令尹，葬公子比于訾，称訾敖。杀一囚犯，穿王衣，冒充楚灵王尸体，使其在汉水飘流，然后收尸埋葬，“以靖国人”。过几年，芋尹申亥把楚灵王的灵柩如实上报，楚平王又予以改葬。楚灵王死后，原围徐的楚军回撤，在豫章被吴国打败，楚荡侯等五帅被俘。楚平王并未反击。


　　楚灵王在位十二年，东伐吴，北图霸，灭陈、蔡，在东、北各地多处筑城，一时楚国霸主地位得到加强。但他好大喜功，大兴土木，争战不停，“国人苦役”(《史记·楚世家》)，终使自己走向败亡，“一国弃之，如遗迹矣”(《国语·楚语下》。)成为一位引为历史教训的“人鉴(镜)”(《国语·吴语》。)式的人物。


　　司马迁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史记·楚世家》。)楚灵王继楚共、康王霸势转衰后，力求重振霸业，并确有所建树，“志小天下”，在春秋大国争霸的历史氛围中，自无可非议；但他急功近利，不顾国内外客观条件，盲目进取，又举措暴众，忽视人心的向背，“操行之不得”，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司马迁的评论，客观中肯，令人深思。


　　二、楚平王“息民五年”与伍子胥被迫奔吴


　　楚平王是在内乱中登上王位宝座的，对楚灵王的“失民”举措，不得不引以为训。所以，楚平王即位后，一反楚灵王之所为，对内“息民五年”(《左传·昭公十四年》。)，注重“礼”治，对外务求“自完”、“以持其世”，“不求诸侯”(《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平王取得王位，依靠陈、蔡、许、叶等的帮助，所以在起兵时就答应恢复陈、蔡，公元前529年即位初，就马上恢复陈、蔡两国，使陈故太子偃师之子吴归于陈，是为陈惠公；使蔡故太子有之子庐归于蔡(新蔡，今河南新蔡)，是为蔡平侯。原被楚灵王迁于楚本土的许、胡、沈、道、房、申等，楚平王又让其返回故地。对原追随公子比、劝其杀自己的观从，则召回任为卜尹。这些措施，即所谓“宽民”、“宥罪”(《左传·昭公十三年》。），符合“礼”的标准。


　　当楚国内乱时，晋国认为时机已到，“诸侯不可以不示威”(同上。)。即谋“征(召)会”，首先约会吴，吴王夷末鉴于楚、吴冲突未息，没有同意。这年(公元前529年)七月，晋治兵于邾之南境，甲车四千乘，盛况空前，向诸侯示威。晋昭公接着会周卿士刘献公及齐、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之君于平丘(今河南封丘东)（《春秋左传·昭公十三年》。晋因听信邾、莒关于鲁国经常攻打他们的控诉，故不许鲁昭公入盟。）楚平王不敢过问，昔日楚灵王抑制晋之威势尽失。


　　吴王夷末见楚平王初立，晋又大会诸侯，楚国孤立，即举兵攻取州来(今安徽凤台)。楚令尹子期(子旗)请求反击，楚平王以为“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左传·昭公十三年》)，没有同意。次年(公元前528年，楚平王元年)，楚平王为实行“礼”治，又遣然丹、屈罢选民检阅，安抚国民，救济贫乏，结好四邻，息民五年。关于这一政策，《左传·昭公十四年》作了详细的记载：


　　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熏力，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　　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楚平王在“息民”的同时，对居功自傲、结党营私的著姓权贵，也不惜以坚决打击。就在这一年秋，令尹子旗与养氏相勾结，贪求无厌，楚平王果断地杀子旗，灭养氏之族。为了不忘旧[熏力]，又使斗旗之子斗辛居郧(郧公)(《左传·昭公十四年》。）从此可见楚平王实行“息民”政策是很认真的，既“抚其民”，“赦罪戾”，又“诘奸慝”，楚国政治因而一度是比较清明稳定的。楚平王一时不失为一位头脑清醒、志在求实的君主。


　　公元前525年(楚平王四年)，晋以周、楚之间的陆浑之戎“甚睦于楚”、“以其二于楚也”(《左传·昭公十七年》)，就借故出兵攻伐，陆浑之戎毫无察觉，结果被攻灭，其君逃亡到楚国，部众则逃亡到甘鹿(今河南宜阳东南)，多为周所俘获。楚平王未出兵相救。这年冬，吴公子光率舟师攻楚，战于长岸(今安徽当涂西南)。楚军先败，司马子鱼战死；继而楚军反击，大败吴军，获吴王乘舟余皇(舟名)。吴公子光率部夜袭，又夺回余皇(同上。）此役吴、楚各有胜负，但楚取守势，是被迫还击的。其后两年中，楚平王为避免与晋发生冲突，使许自叶迁于析(白羽，今河南西峡)；使工尹赤迁阴地之戎于下阴(今湖北光化西)，使令尹子瑕在郏(今河南郏县)筑城。显然，这都属于防御性措施，当时鲁大夫叔孙昭子就评论说：“楚不在诸侯矣，其仅自完也，以持世而已。”(《左传·昭公十九年》。)“不在诸侯”，是楚平王“息民”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然楚平王在对外取守势的同时，也并非毫不进取，如公元前526年(楚平王三年)，楚平王闻蛮氏(戎蛮，今河南汝阳东南、临汝西南)内乱，又无信，就派然丹诱杀其君嘉，攻取其地，既而又复立其子(《左传·昭公十六年》)，以缓和矛盾。


　　楚平王“息民五年”后，政局日趋稳定，国势亦渐恢复，即可向外图谋进取时，却因贪恋女色，重用佞臣，从而把楚国引向歧途。据《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楚平王原为大夫聘蔡时，与蔡地[具阝]阳(今河南新蔡境)封人之女同居而生太子建。即王位后，使伍奢为建之师(傅)，费无极为少师。费无极不受太子建宠信，就转而想谗害太子建与伍奢(费无极是楚国名声狼藉的“谗人”，对楚国危害极大。公元前527年(楚平王二年)，楚大夫朝吴有功于楚平王，费无极恐其有宠，挑拨其与蔡人关系，朝吴被迫出奔。楚平王怒责费无极，费又说朝吴有异心，迫其出奔，“翦其翼”(《左传·昭公十五年》)。太子建当知费无极之所为，故不被信任。）他向楚平王建议为太子建娶妻，楚平王同意，就为太子建娶秦女，并命费无极前往迎娶。费无极又转而劝楚平王自娶。公元前523年(楚平王六年)正月，楚平王果然自娶(秦女嬴氏)。这年夏，费无极对楚平王说：“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若大城城父，而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平王同意，一方面使太子建居城父，以经营北方；另一方面自己亲率舟师伐濮，以拓土南方。费无极这一建议与楚平王的立即付之实施，应该说是有助于楚国的重振霸业的，但可惜的是只过半年，即于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费无极却又诬陷太子建与其师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自以为犹宋、郑也，齐、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左传·昭公二十年》。《史记·楚世家》记，费无极“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有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可见费无极上述南北并进的建议，并非从楚国战略利益出发，而是为了清除太子建、伍奢这一不利于自己取宠的异己势力的。楚平王听信费无极谗言，立即拘执伍奢，并命城父司马奋扬杀太子建。奋扬知太子建蒙冤，先使人相告，太子建被迫奔宋。


　　伍奢子伍尚和伍员(字子胥)，都很有才干。费无极不放心，又进一步陷害其子，说不杀伍尚兄弟两人，将为楚患。楚平王以不杀伍奢为名，诈召伍尚、伍员。伍尚对伍员说：


　　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左传·昭公二十年》。)


　　伍尚应召归，结果伍奢、伍尚均被楚平王所杀。据《史记·伍子胥传》、《吕氏春秋·异宝》、《战国策·秦策》、《吴越春秋》等载，伍子胥历尽艰难，先奔逃至宋，投太子建。适逢宋有华、向之乱，就与太子建奔至郑。郑国君臣对他们很友好。太子建至晋时，却答应回郑与晋里应外合而灭郑。谋泄，郑定公与子产杀太子建。建有子名胜，伍子胥就与胜经郑、许，然后出昭关(楚地，今安徽含山小岘山上)，夜行昼仗，膝行匍匐，“乞食于吴市”。至吴后，“耕于鄙”。


　　这一年冬，蔡平侯死，太子朱立，但地位卑弱。次年(公元前521年)，朱被迫奔楚。费无极乘机勒索朱叔父东国的贿赂，然后对蔡人说：“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将立东国。若不先从王欲，楚必围蔡。”(《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蔡人害怕，遂改立东国。朱向楚平王申诉，楚平王将讨伐蔡国。费无极又谗朱对楚有二心，楚平王听信，未出兵。


　　从上述记载可见，楚平王“息民五年”后，一反常态，忠奸不分，听信佞臣费无极，杀忠臣伍奢、伍尚，迫使足智多谋、颇有才干的伍子胥出逃，酿成我国历史上一大冤案。对属国问题又未妥善处理，这对后来与吴的争夺都是不利的。


　　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秋，吴王僚见形势对吴有利，遂出兵伐楚，攻打州来。楚令尹子瑕(阳[勹亡] )、司马谠铰食、顿、胡、沈、蔡、陈、许等七国军队驰援，吴军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抵御。楚令尹子瑕卒于军中，军无斗志。吴公子光对吴王僚说：


　　楚令尹死，其师　。帅贱、多宠，政令不一。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吴王僚采纳了这一建议，遂与楚等国军队战于鸡父(楚地，今河南固始东南)。吴以罪人进攻胡、沈、陈三国军队，三国军队见吴军不整，争先恐后地抓获俘虏，军队大乱。吴军主力乘势攻击，三国军队大败，胡、沈之君与陈大夫被俘。接着又击败许、蔡、顿三国军队，于是楚军大败。十月，吴军应太子建母之召，并亲为之开城门，吴军于是攻入蔡之[具阝]阳，取建母及其宝器而归(太子建母为蔡女，楚平王娶秦女，建母归蔡，居于[具阝]。）楚司马谠阶犯希不及，畏罪自缢。其时，囊瓦(子常，子囊之孙)任令尹，惧吴，又“城郢”(杜注：“楚用子囊遗言，已筑郢城矣，复增修以自固。”(见《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对这件事，沈尹戌评论说：“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据《史记·吴世家》等史籍记载，公元前518年(楚平王十一年)，楚边邑卑梁女与楚边邑钟离(卑梁当近此)女(一说小童)因养蚕而争采桑叶，二女家怨相灭，两国边邑长怒而相攻。吴王僚、楚平王得知，也发兵相攻。这年十月，楚平王率舟师攻入吴境，越公子仓与大夫寿梦率军前来与楚军会合，楚平王至圉阳(楚地，今安徽巢县南)而还。吴军尾随楚军，趁楚军无备，遂破巢和钟离而归。至此，楚防吴前哨已被突破，楚国的安全已受到威胁。沈尹戌指出：“亡郢之始于此矣。王一动而亡二姓之帅(指守巢、钟离大夫)，几如是而不及郢?”(《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但《左传》无楚、吴边邑女(小童)“争桑”记载。)公元前517年(楚平王十二年)，楚平王为防备吴的进攻，遣谏湓谥萸(今安徽凤阳西)、丘皇(今河南信阳)筑城，分别迁茄人、訾人居住。遣熊相[礻某]和季然分别在巢、卷(今河南叶县南)筑城郭。


　　次年(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十三年)，楚平王卒。楚平王在位十三年，初期推行“息民”政策，有利于楚国的恢复与稳定。但在此同时，又奉行“不在诸侯”、“自完”方针，故其“息民”，只是被动应付，不在积极进取，实际上并无多大成效。特别是当国势稍趋恢复，就“奢侈纵欲，不能制下、检民以德”(陆贾《新语·无为》)，又宠信佞臣费无极，杀害忠良，迫使太子建、伍子胥与胜等出逃，进一步加剧了楚国政局的动荡不安。至后期，外争吴失利，又频频筑城扰民，“使民不安其土，民必忧，忧将及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给楚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患。楚平王治楚十三年，楚国的国势进一步衰落下去。

三、吴人入郢


　　楚平王卒，子熊壬(熊轸，或作熊珍)立，是为楚昭王(前515椙?89年)。楚昭王年幼，军政大权掌握在令尹子常手里。


　　公元前515年(楚昭王元年)，吴王僚乘楚丧、楚昭王初立之机，遣其弟掩余、烛庸率军攻楚国六(今安徽六安东北)、潜(今安徽霍山北)等地。同时派季扎访问“上国”(中原诸国)，先至晋，以观察晋等国动向。楚莠尹然、王尹麇率军救潜，沈尹戌率军在穷(今安徽霍丘西南)阻遏吴军，令尹子常率舟师抵及沙(今安徽怀远东北)而还，左尹[谷阝]宛、工尹寿率军亦至潜，这样楚军先阻后截，吴军在穷、潜间进退两难，陷于困境。


　　吴公子光以为自己是“王嗣”(吴王寿梦有四子：诸樊、余祭、余末、季扎。寿梦死后，诸樊、余祭、余末相继为王。余末死后，应传位季扎，季扎“逃位”，于是立余末子僚为王。公子光是诸樊之子(或谓余末子，不同母)，故称自己是“王嗣”，当立为王。），早有谋王位之志。伍子胥奔吴后，不久投靠公子光。知光欲谋王位，特求得勇士专诸引荐给光。


　　光见吴军在外受困，国内空虚，正是夺取王位的好时机，于是与专诸谋，在堀室(窟室)埋伏甲士，宴请吴王僚。专诸置剑于炙鱼中以进刺死吴王僚，专诸则当场被吴王僚卫士所杀。公子光即位，即为吴王阖闾(阖庐)。季扎回来，“哀死事生，以待天命”(《左传·昭公二十七年》)，阖闾又立专诸子为卿，政局很快稳定了下来。在前线与楚军对峙的吴公子掩余、烛庸闻讯，分别逃往到徐与钟吾(今江苏宿迁北)。楚军闻吴乱，亦还。当吴国政局稳定后，楚国又因楚昭王新立年幼，费无极乘机陷害[谷阝]宛，唆使令尹子常杀[谷阝]宛及其族、党，迫伯氏之族出逃，酿成新的冤案，危害初安的政局。据《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载，左尹[谷阝]宛，“直而和，国人悦之”，费无极与其狠狈为奸的右领鄢将师视之为眼中钉，就在令尹子常面前诬陷[谷阝]宛要暗害子常，子常听信，即令攻[谷阝]氏，并以火烧之。[谷阝]宛得知，被迫自杀。子常、鄢将师又杀了与[谷阝]宛相好的阳令终(中厩尹)与其弟完、佗，以及晋陈(楚大夫)及其子弟，尽灭[谷阝]氏之族、党。此即“[谷阝]宛之难”。


　　晋陈之族不服，大呼道：“鄢氏、费氏自以为王，专祸楚国，弱寡王室，蒙王与令尹以自利也，令尹尽信之矣，国将如何?”国人对此不满，议论纷纷。沈尹戌向子常尖锐指出：“三族，国之良也，而不愆位。吴新有君，疆场日骇。楚国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谗以自安也，今子爱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只得于这年(公元前515年)九月，杀了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以悦于国”。在费无极诬陷[谷阝]宛及子常灭[谷阝]氏之族、党时，与[谷阝]氏亲善的伯氏之族被迫逃亡到吴国，后来伯[喜否]为吴太宰以谋楚”(《左传·定公四年》。《史记·吴世家》谓“楚诛州犁，其孙伯馔霰嘉猓吴以为大夫”)，楚国又增添了新的敌视力量。


　　令尹子常是一位“贿而信谗”(《左传·昭公二十七年》。)的人。他信谗言，灭[谷阝]氏等三族，迫伯氏逃亡，摧毁了楚国的忠良。又贪利索贿，公然欺凌压榨来访之国。据《左传·定公三年》载，公元前507年(楚昭王九年)，蔡昭侯朝楚，带来两佩(佩玉)两裘，一佩一裘献给楚昭王，留一佩一裘自用。子常想要，蔡昭侯未献给他，子常竟粗暴地扣留他三年。唐成公朝楚，带两匹肃爽马，子常想要，唐成公不肯，也被扣留三年。后唐人献马给子常，子常才让唐成公回国。蔡人仿效唐人，献佩给子常，蔡昭侯得释。蔡昭侯归及汉时，投玉于水，发誓说：“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立即赴晋，以其子元与蔡大夫之子为质，请求伐楚。第二年(公元前506年)，晋应蔡请，即会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杞、小邾等国国君及周、齐之大夫于召陵，谋伐楚。晋荀寅向蔡昭侯求赂，未得，就以“国家方危，诸侯方二”、“弃盟取怨，无损于楚”(《左传·定公四年》。)为由，劝范献子(晋主卿)不要攻楚。晋国君臣权衡得失，就辞蔡昭侯而未轻易兴兵。召陵之会，虽未伐楚，但与会国之众，说明楚国失礼于蔡、唐，不得人心，各国不满。


　　当楚国令尹子常为政，“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国语·楚语下》。)，对外又欺凌小国，陷于孤立被动之际，吴王阖闾则立志图强立霸，即位后任伍子胥为行人(外交官，一说“将相”)、伯馕大夫(一说太宰)，共谋国事。伍子胥向阖闾建议说，要兴霸成王，“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禀，治兵库”(《吴越春秋·阖庐内传》。）又推荐避乱于吴的齐人孙武，阖闾任以为将。孙武主张改革图强，与阖闾议论晋六卿强弱，认为赵氏田制，大其亩而轻其税，可以成功(《孙子兵法·吴问》。）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伯獾雀ㄖ下，国力迅速强大了起来。


　　吴王阖闾经短期休整后，即于公元前512年(楚昭王四年，吴王阖闾三年)，要徐、钟吾执拘公子掩余与公子烛庸，以清除原吴王僚的势力。两公子逃奔到楚国，楚国将他们安置在养(今河南沈丘东南)，“将以害吴”(《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怒，执钟吾之君，接着攻徐，引山水灌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此为我国古代“利用堤防以山水攻城最早记载”)，遂灭徐。徐君奔楚，沈尹戌领军救徐，就灭夷(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把徐君安置在此(《左传·昭公三十年》。）经此次战役后，吴王阖闾为了进一步打击楚国，就向伍子胥询问攻楚的战略战术。伍子胥回答说：“楚执政众而乖(多而不和)，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突然袭击而又速退)焉，一师至(至楚境内)，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左传·昭公三十年》。)此即“子胥之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吴王阖闾完全赞同。次年(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即按伍子胥谋略行事，以一军攻夷、潜、六，楚沈尹戌率军救潜，吴军还。吴又用另一军攻围弦(今河南息县南)，楚左司马戌、右司马稽率军救弦，进抵豫章，吴军又退。


　　公元前508年(楚昭王八年)夏，桐(古国，世属于楚，今安徽桐城北)叛楚。吴王阖闾使舒鸠氏(桐之北，今安徽舒城)引诱楚军出击，秋，楚令尹子常果然领军伐桐、吴，进抵豫章。吴潜师于巢，在豫章打败楚军。接着，克巢，俘楚守巢大夫公子繁(《左传·定公二年》。）《左传·定公四年》载：“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可见除上述两起重大军事行动外，吴军几乎连年出动骚扰，楚国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王阖闾以为大举攻楚入郢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征求伍子胥与孙武的意见。伍子胥、孙武说：“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史记·吴世家》。)前已指出，蔡、唐由于受到楚令尹子常的侮辱，耿耿于怀，决心报复。这年春召陵之会，晋等国虽未兴兵伐楚，但同年夏，因沈(楚之属国)君不会召陵，晋支持蔡攻灭了沈国。秋，楚国出兵包围了蔡国，以惩罚蔡灭沈之举。伍子胥助蔡“谋楚”，蔡昭侯于是又“以其子乾与大夫之子为质于吴”(《左传·定公四年》。）不久，吴王阖闾、蔡昭侯与唐成公达成协议，共同攻楚。


　　这年冬，三国联军(唐小力弱，主要是吴、蔡军队)，在吴王阖闾、蔡昭侯、唐成公以及伍子胥、孙武、伯獾嚷柿煜拢对楚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吴军乘舟溯淮而上，在淮榔舟，改行陆路，会合蔡军，西进至豫章与楚军夹汉水对峙。在决战时，左司马戌对令尹子常说：“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阝厄]。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左传·定公四年》。)按此部署，子常与吴军在汉水周旋，左司马戌率方城外军队毁吴舟，还塞三关(今豫鄂三关：九里、武胜、平靖，古称大隧、直辕、冥[阝厄]，为汉东险隘)；然后子常领军渡汉水出击，左司马戌自后夹击，使吴军腹背受敌，一举而歼之于汉东。子常无异议，就按这一谋略分头行事。


　　子常虽高居令尹之职，在用兵上却是一个无能之辈。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吴在举兵伐楚时，“子胥阴令宣言于楚曰：‘楚用子期(公子结)为将，吾则侍而杀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可见伍子胥所畏惧的是公子结，子常则并非对手。楚武城大夫黑以楚革车不如吴木车耐久，建议速战。大夫史皇则挑拨说：“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三隘道之统称)而入，是独克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同上。)子常争功，不顾先与左司马戌商定的策略，就率军先济汉而阵，自小别至大别(二山皆在汉北、淮南)，三战皆北。子常自知不能胜吴，想临阵脱逃，史皇告其如致死以克吴，尚可以免贪贿致寇之罪，子常才未逃跑。


　　十一月庚午日，楚、吴两军对阵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吴王阖闾弟夫概对阖闾说，子常不仁，其臣无死志，如率先出击，楚军必逃，继而大军进攻，吴必胜。阖闾没有同意。夫概于是率其部五千人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逃，楚军乱，吴军进击，大败楚军。子常逃到郑国，史皇战死，此即柏举之战。


　　柏举战后，吴军追击楚军至清发(今汉水支流[氵员]水)。夫概认为困兽犹斗，建议待楚军半济而后攻击，阖闾按此计，又大败楚军，此即清发之战。吴军穷追不舍，待楚军做好饭正要吃时，吴军又追来了，楚军只得弃食而逃。吴军吃饱饭(楚军做好的饭)，又继续追击，在雍[氵筮](今湖北京山西南)，再一次打败楚军。楚左司马戌闻讯，自息(今河南息县西南)而还，在雍[氵筮]打败吴军，但楚军主力已失，左司马戌孤军作战，几经战斗，遍体鳞伤，自知将死，又耻为俘虏，自杀身亡。吴军五战五胜，直奔郢都。


　　吴军兵临城下，楚昭王携其妹季芈畀我仓皇逃亡。渡睢水(沮水)后，命[钅咸]尹固把点燃的火燧系于象尾，冲散吴军。接着渡过长江，进入云梦泽。楚昭王在此受到起义群众的袭击，又逃奔到郧。郧公斗辛(蔓成然子)弟怀为报楚平王杀父之仇，要杀楚昭王，郧公不允，与另一弟巢护送楚昭王至随。吴军跟踪而来，以“汉阳之田，君实有之”(《左传·定公四年》。)为条件，要随人交出楚昭王。楚昭王兄子期(公子结)长相与楚昭王相似，穿着楚昭王衣服，要随交给吴人。随人占卜，不吉，就郑重地对吴人说：


　　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执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鸠(安辑)楚境，敢不听命?(同上。)


　　吴人词穷理亏，就引兵而退。楚昭王免难，遂刺破子期的胸部，取血与随人盟，以示感激与至诚。楚昭王在危难中化险为夷，是楚国对随国历来采取正确政策的结果。


　　当楚昭王逃难在随时，子西伪为楚昭王车服，立国于脾[氵曳](今地不详，《汇纂》以为在今江陵附近)(《左传·定公五年》。)，以召集溃散之军民。后得知楚昭王所在地方，又与楚昭王会合在一起。


　　吴人入郢，“以班处宫”(《左传·定公四年》。“以班处宫”，《左传·定公四年》记得很简略。《谷梁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等则记得很具体，其中不乏渲染之词，并不足信。）杜注：“以尊卑班次，处楚王宫室。”楚国宫后及豪门之家受到极大的侮辱。


　　吴军破楚入郢，不仅使楚国统治集团蒙受凌辱与损失，而且也给楚国人民带来灾难。楚申包胥赴秦乞师，对秦哀公痛切陈辞：“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喻吴为蛇、豕，贪害楚国)，虐始于楚。”(《左传·定公四年》。)次年，楚子期反击，将焚吴军居麇之地，子西说：“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左传·定公五年》。)足见吴攻楚，楚国军民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尽管楚国统治集团腐朽，特别是令尹子常索贿聚敛，残害忠良，但在亡族灭国的关头，全国军民均以族国为重，起而反抗。原来楚国民众反抗楚王室的斗争，立即转变为反抗吴人入占与破坏的斗争。子西之所以能在败乱中集结溃散军民，军民又随从与保护楚昭王，就是军民团结一致，不甘凌辱，起来反抗的例证。尤其是当楚昭王落难在随时，申包胥不畏艰险，长途跋涉，赴秦乞师救楚。他依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七日勺水不进。秦哀公感动，为之赋《无衣》(诗)，申包胥“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不愧为楚国历史上突出的爱国者。楚国军民的奋起抗吴，必然迅速改变楚国在战场上的不利形势。同时，吴人入郢，各国震动。除了秦答应出兵相救外，历来与楚亲善的越国亦及时出兵攻吴，迫使“吴使别兵击越”(《史记·吴世家》)，有力地牵制着吴国。


　　据《左传·定公五年》载，公元前505年(楚昭王十一年)夏，就在越军攻入吴国时，秦亦派子蒲、子虎率车五百乘，随申包胥入楚。子蒲因不知“吴道”(战法)，由楚军先与吴战，子蒲则率军在稷(今河南桐柏境)与楚军会合，在沂(今河南正阳境)大败夫概。在柏举之战中被吴俘虏的楚大夫谏渲子，主动收集楚散卒投奔子西，在子西指挥下，又败吴军于军祥(今湖北随县西)。秋七月，楚子期、秦子蒲灭唐(今湖北枣阳东南)。


　　吴王阖闾腹背受敌，前有楚、秦联军，后有越军，战场形势已向不利于吴国方向转换。阖闾弟夫概乘机逃回吴国，自立为王(夫概王)。阖闾气急败坏，引兵攻击，夫概兵败奔楚，楚昭王封他在棠(今河南西平西)，是为棠潦稀ｃ劂搪饰饩与楚、秦联军再战，先在雍打败楚军，随后又被秦军打败。吴军驻于麇(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以为在雍８浇)，子期、子西以火攻，吴军败；接着又战于公[地[胥]之(今湖北襄樊市东，参见扬伯峻《春秋左传注》)，吴军又大败。


　　这年九月，吴王阖闾只得引兵撤退，楚昭王返回郢都。楚昭王为了迅速恢复统治秩序，立即论功行赏。当时得到奖赏的有斗辛、王孙由于、王孙圉、钟建(逃亡途中负季芈)、斗巢、申包胥、王孙贾、宋木、斗怀等九人。其中斗怀(斗辛弟)，初谋弑王，故子西主张取消对他奖赏。楚昭王说：“大德灭小怨，道也。”仍与其兄一样给予奖赏。楚昭王奔随渡臼水时，蓝尹胁挥胪踔郏而渡其帑(妻)。至楚复国安定时，楚昭王要杀他，子西说：“子常唯思旧怨以败，君何效焉?”楚昭王顿时省悟，“使复其所，吾以志前恶”。申包胥不肯受赏，说：“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为诸?”“遂逃赏”。此外，吴人入郢时，为楚国保存了“鸡欢之典”的蒙谷，以及随从和保护楚昭王有功的屠羊说，也拒绝受奖赏，前者“自弃于磨山之中”(《战国策·楚策一》)，后者返其“屠羊之肆”(《庄子·让王》)，也是我国历史上一大佳话。楚昭王妹季芈主动要求嫁给钟建，以报答逃亡途中背负之恩。楚昭王答应，并任仲建为乐尹。楚国经郢破之难后，楚昭王能以“德”为重，功则奖赏，过则不究，一时君臣团结，国家稳定。


　　吴王阖闾攻楚破郢，是图谋已久的行动。公元前506年对楚五战五胜，最终进入郢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吴王阖闾本人，以及伍子胥、孙武、伯[喜否、夫概等在领军作战中，也表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伍子胥从政治上分析“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在军事上提出“为三师以肄”，“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等战略战术，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前，能从政治、军事作综合分析考虑，无疑是军事斗争中一大建树。但吴入楚后，很快由胜转败，也是值得总结的。究其原因，一是从吴国总体力量看，是不可能独吞楚国的，楚国毕竟是历史悠久、经久不衰的大国强国；二是吴入楚后，面临楚、秦、越等国的反攻与打击，腹背受敌，当时外部条件也不允许吴再在楚国呆下去；三是吴国内部不和，如夫概有异志，入郢后又与子山(吴王子)争处令尹之宫，竟闹到火并程度。此事影响很大，斗辛指出：“吾闻之：‘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吴争于楚，必有乱；有乱，则必归，焉能定楚?”(《左传·定公五年》。)更主要的，吴攻楚入郢，毕竟是一场惊夺性战争，给楚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其非正义性质是很明显的，故尽管有杰出的军事家在指挥，也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这点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楚国在吴军长驱直入、国都沦陷、楚昭王出逃情况下，全国军民奋起反击，完全是一场反掠夺与凌辱的正义自卫战。所以，楚国之所以很快地反败为胜，主要是得到人民的支持，形成军民团结、上下一致，共同抗击敌人的局面。《淮南子·泰族》说：“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子西等集结溃散军民舍身再战，左司马戌宁死不屈，以及楚昭王逃亡途中，军民保护代死的场面，无一不闪烁着楚国军民恋乡爱国尊君爱族的思想光辉。


　　楚国是一个大国强国，竟败在后起吴国之手，不能不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其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其中重要教训之一是楚平王后期忠奸不分，致使人才外流，国内动荡，对外又“不在诸侯”，放弃进取，终日益陷于被动挨打局面，故楚平王后期已埋下失败的祸根。楚平王死，楚昭王年幼即位，令尹子常主政，他不仅不认真检讨以往的过失，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迫害忠良，还贪欲索贿，欺凌小国，把楚国进一步引向歧途。因此，楚国败在吴国脚下，楚平王、令尹子常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伍子胥、伯[喜否]虽受到陷害，被迫出走，在吴国的政治、军事实践中，也表现出突出的才干，但他们助吴攻楚破郢，蹂躏故国，凌辱父老亲戚，这种狭隘的复仇思想与行为，不能不是一个污点，亦应受到谴责。


　　四、楚昭王“迁郢于[]，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


　　公元前505年吴王阖闾败归后，吴、楚之争并未因此结束。特别是夫概兵败奔楚，更是阖闾的心腹之患。所以，当吴国稍为休整后，即于次年(公元前504年)四月，又大举攻楚。


　　吴王阖闾子终累(此从《左传·定公六年》。《史记·吴世家》作夫差。终累为夫差兄。)败楚舟师(水军)，获其帅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在此同时，又败楚司马子期所率的陵师(陆军)于繁阳(今河南新蔡北)。楚国水陆两军失利，君臣不安，于是“迁郢于樱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左传·定公六年》。）吴迫楚迁都，这是对楚国的第二次重大打击。看来这次打击对楚国君臣来说，教训更其深刻，“楚国大惕，惧亡”，令尹子西认为人心可用，“喜曰：‘乃今可为矣。’”(同上。)在吴国严重威胁下，楚昭王、令尹子西首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迁郢于樱二是接受教训，改变政策，休养生息，加强治理。(今湖北宜城东南)，离江较远，可以避免吴国强大水军的威胁，又临汉水，便于交通，发展生产。西邻荆山，北接南阳盆地，进可取，退可守，而其时与秦盟好，与晋关系亦趋缓和，这一环境，正好提供了“改纪其政”的良好条件，有利于楚国休养生息，着力恢复。至于何时返郢，《汉书·地理志》说在楚昭王时期，具体时间不明确。据《左传·哀公四年》(这年为楚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1年)载，楚国伪辞“吴将[氵斥](溯)江入郢，将奔命焉”、图谋北进来看，其时已由痈辞ɑ刿(纪南城)了。公元前504年(楚昭王十二年)迁都樱公元前491年前迁回，其间数年至十年左右，正好是集中精力进行整顿恢复时期，与“迁郢于樱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的说法是相吻合的。在“改纪其政”取得成效后，楚国就转守为攻，又积极向外进取了。


