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阀派系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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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春，张作霖、吴佩孚联兵攻击冯玉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所部国民军交由张之江、鹿钟麟率领。鹿钟麟为分化直奉联盟，恢复了曹锟的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计。曹锟也派人转告吴佩孚，想出来再当总统。吴佩孚拒绝曹锟的要求，复电命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张、鹿获电后率部退出北京。

在此，还要插叙直系另一头目王士珍的情况。王士珍，直隶正定人，1861年生，字聘卿，“士珍”不是他的本名，聂士成练兵时，广求将才，王本位卑不足当选，刚好有守备名“王士珍”者请求退出，于是他借名以进。不料以此名成名。1995年袁士凯小站练兵时，王士珍与冯国璋、段祺瑞等投靠，后为“北洋三杰”之一。清末，王士珍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江北提督、兵部侍郎等。民国成立后，王士珍历任陆军部大臣、陆军部总长、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等。在直皖、直奉矛盾和战争中，王士珍总是以北洋派元老的身份作“调停人”。1922年1月授将军府德威上将军，并管理将军府事务。1925年任军事整理会委员长。1926年4月，国民军退出北京后，他的军政权力也丧失，只是组织京师治安维持会，出任会长。1930年7月，病死于北平，享年69岁。

再说曹锟恢复自由后，还想恢复总统的职务，派人到汉口找吴佩孚，但吴不予支持。曹锟只好在当年5月1日通电发表补行辞职宣言，声称“因病辞职”。不久，曹锟离开北京，移居保定，又移居郑州。他曾企图利用吴佩孚到郑州车站迎接他时，将吴杀掉，自为主帅，布告天下，但终因感到力不从心而放弃此计划。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河南，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英租界，过着休闲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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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曹锟的评价，历来不好。但也可以挖掘出一些亮点。

曹锟曾对议员们说：“谁既有名又有钱，就可以做总统。”某议员立即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他就可以做总统。”曹在贿选当日，见国民党议员吕复没有选自己，竟附耳低语：“如何不选曹某人？”吕复勃然大怒道：“你要是能做总统，天下人就都能做总统了。”部下王坦就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确实，曹锟至少在选举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某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未采取报复手段，因此，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坏的。

曹锟任总统时，他的亲信吴毓麟等人想为了驻伦敦公使的人选问题，向外长顾维钧施加压力。双方争执不下，吴毓麟就请曹锟出面，曹锟正色道：“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锟拒绝出任日伪职务，显示了民族气节。 华北沦陷后，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酋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前大总统曹锟，想以他为首成立傀儡政府，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日本人碰壁后，派出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陡变，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吓得高凌蔚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着慌忙溜走。当曹锟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兴奋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病重。1938年5月17日，曹锟在天津病逝，时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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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玉帅雅儒，榆关受挫

　

上两节谈到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总离不开吴佩孚。其实，曹锟是一个昏聩、粗野而充满野心的封建军阀，他的“功名”，几乎都是吴佩孚替他创立的。

吴佩孚，字子玉，1874年生于山东蓬莱县一个小生意人的家庭。青年时考中秀才，因得罪当地土绅，1898年到天津入聂士成的武卫军当兵，1902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06年，吴佩孚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出山，镇压革命军。袁世凯命曹锟率部入山西，镇压山西革命党人。部队从石家庄沿正太铁路入晋，目的地是井陉。当时是深夜行车，车过了井陉但没有停。原来炮兵第三标标统是革命党人，故意使列车开往由革命军占据的娘子关，想将曹锟的这个炮兵团全部吃掉。这事被吴佩孚觉察，及时将车上的革命党人制服。随后，又带人控制了车头，令司机把火车退回井陉车站，此时，协统卢永祥等才大梦初醒。随后，曹锟乘坐的列车也到达井陉，得知情况后惊呆了老半天，接着盛赞吴佩孚能当机立断，平息事变，当即提升吴佩孚为炮三标标统。井陉事变给吴佩孚提供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从此，他成为曹锟的亲信和得力部将。

