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大和不和(5)

红莲生

大和不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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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5月22日 16:21 新浪读书  

连载:日本人凭什么   作者：周兴旺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历史上，政治变动频繁，朝代不断改变。与中国相比，日本历史截然不同，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败了的日本国民仍然继续对天皇保持着忠诚，以至盟军意识到：倘若废除天皇制，日本人就会断然地、义无返顾地顽强反抗，遭受重大牺牲。仅就天皇的地位政治作用而言，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６０４年）和战后的新宪法（１９４６年）两者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连续性。天皇的神性现已被否认，但他仍然是国家和国民团结的象征。在上述两部宪法之下，他都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日本由于把天皇的地位在政治上置于中立并使之神圣不可侵犯，得以维持“万世永存，万世一系”。当然其代价也是沉重的，天皇本身成为了实权集团的玩偶，一旦天皇不听话，就有可能被罢黜废弃，天皇家族的其他人将取而代之。天皇的一举一动不得不听命于大臣，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其二，天皇必须自动放弃行政权力，尽全力扮演好“神”的角色，天皇与世俗隔绝越多，角色扮演就越成功。

　　在大化改新之后至明治维新的１２００年间，天皇能够亲政的不过屈指可数的几年。天皇虽然拥有了连中国皇帝难以比拟的“神权”，却丢失了中国皇帝手里望而生畏的实权。历代天皇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过起了“非人”的日子，为扮演“神”的角色舍弃人世间的快乐和权利。

　　与天皇相比，操控了实权的幕府、将军和武士则必须为争夺兵权而奋力厮杀，因为他们没有“神权”作为护身符，手中的军刀便成为唯一能说话的依靠。

　　与中国走马灯般的朝代更替不同，从唐朝后期至清朝的一千多年间，日本的历史只是单线条地被划分为两个时代：

　　一是在权臣藤原氏家族把持政权的“院政时代”，几任天皇被迫退隐寺院，与青灯古佛为伴；

　　二是在由武士阶层掌握实权的“幕府时代”，历代天皇被紧紧羁押在了黑幕的背后，武士阶层为了争夺军事权力则不惜刀剑相向。

　　大和民族的子民为了生存，就必须千方百计击溃对手，在生存权得不到保证的社会里，倾轧同胞的能力越强，其生存的几率就越高，为了生存和保全自己，不择手段就是最好的手段。仁慈是保存自我最大的弱点，暴虐则是保全自己最大的优点。一个在丛林社会法则里生存了一千多年的民族，仓促之间要革除其野蛮暴虐的性格，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在明治维新之后的侵华战争、侵朝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军人表现出来的暴虐和凶残，至今让世人为之切齿。但是，究其原因，这种非人性的表现与之先辈在这一千多年的丛林社会生活经验则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为了建立一个快速战争动员机制，日本人不得不接受军人的统治。在军人的统治确立后，只有不断地挑起战争才能稳固军人的政权。在对外战争顺利的时候，军人与国民是利益共同体。在对外战争失利后，军人就不得不拿国民来祭刀。日本的举国军事化体制在大化改新之后形成了雏形，在幕府执政后形成制度化，在明治维新后实现了近代化。从而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军国主义政权。

　　军国主义把日本人锻造成了战争机器，日本国民也被牢牢地绑架在了军事强人的炮车之上。这种孪生关系，很难彻底划清界限。





武家为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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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5月22日 16:21 新浪读书  

连载:日本人凭什么   作者：周兴旺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日本人是一个各种宗教和价值观的杂交体，他们很少有恒久的善恶判断和价值观。

　　一个典型的日本人，出生的时候去神社，接受神道教士的收养，表明他已经是神道教的儿子；结婚的时候，他去的是教堂，在他看来，只有在教堂成婚，才能得到上帝的恩赐；去世的时候，他得去寺院，接受和尚的葬礼，在他看来，只有成为佛家弟子，灵魂才能得到超度。集三教于一身，而浑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个宗派的，这就是日本人。


　　在平常日本人的家庭里，如来、孔夫子、耶稣基督和当地的土地爷经常搁在同一块牌位下接受膜拜。因为这些神灵，各有各的用途，如果全请到一起来，岂不效用更大？这就是日本人的价值观。

