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中美军事将重新握手

百城客

2008年多让中国人记住的除了成功的奥运盛宴，就是坎坷颇多，灾难颇多。然而，灾难之中的一个亮点却是春暖花开的中美军事关系。小鹰号香港被拒事件曾经给中美两军带来的震荡正在平息，中美两军关系可以缓和甚至合作的信息是由美军在中国四川大地震伸出的援手中传递的，雪中送炭尤其让人感到温暖。美军不仅为中国应对冰雪灾害提供了协助，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旋即派出了两架C-17战略运输机向中国运送救援物资，协助四川的抗震救灾工作。这一连串友谊之花所结成的果实便是中美两军进行人道主义灾难救援军事演习的决定。虽然中美海军曾在2006年进行过联合搜救的军事演习，但是包括陆地的全面的灾难救援演习还从未进行过。计划定于2009年底或2010的中美军事演习如果如期举行，将推动中美两军进行“深度接触”，这将意味着中美军事关系呈现划时代的进步。

“奥巴马如果能促成一些具体合作交流项目积极促进美中军事合作，那将是一个明智的政策选择，”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Freeman）在接受《华盛顿观察》的专访时说，“如果下一任美国领导讲意识形态少一些，而讲现实主义多一些，那么中美打开战略缓和与接触的通道一起来互相支持共同的目标，在我看来，是一个值得一做而可以成功的事业。

深谙美中军事关系的傅立民大使认为，奥巴马同中国打交道没有第一手的经验，也在中国事务上没有政策记录，但是对于那些同美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有真正（或想象中）的严重分歧的国家，奥巴马似乎更倾向于对话。

中美军事交流，该务实还是务虚？

布什总统即将告别八年任期，回首中美军事关系，不得不感叹其中的一波三折。2001年，海南撞机事件让已经横眉冷对的中美军方剑拔弩张，也将其后的两军关系推入深度“雪藏“状态。中美之间如此破损的军事关系一直到2006年7月17～20日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访美才真正得到全面性的修补。

“在布什政府刚上台时中美之间没有任何军事交流。近年来，在很宽泛的领域，双方的军事交流有非常重要的提升。”美国华盛顿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葛莱仪（Bonnie Glaser）说，“当然，使用不同衡量标准的人对于这一交流是否成功有不同评价。”

美国军方对于中美军事交流美方应该得到什么一直有很多内部争论。务虚派认为，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成功。虽然参与过中美军事交流的内行人都理解中美军事对话经常是在不同音阶上的各说各话，至于是否真正听取对方的涵义，是否在有分歧的问题上相互妥协，还在其次。在中美战略信任还没有本质成熟的时候，中美军方能够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本身就是一个进步。然而，对于中美军事交流多持反对意见的机械务实派而言，同中国的军事交流着眼点不是增强信任，而是“数豆子”（bean-counting）。这些人中很多是情报工作出身，他们对交流是否成功使用的标准是“中国人给我们看了什么或者告诉我们什么新的东西？”，即你得到多少我的情报，我得到多少你的情报。

“中美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中发展最少、问题最多的一个层面。现实情况是中美两军的关系还没有完全正常化，或是发展有一定深度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这让我甚为担忧。（中美军方）彼此都先入为主，把对方从最坏点着想。这使得人们不难想见中美两军失足跌入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或是在台湾海峡剑拔弩张，或是在中国边境附近发生类似海南撞机事件的另一起‘撞车’事件，”傅立民对对《华盛顿观察》警告说。

直到最近，美国国防部三令五申到中国造访的任何军队和文职官员必须向国防部解释其访问到底将如何“帮助国防部获益”，以及他们在中国的讲话是否会“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强其防卫能力”。在最近的一个新规定中，所有五角大楼的官员在访华前都必须接受反间谍培训，而等他们一回国就必须递交“行动后报告”。当然，中美军事关系一直百推不进，中方也有需要改进之处。

“中国可以对其（军事）能力秘而不宣，但不应对其军事决策过程、目的、意图以及长远的雄心不进行解释。”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World Security Institute）中国项目主任孔哲文（Eric Hagt）说，“在军事能力上，至少在区域性战斗，中国可以成为美国的强敌，至少不再是‘弱者’。而在这种实力对比差距减小的情况下，中国战略意图的不透明可能更会引起美国怀疑，乃至冲突。不可知性让美国对中国惧怕不已，美国担心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

中美军事热线“热络“吗？

即便中美军事交流还有各种暗礁凸现，深谙中美军事交流历史的观察家指出中美军事关系所处的氛围在最近几年其实已经大大改善。

“（美国前防长）拉姆斯菲尔德对于（中美）两国的军事交流绝对称不上热心支持，他也不认为美国可以从中受益多少。我认为新国防部长盖茨对于中美军事交流对话对于双方的价值更为认同，也因此对于加强交流本身更支持，”位于檀香山的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的总裁柯萨（Ralph A. Cossa）对《华盛顿观察》说。

在新防长盖茨的直接干预下，中美军事热线终于在2008年春开通，为中美两军打开了一条固定沟通渠道。中美军事热线据说只用过两次。

“这一热线有潜力变成双方进行信息交流的机制，而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双方合作的习惯。而就热线本身，它本身的价值是有限的。如果中美双方没有其他的对话和交流在进行，单单热线本身没有多少意义，”葛莱仪说。

傅立民也对于中美军事热线作为一个行动连接没有给予很高评价。他说；“如果进行沟通的人互相不认识对方，对于对方情况，比如有多能干、是否有荣誉感和值得信赖等情况一无所知，这样的沟通就不会太有效。”

