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文化与几位人物介绍.(转自大齐)

瑞典火柴

日本历史文化与几位人物介绍.(转自大齐)



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是日本天皇中最特殊的一个天皇。在他之前，女天皇可以堂而皇之的登上帝位，古代的日本，就曾出现过六个女帝。日本的年号是摹仿中国的制度而制定的。只要有祥瑞的征兆等因素，一个天皇可以容许变更多个年号。但是从明治天皇以后，一个天皇只限一个年号。因此也可以年号来代替天皇的称呼，例如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等。从前的天皇，权力不是落在地方豪族或外戚贵族的手上，就是落在武家政权的手中。天皇可以说是只是一个傀儡，到了明治天皇，他总揽大权于一身。皇室典范皇室典范是皇室制度的基本法律，１８８９年（明治２２）于大日本帝国宪法之下制定。在明治宪法下，皇室典范异于一般法律，与宪法同为最高法规。现行皇室典范，系于日本国宪法制定时同时修改，并以一般法律施行。与旧典范之最大相异处，首先在于皇室继承只限于嫡出（正妻所生），不承认庶出（正妻以外所生）。明治天皇及大正天皇全系庶出。此改变乃为尊重婚姻制度而来。其次，现行典范承认平民之皇太子妃。战前，皇太子妃必从皇族或三大贵族家庭中挑选。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允许女天皇的存在。但明治以后的皇室典范规定，只有男系的男子才能继承皇位。明治天皇出生于嘉永五（１８５２）年９月２２日，是孝明天皇的第二皇子。他幼名佑宫，母亲是英照皇太后。但真正的生母是权大纳言中山忠能的女儿，典侍庆子。万延元（１８６０）年，他被定为储君，并赐名睦仁。庆应二（１８６６）年１２月，也正是他十五岁那年，由于父天皇去世而继承皇位。翌年１月９日，举行践祚典礼。在革命份子的鼓舞之下，１２月９日断然实行王政复古。庆应四（１８６８）年７月，将江户改名为东京。８月２７日举行即位典礼，９月８日改年号为明治。１０月，明治天皇抵达东京执政。１２月，返回京都，与一条美子（昭宪皇太后）举行大婚之礼。明治二（１８６９）年明治天皇再度抵达东京，并定东京为首都，以图一新人心。接着，在明治政府推动下，接二连三的推出版籍奉还、废藩制县、制定征兵令等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其中与天皇地位最有关的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明治政府于１８８９年（明治２２）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这部东亚首部的现代成文宪法是摹仿普鲁士宪法的钦定宪法。明治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明治宪法系基于天皇主权的原理，由天皇总揽立法、司法、行政之统治权。此外，行政各部的官制、陆海军的统帅、宣战的公布、条约的缔结等，都属于天皇的大权。从此，天皇摇身一变，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人」。明治４５（１９１２）年７月３０日凌晨零时四十三分，明治天皇由于尿毒症去世，享年６１岁（虚岁）。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国家诞生的同义字。

西乡隆盛

在明治维新的众多元勋当中，担任最重要角色的是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三人。这三人又被称为「维新三杰」。其中又以西乡隆盛的人格最受日本人喜爱。　　　　西乡隆盛生于文政十（１８２７）年１２月７日，是萨摩（鹿儿岛县）藩士西乡吉兵卫之长男，幼名小吉。由于家境贫穷，十八岁时一边担任「郡方书役助」以补贴家计，另一方面与大久保一藏（利通）、有村俊斋（海江田信义）等人一同研读『近思录』，学习阳明学，并在无参禅师门下参禅。二十八岁（１８５４年）时随藩主岛津齐彬至江户。当时正值将军继嗣问题，举国分成拥护德川庆喜与拥护德川家茂两派。西乡隆盛加入拥护庆喜派，而四处奔走。安政五（１８５８）年，由于「安政之大狱」（安政年间，弹压拥护德川庆喜份子的大狱），西乡隆盛护卫着被幕府追究的僧月照返乡。没想到萨摩藩也对他们加以追究，于是两人投身锦江湾。月照绝命，隆盛大难不死，被处以流刑。１８６４年返回萨摩藩后，西乡隆盛在倒幕运动中，不断发挥他的破坏力。１８６８年，隆盛担任征讨大总督参谋，与胜海舟谈判下，无流血的进入江户城。但是西乡隆盛却在此时急流勇退，返回老家萨摩。因为他认为不可留在中央，担任比藩主地位还高的职位。到江户开城为止，他是代表下级武士改革派的最佳领袖。他视名利如粪土，视死如归，不为子孙买美田。然而在维新政府的改革下，下级武士生活日益穷困。征兵令实施之后，武士的军事权又告丧失，为打开这种僵局，遂使西乡隆盛兴起「征韩」、「征台」的念头。他毛遂自荐，想当遣韩大使，但遭岩仓具视、大久保力通等人的反对而下野。明治１０（１８７７）年，鹿儿岛的私立学校学生及下级武士拥立西乡隆盛为统帅，举兵反抗政府。史称西南战争。西乡隆盛战败，自刃而死。

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利通诞生于天保元（１８３０）年８月１０日，是萨摩（鹿儿岛县）藩士大久保次右卫门利世之长男。幼名正助、后又改名为一藏。他与西乡隆盛不但是小同乡，同样是下级武士出生，而且家境贫穷。但两人在个性及政治生涯方面，却大相径庭。西乡好恶分明、热情洋溢、时而采取不合理的行动。而大久保沉着冷静、刚毅果断、始终抱持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西乡虽博得一般人的喜爱，可是却以悲剧收场。大久保虽为人所畏惧，但一生都处于权力的高峰。明治四（１８７１）年，大久保利通晋身大藏卿，一心致力于内政之建设。同年任岩仓考察团的副使，周游欧美各地。于考察欧洲时，遇到德国宰相俾斯麦，大受其影响。１８７３年听到西乡等人激烈的征韩论主张，立即回国。他与岩仓具视站在同一阵线，强烈反对征韩，因此而与多年的好友西乡决裂。征韩派辞职后，大久保兼内务卿，成为政府的核心人物，大力推动殖产兴业政策。他虽然专制，但没有地域观念，大量采用有能力的人才。明治１１（１８７８）年５月１４日，由于他的独裁引起反弹，被士族岛田一郎等人暗杀。享年４９岁。