　　日本人从中国学来了儒教，却视仁义为寇仇，在日本人的言辞中，“此人爱行仁义”，那就是盗贼、下三烂式的人物，只有那些不入流的人，才行仁政，施仁道；

　　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搬来了佛教，却丢弃了佛家的戒律，日本僧人不仅可以吃荤，还可以结婚纳妾，更让佛家人士难以理解的是，日本佛教居然鼓吹杀人为乐。号称日本佛家一代宗师的亲鸾公然提出：“为了达到往生，即使千百人也能斩杀”。在日本人看来，杀人，就是替对方超度，还是一件善功呢。

　　日本人借鉴中国的道教设立了神道教，神道教不是以师法自然、尊重自然、维护个性为宗旨，而是以天皇为核心，将天皇封为天地之主宰，将皇权等同了自然之神，将政权和神权混为一提，完全规避了道教敬天自然的规范，使神道成为束缚国民精神的另一根绳索。

　　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文化是典型的耻感文化，自己做了恶事，只要不被别人看见就没事了。即使被人看见了，只要矢口抵赖也可逃避。日本人一旦失去旁边的严厉监督，他们很快就会被罪恶的念头所淹没。

　　缺乏终极的关怀，习惯于急功近利地巧取豪夺，没有内心中的良心天平，一切以现实的利害关系做标杆，这样的文化传统，使日本人很难自觉自省。如果没有严格的监视，天知道他们能干出什么事情来。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总是习以为常的认为：古代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模仿照搬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甚至一度得出了古代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的结论。——然而，如前所述，这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神话，甚至是些有害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空话和错话。

　　例如我们可以说：日本制度文明起源于“大化改新”引进大唐制度文明，这说法或许大致上还算“靠谱”，但是，如果进一步说大唐文明在日本源远流长，甚至说日本比中土更好地保存了大唐文明，这恐怕就近乎是无稽之谈了。

　　因为事实上是，唐朝的制度文明在日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且很快就把唐朝的文治武功砍掉了一半，只留下武功，而彻底抛弃了文治。唐朝的尚武精神被日本人保留下来并加以发挥，而唐朝的儒雅风范则被视为软弱，而很快就被日本人唾弃了。

　　在漫长的日本古代，统治日本人的，主要乃是特殊的“幕府—大名—武士”联合执政的军事贵族制度，这种封建军国主义统治的制度形式，其实是日本的独创。如果说类似，古代日本最多有些类似于中国的战国时代的情况。所以，若非要强调影响的话，那么也许应该说大唐儒雅文明在东瀛不过昙花一现，日本的制度就迅速“退回”到了中国隋唐之前的“战国乱世”，而且绵延千年，直到明治维新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诱导下，日本才形成了近代融君主立宪与军国主义合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从日本自身的历史来看，日本辉煌而短暂的引进中国大唐制度的时期，其实到了“奈良时代”（时间上大致与中国的唐代相仿）就大致上终结了。而奈良时代主要从中土大唐引进的是两个东西：一是天皇治下、以太政大臣为宰相的“紫微中台”儒教文官官僚制度，并颁布了“大宝律令”；另外一个其实就是佛教的传入和隆盛。但是，这两个引进的东西一开始在日本社会内部就严重“水土不服”，陷入剧烈地互相冲突、尖锐斗争。其实也正是它们之间的冲突，才导致了日本历史上的“奈良盛世”的瓦解。

　　据中国学者韩毓海考证：公元７６４年，日本的女天皇醇仁因不满太政大臣藤原氏的政策，转而任用她十分宠爱的道镜禅师担任太政大臣，主理国政，藤原氏皇亲贵族集团随即被镇压，这一事件从而开启了日本历史上佛教干政的局面。{12}

　　奈良时代的终结其实就是与这种贵族官僚和佛教僧侣之间的剧烈冲突有关。而随后的“平安朝时代“（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唐宋之间），日本的政治中心之所以要从奈良迁都于京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摆脱佛教僧侣对于奈良政权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平安朝时代”是以原来被和尚们镇压的藤原氏皇亲贵族复辟，及皇亲对于政治的控制达到高潮为标志的。

