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卫学”三大考：“贡院”与文庙隔街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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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north.com.cn　 2009-06-03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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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十几岁的学子来说，六月是个难言的月份，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考试，都要出现在这段日子里。六月是人生路上为数甚多的山峰之一，爬到坡顶之前，它是让你气喘吁吁、身心俱疲的路，而越过坡顶的一刹那，它又是未来的无限风光，是回望过去时生出的、对辛劳岁月的怀恋。
　　那么，过去的人们究竟怎样读书、考学？“天津卫”将分两期，分别从官学和私学的角度，为你讲述学子们的故事。
　　考试点的大门打开了，学生们鱼贯而入，各自奔向准考证指定的教室，身后是那些带着企盼眼神的父母、祖辈。清晨的太阳伴着一点微风，悬挂在城市上空，默默俯视这个巨大考场中的一切：尽管有数以百计的人在其中就座，但铃声响过，只闻纸端的沙沙声；虽然场外聚集了不少成年人，但几乎鸦雀无语，考场四周似乎设立了无形的屏蔽，连过往车辆的声音都被消解到最低限度……
　　看着这一切，太阳也许会记起一百多年前的另一番景象。
　　那是黎明时分，在天津城东的一个大院落外，沿着围墙设有许多罩棚，棚内摆有长凳，还有茶水。有不少人聚集在棚子里等待着什么。而后院门打开，从里面走出人来，陆续高声叫着一些人的名字，那些等在门外的人略微躁动起来，听到唱名的人便静静地走进院子里……
　　这里就是试院，又称“贡院”，旧时天津学子考试之地。那些罩棚是当时人们特为学子所设，遮风挡雨，考虑得极为周到，被称为“考棚”。
　　过去考试规矩极严，唱名时若考生未到，则不许入场。考生们怕漏过，所以在唱名时前拥后挤，总是搞得场面很乱。本地的王镛、华光炜等人见此情形，想出了一个办法，创制了一种叫“灯牌”的东西，令考生按照灯牌对应顺序入场，从此解决了秩序混乱的问题。渐渐的，这灯牌成了本地考试的一个特征，此后府、县再有考试，竟被称为“灯牌会”了。
　　与试院隔街相对的，就是文庙了。
　　1436年，明代的又一个皇帝继位，史称明英宗。很多人把他的登基视作明王朝走向衰落的开始。但那一年对于天津教育来说，却是一个兴盛的起点。
　　当年有官员上奏皇帝，要求在天津设立官办学校，由于当初天津的建制为卫，因而又称“卫学”。同时由于明代规定，官办学校要设立在文庙内，所以后者也随之建立起来。
　　王兆祥专门从事教育史研究，他对记者说：“学宫(文庙)不仅是学生念书的地方，同时又是祭祀儒家始祖孔子的场所，所以卫学又有‘儒学’之名。卫学的设立，标志着天津正式的国家教育的开始。”
　　王兆祥介绍说，卫学教授学生们课程，自然要举行考试，主要有月考、岁考和科考三种。月考的性质和今天学校里的测验大同小异，岁考则每年举行一次，科考则每年两次。当年学校颇看重考试后的奖惩，按照岁考成绩将学员分为六等，第一等学生能享受“补贴”，就好像现在的奖学金，其余等级则有罚责等措施，而最末一等，则是将学生除名。
　　早年天津卫曾有个商家林村，村中一支后来辗转到广东。到了光绪年间，商家出了一位名为商衍鎏的文人，在光绪年间考中了探花。这位商先生十分了得，新中国成立后曾做过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副馆长。他写有一本《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十分详细地记录了清代各级别考试的细节，在学术界很有影响。
　　商衍鎏在书中就曾记载了清代对于六等学员的具体奖惩：卷子判阅完毕发还给学生们时，“一、二等赏绢花、绒花、纸笔墨”“三等前十名赏纸笔、纸花”，而其余的几等，则只能照条例责罚了。不仅如此，连学生们领了卷子离开时都要区别对待，一、二等从中门出，还有鼓乐伴奏，剩下的只能走边门。
　　科考，是在岁考的基础上进行再选拔。岁考后，成绩列在一、二等学生会进行复试，成绩最优秀的就能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就是乡试，在明、清两代考乡试合格的，就是人们常说的“举人”了。
　　那时学生们通过岁考和科考，能在学校里逐渐递升自己的等级，成为第一等学生后，如果成绩还是特别优秀，就有机会到京师，进入国子监学习。而当时的国子监，就是国家最高等级的学府。
　　明正统元年(1436年)建天津卫学，是为卫学之始，地址在文庙(今南开区东门里)。图为当时建造的文庙。古代学生文理通读