木户孝允

木户孝允出生于天保四（１８３３）年６月２６日，当时的人传说，该年出生的人虽小有才能，但不能成大器。他是长州（山口县）藩士和田昌景之子。通称小五郎，后成为桂九郎兵卫的养子。由于小时体弱多病，以致于晚年健康欠佳，神经衰弱。他十七岁加入吉田松阴门下。二十岁时四处拜师求艺，先后学习剑道、造船术与西学。１８５０年加入尊王攘夷运动。木户孝允除于明治元（１８６８）年撰写「五条誓文」草案外，并且在「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中也担任核心角色。明治四（１８７１）年随岩仓具视考察欧美，担任全权副使。１８７３年回国，建议政府制定宪法。翌年兼任文部卿。木户和大久保虽一开始就主张「征韩」，但明治四年以后却摇身一变，主张内治优于对外发展，所以开始反对侵韩、侵台之举。木户虽然属于理想主义的开明政治家，但心胸狭窄，因此没有人追随他。连同是长州藩出身的伊藤博文、井上馨也追随大久保。明治１０（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６日病殁，享年四十五岁。

岩仓具视

一提到岩仓具视，最先令人想到的就是岩仓考察团。的确，这种政府重要官员一齐出国考察各国文物的考察团，可说是世界罕见的文化大事业。除此之外，他一生的大事业就是「王政复古」，即将权力从幕府手中交还给天皇。岩仓具视诞生于文政８（１８２５）年９月１５日，是前权中纳言掘河康亲的次男。他幼时就因为额头特宽，眼瞳朝上，被视为异相。十四岁那年成为岩仓具庆的养子。他原本是「公武合体」（贵族与武士联合政权）派，因此受到尊王攘夷派强烈的憎恨。文久２（１８６２）年被命辞官隐居。他虽剃发隐居，但仍暗中与尊王攘夷派的人士来往。庆应３（１８６７）年他被允许进入京都，并与大久保利通等人商讨倒幕大计。１２月９日，在他指导朝议之下，终于使「王政复古」成功。明治４（１８７１）年，岩仓升任为右大臣，同时又拜特命全权大使，与木户等人出国考察欧美文物制度。１８７３年回国后，主张内治优先说，阻止西乡隆盛等人的征韩论。此外，他对皇室制度及立宪制度的创设亦有贡献。明治１６（１８８３）年，岩仓具视去世，被赐以国葬之礼。

伊藤博文

明治维新的革命份子一一去世之后，维新的第二代政治家一边继承遗产，一边要重整被破坏的旧秩序，大力建设新的体制。这第二代的领袖就是伊藤博文（１８４１～１９０９）。明治１１（１８７８）年５月，他继承被暗杀的大久保利通之后成为内务卿。明治４２年１０月２６日被朝鲜人安重根暗杀于哈尔滨车站。这三十几年，他一直跻身于政界的主流。伊藤博文于明治１８（１８８５）年，就任自己手创的内阁制度的第一代内阁总理大臣。此后，共四次就任首相之位，在任期间前后共七年七个月，是战前的最高记录。此记录后来被同为长州（山口县）出身的佐藤荣作首相所打破。其新纪录是连续七年九个月（昭和３９年１１月～４７年７月）。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于明治１５（１８８２）年赴欧考察普鲁士宪法，回国后成为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中心人物。此外，伊藤博文还致力于制定华族制度、内阁制度、皇室典范、枢密院等制度。虽然他是日本历史上的大政治家，但也因好色而与丰臣秀吉并列青史。他所交往的女性大多是艺妓，他的梅子夫人也是艺妓出身。