　　公元前496年(楚昭王二十年)春，顿(今河南项城境)君欲事晋，背楚而绝陈好，楚、陈联军遂灭顿。夏，吴王阖闾乘越君允常卒、勾践新立之机，兴兵攻越，战于[木隽李(今浙江嘉兴南)，吴军败，阖闾受伤而死，子夫差继立(《左传·定公十四年》。）从此，吴、越关系进一步紧张，楚、吴关系则趋于缓和。


　　原胡(今安徽阜阳)国国君乘吴入郢之机，尽俘与胡近邻的楚人，楚国安定后，又不事楚，楚国于是于公元前495年(楚昭王二十一年)，出兵灭胡(《左传·定公十五年》）。


　　公元前494年(楚昭王二十二年)春，楚昭王对蔡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柏举之战，吴几乎灭楚，蔡国起了重要作用。据《左传·哀公元年》载，楚昭王这次伐蔡，是作了认真部署的。他首先组织了楚、陈、随、许等国联军，这些国家的国君都领兵随同楚昭王一起前来，可见声势很浩大。然后围蔡(新蔡，今河南新蔡)，离蔡都一里处构筑厚一丈、高二丈的堡垒，以防止蔡人出奔和吴军来援。按令尹子西的预定计划，屯驻九昼夜。蔡人穷困，男女各系累(绳索)而出降。楚欲迁蔡人于江、淮间，蔡昭侯伪听命，各国军队于是撤退。然蔡昭侯与楚结怨太深，当楚等各国军队撤退后，又叛楚从吴，请求迁于吴国。次年(公元前493年)，吴军入蔡，迁蔡于州来(下蔡，今安徽凤台)。蔡人“哭而迁墓”(《左传·哀公二年》。杜注：“将迁，与先君辞，故哭。”)，怨恨蔡昭侯。过两年，即公元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蔡昭侯将赴吴，蔡国大夫恐其又迁，杀蔡昭侯，立其子翔，是为蔡成侯(《左传·哀公四年》、《史记·蔡世家》。）蔡经楚打击和此次内变后，力量已大为削弱，无力再与楚为敌。


　　正当楚国报柏举之战、逐步巩固东方前哨时，吴、越大战再起，结果吴败越于夫椒(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野心勃勃，企图北上争霸。晋则内乱不已，公元前493年(楚昭王二十三年)，晋国范氏、中行氏在郑、齐等国支持下，与赵、韩、魏战于戚铁(今河南濮阳西北)，赵鞅临阵誓师，宣布废止旧的奴隶制，采取发展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政策(《左传·哀公二年》记赵鞅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结果打败了范氏、中行氏与郑国军队，并获齐助范氏之粟千车(《左伟·哀公二年》。）因此，晋其时已无力外争，霸权已名存实亡。楚昭王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即转而图谋北方。公元前491年(楚昭王二十五年)夏，楚在攻克夷虎(蛮夷叛楚者)后，一方面宣言“吴将[氵斥]江入郢”，一方面命左司马皈、申公寿余、叶公诸梁征集蔡(上蔡)、方城外之兵民，攻打蛮氏(戎蛮)，袭其邑梁、霍(皆今河南临汝西)，单浮余则围攻蛮氏(今河南汝阳东南)，蛮氏溃散，蛮子赤逃亡到晋国的阴地(今河南卢氏东北)。楚司马又征集丰、析(今河南淅川、西峡、内乡一带)与戎狄之民为兵，逼近上雒(今陕西商县)。楚左路军进驻菟和(今商县东)、右路军进驻仓野(今商县东南)，然后对晋阴地命大夫(阴地为晋东南之要地，此地如失守，晋都新绛门户洞开，故晋君亲命之大夫守卫，以示重要)士蔑威胁说：“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少习山在今商县境)以听命。”(《左传·哀公四年》。)少习山地位重要，如打通它，即可西与秦联盟，东取阴地，渡河以逼晋都。士蔑惊恐，请示晋执政赵鞅，赵鞅回答说：


　　“晋国未宁(指范氏、中行氏之难)，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同上。）士蔑于是召集九州之戎，诈称给其地并为之筑城，诱执蛮子赤及其五大夫，在三户(今河南淅川境)交给楚国。楚司马又复诈为蛮子作邑，立其宗子，尽俘蛮氏遗民以归。晋为进一步向楚表示友好，晋定公还嫁女给楚(《左传·哀公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记：“杨树达先生《读左传》曰：‘时晋不竞，畏楚殊甚，故有此事。金丈有晋公　，乃晋定公嫁女于楚事，以此文合勘，知嫁女所以求欢于楚。’”)。由此可见楚昭王“改纪其政”，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左传·哀公元年》载，吴军攻入楚国时，吴王阖闾曾使人召陈怀公。陈怀公为难，向国人征求意见。逢滑以为吴、楚胜负未定，“楚未可弃，吴未可从”，陈怀公于是不应召。公元前494年(楚昭王二十二年，陈闵公八年)秋，吴王夫差败越后，“乃修先君之怨”，乘胜伐陈，进行报复。过五年，即公元前489年(楚昭王二十七年)春，吴王夫差又“复修旧怨”(《左传·哀公六年》)，再次攻打陈国。楚昭王说：“吾先君与陈有盟，不可以不救。”(同上。)乃亲自领军前往救援，驻军于城父。秋七月，楚昭王将出战，却身染重病。他自感不支，先后把王位让给公子申(子西)、公子结(子期)，均不肯接受。后又让位给公子启(子闾)，启五次推辞，然后才受命。楚昭王不顾病重，领军进攻大冥(今河南项城境)，终劳累过度，病情加剧，卒于城父。子闾说：“君王舍其子而让(公子申等三人均为楚昭王弟)，群臣敢忘君乎?以君之命，顺也；立君之子，亦顺也。二顺不可失也。”(同上)与子西、子期商议，秘密转移军队，封锁消息，迎立楚昭王子熊章(越王勾践女所生)为王，是为楚惠王(前488-?32年)，然后从容撤军回国，安葬楚昭王。


　　楚昭王年幼即位，在位二十七年，正当青年有为时期。他接受郢亡的沉痛教训，重用子西、子期、子闾等人，改革政治，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使楚国得以迅速复苏，重又步上争霸行列，东却吴，北抑晋，楚国又以大国强国的姿态屹立于江汉与江淮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后，楚国仍为南方泱泱大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重要原因之一。楚昭王不失为楚国历史上一有作为有贡献的君主之一。孔子说：“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左传·哀公六年》。)所谓“知大道”，即指楚昭王深谙国内外形势，认真而又谨慎地治国；所谓“不失国”，当指楚国经吴破郢大难后，又渐复苏，仍保住大国地位不变。孔子的这一评价，确是十分中肯而贴切的。


　　五、白公胜夺权斗争的失败与楚惠王的继续对外扩张


　　楚惠王即位后，各国形势继续出现新的变化。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后，轻视越、楚，全力北上争霸。为伐齐、晋，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组织民力，筑城于邗(今江苏扬州市境)，凿邗江(邗沟)，南引江水，北过高邮西，折东北入射阳湖，至今淮安北入淮，以通漕运，然后挥师北上，在两次打败齐国、并迫使伍子胥自杀(《左传·哀公十一年》载，伍子胥以为越王勾践为心腹大患，主张释齐而伐越。夫差不听，命其出使于齐。及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败齐后，赐剑使伍子胥自刎。)后，公元前482年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争先歃血(争做盟主)。不料越王勾践经整顿休息后，国力已渐恢复，趁夫差北上、国内空虚之机，出兵袭吴，攻破吴都姑苏。夫差闻讯，仓皇回军，但已无能为力，只得以厚礼请和，越王勾践自度一时不能灭吴，就允其和。从此，吴让位于越，已无力再与楚争战(《左传·哀公十五年》载，公元前480年(楚惠王九年)，楚令尹子西、司马子期乘吴被越打败之机，率兵攻吴，进军至桐(桐水入丹阳湖处，今江苏高淳南)。吴国无力还击)，楚国长期受累于东吴的局面，即告结束。


　　中原诸国，特别是长期与楚争霸的晋国，自春秋中后期以来，公室早已日渐卑弱，新兴的地主阶级展开了长期的夺权斗争，没落的奴隶制逐步解体。公元前493年，赵、韩、魏联合战胜了范氏、中行氏后，进一步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在此同时，鲁国“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齐国则政归田(陈)氏，都是新兴封建势力与旧势力长期斗争的结果。其他如郑、宋等一直是楚之与国盟国，也都发生过夺权的尝试，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这些国家或地区长期的、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不能不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楚国一直是实行以王为首、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专政，其统治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晋、鲁、齐，以及邻近郑、宋各国新旧斗争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公开向王权挑战的事件棗白公胜夺权斗争。


　　白公胜，楚废太子建之子，楚平王之孙。太子建被郑人杀后，胜逃奔到吴国。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487年(楚惠王二年)，令尹子西召胜回国，“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


　　巢已被吴占，故胜邑不在巢。《左传·哀公十六年》谓“使处吴境(楚、吴边境处)，为白公”，据杜注，此白县邑，在今河南息县东，恰临吴处。


　　白公胜回国后，仿效中原诸国新兴势力争取民心措施，亦积极争取民众，准备夺权。《淮南子·人间训》载：“屈建告石乞曰：‘白公胜将为乱。’石乞曰：‘不然。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竹/完]龠之信，关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而乃论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胜果为乱。”白公胜的这种礼贤下士、大斗斛出、轻斤两入的举措，正是当时中原诸国新兴势力夺权斗争取得胜利的有效经验，反映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公元前479年(楚惠王十年)六月，吴国攻打楚邑慎(今安徽颖上北)，被白公胜打败。胜于是以献吴捷(战利品)为名，领兵入郢，“遂作乱”(《左传·哀公十六年》。）七月，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劫惠王。白公胜欲以子闾为王，子闾不从，亦被杀。接着置楚惠王于高府，楚大夫圉公阳凿宫墙而入，把楚惠王背到昭夫人处(惠王母)躲避(此从《左传·哀公十六年》。《史记·楚世家》则记，楚惠王被劫持高府，胜“欲弑之”。楚惠王被救至昭夫人宫后，“白公胜自立为王”。）叶公子高(沈诸梁)时在蔡(州来，今安徽凤台)，闻白公胜发难后，遂率方城外之军前来镇压。他由都城北门而入，得到箴尹固和国人的协助，打败了白公胜。白公胜逃到山中，自缢而死。石乞被俘，拒绝告知白公胜尸体所在，被烹死。白公胜弟王孙燕逃奔到　黄氏(吴地，今安徽宣城境)。


　　叶公子高兼任令尹、司马。稳定后，子西之子宁(子国)为令尹，子期之子宽(公孙宽)为司马。叶公子高告老于叶(今河南叶县)(《左传·哀公十六年》。）白公胜的夺权斗争，历来称为“白公之乱”(《左传》哀公十六年、十七年及《国语·楚语下》等均谓“白公之乱”、“白公为乱”、“白公作乱”)，近人亦多持此说。郭沫若在其《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及其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则指出是春秋时代楚国新兴势力发动的“一次革命”。白公胜是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因父在楚受谗，逃至郑又被郑人所杀，故对楚王室和郑国怀有复仇心理，回国后即请求令尹子西讨伐郑国，子西从楚、郑战略利益考虑，不理会白公胜要求，而和郑结盟(《左传·哀公十六年》。）。白公胜难以容忍，发难后即杀子西、子期，并劫持楚惠王，子闾不肯接受王位，又杀子闾，狭隘的复仇心理和残忍滥杀面目，暴露无遗。子西等对楚国的复苏是有功劳的，且召胜回，又完全是楚惠王、子西等所为，故白公胜恩将仇报，为后人视为“上逼君，下乱治”(《韩非子·说疑》。)的叛逆之臣。但是，如从春秋时代大背景着眼，当时各国(包括楚国)奴隶大众暴动、新兴地主阶级起而夺权，风起云涌，连绵不息，在王室专政、公子辅政的楚国，白公胜这次发难，又不能不具有向旧势力的代表棗楚王室展开夺权的性质。白公胜在斗争中采取“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卑身下士、不敢骄贤”的政策，正是春秋社会阶级关系大变动的产物，反映了在楚国这一古老的大国里，也出现了新的斗争内容，因而白公胜事件，在“作乱”的形式下，却赋有新的时代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新兴势力要求冲决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愿望。


　　白公胜夺权斗争之所以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楚国以王为首、公子辅政的奴隶主专政的体制还很牢固，楚国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还很幼弱，无法冲决旧势力的牢笼。白公胜虽然提出了一些开明政策，但在行动中不讲究策略，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对准在楚国国人中颇孚众望的子西、子期、子闾，使自己很快陷于孤立和被动。同时，白公胜又毕竟是王族出身，怀有极端狭隘的复仇思想，故其举措是不明智的，一开始就丧失人心。在关键时刻，又犹豫不定，未采纳“焚库、弑王”(《左传·哀公十六年》。)的建议，延误时机，导致速败。


　　白公胜夺权斗争的失败，影响是很深远的。楚国一方面虽仍以大国强国加入争雄行列，另一方面则内部深蕴危机，旧贵族势力始终很强大，缺乏生气，楚国也就逐步衰弱下去。


　　白公胜失败后，楚惠王继续向外扩张。陈原乘楚国发生白公胜事件时，“恃其聚”(《左传·哀公十七年》。)(积聚粮食)而攻楚，楚安定后，楚惠王即于公元前478年(楚惠王十一年)，命武城尹公孙朝(子西子)率军夺取“陈麦”(同上。）陈国抵抗失败，这年秋七月，遂灭陈为县。


　　公元前477年(楚惠王十二年)，巴人攻楚，围(今湖北襄樊市东北)。楚令尹公孙宁、寝尹吴由于、工尹诠(一作屈固)率军迎击，在大败巴军，封子国(公孙宁)于析(今河南淅川西北)(《左传·哀公十八年》)，开楚国封君之先例。


　　公元前476年(楚惠王十三年)春，越国为了麻痹吴国，发兵攻楚，挑起与楚国的冲突。夏，楚公子庆、公孙宽追击越军，至冥(越地，今浙江长兴西南)，不及，乃还。秋，楚沈诸梁(叶公子高)为报复越国，率军攻打东夷。三夷(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一带)与楚盟于敖(东夷之地，亦今浙江滨海处)(《左传·哀公十九年》)，楚国势力已东及海。


　　稍后，越灭吴，尽收吴地。越王勾践循着吴人足迹北上争霸，但此只是春秋大国争霸的尾声，春秋时代已经结束，更加剧烈的战国封建兼并战争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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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


　　楚人由北而南，后又辟在荆山、睢山一带，故自商、周至春秋初，农业生产仍属刀耕火种，以种粟为主。楚武、文王以后，楚国向南、向东开拓，逐渐占据江汉流域，又向当地居民学会火耕水耨，掌握了植稻的生产技术。《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东汉应劭释：“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见裴[马因]《史记集解》。)古代先民烧荒，这是很普遍的，故无论种粟植稻，都要先烧草作为肥料。水稻又得“水耨”，除去杂草，沤于水中，既作肥料，又保证水稻生长。江汉平原，古代农业历来先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均有稻壳出土，可见楚人占据江汉平原后，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得到发展，耕作水平也逐步提高。


　　生产工具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春秋时期楚国青铜器冶炼业已很发达，除了制造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外，也制造出了不同用途的农业生产工具。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主要生产工具有锛、镰、斧、削、锥等(参见《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秭归官庄坪遗址的试掘》等有关发掘报告。）铜镰的出现，说明农作物产量大为提高。当时各国奴隶主贵族由于役使奴隶大众劳动，故制造青铜生产工具较少，楚国亦不例外。


　　据现有考古资料和有关专家研究，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还能冶铸“生铁”，在冶铸铁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出土的铁器，计有铁削、剑、凹口锄、鼎等(见于考古发掘资料，计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龙洞坡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识字岭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剑、削、鼎形器各一件、淅川下寺楚墓出土铁剑一件、长沙丝茅冲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窑岭楚墓出土铁鼎一件。）铁器的使用虽然处于初期阶段，迄今为止出土的铁器数量还不多，但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对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最终导致新生产关系的产生，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牛耕这一新的耕作方式，也应该出现了。但楚地目前还未见有犁出土，故难断定春秋时期，楚国已使用牛耕(犁耕)。不过，楚庄王灭陈为县，申叔时以“蹊田夺牛”予以讽喻”(《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康王时有一大夫复姓师祁、名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从当时尚牛尚犁耕看，也不是偶然现象，故楚国与中原各国一样，开始使用牛耕，不是没有可能。


　　楚国地处水泽之乡，水利资源丰富，随着青铜、铁农具的出现，水利灌溉事业也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史记·河渠书》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沟江、淮之间。”楚武、文王以后，南进东拓，在江汉、江淮间，修沟开渠，为楚国水利事业和水路交通，均奠定了基础。


　　见于史料记载，楚国最早出现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水陂和芍陂。前者如《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其灌区在期思、雩娄周围，即今河南固始一带。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后者如《后汉书·王景传》、《水经注》载，在今安徽寿县南，孙叔敖筑芍陂王象等撰《皇览》谓战国楚顷襄王时期，楚大夫子思造芍陂。今人亦多有持此说。


　　这项工程，楚亡后，历代不断维修利用，成为“淮南田赋之本”(《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史记·循吏列传》裴[马因]集解引《皇览》说：“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沮水，即古睢水，与漳水汇合注入长江。这项沮漳水下游的大型水利工程，对包括郢都在内江汉沃野的农业生产，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还“截汶坟之水，作塘以溉田”。


　　《庄子·天地》载，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劝其用桔槔提水，那丈人答道：“非吾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的记载虽属寓言，但却也反映了楚国确已普遍凿井灌田，并已使用桔槔这一先进的灌溉工具。


　　从上述史料可见，春秋时期楚国的水利事业是很发达的，既引水作池(陂塘)，蓄、灌并用；又凿井灌田，就地取水，故楚国入据汉汉、江淮后，农业生产突飞猛进，粮食产量亦显著提高。公元前611年(楚庄王三年)，庸及群蛮百濮反叛，在此紧急关头，楚庄王“振廪同食”(《左传·文公十六年》)，打开国家储备的粮库，保证军队食用，前往平叛。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伍子胥蒙冤出奔，楚平王悬赏捉拿，按“楚国之法，得伍子胥者赏粟五万石，爵执”(《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及至吴后，助吴王阖闾攻楚，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淮南子·泰族训》。其他如《新书·耳痹》、《博物志》等亦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粮食充足，有储藏粮食的“廪”、“高府”，动辄赏粮五万石，这在春秋时代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


　　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楚、吴还为两国边境民间女(小童)“争桑”而动用军队，相互攻打，足见在江淮一带，楚国的种桑养蚕业，亦得到普遍发展。至于其他农副业，上述《庄子》所记的“圃畦”，就是指的种植蔬菜果木一类的园圃，可见楚国农副业和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发展。


　　二、手工业


　　随着农业的发展，楚国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铸造业、冶铁业、丝织业和木漆器业等部门。


　　楚国青铜业的发展，是随着楚人的南下东进取得的。继熊渠对外扩展后，楚武文成穆庄诸代，南入江汉，北争中原，东拓江淮，师夏师夷越，兼收并蓄，在青铜器冶炼铸造、造型与纹饰等方面，均有重大创造，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今湖北大冶的铜绿山，是楚国产铜的主要基地。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有关专家研究，该铜矿实行地下开采，采取了竖井、斜井、平巷和盲井相结合的方法。为保证安全，矿井中设置了矿井支架，下铺设木制水槽，以防塌崩堵塞和积水带来的危害。采掘工具主要有铜斧和竹、木、石质的生产工具。矿石取出后，即就地筑炉冶炼。炉为竖式，包括炉基、炉缸和炉身三部分。炉渣由于就地处理，故现在遗留有大量的铜渣。经化验，铜渣含铜量为0.07%，足见炼铜技术水平是很高的。楚国在这里炼出红铜后，运到郢都等地铸造成不同类型的青铜器。


　　目前出土的春秋时期的楚青铜器，数量多，出土地方遍及湖北、河南、湖南等地。1978年至1979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铜器达4百余件，还有在其他地方出土的楚青铜器，为我们了解楚青铜器铸造工艺、器型和文饰等方面提供了实证。在铸造工艺上，楚人已掌握了分铸焊接法、铸镶法和失蜡法。所谓分铸焊接，即把器身和附件分别铸成，然后用铜、锡作焊剂把两者焊接起来。所谓铸镶，即因纹饰复杂，需先修整，置于铜器铸型内，然后合模浇入铜液铸成。所谓失蜡，即先做成蜡模，雕缕纹样或器物形状后，再在蜡模的外表涂以泥浆(土、炭等混合物)，硬化后形成铸型，然后加热熔去蜡模，便可铸器。春秋中后期楚国掌握的这些铸造工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第一流的(张正明《楚文化史》。）春秋时期楚国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乐器、兵器、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等。和中原各国一样，礼器最多的是鼎。楚国的鼎，由于其形态特殊，考古界学者称之为楚式鼎，有于鼎([鼎于])、“升鼎([鼎升)、罐形鼎([氵俗]兴)等。其他礼器和生活用器有簋、盏、敦、壶、缶等。乐器主要是编钟，包括甬钟、钮钟、钟。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编钟共52件。楚人尚武，故楚青铜兵器数量多，制作亦精，有戈、矛、戟、剑、钺、匕首、镞等。楚国铜器纹饰大致和中原各国相同，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加细致柔美，具有自己的特点。纹饰主要有蟠螭纹、蟠虺纹、龙凤纹、窃曲纹、兽面纹(饕餮纹)、云雷纹、鸟纹、圆涡纹等。


　　随着治铜技术的提高，春秋中晚期，楚国也掌握了冶铁技术。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都出土了铁器，但目前所见数量不多。1976年，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的钢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一件的钢制武器，其含碳量为0.5-0.6%(《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第10期)。


　　春秋时期楚国的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无论从历史文献或地下发掘资料中都证实了这一点。如《国语·楚语》中有关于“玉帛之类”的记载，《史记·滑稽列传》则说楚庄王爱马，曾“衣以文绣”。《史记·楚世家》等记楚、吴边邑小童争桑而引起两国交兵，更直接说明楚、吴两国对种桑养蚕缫丝的重视。湖南衡东霞流市出土的蚕桑纹尊(青铜器)(周世荣《蚕桑纹尊与武士靴形钺》(《考古》，1979年第6期))，是植桑养蚕的生动例证。


　　楚国漆器出土数量多，制作精，成为荆楚物质文化一大特色。根据滕壬生研究统计，目前所见春秋时期出土的漆器有6件，包括漆瑟、耳杯、卮、豆，以及用黑漆镶嵌的铜鼎等。其他出土的漆器，有的器形不详，有的保存不好，难以断定(腾壬生《楚漆器研究》(香港两木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1版)、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史》第四章《漆器》。）漆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楚人生活水平的状况。


　　楚国建筑技术有重大的发展。入春秋后，楚国为了北上争霸，顺伏牛山，连结所经各水堤坝，南北连绵数百里，号称楚之长城棗“方城”。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齐桓公率中原八国军队南下攻楚，楚成王亦率军北上，屈完声称“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逼迫齐桓公与楚签订召陵之盟，可见在此之前已开始建筑方城。方城的建筑，注重以地制宜，一方面顺山形筑城，另一方面又沿诸水河岸筑堤为城，无疑是军事建筑一大创造，在古代战争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楚国都市建筑也自具特色。郢都(纪南城)顺丘陵地势而建，北有纪山，西有八岭山，东北与雨台山相邻，东临诸湖(庙湖、海子湖、长湖)，气候宜人，既无水患可虑，又可引水入城，便于漕运与交通。市区内布局也很恰当，王城、贵族府第居东，西南部则为冶炼作坊区。城门有三门道，中门宽，边门窄，人车分流，交通秩序井然。为引水入城，还建筑了水门，宽度达3米以上，便于行舟，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水上城门建筑工程。城墙高宽相等，坚固稳定。城垣建筑采用夯筑方式，每夯层厚度仅10厘米左右，坚实牢靠。宫室建筑既多又精。楚王室除建有王宫外，还有众多的离宫，如渚宫、章华宫(台)、荆台、匏居台等。楚灵王所修建的章华宫(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离宫。其遗址在今湖北潜江龙湾(关于章华宫(台)遗址所在，历来说法不一。除了今潜江龙湾外，还有说在今监利天竺山、沙市今章华寺、河南商城古汝阳城内、安徽亳县古城父境内等地。楚人有新迁居一地，仍袭其旧名的习俗，故作为楚君(王)的离宫，章华宫亦有多处，上述各说，当是有可能成立的)，此经八十年代多次调查试掘，出土文物甚丰，是迄今所见楚宫室最完整的建筑群。其中放鹰台出土了筒瓦、板瓦残片及长方形等形状的红砖，可见楚灵王时期已掌握了烧制砖瓦技术，砖、瓦已用作建筑材料。还出土了一件青铜门环，青铜当亦已用作建筑材料。台基系夯土结构，台柱有方有圆，比一般房柱粗大。廊檐下面是用贝壳铺成的路面，结实美观(陈跃钧《湖北省潜江龙湾章华台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湖北省考古学会编《楚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年5月)。从此足以说明春秋中晚期，楚国宫室建筑，无论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都达到了先进水平，“是我国古代第一座层台累榭”，“作为游宫建筑群和园林建筑群的鼻祖，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有并非无足轻重的地位”(张正明《章华台遗址琐议》(湖北省考古学会编《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年5月)。


　　楚国还有地下宫室建筑。据《左传·成公十二年》载，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谷阝]至如楚聘，且[氵位]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悬焉。[谷阝]至将登，金奏作于下，惊而走出”。楚国在宫中作地下室，把钟鼓悬挂在那里奏乐，无论是宫室建筑，或是钟鼓演奏的音乐效果，都是一个创造。另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公元前552年(楚康王八年)夏，楚令尹子庚卒，楚康王要谧臃肴瘟钜。谧臃氲Ｐ墓家政局不稳，就装病住在地下室，“下冰而床”，“重茧，衣裘”，寒气裘人。可见王室与贵族府第，因楚地夏天酷热，建筑了地下室以避暑。


　　此外，楚国由于对外作战需要，已能制造车、船。据《左传·宣公十五年》和《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载的“楼车”和“巢车”，说明楚庄、共王时期，楚国已普遍使用战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春秋中后期，楚国已大量制造战船，训练水军，与吴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墨子》有关篇章记载，鲁班曾至楚，为楚国制造“舟船之器”和攻城的“云梯”，说明楚国车船制造业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三、商业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春秋时期楚国商业和城市也开始繁荣起来。


　　楚地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是促使楚国商业发展的基本条件。《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木屯]、[十/早|人/十]　、[木舌]、柏，砺、砥、[奴/石]、丹，惟菌[竹/路]、[木苦]，三国底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纟熏]玑组。九江纳赐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记载与此基本相同。)可见商、周以后，楚地丰富的物产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春秋后，楚国与中原各国经济交往更加活跃。晋公子重耳(晋文公)流亡在楚国，曾对楚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甲，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皆君之余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管子·轻重戊》载：“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楚民即释其耕农而田鹿。”可见楚与晋、齐等当时所谓中原“上国”的经济交往是很密切的。郑、陈是楚北上与齐、晋争霸的中间地带，同时也是楚、夏经济交流的枢纽。《史记·货殖列传》说：“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楚国与中原各国的货物交换，也得力于郑、陈等国商人的南贩北运。


　　楚国商业的发展，与实行重商政策是分不开的。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结果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向令尹孙叔敖作了反映，孙叔敖立即下令恢复旧币，然后对楚庄王说：“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安’。臣请遂令复如故。”楚庄王同意，“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这说明楚国当时最高统治者，对商业和市场管理十分重视，故能做到体察下情，倾听百姓呼声。


　　楚国北上争霸，既是军事扩张，也同时是师夏之长，着力与先进国家扩大经济文化交流，建成强国。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楚达成的宋西门之盟，其内容就是：“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左传·成公十二年》。)充分反映了楚国对经济交流的重视，努力保护商业贸易活动的正常进行。楚国对他国商人也是给予优厚待遇的，如《佐传·成公三年》载，原被楚所俘的晋人知[艹/冖/缶]，郑国商人曾策划助之逃跑，后晋、楚互相交换俘虏，知[艹/冖/缶]被释放回国了。郑国商人在楚国既能设法帮助晋国俘虏逃跑，说明楚国对他国商人实行保护政策，外国商人来楚国经商比较自由。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国难当头时，开“屠羊之肆”的屠羊说挺身而出，保护楚昭王出逃。后来楚昭王复国了，要奖赏他，他不受，又去开他的卖羊肉铺子了。可见楚国重商尊商，使商人能安心自己的职业。


　　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也出现了，“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史记·平准书》。）春秋时期楚国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如浙川下寺楚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当是从沿海各地进入楚国市场的。据《史记·越世家》载，楚国有“三钱”之币，即金属货币。铜币主要是铜贝，椭圆形，背面平，正面凸起，有文字，字形像蚂蚁，两口像鼻孔，故称蚁鼻钱。又因它取象于贝，似古文“贝”字，像一人面，故又称“龟脸钱”。上面提到的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场混乱，不得不取消更币令，此钱币当是铜贝。金银币是否在春秋时期出现，目前学术界意见不一，此可存疑楚金银币何时产生，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归结起来，是产生于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种说法。至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具体年限，又有不同说法。如持春秋时期说的，舒之梅就认为“楚国金币在春秋即铸行”(《楚国经济发展脉络》，《江汉论坛》1984年第4期)。朱活认为“把楚国开始铸行爰金系于春秋晚期，确实比较近情”(《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第1版)。黄德馨亦持此说，以为“爰金经过春秋中期的酝酿孕育后，于春秋晚期正式产生”(《楚爰金研究》，光明日报社1991年第1版)。持战国说的，则以公元前278年东迁陈郢为界，有东迁前、后出现爰金的不同意见。王国维在其《观堂集林·别集·印子金跋》中指出：“其文云郢爰、陈爰。郢、陈皆楚之故都，殆楚徙寿春后，仍然以金作币郢。”认为东迁后才有金币。彭信威则进一步认为在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才铸有金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张正明《楚文化史》说：“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然而，现有的先秦金银币的铸造年代可能都属于战国晚期，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其中有属于战国中期以前的。”)。


　　四、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奴隶.平民.新兴势力反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斗争


　　商末周初楚人立国后，和中原各国一样，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阶段。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楚国社会性质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


　　楚国虽被华夏视为“蛮夷”之国，但在南北文化交流中，楚人仿照周制，在政治上，实行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专政；在经济上，推行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井田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史的土地制度，都经历过氏族公社、共产制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这样几个阶段。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的具体表现形式。恩格斯说：


　　如果你在某一地方看到有陇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的农业公社的地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2页。