　　今天的学生们读数理化，学语文、英语，那么过去的学子们都学些什么呢？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兆祥介绍说，天津这种与文庙同时创建的“卫学”，就其规模来说相当于其他地方的县学。因此，当时它已纳入明代官学教育系统，属于国家的普通学校教育。
　　而当时的这类学校都用什么做教材呢？且看看古代留下来的一部《明会典》——所谓会典，主要是记载制度沿革的。书里说，在明英宗刚继位的时候，“幼官及武职子弟所读之书， 《小学》《论语》《孟子》《大学》内一本，《武经七书》《百将传》内一本”，每天教授的内容，一共不超过两百字。
　　王兆祥说，天津卫学的具体课程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科。而后乐、御两科合并，只保留礼、射、书、数四科。礼就是习礼，由朝廷规定具体教课内容，比如四书五经、史书、律书等等，学生必须要熟读、精通才行；射，就是练习射箭，在进行专门的练习时，射中的人还能得到奖品；书，就是练习书法，临摹名人的书帖，每天要练习五百字；而数，就是学习算学，如《九章》算法等等。可见那时学生们也是文武并重、文理兼读的。
　　而由于史料记载不祥，清代天津儒学的教材具体为何，尚不得而知。王兆祥说，根据《清会典》《皇清文献统考》等记载，当时全国通用的教材包括古文词、校订十三经、历代名臣奏议等很多内容，天津虽然会有所取舍，但大致不会超出这一范围。
　　学习好，有补贴
　　由于是官办学校，所以古时政府会对卫学有补贴。
　　当时学校里的教员、官员以及第一等学生的费用，是由地方政府支出的。而学校的其他收入主要来自“学田”。
　　王兆祥介绍，学田制度在明初就设立了，就是由官府拨给学校一些田地，通过收取粮食或者收租获得办学经费，而这些田产也有的来自于民间捐赠。
　　光是有史料明确记载的卫学田产就有好几处，一处在当初的武清县，有八十多亩，一处“坐落尖山”，有二十六顷，等等。
　　“这些学田和捐资主要用于校舍修理和赈济贫困生。”王兆祥说。当时第一等学生被称为“廪膳生”，名额是二十个，学校每个月会发给每人六斗米，称为“廪米”。据专家介绍，旧时的一斗米约有现在的十余斤，那么这些学生每月就能得到几十斤米，还是相当多的。但要获此待遇，成绩必须要好，因为其他等级的学生并无此资格。
　　清代随着政权的巩固，政府开始更加注重科举教育，采取了不少“偃武修文”的措施，希望老百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读书上。
　　当时每三年在京城会举行一次考试，称为会试，各省的举人都会前去赶考。根据《天津卫志》记载，那时会发给举人“车价银十两”作为补助。而清代虽然也有武举考试，武举人却并不享受这一待遇。
　　除此之外，对于新考中的文举人，政府会发八十两银子为其立牌坊，而武举人就差得多，只有五两，并且不立牌坊，而是做旗匾，可见与文科的差别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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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堂兴起替代传统教育
　　文庙设立之初相对简陋，只建有教书的场所。直到正统十二年才建立了大成殿，而在那一年，天津也出了第一个举人。
　　后来经过不断修缮，学宫才逐渐形成规模，迄今已经成为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
　　到了清代雍正年间，天津卫先后变为了天津州、天津府，相应的，卫学就先后变成了州学和府学。由于在升为府以后，本地还设置了天津县，所以在府学的西侧又设立了县学，使天津的官办学校有了府学、县学两级。而文庙的建筑群也呈现了这两套建筑格局。
　　根据史料记载，从明代正统十二年，到科举制度被取消，天津共出现了111位进士，其中地位最高的，是赐进士出身，而后做了民国总统的徐世昌。从中第人数来看，天津儒学的发展在乾隆年间达到了顶峰，有367人，居然是康熙年间的十倍之多。
　　不过，随着西学的介入，在清末，天津的近代教育逐渐兴起。随着洋务派的出现，国家开始需要适应西方思维的人才，而教育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各类新式学堂应运而生，在天津则先后出现了北洋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等，至此天津古代的教育模式渐趋衰落，逐渐让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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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指柔

看到贡院想到贡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