《福泽谕吉与》（作者：杨永良。台湾）

福泽谕吉（一八三五～一九０一年）是活跃于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至明治时代的启蒙大师，也是庆应义塾大学的创办人。他出生于一个贫穷武士的家庭，从小即崭露其超群绝伦的才华。他极为不满封建时代的死滞社会，对西方的新学问则充满好奇与求知欲。他年幼时学汉学，青年期改学荷兰学，在闭关自守的德川幕府体制下，荷兰学是唯一能接触欧洲文明的管道。而在当时的亚洲诸国中，相较之下，日本是最能虚心地承认西方文化优点的国家（虽然日本也有激烈的排外份子）。一八六０年幕府派遣使节赴美国时，福泽谕吉要求以从仆的身分随团赴美。翌年，他又参加幕府的赴欧使节团，历游法国、英国、荷兰、德国、俄国、葡萄牙诸国。明治维新之后，福泽谕吉数次拒绝官位，始终坚持其在野的立场。然而他的思想影响了明治政府的要人并表现在施政上，另一方面他的门生也有多人担任官职，参与政治。他的名著《劝学》（共17篇，1872～76年出版）及另一本着作《西洋事情》（1866年出版）是明治时代的畅销书，也成为明治初期的教科书。尤其《劝学》一书共发行七十万部，第一篇若连同海盗版，大约销售了二十二万部，换言之，当时的人口每一百六十人当中就有一人读过此书。《劝学》一书的中心主题，充分表现在书中的首句：「上天造人一律平等，天下没有人上人，亦没有人下人」。福泽谕吉在此书中，一再地大力鼓吹自由平等、自主独立的精神。一八八五年三月一六日，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著名的「脱亚论」，他呼吁日本人，不要眷顾落后的中国与朝鲜，日本应尽速加进欧美先进国的行列。他的「脱亚论」其实就是「脱亚入欧论」，这种想法至今仍存在于某些日本人的思想当中。身为亚洲人，我们除了对此「脱亚论」感到遗憾外，还应该了解产生这种思想的症结所在。从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长官培利（M.C.Perry,1794～1858）挟着船坚炮利向日本叩关以来，经过明治维新，直到太平洋战争，日本举国上下的目标就是想脱离「二流国」而成为世界「一流」大国。这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国」当然不仅是包括文化、科学方面的进步（西化），同时也包括当时「一流国」的扩张主义。如果不了解此隐藏于日本人心灵深处的情结，我们就无法解释高声疾呼民主、独立、平等的福泽谕吉，其晚年竟然会提出「脱亚入欧」论，并且在对外政策上支持明治政府采取强硬的手段。一八九七（明治三十）年秋天，有一个外国人希望福泽谕吉撰述明治维新前后的亲身经历，福泽谕吉灵机一动，认为倒不如撰述自己从小至大的经历及成长过程，于是他找来当时著名的速记员矢野由次郎，由他亲自口述，令矢野将他的口述记录下来，这就是后来的《福泽谕吉自传》。此《福泽谕吉自传》日文原名《福翁自传》，是日本自传文学中的经典之作。这口述一个月分四次进行，一次大约四小时，每次原稿整理出来之后，福泽谕吉都亲自润笔校正，然后才进入下一节。口述时，福泽谕吉只拿着年表，凭着他的记忆叙述（后来日本学者发现，福泽谕吉在口述前事先准备了笔记）。福泽谕吉的记忆力甚佳，对于四、五十年前的人物、事实叙述甚详，而且根据后来学者的考证，《自传》的内容大都相当正确。然而由于福泽谕吉口述时，已届六十四岁（虚岁）高龄，因此难免在时间、人名、地名方面有些记忆错误，这些错误，译者皆已参考日本学者的通说加以改正，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译文不再一一指出错误所在。《福泽谕吉自传》起先刊登在《时事新报》，从一八九八年一月开始连载，至翌年二月十六日结束。单行本则于一八九九年六月出版。一九三四年由北星堂出版了英译本，英美各报章杂志皆佳评如潮。此英译本于一九六０年出版新译本。一九六六年，哥伦比亚大学也出版了英译本，据云至今销售仍然不恶。一九七一年，在德人琳兹希勒的主持下，由庆应义塾大学德国文学会的全体教授共同翻译德文译本。我们从《福泽谕吉自传》一书中，不但可以了解福泽谕吉的生平与心路历程，更可以从具体的事实中管窥明治维新前后的社会动态。从某种方面说来，《福泽谕吉自传》可以说是日本版的《西潮》，里面详细地描写着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是由于福泽谕吉本人的思想影响明治维新既大且深，所以其重要性当然远远超过《西潮》。即使以文学作品来看，本书的叙述手法甚为高明，而且福泽谕吉对自己的缺点也颇为坦白。虽然福泽谕吉并没有剖析到他的灵魂深处，但是他叙述故事的口吻相当幽默风趣，独创一格。日本政府为了纪念福泽谕吉对日本的影响与贡献，数年前，特别在纸钞革新之际，将福泽谕吉的肖像印在万圆大钞上

《白云上的司马辽太郎》之一（台湾）杨永良

一九二三年八月七日，司马辽太郎诞生于大阪。他原名福田定一，其笔名乃取自「远不及司马迁之太郎」之意。司马辽太郎的祖父本是个日本算术家，但他于明治初年迁至大阪改行从商，贩卖糕饼。他父亲则在大阪当开业药剂师。在最具商人气息的地方从商，最重要的即是要具备理性的经营头脑。这个特性影响司马辽太郎极为深远，在他的小说中，经常以冷静、理性的历史观来审查主观的、非理性的意识型态。因此，有人称他的历史小说为「非意识型态」的历史小说。司马辽太郎从十三岁开始，即经常到大阪市立图书馆博览群书，至他大学毕业时，几乎已经读完图书馆的藏书。其好友寺内大吉（作家）回忆说，司马辽太郎在报社上班时曾经住过他家，他每天要到报社上班时，总是撕下一页百科全书来背诵。他十八岁时进入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蒙古语科就读，名作家陈舜臣是高他一年的学长（印度语科）。二十一岁（一九四三年）时被征调到中国东北的战车连队。他大学时代的专攻（蒙古语）以及后来的中国经验，无形中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本来日本作家并不擅长描写大时代的社会动态，若是以读俄国小说或是法国小说的态度来读日本小说一定大为失望，因为日本作家只擅于描写内心的感受以及身边的琐事，名之为「私小说」，并自认为是日本小说的特色。吾人若看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再去看「私小说」，肯定打瞌睡。然而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却具有从天空俯瞰大时代动态的特质，也因为这个特质吸引了无数的日本读者。笔者认为他这特质与他的蒙古语学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住在沙漠中的民族，为了要辨识方向，寻找水源，他们关心视界以外的世界，因此总是将视点如老鹰般高悬在天空中某一点往下俯瞰。这种观点自然与属于森林文化的日本观点大相径庭。事实上司马辽太郎极喜欢蒙古，他除了到蒙古旅游外，早期的作品如「波斯的幻术师」、「戈壁的匈奴」，以及晚年的「鞑靼疾风录」都是描写北方骑马民族的作品。他从一九四六年（二十三岁）至一九六一年，先后在新日本新闻社及产经新闻社当记者。这记者生涯可以说是他历史小说的原点。三年前他曾经对他的朋友说：「若有来生，我还要当个新闻记者。」可是他这个记者与大多数的记者不同，他永不厌倦地充实自己的知识，而且由于他隶属于文化部门，因此经常到各大学与寺院去采访，独自研读寺庙中所藏的古文书，并与大学教授结为好友。通常的历史小说作家都只是搜集文献，考察当地风光，以作为写小说的准备工作。而司马辽太郎不只如此，他至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去，必定像个新闻记者般询问当地的居民：「你出生于何地？是否知道事件的传说？」换言之，他把事件的主角当作仍然活在该地一般。他是个彻底的现场主义者。他一定要到那块土地去，呼吸那里的空气。他说过，有时从空气中能够发现重大的事实。除了历史之外，他还研究地理学、地势学、交通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人心地理学。他认为，我们不能以一个地方的风土论断一个人，但是每个地方确实存在其风土特性。亦即，每个人都具微量的风土特性，如果数十万人聚集起来即显现其特征来。若是追溯其历史，则数百万人的特征聚集起来即更显著。因此他举例说，阪本龙马的故乡土佐（现四国高知市），当地的人黑白分明，好诉讼，具平等思想。近江（现滋贺县）人具商人天份，与华侨的习性相似，然明治时代之后，产业资本兴起，商业资本没落，因此近江商人也跟着没落。伟大的作家大都极为注重人物背景的形象。笔者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草稿上发现他画着教堂、人物等具体的图画；黑泽明在拍电影前也会先画图来捕捉影像。司马辽太郎曾经说过：「我在写作时，如果看不到那个人的脸，看不到那个人站的地方，那么我就无法写下去。譬如说，我写丰臣秀吉时，写到有一个使者到他前面来。此时，我虽然在小说中没写出来，可是我会想象丰臣秀吉的前面站着多少人？天气是阴是晴？这附近是否有松林？这松林是苍翠欲滴的幼松，还是苍劲挺拔的老松？」总之，他对鲜明的形象极为执着。再举一例证明。司马辽太郎曾对山崎正和说：「我写的小说，从一开始，我就打算写给外国人看。我所谓的外国人，并不一定要真正的外国人，日本人也无所谓。总而言之，我想象的读者是，对日本历史完全没有知识的人。譬如说我写源义经（一一五九至一一八九年，平安末期至鎌仓初期的武将）时，绝不以了解他生平的读者为对象去写。」既然是以外国人为对象，那么要特别注重具体而详细的形象描写。司马辽太郎虽然写过各种各样的历史小说，甚至也写过忍者小说，但是他最拿手的还是明治时代前后的历史小说。换言之，他喜欢描写一个没没无闻的人在乱世中如何开创历史成为英雄，而明治时代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而且明治时代所留下的史料又最丰富。由于他喜欢描写英雄，所以他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健康开朗的人物。这与日本明治以后的小说不同，例如夏目漱石所描写的人物多半是内省的厌世者，或是生活趋向破灭的人物。而司马辽太郎的小说能够获得日本读者的喜爱，其理由之一，即能够消除日本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使精神生活得到净化。他的小说也与写「眠狂四郎」的柴田炼三郎的小说不同。有一个评论家指出：「小说家好象是个病人，他向读者说，我这里痛，那里难过。而评论家好象是个医生，他听病人诉说病情，帮他看病，帮他诊断。可是司马辽太郎却是以医生的身分登场，日本突然产生这种作家，使我们一时不知所措。若以旧有的观念来说，就好象一个没有小说家特质的人突然写起小说来。」