民国成立后，吴佩孚依然在曹锟部任职。1916年1月，西南护国军兴，吴佩孚随曹锟入川作战，升任旅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时，随曹锟参加“讨逆军”，任西路军前敌总指挥。1918年南北战争时，任第三师师长，随曹锟入湖南作战，攻岳州，陷长沙，4月占领衡阳。5月底，第一路军司令曹锟以养病为辞回天津与段祺瑞讨价还价，第二路军司令张怀芝也回到山东，入湘的北洋军由吴佩孚直接统率。6月，吴佩孚在衡阳与滇桂军阀信使往还，暗定停战协议，通电主和。8、9月间，吴佩孚接连通电攻击段祺瑞内阁及其武力统一政策，称武力统一政策实为“亡国的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 吴佩孚善于电报战，他讨徐树铮、段祺瑞、梁士诒、张作霖的电文都是绝好的头版内容，洋洋洒洒，激扬慷慨，时人目为观止。而他参与的每次战争，都以电报战为序幕。直皖战争前，吴佩孚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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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吴佩孚为了对抗皖系军阀，争取民心，曾大谈“救国救民”、“劳工神圣”，允许共产党人在其统治范围内的京汉、陇海等铁路沿线组织工会。但时至今日，吴佩孚完全剥下了伪装，由他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遭到吴佩孚的武力阻挠。总工会决定举行总罢工表示反抗，并将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2月4日总罢工开始，全线各站工人一致行动，使长达一千余公里的京汉铁路顿时陷于瘫痪。罢工得到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命令其部将湖北督军萧耀南等在郑州、江岸、长辛店等进行血腥镇压，工人被杀四十余人，造成“二七惨案”。经此惨案，吴佩孚的凶残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几年前，吴佩孚也极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政策，称之为“亡国的政策”。但是，当他大权在握时，也积极推行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吴佩孚计划把全国分为9个军区，编全国军队为40个师，军政大权归中央。1923年3月，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联合直、鲁、豫、晋、陕、甘、苏、皖、赣、鄂10省，在英美支持下，一面准备打到关外与奉系张作霖作战，一面把势力伸面南方，勾结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

1923年4月，吴佩孚在洛阳大办其五十大寿，各省军政要员前往贺寿的有七百多人。康有为也亲来致贺，并送了一副恭维得体、传诵一时的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副寿联把吴佩孚当时春风得意、趾高气扬的境况描绘得十分逼真。

1923年10月，吴佩孚帮助他的老上司曹锟当上了“贿选总统”。本来，吴佩孚对曹锟的“总统梦”不以为然，以吴佩孚的威望和实力也完全可以取曹锟而代之。但是，秀才出身的吴佩孚，深受儒家“上下”、“尊卑”、“主从”等封建道德的束缚，终究还是服从了他的那个昏庸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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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吴佩孚极力推行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使各地军阀纷纷以“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相抵制，并形成了奉粤皖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乘机率军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随之爆发。曹锟急电吴佩孚火速入京。9月27日，吴佩孚到达北京，28日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誓师。

点将誓师本是一件庄严慎重的大事，但吴佩孚只身穿便服，吸着纸烟，还歪坐一旁，随便宣读了讨张电文，接着宣布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朝阳、平泉；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峰……由于他事先没有认真考虑，把很多重要单位遗漏了，使得部下要起而提醒。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充分反映了他骄傲轻敌的心理，他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10月初，直、奉两军在榆关（山海关）展开决战。正当双方酣战之际，早已同吴佩孚矛盾激化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于10月22日晚率部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吴佩孚在榆关前线闻变，大惊失色，直军亦随即土崩瓦解，吴佩孚的精锐几乎被奉军全歼，仅率万余人突破重围疾趋天津，回师讨冯，但在杨村一战，又损兵折将。吴佩孚急盼的江苏齐夑元、浙江孙传芳、湖北萧耀南、河南李济臣等直系援军又中途受阻，无法北上。到11月3日，奉军和冯军逼近天津，吴佩孚不得不率残部二千余人分乘三艘兵舰自塘沽出海南下，狼狈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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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东山再起，兵败楚湘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吴佩孚的轻敌，加上冯玉祥的倒戈，使吴佩孚落得个泛海南逃的可悲结局。他当然不甘心失败，南下到南京，到汉口与齐燮元及萧耀南商议由黄河上游与长江流域各省在武昌成立“护宪军政府”。齐燮元表面应允，事后又反悔，并与萧耀南、孙传芳、周荫人、蔡成勋、杜锡珪、马联甲、刘镇华、李济臣、李炳之等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组织政府。此时的直系将领都急于自保或联省自保，并不想刺激风头正盛的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佩孚失败后众叛亲离，无处落脚，在苦闷中饮酒作诗，“戎马生涯付水流，却将恩义反为仇。与君钓雪黄州岸，不管人间可自由。”最后，他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避居。他自己也很难预料，能否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然而，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一些不可思议的奇迹竟也会发生。如同段祺瑞蛰居四年后有人将他捧上临时执政的宝座一样，无兵无钱的吴佩孚也在倒台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又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的奉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北京政权，奉冯两派亦不断扩张势力，尤其是奉系，多次向关内进军，到1925年9月，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李景林为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此外，邢士廉等部进驻上海。奉系势力日益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到直系的利益，使得直系将领们不得不谋求联防自保。

江西督军方本仁，首先发起湘、鄂、赣三省联防。湖南督军赵恒惕开始对此不感兴趣，正在岳州居住的吴佩孚乘机鼓动赵恒惕：“我们何不来个湘、鄂、川、黔四省联防呢？”赵恒惕觉得这主张不错，就答应了。很快，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组成，公推吴佩孚为盟主。不久，豫、陕、晋亦加入，四省联防扩大到七省联防，吴佩孚的声威一下猛增。