柯萨对于中美的军事热线则给予更高的评价。他认为，虽然这一热线的开通目前来讲是象征意义重于实际意义，但是这一热线的设立表现了中美两方有意愿直接解决任何潜在危机。

“当军事关系发生重大危机时，这一机制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柯萨说。他也强调说，在增进中美两军相互理解方面，直接接触和建立互动要远比军事热线要更有用。

“我希望看到两军在操作层面有更多交流，下到连队以及低阶军官，因为这真正能够改善彼此对于对方的信任和信心。另外，还有一个地方非常重要，那就是中美管理核武器战略的军事领导应该进行关于核武器以及核政策的对话，因为双方在这一方面的误解应该全力避免，不管代价有多高，”柯萨对《华盛顿观察》说。

评价中国军事现代化

美国的防务专家一直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怀有浓厚兴趣，毕竟五角大楼每次在说服国会批准其天文数字的军事预算时扛的都是“中国威胁”的大旗。五角大楼在向国会提交的《2008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这份56页的报告中，五角大楼对于中国正在增长的军事实力表示了极度的关注：“中国增长中的军事力量正在改变东亚的军事平衡，提升中的战略力量的覆盖范围已经超越了亚太地区。”

报告对于中国2007年的军费开支进行了评估，认为中国去年的军费在970亿美元到1390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比中国公布的450亿美元高出了2-3倍。报告还指责“由于中国军费缺乏透明度，造成了误解和误判的可能，为地区稳定带来威胁。”

本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特别关注了中国导弹和太空能力。根据五角大楼的评估，中国正在发展射程为1500公里的CSS-5中程导弹，“为解放军提供了远距离地对舰、地对空的打击能力。”报告称，中国正在发展反太空武器能力，以阻止潜在对手在危机中运用太空资源。在对于中国网络战能力的描述中，报告提到，去年发生的包括入侵美国政府计算机系统的几次黑客袭击、窃取信息事件，源头可以追踪到中国。

在台海局势方面，报告警告说，两岸军事力量的平衡正在发生改变，大陆的军事力量在显著增强。报告还强调，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短期目标是台湾，但是“对中国武器获取和战略思想的分析显示，北京正在发展可以用于其他紧急情况的军事能力，如能源和领土纷争引发的冲突。”

“解放军在过去十年里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是让人瞩目的，这一胜利果实主要归功于大陆一个心眼儿专攻台湾冲突的努力。中国军队建设也的确在推动台北向海峡这边（的大陆）妥协靠拢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傅立民对《华盛顿观察》说，“但是，在很多方面，中国在整体上保卫自己的疆土方面是准备不足的。”

傅立民指出，中国军队中的大部分部队都没有机械化，而一旦发生重大事件，解放军没有多少力量将部队应急运送至中国某段边境。中国在高技术武器方面的培训预算有所增长，但仍然大大不足；中国军人的教育程度有所进步但还是相对较低。

“我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对其军事现代化进程中所有挑战都是心中有数的。我觉得比较有意思而值得关注的是，在围绕台湾问题有关的军事建设速度调低，他们如何安排问题解决的优先顺序，”傅立民说。

葛莱仪认为，解放军在所有领域都在推进军事现代化，而有长足的进展，但是总体来讲，目标主要是围绕保卫其领土边界，在中国边境以外的力量投射(power projection)方面并没有主要的进展。

“解放军在很多方面仍然落后美军一个年代，尤其在飞机、精确制导等方面。解放军在联合（多军种）作战行动方面据报道说有很大进步，不过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柯萨对《华盛顿观察》说。

未来十年，中美是盟、是友，是敌人？

2008年6月，美国唯一一家致力于将中国视角带入华盛顿决策圈的英文学术刊物《中国安全》（www.ChinaSecurity.us）春季号，推出了“争论中国未来”的专刊。其中，让华盛顿为之瞩目的是著名的战略学家托马斯·巴内特（Thomas P.M. Barnett）对于中美军事关系的大胆预言。

“假如华盛顿和北京能够在未来12年左右的时间里和平相处而不致损害当前的良好互动，我完全相信，中美战略联盟终将建立，”、曾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战略研究员巴奈特写道。

对于中美不可避免结成战略联盟的说法在华盛顿受到广泛的置疑。然而，巴奈特这位时常语出惊人的思想者认为他的结论并非想当然。

“未来10年里，中、美两国都将产生新一代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未来的一代领导人看待中美战略联盟的可能性将远远不同于两国当代领导人对中美战略联盟的看法。”巴奈特说，“重大战略转变往往基于领导人对未来某种必然性的认识和理解，21世纪中美战略联盟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即是这种必然性的最突出表现。”

对于巴奈特预言，《华盛顿观察》走访的美国专家多不认同。

“我很难相信中美会形成传统意义上的联盟。他们可能宣称简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一定会在一些战略问题上合作，但是谈到战略同盟那还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柯萨说，“军事合作有很多的原因和机会，同盟关系必须深入，需要很高程度的信任，而这样的信任中美还没有建立，也在未来很难建立，因为双方不同的价值系统、不同的优先考虑和长期的理念。”

葛莱仪更是对巴奈特预言大为怀疑。她说：“我对中美军事合作感到悲观。虽然双方建立了无数的对话机制和很多合作项目，中美之间的战略怀疑近年来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是上一世纪90年代建立的，但是两国在对于海上行路规则的共识上还没有任何进展，这一海上行路规则本可以使得两军舰只在近距离安全操作。即使象海南撞机这样的大危机都没有驱使双方取得进展。”

柯萨和葛莱仪都认为，中美两军在反恐、人道主义搜救和维和行动方面倒是更有可能建立更深入的合作。

陈雅莉，《华盛顿观察》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