《白云上的司马辽太郎》之二（台湾）杨永良

虽然司马辽太郎喜欢描写英雄，但是他却认为日本没有真正的英雄。他在与美籍日本文学家唐纳金（Donald Keene)对谈时说：「源赖朝（一一四七至一一九九年，鎌仓幕府的首代将军）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但是没有人缘；源义经是个无聊的人物，但却大受欢迎。大久保利通（一八三０至一八七六年）也是相当伟大的政治家，然而日本人却喜欢稚儿气的西乡隆盛（一八二七至一八七七年）。也就是说，政治原本是男人的世界，但是日本人却喜欢女性的特质。譬如说，西乡隆盛有时会写写诗，发表几句名言，结果比大久保更得人缘。」他又提到日本的政治家可分为受尊敬的政治家与受欢迎的政治家两类：「像丰臣秀吉胡作非为，可是大家都喜欢他。而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户体制，虽然他的功过见仁见智，但总之完成了政治家最重要的任务。可是日本人却对他敬而远之。如果你对日本人说，你像德川家康，两人一定吵起架来。要是说，你像丰臣秀吉，那他就难掩喜悦之情。」司马辽太郎一生的作品无数，而且自一九六０年（三十七岁）之后，几乎年年得奖，宛如为他的作品设奖似的。因其作品汗牛充栋，今仅以其得奖作品为中心简介于下：一九六０年以忍者小说「猫头鹰之城」获直木赏，一九六六年以「龙马风云录」、「盗国物语」获菊池宽赏。「龙马风云录」是一本大河小说（即将时代、社会的变迁视同长江大河般描绘的长篇小说），书中每个人物都具鲜明深刻的个性与形象。其主角阪本龙马（一八二五至一八六七年）是德川幕府末期的革命义士，虽然对明治政府成立有功，但最后被幕府官吏暗杀身亡。龙马少年时，被称为爱哭鬼。后来他学了北辰一刀流，得到下级武士的众望，成为他们的领导人物。他在大变动的时代觉醒过来，体认到必须推翻幕府日本才能得救，于是乃毅然决然地脱离所属的土佐藩国，加入倒幕的行列。后来他从革命义士逐渐成长为成熟的政治家。龙马的行动犹如天马行空，最后他超越了国界，神游于拥抱全世界的梦想。司马辽太郎本人也说：「日本历史当中，阪本龙马是最有魅力的人物。」一九六七年，司马辽太郎获大阪艺术赏，一九六八年「殉死」获每日艺术赏。「殉死」的主角为被称为日本战神的乃木希典。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乃木希典是日俄战争的英雄，当他听到明治天皇去世的噩耗时，也跟着自杀殉死。因此他已经成为日本近代史中神话性的人物。而司马辽太郎在「殉死」中却用冷静、客观的手法把乃木描写成一个「蠢将」。在这之前，芥川龙之介也曾写过讽刺乃木的短篇小说「将军」。芥川龙之介可以说向「战神」砍下第一刀，而司马辽太郎则是拿着关云长的青龙刀劈下致命的一击。一九六九年司马辽太郎的「历史纪行」获文艺春秋读者赏。一九七二年「人间日子」等作品获吉川英治文学赏。同年出版「阪上之云」最后一卷。「阪上之云」的主角有三人，即秋山好古、秋山真之两兄弟，以及真之的有人正冈子规。本小说透过此三人的行动来描绘明治时代的青春期。秋山好古后来成为陆军骑兵的创立人，真之则是日本海海战的名参谋，子规成为近代俳句的开山组。日本从幕藩体制进入近代国家的行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在这作品中，描绘着明治时期的人如何因应日清、日俄两战役。司马辽太郎在此小说中探讨何谓日本的近代？明治时代的意义为何？此作品的高潮是在旅顺总攻击与日本海海战，我们从那里可以看到日本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渊源。一九七六年其「空海之风景」等作品获艺术院恩赐赏，一九八０年出版「项羽与刘邦（上、中、下）」单行本。「项羽与刘邦」在「小说新潮」连载时，原名是「汉风楚雨」，司马辽太郎从刘邦的大风歌中取出「风」字，用来表现在汉的根据地——中原黄土地带吹起的干燥尘土，而「雨」则显现多湿的楚国风土。他在此小说中，仍然不忘发挥其擅长的风土文明论。一九八一年获选为艺术院会员，一九八二年「人之跫音」获读卖文学赏，一九八三年（六十岁）以「革新历史小说」之理由获朝日赏，一九八四年「街道漫步 南蛮篇」获新潮日本文学大赏学艺赏，一九八六年获ＮＨＫ放送文化赏，一九八七年「俄罗斯漫谈」获读卖文学赏，一九八八年「鞑靼疾风录」获大佛次郎赏，此小说也成为他最后一篇长篇小说。一八九一年司马辽太郎获选为文化功劳者，一九九三年（七十岁）获颁代表日本人最高荣誉的文化勋章。此外，从一九七一年开始，他在「周刊朝日」杂志上发表的游记「街道漫步」，至他去世为止，共连载一千一百四十六期，其中包括已在台湾出版的「台湾纪行」。今年（一九九六）二月十二日因腹部大动脉瘤破裂，病死于大阪的医院，享年七十二岁。病死前，他曾接受九小时的手术，然终回天乏术。关于他的死，名动画作家宫崎骏发表感言说：「司马辽太郎一直思考着，为什么日本会产生如此愚蠢的『昭和时代』。现在日本更趋腐败没落，司马辽太郎已经看不到日本的没落光景，我为他感到欣慰。」