浙江督军孙传芳，原来曾联奉自保，此时也乘势而起，组织了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并用这五省联军与吴佩孚的七省联防合流，推吴佩孚为盟主。1925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发表通电，决心“再与天下群雄共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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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听说吴佩孚东山再起，挥兵北上“讨贼”，急忙央求张作霖和冯玉祥出兵，讨伐吴佩孚。但在此时，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已经异常尖锐，势同水火。1925年11月，冯玉祥串通掌握奉军大半精锐之师的郭松龄和时任直隶督军的奉系将领李景林，结成反奉三角同盟，并签订了“反奉密约”。11月下旬，郭松龄倒戈，发动反奉战事，向张作霖发起突然攻击，杀得张作霖措手不及，险些束手待毙。12月，张作霖得到日本关东军之助，杀败了郭松龄（郭松龄倒戈反奉战争由下一章详述）。从此，张作霖对冯玉祥恨之入骨。当吴佩孚挥军北上讨奉之时，张作霖暗中向吴佩孚修好，希望联合起来，共同解决冯玉祥。吴佩孚因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弄得自己浮海南逃，早已恨透冯玉祥，今见张作霖的态度，便决心与之合作，共同讨冯。这样做，也符合英、日等帝国主义欲压制国民军及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要求。于是，吴佩孚将“讨贼军”改为“讨赤军”，联合奉军夹击国民军。史称“国奉战争”。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及奉、直军阀的压迫下，通电“引退”。1月4日，将全权交给张之江，准备赴俄游历。1月9日，段祺瑞发表冯玉祥为考察欧美农业专使，另委任张之江继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并由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分任京畿及察哈尔、绥远、热河、甘肃等省区军事长官。

吴佩孚与奉系联合之后，并得到英国的援助，即向国民军发动进攻。1926年1月下旬，由寇英杰部及靳云鹏部合攻河南，3月初全部占领河南，国民军岳维峻率残部西逃。另外，东北的奉军占领山海关，山东的奉军李景林部越过马厂北进。国民军被迫放弃天津，固守北京。4月初，北京被直、奉军再包围，鹿钟麟为缓和与直系的矛盾，释放了曹锟，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局，但吴佩孚不为所动，要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把守南口。此后，国民军与奉直联军激战于南口达四个月之久，终于失败，退往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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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表示要捐弃前嫌，还交换兰贴，结为兄弟。但是好景不长，1926年7月6日，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直指湖南。7月11日，已攻克长沙，随即向湖北推进。吴佩孚急忙率数万精锐于8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25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固守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备要冲。

汀泗桥位于咸宁以南，东面为山岭，其他三面环水，地势险要。吴佩孚企图凭借天险顽抗，等待北方大部援军开到，再进行全力反攻。他亲临前线，往返指挥，还派出八个大刀队督阵。但北伐军第四军英勇善战，经两昼夜血战，于8月27日夺取了汀泗桥。吴佩孚仍想固守贺胜桥，亲乘装甲火车在桥北督战，仍派出大刀队督阵，但很快也被北伐军攻破防线。吴佩孚只得退回汉口。不久，北伐军兵临城下，吴佩孚的部将刘佐龙率部起义，武汉三镇相继失守，吴佩孚只好率残部败退河南。此时，吴佩孚结拜兄弟张作霖不但见死不救，而且派兵占领了直隶全境，阻止吴佩孚进入直鲁地区。吴佩孚东面、北面无去路，又处在南面北伐军和西面冯玉祥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的夹击之中，虽然尚号称有二十万之众，但将士已无斗志，纷纷瓦解。1927年3月17日，奉军占领郑州，吴佩孚只好率领随从卫队西行入川，投奔四川军阀杨森，从此，他的政治生涯也宣告结束。

吴佩孚在四川生活了五年，似乎又回复到“秀才”的本来面目，终日读书、写作、吟诗、画梅。他先后住过白帝城、万具、广安、大竹、绥定等地，其中在绥定住得较久。吴佩孚并非不想东山再起，但当时中国的政坛已由国民党新军阀所操纵，他只能抒发一些英雄末路的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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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军阀头子的晚年不必多提，但吴佩孚的晚年却需要大书一笔。某日，有日舰司令荒城二郎来访，愿贷款百万，赠械十万，助吴再起。吴马上逐客，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1931年底，吴佩孚由四川入北京，受到“世侄”张学良的盛大欢迎和殷勤接待。吴佩孚在车站一见来接他的张学良，便怒责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从此，吴佩孚蛰居北京什锦花园，每日画菊消遣，态度消极。或有访客迟迟不愿去者，则大谈其《周易》，深奥玄妙，使客乏味而去。事实上他平生颇有著论，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故有儒帅之称。有说德国驻华公使的千金正值妙龄，对吴佩孚无限仰慕，相思无门，径直写信向吴佩孚求婚。吴佩孚不识德文，吩咐秘书译出呈上。吴佩孚见信，挥毫写上：“ 老妻尚在！”

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迫使蛰居北平的吴佩孚出任北京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汉奸职位，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公开说明他对中日和议所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