　　这里说的“农业公社”(“农村公社”)，就是我国夏商以来所出现的井田制。楚人由北而南，是从氏族制进入奴隶制的，也自然经过农村公社(井田制)阶段。尤其是春秋时期，楚国在征服各地过程中，把占领地区的土地与居民分封给奴隶主贵族和卿大夫，这样井田制就成为以王为首的各级奴隶主贵族奴役剥削奴隶和农民的单位。王室和各级奴隶主贵族掌握的耕田通称为“籍田”。“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天子田籍千亩，诸侯百亩”(《国语·周语上》注)，是王室和各级奴隶主贵族奴役剥削奴隶集体劳动的一种方式，称为“籍法”或“助法”。楚国地处江汉、江淮平原，实行井田制及其剥削方式，与中原各国基本上是一致的。公元前546年(楚康王十二年)，楚司马[艹为]掩“[广/匕](治)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把土地划分为九种，然后按“井衍沃”的标准分别摊派军赋，可见楚国井田制确实是存在的。《左传会笺》说：“町、牧、井，楚国有之，今检而整修之。”童书业亦谓“井田之制，其有无久已纷纭，然左氏有‘井衍沃’之文，可证井田实有”(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楚国也存在“国”(“都”)和“野”(“鄙”)的区别。《国语·楚语上》说：“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国有都鄙，古之制也。”国是指都城及其周围地区，除居住着各级奴隶主贵族及受他们奴役的各种工匠外，还散居着奴隶主阶级的下层，这些奴隶主的各个阶层，统称为“国人”。国人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权利，但也必须服兵役，出军赋，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奴隶主专政国家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柱。如楚康王即位五年，师徒不出，担心“国人谓不谷主社稷而不出师，死不从礼”(《左传·襄公十八年》)，于是于公元前555年决定对郑进行攻伐。又如公元前529年(楚灵王十二年)，楚公子比等乘楚灵王在攻吴前线之机，发动政变，右尹子革劝楚灵王返回郢郊，“以听国人”，楚灵王以为“众怒不可犯”，不敢回去《左传·昭公十三年》。）说明国人在关键时刻举足轻重，是不可忽视的力量。野是指广阔乡村地区，居住着从事农牧生产、受尽奴隶主贵族奴役剥削的广大奴隶和平民，称为“野人”、“鄙人”或“庶人”。如孙叔敖家境中落，未出任令尹之前就是“期思之鄙人”。可见楚国都鄙对立是很突出的，是井田制另一表现形式。国、野的尖锐对立，是阶级对抗的产物，反映了楚国奴隶主贵族和广大奴隶、庶民之间的深刻矛盾。


　　自春秋中期后，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由于青铜农具和铁器的使用，大量的旷土隙地得到开垦，成为“庐田庑社”，贵族、卿大夫对土地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公开要求赏赐或兼并，井田制也开始逐步瓦解。据《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庄王之弟子重以为在围宋之役中有功，向楚庄王要求取申、吕两邑作为赏田，楚庄王应允。申公巫臣反对，说：“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庄王省悟，就没有把申、吕两邑赏赐给子重。及楚庄王卒、楚共王继位后，子重就杀巫臣之族，“而分其室”。申、吕早已成为楚国县邑，土地直接由王室掌握，并直接向国家缴纳军赋，如赏给私人，国家就失去这一征收军赋的基地。子重虽然没有取得赏田，却夺取了申公巫臣之族的私产，说明贵族、卿大夫之家的田产私有化程度已在加速加深。公元前571年(楚共王二十年)，右司马公子申“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左传·襄公二年》)，结果被杀。这件事，《春秋》予以突出记载：“楚杀其大夫公子申。”公子申权势财欲膨胀，竟公然向小国索取贿赂。不久，令尹子辛又对小国求索无厌，贪婪无度，又被杀。上述要求赏田及“取其室”、“侵欲于小国”(《左传·襄公三年》。，均发生在楚庄、共王时期，说明在楚国盛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霸主地位的确立，楚国最高统治集团不仅权力相倾，其经济基础----奴隶社会土地公有制(井田制)也开始动摇，一些贵族、卿大夫，不惜以一切手段来扩充自己的私产。


　　到楚康王时期，由于井田制危机日益突出，军赋征收制度也更加紊乱，难以适应争霸需要，所以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子木当上令尹不久，就要初任司马的谘谡治军赋，规划军备。这是春秋时期一件大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


　　楚[艹/为]掩为司马，子木使[广/匕]赋，数甲兵。甲午，[艹/为]掩书土、田：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鸠薮泽(聚集薮泽之所出，以备征用)，辨京陵(别之以为冢墓之地)，表淳卤(标明盐碱地)，数疆潦(计算水淹之地)，规偃猪(规划计算陂池之所出)，町原防(堤防间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别为小井町)，牧隰皋(水岸下湿，为刍牧之地)，井衍沃(平美之地，如《周礼》制以为井田)，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甲兵、徒兵、甲苤数。


　　从此记载看，[艹/为]掩的任务是实地调查九种不同的田地，然后按井田的标准，计算出等级不同的数字，编入簿籍，以征收军赋(包括车、徒兵及其武器装备)。可见[艹/为]掩[广/匕]赋，是楚国一次重大的军赋整顿与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国家征收军赋的标准，是根据土地的区别，具有“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的性质。从此，国、野严重对立的局面被冲破了，国人与庶人的差异逐步消失。第二，楚国在长期的征服过程中，多实行灭国为县、或名为国实为县政策，这就为全国[广/匕]赋提供了客观条件。奴隶主贵族与卿大夫的特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对其私田或赏田，亦应缴纳军赋，在政策上并无特殊。第三，整顿军赋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征收数目以井田为标准，这就意味着楚国实行了井田制，而井田制这时亦已开始瓦解，“今检而整修之”。 [艹/为]掩[广/匕]赋效果怎样，我们无从得知，但以井田为标准，只是一个征收等级与数字，而井田制本身则已名存实亡，故除了“井衍沃”外，其他八种土地只能因地制宜，按比例缴纳。春秋中后期，楚国土地制度已非单一的公有制，而是公私并存，土地私有现象已日益普遍。


　　[艹/为]掩[广/匕]赋是井田制瓦解的产物，实际上是承认田产私有的合法性。从此，贵族和卿大夫抢夺和兼并土地的现象也就愈演愈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灵王在楚康王死后不久，任令尹时就杀大司马[艹/为]掩，“而取其室”。即位后，又“夺[艹/为]居([艹/为]掩之族)田”。接着，贪婪欲望越来越炽烈，竟夺子文之后斗韦龟、蔓成然之邑，“故[艹/为]氏之族及[艹/为]居、许围、蔡[氵有]、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起来反抗楚灵王。楚灵王这种“不礼”行为，就是带头违背礼制，破坏公田制，兼并他人田宅，扩充自己财产。楚灵王尚且如此，其他各级贵族、卿大夫之抢夺兼并之风，当更盛行。


　　随着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成为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的自耕农。如《楚史[木寿]杌》(已佚。现据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北京新1版)所印本。)、《韩诗外传》等所记传闻，楚国其时已有人身自由的一般庶族地主和自耕农。如《楚史勹弧芳浅庄王筑台劳民伤财，有一个叫诸御已的，“违楚百里而耕”，挺身而出，前去谏阻楚庄王，临走之前，把耕种任务交给“其耦”者，其身份很像一个自耕农。《韩诗外传》还说有一个叫北郭先生的，很能干，楚庄王派人以赍金百斤去聘请他为“相”，他征求妻子的意见，妻子说：“夫子以织屦为食，食粥踩履，无怵惕之忧者何哉?与物无治也。今如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国之忧，其可乎?”北郭先生觉得有理，就没有应聘。这位北郭先生看来就是颇孕众望的庶族地主。楚庄王时著名令尹孙叔敖，原来就是“期思之鄙人”，这位“鄙人”虽然是因为家庭中落而在“野”的，但他毕竟是自食其力的平民或“处士”(《史记·循吏列传》。）孙叔敖后来患病，临死前对儿子嘱咐说：“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吕氏春秋·异宝》。)这位令尹还是要他的儿子耕于野，自食其力。楚平王时，伍子胥被迫奔吴，先也是“耕于野”(《左传·昭公二十年》。）楚昭王时有一位所谓“楚狂”接舆，“躬耕以食”，不肯接受楚昭王邀请去“治河南”，于是“夫负釜[曾瓦]，妻藏织器，变易姓字，莫知其所之”(《韩诗外传》)，也是一位男耕女织的农民或庶族地主。从以上零星的记载或传闻来看，楚国自春秋中期后，国、野已逐步消失，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已上升为楚国社会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在此同时，一些奴隶主贵族和卿大夫，面临井田制的崩溃和奴隶的逃亡，也被迫改变奴隶制的剥削方式，把土地划分成小块，招徕逃亡的奴隶和破产的平民耕种，从中收取地租。从此，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就在奴隶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了，形成了一种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春秋中期后，随着田产私有制的建立，楚国和中原各国一样，“工商食官”的局面也开始打破了。从楚国春秋时期出现的大量器物看，手工业分工已很精细，除了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外，也已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者。在此同时，私商也出现了。《史记·循吏列传》所记载的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结果“市乱，民莫安其业”、“百姓不便，皆去其业”的那些“民”或“百姓”，就是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私营商人，并非官商。楚国为了管理这些私商，还设有市令，市令之下又有贾师、胥师等官员，以征收市税，保证市场井然有序。另据《说苑·贵德》记，孔子至楚时，有一个“献鱼者”因“天暑远市，卖之不售，欲思弃之，不如献之君子”，这位“献鱼者”就是一个既捕鱼又卖鱼的个体劳动者兼小商人。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护卫楚昭王出逃的屠羊说，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坐贾。楚人范蠡佐越王勾践雪了会稽之耻后，乘扁舟，游江湖，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号称“陶朱公”。可见楚国尊商风气之盛，像范蠡这样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当在越国大功告成后，即激流勇退，弃官经商。


　　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春秋中期后，楚国奴隶、平民起义和新兴地主势力参政夺权斗争，也风起云涌，连绵不断。


　　据《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谧臃胍颉肮多宠而王弱”，不肯任令尹，楚康王只得任子南为令尹。但子南亲信观起，“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尚书大传》说：“庶人木车单马。”观起竟有马数十乘，可见其势炽盛，已非一般庶人，而是一位朝气勃勃的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为楚国君臣所不容，“楚人患之，王将讨焉”。结果子南被杀，观起被车裂，徇于四境。这是春秋时期一件大事，故《春秋》特书：“楚杀其大夫公子追舒(子南)。”子南死后，楚康王又任[艹/为]子冯为令尹，[艹/为]子冯的身边也有八个亲信，“皆无禄而多马”。 [艹/为]子冯的好友申叔豫在朝中竟不敢与他说话。[艹/为]子冯到申叔豫家问其原因，申叔豫说子南有亲信，结果一个被杀，一个被车裂，难道还不引以为戒吗!赱艹/为]子冯顿时省悟，慌慌张张地亲自驾车回家，辞退了那八个亲信，楚康王才放心，[艹/为]子冯也才保住了性命。可见在楚康王时，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已很强大，并试图跻进政治舞台，使得楚王室和旧贵族对此惴惴不安，深以为患。楚康王死后，楚灵王在其篡位前后，肆无忌惮地抢夺他人田产，又无休止地发动对外战争和奴役各地人民，这样就使得楚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终汇成一股从上至下的反抗楚灵王斗争的洪流。公元前530年(楚灵王十一年)，当楚灵王驻军于乾痢⒐内不稳时，观起的儿子观从乘机鼓动上层贵族起来反叛。随后他在前线宣布的“先归复所，后者[鼻刂]”的政策，不仅对楚灵王身边贵族大吏有利，而且也反映了自耕农和庶族地主的利益，所以楚灵王很快众叛亲离，陷于孤立被动的境地。右尹子革劝他回郢郊，观望国人态度，楚灵王深知国人早已怨声载道，不敢回去，自缢身亡。这场斗争，如从弃疾等王室及上层贵族来看，可说是一场阴谋夺权事件；如从国人或广大平民、奴隶(包括楚灵王所统率的军队)来看，则是一场反抗楚灵王残暴统治的斗争。观从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积极鼓动各个阶层起来推翻楚灵王的腐朽统治，是有进步意义的。从观起到观从，反映了庶族地主的兴起，其政治代表，已开始进行参政或夺权的尝试。


　　楚平王即位后，面对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被迫实行“息民”和“抚民”政策。但井田制的瓦解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是无法克服的，所以楚平王后期，楚国社会重又陷入混乱之中，“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左传·昭公十九年》)，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出现了。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国利用楚国内部矛盾重重、对外又欺凌小国、失信于他国的局面，对楚国发动了全面进攻，郢都很快沦陷，楚昭王仓促出逃，“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左传·定公四年》。）楚昭王狼狈不堪，又仓皇奔郧奔随，在随国的保护下，才幸免于难。楚国起义群众(“盗”)，聚集山林水泽，公开攻击楚昭王，说明楚国人民，包括奴隶、平民已以武装斗争的形式，起来反抗楚王室的腐朽斗争。


　　前已述及，公元前479年(楚惠王十年)，在中原各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进行长期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影响下，春秋末楚国也爆发了白公胜的夺权斗争。这是自春秋中叶后，楚国奴隶制瓦解、新兴封建生产关系出现的产物，是春秋时期各国新兴地主势力夺权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绝非偶然的孤立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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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文字与典籍


　　楚人和其他各地先民一样，随着地区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已逐渐形成自己区域性和民族性的语言----“夏化的语言”(张正明《楚文化史》。）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公元前666年(楚成王六年)，楚令尹子元率军伐郑，郑无备，“县(悬)门不发”，子元惊疑，“楚言而出”，说：“郑有人焉。”可见，楚人操“楚言”，与中原各国及其他地区是不同的。但中华文化是各地先民共同创造的，彼此交流融汇，故各地语言既相异又相通。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说华夏之语，不影响楚国和其他各国的交往。


　　见于文献记载，楚言词汇不多。最突出的一例，是《左传·宣公四年》谓令尹子文原名为斗谷於菟，并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斗，为子文之氏。春秋以后，随着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彼此促进，楚国成为南方各族的融合中心，在语言上，楚人也起着沟通夏夷、消除隔阂的作用。


　　楚国文字当在建国前就应已出现，但迄今为止，见于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中晚期楚公[受豕-又]钟、楚公逆的铭文。春秋时期，楚国铜器增多，铭文也大量增加。从这些铭文看，如与华夏文字相比较，其共性是主要的，但也有自己的个性。如楚字扭曲波折，为“虫篆”的雏型。春秋末，在篆书的基础上，附加鸟形装饰，使文字艺术化，此即所谓“鸟篆”的起源。如楚王孙鱼铜戈铭文共有六个字，均附有鸟形，富有情趣，表现了楚人对鸟类的特别钟爱。


　　楚国典籍丰富。《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可见楚国有自己的史籍，名为《[木寿]杌》，与鲁国《春秋》是并行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国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古今解此四书者甚多，因己亡佚，其内容不详。既是楚人能读，应与楚人传闻或著述有关。《国语·楚语下》记楚大夫王孙圉语：“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人视左史倚相、观射父这两位大学问家、大巫师为两大国宝，足见楚国典籍丰富，把掌握典籍，“能作训辞”、“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的人置为至尊的地位。屈原在《天问》中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涉及内容广泛，天地万物，人神典故，源远流长，无所不包，应与楚国丰富而深奥的文化典籍有关。


　　二、鬻子思想


　　鬻熊(鬻子)，商末周初人，是楚国的缔造者，楚人把他与祝融一样视为楚之先祖。《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又记楚武王语：“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贾谊《新书》更称周文、武、成三代均以鬻熊为师，请教国事。这样显要的地位，故其语为后人相传记录，成《鬻子》一书。


　　《鬻子》，《汉书·艺文志》列为道家，已佚。现存本为清末叶德辉校辑本。贾谊《新书》和《列子》亦存有鬻子的思想言论。


　　鬻子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王道，或称为“治国之道”和“兴国之道”。他说：


　　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昼代夜然。其道首首然万世为福、万世为教者，唯从黄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缘五帝之道而不失，则可以长久。


　　又说：


　　昔者颛顼年十五而佐黄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黄帝之道而行之。昔者帝喾年十五而佐帝颛顼，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颛顼之道而行之。(《鬻子》。)


　　此皆尚远古“禅让”之道，称颂五帝治天下的“王道”。王道与贤人相佐是分不开的。禹之治天下，得皋陶“七大夫以佐其身”；汤之治天下，得伊尹等“七大夫佐”，才得以“天下治”。因此，治天下，天下治，必须用贤。


　　圣人在上，贤士百里而有一人，则犹无有也。王道衰微，暴乱在上，贤士千里而有一人，则犹比肩也。(同上。)


　　圣人主政，贤人再多也不够用；王道衰微，贤士再少也显得拥挤不堪。鬻熊及其后封于蛮荒之地，立国创业维艰，故特别崇尚“王道”、“贤佐”，系统地提出了圣人治天下的理论，与楚人一开始面临的险恶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春秋以后，北儒南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走向。作为道家的先躯，鬻子在宇宙观上，虽然没有像后来老子那样提出道----超绝一切的虚无本体论，却也涉及宇宙生成的观点。如他说：


　　天地辟而万物生，万物生而人为政焉。


　　又说：


　　有天然后有地，有地然后有别，有别然后有义，有义然后有教，有教然后有道，有道然后有理，有理然后有数。(《鬻子》。)


　　这道虽然仍落实在王道或“人为政”这个立足点上，但他明确提出“天地辟而万物生”的观点，却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


　　正国为鬻子能把“人为政”与万物生成及其社会现象、自然现象联系考察，所以在他的认识论中，已初具唯物辨证法因素。如他认为：


　　日有冥，有旦，有昼，有夜，然后以为数。月一盈，一亏，有合，有离，以数纪。同上。)


　　在《列子·天瑞》记鬻熊语中，鬻子对宇宙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指出：


　　运转无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往来相接，间不可省，畴觉之哉?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是鬻子已经涉及到宇宙本体论的问题，所谓“运转无已，天地密移”，认识到宇宙是运动的；二是基于这一前提，认识到天地万物“损盈成亏，随生随死”，事物是变化的，相辅相成的。


　　据贾谊《新书·修改语下》载，周武王向鬻子问道：


　　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吾为此，奈何?


　　鬻子答道：


　　唯。攻守而战乎同器，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则唯由和而可也。


　　在守、攻、战上，既可以用“和”，也可以用“严”，但严不若和。“严”与“和”，就是刚与柔的关系问题。《列子·黄帝》记鬻子语：


　　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


　　柔与刚、弱与强，是对立的，但也是可以转化的。在手段上取柔和弱，才能达到刚和强的目的。这就是说，刚不若柔，强不若弱，柔能克刚，弱能守强。但柔克刚、弱胜强，不是消极静待的，而是要经过“积”的努力，即积极地创造条件，才能实现柔、弱向刚、强的转化。这是很富有辩证法色彩的，给后来道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鬻子的严不若和、刚不若柔思想的形成，与其生活的特定处境是分不开的。商王朝从盛转衰，周人从弱转强，使鬻子悟出了柔克刚的道理。同样，自己子事文王，举族投周，也必定走的是这种转弱为强的道路。叶德辉《校辑〈鬻子〉序》说：“以鬻子之学治楚，其效必速于黄老之治汉，申韩之治蜀焉。”可见鬻熊思想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无疑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尽管今天所见鬻熊思想是后人摭拾传闻，但其思想价值与历史地位则是客观存在的。鬻熊既是楚国的缔造者，也同时是楚国思想的开拓者。


　　三、民本思想与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


　　在奴隶制早期的夏、商时期，“天命”决定一切，人们视上帝为至尊的主宰者。神权、王权合一，国家机构为神学统治思想所笼罩。西周初，周王亦自认为受命于天，称为“天子”。但又鉴于商代夏、周又代商的历史事实，统治者已深感“天命靡常”，故在维护“天命”的同时，又提出了“保民”观点，民本思想开始萌芽。西周末，特别是入春秋后，随着王权旁落，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开始形成，“保民”思想也迅速发展，“敬天”、“尊神”的观念则相应动摇，人们纷纷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的见解，打破了传统神学统治思想的束缚。楚国在这一变革时代，民本思想也勃然兴起，出现了以“庇民”为己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楚成王时代著名令尹子文，在楚成王年幼受欺、困难当头时，不仅“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左传·庄公三十年》)，而且任令尹后，明确提出了“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国语·楚语下》。)的观点，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处处以身作则，表现出了一位生气勃勃的政治家的面貌。据《国语·楚语》、《战国策·楚策》有关篇章记载，子文身正清廉，生活俭朴，“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楚成王得知后，不得不“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进)子文”。《潜文论·遏利》还说他“三为令尹，面有肌色，妻子冻馁，朝不及夕”。子文之所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就是因为在周天子名存实亡、各诸侯国纷起争霸的动荡变革时期，认识到“民”的重要性，如无民众的支持，统治者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同上。）如果自己贪而富，民众必然起来反对，那结果是不堪设想的，随时都会垮台。所以，子文得出结论：“我逃死，非逃富也”，“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庇民”，即“恤民”、“保民”，是从“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的认识中得出来的。一方面，时代的变动、人民大众的威力，使得子文及其他政治家，不得不由“敬天”转向“保民”，“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另一方面，时代的需要，造就了如子文这样一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其后，楚庄王、孙叔敖和其他一些有头脑的政治家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在嬷战前，晋栾书告戒晋人莫要以为楚军骄而老(疲劳)，因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楚庄王)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嬷战后，楚庄王又拒绝了潘党关于“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的建议，以为“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作为一个国君，思路很开阔，考虑的问题很多，但无论是治国或治军，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民生在勤”、“民欲犹多”、“民安”与“和众”，说明楚庄王的“保民”观念是很强的。孙叔敖是继子文之后又一著名令尹，他出任令尹前后，为民治水造福，功勋卓著。任令尹期间，以民为重，廉政忘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吾……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禄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荀子·尧问》。)对自己和妻室，要求严格，“栈车牝马，粝饭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肌色”，真可谓“子文之统”，“忧国忘私”(《孙叔敖碑》，不愧为楚国之“良大夫”(《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楚庄王之所以能够兴霸立业，显然与君臣这种“保民”思想、“忧国忘私”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楚国经武文成穆庄诸代的努力，终立威定霸后，楚国一些君臣确实忘记先祖之业，追求奢侈享受，“保民”观念淡薄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贤大夫或有识之士，出面谆谆告戒，要以民为重。如楚灵王筑章华台后，自鸣得意，伍举就直截了当地指出：


　　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国语·楚语上》。)


　　提出“安民”是大事，不应大兴土木。楚灵王又城陈、蔡、不羹，劳民伤财，以威慑诸侯，范无宇不以为然。楚灵王居然还以“是知天咫，安知民则”为由进行驳斥，右尹子革马上指出：“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国语·楚语上》。)重申天、民一致，民为天生，民不可疏忽。楚灵王在位十二年，“国人苦役”(《史记·楚世家》)，“民患王之无厌”，“从乱如归”(《左传·昭公十三年》)，终落得王冠掉地、身败名裂的结局。楚灵王垮台，孔子认为“失仁”(《左传·昭公十二年》)，刘安等则认为“失民”(《淮南子·泰族训》)，都和“保民”思想联系起来考察，反映了终春秋一代，楚国的轻天重民思想始终很突出，与春秋时期大变革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在此同时，楚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法也有很大的发展。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就已产生了，《尚书·洪范》记载的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五行”)，《周易》记载的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种自然物质(“八卦”)，以及它把千变万化复杂纷纭的事物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就是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的萌芽。春秋时期，楚国在物质生产和图存争强的斗争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法表现得朝气蓬勃，显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军事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楚莫敖屈瑕用武力逼迫贰、轸订盟。这时，郧国军队驻于蒲骚，联合随、绞、州、蓼，准备截击楚国。屈瑕很忧虑，楚大夫斗廉建议屈瑕驻军郊郢，抵御四国，自己率锐师夜袭郧国，如打败郧军，四国必不敢出兵。屈瑕要请求济师(增兵援助)，斗廉不同意，说：“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屈瑕要占卜，看能否取胜。斗廉又反对，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不信天，不信鬼神，充分相信自己，对胜利满怀信心，表现出了一个朴素唯物者的胆识与气魄。


　　楚国历来被华夏视为蛮夷之邦，楚国君臣也正是在这一歧视下发愤图强、北上争霸的。他们敢作敢为，无视周天子的权威，显然也是在重人轻天的思潮冲击下表露出来的。如熊渠公然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立三个儿子为王，率先否定了周天子君权神授的地位。其后，熊通自称楚武王，熊赀称楚文王，熊恽称楚成王，都和周初几位著名国君名号相对峙，彻底否定了周天子的权威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对传统的天命观的否定。楚庄王稳定了统治后，立即率军北上，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当王孙满答以在德不在鼎时，楚庄王嗤之以鼻：“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同上。)对周王室君权神授如此嘲弄，无疑是对神学统治思想的最深刻有力的冲击。


　　楚人崇巫重祀，但楚国有的君臣却力排众议，重实务实，并不相信鬼神。除上述斗廉反对占卜、以求实的态度指挥作战外，春秋末楚昭王在面临夭亡之际，不禳祭避祸，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据《左传·哀公六年》载，公元前489年(楚昭王二十七年)，楚昭王领兵却吴救陈，驻兵于城父时得病。占卜结果，说是黄河之神作祟。左右建议在郊野祭黄河之神，楚昭王不同意，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就不肯祭祀。这一年，天上出现了云彩如赤鸟一样，围绕太阳飞了三天。对这一灾异现象，楚昭王派人请教周太史。周太史说：“其当王身乎!若　(禳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马。”楚昭王又不同意，说：“除腹心之疾，而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又不肯祭祀。楚昭王先是尊重楚国的地望，不肯祭黄河之神，尔后又不肯祭天，宁可自己死去，亦不肯嫁祸于令尹、司马。这种不祭鬼神避祸消灾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证明终春秋一代，楚国信天命、重祭祀与轻天保民、不信鬼神的两种观点，是并行发展的，并存在激烈的斗争。


　　随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光彩熠熠。在这方面，楚国宛人范蠡的思想要算是一个典型。他从政经商，经历丰富，著《范蠡》二篇，已佚。他的思想言论见《国语·越语》和《史记·货殖列传》。他认为，“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下》)，天时、气节是随着阴阳二气的变化而变化的，国势的盛衰也不断在变化。强盛时要戒骄，衰弱时要创造条件，转弱为强。物价贵贱，是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主张谷贱时由官方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对商业经营的“积著之理”，强调要“守时”，即善于掌握经济活动的规律和有利时机。如“天与不取”，终会“反之为灾”，造成重大损失。可见范蠡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一样，都是饱含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因素的。楚国人才济济，思想丰富，在其土壤中孕育出如范蠡等这样一些大思想家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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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崇尚巫鬼之风与观射父的宗教思想


　　《汉书·地理志》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演变，原始宗教步入“人为的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后，更加兴盛而不衰。


　　楚人的信仰是多元的，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古尚书》说：“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谓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楚人对天的崇拜已非一般观念，而是有具体的对象的，如太乙(太一)、东君、云中君等。楚人的祭祀地宗，按照楚昭王的说法，是“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左传·哀公六年》。）江、汉、睢、漳，楚国境内的江河，代表着楚国的社稷，祭祀唯谨。泰山当然不祭，楚国境内名山亦不见有祭祀的记载。楚人对祖先(鬼)也是十分敬重的，丝毫不能大意。《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失以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可见祝融和鬻熊，楚人奉为先祖，是恭敬备至的。夔子不祭祀，楚成王先谴责，后灭国，夔子本人也做了阶下囚，何等严厉。此外，高辛氏、轩辕氏也列为信奉的对象。


　　敬天信鬼神必崇巫。巫，神通广大，能通天地、交鬼神、寄死生，是一些超越凡人、具有特殊秉赋的智者，“民之精爽不携徽撸而又能齐肃衷立，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语下》。）这里虽有男觋女巫之分，实际上都统称为巫(《周礼》，男亦曰巫，故实可统称为巫。）楚国是从氏族制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所以政治活动和科学文化知识，都蒙上了迷信的外衣，为“神事”所笼罩。巫，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还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参与政治的本领。《吕氏春秋·勿躬》说：“巫彭作医，巫咸作筮。”可见医既主卜筮，又深谙医道医术，故巫是一身而二任的，称为巫医。孔子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要成为一个巫医，得需苦心积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另外，巫还“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国语·楚语下》)，在交结诸侯、参与国事中，也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故楚昭王时的观射父，既是一位大巫师，也同时是一位参与政事的大夫，地位极为显赫，被楚国奉为第一国宝。


　　楚人通天交鬼神，一是祭祀，二是占卜。楚人祭祀之风极盛，上至国君，下至国人庶民，莫不如此，故留有“重淫祀”之说。近年来在湖北江陵等地出土了不少“镇墓兽”或“辟邪”之物(湖北荆州博物馆展出的有江陵雨台山出土的“镇墓兽”、江陵马山出土的称为“辟邪”一类的根雕)，实际上就是楚人尚鬼神重祭祀之风的实证。


　　占卜当然是巫的职责。为社稷占卜的是卜尹，国君遇有大事，自己也行卜。如楚灵王即位前怀有夺天下之志，自己就占过卜。民间的男觋女巫占卜之风就更盛了。占卜的工具是龟甲，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楚灵王占卜不吉，“投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司马令龟，我请改卜”，就是例证。楚国君(王)在确定继承人，或在选官用人上，有时还采用“枚卜”(一个人一个人依次地卜下去，直到某个人得吉兆为止)这一独特方式。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共王有宠子五人，不知立谁，拿着一块璧遍祀“群望”，祈祷说：“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然后与巴姬把这块璧秘密地埋在祖庙的庭院中，让五子按长幼次序入拜，决定继承人。后来楚共王死，虽仍立长子(楚康王)为王，但也反映了楚共王不按惯例立长子为嗣，而企图求助于天神以达到“弃礼”的目的。又据《左传·哀公十七年》载，公元前478年(楚惠王十一年)，楚惠王与叶公枚卜新令尹，楚惠王弟子良得吉兆，叶公认为王子做令尹，会威胁王位，于是改卜子国为令尹。


　　敬天交鬼神的活动，本来就是原始宗教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动与天命论的动摇，入春秋后，楚人虽然一方面尚鬼神崇巫卜，另一方面在这一鬼风巫风的气氛中，又不乏求实务实的理性精神，使楚人的宗教生活饱含人情味和现实性。除了上面提到的斗廉提出“不疑何卜”外，还有很多事例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楚令尹子玉北上临战前，梦河神向自己索取琼玉，子玉不肯。大心(子玉子)、子西使荣黄谏，子玉还是不听。荣黄对大心、子西说：“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荣黄的意思很清楚，敬神是次要的，勤民是首要的，子玉之败(指城濮之战)不在不敬神，而在于不勤民。子玉视物重于神，是很实际的。神可敬，琼玉却不能给。然在特定的条件下，楚人又把自己与鬼神贴得很紧，相信鬼神是会与自己同命运共呼吸的。如公元前506年吴攻楚，楚在麇地战败，暴骨原野，无人收尸，第二年，楚反攻，吴军集结在麇，子期认为：“国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旧祀，岂惮焚之?”结果施以火攻，大败吴军(《左传·定公五年》。


　　这里“焚”鬼神与敬鬼神是一致的，神灵与自己是心心相印的，绝不是可敬可畏而不可亲的。可见楚人在崇尚鬼巫的同时，已不乏理性精神，而崇尚鬼巫的真正目的，在于“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周易·观卦》)，体现了其“人为的宗教”的性质。春秋时期，楚国一方面是鬼巫之风长盛不衰，另一方面是理性精神与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春秋末，楚国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宗教思想理论家观射父。