《明治维新中的「文化革命」》 (台湾。杨永良)

明治维新成功的要因 在一九世纪「西力东渐」之下，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逐渐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唯独只有日本没有变成殖民地，并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顺利的踏上近代化之路。甚至到二０世纪，还有很多国家在近代化之中遭受挫折。例如伊朗，其国王巴勒维一心想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派遣大量留学生出国留学，结果却引起革命，流亡海外。那么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何在呢？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外在条件：１）１８５０～６０年代，正值英国等列强的产业资本主义全盛期，英国将自由贸易摆在第一优先，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殖民地政策。２）列强势力保持均衡，单一国家难以采取强硬手段。３）克里米亚战争、南北战争等使得列强国内局势恶化。４）英国不太重视日本的市场价值，与中国、印度比较之下，对日本的外交变成次要。５）鉴于印度与中国之排外民族运动的挫折，日本不敢贸然采取军事行动。日本国内条件：１）江户时代商人抬头，商业行为发达；而且在幕藩体制下，已经形成全国性的国内市场。２）以下级武士为中心的多数中间阶层成为政治的主体势力，有利于形成近代民族国家。３）日本受过大化革新的洗礼，易于接受外来文化，没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４）日本在江户时代即已成为单一民族，几乎没有语言、宗教、人种的对立。５）江户时代私塾教育发达，文盲少，国民教育水准颇高。

1.文明开化

明治维新的基础——江户时代的民众教育

明治初年，一个旅日德国医生贝立兹，对当时明治政府激烈的改革评论说：「我们欧洲经过五百年才达到的文化发展，日本国民只需要十年就达到了。这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发展。」事实上，贝立兹太小看了江户时代所奠立的教育基础。日本学者桑原武夫更精辟地指出：明治维新是个文化革命，而其成功的要因在于民众高度的读写能力。明治维新时的读写能力，男人约四三％；而法国大革命时男人的读写能力在三０％以下；中共建国时（１９４９年），大约一五％；印度独立时才一０％。由此可知，在世界史上的社会大变革当中，读写能力最高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这当然得归功于江户时代的初等教育——「寺子屋」教育的功劳。所谓「寺子屋」，是发源于室町时代后期（一五世纪），而于江户时代大放光彩的民众教育机构。寺子屋这名称，原本是寺院的僧侣教育世俗民众的机构。但到江户时代，寺子屋已很少由寺院经营。据统计，在一八七五年，日本全国总共开设了一万五六００所寺子屋。当时男子的就学率高达四三％，女子为一０％，与当时的欧洲相比毫不逊色。学童七～八岁入学，在学期间约三～五年。寺子屋的教育内容，以读书、写字、算盘三门实用学科为中心。这种实用学问的推广，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达互相成为因果关系。

新「学制」的公布

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八月二日，明治政府发出「学制公告书」，翌日文部省（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制」。政府在「学制公告书」中，否定了从前经世济国的学问观，而改提倡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实用思想，并奖励农工商人及妇女去求学。「学制」采用法国中央集权制的学区制，全国共设立五万３７６０所小学。明治政府并对文部省发出以下指令：１）以小学为重点；２）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３）男女教育平等；４）严格考核学生的升级；５）大学、中学的教育先从重点中学开始；６）设立一、二所法商学校；７）校舍的兴建，宁可花较长时间，但施工品质一定要好；８）加速翻译事业等。文部省起用大量的留学生，并聘请外国顾问来协助制定「学制」。这些外国顾问以美籍人士最多。「学制」则以美国、法国为主，并参考其它欧洲国家的制度。虽然当时日本国民平均GDP（国内总生产）远远落后欧美各国（当时１美元＝１日圆），但若以当时欧美各国教育费用与军事费用的比例来和日本相比，则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日本在教育方面的比重相当大。我们必须注意，今日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军事费超过教育费。