　　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日本平安朝时代藤原家族的摄政，其实就是典型的“外戚专政”。这里还是有根本上不同的一点：中国历史上少数的外戚干政，如王莽和霍光的统治非常短暂，很快被推翻，而藤原家族的统治却长达一个多世纪，而且这种外戚专权还被充分地“制度化”了，这就指藤原家族创立的“摄关家”制度。根据这种特殊的制度：天皇由藤原家族生育、教养，天皇的舅舅、义父、外祖父都是藤原家族的家长。例如：其中藤原道长一人就将这三个角色集于一身，这位外戚贵族大权独揽，他一个人“摄政”就长达５２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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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莲生

武家为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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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日本人凭什么   作者：周兴旺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摄关家”制度自然导致了天皇与外戚的冲突，而恰恰又是天皇与外戚的长期尖锐冲突，最终才使得军事贵族集团崛起和寺院势力复活，它最终瓦解了奈良和平安朝时代确立的、类似于中国的“文官制度”。而日本历史的主角：军事贵族集团，这个时候终于“浮出了历史地表”。

　　平安朝后期，天皇与外戚为了巩固自身，都力图借助军事贵族的力量在权力博弈中取胜，而双方冲突的结果却是：天皇和外戚在长期的冲突中两败俱伤，而被双方拉拢、利用的军事贵族集团却在冲突中得利、脱颖而出。平安朝后期，以太政大臣和“摄关家”面目出现的文官官僚制度被军事贵族集团所摧毁，而天皇随后被彻底虚位，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于京都，而日本的政权从此被一个极其强大的政治势力所垄断，这就是平安朝后期“军事贵族集团”崛起的历史根源。

　　随着这一势力的崛起，日本的政治中心（首都）再次由京都迁到了镰仓。而“镰仓时代”，其实才是日本古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朝代，因为它的确立，标志着真正具有日本特色的政治制度——幕府制度的开始。

　　那么，究竟什么是幕府制度呢？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代镰仓幕府源赖朝家族（源氏），其实最类似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魏政权，但是有本质的不同。源氏创立的幕府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它是由中央军事贵族集团“幕府”，地方军事贵族集团“守护”（后来的“大名”）以及“守护家臣”（“武士”），这三股势力构成的“三足鼎立”的相对平衡的统治结构——虽然幕府制度后来不断有所变化，但这却就是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的日本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它也就是今天日本人一般所理解的“日本古代制度”的最一般形式。

　　由于最早的幕府制度很像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在中国人眼中，曹操乃是逆臣。而对于日本而言，幕府将军的所作所为却简直就是人间正道和正史，是正常不过的社会形态。

　　由此可见，由于中日古代史很早就分道扬镳了，所以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其实从一千年前就已经铸成了。

　　镰仓幕府时代其实也是日本与中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由于蒙古入主中原，所以镰仓幕府断绝了与中土的关系，并成功地在海上借助“台风”的力量，抵抗了无坚不摧的蒙古铁骑。击败蒙古极大地增加了新兴的幕府制度的合法性，也使得日本是“神国”的神话从此得以流行。只是当蒙古的威胁不在的时候，日本内部中央幕府、地方大名、武士三者之间的矛盾却尖锐地展开了。而三个军阀一台戏，幕府—大名—武士这三股军阀势力之间的这台“武戏”长演不衰，从此主导了日本的政治历史舞台。

　　１３３３年，掌握军权的地方军阀（大名）足利尊氏奉幕府之命讨伐“天皇叛乱”（当时的醍醐天皇妄图“复位”惨遭失败，被幕府流放到歧隐小岛，而他却如拿破仑一般成功从岛上逃脱），在讨伐天皇的半路上，足利尊将军效法北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突然调转矛头，对镰仓幕府反戈一击，摧毁了镰仓幕府，进而在京都挟制天皇，建立了由地方大名主导的第二任幕府制度——室町幕府。