　　观射父，祖籍[若阝]人，楚昭王时大夫。《左传·哀公十七年》说：“观丁父，[若阝]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后来，观丁父的后人“佐开卜”，以巫卜为职业。楚康王时，观起被车裂，其子观从逃居蔡国，帮助楚平王夺取了政权，博得了楚平王的信任，被任为卜尹。观射父可能是观从的后裔，故承继了观从的事业，掌握了丰富的宗教资料。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十三年)，晋助周敬王伐王子朝，王子朝等奉周之典籍奔楚，故观射父又有可能直接阅读到周之典籍，加深了对周礼的了解，进一步把楚国的宗教思想与周礼联系起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宗教思想理论，对了解和研究楚国乃至我国古代的宗教发展，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观射父既参与国事，又通晓宗教礼仪，楚昭王有不明了的天地之事，都要向观射父请教。所以他的宗教思想理论，集中地保存在《国语·楚语下》所记观射父答楚昭王问话中。


　　首先，观射父对原始宗教的发展作了系统的考察，为后世对原始宗教的了解与研究，提供了可贵的依据。当楚昭王问以“《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时，观射父答道：


　　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徽撸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牺牲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礻西/土]　之服，而恭敬明神者，以为之祝。使明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土コ≈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ㄖ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作为古代的宗教思想家，他不可能对原始宗教作出科学的解释，这样就难免有失实之处。如所谓远古时期民神不杂，有觋、巫专司敬天交鬼神之事，制定神位，安排祭品、服饰，知山川之号、宗庙之事，“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就不是原始宗教初期的状况。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人类的宗教观念约萌生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即“根源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当时生产力低下，人类的思维能力也还处在低级阶段，对自然现象不可能有正确理解，于是自然界被神化，日、月、云等自然现象及动、植物等自然物受到特别崇拜，“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礼记·祭法》)，从而产生了拜物教，即最原始的宗教观----万物有灵论。因此，神是有意志的，掌握着人类的命运，充满了神秘的气息，人与神也就处在分离状态，此即观射父所说的“民神不杂”、“民神异业”的情况。这时还不可能出现具有特殊秉性而又有文化教养的觋、巫，观射父显然湿淆了原始宗教发展的不同阶段，把后来出现的情况提前说了，这是应该指出来的。尽管如此，观射父的“民神不杂”、“民神异业”的说法，却指出了原始宗教最初阶段的实质，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随着母权制的确立与发展，由生殖崇拜而产生对祖先的崇拜，敬鬼神之风就随之兴起。这时，人的观念是绝对平等的，人与神的关系因而也是和谐统一的，故对本氏族的始祖或氏族的标志图腾，人人都可以顶礼膜拜和敬而祀之的，这就是观射父所说的“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情况。到“五帝”之一的颛顼时代，氏族制逐步瓦解，军事首领享有绝对的权威，在信仰的问题上，也需要有统一的神祗和神权，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民神无相侵渎”，杜绝地民与天神之间的沟通。这时，物质生产力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人类的社会分工也更加明朗而细致，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觋、巫才从群体中分离出来，成为“司天以属神”的具有特殊秉性和有很高文化知识水平的阶层。从此，原始社会的“自发的宗教”，开始进入阶级社会的“人为的宗教”，楚人的鬼巫之风中也就充斥着统治者的心愿与意志。


　　观射父对原始宗教的产生与发展，为我们描述了大致的情况，他指出的“古者民神不杂”、少昊时代“民神杂糅”和颛顼时代“绝地天通”，真实地反映了原始宗教发展的轨迹，这对后人了解和研究原始宗教，无疑是有启迪意义的。


　　其次，在宗教活动上，观射父根据自春秋中期以来社会关系变劝、新兴封建势力发展的实际，一方面强调祭祀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以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提出要爱惜民力，切不可以过度。楚国与中原各国不同，尽管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亦已出现，但王权稳定，从来没有出现王权下移或旁落现象，所以天人感应观念和政权、神权并重的格局，始终没有动摇。但自春秋中期后，社会关系毕竟已出现了变动，这就使得统治者在宗教活动上要重新思考，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楚昭王主动询问观射父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出现的。观射父在回忆宗教的发展历程后，就现实的一些祭祀对象、要求等问题作了具体的回答，从而表明了他的宗教观。


　　祭祀是宗教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形式。观射父根据统治阶级的不同层次，以及被统治的庶民，明确地提出了不同的祭祀对象和“祀牲”。“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等级有别，“祀牲”也就不同。“祀加于举。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可见观射父完全按照商周以来宗教制度和周礼思想，来规范楚国的祭祀活动，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在此同时，观射父鉴于时代变革的实际，在宗教观和祭祀问题上，又提出了一些适应时代要求的见解。如他认为：“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天神是精明的，它对地民的要求，不是丰大的祭品(牺牲)，而是体具(身体完整)而清洁的祭品。他援引“先王之祀”为例，把“一纯”列于“二精”、“三牲”、“四时”等等之首，以表示对鬼神的虔诚，做到“心纯一而洁也”。作为贤君(圣王)，“一纯”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对楚昭王说：“圣王正端冕，以其不违心，帅其群臣精物以临监享祀，无有可慝于神者，谓之一纯。”可见观射父强调“圣王”率领群臣亲临祭祀时，做到“不违心”，不违背神的意旨。在奴隶制出现危机时，观射父如此强调最高统治者要虔诚，“无有可慝于神者”，对楚国统治集团来说无疑是有告诫和规范作用的。在祭祀时间上，观射父更明确提出：“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齐肃以承之。”这与上面提到的“求备物，不求丰大”是一致的，都是着眼于“民力不堪”的角度提出的，无疑是宗教思想上一大进步，反映了楚国社会关系变革与民本思想兴起的实际。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又是和礼制紧密地结合起来的。观射父在考察远古时代宗教史后，直接承继《周易》“圣人以神道设教”思想，强调宗教活动在于教化百姓，巩固奴隶主贵族统治秩序。他在回答楚昭王问话中，反复提出了这个问题，说：


　　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礻/帝]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圭刂]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天子亲舂[礻帝]郊之盛，王后亲缲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摄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从这些言论中，足见观射父对“神道设教”思想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其要义，一是教化民众，民众对神虔诚，对贵族统治也就会服服贴贴；二是“抚国家，定百姓”，约束宗亲贵戚、名姓大族，以安定奴隶主贵族统治；三是以天子、国君为首，必须亲自主持 “[礻帝]]郊之事”、“宗庙之事”，身体力行，以收到“其谁敢不齐肃恭敬力于神”的效果。一句话，神道设教，目的就在于实现“上下有序，则民不慢”的局面。观射父把神道与礼制结合起来，使政权与神权趋于一致的观点，是再也明确不过的了。


　　这在当时中原各国敬天尊神思想削弱、理性精神高扬的情况下，楚国仍追求敬渎鬼神，教化百姓，不能不是楚国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的一大特色。但是，观射父的神道设教思想，不仅教化民众，服从统治，且又对以王为首的各级贵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约束作用。从这点看，也是有进步意义的。楚人敬鬼神，必然也就崇巫卜，故楚国巫卜之风长盛不衰。观射父对觋、巫的评说是很精到的，对觋、巫的要求也很高。在他看来，从事宗教活动的觋、巫，并非一般的人，而是具有独特的秉赋和智慧的人，所谓“精爽不携徽撸而又能齐肃衷正”，且“智”(智慧)、“圣”(品德)、“明”(目明)、“聪”(耳聪)具备，故能“明神降之”，上通下达，沟通天地与结交鬼神。巫，也同时是掌握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既通医，又能以训辞交结诸侯，参预政事。观射父本人就是这种觋巫的杰出代表。观射父把觋、巫提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就是从神道设教出发，使奴隶主贵族政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但是，觋、巫毕竟是现实中的人，人而能通天地交鬼神谙医道，一身而多任，当要进行严格的训练，这对科学文化的发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观射父的宗教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是楚国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五、老子思想


　　老子即老聃，春秋晚期人，具体生卒年不可考。他出生在苦县赖乡曲仁里，地处今河南鹿邑县与安徽亳县之间。此地本属陈国，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楚灭陈后改为县，虽旋即复国，但实际上已成为楚的属国。公元前534年(楚灵王七年)，楚又灭陈改为县，至公元前529年，楚平王虽又复为陈国，但楚国已在此经营五年，楚化更深。公元前478年(楚惠王十一年)，楚灭陈后，再未复国，终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其间大致是老子的成长与生活时期，故老子实属楚人。


　　《老子》又名《道德经》，分《道经》、《德经》上下两篇，为老子所作，后人略有增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写本，与通行本《道德经》编次不同，上篇为《德经》，下篇为《道经》。帛书《老子》的出土，为研究老子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


　　老子是道家始祖，是我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由于他生活在奴隶制没落、新兴封建势力成长时期，反映在思想领域中的是重民轻天思想的高涨，作为担任过周守藏史（《史记·老子列传》。）的老子，虽然一方面笃信天命鬼神，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勇气，废黜了天帝鬼神的神圣权威，提出了一个新的宇宙本体棗道。他说：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


　　又说：


　　有万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守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五章。）


　　因此，“道”或“大”，就成了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道”是“万物之宗”、“象帝之先”、“为天下母”，是第一性的，宇宙万物是从它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道于是取代了上帝，成了宇宙万物老祖宗。道生万物的次序是：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二章。)


　　“一”指原始物质，是为元气，“二”指阴阳二气，“三”即为阴阳之气冲动而达到和谐统一，于是宇宙万物形成了。而生“一”而生万物的道，则非物质实体，是指“不知其名”、“视之不见”（《老子》第一四章。）的精神，即所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老子》第二一章。）的那样一种超越一切而又独立自如的虚无本体。老子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三○章。）“有”也是一种物质元气，但它是从“无”派出生来的，故“无”也就是“道”。因此，老子的“道”、“无”或“大”，都同属一个概念，是恍恍惚惚、窈窈冥冥的超越感觉的精神力量。可见，老子在宇宙观方面，是一个客观唯心论者。但他摒弃了天命上帝，又认为“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老子》第六○章。）从理论上摆脱了传统神学统治的思想束缚，应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老子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既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他认为：“夫礼者，忠信是薄而乱首。”（《老子》第三八章。）在“礼崩乐坏”的情况下，他否定了周礼的合法性，从这点看是有进步性的。但他又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第五七章。)新旧交替，社会矛盾复杂而尖锐，所以法令越多，盗贼反而更多，社会也就越加不安定。既然“礼治”、“法治”都不行，老子于是提出了“无为而治”。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天道无为的基础之上的，是从属于“道”的。他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七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五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纟单]然而善谋，天[纟罔]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七三章。)


　　在老子看来，道是经常无为的，但它却能创造一切，统治者只要听其自然，无所作为，实行较为温和的政策，人民群众就会服服贴贴地服从统治，出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三七章。)那样一种局面。显然，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实质，就是要维护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秩序，不愿看到社会的变革和发展。ノ了真正做到“无为而治”，老子一方面反对统治阶级“有为”而治，以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老子》第三章。)；奉劝国君“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同上。)；反对各大国争霸和兼并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一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第三○章。)；另一方面又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所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五章。)，只有实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才能收到“民利百倍”、“民复孝慈”(《老子》第一九章。)的效果。他还鼓吹：“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这就是说，民众只有成为愚昧无知的劳动工具，才便于统治者实行统治，这才是“圣人之治”。所以老子在教育问题上也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说什么“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第二七章。)。“善人者”和“不善人者”是相对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复归于同一，这就无所谓教育不教育了。一方面是“使民无知无欲”，另一方面又“不贵其师”，这个社会“虽智大迷”，却得其“要妙”了。ダ献釉凇拔尬而治”的思想指导下，又进一步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蓝图。他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章。)


　　这样的社会，车、船、军队、武器、文字等等都被废止了，人们无知无欲，永不迁徙，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生而不有”(虽生产而不私有)、“为而不恃(虽劳动而不据有劳动成果)、“长而不宰”(虽有长者却不拥有权力)，一句话，“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一章。)，完全回到氏族制社会。可见，老子目睹现实，深为纷繁的社会关系所困扰，看不见社会发展的趋势，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原来结绳记事的时代中去，这与“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完全一致的。应该说，老子不满当时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残暴性与虚伪性，指斥他们为“盗竽”，是有进步性的，但他又看不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所作所为，鼓吹向后看开倒车，向往人类社会的开端，则是一种没落的阶级意识，完全是行不通的。老子的从“无为而治”到“寡国小民”社会的描绘，是他所处时代与现实环境的产物。除了春秋时代这一大历史背景给老子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外，老子的故乡陈国，地处中国，一直为楚国北上争霸及其他中原大国争夺的焦点，人们深受其害，统治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在这一特定环境氛围下，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以及厌战反战、“寡国小民”思想就不是偶然的了。ダ献拥奶斓拦鬯淙皇俏ㄐ闹饕宓模但却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素。老子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看到客观世界变化无穷，认识到天地万物都存在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如他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第五八章。)等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老子还进而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老子》第七八章。)又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六章。)要想制服对方，自己则先让一步，以后发制人。无疑的，这一弱胜强思想，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兵家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サ是，由于时代的限制性，老子对事物的认识是有缺陷的，如他认识到事物的转化，却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与质的区别，事物的发展和转化，只停留在循环往复上面，“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反者道之功”，最终导向了形而上学，为相对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他还强调“圣人不行而知”，隔绝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说什么“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老子》第四七章。)，显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先验论。老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完整宇宙观的哲学家，且思想丰富，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在中外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六、自然科学


　　春秋时期，楚国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自然科学取得了明显的进步。コ人在天文历法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自商周以后，楚人进一步扩大了对星象范围的观察，历法也随着有重大的发展。西周至春秋时期，楚国既使用周正历法，也使用夏正历法。前者可能与宗教或尊周从周有关，后者则从生产实际出发。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其中所载的秦、楚月份对照表，均以夏正十月为年首，说明秦、楚关系密切，同用周正历法。表如下：


　　秦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楚 冬夕 屈夕 援夕 刑夷 夏尿 纺月 七月 八月 九月十月 荧月 献马


　　秦、楚两历，虽同以夏正十月为年首，但楚仍袭用周正历法部份的特殊月名，记月既用数字，也用月名，这在春秋及战国各国中，则是独创。コ官方颁行夏正十月为年首历法，民间则采用夏正历法，这也是楚国所特有的。不过，无论是夏正十月历法，或夏正历法，都以干支纪日，这与中原各国是统一的，说明自商周以来，夏夷文化已日渐融汇，在观象授时、发展农业生产上是步调一致的。ゴ呵锸逼冢我国数学有很大的发展。《周礼·地官·保氏》说：“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之一就是“九数”。郑众注，“九数”包括“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等九个方面，与生产实际是紧密相联的。楚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楚人在生产实践中，数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令尹孙叔敖城沂，事前工程负责人制订了包括筑城进度、所需材料工具、土方多少及其如何运送、怎样就近取土取水、城基丈量、需多少干粮、人员分工等详尽计划，结果该项工程三旬而成。可见这项城池建筑，是事先运用周密的数学计算方法，对土方、用工用料与干粮等数目，进行了精确的计算，才得以顺利完成。又如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司马[艹为]掩对楚国境内不同类型的土地、山林、水泽、田亩等作了精密的测量和计算，然后依据不同的收入确定军赋的数目。这是一项全国性巨大的土地测量和计算工程，如无相当的数学知识，是不可能完成的。ザ攘亢夂褪学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数学知识的丰富，度量衡也出现了。现据长沙、江陵等地楚墓出土的算筹、天平和砝码看，春秋时期，楚人当已开始使用度量衡。


　　七、文学艺术


　　楚国(地)文学源远流长。作为最早的文学形式棗神话，则在楚国(地)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神话和传说，成为楚文学产生的鼻祖。如“女娲化生万物”、“抟黄土作人”、“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中，女娲、夸父、后羿等是神力无穷、饱满生动的非人亦人形象，反映了楚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楚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无论是天神地祗或人鬼，都是那么有血有肉、奇谲瑰丽，富有艺术魅力，无疑的，这为后来楚人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础。ゴ呵锸逼冢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见于文献记载，楚国诗歌虽不算多，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是为南方民歌，《汉广》等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吕氏春秋·音初》说：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于涂山之阳，女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南土，即南国，大江以南之统称；南音，即指南方国风之音。《候人歌》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显然有直接的影响。又如《周南·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不仅使用语助词“思”，且在表现手法上已能巧妙地运用赋比兴，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此外，散见于其他典籍，也还有不少楚国(地)民歌。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新序》记载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河上歌》、《申包胥歌》、《渔父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ナ言志。春秋时代，楚国贵族卿大夫和中原各国贵族卿大夫一样，在朝聘、宴会时，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以示高雅和博学多闻。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十七年)，楚庄王在[必阝]之战中获大胜后，潘党建议“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楚庄王引《诗·周颂·时迈》及《武》，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战争，安民定国，不在于炫耀武功。又据《左传·成公二年》载，公元前589年(楚共王二年)，楚共王幼年继位，令尹子重率师伐晋救齐，出征前引《诗·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实行“惠恤其民”政策，国内安定，结果在蜀会盟诸侯，继承和发展了楚庄王的霸业。楚人类似引《诗》例子，终春秋一代，不乏记载。从此可见，楚国以王为首的贵族卿大夫，均精通诗书礼乐，楚国诗歌普遍地发展起来，与他们的重视与推崇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据《左传》等文献记载，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楚成王在与宋泓之战获胜后，郑文公夫人芈氏、姜氏前往慰劳，“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首或]”(俘虏与被杀敌人的左耳)。杜注：师缙，即楚之乐师。又如《左传·成公七年》载，楚郧公钟仪被郑人所俘，献给了晋国，晋人把他囚禁在军府。后来晋景公来军府巡视时，见到戴“南冠”的钟仪，便询问他的出身世职，钟仪回答说自己是“[氵令]人”，并说这是“先人之职官”。杜注：[氵令]人，亦作“伶人”，乐官。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钟建因背过楚昭王妹季芈逃难，楚昭王复国后，季芈要嫁给钟建，楚昭王同意了，任命钟建为乐尹(《左传·定公五年》。)。此外，《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的楚“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乐官(乐尹)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国语·楚语上》记楚灵王建筑章华台后，以“台美”而自鸣得意，伍举则认为：“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这里说的“金(钟)、石(磬)、匏(笙)、竹(箫)”是指乐器。《周礼·春官》说：“大师……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张正明认为，伍举列举的“金、石、匏、竹”，“是取八音的头尾来代表八音的全体。看来，春秋时代的楚国是八音俱全的”(张正明《楚文化史》。)。现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主要是河南淅川下寺发掘的春秋时代楚墓出土的钟、磬等乐器文物。其中有编钟4套共52件，包括甬钟、钮钟，石磬3套，每套13件；还出土了一件石质的排箫和琴拨。此外，在湖北当阳曹家岗楚墓中，还出了两件漆瑟(已朽坏)。ピ诎艘糁中，楚人尤偏爱钟。见于文献记载，楚国以钟为氏的楚乐官有钟仪、钟建和钟子期。钟仪不仅是乐官，还是郧公。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为了与楚国和好，主动释放了他，“使归求成”（《左传·成公九年》)，可见钟仪这位乐官地位突出，举足轻重。钟建娶楚昭王妹，任乐尹，成为王亲贵戚。钟氏地位如此显赫，与楚国视钟为重器有关。如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同上。)，前者是为了削弱楚国的经济实力，后者则企图在政治上动摇楚国的统治，可见楚人是把钟视为王权的象征的。


　　楚人不仅尚钟，而且还长于操琴。如乐师扈子援琴为楚作《穷劫之曲》，震撼了楚昭王的心弘，决心励精图治，振兴楚国(《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荀┳印と把篇》说：“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足见伯牙的琴艺达到了绝妙的境地，而这位琴手也是楚人(《左传》所记以伯为姓的伯州犁，是从晋国逃奔来楚国的，伯牙可能是伯州犁的族人，入楚而为楚人。)。《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了钟子期最赏识伯牙的琴艺，钟子期死，伯牙也破琴绝弦，终身不复操琴的知音传世佳话。今武汉龟山的琴台，就是后人为追念这两位知己的佳话而建造的。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ゴ呵锸贝，楚国也有文舞、武舞和优舞。桓谭《新论》说：


　　楚灵王信巫祝之道，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而灵王鼓舞自若。


　　楚灵王的这一“鼓舞”，就是文舞。文舞也是一种巫舞，不过楚灵王引进宫室，“躬执羽绂”，以“羽绂”为道具，就显得典雅多了。文舞又称“夏龠”，是源远流长的。武舞，即“象舞”，亦称之为大武之乐。《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宫侧，而振万焉。”“万”，舞名，“振万”，大武之乐的别称，即武舞。文夫人斥责其以“习戎备”之舞“而于未亡人之侧”，是一种违背先君惯例的反常之举。可见楚国的武舞，也是源远流长的，与诸夏是一致的。优舞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种戏剧小品表演的艺术形式，楚国在春秋时期亦已出现。《史记·滑稽列传》载，楚庄王时有一位倡优(乐人)，叫孟，擅长于以“谈笑”的技艺进行讽刺批评。楚庄王爱马，“衣以文绣”，“啖以枣脯”，马肥病死，楚庄王要以大夫之礼厚葬，群臣劝阻，竟下令说：“敢以马谏者，罪至死。”唯独优孟不怕，“入殿门，仰天大哭”，尽情讽刺挖苦，使楚庄王顿时清醒过来，仍以普通马对待。令尹孙叔敖死后，其子穷困潦倒，优孟“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扮成孙叔敖样子，往见楚庄王，楚庄王大惊，竟以为孙叔敖复生了。优孟于是诉说孙叔敖“妻子穷困负薪而食”，要楚庄王念及孙叔敖这位“廉吏”终生“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的高贵品质，对其后代要妥善安置。楚庄王感动，封孙叔敖子于寝丘。足见当时倡优的表演技艺是很高超的，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人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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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国初期各国形势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尽管各国的变革时间和程度不尽相同，但各国内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间的争夺也更加剧烈，出现了以兼并他国为目的的封建兼并战争。


　　一直与楚国对峙的北方大国晋国，早在春秋中期，“私家”(新兴封建势力)就日益强盛起来，并与旧公族不断地展开斗争。至春秋末，已形成政在家门，权归六卿(赵、魏、韩、智、范和中行氏)的局面。六卿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在各自的领地内，废除了“百步为亩”的井田制，实行新的田亩制和地税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成长。


　　在新旧势力斗争的同时，六卿之间由于政治、经济的差异和矛盾，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继公元前493年赵、韩、魏打败了得到郑、齐等国相助的范氏、中行氏后，于公元前458年赵、韩、魏、智氏联合起来，又灭掉了范氏和中行氏。公元前455年，智氏势盛，韩、魏屈服，于是率韩、魏攻赵，围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古城营)三年不下，赵对韩、魏晓以唇亡齿寒之理，于是三卿联合起来，于公元前453年(楚惠王三十六年)灭掉了智氏，三分其地。此后，晋国君反朝于三家之君，晋公室名存实亡，“三家分晋”局面形成，韩、赵、魏实际上已成为三个独立的新兴的封建国家。公元前403年(楚声王五年)，周王室正式册命三晋国君为诸侯。


　　三晋中以魏发展最快，势力最强。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魏文侯即位后，求贤若渴，先后任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以吴起为西河郡守，以乐羊为将，以西门豹为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令。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主要内容为：废除奴隶主官爵世袭制，按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尽地力之教”，发展生产；行“平[入《史记·吴起列传》。）秦国国力有限，社会经济发展迟缓，社会关系变革亦不明显。公元前408年(楚简王二十四年)，当魏取秦河西地后，秦简公为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也效法中原各国，实行实物地租，即“初租禾”。随着经济领域变革的成功，新兴封建势力在政治上也进一步确立自己的统治。公元前387年，秦惠公卒，子出子即位，年仅二、三岁，其母及宦官当政，国内动荡不安。公元前385年(楚悼王十七年)，秦庶长菌改杀出子及其母，迎立出奔在魏的公子连，是为秦献公。秦献公长期生活在魏，目睹李悝变法的成效，当政后即着手进行政治改革。次年，宣布“止从死”，废除了用人殉葬制度。其后又制定户籍制度和建立县制，并于公元前383年修筑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城，自泾阳(今陕西泾阳西)迁都于此。秦献公的上述改革与都城东移，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加强与边防的巩固，为后来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


　　燕国地处东北，战国中期后才逐步强大起来。江东之越，虽一度北上争霸，但自勾践死后，国势日渐衰弱。其他各国，如郑、宋、鲁等国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国力一直有限。故战国初，各国斗争形势以三晋相联为枢轴，攻秦伐齐逼楚，实际上是春秋时期大国激烈争夺的继续和发展。


　　二、战国初期的楚国


　　战国初期，楚惠王继续执行安邦定国、伺机发展的方针，在对外争夺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公元前473年(楚惠王十六年)，越灭吴后，勾践称霸诸侯，势盛一时。勾践为了缓解与楚国的关系，主动以淮上地与楚，此则有利于楚国的进一步东向。其后，楚通好于秦，当晋内部斗争激烈、三家分晋和越国渐走下坡路时，公元前447年(楚惠王四十二年)，楚即迅速地灭掉了蔡国。两年后，即公元前445年(楚惠王四十四年)，楚又灭掉了杞国(今山东安丘东北)。《史记·楚世家》说：“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自此，楚东拓疆土至泗水之上，尽有江淮以北之地。公元前432年，楚惠王卒，但国威不减，第二年，即公元前431年(楚简王元年)，楚又灭掉了莒国(今山东莒县)(《史记·楚世家》。蒙文通《越史丛考》谓齐先灭莒，楚顷襄王时为楚所灭。）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继承楚昭王事业，利用春秋末战国初各国内部变动、无力外顾和越国衰败之机，与秦和好，积极向东开拓，使楚国重又复强，以大国强国的地位步入战国的行列，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楚惠王不失为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国又一有作为的国君，他和楚昭王一样，为楚国的复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就在楚国对外争夺取得重大进展之际，楚国内部问题也积聚很多，日益演成难以克服的弊端。商末周初楚人立国后，仿效中原王朝，实行以王为首的贵族、官僚三位一体的奴隶主贵族政治体制。王与奴隶主贵族是世袭的，各级官僚也就由这些世袭贵族轮流担任。为保证王权巩固，中央最重要的执掌政治、军事大权的令尹、司马，除了在武、文时代有破格录用非王族宗亲人员担任的例子外，一般均由公子(君王子弟)和世家大族担任。楚庄王时既用世家大族，亦用众公子为令尹和司马。此后，这种格局没有政变，一直延续至战国后。这种王室宗亲垄断政治的局面，一方面避免了王权旁落，另一方面也使政治守旧，缺乏进取的锐气。


　　楚人建国后，无论是令尹、司马或担任其他官职的官吏贵族，都以俸禄和“赏田”的形式，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人口，享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此外，楚国在一些地区建立了县邑制。县邑制在性质上与贵族食邑制已有所区别，然而统治县邑的县公拥有临土治民的权力，故亦享有政治、经济的特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贵族大吏权势的增长，春秋末战国初，楚国又兴起了封君制。封君制的特点，一是封地赐田，如《左传·哀公十八年》所记的“封子固于析”的析地，就是子固的封地。显然，这是楚国固有的“封邑”占有形式的继续。二是被封的贵族大吏，又给予以“君”的爵号，“很明显，封君是一种特殊的更为尊荣高贵的爵称”(何浩《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当然，封君并非楚国所独有，中原各国也行封君制，但楚国封君时间早、人数多，一开始就对楚国的政局，带来不利的影响。见于古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楚惠王时期的封君除了析君外，还有鲁阳文君、阳城君等数人。析君子国(公孙宁)是楚平王之孙，白公胜夺权失败后就担任了令尹。令尹而被封为“君”，使令尹的权势更加膨胀，经济实力更加雄厚，无疑有碍于楚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楚悼王时，封君更多，权力更大，终演成“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韩非子·和氏》。)的局面。


　　公元前432年(楚惠王五十七年)，楚惠王卒，子仲立，是为楚简王(前431椙?08年)。楚简王在位二十四年，除了即位初凭借楚惠王的声威，北伐灭莒及公元前413年(楚简王十九年)伐魏、攻至上洛(《竹书纪年》。)(今陕西洛南)外，别无建树。公元前408年(楚简王二十四年)，楚简王卒，子当立，是为楚声王(前407椙?02年)。楚声王在位仅六年，即为“盗”所杀(《史记·楚世家》。）一个国王为“盗”所杀，这在楚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例，显然是一起严重事件。由于史料缺乏，楚声王为何被“盗”杀死，无从获知，但既为“盗”杀，证明其时楚国社会动乱，楚国人民不堪忍受压迫剥削，只得挺而走险，起来展开反抗斗争。在统治阶级眼里，“盗”与民是同一概念，民即“盗”，“盗”亦即民，就是指起来造反的国人和庶民。联系公元前506年楚昭王仓皇出逃，途中被“盗”所攻击的史实来看，两起历史事件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在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背景下发生的，故楚声王被杀，是楚国积弊日深的直接反映。从中可见，战国后，楚国明显具有呈升沉双向发展的特点：一方面，由于昭、惠王时期的复兴，楚国对外争夺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另一方面，楚国长期实行王室宗亲专政，“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与激化。


　　就在楚简、声王两代无所作为时，三晋竞相改革、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田氏夺权成功、秦国亦始实行“初租禾”，正朝气勃勃，力图向外扩张兼并，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从这点看，楚国是落后了，故当公元前401年楚悼王即位后，就面临着内部危机四伏、外部各国虎视眈眈的现实，不得不作出历史的决择。楚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改革棗吴起变法，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三、吴起变法


　　公元前401年，楚声王子类立，是为楚悼王(前401-?81年)。其时，由于各国竞相改革成功，重又开始激烈的争夺。这时的争夺与春秋时期的争夺已明显不同，过去是争夺与国，旨在立威定霸；现在则是争城略地，吞并他国，具有新的封建兼并战争性质。


　　入战国后，魏国崛起，与秦争战不止。公元前408年，魏尽占秦河西地，秦退守洛水。魏败秦后，三晋解除了后顾之忧，即转向中原，首先集中力量打击齐国。公元前405年(楚声王三年)，田氏内乱，三晋乘机攻齐，大败齐军于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第二年，三晋乘胜进击，攻入齐长城(自今山东肥城西北，东至琅邪入海)，三晋声威大振。


　　齐国失败，三晋与楚国的矛盾骤然尖锐了起来，楚国短暂的宁静局面宣告结束。公元前400年(楚悼王二年)，楚抢先一步，与韩、魏争夺郑国地，三晋立即联合起来反击，攻楚至乘丘(今山东巨野西南)而还。楚国为了摆脱被动地位，接着连年攻周攻郑攻韩，为缓和与郑国矛盾，还主动归榆关(今河南中牟南)给郑，郑国也杀其相驷子阳以悦楚(《史记·郑世家》。）公元前393年(楚悼王九年)，魏为打击楚国，先攻郑，并筑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城。楚不示弱，亦于同年攻韩，夺取原郑国的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史记·楚世家》。公元前394年，郑之负黍叛郑，重归韩，故楚伐韩，取负黍。）过两年，即公元前391年(楚悼王十一年)，三晋联军大举攻楚，连败楚军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榆关，魏并攻取了大梁。楚国势孤害怕，只得“厚赂秦”(《史记·楚世家》。，向秦国求援，三晋才停止了攻击。接着，秦出兵攻韩国的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取六邑，有力地支援了楚国。


　　三晋见楚、秦合作，转而又与齐结好。公元前387年(楚悼王十五年)，魏武侯主动帮助齐田和谋求诸侯，齐与三晋结怨暂时得到消解。此后，魏、秦争夺进一步激烈，赵徙都邯郸，韩则全力攻打宋、郑，严重地威胁着楚国。