小学的开设

依照「学制」的计画，全国该设五万三七六０所小学。但实际的设置情形则相差甚远。至一八七八年（明治一一年），也就是「学制」公布后的第六年，才设置了二万六五八四所小学，只达原计画的一半。课程内容共分为八科：读物、算术、书法、写字、作文、问答（包括理科、地理、历史、修身等）、熟读、体操。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的大部分教育费用，并不是由政府负担，而是由乡镇村的团体或居民来负担的。从此可见民众对教育的重视

2.社会结构的剧变

封建世袭身分制的废除

江户时代社会阶级是「士农工商、贱民」的世袭身分制。而明治政府废除封建身分制的首要目标，即剥夺统治阶级武士的特权。１８６９年（明治２年）６月宣布「版籍奉还」之后，从前的藩主成为华族，其家臣成为士族。１８７１年８月，华族、士族与平民之间的禁止通婚解除。１２月，除在官位者外，华族、士族可以自由选择农工商等职业；至此，华族士族丧失了职业上的身分特权。１８７３年１月的征兵令，更完全否定了军事上的独占权。在法律审判方面，也于１８７２年之后成为四民平等。此外，江户时代武士阶级的两大特权——姓氏与带刀，也因为带刀禁止令及平民的姓氏使用权的施行而告丧失。在１８７０年９月之前，只有侍奉天皇的人（贵族与武士）才拥有姓氏，因此天皇及平民都没有姓氏。若说姓氏代表社会上的荣誉，那么带刀（带长、短的武士刀）就是代表统治的特权。

贱民废止令

１８７１（明治４）年８月２８日，明治政府公告了「贱民废止令」。江户时代的贱民制将贱民分为「秽多」及「非人」两种。两者都是世袭的屠宰、皮革等业者。「贱民废止令」除了废除「秽多」与「非人」两种称呼外，更承认他们职业、婚姻、居住的自由。对于新政府而言，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以达到全日本国民的整合，就必须将社会外的贱民阶级纳入社会体系。然而尽管废除了贱民制，社会上对他们的歧视仍然存在。直到今天，他们仍被称为部落民，在教育、婚姻、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

「娼妓解放令」与富国强兵

１８７２年（明治５年）１０月２日，明治政府公布了「娼妓解放令」，俗称「牛马解放令」。在这解放令中，禁止人身买卖，并将长工的契约期间从十年缩短为一年，只有学徒因要学习一技之长，仍维持七年契约。至于「娼妓、艺妓等长期仆役，一概解放之。」虽然解放了娼妓，但是只要出于个人意愿，仍旧可以继续营业。因此「娼妓解放令」实施之后，公娼反而增加。明治政府惟恐性病的蔓延，影响到富国强兵政策的推行，于是在１８７６年（明治９年）制定娼妓梅毒检查规则，全面实施娼妓性病检查。然而平均检查时间，一人约２０秒，而且医生又被妓院收买，所以检查流于形式化乃属意料中之事。在东京吉原风化区，客人若付了十圆，妓院抽７５％，娼妓只拿２５％。而且娼妓与妓院双方都要付税金给地方政府。神奈川县１８８８年（明治２１年）的县预算中，风化税就站了２０％以上。而且其中有一部分充当警察侦查费。妓院与警察的勾结乃由此而生，受虐待的娼妓逃到警察局，往往还被警察训诫一番之后，哭泣着回到妓院。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以工业优先，不重视农业，导致农村贫困。贫苦农村的女孩不是离乡背井去当女工，就是被卖到妓院当妓女。其中也有不少人远赴海外去卖春。据明治４４（１９１１）年的统计，赴海赴卖春的日本妇女超过二万人，她们的足迹遍布美国、东南亚、中国、西伯利亚等世界各地。由于人数过多，经常遭到外国的指责，日本报纸也引以为国耻，称之为「海外丑妇业」。日本政府虽然颇注重国家的形象，但并没有积极的禁止她们出国。原因是，一来可以解决国内的部份贫困问题，二来可以赚取外汇。再者一旦在海外形成风化区，日本商人就以该处为据点展开商业活动。她们可谓日本经济进出海外的尖兵。

「娼妓解放令」的幕后功臣——华人苦力血泪史

「娼妓解放令」的公布，其实起因于同年６月的秘鲁船「玛丽亚卢斯号」事件。「玛丽亚卢斯号」从澳门运送２３１名清朝苦力至秘鲁，途中停靠横滨港时，因有一名苦力逃走，揭发了船内虐待清朝苦力的内幕。神奈川县为此开设特别法庭，进行审判。在审判中，秘鲁的律师介绍了日本娼妓买卖的现况，并辩护说日本政府公然承认娼妓的买卖，所以没有资格制裁外国人的行为。而日本当局则主张，与清朝人的劳务契约因违反人道，理当无效；并下达解放苦力，送还本国的判决。因此，维新政府不得不禁止各种人身买卖。当时的美洲，由于黑奴的供给中断，为了补充其劳动力而从清朝引进大量苦力。他们受到奴隶般的待遇，在秘鲁的人数即达十余万人。至今在拉丁美洲，「中国人」一词仍为对黄种人的轻蔑称呼。

时间的控制与村落自治的丧失

明治政府于１８７２年（明治５年）废除太阴历，采用太阳历。隔年制定国定假日，废除农民历上的节气假日。在江户时代，村落的假日属于农村自治的范围，即使领主也无权干涉。除此之外，山林原野的管理、私塾的经营、民事审判权、自卫警察权、祭祀、葬礼、戏曲娱乐等等，都属农村自治的范围。因此时间的统一管理，可说是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特征之一。

