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分裂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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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宣称“欲使南洋各处团体互相联络，以成统一”，委胡汉民为支部长，下辖南洋各分会。南洋支部实际上成为与东京本部并峙的中心。
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在经济上遭遇到极大困难。在南洋，因参加河口起义被逐出的人员达六、七百，要安排他们的生计。南洋革命党人为此焦头烂额，孙中山自己也常常陷入衣食不周的窘境。
在东京，《民报》经费支绌，章炳麟穷得并日而食，有时就靠啃几块麦饼过日子。
为了维持《民报》出版和筹措在江、浙等五省活动的经费，同年9月，陶成章改名唐继高，带着章炳麟所印《民报》股票数百张赴南洋筹款。到达新加坡后，住在《中兴日报》馆，撰文参加和《南洋总汇新报》的论战。同时向孙中山要求拨款三千元作为《民报》印刷费，并要求增加股款及维持费。孙中山和章炳麟不和，对章把《民报》办成“佛报”不感兴趣；陶成章支持章炳麟，孙中山对他南来活动也有戒心。因而，没有积极支持。最初，孙中山曾将自己的手表等物交陶成章变卖，其后，陶成章要求为他筹款五万元，孙中山即“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陶要求孙中山写信介绍他到各地筹款，孙中山应允了。
在光复会并入同盟会的过程中，陶成章的行动本来就是迟缓的。直到1907年1月4日，他才成为同盟会员。这时，更对孙中山产生了疑忌，便决计“独自经营”。他和在槟港当教员的原华兴会会员李燮和计议，印刷光复会盟书，准备在南洋大量发展会员。11月，陶成章至缅甸仰光，在《光华日报》发表记述秋瑾、徐锡麟起义的《浙案纪略》，以为宣传，同时，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布置决行团为名筹饷。发票正面加盖的是“浙江同盟分会”印；背面，陶成章声明:“光复会由来已久”，内地“更改为难”，为重新打出光复会旗号埋下了伏笔。
12月6日，陶成章带着孙中山的介绍函到槟榔屿筹款，不很顺利，该地华侨仅认捐三百元；到坝罗，亦仅认捐三百数十元。陶成章怀疑孙中山在暗中捣鬼，开始攻击孙中山。其后，陶成章准备向各地收款，再次向孙中山索取介绍函，孙中山没有给。因此，陶成章便去到爪哇泗水，在浙人王文庆等的支持下，成立光复会，和同盟会南洋支部对立。
泗水光复会成立后，各地分会陆续成立。新加坡参加者有许雪湫，文岛有李燮和及侨商曾连庆等。由于许雪湫等在黄冈起义失败后群居南洋，对孙中山及其左右采取的善后措施颇多非议，便大力支持陶成章，因此，南洋光复会中以潮州、嘉应人为多。
1909 年5月，陶成章在文岛等地散布流言，声称孙中山将各处同志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河口起义所用不过千余元等等。9月，陶成章去到槟港，纠合李燮和等五、六人，以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谎骗营私”，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 ”等“罪状”三种十二项，并提出善后办法九条，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同时要求废除南洋支部章程，另订新章，使南洋各同盟会分会直属东京总会。《民报》已于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封禁，《罪状》要求重开《民报》机关，附设旬报，凡《中兴报》发行的地方，该报都要“踪寻之而往 ”。《罪状》并诬蔑孙中山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贮款二十万，孙眉在九龙起造屋宇，孙中山汇款助建云云。陶成章还带着这份罪状赶赴东京，找到黄兴，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
《孙文罪状》纯系不实之词。它得到了章炳麟和江、浙少数人的支持，但却遭到了黄兴等的坚决拒绝。黄兴、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条为孙中山辩解。因此，黄兴也遭到陶成章的攻击。随后，在爪哇的陈威涛将《孙文罪状》印刷百余份，邮寄中外各报，将对孙中山的攻击公之于世。
当时，黄兴、汪精卫正在东京筹备续出《民报》。陶成章认为它只能为孙中山“虚张声势”，非先革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不能办报。这一要求也遭到了黄兴的拒绝。陶成章便运动章炳麟刊印传单《伪＜民报＞检举状》，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 ”。传单说:“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伸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诸君若为孙氏一家计，助以余资，增其富厚可也；若为中国计者，何苦掷劳苦之余财，以盈饕餮穷奇之欲！”11月6日，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新报》发表了这份传单。11日、 27日、　29日，又分三天连载了《孙文罪状》，借机攻击说:“自革命邪说流毒南洋以来，一般之劳动社会，几于尽为所惑，诚足为风俗人心之大害。兹特将此传单录出，欲使华侨知革党之内容如是如是，则已入迷途者宜急早回头，将入而未入者更宜视之若挽。大之为国家培无限之正气，小之为华侨惜有限之资财。”与陶成章、章炳麟相呼应，在法国的张继则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