　　国外形势严峻，国内社会矛盾尖锐，迫使楚悼王不得不寻找出路，以摆脱困境。正在此危殆之际，在魏国协助李悝改革、抗秦有功的吴起来到了楚国。楚悼王早就听说吴起能干，所以吴起一来到楚国，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史记·吴起列传》。）吴起(?椙?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他年青时在外游学求仕不遂，却耗尽家产，为乡邻人所讥笑。吴起一怒之下，杀讥笑者三十多人，逃出了卫国，来到了鲁国，拜曾参为师，学习儒学。几年后，吴起母亲病逝，吴起以为自己尚未得仕，没有回去奔丧，曾参不悦，与他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于是改学兵法，在鲁国担任大夫。齐人伐鲁，吴起为求得鲁国国君的信任，“杀妻求将”，领兵打败了齐国，初露锋芒。然鲁君不信任他，反而把他辞退了，吴起闻魏文侯贤明，李悝又在魏国主持变法，便来到了魏国。


　　吴起到魏国后,受到魏文侯的器重,“立为大将，守西河”(《吴子·图国》)。


　　又与李悝等人一道，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尤其在军事改革与实践方面，成就突出。他对士兵考核严格，训练有方，创立了“武卒制”(根据不同士兵的特点编制训练、作战，以提高军队战斗力)；他“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史记·吴起列传》)，著《吴起兵法》四十八篇(原书失传。后人将断简残篇编成《吴子》六篇，此书虽非原著，却也保存了吴起的光辉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齐名，故“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汉书·刑法志》。）吴起思想丰富，兼采儒、兵、法各家。他认为为政之道，应“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图国》)，故在内，做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史记·吴起列传》)，对外，使秦不敢东向，韩、赵“宾从”(同上)，对魏国的勃兴是有贡献的。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卒，魏武侯继位。约在公元前390年(魏武侯六年，楚悼王十二年)左右，吴起受到大臣王错排挤，被迫奔楚。由于吴起在魏国政绩卓著，军功赫赫，所以一到楚国，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先任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防御韩、魏。一年以后，晋升为今尹，主持变法。


　　吴起在楚国期间，注意调查研究，对楚国国情了解至深，故其变法措施，切中时弊，干净利落。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法审令”(同上)，实行法治。吴起总结了李悝在魏国变法的经验，深知法治的重要性，故他在变法中制定法令，公布于众。为确立法治的权威性，吴起还采取“倚车辕”(《韩非子·内储》。)的办法，即立一车辕，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为使思想认识和舆论一致，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这些措施，都有力地贯彻了“明法审令”的精神，在楚国臣民中增强了“废其故而易其常”(《说苑·指武》。必要性的认识，有利于变法的进行。


　　(二)减爵禄，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淮南子·泰族训》说：“吴起为楚减爵禄之令。”《说苑·指武》说：“(吴起)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对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后代，实行均其爵、平其禄政策，对立有军功和其他有功人员则授予爵禄，以解决分配不公，提高将士和新兴封建势力的积极性。在此同时，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和氏》)，即解决“封君太众”的问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吴起列传》。）(三)“卑减大臣之威重”(《史记·蔡泽列传》)，整顿吏治。吴起认为，“大臣太重”与“封君太众”是楚国政治两大弊端，故在废除贵族特权的同时，又削弱大臣威权，“禁明党以励百姓”(同上)，禁止大吏结党营私，奖励百官尽忠守职，不超越所规定的权力。


　　在此同时，吴起还着手整顿吏治。一是“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战国策·秦策三》)，杜绝权门请托之风，廓清吏治；二是“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战国策·秦策三》。)，要求官吏公私分明，言行端正，不计较个人得失，立志为变法的新兴政权效力。三是“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同上)，裁减冗官，选贤任能，罢除无能无用之辈。显然，这些措施，不仅使吏治得到了整顿，而且对权贵大臣也是一种束缚，有利于削弱权豪的威势。


　　(四)徙贵族于边境，以实广虚之地。据《吕氏春秋·贵卒》载，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臣不得而为也。”楚悼王果断地支持吴起，“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上继续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另一方面改变了原来贵族把人口集中在地少人多地区的局面，有助于对荒蛮的边境地区的开发，促进楚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吴起变法，“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史记·吴起列传》)，以“争利于天下”(《说苑·指武》。，所以在变法中，“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史记·蔡泽列传》)，即注意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禁止丁民游手好闲，不务耕作。在此同时，收减百官和封君子孙的俸禄，以保证军队得到给养，加强训练。


　　(六)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吕氏春秋·义赏》)，提高了筑城工程的质量，加强了郢都的建设。


　　吴起变法是在楚悼王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而楚悼王是在其父楚声王被“盗”杀后，由楚国“国人”所立，故其政权已具有新兴的封建性质。吴起来自魏国，其变法措施也如同魏国李悝变法，因而吴起变法，实际上是在新兴政权主持下的一次具有封建性质的改革。正因此，所以变法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吴起变法，均爵平禄，“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说苑·指武》)，主要是针对着旧贵族来的，故旧贵族“皆甚若之”(《史记·吴起列传》)，说明吴起变法切中楚国时弊，对旧贵族、旧势力的打击是极其有力的。同时，吴起又注意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令旧贵族迁往人稀地广的地区(当然也带去了劳动人手)，开荒生产，显然这都是有利于楚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和自耕农的成长的，大大地促进了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这对楚国社会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对稍后楚宣、威王统治时期的强盛，是有直接影响的。


　　其次，它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起来，在对外关系中，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引起了各国的惊恐。当时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的三晋，随着争夺土地的激烈进行，它们之间的裂痕也逐渐加深。公元前383年(楚悼王十九年)，赵筑刚平(今河南清丰西南)，大举攻卫，卫国不支，向魏求援。魏武侯出兵救卫，败赵军于兔台。第二年，赵又围卫，卫又向魏求援，魏于是出兵攻赵，夺得赵地刚平，进而攻至赵邑中牟(今河南灵壁西)，取赵河东地。赵国惊恐，只得向楚国求救。楚悼王毫不犹豫，立即出兵救赵，与魏军“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河”(《战国策·齐策五》)，兵锋直抵黄河两岸。赵乘机反攻，取魏棘蒲(今河北魏县南)、黄城(今河南内黄西北)。楚、赵大胜，楚国声威大振。


　　《史记·吴起列传》说，吴起变法，“要在强兵”，“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南平百越”，当即指对南方用兵，取得了胜利。“北并陈，蔡”，当指陈、蔡残余势力，并非指楚惠王时已经灭掉的陈、蔡两国。“却三晋”，即指上述援赵败魏之事，三晋相联局面瓦解，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三晋对楚国的威胁。“西伐秦”，不见于古文献具体记载，变法期间，楚、秦相安无事，当秦亦畏楚强，续续结好。“诸侯患楚之强”，楚国一扫过去贫弱局面，击败当时列强之首魏国，饮马黄河，有复重振昔日楚庄王称霸中原之势，故中原各国感到害怕。


　　其三，继续兼并和扩张，进一步开拓了楚国的疆域。除了“北并陈、蔡”外，主要是向南兼并开拓。《史记·吴起列传》谓“南平百越”，《战国策·秦策三》谓“南收杨越”，都说的是向南扩展。《后汉书·南蛮传》说：“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洞庭，当指今洞庭湖一带；苍梧，则在今南岭一带，自洞庭以南至此，恰是古百越居住之地，进一步明确了《史记》、《战国策》的说法。从此，岭南各地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了。


　　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楚国又朝气蓬地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时，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楚悼王不幸病逝。早就对吴起变法怀有刻骨仇恨、蓄谋杀害吴起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有的古文献还说吴起被射杀后，又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肢解”或“车裂”(《史记·吴起列传》等说被旧贵族射死。《战国策·秦策》等说吴起被肢解；《淮南子·缪称》等说吴起被车裂。郭沫若据此认为吴起被射杀后，又遭肢解，而肢解时则用车裂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吕氏春秋·贵卒》说：“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悼王儿子楚肃王即位后，按其法，“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记·吴起列传》。）对畏罪逃亡到国外的阳城君，亦被“收其国”(《吕氏春秋·上德》。）吴起虽死，旧贵族旧势力也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打击。吴起变法，切中时弊，完全符合楚国国情。由于楚悼王不幸早逝，吴起也就失去了坚强的靠山。旧贵族旧势力在变法中虽然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变法时间毕竟不长，变法的成果并未完全巩固下来，所以随着楚悼王与吴起的死去，楚国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也就夭折了。此后，楚国虽一度出现宣威盛世，但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直至灭亡。“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猪哼哼哼

一、战国中前期各国的激烈争夺与楚国的息民自重方针


　　楚悼王卒后，由其子臧立，是为楚肃王(前380-370年)。楚肃王在位十一年，因为吴起变法失败，七十余家宗亲权贵遭到诛戮，楚国一时空虚，政局显然也动荡不安。楚肃王为了稳定统治，对外妥协退让，未主动出击。如公元前377年(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今湖北松滋)，楚被迫筑扦关(今湖北宜昌市西)，进行防御(《史记·楚世家》。


　　公元前375年(楚肃王六年)，魏攻楚，战于榆关(今河南中牟西南)，韩国乘机而攻灭郑国，并迁都至郑(今河南新郑)(《史记·韩世家》。）郑自春秋以来，一直是楚国北上争霸的中间地带，对楚国来说，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楚肃王无能为力，历来曾是自己的与国，就这样轻易地被韩国灭亡了。公元前371年(楚肃王十年)，魏又攻楚，取鲁阳(今河南鲁山)，魏国势力伸入到楚国方城北，楚肃王仍未反击。可见，楚肃王对外是极其谨慎的，采取了休兵息民的政策。


　　公元前370年(楚肃王十一年)，楚肃王卒，由其弟熊良夫继位，是为楚宣王(前369-340年)。楚宣王卒，子熊商立，是为楚威王(前339-329年)。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各国内部改革持续进行，对外“广辟土地，著税伪财”(《墨子·公孟》)，兼并战争激烈，形势也更加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楚宣、威王一方面坚持休兵息民，保持实力，不轻易出击；另一方面则洞察形势，抓住有利时机，也大力加入兼并战争的行列，攻城略地，开拓疆域，使楚国在战国时期出现了最强盛的局面。


　　战国初，三晋配合，向外争夺扩张，势盛一时，其中尤以魏国最为强大，夺取的土地也最多，出现了魏独霸中原之势。其后，随着各自图谋本身扩张，三晋同盟也就瓦解了。如公元前381年，赵与楚联合，大败魏军，魏、赵关系破裂。公元前370年(楚肃王十一年)，魏武侯卒，公子莹与公中缓争立，魏国内乱。第二年，公中缓奔赵，赵、韩联合出兵干涉。赵国企图杀公子莹，立公子缓，割取魏地；韩国则企图使“魏分为二”以弱魏。因两国意见不合，韩、赵先后退兵，公子莹遂立，是为魏惠王。接着，韩、赵与魏之间不断争战，三晋分裂进一步加深。


　　三国同盟瓦解，魏国陷于孤立，发展一时受挫。这时，西面的秦国和东面的齐国也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了，魏与秦、齐的矛盾因而也就骤然突出尖锐化，和楚之间的矛盾则相对缓和了。秦自秦献公进行了一些改革后，国力日强，开始向中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如公元前366年(楚宣王四年)，秦败韩、魏军队于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公元前364年(楚宣王六年)，秦又攻魏，大败魏军于石门(今陕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由于赵国来救，秦军才退。当时各国震动，周天子(周显王)专此致贺，秦献公称伯。第二年，秦又攻魏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公元前362年(楚宣王八年)，魏相公叔座大败韩、赵军队于浍水(今山西曲沃东)北岸，擒赵将乐祚，攻取赵地皮牟(今山西翼城东北)等地，威逼赵都邯郸。秦献公乘机派庶长国攻魏，在少梁大败魏军，生擒公叔痤，攻取了庞城(即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魏虽然战胜了韩、赵联军，却被秦军打得大败。这一年，秦献公卒，秦孝公立。秦孝公决心继承秦献公事业，发愤图强。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卫鞅变法，国力进一步强盛起来。


　　魏国原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受韩、赵、秦包围，现又新败于秦，次年，即公元前361年(楚宣王九年)，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魏国何时迁都大梁，说法不一。此从《史记·魏世家》集解引古本《竹书纪年》。)]。魏惠王迁新都后，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继续魏文、武侯事业，魏国仍为中原强国。


　　齐国自田氏取得政权后，国家相对稳定。公元前357年(楚宣王十三年)，齐桓公田午卒，子因齐立，是为齐威王。齐威王任邹忌为相，进行政治改革，选拔人才，“齐国大治”《史记·田世家》。)]，国力也强大起来了。这样，随着秦、齐的强盛，魏与秦、齐的关系必然紧张起来，并进而发生激烈的争战。


　　公元前354年(楚宣王十六年)，赵又攻卫，迫卫朝赵。卫原朝魏，魏即出兵救卫攻赵，进围邯郸。秦乘机举兵攻魏，在元里(今陕西澄成东南)斩首七千，攻取了少梁。接着，秦又攻韩，占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北)、山氏(今河南新郑东北)，并在此筑城。秦国的势力已伸入到韩、魏交界处。第二年，魏仍围邯郸不去，赵只得向齐、楚两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孙膑率兵往救。田忌用孙膑策，进军大梁。魏军被迫回救大梁，与齐战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魏大败，魏将庞涓被俘。此即著名的“桂陵之战”(又称“围魏救赵”之战)。这一战役的胜利，与当时楚国出兵救赵，对魏国构成威胁是分不开的。


　　魏国受到西秦、东齐的打击，一时陷入非常困窘的境地。它对楚国采取妥协政策，并未反击，然后集中力量对付齐国，并攻占了赵都邯郸。公元前352年(楚宣王十八年)，齐联合宋、卫攻围襄陵(今河南睢县)，魏惠王以韩国军队击败了齐等三国联军，齐国无奈，只得请楚将景舍出来调停，与魏国和解(《水经·淮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次年，魏又归还赵都邯郸，迫赵盟于漳水之上，强迫泗上宋、鲁等十二诸侯国来朝。


　　魏与齐、赵媾和结盟后，即全力西向击秦。公元前350年(楚宣王二十年)，魏举兵攻秦，围定阳(今陕西延安东)，迫使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惠王相会和好。


　　魏惠王与齐、赵、秦修好，声势盛极一时，“乘夏车，称夏王”(《战国策·秦策四》。)]，俨然以天子自居。公元前346年(楚宣王二十四年)，魏会韩攻楚，取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公元前344年(楚宣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召集宋、卫、鲁等国会于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秦亦派公子少官与会。会后，魏领诸侯朝见周天子。


　　逢泽之会是魏惠王称霸之举，会后即出兵攻伐未与会的韩国(据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第2版)考订，逢泽之会是魏国使用压力召开的，故遭到韩国等大国的抵制。参见《战国策·韩策三》、《韩非子·说林上》。)。公元前342年(楚宣王二十八年)，魏又攻韩，韩败，向齐求救。齐以田忌、田婴为将，以孙膑为军师，攻魏救韩。魏以太子申、庞涓为将，率十万众迎战。孙膑用“减灶诱敌”之计，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诱魏军至马陵(今山东范阳西南)，遭到齐军伏击，魏军大败，太子申被俘，庞涓自刎(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庞涓被擒，可能后被齐释放回魏国，再度为将，故参与马陵之战，失败自刎。参见杨宽《战国史》。)。从此，魏国转衰。第二年，齐、秦、赵乘魏之败，分别攻魏之东、西、北鄙，魏对秦反攻，又败绩。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三十年)，秦派卫鞅率兵攻魏，魏使公子嫌战，结果被卫鞅诱执，魏国又一次大败。魏惠王只得献部分河西地与秦请和。卫鞅因功被封于商(原名邬，改名为商，今陕西商县商洛镇)，故称卫鞅为商鞅(商君)。


　　公元前339年(楚威王元年)，秦又攻魏，败魏于岸门(今山西河津南)，魏将魏错被俘。次年，秦孝公卒，商鞅被害，然商君虽死，秦法未败，初立的秦惠文王仍派兵攻魏，进围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


　　自战国初期魏国独霸中原至战国中前期魏国由强而衰的一百多年中，逐渐形成七强并立的局面。七强中，除燕国地处赵国东北，插足中原争战不多外，三晋间及三晋与齐、秦之间的矛盾与争夺，一直极其尖锐复杂。其中先强之魏与后来日强的齐、秦的争战尤为激烈。举足轻重的楚国，面临如此复杂形势，始终持郑重稳妥方针，实行积极的休兵息民策略，既不轻率出动，又伺机进击，显示出一个大国强国十分稳重的态势，这也正是楚宣、威王的精明老练之处。《战国策·魏策二》记魏因在马陵之战中为齐败，魏惠王要举兵报复，魏相惠施不同意，说：


　　今战不胜，国无守战之备，王又欲悉起而攻齐，此非臣之谓也。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罢齐，则必为楚禽矣。是王以楚毁齐也。


　　这里说的“休楚”，即指楚在内息民，对外休兵，保持实力，伺机出击。这里说的“以楚毁齐”，说明楚国强盛，举足轻重。楚国一直是一个大国强国，吴起变法时又强化了军队，并非无力量出击。当时中原各国对楚国是极其重视的，“好用兵而甚务名，终为齐患者，必楚也”(《战国策·魏策二》)，除了魏国偶而来犯外，一般都不敢对楚国轻举妄动。所以惠施所谓“休楚”与“以楚毁齐”，是很符合楚国当时实际的，反映了楚国自楚肃王以来，一直采取休兵自重和伺机进取的策略，保持了一个大国强国的地位。


　　二、出兵救赵，取魏睢、[氵岁]之间地


　　公元前361年(楚宣王九年)，魏国迁都大梁后，战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魏为了在中原地区扫除障碍，扩大地盘，对韩、赵施加压力，不断调整交换土地，终使自己在中原的大片土地连成一块，增强了国力。同时又与各国频繁相会，以调整关系，扩大影响。如就在迁都这一年，魏惠王与韩昭侯在巫沙(今河南荥阳北)相会。四年后，即公元前357年，魏围韩宅阳(今河南郑州北)，迫使韩昭侯与魏惠王又在巫沙结盟。公元前358、357年，魏惠王与赵成侯先后两次在葛孽(今河北肥乡西南)、[高阝](今河北高邑东南)相会。这样，公元前356年(楚宣王十四年)，迫于魏国的压力，鲁、宋、卫、韩等国国君均入魏朝见魏惠王。第二年，魏惠王入齐，与齐威王相会，并同猎于郊。在相会时，两人论宝，齐威王以得力大臣为宝，使魏惠王不快而去(《史记·田世家》。


　　同年，魏惠王又与秦孝公在杜平(今陕西澄城东)相会。在此同时，其他国君也相互会见。如公元前356年，赵成侯与燕文公会于阿(今河北高阳北)；赵、齐、宋等国国君相会于平陆(今山东汶上北)。各国国君如此频繁相会，说明当时形势严峻，魏等大国纷纷拉拢与国，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


　　魏国此时固然仍保持头号强国地位，但秦国商鞅正在进行首次变法，齐威王任邹忌为相亦开始改革，齐、秦实力亦正强，故魏、齐、秦之间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楚国君臣面对这一现实，冷静观察，相机行事，并非无所作为。如公元前358年(楚宣王十二年)，楚攻魏，决河水灌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之外。第二年，楚迎女于秦，与秦保持传统的姻亲关系，对中原诸国频繁的易地活动与相会，楚国则未介入。


　　前已提到，公元前354年(楚宣王十六年)，魏攻赵，进围邯郸，形势严重，赵向齐、楚同时求救。对此，楚国君臣专门作了讨论，商议对策。《战国策·楚策一》作了如下记载：


　　邯郸之战，昭奚恤(令尹)谓楚王(楚宣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赵必深矣。赵不能听，则必坚守，是两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赵也，恐楚之攻其后。今不救赵，赵有亡形，而魏无楚忧，是楚、魏共赵也，割必深矣。何以两弊也?且魏今兵以深割赵，赵见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己也，必与魏合而以谋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恃楚劲，必与魏战。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赵、魏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也。”


　　从这段记载看，楚国君臣对当时各国纷争形势是很了解的，如何应付，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昭奚恤意见是不出兵，让魏、赵相并，两败俱伤，达到“两弊”目的。景舍意见是想使魏、赵“两弊”，必须“破魏”。但“破魏”的策略是自己少出兵，让赵、魏相拼而“相弊”，然后利用齐、秦力量去破魏。因此，两人意见虽有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保持自己的实力，削弱魏国。这一策略，充分体现了自楚肃王以来楚国实行的休兵息民与伺机进取的策略思想。


　　楚宣王采纳了景舍的意见，派景舍起兵救赵。景舍按既定策略，“少出兵”，所以邯郸仍为魏所攻破。景舍则乘机夺取了魏国的睢水、[氵岁]水之间的地区(《战国策·楚策一》。）次年，即公元前352年(楚宣王十八年)，魏虽在桂陵之战中失败，这时却以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齐、宋、卫联军。齐国只得请恰在前线的景舍出面调解，使齐、魏战争结束(《水经·淮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楚国既夺取了魏国的土地，又救赵助齐，与赵、齐结好，魏国则不敢得罪楚国，在关键时刻，同意景舍出面为齐、魏调解。在魏、齐、赵争战中，楚国举足轻重，获利最多，堪称“强国”(《史记·秦本纪》。）据《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宣王一次曾问群臣，北方诸国为什么那样惧怕昭奚恤，江一回答说：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从中可见楚国当时君臣团结，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为中原各国所畏惧。楚宣王、昭奚恤、景舍等对当时楚国的恢复与强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显然，这是楚国自吴起变法失败后，楚肃、宣王坚持奉行休兵自重的策略所取得的。


　　三、破齐泗水之上，“临天下诸侯”


　　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三十年)，楚宣王卒，子楚威王立。据《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威王曾向莫敖子华问道：


　　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功，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


　　又记他自谓：


　　寡人[臣人不安席，食不甘味，必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


　　可见他在战国激烈争战中，关心国家存亡，力争把国家治理好。


　　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中，魏国大败，接着又为秦败，齐、秦、赵又不断来攻，处境日蹙。魏国屡次为齐国所败，所以魏惠王视齐国为最大仇敌，每每想以倾国之兵去进行报复。魏相惠施则主张“以魏合于齐、楚以案(按)兵”(《战国策·魏策一》。）不过，惠施的讨好于齐、楚，是包藏祸心的，并非真正要与齐、楚和平，而是企图挑起齐、楚间的冲突，利用楚国去打击齐国，即所谓“变服折节而朝齐”，激怒楚威王，达到“以楚毁齐”(《战国策·魏策二》。)的目的。


　　另据《战国策·魏策一》载，魏人犀首(公孙衍)亦对魏惠王进言道：“何不阳与齐而阴结于楚?二国恃王，齐、楚必战。齐战胜楚，而与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战胜齐败，而与乘之，是太子之仇报矣。”公孙衍与惠施意见不谋而合，充分说明当时魏国空虚，对东境的敌国齐国无力报复。在这种情况下，魏惠王果然依靠刚任齐相田婴的关系，于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六年)至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朝见齐威王，尊齐威王为王，齐威王也承认魏惠王的王号，史称“会徐州相王”。


　　“徐州相王”，是战国中前期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魏国的霸主地位已经丧失，从此战国时代的封建兼并战争已进入了新的阶段。由于魏、齐“相王”(相互承认为王)而“卑秦、楚”，不仅楚、秦等大国不满，其他国家也深感不安。楚威王对此愤怒已极，“寝不寐，食不饱”，第二年，即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七年)，即亲领大军伐齐，与齐将申缚遇于泗水之上，进围徐州，大败申缚。赵、燕两国也乘机分别出兵攻打齐国(《战国策·秦策四》。，此即“徐州之战”(《战国策·齐策一》。）楚威王打败了齐国，因齐相田婴参与了“徐州相王”的策划，便逼迫齐国驱逐田婴。田婴恐慌，齐臣张丑在楚威王面前伪称如驱逐田婴，则必用田盼子，这对楚国是不利的，楚威王才没有逼迫齐国驱逐田婴(同上。


　　鲁、宋事楚而齐不事者，齐大而鲁、宋小。王独利鲁、宋之小，不恶齐大何也?夫齐削地而封田婴是其所以弱也。愿勿止。”(同上。)


　　楚威王觉得有理，才未阻止。原战胜“万乘之魏”(《战国策·魏策二》。)的齐国，类似相国的去留，现在竟要听命于楚。《楚国策·秦策四》记策士语：


　　齐战败不胜，谋则不得，使陈毛释剑[扌取]，委南听罪，西说赵，北说燕，内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齐释。……郢(楚)为强，临天下诸侯。


　　从“徐州相王”至“徐州之战”，表面上看来，是惠施谋划的成功，实际上是为楚威王提供了良机，取得了败齐弱魏，插足中原的胜利。这样，楚国的势力，从睢、[氵岁]之间至泗水之上，楚威王的声望，煊赫一时。


　　四、西拓巴蜀，东收吴越


　　巴、蜀同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国。巴，主要分布在今川东、鄂西一带，历来与楚国交往频繁。蜀，主要分布在今四川中部及偏西一带。战国后蜀强巴弱，巴从属于蜀。公元前387年(楚悼王十五年)，蜀攻秦，取南郑(今陕西汉中)，同年，秦反攻，又夺回南郑。吴起变法时及其后，楚国注意向西南发展，与蜀亦发生冲突。如公元前377年(楚肃王四年)，蜀攻楚，取兹方，楚被迫筑扦关防御。可见蜀国其时势力强盛，敢于与秦、楚对抗。据《水经注·沔水上》载，约在周显王时期，也即秦献公、楚宣王时期，秦集中力量东向，蜀就乘机占领了褒汉之地。楚宣王为扩展地域，亦乘秦、魏激战之机，沿汉水西上，褒汉之地旋即为楚所有。巴、蜀真空，楚国势力遂伸入到巴蜀地区，故《淮南子·兵略》说楚域“西包巴、蜀”。《史记·秦本纪》说：


　　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其时在秦献公卒、秦孝公立之际，亦即楚宣王统治已趋稳定时期。由此可见，楚宣、威王直至楚怀王时，巴、蜀及汉中、黔中地区，实为楚国所占有。


　　入战国后，越与楚、晋、齐、秦等并为当时大国。公元前468年(楚惠王二十一年，越王勾践二十九年)，越自吴(今江苏苏州市)徙都琅(今山东胶南琅咛ㄎ鞅)后，北与齐、鲁及泗水各国相接，东临海，西邻楚，南与百越相接，其疆域的广阔，仅次于楚国。


　　楚国吴起变法及其后，注意向南发展，北境争夺又日趋激烈，越国于公元前379年(楚肃王二年，越王翳三十三年)，又将都城迁回吴。公元前342年，越王无疆即位后，国势一时炽盛，兴师伐齐攻楚，“与中国争强”(《史记·越世家》。)]。公元前334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后，齐、楚矛盾表面化，越乘机举兵攻齐。齐国为了把祸水泼向楚国，便派人前往越国游说，于是在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七年)徐州之战的同时，又发生了越、楚之战。关于这次战争的起因与结果，《史记·越世家》作了详细的记载：


　　……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复仇、庞、长沙(三邑)，楚之粟也；竞泽陵(竞陵泽，邑名)，楚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臣(齐使者)闻之，图王不王，其敞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愿大王之转攻楚也。”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从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据此可见，在楚国有力的打击下，越国已亡，吴越之地尽为楚国所占有。越族后裔，或为王，或为君，散布在包括原琅叩妊睾８鞯兀各不相属，均臣服于楚(何时灭越，除文中所引《史记·越世家》的记载外，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战国策·楚策一》和《史记·甘茂列传》等载灭越在楚怀王时。陈梦家《六国纪年表考证》谓“楚威王灭越之说不可据”；杨宽《战国史》第八章注云：“楚的灭越，必在楚怀王二十三年或稍前。”蒙文通《越史丛考·越人迁徙考》谓越于公元前222年为秦灭。）楚宣、威王统治四十年，励精图治，对外利用矛盾，伺机出击，使楚国在战国中前期成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国。《战国策·楚策一》记策士说楚威王语：


　　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句阝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


　　此虽系策士游说之辞，但却符合楚宣威盛世的实际。楚宣王和楚威王不愧是战国时代继楚悼王之后最有作为的两位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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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纵、横活动的产生与楚怀王为纵长的“五国伐秦”


　　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后，魏国削弱，秦、齐两国不断强大起来，这样就和原来一直强盛的楚国，形成三强并立对峙之势。魏惠王为了摆脱困境，采取“以魏合乎齐、楚以按兵”和“变服折节而朝齐”策略，不仅受到楚、赵、燕的打击，而且还受到秦的猛烈进攻。公元前333年(楚威王七年)，秦惠文王以魏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人公孙衍(犀首)为大良造，次年，魏为讨好秦，主动把阴晋献给秦国，秦更名为宁秦，取得了东进的战略要地。公元前331年(楚威王九年)，秦公子嫌胛赫剑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次年，秦继续攻魏，魏国不支，被迫割河西地与秦。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十一年)，楚威王卒，子熊槐立，是为楚怀王(前328-299年)。魏闻楚丧，乘机攻楚，取陉山(今河南漯河东)(《史记·楚世家》。）这一年，魏人张仪入秦，旋即任为相；公孙衍则自秦赴魏，魏任为将。张仪任秦相后，一方面仍继续打击魏国，另一方面又利用魏国处境困难的局面，采取连横策略，以诱迫魏国就范。公元前328年(楚怀王元年)，张仪遣公子桑攻魏，取蒲阳(今山西隰县)，继而又归还魏国，接着，遣公子繇到魏国作“人质”，表示亲善。张仪在进行了一打一拉后，便亲往魏国，对魏惠王说：“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于秦。”(《史记·张仪列传》。魏国只得把上郡十五县(包括少梁)献给秦国。在此同时，秦发兵攻赵，杀其将取其地，以威慑中原诸国。次年，秦更名少梁为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又把以前所占的焦、曲沃归还给魏国。秦在获取魏之河西、上郡等地后，声威大振，公元前325年(楚怀王四年)，秦惠文王也就正式称王了。


　　魏国面临秦国的威胁，竭力拉拢韩、赵，企图恢复三晋同盟，与秦对抗。在秦惠文王正式称王后不久，魏惠王就与韩宣惠王在巫沙(今河南荥阳北)会晤，并尊韩宣惠王为王(原称侯)《史记·秦本纪》、《竹书纪年》。详见杨宽《战国史》第八章注。）接着，韩宣惠王朝魏，魏惠王偕韩宣惠王携太子同去朝赵。三晋的如此频繁接触，首先引起旁边齐国的不安。齐威王当年就出兵攻打赵、韩，并大败赵、韩两国军队。次年，秦相张仪亦率兵攻魏，取陕(今河南三门峡市)，并在上郡筑塞。魏惠王、韩宣惠王与齐威王则在平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会晤，准备与秦对抗。秦国除了在军事上主动进击外，也继续在外交上采取连横活动，就在魏、韩、齐相会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六年)，秦相张仪也和齐、楚大臣在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相会，拉拢齐、楚，迫使魏向秦屈服。


　　针对张仪的连横活动，魏将公孙衍亦推行合纵的策略，于同年发起魏、韩、赵、燕、中山等“五国相王”(《战国策·中山策》)，以与秦、楚、齐对抗。齐国不承认中山国称王资格，几乎引起争战。楚怀王为迫使魏向楚臣服(据《战国策·魏策二》与《战国策·韩策二》载，魏国原以太子鸣(即魏襄王)为质于齐，使公子高为质于楚。楚为送立公子高为太子，即起兵伐魏)，派柱国(大司马)昭阳率军攻魏，破襄陵(今河南睢县)，取八邑，获大胜。接着，移兵攻齐，齐威王忧虑，这时，恰逢陈轸为秦使齐，见齐有难，就去见昭阳。陈轸以“画蛇添足”为喻，说昭阳破魏杀将，已立大功，如攻齐不胜，“身死爵夺，有毁于楚”，“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史记·楚世家》。)。昭阳接受了陈轸的劝告，便没有攻打齐国。楚怀王的这次北伐之举，充分显示了楚国的军事实力，在诸国关系中仍举足轻重，故为秦和东方各国所重视。


