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论程咬金与唐高宗永徽显庆年间朝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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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永徽末、显庆初的几年里，发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其一为永徽六年的废后立武以及稍后对长孙无忌集团的打击；其二为显庆二年，苏定方平定西突厥。此二事的影响，论者颇多，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讨论其中的一个细节问题，即老将程知节和这两件事的关系。

一

程知节为大唐开国之名将，其别名“程咬金”在今天也是家喻户晓的。在唐的统一战争中，他协助秦王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被李世民委为心腹。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他是最大的功臣之一，后被封为封卢国公。但是唐太宗贞观的二十所年里，程知节再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战绩，这段时期的正史中他的记载也很少。参考后来出土的墓志，他仅仅指挥过一次针对西南铁山獠的小规模战争。在外任职记录也只有泸州都督和使持节都督幽、蓟等州诸军事。贞观后期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京城宿卫，至唐高宗永徽三年已经领数卫大将军。许多人提到过这一时期将领老龄化的问题，程知节便是众多老将中的一员。按照常理，这位开国元老也应当有一个安逸的晚年了，但是偏偏这时，唐高宗一纸诏书，任命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伐西突厥阿史那贺鲁。按照《旧唐书.高宗纪》的记载，此时为永徽六年五月。据程知节墓志，可知其薨于麟德二年二月，享年七十七，那么推算过来，永徽六年的程知节已经是六十八岁高龄。这便有了一个问题，为何高宗会派这样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将出绝域作战；另外，前面已经提到程知节远离沙场已久，高宗派他出战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

唐高宗发动的针对西突厥的战争，前后有三次。第一次为永徽三年的弓月道行军，主帅为梁建方和契必何力，没有取得全功；第二次为永徽六年的葱山道行军，主帅为程知节，基本上没有战绩可言；第三次是显庆二年的伊丽道行军，主帅为苏定方，合任雅相、萧嗣业诸军，这次成功擒拿阿史那贺鲁，平定了西突厥。

虽然程知节受出兵之诏在永徽六年五月，但是真正出发是在第二年的正月。《旧唐书.高宗纪》载“（永徽七年正月甲子）御玄武门，饯葱山道大总管程知节。”永徽七年实际为显庆元年。但是新书不载此条。我想这里旧书应当是无误的。因为自永徽六年三月开始，唐高宗就一直在准备册立武氏为皇后。虽然遭到了极大的阻力，但最终于当年十月实现了这一愿望。之后的几月一方面大赦天下，另一方面完成立新皇后所需的礼数，连带还发生了储君的改变。等这一切都完善了，唐高宗这才命令程知节出兵。

二

总的说来，葱山道行军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但是在战争的初级阶段，其实程知节还是取得了一些战绩的。《资治通鉴》载“与歌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打破之，斩首千余级”。其余周智度、苏定方等将也卓有战绩。但很快便出了问题，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之功，假传圣旨，不许进兵，而后兵至怛笃城，有胡人出降，王文度尽杀之而分其财，程知节作为主帅已经无法控制局面。战事结束以后，王文度坐矫诏，判处死，后除名，程知节由于逗留不进，被免官。（事见《旧唐书.苏定方传》、《旧唐书.高宗纪》、《旧唐书.程知节传》）。

以上便是这次行军大致的情况。其中还有几处细节值得推敲。

1、 按《旧唐书.高宗纪》， “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坐讨贺鲁逗留，追贼不及，减死免官。”所以很明显程知节被免官的原因是放走了阿史那贺鲁。然而，前一次的弓月道行军也是如此，梁建方连唐高宗的指示都不听，先和一些本应当赦免的小部落大战，而使得阿史那贺鲁趁机逃走。可是，不同的是，梁建方等回来受到御史的参劾，唐高宗竟然“释不问”。（事见《资治通鉴》卷199）。和程知节相比，梁建方几乎是无名小卒，所以问题便是，唐高宗为何以如此不公的态度对待前朝功臣？

2、《旧唐书.苏定方传》载：“副总管王文度疾其功，谬谓知节曰：‘贼虽走，军死伤者众。今当结辎重阵间，被甲而趋，贼来即战，是谓万全。’又矫制收军不深入。于是马癯卒劳，无斗志。”
又，《资治通鉴》卷200载：“（文度）又矫称别得旨，以知节恃勇轻敌，委文度为之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士卒终日跨马被甲结陈，不胜疲顿，马多瘦死。”从这两条，可以看出造成逗留不进的是副总管王文度，所以主要责任不在程知节。同时，王文度命令收军，不是矫程知节的“制”，而是“假传圣旨”。但是问题在于，身为大将的王文度岂会不知假传圣旨的后果，然而他竟可以这样有恃无恐的利用假圣旨来挟制主帅，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了；再者，收军对于王文度有何好处，难道仅仅是因为嫉妒苏定方的功劳？

对于这两个问题，以及前面提到的为何会派程知节领兵出战的问题，我的解释是：唐高宗不是没有将领，他用程知节实际上是为了打击程知节，程知节被免官也是必然的结果；王文度没有假传圣旨，他只不过是唐高宗安插的故意破坏程知节行动的棋子；程知节很清楚唐高宗的用意，所以他任由王文度胡来。整个事件从头到尾都是唐高宗设下的一个圈套，意在剥夺程知节的兵权，动摇程知节的地位。

三

对上面的结论作以下证明。

王文度由于“矫诏”判处死，但是他毕竟帮了高宗的忙，所以高宗也无意杀他，于是改判除名。这个除名其实也有问题。据《资治通鉴》，显庆五年苏定方平百济，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首任熊津都督即王文度，此时他已经是左卫郎将。这距显庆元年冬葱山道行军结束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如果王文度真的罪大恶极，怎会如此快被提升回来呢？

讨论程知节与唐高宗的关系，必须将视角转到朝政当中。唐高宗不堪长孙无忌集团的左右已经久矣。废后立武事件又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唐高宗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皇帝，必须扳倒长孙无忌及其党羽。借立武事件，唐高宗利用武氏身后的山东世族势力成功除掉了长孙无忌集团的骨干褚遂良。但是还并不敢对长孙无忌本人下手。因为他知道，长孙无忌代表了贞观时期余留的势力，要发动一场军事政变，简直易如反掌。所以唐高宗一直在做准备。一方面，他培植了一批中心于己的新进将领，薛仁贵就是其一；另一方面，他寻求一步一步解除具有危险性的兵权，程知节就是一例。

事情发生在程知节身上，并非偶然。贞观著名的大将中，此时还有四人尚在，一为尉迟敬德，一为唐俭，一为李勣，再有就是程知节。尉迟敬德于贞观末年就已经不问朝政，并且“谢宾客不与通，饬观、沼，奏清商乐，自奉养甚厚。”唐俭行将就木，不久便死去。李勣不典兵权久矣，对于立武，虽不明确表示支持，但实际上是默许的。四人之中只有程知节的兵权最大，并且执掌宿卫，一旦与长孙无忌联合，后果不堪设想。高宗考虑到这一点，便有了派程知节行军葱山道一举。

在之后的两年中，长孙无际的势力一步步被瓦解。褚遂良、程知节之后，韩瑗、来济同时被贬。一年多后的显庆四年正月，长孙无忌被流放黔州，稍后被杀。长孙无忌集团的破灭，使得唐高宗的政治彻底走出了贞观政治的阴影。

再重复一下结论，永徽显庆年间的葱山道行军实际上是一场政治阴谋，是唐高宗瓦解长孙无忌集团的关键一步。程知节不过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