当陶成章、章炳麟大肆攻击之际，孙中山正在伦敦。10月22日，他致函在布鲁塞尔的同盟会员王子匡，指出这是革命前途的大不幸，对于联络华侨“大有阻碍”。同时，又致函主办《新世纪》的吴稚晖，要求吴为长文一篇，为公道之评判。
陶、章对孙中山的无理攻击激起了革命党人的义愤。东京方面，黄兴等决定不和章炳麟计较，只在即将续刊的《民报》上登一启事，宣布章为“神经症　”之人。他要孙中山“海量涵之”，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为了给孙中山赴美活动扫除障碍，黄兴又发函美洲，指出有人从东京发函攻击孙中山，“用心险毒，殊为可愤”，要求美洲同志乘孙中山到美机会，同心协力，共谋团体进步。安南方面，中国革命党人发表《河内公函》，详述发动云南、广西起义的情况，针对陶成章的诽谤，一一予以驳斥。南洋方面，革命党人焚毁了陶、章散发的印刷品，并派人调查，发现孙中山在九龙的家除几间旧房外，别无所有；孙眉自己盖了草房子在那里种地。于是，将调查实情公布，真相大白。
由于双方日益对立，加上刘师培通敌叛变所造成的复杂情况，东京的革命党人未经冷静分析即公布了章炳麟致刘师培、何震六函，指责章炳麟为端方的侦探。11月下旬，《中国日报》发表《章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及《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二文，指责章炳麟为“两截人物”，是“中国革命党之罪人”，“东京《民报》之罪人”。12月，孙中山得悉保皇派报纸发表了章炳麟的《伪＜民报＞检举状》，认为章炳麟“破坏党事，已不留余地”，要求吴稚晖将刘师培“发露太炎同谋通奸之笔迹照片”寄给他。同月21日，吴稚晖在信中向孙中山表示，要将章炳麟的“行为心术，详为发覆”。在此前后，新加坡《中兴日报》、香港《公益报》、巴黎《新世纪》、美国《少年中国晨报》先后发表了章炳麟致刘师培、何震的几封信和其他答辩文章。这样，关系就无可挽回地恶化了。
陶成章初到东京时就对章炳麟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 章炳麟表示同意。　1910年2月，光复会总部成立于东京。章炳麟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在南洋设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李燮和、沈钧业、魏兰为办事人员。3月10　日，章炳麟、陶成章在东京发刊《教育今语杂志》，宣称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教育为宗旨”。
后期光复会反对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路线，讥为“东放一把火，西散一盘沙”，说是“丧民费财，祸莫大焉，一有不慎，必引外国人之干涉，后事益难着手矣”。它提倡经商以积聚款项，又提倡教育和暗杀，声称“专主个人运动，以教育为根本”，“实事求是，以图渐进”。陶成章甚至想入非非，计划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惑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一网打尽。这一时期，他虽然还怀着“排满”的总目的，但在进行方针上，却已经和改良派相差无几了。
1911年初，陶成章因感到在东京“实在难以过日”，写信给李燮和，表示愿到南洋找一个寺院寄居，多著几部历史、地理教科书。4月，陶成章重到爪哇泗水。与陶成章等重建光复会的同时，孙中山也在着手改组同盟会。
1909 年冬，他在到达美国后复函张继，声称:“所云重新组织团体，弟在南洋已自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又说:“（东京）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自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前去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　”1910年2月，他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改十六字纲领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盟书中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也改为　“中华革命党党员”。同年秋，孙中山抵达槟榔屿，通知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一律照改。1911年春，美洲《少年中国晨报》发表《中华革命党三民主义》一文，将这一变动公之于世，声称:“中华革命党总机关虽设在外洋，而党事之发达尤以内地各省为最盛。”但是，同盟会已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始终没有传播开来。
光复、同盟两会之间的矛盾纠缠最久，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它严重地损害了革命党人的威信，分散和瓦解了革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