　　“五国相王”，影响不大。公元前322年(楚怀王七年)，魏惠王、齐威王又在甄(今山东鄄城北)相会，以加强魏、齐关系。秦惠文王则免去张仪秦相之职，使其奔魏。魏惠王以惠施“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的策略无效，便转而采用张仪的“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战国策·魏策一》。)的策略，以张仪为相，逐走了惠施。而张仪的真正用意在于使魏率先臣服秦国，然后使其他各国仿效。魏惠王明白后，当然不肯听从。秦惠文王于是立即举兵攻魏，攻占了魏地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平周(今山西介休西)，用武力配合张仪推行的连横策略活动。魏、韩害怕，不久就派太子朝秦。


　　张仪的连横策略，对魏及其他关东诸国构成了严重危胁，为诸国所普遍关注。公元前320年、319年，齐威王、魏惠王先后去世，秦又西攻义渠(西戎)东攻韩，咄咄逼人，在这种情况下，魏将公孙衍(犀首)倡导实行合纵之策，以对抗强秦。据《战国策·魏策一》载，燕、赵、齐、楚、韩等国都支持公孙衍的合纵策略，魏国也同意了，“犀首遂主天下事，复相魏”。魏国于是逐退张仪回秦，惠施又回到了魏国。这样，合纵的形势形成了。义渠之君亦曾来到魏国，公孙衍对他说：


　　中国无事于秦，则秦且烧[火芮](毁坏)获君之国；中国为有事于秦，则秦且轻使重[敝/巾]，而事君之国也。(《战国策·秦策二》。)


　　这是公孙衍联合义渠夹击秦之谋，亦属合纵的战略活动。


　　公元前318年(楚怀王十一年)，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五国伐秦”是流行说法，据《战国策·魏策一》载，参加合纵抗秦的是魏、燕、赵、韩、齐、楚等六国。《史记·楚世家》亦载“山东六国共攻秦”。《战国策》的《秦策二》、《楚策三》和《史记·六国年表》、《史记·秦本纪》等说是五国(具体国家亦说法不一)。罗运环《〈史记·楚世家〉怀王十一年史事考证》(《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此作了详尽考证，认为“六国伐秦”较切合史实。)共同伐秦，由于楚国实力最强，各国推楚怀王为纵约长，进行全面协调行动。秦军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北)迎战，五国军队一接触就败退了。义渠听说五国伐秦，果然起兵袭秦，大败秦军于李帛之下。


　　楚怀王作为纵约长，开始态度是积极的，如《秦诅楚文》说：


　　楚王熊相(槐)……倍(背)十八世之诅盟，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


　　秦对楚怀王也确实是很恼火的。但是随着战争失利，作为实际上主事之国的魏、楚却急着求和(《战国策·楚策三))，终于导致人心涣散，五国伐秦也就彻底失败了。次年，即公元前317年(楚怀王十二年)，秦派庶长樗里疾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打败三晋军队，虏韩将鲠、申差，斩首八万。齐为与秦争雄，亦出兵攻打魏、赵，在观泽(今河南清丰南)打败魏、赵军队。同年，张仪重又回到秦国任相。至此，公孙衍的合纵活动宣告破产。举足轻重的楚国，因楚怀王、昭阳君臣在关键时刻未带领关东诸国坚决抗秦，初战失利后又急着求和，不仅使这次合纵活动流于破产，而且对楚国今后的争夺，也带来消极的影响。


　　二、纵、横活动的新形势与屈原政治革新的失败


　　“五国伐秦”失败，张仪复为秦相，当时战国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秦国打败了关东诸国后，便把兵锋转向巴蜀，以巩固后方、开辟新的战略要地。公元前316年(楚怀王十三年)，巴、蜀相互攻伐，俱告急于秦，秦惠文王抓住这一时机，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经牛石道攻蜀，同年十月灭掉了蜀国。接着又攻灭了巴国。从此，巴蜀之地就为秦国所占有。“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楚国失去了物产丰富、地理形势险要的西南后方，秦国则可就地取材练兵，顺江而下，对楚国构成严重的威胁。秦相张仪历来推行连横策略，向东发展，效秦以建立王业。因此，当巴蜀得手后的同年，就挥兵攻赵，取赵之中都、西阳、安邑等地。次年，又攻韩，取石章；攻赵，败赵将英(泥)。


　　秦东向得手后，又转而攻打义渠，于公元前314年(楚怀王十五年)，蚕食其徒泾(在河西郡)等二十五域，广拓西北地，进一步解除了后顾之忧。同年，即命樗里疾攻魏，取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和焦(今三门峡西)。又攻韩，在岸门(今河南许昌西北)大败韩军，斩首万人，韩被迫把太子仓送到秦国作人质，向秦求和。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十六年)，秦命樗里疾攻赵，虏其将赵庄，攻取了蔺(今山西离石西)。三晋连续不断地遭到秦的攻伐，兵挫地失，魏国自度不支，这年，魏襄王只得与秦惠文王在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会晤。魏襄王按照秦国的意图，立公子政为太子。这样，连同韩太子入质于秦、公孙衍被逐走(《史记·秦本纪》：秦“败韩岸门，斩首万，其将犀首走”。)、张仪复又回到魏国(《史记·张仪列传》：魏“复阴厚张仪益甚，……留魏四岁”。)等一系列事件，都说明魏、韩已公开投入秦的怀抱，秦、韩、魏结成了连横集团。


　　随着五国伐秦的失败和面临中原各国关系变化的新格局，楚国统治集团在内外政策上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些守旧的政治势力，如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夫人郑袖等贪求利欲，妒贤忌能，以进谗为能事，在国家大事上，又苟且偷安，不图进取。在对外政策上，不顾诸国出现的新变化，仍恪守传统的亲秦政策。与此相反，在统治集团中也出现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头脑清醒，洞察各国变化的新动向，决心继承先祖之业，把楚国继续推向前进，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革新者屈原。


　　屈原(约前340-278年)，名平，字原(屈原在《离骚》中自称名正则，字灵均)，楚郢都(今湖北江陵人)(孙作云《屈原的故乡是哪里》(《历史教学》1956年第5期)。今人多有持此说者。《水经注·江水二》说今湖北秭归北有屈原故宅，故流行说法为屈原秭归人。由于屈原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历来又公认与楚国君(王)同祖，故以为郢都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他出生和成长在宣、威盛世及楚怀王初强时期，对自己的国家深感自豪，充满了社会责任感。又因“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所以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官至左徒。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史记·屈原列传》)，地位极其重要。他鉴于五国伐秦失败、秦楚交恶和强秦蚕食他国的现实，决心利用自己的职权，出谋画策，进献忠言，以图刷新政治，使楚国更加强大起来。吴起变法失败后，由于旧贵族旧势力也遭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楚国政治曾一度有所起色。但吴起变法毕竟是被旧贵族旧势力所摧残了的，所以楚国的问题仍然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政治守旧势力太强大。屈原为了使楚国摆脱这一腐朽没落局面，和吴起一样，也首先从革除弊政、刷新政治入手。从屈原所遗留下来的某些篇章看，他在这方面的措施，一是修明法度，以法治国，二是培养人才，选贤授能。如他在《九章·惜往日》中写道：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女矣]。


　　在楚怀王一度信任和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和立法的诏令，楚怀王也能把政务托付给忠臣管理，所以在楚怀王初期，楚国吏治一度比较清明，屈原的政治革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谓国强民富，天下太平。屈原后来虽然受谗被排挤，但他对这段经历是记忆犹新的，引以为自豪。为了保证修明法度，厉行法治，又必得培养人才，选拔贤能。他在《离骚》中写道：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惠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立矣]时乎吾将刈。


　　深刻地阐述了培养人才的重要，表达了自己对人才寄予的希望。而真正的人才应该是：


　　审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要向古人学习，坚持原则，不为世俗所约束。举贤授能是很重要的，只有做到这点，才会出现“固众芳之所在”的局面。但是举贤授能是要坚持条件，具备一定标准的：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顾。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要严格遵循原则办事，突出“民德”，反对做“非义”、“非善”的事。可见屈原的人才观与用人路线是完整的，既强调选拔人才的重要性，又强调用人的标准《史记·屈原列传》)。


　　在对外政策方面，屈原主张结齐合纵抗秦。楚、秦历来是姻亲之国，春秋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很好。但是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崛起，有建“王业”之志。楚威王在世时，对此就有认识：


　　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见胜焉。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战国策·楚策一》。)


　　楚怀王即位后，对此也是有所认识的，所以才有五国伐秦之举。从当时形势看，战国时代已进入中后期，中国走向统一的趋势已日益明朗，而真正具备统一条件的只有楚、秦两国。“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同上)，此一实际，已为当时策士所共识。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当然希望自己的君国来完成这一统一六国的大业。所以他坚决支持楚怀王原来参与合纵抗秦战争，摒弃楚国传统的亲秦政策，主张结好齐国，合纵抗秦。五国伐秦失败后，楚国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守旧而又畏秦的权贵宗亲，如子兰、靳尚、郑袖等，则主张继续亲秦、与秦连横自保。楚怀王鉴于“秦之心欲伐楚”《战国策·韩策三》)，决定联齐抗秦，这样就遣“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新序·节士》。）屈原的主张得以实现。


　　但是，楚国的腐朽势力毕竟太强大，楚怀王也毕竟是一个浅薄无主见的君主，当屈原内外政策奏效时，靳尚等人倍增妒忌，竟与秦国勾结起来，谗害和打击屈原。《史记·屈原列传》载：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也。”王怒而疏屈平。


　　又据《新序·节士》载，屈原因出使齐国成功，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谗屈原。


　　屈原在内外反对革新图强、结齐抗秦势力的阻挠下，其颁发的革新措施和联齐抗秦的政策夭折了。屈原对此异常愤懑痛苦，正如《史记·屈原列传》所指出的那样：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离骚》这篇千古名作，就是屈原被上官大夫靳尚等谗毁、为楚怀王所疏远后写成的。其后，屈原在《惜往日》一诗中，也痛陈了这一受谗不平的遭遇：


　　心纯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念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


　　屈原政治革新和吴起变法一样，同属楚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屈原虽然没有像吴起那样惨遭杀害，但他的革新措施比吴起变法则更快地夭折。楚国旧贵族旧势力一直阻碍着楚国历史的前进，这是楚国社会呈升沉态势的基本原因之一。从此，楚国历史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样的改革或革新。


　　三、张仪诈楚与丹阳、蓝田之役


　　秦国东进，韩、魏屈服，秦、齐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雄踞南方的楚国，西邻秦东接齐，地位极其重要，是制约齐、秦争雄的关键力量。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十六年)，秦国准备对齐国发起进攻，但这时正值楚结齐，齐、楚“方欢”、“交善”(《战国策·齐策二》)，秦惠文王很忧虑，与张仪商量对策。张仪自告奋勇，前往楚国游说，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为条件，要楚怀王“闭关绝齐”(同上。)，待楚、齐绝交后，张仪只承认献地六里。楚怀王见受到欺诈，恼怒至极，举兵伐秦，结果惨败，这就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张仪“诈楚”事件。对这一事件的前后经过，《战国策·秦策二》记载得很详细，《史记》的《张仪列传》、《楚世家》、《屈原列传》等均有记载，内容大致相同。


　　商於之地六百里，当在今丹水流域一带，是秦、楚相接地段，武关在其中，物产富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楚国来说，具有很大诱惑力。用张仪的话来说，就是：“若此(指楚如闭关绝齐，楚得商於之地)，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战国策·秦策二》。)楚怀王喜极，群臣亦无不庆贺，惟陈轸(陈轸，楚国夏(今武汉市)人，历仕秦、楚，这时当仕楚。)不贺，并说：“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至矣。”(《战国策·秦策二》。)楚怀王不听，一再使人绝齐。张仪见中计，回到秦国后，“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同上）。楚怀王派员去秦受地，张仪先称病不出，后见楚已绝齐，于是诈称只说过答应六里，没有说过六百里。楚怀王闻讯后大怒，要兴师伐秦。陈轸说：“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赏于齐也，楚国不尚全乎!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也，国必大伤。”(同上。）楚怀王又不听，举兵攻秦。


　　次年，即公元前312年(楚怀王十七年)，楚、秦间的大战全面展开。据《战国策》、《史记》等有关篇章和《竹书纪年》记载，在张仪诈骗楚国前，齐曾经帮助楚国攻打秦国，夺取了曲(今河南灵宝东北)。可见其时，楚、齐关系一方面绝交，另一方面在前线上，两军原来相互声援，现亦尚未处在敌对状态。楚发起攻秦后，在北线，命柱国景翠攻韩，围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削弱韩援助秦军的力量。齐见楚、秦开战，以大局为重，联宋攻魏，围煮枣(今山东明南)。这样，齐、楚仍为一方，共同抗击秦、魏、韩的连横集团。在西线，楚出动两路大军击秦，一路以屈[勹亡](一作屈丐)率主力，兵出丹阳，在商於前线与秦军对峙。另一路以昭鼠率十万大军驻汉中。这时，秦将术视来攻，楚将昭睢败之于重丘。秦国忧虑，于是派苏厉对昭鼠说，楚怀王见昭睢取胜了，必从你那里调出兵力由昭睢指挥攻秦，秦见汉中空虚，也必先攻汉中。为保全你的实力，我可派人秘告楚怀王，说秦兵已来汉中了，楚怀王就不会从你这里抽出兵力。昭睢所率领的是一支机动部队，具有一定的战斗力。秦国稳住昭鼠后，于同年命魏章(庶长章)、樗里疾、甘茂领军攻楚，秦、楚两国军队在丹阳(今河南西峡西丹水以北地区)发生大战，秦大胜，虏楚大将屈[勹亡]及裨将逢侯丑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又攻楚之汉中，取地六百里，仿楚制，亦设置汉中郡(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


　　随着西线的胜利，秦接着出兵助韩攻楚，反围楚景翠。秦、魏联军又对齐国发起反攻，攻至濮水，虏其将声子，逐其将匡章。


　　楚怀王见西、北两线俱大败，十分恼怒，立即调动全国军队举行反攻，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大战，结果楚军又被打败。韩、魏乘楚受困，出兵南下袭击，一直攻到楚国的邓(今湖北襄樊北)。楚军只得撤退，楚国被迫割去两城，向秦请和。


　　公元前311年，秦又攻楚，攻取了召陵，楚国无力还击。


　　公元前312年丹阳、蓝田之役，是楚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楚国“亡地汉中”(《史记·楚世家》)，国势已明显衰弱了。楚国对外政策的失误及楚怀王的昏目贵]无能，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秦先得巴蜀，现又取汉中，与本土联成一片，国力大大增强，对楚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楚国只能穷于应付，完全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


　　四、宜阳之役与楚景翠救韩


　　楚在丹阳、蓝田之败后，楚怀王一时感到结齐抗秦的重要，这时屈原虽然被疏，不复在位，却仍然遣他出使齐国，恢复齐、楚纵亲关系(《史记·屈原列传》。）秦惠文王为了东进，也仍然十分重视楚国的作用，所以在大败楚国的第二年(公元前311年，楚怀王十八年)，又愿“分汉中之半以和楚”(《史记·楚世家》。）楚怀王开始态度很鲜明：宁可得到张仪而不要地。张仪则主动再次去楚，秦惠文王不放心，张仪告慰秦惠文王说：“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且仪以前负楚以商於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自谢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同上。)张仪看准了楚国君臣的腐朽无能，有强秦在，楚国是不会轻易杀他的。张仪到楚国后，果然“私于靳尚”，靳尚一方面要楚怀王不要得罪秦国，另一方面又对郑袖说秦将“以美女聘楚王”，鼓动郑袖在楚怀王面前花言巧语，播弄是非。昏[目贵]的楚怀王又“以叛(与齐)纵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同上。）屈原从齐国回来，闻讯后立即要楚怀王杀掉张仪，楚怀王后悔，派人去追赶，张仪却已远离楚国了。张仪回秦后，又风尘仆仆地出使韩、齐、赵、燕等国，推行他的连横以事秦的策略。正当张仪踌躇满志时，秦惠文王于这年秋死去，子秦武王立。秦武王一向不喜欢张仪，群臣又多非议，各国则纷纷转向合纵抗秦。第二年，张仪离秦入魏，在魏国任相一年卒。


　　随着秦惠文王的死去与张仪的离去，秦的割汉中之半地给楚，也就不了了之。


　　秦武王即位后就野心勃勃，“欲车通三川(韩国三川郡)，以窥周室”(《战国策·秦策二》。）公元前309年(楚怀王二十年)，齐国面临秦国的威胁，齐宣王(此从古本《竹书纪年》。《史记·楚世家》以为齐酝酢)写信给楚怀王，指出如秦强对楚不利，不如齐、楚合作，并力收服韩、魏、燕、赵，然后楚率领诸国合纵伐秦，秦必败。信中还诚恳指出：“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挫蓝田，天下莫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史记·楚世家》。)楚怀王本已想与秦和，见信后犹豫不决，就和群臣商议，最后采纳昭睢的意见，决定“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同上。)。接着，遣庶章率师会魏，止于襄丘(今山东明西南)。公元前308年(楚怀王二十一年)秋，秦命甘茂、庶长封率军进攻韩国的宜阳。据《战国策·秦策二》载，在进攻宜阳时，秦为了稳住楚国，曾派冯章到楚国游说，又重提割让汉中之地，以改善秦、楚关系。楚怀王面临齐、秦双方的压力与许诺，一方面派柱国景翠率师救韩；另一方面又不发动进攻，待秦破宜阳后，才进兵。结果，“景翠得城于秦，受宝于韩，而德东周”(《战国策·东周策》。）可见楚国的“合齐以善韩”，只是权宜之计，并非真正地要与山东诸国恢复合纵抗秦。《战国策·秦策二》记：“宜阳之役，楚叛秦而合于韩。秦王惧。甘茂曰：‘楚虽合韩，不为韩氏先战；韩亦恐战而楚有变其后。韩、楚必相御也。楚言与韩，而不余怨于秦，臣是以知其御也。’”所以秦对楚的出兵，毫无压力。魏、韩无奈，两国国君又分别与秦武王会于应(今河南宝丰南)与临晋城外，但并未能阻止住秦的进攻。


　　公元前307年(楚怀王二十二年)，秦军毫无顾忌地继续攻打宜阳，韩国顽强抵抗，秦军损失很大，甘茂动摇，想停止进攻。秦武王及时地调动大军支援甘茂，经五月苦战，才把宜阳攻下。秦军继而又渡河攻取了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并筑城。秦武王至周，“以窥周室”。韩国恐惧，韩襄王派公仲侈(相)到秦国谢罪请和。魏襄王亦派太子朝秦。韩、魏又向秦国屈服。宜阳沦陷后，秦的国土就扩展到中原了，对包括楚国在内的关东诸国的威胁就更加严重。楚国在宜阳之役中各方面讨好受益，仍然是消极合纵抗秦路线的翻版。


　　五、垂沙之役与楚怀王被骗入秦


　　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入洛邑“窥周室”，与大力士孟说举鼎，折断筋骨而死。秦武王无子，国人立其异母弟稷继位，是为秦昭王。秦昭王年少，太后(宣太后)听政，以己异父长弟魏冉为将军。他们平定了“季君之乱”(秦武王死，无子，诸弟争立。大臣及惠文后、武王后立另一武王弟壮即位，称“季君”。宣太后、魏冉则立稷。内乱三年，公元前305年，魏冉尽诛壮、惠文后、昭王异母兄弟及大臣，逐武王后(魏女)回魏，“季君之乱”平。)，宣太后与魏冉遂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


　　宣太后，楚人，芈姓，称芈八子(嫔妃称号)，掌政后，与其弟魏冉实行亲楚联楚政策。公元前305年(楚怀王二十四年)，秦“厚赂于楚”，楚于是“背齐而合秦”(《史记·楚世家》。）宣太后为秦昭王娶楚女，楚亦娶秦女，秦、楚“合婚而欢”(《史记·甘茂列传》。）次年，秦昭王行“冠礼”后亲政，与楚怀王在黄棘(今河南南阳南)会盟，秦把原古楚地上庸(今湖北房山西)归还给楚国。上庸，地处汉中郡中心，即原来秦惠文王、张仪和秦武王时许给楚之“汉中之半”或“汉中”地。此诺言几经周折，现终于兑现，确实是宣太后影响下的秦、楚两国关系的实质性改善。


　　秦、楚亲善后，秦即举兵攻魏、韩。公元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秦攻魏，取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北)、晋阳、封陵(皆今永济西南)。又再度攻取韩地武遂。同年，齐、韩、魏因“楚负其纵亲而合于秦”(《史记·楚世家》)，三国联合攻楚。楚怀王以太子横为人质，向秦求救。秦遣客卿通率兵救楚，三国军队退去。


　　公元前302年(楚怀王二十七年)，魏、韩又转而亲秦，魏襄王、韩太子婴与秦昭王在临晋会晤，韩太子还亲到咸阳朝秦。秦于是归还魏地蒲阪。当魏、韩与秦关系和好时，秦一大夫与楚太子横殴打，“楚太子杀之而亡归”(同上)，秦、楚关系又告破裂。


　　公元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攻韩取穰(今河南邓县)，又遣庶长奂会韩、魏、齐共攻楚。面对四国的攻伐，楚国也作了积极的部署，一方面派昭睢率军抗拒秦国，另一方面又派唐蔑([目未])率军抗击齐、韩、魏三国军队(参见《战国策·楚策二》、《吕氏春秋·处方》。）拒秦一路，因昭睢持慎重态度，仅“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战”(《战国策·楚策二》)，故此路双方陈兵对峙，并未发生激烈的争战。而抗击齐、韩、魏一路，则是关键的一战。据《吕氏春秋·处方》载，三国联军进攻楚国的方城，双方夹盟(一作[氵此]水，在今河南西南唐河境，下游至襄樊入汉水)列阵，相持达六个月之久。齐将匡章派人探测水情，楚军射箭，齐军不能靠近。后来有在水旁放牧的人告诉齐人：“水浅深易知。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匡章派“练卒”(经过训练的精干部队)在夜间从楚军盛守处进攻，在盟旁的垂沙(今河南唐河西南。《史记·楚世家》作重丘)大败楚军，楚将唐蔑被杀。韩、魏攻取了宛、叶以北地区。


　　垂沙之役，既是齐、韩、魏联合起来制楚的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也是因太子横亡归导致秦、楚关系破裂的直接后果。由于楚怀王对外政策举棋不定，终于酿成了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局面。


　　《荀子·议兵》说：


　　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宛钜铁　，惨如蜂虿；轻利[亻票速，卒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倨穑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又说：


　　齐之田单，楚之庄]伲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是以巧拙强弱则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齐也；掎契司作，权谋倾覆，未免盗兵也。


　　从这一记载看，由于楚怀王“统其者非其道”，对外遭垂沙之败，国内又发生庄倭斓嫉摹暗帘”暴动，也即《吕氏春秋·介立)所称之“庄僦暴郢”(历史上的庄儆懈髦炙捣ā３怀王时的庄伲一是楚国人民起义领袖，亦称企足。二作楚将，亦名庄豪，楚顷襄王时率军入滇，后在滇称王，号庄王(有人以为此即楚庄王的后裔)。亦有人认为此两人实为一人。从《荀子》记载看，由于楚怀王内政外交失误，在垂沙之役后，引起国内暴动，政治动乱，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至于因此而使楚国“分而为三、四”(《荀子·议兵》)，或“分为五”(《商君书·弱民》)，由于史科缺乏，此尚不清楚)，楚国因而一度政治动乱，统治不稳。


　　垂沙之役的第二年，楚攻韩之庸氏，秦即遣华阳君(芈戎，宣太后同父弟)攻楚，大破楚军，斩首三万，杀其将景缺，攻占了襄城(新城，今河南襄城)。襄城地处方城北，与宜阳邻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楚怀王恐惧，命太子横到齐国做人质，与齐结好。秦为讨好齐，也派泾阳君(秦昭王同母弟)到齐国做人质，秦、齐修好。


　　公元前299年(楚怀王三十年)，秦稳住了齐后，秦昭王即对楚采取软硬兼施、又打又拉的政策，一方面命庶长奂率军攻楚，占领了楚国八座城邑；另一方面又写信给楚怀王，追忆了黄棘会盟的亲善关系和太子横“不谢而亡去”、导致秦、楚交兵的经过，然后邀请楚怀王到武关会盟，继续维持奉、楚原来婚姻相亲关系(《史记·楚世家》。）楚怀王见信后，很忧虑，去，怕见欺；不去，又怕秦怒，关系恶化。昭睢警告说，秦是虎狼之国，有吞灭各国的野心，应发兵自守，不能去。而楚怀王庶子子兰则认为不能违背秦的好意，要楚怀王去。楚怀王听从了子兰的意见，去秦会盟。秦昭王命一将军假冒自己，在武关布置了伏兵，当楚怀王一到就关闭了武关，把楚怀王劫持到了秦都咸阳。秦昭王在章台接待楚怀王如同“蕃臣”，楚怀王这时如梦初醒，勃然大怒，才后悔不听昭睢的忠告。秦昭王要挟楚怀王先割巫、黔中之郡，后结盟，楚怀王怒道：“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同上。再也不肯答应秦的无理要求了。秦昭王于是把楚怀王扣留在秦国。


　　楚国大臣们以君王拘于秦，太子质于齐，如秦、齐合谋，楚国就危险了，因而共同商议对策，想立在楚国的楚怀王之子为国君。昭睢说：“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背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于是诈称楚怀王死，向齐国报丧，迎立太子横。齐酝跻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齐相孟尝君则认为如“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主张把太子横放归楚国。齐酝跬意，太子横得以回国。横回国后，被立为国君，是为楚顷襄王(前298椙?63年)(《史记·楚世家》。）秦昭王见要挟和扣留楚怀王不能得到土地，而楚国又新立国君，大为恼怒，于公元前298年(楚顷襄王元年)，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西峡)等十六城而去。楚国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


　　公元前297年(楚顷襄王二年)，韩、魏在齐相孟尝君策动下，继续攻秦至函谷关，楚怀王乘机潜逃回国，被秦人发觉，拦阻了通道。楚怀王从小道奔赵以求回国，赵国惧秦，不敢接纳。楚怀王又想逃到魏国，秦兵追来，又把他劫持到秦国。第二年，楚怀王病死于秦。秦将其灵柩送回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同上)。楚、秦绝交。


　　楚怀王在位三十年，是各大国兼并战争进一步激烈时期。秦国在争战中不断强大起来，雄心勃勃，蓄有兼并诸侯之志。楚怀王对此缺乏认识，“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史记·屈原列传》)，终兵挫地削，自己亦客死于秦，楚国从此由盛而衰，直至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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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楚顷襄王前期各国争夺形势的复杂化与楚国的被动应付


　　公元前299年，当楚怀王被骗入秦时，齐孟尝君田文则应秦邀任秦相，秦、齐对峙进而转变为秦、齐相交。其时，赵国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进行军事改革后，国力迅速强盛起来，也卷入大国争夺的行列，成为秦、齐的对手。孟尝君入秦为相后，赵国以秦、齐联合对己不利，便实行“结秦连宋”之策，令仇郝(仇液)相宋，楼缓相秦，以求割断秦、齐关系。秦昭王果然以楼缓为相，要杀害孟尝君。孟尝君依靠食客中善为“狗盗”、“鸡鸣”的帮助，才逃出秦国。回到齐国后，齐酝跞砸运为相。孟尝君对秦国怨恨，逃回齐国的当年(公元前298年，楚顷襄王元年)，就联合韩、魏攻打秦国，一直攻到函谷关。此后，连续攻打三年，至公元前296年(楚顷襄王三年)，终于攻破了函谷关，秦都咸阳震动。秦被迫求和，归还了韩国的河外、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和魏国的河外、封陵(今山西永济西南)，三国才退兵。这一年，楚怀王客死于秦，楚国君臣并未利用这一形势，与齐、韩、魏合纵抗秦。齐乘胜伐燕，“覆三军，获二将”(《战国策·燕策一》。）赵则乘机攻灭中山国。齐、楚之间的宋国，也在这期间，灭滕攻薛，攻取楚国的淮北地(《战国策·宋策》。）楚国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无所作为。


　　公元前295年(楚顷襄王四年)，秦见赵并未援助自己，即罢去楼缓相位，复以魏冉为相，并“予楚粟五万石”(《史记·秦本纪》)，主动改善与楚国关系。第二年(公元前294年)，齐国孟尝君使田甲劫王失败，逃亡到魏国，魏昭王任他为相。齐为继续结秦，用祝弗之计，逐亲魏大臣周最，任秦国亲齐的五大夫吕礼为相，秦、齐和好。秦在改善了与楚、齐关系后，对韩、魏就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一年，秦遣向寿攻韩，取武始(今河北邯郸西南)。又遣左庶长白起攻取了韩的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接着又大败魏国军队于解(今山西临漪西南)。


　　公元前293年(楚顷襄王六年)，韩、魏联合对秦进行反击，秦将白起率军在伊阙(今河南洛阳东南龙门)大败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占领了五座城邑。继而又渡河攻取韩的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以东至乾河(今山西翼城南)之地。伊阙之哉，韩、魏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伊阙之战后，秦昭王乘胜写信给楚顷襄王，对楚国进行威胁。信中说：“楚背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史记·楚世家》。)楚顷襄王害怕，复谋与秦和。第二年(公元前292年，楚顷襄王七年)，秦魏冉称病免相，白起攻魏取垣(今山西垣曲东南)，复又归还。楚顷襄王面对秦国的压力，被迫迎娶秦女，又与秦结为姻亲之国。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对此评论说：


　　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仇!乌乎，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战!(《资治通鉴》(周赧王十九年)。


　　秦又继续向韩、魏猛攻。公元前291年(楚顷襄王八年)，秦攻魏取轵(今河南济源东南)。司马错攻韩取邓(今河南孟县西)、白起取宛(今河南南阳。原属楚，垂沙之役后为韩国所占领)。邓、宛为当时冶铁中心，秦占领后，国力更加强盛了。次年，秦相魏冉(又复为相)攻魏，魏被迫以河东地四百里(即河东郡)献给秦国。韩先是成阳君朝秦，继而又以武遂地(今山西垣曲东南、黄河以北地区)二百里献给秦国。赵、齐不示弱，也举兵攻韩至鲁关(今河南鲁山西南)。公元前289年(楚顷襄王十年)，秦白起再攻魏至轵，取六十一城。魏、韩穷困，这一年，魏昭王入赵朝见赵惠文王，把葛孽(今河北肥乡西南)、阴成两地献给赵惠文王作为“养邑”。接着，魏昭王又将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姑密(河阳附近)献给赵奉阳君李兑之子为封地，以投靠赵国。


　　公元前288年(楚顷襄王十一年)，秦为了进攻赵国，并进而打击韩、魏与楚等国，与齐连横，由秦相魏冉出面，与齐相约，并称为帝。这年十月，秦昭王在宜阳自称西帝，遣魏冉到齐国尊齐酝跷东帝。据《战国纵横家书·韩　献书于齐》载，秦、齐联合，秦先取魏之上党，韩、魏服。秦、齐攻赵，取赵地；然后攻燕、楚，秦取楚之鄢、云梦，齐取楚之东国、下蔡。“使纵亲之国，如带而已。齐、秦虽立百帝，天下孰能禁之”。显然，秦尊齐为帝，实际是连横策略的继续，目的在于瓜分赵国和其他各国土地，对楚国的危害也很大(《战国纵横家书》二一载，秦、齐联合，以“疏分赵壤”；《战国策·齐策四》记：“两帝立，约伐赵”。目的都是对付赵国。其时，三晋以赵为强，秦联齐，首先打击赵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然从秦行连横的根本意图看，主要是为了削弱和征服各国，故对楚国的危害同样是很大的。）正在这时，纵横家苏秦从燕国来到了齐国。他对齐王说：