奇装异服总动员

明治初期最早穿西服的是都市的军人、官吏、学生，然后慢慢的普及到民间。可是这时期的「西服」，可谓奇装异服的博物馆。男士上半身是英国式，长裤是美国式。脚穿著木屐，肩上披着和式披风，发型却是长及颈部的被发，或是像佐佐木小次郎式的马尾束发。１８７１年（明治４年），公布了男子断发令。７３年，天皇本身也断发。为了鼓励断发，还将各地的理发店免税，但对从前的结发店则课以税金。另一方面，日本的妇女结婚之后，本有剃眉及在牙齿涂上黑色铁浆的习俗。明治４年左右，逐渐停止这种习俗。明治皇后也于明治６（１９７３）年停止涂铁浆。现在我们在日本古装电影上看不到剃眉涂铁浆的镜头，那是因为最近的女明星不肯为电影牺牲自己的形象的缘故。

饮食的大革命

江户时代，糖是贵重的物资，所以一般老百姓吃不到糖。到了明治之后，开始流行西式糕点，一般人也开始「尝到甜头」，特别是甜红豆馅和糖果丸最受欢迎。至于咖啡，起先用汉字音译为「可否」，后来才称为「咖啡」。虽然江户时代就有烤面包的记录，但是直到明治初年才开始成为西点店的商品。不过当时把舍米食而改吃面包的人列入傻瓜排行榜的入围者。 牛肉火锅更改变了整个日本的饮食文化。日本自古以来都不饲养家畜，所以除了偶尔吃打猎的兽肉之外，可以说完全不吃兽肉。一般人认为兽肉是污秽之物，所以屠宰业是贱民的专利。明治维新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记载当时宰牛的情形说：「当时屠宰可谓是大事件。为了怕被『污秽』触了霉头，在屠宰处树立四支青竹，然后用神绳将四周围绕起来。用大榔头将牛击毙之后，只取少许上等肉，其余的全都埋在深土中。最后还请和尚来念经。」虽然当时的饕餮客还摹仿相扑排行榜，将牛肉火锅店依「横纲」、「大关」等顺位评审定位；但是明治时代的人，绝没想到牛肉火锅竟会成为日本的名菜之一。 「文明开化」中的妇女

毒妇的诞生

明治初年的种种新政策，使得当时一天或一个月的社会变化，远远超过从前五年、十年的变化程度。西装毕挺的绅士挽着妇女在银座散步的图画，震惊了全日本的女性。在这种急遽变化的社会当中，自然会产生异于传统女性行为的妇女，这些妇女被称为「毒妇」。在静冈县小山町有一个妇女，因与情夫通奸之后又毒杀亲夫，被处以静冈县最后的斩首示众（江户时代刑罚）。报纸与插图读物受此影响，开始流行「毒妇物语」（以奸妇、淫妇为主角的小说）。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假名垣鲁文的「高桥阿传夜叉谭」。高桥阿传（１８５０？～１８７９）实有其人，出生于群马县前桥，又被称为「稀世毒妇」。其一生的故事除被撰写成上述的「夜叉谭」小说外，也被改写编歌舞伎「缀合于传假名文」。处刑后，明治政府还特别解剖她的遗体，以研究其身体是否具有犯罪的「特征」，并将其身体的某部份用防腐剂作成标本，置于东京大学医学院。但有好事者于战争纷乱之际，将该物偷走。维新政府为了断绝江户时代的恶习，同时也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发展，遂于１８６８年（明治元年）１２月２４日公布禁止堕胎。但是禁止堕胎的刑法规定，直到１８８２年（明治１５年）才施行。

婚礼的创新与妇女的新道德

目前普及于日本各地的「神前结婚」（神道式结婚典礼），往往被日本人认为是渊源流长的古礼。其实「神前结婚」是起源于明治后期的「新礼」。由于「文明开化」之风盛行，新娘的嫁妆也跟着新产品的出现而增加，因此有些家庭就不得不借钱来筹备嫁妆。有鉴于此，华族女学校长细川润太郎即着手撰写「新撰婚礼式」（１８９９年），大力推行节约的「神前结婚」。佛教徒也跟着摹仿，制定出「佛前结婚」。明治１３（１８８０）年公布的刑法，只对妻子设有通奸罪，丈夫即使与未婚的女性有外遇，也不算通奸。又由于「男子断发令」（１８７１年）的公布，有些妇女也学男人剪起短发来，此风立刻引起卫道之士的抨击。明治政府只好于１８７２年（明治５年）１１月公布「违式诖违条例」（相当于违警罚法），其中有一条规定禁止妇女断发，违者处以５～７０钱的罚锾。「违式诖违条例」中又禁止男女混浴，并禁止妇女在公众场所裸体。本来日本人认为沐浴时男女袒裎相见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并无什罪恶感。禁止男女混浴之后，有的公共澡堂只在门口划分男女入口，一进门后并无划分。最有趣的是，１８８５年（明治１８年）日本最早的海水浴场在大矶海岸开张时，还用苇帘将海水浴场分割成男女各自的专用区。警察当局也为了确立「文明开化」的新社会道德，特别对裸体加以严格取缔。静冈县沼津有一个女人在屋外洗澡，警察没让她穿上衣服就带到警察局去。最后虽然无事释放，但该名女子却因感到羞耻而投水自尽。１８７２年（明治５年），女学生开始流行穿长裤裙。虽然当时并没有规定制服，但是女学生都不约而同的穿起长裤裙来。庆应义塾（庆应大学）的学生首开穿著西式制服之风，东京师范（御茶之水女子大学）的女学生也于１８８５年（明治１８年）改穿洋装。本来日本的妇女禁止到神社或寺院去，但是明治５（１８７２）年废除了这个规定。同年１１月，也开放妇女去观赏大相扑。不过至今，女人也因为「污秽」的缘故，不准比赛相扑。就在开放妇女自由进出神社、寺院的那一年，明治政府公布了「生产不算污秽」的通告。１８７４年（明治７年）８月１８日更公布了「医制五七条」，规定产婆（助产妇）必须有执照。自古以来，日本人就视妇女生产为应忌讳之「污秽」。妇女也都在隔离的「产屋」或仓库里生产。由于地板铺着稻草或没消毒过的抹布，所以因生产而死亡的产妇相当多。而且新生儿的死亡率也很高。以静冈县东山口村（今、挂川市）为例，１８９２年约三分之一的新生儿于一岁之前死亡。