　　室町幕府时代是日本政治上的乱世，但却是文化上的“盛世”。一方面，围绕着后醍醐天皇的名义上的任命，日本南北两个朝廷同时存在，并分别声称具有唯一的政治合法性，日本此时分裂为“南北朝”，进入到所谓的“战国时代”；不过另一方面，虽然这个时代政治上一塌糊涂，地方势力猖獗，因而在日本被称为“下克上”的时代，但城市和商人阶层却与地方势力同时发达起来。随着日本与中国明朝关系的恢复，中国的货币“永乐钱”传入日本，日本从此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座”（如今东京的“银座”即根源于此）和贸易场所“市”，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兴盛。乱世的风气往往是奢靡，而作为“乱世的哲学与美学”著名的京都金阁寺和银阁寺，也都出自这个时代的禅宗和尚之手。室町幕府的统治阶级以禅宗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足利尊家族作为文化爱好者，推动了能乐、和歌和绘画艺术的发展，特别是在造园方面成就卓著。室町幕府的附庸风雅助长了社会上层的奢靡之风，室町后期的大肆兴建银阁寺，更加重了社会经济负担，导致了内战加剧和四处造反。在战乱中，京都首先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而战乱的最终结果依然是，三个主要的地方军阀（“守护”）：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通过战争统一了日本，建立了由武士为主体的第三代幕府政权，这一次才最终使得日本从中世纪的战乱中得以走出。这个幕府政权以两个盛产武士的地区为标志，被称为“安土—桃山时代”。

　　如果说镰仓时代是中央幕府独大的政权，室町时代是地方大名的政权，那么安土桃山时代则是以武士为统治基础的政权。作为受家臣（武士）支持的政权，安土桃山时代是“武士”的权利得到充分发挥的时代。其主要标志就是：武士道的形成以及成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在这个时代，武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了他固定的居所——城堡。而武士同时还有他特定的生活方式。例如：城堡里的武士通过一种特殊的仪式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并完成自我修养。作为日本特殊的武士意识形态的起源和武士生活方式的象征，日本的“茶室”和“茶道”就是这样产生的。





武家为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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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日本人凭什么   作者：周兴旺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武士特定的生活方式中，除了以茶道修身的方式以外，还格外强调“忠”的培养，不过，忠的思想虽然与儒教有关，但是这里的“忠”只是对于“主人”的忠，换句话说，儒教的诸范畴在日本既不能如茶道、禅宗那样仪式化，也不能如佛教与神道结合而普遍化，这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大不同。从这个角度说，今天的学者一般地认为历史上的日本属于“儒教文明圈”的说法，其实也是皮毛之见。




　　到此我们可以初步对中国古代制度和日本作一个比较：隋代以来，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主体主要是文官官僚制度，而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主体却主要是以幕府为标志的军事贵族集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代中国与日本在社会性质、结构根本上的不同。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主要是在皇权—士大夫官僚—农民的基本结构中展开的，而日本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却是在“幕府”中央与地方“大名”及其家臣（“武士”）之间展开的。同时，相对于古代中国的皇帝而言，日本的“天皇”自平安朝时代（７９４－１１８５，相当于北宋时代）就完全被架空，成为被抛弃在京都，尸位素餐的纯粹摆设，而日本庶民（农民）被称为“秽多”，其地位远比中国的农民低下。总之，中国古代之所以长期创造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是由于社会的长期稳定，而社会的稳定则与隋以来的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密切相关。这一点与日本古代社会军事贵族支配的战乱频仍非常不同。

　　学者韩毓海生动地比喻说：尽管日本的历史并不长，但是，正像时刻处在地震、台风、火山和海啸的颠簸中的特定地理位置一样——日本的历史也是一部急遽动荡的历史。

　　观察古代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其实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制度，尤其是理解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中的核心作用。因为历史上日本虽然多次派遣使臣到中国，所谓中国文明深刻影响了日本，甚至将其纳入汉字文化圈。然而，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却是：古代中国制度的基石——皇权与文官官僚制度联合治理的政治结构，却从未在日本真正形成过。特别是，中国古代制度的核心“科举制度”，也从来没有在日本确立、成功引进过。而离开了科举制度来臆测中国与日本古代社会的相同或者相似，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这个问题中其实蕴涵着中日古代制度的重要分野。换句话说，中国的历史从唐朝以后走的是文人治国的路子，而日本则是武士治国的路子，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中日文化的分野造成了国民性的极大差别，这也是两国人对话有时候好像鸡对鸭讲那样困难的症结之所在。这一点在本书的后边还要详细阐述。

　　总之，日本的历史文化可以简称为武文化，中国的历史文化可以简称为文文化。这两国人的对话长期处于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状态，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

HuangWei

相当不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