　　夫约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宋之利。故臣愿王明释帝，以就天下；倍(背)约傧(摈)秦，勿使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有济西则赵之河东危；有阴、平陆则梁门不启。故释帝而贰之以伐宋之事，则国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战国策·齐策四》。)


　　齐缗王听取了苏秦的劝告，“齐、赵会约阿”，“约攻秦去帝”(《战国纵横家书》四。）同年十二月，齐酝跞∠了帝号，“背约摈秦”，任齐相的原秦五大夫吕礼又回到了秦国，秦昭王也只得取消了帝号。秦、齐的称帝活动遂此结束，秦、齐的“连横”亦宣告失败。秦去帝号后，立即举兵攻赵，取梗阳(今山西清徐)，次年，又攻魏，取曲阳(今河南长垣西北)，对赵、魏的合纵活动进行打击。


　　公元前287年(楚顷襄王十二年)，苏秦、李兑发动的五国合纵伐秦的活动形成了。苏秦，东周洛阳乘轩里(今河南洛阳东)人。他是燕昭王的亲信，奉命入齐，欲使齐“西劳于宋，南罢(疲)于楚”(《战国策·燕策一》)，以防齐谋燕。齐酝蹙龆üニ魏螅“秦王怒，属怨于赵。李兑约五国从伐秦”(《战国策·赵策四》。）此五国，据鲍彪注《战国策》为韩、赵、魏、燕、齐。五国军队攻至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荥阳西北)，秦被迫归还魏的温、轵、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向城)，归还赵的王公(又作三公或　分)、符俞(又作什清或先俞)，向五国求和。秦国又一次受到挫折。


　　据《史记·苏秦列传》载，这次伐秦，苏秦“约六国纵亲”，即除上述五国外，还有楚国。但《战国策》等均载为“五国”。南宋吕祖谦《大事记》谓五国为楚、齐、赵、韩、魏，而无燕。元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以为楚迎妇于秦，楚、秦和好，楚国不可能参与伐秦。此说符合当时楚国惧秦亲秦实际，故楚在这次合纵伐秦中，仍然局外旁观，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


　　五国伐秦的第二年(公元前286年，楚顷襄王十三年)，秦又对韩、魏发动猛攻，魏被迫将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河内割让给秦国；韩在夏山被击败。赵则因齐酝跄鼻笕∷味又与秦联合，亦兴兵攻齐。同年，齐酝跻晕形势对自己有利，乘宋王偃荒淫暴虐，国内动荡不安，任韩珉为相，举兵攻宋。宋大败，民众散亡，宋王偃奔魏，死于温，宋国灭亡。魏、楚乘机攻取了宋的部分土地(《史记·宋世家》：齐、魏、楚伐宋，“灭宋而三分其地”。《战国策·赵策四》记苏秦语：“齐攻宋，则楚必攻宋，魏必攻宋。”可见魏、楚在齐攻宋之际，亦乘机攻取其地。）然齐国乘胜进取，灭宋后，旋又“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史记·田世家》。此所谓“楚之淮北”，实为原宋之淮北地，故很快又转入齐人之手)，对楚与三晋进行报复，楚国所攻占的宋国土地又被齐国夺走了。


　　齐灭宋后，声势大振，齐　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史记·田世家》。）秦、楚、燕与三晋频繁活动，图谋合纵伐齐。


　　公元前285年(楚顷襄王十四年)，秦昭王与楚顷襄王在宛相会，接着，秦昭王又与赵惠文王在中阳(今山西中阳)会晤。同年，秦为了“先出声于天下”，命蒙武率兵攻齐，连拔九城，改以为九县。这是经越韩、魏而长驱直入的，可见其准备之充分，兵力之强大。


　　燕昭王即位后，奋发图强，欲报公元前314年齐破燕之仇(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子之为王三年，国内大乱。齐宣王乘机出兵攻燕，杀燕王哙，擒子之而“醢其身”。燕人反抗，齐军才离去)，与亚卿乐毅积极谋划伐齐之策。乐毅以为齐国地大人众，要破齐，必须约秦、赵、楚、魏等国，并去上述各国活动。


　　公元前284年(楚顷襄王十五年)，秦昭王又分别与魏昭王、韩厘王在宜阳、新城会晤。燕昭王则亲赴赵国与赵惠文王会晤。这样，由秦、燕发动的燕、秦、韩、魏、赵五国合纵伐齐联军组成了。联军由燕国上将军乐毅统一指挥。这一年，五国联军首先在济水之西打败齐军主帅触子率领的齐军，接着又在秦周(今山东临淄西北)打败了齐将达子军队，达子本人战死。乐毅及时遣还秦、韩军队，分魏国军队攻占故宋地，遣赵国军队攻取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自己则率领燕国军队长驱直入，攻占了齐都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史记·乐毅列传》。）燕昭王亲自到济上慰劳燕国军队，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淄博南)，号昌国君。三十年前燕为齐破之仇遂报。


　　齐酝醮恿僮统鎏拥轿拦，旋即又回到莒(今山东莒县)。在这关键时刻，楚国放弃了原来与秦等联合攻齐的策略，转而派淖齿率兵救齐，淖龄被齐酝跞挝齐相。促使楚国这一策略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当时楚国君臣对各国伐齐的后果作了重新认识，担心齐国失败后，对楚国不利。关于这一点，《战国策·楚策一》有所反映：


　　五国约以伐齐，昭阳谓楚王曰：“五国以破齐，秦必南图楚。”王曰：“然则奈何?”对曰：“韩氏辅国也，好利而恶难。……我厚赂之以利，其心必营。我悉兵以临之，其心必惧我。彼惧吾兵而营我利，五国之事必可败也。约绝之后，虽勿与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韩，见公仲曰：“夫牛阑之事、马陵之难，亲王之所见也。王苟无以五国用兵，请交力列城五，请悉楚国之众也，以　于齐。”齐之反赵、魏之后，而楚果弗与地，则五国之事困也。


　　后来楚国虽然没有使韩国退出伐秦之举，但楚国则单独采取行动，派淖齿救齐。乐毅在齐国实行宽政安民政策，颇得人心，又部署军队继续向齐国各地进军。淖齿面临这一形势，违背楚国原来救齐意图，反而“杀酝醵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史记·楚世家》。据《战国策·齐策六》载，淖齿后来被齐人王孙贾等所刺杀。）燕军分五路乘胜追击，连下齐城七十余座，皆为郡县。各国亦乘机攻占齐国土地：秦取陶邑(今山东定陶西北)，魏取宋地，赵取济西，鲁取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楚亦乘机收复淮北地。六年后，即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二十年)，齐虽然复国，但齐国损失惨重，从此国势大衰，再也不是秦国的对手，秦、齐对峙的局面也就宣告结束。楚国在关键时刻出兵相救，不失为一正确决策。然而楚国出兵不多(《战国策·齐策六》：“燕之伐齐之时，楚王使将军(淖齿)将万人而佐齐。”)，淖齿又擅杀齐酝酰说明楚国救齐的战略意图并不十分明确，没有收到存齐强楚的效果。


　　七、鄢之战与郢都失陷


　　秦在图谋攻齐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巴蜀的控制和经营。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实行羁縻政策，先后封蜀王后裔公子通等为蜀侯。公元前285年(楚顷襄王十四年)，秦以蜀侯公子绾反叛，逐杀绾，置蜀郡，以张若为蜀守，郡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市)，秦从此定蜀。同年，张若为向西南地区进发，曾“取笮及其江南地”(今金沙江以南地区)(《华阳国志·蜀志》。）公元前283年(楚顷襄王十六年)，正当燕破齐、齐立齐襄王保莒城之际，秦昭王与楚顷襄王连续两次在鄢和穰会晤，其目的仍在于稳住楚国便于东进。同年，秦果然攻魏，兵至魏都大梁，燕、赵相救，秦兵才退去。公元前282年(楚顷襄王十七年)，秦昭王分别与韩僖王、魏昭王会晤，韩、魏臣服。接着，秦就对赵连年发动进攻，赵兵挫地削，至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二十年)，赵惠文王应秦昭王邀，在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会晤。赵惠文王由赵卿蔺相如陪同前往，临行前与廉颇相约，如三十日不返，则立太子以绝秦望。渑池会后，秦、赵修好，赵惠文王君臣虽仍回赵，但此后赵对秦亦居屈从地位。


　　秦在征服三晋的同时，已经把进攻的矛头转向楚国。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281年(楚顷襄王十八年)，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当时楚国已有人向楚顷襄王指出：“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楚顷襄王有所触动，即“遣使于诸侯，复为纵，欲以伐秦”。秦获知后，先下手为强，立即对楚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公元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司马错率军从陇西出发，经由蜀郡，补充巴、蜀之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而下，大举攻楚，占领了楚国的黔中郡(《华阳国志·蜀志》）。黔中郡，今湘西及黔东北一带，楚威王时置，秦占领后复置为黔中郡。同时，秦白起攻赵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西)后，亦挥师南下，进攻楚国北境的邓城(今湖北襄樊西北)(《睡虎地秦墓竹筒·编年记》。)


　　楚国被迫割上庸(今湖北竹溪东南)及汉水以北地给秦。秦赦罪人徙南阳(今豫西南及鄂西北一带)，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同年，楚国为了摆脱秦从巴蜀方面的威胁，举兵沿江而上，攻旧巴国，占领了枳(今四川涪陵东)。楚攻巴取积，是重大的战略行动，也是楚国抗秦的一大胜利，引起了各国的关注。当时就有人评论说：


　　楚得枳而国(都)亡，齐得宋而国(都)亡，齐、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则有功者，秦之深仇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史记·苏秦列传》。)


　　秦因而更加疯狂地对楚国进行报复。


　　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二十年)，秦分兵两路攻楚，一路由白起率军攻陷楚之邓城后，向鄢(今湖北宜城东南)(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认为，楚鄢都“可能位于今汉水东岸(古汉水以西)，下峰寺至李家洲一带，或竟已淹没在今汉水河床中”。即今宜城北。)进逼；另一路由秦蜀郡守张若率水陆之军东下，向楚国的巫郡及江南地进军。


　　鄢是楚国的别都，历来鄢郢连称。它离楚都郢很近，是郢都北边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楚国为了保卫鄢、郢，调动了主力部队与秦军在鄢决战。白起攻城不下，引鄢水灌城，才把鄢攻破。


　　鄢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激烈而又残酷的战役之一。《水经注·沔水》记载说：


　　夷水(鄢水)又东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旧[地]曷]去城百里许，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坡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因名其陂为臭池。


　　《读史方舆纪要》说：


　　长渠在宜城县西四十里，亦曰罗川，又曰鄢水，亦曰白起渠，即蛮水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攻楚，去鄢百里立[地]曷]，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鄢入秦，而起所为渠不废，今长渠是也。


　　鄢城沦陷，数十万人被溺死，楚军主力受创，郢都北边门户洞开，危在旦夕。


　　白起攻取邓、鄢后，又分兵占领了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秦随即赦免罪人迁于此三地，进行控制。


　　在秦国大军压境时，楚国一方面部署军队守鄢，与秦决战；另一方面，于这年(公元前279年)前后，派庄偻ü黔中郡，经沅水，连续攻克且兰(即鳎居今贵阳一带)、夜郎(居今贵州西、北部)，西攻至滇池(今云南昆明南)(此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史记·西南夷列传》等谓庄偃氲嵩诔威王时。）庄偃氲幔与攻巴取枳一样，是又一大战略行动，说明楚国其时重视对长江上游的争夺，企图以此来牵制秦国的攻楚行动，减轻楚国本土的压力，并开辟新的地域。


　　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白起继续进攻楚国本土，攻陷了楚都郢后，又西烧夷陵(陵名，楚先王陵墓区)，楚顷襄王兵散，遂不复再战，东北保于陈城(《史记·楚世家》。）白起接着东攻至竞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安陆等地，南攻至洞庭湖一带，设置南郡(郡治郢)。白起因攻楚有功，被秦封为武安君。


　　楚国自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元年)徙都郢，此是我国古代立都时间最长的古都之一。故郢都失陷，当时人们很关注，对其失因，就有不同说法。《战国策·燕策二》记策士苏代语：“楚得枳而国亡”，以为楚攻巴取枳，反而招来秦兵来攻的大祸，这自然不符合历史实际。《战国策·楚策四》记楚人庄辛说：


　　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侈靡，不顾国政。


　　一针见血，切中楚顷襄王腐朽统治的要害。另据《淮南子·主术》载，由于楚顷襄王淫乐无度，终于酿成“昭奇之难”。高诱注，昭奇，楚大夫。在国难当头，郢都又发生了动乱，当大大地削弱了国力。作为“拔郢”的统帅、秦将白起，对鄢、郢战役秦楚胜负原因，则总结得更加具体详尽，是一篇难得的史料。他说：


　　是时楚王(楚顷襄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女石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以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中士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战国策·中山策》。)


　　一方是全军官兵“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另一方是国君“不恤其政”，“谄谀用事，良臣斥疏”，造成“各有散心，莫有斗志”的局面，当然鄢、郢不保，使数百年经营的都城毁于一旦。从此楚国本土丧失殆尽，楚国更加衰弱下去，直至灭亡。


　　八、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革新者屈原自沉


　　楚怀王时，屈原虽然受到打击和冷遇，但他为了楚国能继续自强发展，仍不辞辛劳，接受派遣去齐国联好。楚怀王死、楚顷襄王立，为了总结教训，屈原对楚怀王的失误，大胆陈述己见，以求引起新当政者的注意。但楚顷襄王“好色，不使风议”(《淮南子·主术》)，把屈原赶出郢都，流放到外地。关于这一过程，《史记·屈原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目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身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并泄不食，为我心侧，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迁屈原于江南。”)。


　　上官大夫、子兰又一次勾结起来，陷害打击屈原，致使屈原远离郢都，长期流落沅湘流域，再无报国之门。公元前278年郢都沦陷、秦兵大规模南下，楚本土人民四散逃亡，流亡在江南的屈原，悲愤异常，痛感主昏臣奸，朝政腐败，国族前途黯淡无光，父老乡亲又惨遭屠杀、颠沛流离之苦，在写下了《哀郢》和《惜往日》后，于这年五月初五日，自投汨罗江(今湖南湘阴以北、湘江支流)而死。《史记·屈原列传》对此亦有详细记载：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景、屈，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土。”屈原曾任此职。)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哉，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醇?何故怀瑾掘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屈原是楚国杰出的思想家、政治革新者和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生活在楚怀、顷襄两朝，力挽狂澜，图谋改革政治、联齐抗秦，由楚国来完成一统六国大业。但由于怀、襄的腐朽统治，他的“美政”理想无法实现，终国破家亡，酿成屈原悲剧性的一生。然而屈原的不幸遭遇，不仅是屈原个人的悲剧，而且也同时是楚国的悲剧，深刻地反映了楚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预示着楚国隳沉的命运。


　　屈原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在国内外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写下了《离骚》第二十五篇诗歌，创造了独放异彩的骚体诗----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屈原在政治、思想、哲学、美学等各个领域的建树与深刻影响，形成了伟大的屈原精神，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进。直到今天，人们仍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来纪念他。在屈原的故乡----荆州、江陵、沙市等处，矗立着高大的屈原塑像，或正在建馆立祠，为人们参观瞻仰。他的作品和生活实践，已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他的名字已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1953年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敬仰。中国人民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锐意进取和革新的思想家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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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徙都陈初楚、秦在江南地的激烈争夺


　　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在郢都沦陷前五个月，楚庄王之后庄辛曾尖锐指出，由于楚顷襄王奢侈腐朽，郢都必危。五月后，“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掩于城阳”。楚顷襄王在向东北境逃亡中，曾先在城阳(今河南信阳市北，淮水北岸)这个地方停留暂避过(吴师道补曰：《史》，“东北保于陈城”，当是指此城尔）。楚顷襄王心神稍定后，想起了庄辛的话，又把他请来求教。庄辛说：


　　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接着，以蜻[虫今]、黄雀、黄鹄为例，它们“自以为无患”，却无一不丧身于“射者”之手，作为国君，如“专淫侈靡”、“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也不免会国破家亡。庄辛这番要见安思危、亡羊补牢未为迟的富有哲理性的谈话，“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忄栗]”，决心振作起来，“以执[王圭]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重用正直善谋之人。在此同时，楚顷襄王又与秦昭王在襄陵(今河南睢县)会见，避免秦的继续进攻，解除了“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战国策·秦策一》。)的威胁。楚国君臣考虑到陈传为“太昊之墟”(《左传·昭公十七年》)，历史悠久，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楚自楚庄王以来，三次攻陈灭陈，苦心经营，楚化已深，又北近中原诸国，互为依靠，故随后不久就正式东徙于陈，称“陈郢”。楚顷襄王定都陈后，接受庄辛等的劝告，决心收复失地，恢复楚国，在西线与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史记·楚世家》载，失郢次年(公元前277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说明在此前，楚举行反攻，曾收回了此两地。这一年，秦只得又派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记·秦本纪》)，当又攻取。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一年)，“(秦)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同上)，说明楚顷襄王又再次组织了反攻。此江南，从秦国地理位置看，当指原巫、黔中郡一带。其时，秦攻楚的主力已北移攻打三晋，给楚国以可乘之机，故能反自江南。据《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这次反攻，声势是很大的，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才能“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此“江旁”，即秦人所称之“江南”。楚、秦对江南地如此激烈的争夺，应与庄傥魅氲岵哂τ泄亍Ｓ捎谇卮罅φ夺和固守这一地带，这一年，庄僖蛭蘼返梅担无法与本土呼应共击秦，只得“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号为“庄王”。都今云南晋宁。从此，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与滇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从晋宁石寨山西汉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看，历史上的庄俚嵬鹾途３文化、中原文化对滇地区文化的影响，从考古发掘上得到了证实。


　　楚顷襄王在徙都陈之初与秦在江南地的争夺，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楚顷襄王毕竟是一个奢侈腐朽、卑弱无能之君，在与秦一度交手受挫后，旋即放弃了对西线的争夺，远离本土，“东伏于陈”(《战国策·秦策一》)，被动挨打，楚国也就进一步衰弱下去了。


　　二、黄歇上书秦昭王与太子完入质于秦


　　秦拔郢、在楚本土建立南郡后，即把楚国暂置一旁，移军继续攻打三晋。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白起率军攻魏，攻取了两城。次年，秦相魏冉又举兵攻魏至大梁，韩使暴鸢救魏，被秦击败，折兵四万，魏只得割温地求和。魏冉并不满足，又继续攻魏，被魏大夫须贾劝阻。同年，赵将廉颇亦攻魏略地。公元前274年(楚顷襄王二十五年)，秦相魏冉再攻魏，取蔡阳等四城，斩首四万。


　　公元前273年(楚顷襄王二十六年)，魏连年被秦攻伐，折兵失地，又转而亲赵，在赵的支持下，组成两国联军，对韩发起了攻击，兵抵韩地华阳(今河南新郑北)。韩向秦求救，秦昭王派白起与客卿胡阳率军往救，大败魏军于华阳之下，斩首十五万；又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接着又进围大梁，“是示天下要(腰)断山东之脊也”(《战国策·魏策四》)，各国震动，燕、赵往救。魏献南阳向秦求和。秦于是释大梁之围，设置了南阳郡。


　　韩、魏既服于秦，秦、赵关系亦有所改善，秦昭王于是又把矛头对准了楚国。这一年，秦昭王命白起与韩、魏联合攻楚。楚国君臣对当时形势，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当秦、韩、魏三国兵未出动，楚使黄歇(春申君，当时官任左徒)就来到了秦国，向秦昭王上书。


　　黄歇，黄国之后，黄被楚灭后归于楚而成为楚人(《史记新证》：“春申君疑为黄国之后，《左传》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灭国以后归于楚，故称为楚人。”《姓谱》；“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其后以国为氏。”则黄与楚同祖。)。他“游学好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史记·春申君列传》。）他奉命至秦后向秦昭王上书的内容，《战国策·秦策四》、《史记·春申君列传》、《新序》和《资治通鉴》等均有详尽的记载。此举《战国策·秦策四》记黄歇上书语于下：


　　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伐楚，此犹两虎相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楚国，援也；邻国，敌也。……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信越也。臣闻，敌不可易，时不可失。……王既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矣。……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则恶出兵?王将藉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仇雠之韩、魏。王若不藉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阳、右壤。随阳、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凉炔皇持地，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赵、韩、魏、齐)必应悉起应王。秦、楚之构而不离，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钅至、胡陵、石易、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泗北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王使之独攻。王破楚於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强足以校于秦矣。齐南以泗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若不能，于以禁王之为帝有余。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一举众而注地于楚，诎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


　　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临以韩，韩必授首。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候。若是，王以十成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候矣。王一善楚，而关二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任两海，要绝天下也。是燕、赵无齐、楚，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持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


　　由此可见，黄歇对秦昭王的上书陈言，一是陈述秦“善楚”之利，不要攻楚；二是秦、楚联合攻韩、魏，迫使韩、魏服而为“关内候”(此“关中候”或“关内候”，姚本为秦察诸侯动静；鲍本比之候吏。见《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版)。；三是取齐之右壤，割断燕、赵与齐、楚联系，然后使此四国“不待痛而服”。秦昭王正中下怀，立即命白起停止出兵，要黄歇回国，执行秦“善楚”、楚亲秦方针。黄歇的言论，虽然避免了秦一时攻楚的兵锋，但却对秦的兼并各国，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方案。稍后范睢为秦的“远交近攻”策略的提出，与黄歇意见，可谓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从长远的观点看，黄歇对秦昭王的上书，对楚国是不利的。


　　第二年(公元前272年，楚顷襄王二十七年)，楚遵秦意，遣黄歇侍奉太子完到秦国去做人质。于是秦、楚关系又趋于和好。这一年，燕相公孙操杀燕惠王，秦与韩、魏伐燕，干预燕国内政。楚国亦出动了三万军队参战，配合了秦国的行动。


　　公元前270年(楚顷襄王二十九年)，魏人范睢至秦，向秦昭王陈策说：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而王之尺也。……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战国策·秦策三》。)


　　从此秦用范睢“远交近攻”之策，节节胜利，步步推进。


　　公元前266年(楚顷襄王三十三年)，秦因太子质于魏而卒，为此伐魏，取刑丘(今河南温县东北)。楚乘机约齐攻魏，兵至魏郊，魏向秦求救，秦初不出。魏人唐且入秦陈说“是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战国策·魏策四》。)之害，秦昭王才发兵救魏，楚、齐闻讯后退兵。这是楚、齐对秦国态度的一次试探，秦一出兵，当即撤退，不敢对秦作正面对抗。


　　三、黄歇“相楚”与楚国政治的没落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三十六年)，楚顷襄王病，太子完又在秦国做人质，不能返回楚国。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太子完与秦相范睢关系亲善，黄歇于是见机对范睢说：


　　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孰虑之。


　　范睢把黄歇的话告诉了秦昭王，秦昭王要黄歇先回楚国看看，来后再作计议。黄歇与太子完计谋说：


　　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


　　太子完于是打扮成楚国使者的车夫，逃出了关卡。黄歇在馆舍装病不出，也不会客。估计太子完已安全脱险，才朝见秦昭王，向他禀报了这件事。秦昭王大怒，要黄歇自尽。在旁的范睢说：


　　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


　　秦昭王同意让黄歇回国。这年秋，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楚考烈王(前262-238年)。


　　黄歇十年前向秦昭王的上书提出了秦、楚联合的方针，实际上是楚附秦，助秦兼并六国，为楚国争得了十年喘息的时间。这次又露骨地说“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已非昔日“秦、楚合”，而是楚“事秦”的关系了。黄歇的这种亲秦、事秦态度，对楚国的危害极大。楚考烈王即位后，以黄歇为相(《史记·春申君列传》称相，《史记·楚世家》则仍称令尹。相是战国后各国的通称)，封为春申君，赐予淮北地十二县。黄歇一身而二任，成为“实楚王也”(《史记·春申君列传》。)的大封君。在黄歇“相楚”的二十五年中，楚国政治没落，主要表现在：


　　首先，王权旁落，相(令尹)权膨胀。楚考烈王原入质于秦时，黄歇是以左徒身分陪伴的，任令尹后，身价倍增，独揽大权，无视楚考烈王及其王族。《战国策·楚策四》记李园女弟(妹)语：“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君(指黄歇)用事久，多失礼于兄弟”，就反映了这一情况。在决定是否参战等重大问题上，黄歇可不经楚考烈王知晓，就擅自决定。如据《战国策·韩策一》载，魏联楚抗秦，遣使至楚请速出兵。黄歇听说后，未向楚考烈王禀报，直接对来使说：“子为我返，无见王矣。十日之内，数万之众，今(令)涉魏境。”令尹权力如此之大，这在楚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楚考烈王曾入秦做人质十年，并非幼弱之主，只能说明王权已明显旁落了。正因为如此，楚考烈王无子，黄歇可以把自己已怀孕的爱妾进献给楚考烈王，考烈王欣然接受，群臣亦无一进言反对的(《战国策·楚策四》。


　　到楚考烈王病时，黄歇门下策士朱英指出：“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史记·春申君列传》。)意即既是实际上的楚王，不如趁楚考烈王之死，而成为“南面称孤”的名正言顺的楚王。王权旁落，令尹一手遮天，是政治衰落的必然结果。其次，封君坐大，结党营私。见于史料，楚考烈王时的封君有两位，一是临武君，为时人视为“不可拒秦之将”(《战国策·楚策四》)，荣尊有限；另一位就是春申君黄歇。楚考烈王即位后，就封黄歇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十五年)，由于齐、楚关系紧张，黄歇以淮北靠齐境，改清封于江东，楚考烈王又徒封黄歇于吴(今江苏苏州)。黄歇以此为都邑，着力营建，作为自己封地的政治、经济中心。


　　黄歇这位大封君，与当时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一起，并称四公子(即四大封君)。他们“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史记·春申君列传》)，都是权倾朝野、煊赫一时的人物。而春申君黄歇比起他们，则过犹不及。他有食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使得“为玳瑁簪，刀剑宝以珠玉饰之”、企图在楚人面前夸耀的赵平原君的使者，也大感羞惭(同上。）黄歇依靠这么庞大的食客队伍，结党营私，扩大权势，图谋不轨。如食客李园就献其妹先为黄歇妾，有孕后又进献给楚考烈王，以实现“娠姬窃国”(《楚宝》卷十一。)之谋。另一位食客朱英就干脆要黄歇在楚考烈王死后即夺取政权。


　　春申君黄歇权势这么膨胀，食客这么多，俨然独立王国，楚国的政令、军令就当然难以划一了，政治危机极端表面化。


　　其三，追求享受，无进取之志。楚考烈王既已被架空，也就不问国事，不思图进了。作为“实楚王”的黄歇，除了厚招宾客、培植亲信、扩张势力外，在政治上苟且偷安，无所作为；在经济上巧取豪夺，剥削人民；在生活上追求享受，奢侈腐朽，集中体现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黄歇封地，初在淮北，扼控陈城，掌握着楚国的经济命脉。公元前248年黄歇徒封吴后，因远避兵锋，在封邑内役使臣民，无所不为。《越绝书》载：“无锡河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写(泻)西野。”《七国考》引《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工程如此浩大，可知役使臣民之多。黄歇于是赋税剥削大增，在封邑内建有粮仓。黄歇开渠建仓，在客观上固然有益于江东地区的开发，但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供应楚国军民食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庞大的门客队伍挥霍的需求。在此同时，黄歇又把剥削来的收入，在吴故都墟上大兴土木，营建都邑，修建得富丽堂皇，焕然一新。后来太史公司马迁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唐陆广微《吴地记》说：“春申君都吴宫，因加巧饰。”司马光《资治通鉴》亦载：“春申君因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室极盛。”黄歇这位大封君的独特地位和奢侈淫逸的生活，暴露无遗。楚国人才济济，但其时却几无可用之人。当时在政坛上，除了春申君黄歇外，再就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临武君。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当时鼎鼎大名的号称“天下贤人”荀子(荀况)，周游列国，后辗转来到了楚国，黄歇的门客以为对黄歇不利，黄歇立即辞退了荀子。门客又说荀子名大望重，怎么能随便辞退的，黄歇又把他请了回来，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任他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令(同上。）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子的学生、楚国上蔡人李斯，学成却离楚入秦，受到秦王政重用，“已而相秦”(同上。）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是楚国没落的政治所决定了的。从此亦可知黄歇的养士，绝非招揽人才，用于国难，而是私蓄势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


　　四、邯郸之战与楚救赵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黄歇被任为令尹后，秦即对楚发起了攻击，以试探楚国态度。黄歇为奉行其亲秦附秦路线，割州陵(今湖北咸宁西北)给秦，秦也就继续维持“善楚”政策。接着，秦执行“远交近攻”策略，兵锋又集中指向三晋。


　　其间，韩、魏早已被逐步削弱，唯赵尚强，故秦与赵的争夺极其激烈。公元前270年(楚考烈王二十九年)，秦攻赵，越过韩之上党，进围赵之阏与(今山西和顺)。次年，赵命赵奢率兵往救，大破秦军，阏与之围遂解。


　　公元前262年，楚割州陵与秦后，秦命白起大举攻韩，攻取了野王(今河南沁阳)，绝上党通韩都新郑之路。韩欲献上党与秦求和，但上党郡守则欲以上党与赵，联赵抗秦。赵国接受，遣老将廉颇率军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以拒秦。秦命白起、王[齿乞]率军进攻，廉颇坚壁固守，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公元前260年(楚考烈王三年)，赵孝成王误中秦反间计，改以无实践经验的赵括(赵奢子)取代廉颇，结果被白起打得大败。赵括全军覆没，本人亦战死，赵国从此削弱。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


　　公元前259年(楚考烈王四年)，白起想乘胜进围赵都邯郸，攻灭赵国。范睢妒忌白起功劳，以秦军疲劳应休息为由，建议允许赵、韩割地请和。秦昭王同意。秦退兵后，赵拒绝割地给秦，秦昭王又想派白起攻赵，白起认为时机不成熟，托病不出征。秦昭王改派五大夫王陵进攻赵都邯郸。赵国军民奋力抵抗，王陵失利。秦昭王重又想派白起出征，白起终称病不行。秦昭王只得派王取代王陵，王亦攻邯郸不胜。范睢于是荐举郑安平为将，加强对赵的进攻。在这严峻时刻，赵孝成王向魏、楚求救。公元前258年(楚考烈王五年)，赵平原君赵胜奉命前来楚国。他想在门客中选拔二十名文武双全的随行人员，却只选出十九人。这时一门客毛遂自荐随往，赵平原君以为他在门下三年，未闻其能，不肯带他去。毛遂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赵平原君正在用人之际，就带毛遂同去了。


　　赵平原君一行来到楚国，向楚考烈王陈述合纵抗秦的利害关系，从“日出”谈到“日中”，楚考烈王还是犹豫不决。毛遂于是拔剑而前，走近楚考烈王说：“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楚考烈王羞愧，“唯唯”答应，“歃血而定纵”。赵平原君回国后，楚国出兵救赵(《史记·平原君列传》。）这时，魏安僖王虽已出兵救赵，却又害怕秦国报复，故命魏将晋鄙留军壁邺(今河北磁县南)，停止不进。魏信陵君恳请魏安僖王宠姬如姬窃取兵符，击杀晋鄙，领兵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秦将郑安平投降，王败退，邯郸之围遂解。


　　这次救赵败秦，魏信陵君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与楚国出兵也是分不开的。据《史记》的《春申君列传》、《平原君列传》等载，楚军救赵的统帅是黄歇。然据《史记·楚世家》载，则是景阳。黄歇执掌楚国军政大权，由黄歇主持调兵遣将，组织救赵行动，是无疑问的，而奔赴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当是景阳。