3.明治政府的宗教改革

弹压基督徒

明治元（１８６８）年至二年，新政权除了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外，更企图统一国民的思想与宗教。于是开始弹压基督徒、瓦解佛教的力量、立神道为国教、强化天皇的神性权威。１８６８年（庆应４年、明治元年），新政府公告禁止「切支丹（基督教）邪宗门」。英国及其它列国公使立刻前往抗议。结果新政府只将「邪宗门」三字去掉，仍旧不肯解除基督教禁令。到了五月，新政府派人至长崎市外的浦上天主堂，逮捕教徒领导人物１１４人，并迫害其它未逮捕的教徒。明治二（１８６９）年十月，维新政府又逮捕基督徒及其家人共约四千人，分别投入十九藩国的监狱，逼迫他们弃教。有的藩国甚至将青年男女一对一对的关起来，暗中监视他们是否发生性关系。可是没有一个教徒掉进这个卑鄙的陷阱之中。也有的监狱强将幼儿和母亲分开，故意让母亲听幼儿饥饿哀号的哭声，企图强迫教徒弃教。然而教徒们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后来岩仓使节团视察欧美之际，了解迫害基督徒对修改不平等条约有所妨害，不得不于明治六（１８７６）年解除基督教禁令。

吃肉蓄发娶妻的和尚

神道原本是日本传统的宗教，可是经过文化的融合，自然而然的与外来的佛教相结合。而明治初期的革命份子，大都具国粹主义的思想，他们企图建立纯粹的神道，并将之立为国教，所以首先强迫佛教与神道划分界线。日本的僧侣原本势力强大，不但拥有巨大领地，甚至私拥军团（称为僧兵），连执政者都受其威胁。革命份子及神职人员乃藉此机会继续展开「废佛毁释」的行动。例如，兴福寺的五重塔及三重塔都被他们以低廉的价钱贱卖掉。其它的藩国也都跟进，纷纷废弃佛寺（共废１６３０余寺），其中富山藩还将梵钟及金佛没收，铸成大炮。「废佛毁寺」的行动不只是宗教改革的一环，同时也因为寺院的领地重新分配，所以兼具土地改革的意义。民众的反寺院斗争似乎有燎原之势，另一方面维新政府又惧怕基督教起而代之，所以于明治４（１８７１）年开始积极保护佛教。但是维新政府接着采取从内部彻底瓦解佛教势力，却又不着痕迹的手段。明治五（１８７２）年四月，规定僧侣可吃肉、娶妻、蓄发，法事以外可穿著便服。虽然日本佛教中原有可以娶妻吃肉的一派，但在明治政府的「阴谋」之下，这种风气才普及起来。明治政府暗中盘算，只要僧侣娶妻生子，就会产生私心，其团结力自然而然遭到腐蚀而瓦解。同年１１月，禁止僧侣托钵。明治６（１８７３）年１月准许比丘尼蓄发、吃肉、结婚、还俗。以结果论，明治政府的盘算可说完全成功。

《宋朝对日本的影响》（作者：台湾.杨永良 ）

前言

　　唐朝的文化，以一种广方面的、全面性的方式传到日本。因此我们谈到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时，几乎只知道唐文化的影响。直到今天，日本 仍然完完整整的保存着唐代的古寺、佛像、日常用品、舞乐等等。

　　然而唐朝的文化至今仍在日本保存其生命力的并不多。以比重来说，勿 宁说宋朝的文化影响今天的日本，要比唐朝多些。

　　五代十国分裂的时代，就如同日本德川时代的诸藩国一般，各自奖励适 合其土地之产业，所以各地都有其特产品。而且，从前那种自给自足的庄园 经济已经结束，而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因此产量比从前更大。

　　产业之所以兴盛，是因为销路的扩大。而销路扩大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唐末的兵农分离政策所造成的。兵农的分离产生很多佣兵， 这也是意味着产生大量的消费阶级。佣兵一增加，管理佣兵的官吏也随着增 加，当然商人也跟着增加起来。此外，这个时代，很多农奴都被解放成佃农。他们离开主人，必须自己谋求生计，因此消费也自然增加。

　　虽然消费阶级的增加刺激产业的发展，但是分裂的各国都设有关税的障 碍，商品的流通受到阻碍，商业的发展自然受到限制。要拓展销售的管道，必须要削除各国的疆界。在五代，想要统一天下的独裁君主和商人的利害关 系是一致的。这段期间就如同欧洲中世纪末到近世初期，商人在独裁君主的 保护下逐渐茁壮，独裁君主也因为商人而建立了财政基础。

　　宋朝的统一，结束了五代的乱世。和平一来临，五代时期所培养的产业， 就如鱼得水，由于产销管道扩大到全国，所以产业快速的发展。另一个加速宋朝产业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宋朝与外国的贸易非常兴盛。维吾尔商人的商 队，从遥远的西方越过沙漠，到宋来购买丝织品、陶器、及其它物资。在福 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浙江的明州（宁波）等地，都停满了阿拉伯人、南方人、日本人、高丽人的船只。

火力革命

宋朝的生产力之所以大幅提高，是因为火力革命（煤炭的使用 ）与钢铁的生产量有关。火力革命不仅增加了钢铁的生产，同时也使得宋朝 的陶瓷器不管在质或量方面都呈现空前的发达。欧洲直到十八世纪都无法模 仿。

铜币

宋代的铜钱不只在中国内地流通，也因为与外国贸易的关系而流到日本、南洋、波斯、非洲等地。若以金银与铜钱的比价来看，日本的金银价 格比中国的还便宜，所以中国的铜钱大量的输出到日本，相反的，金银则输 入到中国。此事影响到日本鎌仓时代以后的社会经济。日本的各地的佛寺废墟，经常可以发掘到装着宋钱的坛壶，这些宋钱几乎是宋朝输入到日本的。

火药

火药被当作兵器使用是在唐末，也就是在十世纪初。而火药在历史上的发展，重要的是将发射器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