　　秦罢邯郸后，立即对魏国进行报复，攻取了安邑。第二年，即公元前256年(楚考烈王七年)，秦又攻韩、赵，韩、赵惨败，各国震动。西周君恐惧，与诸侯联合，出伊阙(今河南洛阳西南龙门)攻秦。秦昭王命秦将[扌]攻打西周，取河南(今洛阳西，西周君都邑)，西周遂亡(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元年)，周考王封弟揭于王城(今洛阳西，即河南)，号西周，是为周桓公，亦称西周君。故此西周，是周考王分封的诸侯国。这年西周亡，依附西周的周赧王亦卒，秦取九鼎宝器。）正在救赵解邯郸之围的楚将景阳，当秦攻韩、赵时，亦继续率军援赵，故《史记·楚世家》有“(楚考烈王)七年，(景阳军)至新中，秦兵去”的记载。新中，《索隐》以“中”字误，应为新市，在巨鹿境。《正义》：“新中，相州安阳县也。七国时魏宁新中邑，秦庄襄王拔之，更名安阳也。”则此新中在安阳。


　　西周亡后，东周(公元前367年(周显王二年)，西周威公卒，少子公子根与太子朝争立，韩、赵支持公子根叛立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是为东周惠公。周王畿分裂为西、东两部分，故自此又有“西周”和“东周”之称。)君虽尚存，则再不称王，从此史家以秦王纪年。故秦虽败在邯郸城下，但实力未减，仍取得重大胜利，楚等国援赵抗秦，虽解了邯郸之围，但三晋接着又遭到很大创伤，形势对楚国日益不利。


　　五、楚灭鲁


　　鲁国是周礼之邦，居泗上十二诸侯国之首，历来是魏、齐、楚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魏势渐衰后，齐、楚对泗上霸权，特别是对鲁国的争夺更加激烈。齐威、酝跏逼冢齐国一直控制着泗上各诸侯国。公元前284年，齐为燕、秦诸国败后，国力大损，已无力维持泗上的霸权地位，这为楚国北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任黄歇为令尹，封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黄歇的封地与鲁境接壤。这年，秦攻楚，黄歇不顾楚国腹地受害，割州陵以亲秦。秦继续东进，派白起等领军攻赵，揭开了长达三年的长平之战。第二年，黄歇乘秦、赵对峙、齐国无力干预之际，发兵攻打鲁国，占领了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


　　长平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59年(楚考烈王四年)，秦又攻赵，包围邯郸。赵在魏、楚的救援下，虽解邯郸之围，但秦接着又攻韩，取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斩首四万；又攻赵，取二十余县，诸侯大震。西周君与各国合纵，对秦进行反击，结果失败。楚景阳虽领军参加了合纵攻秦行动，当然也没有成效。在这关系到楚与关东诸国存亡的重要时刻，黄歇于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又发兵攻打鲁国，迁封鲁君于莒(今山东莒县)，占领了鲁国土地。《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史记·六国年表》：“考烈王八年，取鲁，鲁君封于莒。十四年，楚灭鲁，(鲁)顷公迁卞，为家人，绝祀。”)，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以荀子为兰陵令，前已述及，黄歇不得已而为之；攻取了鲁国土地，也并非楚国实力增强的标志。其时，赵国元气大伤，韩、魏早已不支，西周被灭，周赧王死，齐因秦“远交近攻”策略生效，不敢贸然出击，秦一时也不会攻略齐、鲁，黄歇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攻鲁而取其地的，故实际上并不说明楚国国力的增强。事实上，第二年，即公元前254年(楚考烈王九年)，韩桓惠王朝秦，魏亦委国命于秦，楚国一筹莫展，于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十年)，黄歇为避秦、韩、魏兵锋，被迫迁都于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史记·六国年表》。梁玉绳《史记志疑》：“……故《汉书·地理志》于九江寿春下注云‘楚考烈王自陈徙此’，不云自巨阳也。”可见其后又迁回陈)，向自己淮北封地靠拢。


　　公元前251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秦昭王卒，韩桓惠王及各国将相纷纷入秦吊祭，楚国也不例外，楚考烈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史记·楚世家》)，表现了楚对秦的尊重和亲秦路线的毫不动摇。楚以为秦、楚关系稳定，过两年，即于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十四年)，正式灭鲁。当然，在各国衰落之际，楚国竟能一举灭掉历史悠久、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也应是战国后期一件大事，故史家称之为“楚复强”。但如从当时各国形势看，楚灭鲁，也只是黄歇善于应变的见机而为之举，并非楚国国势的强盛。所以，灭鲁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十五年)，黄歇就以“淮北地边于齐，其事急，请以郡而封于江东”(《资治通鉴》(秦庄襄王二年)。


　　既“边于齐”，又“事急”，说明黄歇一味打击齐、鲁政策，已极大地激怒了齐国，齐、楚关系紧张；秦又灭东周，置三川郡(今河南洛阳东北)，北部边境吃紧，黄歇不得不改清徙封于吴，楚国重心转往东南。因此，黄歇的攻鲁灭鲁，并未给楚国带来好处，反而与齐结怨，使自己陷于孤立被动，倒是战略上的失算。


　　六、楚等五国最后一次合纵攻秦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卒，子楚立，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以吕不韦有“定国立君”之功，任之为相(子楚，原名异人，秦昭王庶孙，太子柱庶子。在质于赵时，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吕不韦认为“奇货可居”，入秦说华阳夫人(太子爱姬，楚人，无子)立异人为嗣。异人逃归后，楚服见华阳夫人，夫人大悦，异人更名为子楚。子楚继位后，任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秦庄襄王、吕不韦继续奉行东进方针，于次年(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十四年)，以东周君与各国谋伐秦，即命吕不韦攻灭东周(时东周君居今河南巩县西南)。至此，东、西周皆为秦灭。又命蒙骜攻韩，取成皋、荥阳，连同西、东周故土，合建三川郡(郡治洛阳)。秦境已与魏都大梁接壤。


　　公元前247年(楚考烈王十六年)，秦蒙骜攻赵，占领了赵国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城。王又攻韩，夺取了全部上党地，设置了太原郡。赵、韩既败，蒙骜即集中力量打击魏国，攻取了高都(今山西晋城)和汲(今河南汲县西南)。魏国军队屡败，魏安僖王不得已从赵国召回魏信陵君，任为上将军，主持抗秦(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窃符救赵、解邯郸之围后，不敢回到魏国，留居赵国。）魏信陵君“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史记·魏公子列传》。）魏信陵君于是率领五国军队(《史记正义》谓为燕、赵、韩、楚、魏等五国军队。)在河外大败秦蒙骜军队，并乘胜追击至函谷关而回。这时，秦虽取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但不久秦有丧，晋阳又反秦。秦之东进一时受挫。同年五月，秦庄襄王卒，太子政立，年仅十三，国事皆由相国吕不韦裁决。秦政局稳定后，继续积极进取，于次年(公元前246年，楚考烈王十七年)，遣蒙骜率军定晋阳。由于魏信陵君取得反秦的重大胜利，威震天下，秦引为大患，遂派人在魏安僖王面前行反间计，诡称魏信陵君要称王，各国也要共同立他为王。魏安僖王果然中计，罢免了魏信陵君将军的职务。过四年，魏信陵君病酒而死，魏势更衰。公元前245年(楚考烈王十八年)，赵将廉颇因赵孝成王卒、赵悼襄王以乐乘代己，怒而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亦奔魏，后入楚，死于寿春。赵国政治局面不稳定，国势亦衰。其后，秦连续攻魏攻韩，占领了更多的土地。


　　公元前242年(楚考烈王二十一年)，秦蒙骜率军大举攻魏，取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桃人(今河南长垣西北)、雍丘(今河南杞县)第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已成扇形包围之势，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三晋首当其冲，这年，赵相、魏相会盟于柯(即阿，今山东阳谷东北)。次年(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以濮阳为东郡治所。东郡建立后，遂断“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于是，赵、楚、魏、韩、燕五国合纵抗秦形成，组成了五国联军，对秦主动出击。关于这次合纵攻秦，《史记》有关篇章有如下记载：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史记·楚世家》)　　秦始皇六年(即秦五政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史记·秦始皇本纪》)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己时，乃相与合从(纵)，西伐秦，而楚王为从(纵)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史记·春申君列传》)　　赵悼襄王四年，庞[火爰]将赵、楚、魏、韩、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史记·赵世家》)


　　蕞，今陕西临潼北。寿陵，史家说法不一，今人以蕞为准(杨宽《战国史》以蕞为准，没有提及寿陵。）《赵世家》以赵将庞[火爰]统率五国联军攻秦；《春申君列传》以楚考烈王为纵长，春申君实主其事，没有记载庞火爰]。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楚仍为当时一大国、强国，各国推举楚国为纵长，当是可靠的。庞[火爰]是当时著名兵家(《汉书·艺文志》录有兵家《庞火爰》三篇。公元前242年，燕剧辛攻赵，庞火爰奉命反击，杀剧辛，获大胜)，故由他率领联军出击。杨宽《战国史》说：“尽管庞火爰]是个著名的纵横家和军事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著录有《庞[火爰]》二篇，兵权谋家又著录有《庞火爰]》三篇)，但是已经无能为力，根本没有得到什么成就。”当时秦国已锐不可挡，无论是“四公子”尚存的春申君黄歇(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均已相继去世)，还是著名兵家庞[火爰]，均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战国时期最后一次的合纵抗秦，就这样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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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楚徙都寿春与黄歇遇害


　　公元前241年楚等五国合纵攻秦失败后，各国岌岌可危，楚国也更加惴惴不安。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五国伐秦失败后，楚考烈王因黄歇“用事”不力，“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门客朱英对黄歇说：“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时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战国策·韩策一》“观鞅谓春申”篇所载内容与此同。)黄歇觉得朱英的意见很有道理，为了避免秦国兵锋，于这年迁都于寿?今安徽寿县)，仍名郢(寿郢)。


　　楚徙都寿春后，仍无所作为。据《战国策·楚策四》、《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楚考烈王无子，黄歇很忧虑。赵人李园携其女弟(妹)，想进献给楚考烈王，又恐无子久而失宠。李国转而投靠黄歇，成为黄歇的舍人，并把其妹献给黄歇。李园得知其妹怀孕后，便与她密谋，进而转献给楚考烈王。李园妹于是对黄歇说：“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黄歇果然把她进献给楚考烈王。


　　李园妹生子后，被立为太子，李园受到重用。李园恐怕黄歇“语泄而益骄”，就秘密私养死士，企图谋杀黄歇。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重，黄歇门客朱英对黄歇说，在此紧要关头，你可能获福，亦可能得祸。如趁楚考烈王病死，夺取王位，就获福；如不先下手，楚考烈王一死，李园必先夺权而杀你以灭口。黄歇以为李园势弱，待他又不薄，不会危害自己的。朱英见黄歇不听取自己的意见，害怕连累自己，就离黄歇而去了。


　　不久，楚考烈王死，李园果然先进入王宫，在棘门内埋伏了死士，黄歇一进门，就被杀死，并割下头颅，将其抛到棘门外。随后又尽诛黄歇全家。李园妹子悍立，是为楚幽王(前237-228年)。


　　黄歇遇害，是黄歇执政以来养士自重、专权自恣的必然结果。李园为了跻入楚国最高统治集团，以妹作为工具，固属手段卑劣；黄歇为了长期垄断政权，竟以有孕之妾进献给楚考烈王，也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所以，黄歇之死，正是楚国没落政治的一次大暴露。当然，由于黄歇长期“辅国持权”，楚国尚存在政治重心，至少在统治集团内部，还较稳定，随着楚考烈王病卒和黄歇被害，这种政治重心就失去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愈演愈烈，进一步加速了楚国的灭亡。


　　与此相反，秦王政这年二十二岁，平定了[土/母]之乱，亲自主持国政。自此，政治更加稳定，国力更加强大，加速了一统各国的步伐。楚国的命运就未卜可知了。


　　八、楚抗秦的胜利与失败


　　楚幽王即位后，正值秦王政亲政、大规模地进行统一战争阶段。公元前237(楚幽王元年)，秦王政免吕不韦相，接受李斯谏逐客令和尉缭收买六国豪臣的建议，加速了统一战争的进程。次年，赵攻燕，秦以救燕为名，命王翦等攻赵，取阏与等九城，尽取漳水流域之地。


　　公元前235年(楚幽王三年)，秦继攻赵之后，即命辛梧率四郡兵，会同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据《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五章)载，当时楚国执政李园闻秦、魏出兵攻楚，深为忧虑，急忙派人对辛梧晓以利害关系，“今臣窃为将军私计，不如少按之，毋庸出兵。秦未得志于楚，必重梁(魏)；梁未得志于楚，必重秦，是将军两重。天下人无不死者，久者寿，愿将军之察之也。梁兵未出，楚见梁之未出兵也，走秦必缓。秦王怒于楚之缓也，怨必深。是将军有重矣。”辛梧觉得有理，遂止兵不前。由于辛梧按兵不动，“梁(魏)兵果六月乃出”。所以这次秦攻楚，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果。


　　秦攻楚无功，又转而攻赵。公元前234年曾大败赵军，斩首十万。但其后两年内，即公元前233年和公元前232年，秦两次攻赵，均被赵大将李牧打败。公元前230年(楚幽王八年)，秦派内史腾攻韩，韩经多次被秦打击，已无力抵抗，这年遂被灭。公元前229年(楚幽王九年)，秦灭韩后，即命王剪、杨端和率军分两路攻赵，进围邯郸，又使羌[广鬼]将兵助战，声势浩大。赵亦派李牧、司马尚抵抗。在关键时刻，秦以重金贿赂赵王迁宠臣郭开，要他散布谣言，诬陷李牧要反叛。赵王迁果然中计，派赵葱、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李牧不服从，被杀，司马尚则被罢废，赵国因而大大削弱。


　　公元前228年(楚幽王十年)三月，楚幽王悍卒，弟犹(一作郝)立，是为楚哀王。这月，楚哀王庶兄负刍杀哀王而自立(《史记·楚世家》及《史记·六国年表》。）这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大规模的争权夺位的斗争。就在楚国忙于内部倾轧时，秦则趁李牧被冤杀之机，又派王翦、羌[广鬼]率军攻赵，杀赵葱，败颜聚，俘赵王，置邯郸郡。赵公子嘉率其族数百人逃到代郡，自称代王。赵国实际灭亡。


　　公元前227年(楚王负刍元年)，秦军已逼临燕境，燕太子丹使上卿荆轲以献地图为名，乘机刺杀秦王政，结果未遂被杀。秦命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军虽然联合抵抗，但仍败于易水之西。次年，即公元前226年(楚王负刍二年)，秦王翦继续攻燕，破燕都蓟(今北京城西南)，燕王及太子丹走保辽东，秦将李信追赶，燕王被迫杀太子丹献秦。由于秦军主力深入北方作战，原韩国贵族乘机在新郑反叛，秦迅速调遣军队予以平定，已被外迁的韩王安亦被处死。在此同时，秦派王翦子王贲率军攻楚，大破楚军，占领了十几个城池。


　　秦败楚平韩后，立即把攻楚亡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资治通鉴》(秦始皇二十一年)载：


　　王贲伐楚，取十余城。王(秦王政)问于将军李信曰：“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王以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应为蒙武)将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因谢病归频阳(今陕西铜川西南)。


　　公元前225年(楚王负刍三年)，秦一方面按李信意见，派李信、蒙武率二十万大军攻楚；另一方面，又派王贲攻魏，围大梁，魏抵抗，秦军于是引黄河、大沟水灌大梁，三月后城坏，虏魏王假，魏亡。秦在魏东部地设置砀郡(郡治砀，今安徽砀山南)。王贲得心应手，战功卓著。


　　李信攻楚的一路，则遭到楚国有力的抵抗，惨遭失败。据《史记·王翦列传》载，李信兵分两路，自领主力进攻平舆(今河南平舆西北)，即沿汝水而下；蒙武一部攻寝(今河南沈丘东南)，取得一些胜利。因鄢、郢一带(楚国本土)有楚军活动，牵制秦军东进，所以李信又转而攻打在鄢郢活动的楚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楚国曾献青阳(今湖南长沙)以西地给秦，继而又叛约，进击南郡，故李信在汝水、颖水一带取得胜利后，即挥师攻打南郡(鄢郢一带)的楚国军队。）获胜后，与蒙武会师于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直指寿春，企图一举灭楚。这时，屯驻在淮水北岸的楚国大军，正以逸待劳，寻机歼敌。李信“年少壮勇”(《史记·王翦列传》)，趾高气扬地挥师前进时，突然遭到楚军的反击，仓猝应战，遂大败。楚军紧追不舍，“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同上。）李信溃不成军，狼狈逃跑。这是秦统一各国前遇到一次最有力的抵抗，显示了楚国在军事上尚有一定实力。


　　李信失败后，楚军继续西进，秦王政只得亲到频阳，请王翦复出领兵攻楚。王剪按前议，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政为了彻底击败楚国，不惜“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王剪)”(同上)，可见这次战役规模之大是空前的。


　　公元前224年(楚王负刍四年)，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王翦仍按李信进军路线，进入陈邑、平舆一线后，接受李信轻率进攻失败的教训，即停止前进，在全线上构筑壁垒固守。楚国不敢掉以轻心，亦倾全国兵力抵抗。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终不应战。王翦命士卒洗沐、投石，并“亲与士卒同食”(同上)，以逸待劳。两军相持达一年左右后，楚军渐渐松懈，只得“乃引而东”(《史记·王剪列传》。)，主动撤退。王翦乘机出击，大败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县东南)南。楚军败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立昌文君于淮南，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公元前223年(楚王负刍五年)，王翦、蒙武继续进攻，攻入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楚昌文君死，项燕自杀，楚亡。第二年，王翦又进而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置会稽郡(郡治吴，今江苏苏州)。同年，秦将王贲攻取辽东，虏燕王喜，燕亡；又攻代，虏代王嘉。公元前221年，王贲攻入齐都临淄，虏齐王建，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九、楚国败亡的原因


　　楚国历史悠久，疆土辽阔，国势长盛不衰，就在楚怀王时期，策士还认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战国策·楚策一》。)不久竟和中原各国几乎同时败亡在秦国之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政治守旧没落，拒绝革新。楚国自入春秋中叶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已经产生，反映在政治上开始出现了新旧力量的斗争。战国初，楚声王被“盗”所杀，“国人”立其子悼王，足见其时新旧力量的较量是极其尖锐的。楚悼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中原各国、特别是魏国改革的影响下，大胆起用异邦人吴起主持变法，大举革新，楚国政治一时充满了生气。不幸楚悼王早死，吴起被旧贵统残酷地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就这样过早地失败了。“楚不用吴起而削弱”，吴起变法夭折，在楚国历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此，以王为首的统治集团更加昏庸守旧，至楚怀、顷襄王时，屈原仅因内主革新，外主联齐抗秦，坚持独立自强，竟亦遭到无情打击，使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革新者感到绝望，最后在国(都)破家亡的情况下，自投汩罗江而死。楚考烈王即位后，春申君黄歇“辅国持权”，掌握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命运，成为“实楚王”的大封君。他在对外战争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谋求封地，修建宫室，淫逸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所以，楚国后期历代统治者，就是这样沿着惰性的轨道滑下去，终至灭亡。当然，楚国政治的没落守旧，非始自战国末，实际上早在春秋晚期就已出现了，特别是对吴起变法摧残以来，越来越明显，并日益顽固。关于这点，《吕氏春秋·察今》就以刻舟求剑等寓言予以讽谕：“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政治守旧没落，必然轻视人才，甚致摧残人才。楚国人才济济，是为各国所公认的。但楚国统治集团不珍惜人才也是很出名的，致使人才外流，对楚国造成危害，故史有“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之说。战国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如热情来投的异邦人吴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富有政治抱负的屈原被贬抑，就是战国时期摧残人才的典型事例。在战国末关系到楚国存亡的关键时刻，楚人李斯入秦出谋画策，助其一统中国，其师荀子来楚，却冷落一旁，就不是偶然的现象。黄歇养客三千多人，却养而不用，只是充当结党营私的工具和政治自重的资本。人才外流及对人才的摧残，与统治者的“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战国策·楚策四》。)结伴在一起，充分地暴露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与腐朽性。楚人原有的“筚路蓝缕”精神消失了，终因抱残守阙而退出历史舞台。


　　其次，徙陈失误。公元前278年郢都失陷后，楚国已出现生死存亡的危机，其政治重心放在何处，至关重要。历史表明，楚顷襄王当时东逃，并徙都于陈，是重大的失误。所谓“秦逾邑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史记·春申君列传》。)，系策士高谈阔论之议，并不符合历史实际。陈是楚国的重镇，早在楚庄、灵、惠王时期便已被破(灭)，秦既已占领鄢、郢，完全可以沿着灭陈路线，随时进攻楚国。当时两周早已成为一具僵尸，毫无实力可言，韩、魏疲惫不堪，根本无法充当楚国的军事屏障。楚国又一贯奉行牺牲韩、魏以亲秦路线，也不可能得到或团结韩、魏全力帮助和抗秦。故徙陈，无异于自投虎口，置身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徙陈后，楚国在此尚能生存三十余年，只是秦灭楚、一统六国时机尚不成熟，并非徙陈战略决策的正确。实际上，楚顷襄王在失鄢、郢后，犹如惊弓之鸟，“东徙而不敢西向”(《战国策·中山策》)，是仓促东逃的，并未有过认真议论。徙陈后，心神稍定，又歌舞升平，尽情享受，不思图进。


　　其三，亲秦路线与消极“合纵”抗秦的失误。秦自商鞅变法后，历代统治者就蓄有灭楚、一统寰宇之志。早在秦亡楚前一百余年时，楚威王就意识到秦不可亲，必须“合纵”抗秦。他在纵横家陈说合纵抗秦利害关系后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可胜焉。内与君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战国策·楚策一》。)楚怀王即位后，忘记了楚威王秦“虎狼之国，不可亲”的这一遗训，也不听昭睢、屈原等的一再劝告，既不积极“合纵”抗秦，又招致丹阳、蓝田之败，最终客死于秦。楚怀王血的教训应该说是够深刻的，但后继者楚顷襄王、楚考烈王和黄歇等仍执迷不悟，惧秦、亲秦、消极“合纵”，甚至为了自己侥幸图存，竟把祸水泼向邻国，终孤立无援，被动挨打，毫无起色。


　　其四，秦的强大。入战国后，随着封建兼并战争的激烈进行，关东各国利害关系不一，互相攻伐，逐步削弱，消耗殆尽。秦则不然，它自商鞅变法以后，始终把进军中原，消灭各国为主要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在经济上，注重改革，不断充实国力。在政治上，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政策，如注重用人，特别是重用有才干的外邦人，长期来坚持实行“连横”策略，在关键时刻，又采用“远交近攻”、用重金收买各国权臣、分化和削弱各国政策，凡此种种策略和政策，均取得明显成效。在军事上，执行军功政策，训练成庞大的英勇善战的军队，今天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所出土的各种兵马俑，充分显示了当年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地理上，秦居关中，进可取，退可守，各国虽有时叩关攻秦，却望而生畏，不敢贸然进击。当楚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楚考烈王死、黄歇遇害，楚国丧失了政治重心，秦则嬴政亲政，朝气勃勃。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史记·秦始皇本纪》。“六世”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加速了统一的步伐。一方面是秦国的日强，另一方面是六国的日弱，故“并吞战国，海内为一”的任务，就由秦王政来完成了。综观楚国历史，商末周初楚人建国后，“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英勇进取，广用人才，师夏、夷之长，是充满生机勃勃、向上的。春秋时代的创立县制、谘谑橥撂锖驼焦前期的吴起变法，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变革，使楚国一度出现了繁荣富强的局面。但可惜的是这种进取创新精神，逐渐暗淡失色，至战国末诸代，贪图享受，苟且偷安，在激烈的争夺中无所作为，终不可避免地沉沦下去，直至灭亡。楚国虽亡，然而楚人长期凝聚的奋发图强、勇于进取的创业精神，眷恋故土、报效族国的爱国精神，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革新精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则是垂世千秋，永放光芒的。楚人创造的光辉灿烂的荆楚文化，是沾溉百代、流泽万世的，它必然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无价之宝。


　　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楚国虽亡，但楚人传统的爱国精神是很炽烈的。据《史记·项羽本纪》载，早在楚怀王客死于秦时，楚南公就说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亡后十四年，由于秦王朝“赋敛愈重，戍徭无己”(《史记·李斯列伟》)，又行“繁刑严诛”《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政，人民大众实在活不下去，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楚人为主体的全国性的人民大起义。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楚隐王陈胜(公元前208年，陈胜卒后，吕臣葬陈胜于砀，谥为隐王。)元年)，秦王朝征发“闾左”(贫民，因居乡里之左，故称“闾左”)九百人戍守渔阳(今北京渔阳)，他们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时，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不能按期到达，按秦法，失期皆斩。楚人陈胜(字涉，阳城人。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与吴广(字叔，阳夏人。阳夏，今河南太康)商议，亡亦死，举大计亦死，于是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制造起义舆论：“大楚兴，陈胜王。”当即杀死押送的将尉，揭竿而起。他们以楚将项燕和秦公子扶苏的名义，为天下倡，筑坛为盟，称大楚。起义群众首先攻下大泽乡，并进而攻占了蕲县及其周围地区。然后率众攻下了陈(即陈郢，今河南淮阳)，已拥兵数万。陈胜称王，以吴广为假王，国号“张楚”(张大楚国之意)。


　　陈胜首难，“一夫大呼，天下响应”(《汉书·贾山传》)，陵(今江苏宿迁东南)人秦嘉、[钅至](今江苏沛县境)人董绁、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人朱鸡石、徐(今江苏泗洪南)人丁疾、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与侄项籍(字羽)、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彭越、六(今安徽六安北)人英布、东阳(今安徽盱眙境)人陈婴、沛(今江苏沛县)人刘邦等纷起响应，立即汇成了以楚人为主体的波澜壮阔的人民大起义的浪潮。陈胜占陈后，即以吴广西攻荥阳，以曾“事春申君”的“陈之贤人”周文率众进攻关中。周文收集沿途义军数十万人，越过函谷关，一举进至戏(今陕西临潼东)，给秦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由于陈胜、吴广是首举义旗，经验不足，又因在起义的浪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旧贵族、旧势力也乘机起兵，割据称王，秦王朝组织兵力反扑，同年底周文兵败自杀，吴广、陈胜又相继被害，起义斗争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然而，其他各地楚人起义斗争仍高举“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的旗帜，继续坚持斗争下去。


　　陈胜卒前，秦嘉杀陈胜监军武平君畔，自立为大司马。次年(公元前208年)初得知陈胜死，立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居留(今江苏沛县东南)。刘邦领众赴留，投楚王景驹，时秦兵已至砀郡，刘邦即西向击秦，先败后胜，攻占了砀城，收编秦兵六千，又乘胜攻克下邑(今安徽砀山)。


　　原陈胜部将召平(广陵人。广陵，今江苏扬州北蜀山)，秦命东下发展，获知陈胜败亡，即渡江假借陈王的命令，拜项梁为“张楚”的上柱国(上柱国，原楚国置，是统领军队的最高将领)，使之引兵西击秦。就在刘邦取下邑不久，项梁亦已渡江西上。陈婴、英布、蒲将军、吕臣等相继率部来归附，项梁军队很快发到六、七万人，这年(公元前208年)四月，军驻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其时，驻留的秦嘉、景驹陈兵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东，阻挠项梁西击秦，项梁认为秦嘉背叛陈王而立景驹，大逆不道，遂发兵一举击溃了秦嘉，景驹自杀。可见项梁是忠于张楚政权的，维护了义军的统一。项梁收编了秦嘉军队后，进军至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已拥军十多万人了。刘邦亦领军来附。


　　六月，项梁确知陈胜已卒，在薛召集起义军将领议事，以重建政权，继续斗争下去。年已七十的范增(居[巢阝]人。居[巢阝]，今安徽巢县东南)以为陈胜失败在于不立楚后而自立，引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劝项梁立楚怀王之后。项梁同意，在民间求得楚怀王孙熊心，立其为王，仍称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以陈婴为上柱国，封英布为当阳君，项羽为鲁公，刘邦为沛公。定都于盱眙(今安徽盱眙)，恢复了楚国。


　　薛之会，历来被视为一次全面的复辟行动。其实，它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人念祖爱国之情。项梁是项燕之子，“今君起江东，楚逢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史记·项羽本纪》)，被楚人视为能恢复楚国的得力人物。楚怀王是被骗入秦死的，当时楚人就很同情他，“如悲亲戚”。悲楚怀王之死，就是后来悲楚国之亡。所以项梁和义军将领们立楚怀王之后，并仍称楚怀王，表现了楚人不忘祖业旧国，决心推翻秦王朝，是楚人固有的念祖爱国精神的承继与发扬。


　　薛之会后，项梁各路义军继承陈胜、吴广遗志，继续与秦军搏杀，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八月，由于项梁轻敌，被秦章邯大败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项梁阵亡。项羽、刘邦等为了保存实力，随楚怀王心迁都于彭城。


　　九月，章邯渡河北上击赵，围赵王歇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赵向楚等求援，楚怀王心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作出了西入关、北救赵的正确决策。决定分兵两路，北路由宋义、项羽、范增等领兵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领兵西入关中，直捣秦都咸阳。楚怀王心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项羽本纪》。)十一月，宋义领军进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留四十六日不进。其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愤而杀宋义，楚怀王心遂以项羽为上将军，统率北路救赵大军，项羽于是“威震楚国，名闻诸侯”(同上。）十二月，项羽率军西渡漳水，命令“皆沉船，破斧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同上。）楚军呼声动天，无不以一当十，凡经九战，大破秦军，章邯败逃，巨鹿之围遂解。项羽破秦军后，诸侯将入辕门，莫敢仰视，项羽自此始为诸侯上将军。巨鹿之战是摧毁暴秦的决定性战役。它歼灭了秦兵三十余万，有力地支援了刘邦西入关中的战略行动，为最终灭秦奠定了基础。清人王源评论说：“首难者陈涉，灭秦者项王也；入关者虽沛公，灭秦者项王也。”(王源《居业堂文集·项羽论》。)项羽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在此同时，刘邦领军西进，沿途辗转攻克成武(今山东成武)、栗(今河南夏邑)、高阳(今河南杞县境)、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颖川(今河南禹县)、南阳(今河南南阳)、胡阳(今河南唐河南)、析县(今河南西峡)，直抵丹水，轻取武关(今陕西商县东)。


　　武关失守，关中震动。赵高逼秦二世自杀，立子婴(扶苏子)，贬号秦王，派人与刘邦谈判，“约分关中”(《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不允，率军进抵斯(又名蓝田关，今陕西蓝田东南)。次年(公元前206年)初，刘邦率大军攻至[氵霸]上(今西安东南)，秦王子婴素车、白马，奉天子玺符，在轵道(亭名，地在今西安东北)旁迎降。至此，统一六国仅十四年的秦王朝，又为以楚人为主体的全国人民大起义所摧毁。原来楚人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果然实现。勿庸置疑，秦王政一统寰宇、创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之功，是永垂史帛的，然其残暴统治，又阻碍了历史的前进，故楚人首先发动的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其功也是不可没的。从陈胜、吴广至项羽、刘邦高举的“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引导人们一代又一代英勇地进行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谱写出一页又一页的英雄篇章。


　　秦亡后，刘邦与项羽又经历了四年内战(史称楚汉战争)，至公元前202年，刘邦最终建立起了汉王朝。如果说，秦王政只是从军事上完成了一统六国事业，刘邦所建立的汉王朝则在文化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真正实现了全国大统一的局面。从此，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及其建立的一统大国，始终屹立在世界东方，任何人都动摇不了它。从这点看，楚人所留下的丰功伟绩是光照千秋万代的，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