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敏：美国想再次伟大，需要的是一场自我颠覆性的内战

多客科技

作者：观察者网
导读：11月3日，2020美国大选投票日。 目前，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提前投票；媒体、民调机构等以不同方式反映两位总统候选人的选情。当然，人们更担心的是11月3日之后的美国。 在这个时间节点，观察者网邀请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敏老师，复盘选战开打以来的美国社会的种种“惊奇”，剖析其政治、社会的危机本质。



【采访、整理 朱敏洁】

观察者网：按照美国时间算，距离最终选战日不到一天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如果说史上最糟，可能大多数人也不会反驳。首场混乱，二场取消，第三场终于在制定“闭麦”新规的前提下进行。疫情、大法官、经济、种族、外交等等，都是焦点问题，且各要素相互交织。您此前提出一条“C·F·G”的线索，能否展开谈谈？

贾敏：首先看大众视野中的“十月惊奇”。特朗普宣布提名巴雷特女士为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后，白宫爆发新冠群体感染，接着特朗普夫妇宣布核酸检测为阳性，全球震撼。接着在短短数日内，特朗普宣布自己神奇般治愈并且康复，再次刷新对他个人和美国治疗新冠疫情的认知。与闻所未闻、至今未有定论的“白宫疫情门”相比，拜登父子的系列“乌克兰门”仍在右翼媒体和社交媒体大肆传播，主流媒体则简单斥责为“后真相新闻”。此间还有其他支流信息，但前两者的份量和引起的震撼已经让世界民众叹为观止。

那么我们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还是可以把今年美国政治危机的几个引爆点串联起来，概括来讲：C就是Corona Virus（新冠疫情），F就是George Floyd（弗洛伊德之死），G就是已故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Ginsburg（又以RBG为公众所熟悉），那么“CFG”可以成为认识和理解2020年美国政治动荡与未来博弈的“危机三部曲”。



弗洛伊德之死，在美国引发一系列冲突事件。

首先来看三部曲之首的美国新冠疫情态势。美国政府和社会应对如何，不用我这般非专业人员评价，但公认的事实是：美国在预防、应对、善后新冠疫情对其国家社会经济的全方面冲击面前，是一场令人羞愧和深感耻辱的失败。我们所熟悉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发表评论，他在文章开头的导论中虚拟了一个场景，十分有内涵。他说如果邀请中国领导人观看特朗普-拜登之间的首场辩论，两人当中如果有人明显弄错事实，或是毫无根据自吹政绩，就要自饮一杯。那么不到半个小时后，这些特别的观众们就都醉了。这个比喻符合弗里德曼评论文章一贯的嬉笑怒骂乱弹琴风格，但这篇文章中看不到作者曾经的心高气傲，更像是观看了一部超级烂片后的抑郁与无奈。

2017年弗里德曼曾经借助时报专栏敲打本届美国政府，核心点就是希望特朗普能够言行一致，要有执行力，关键是要缓解美国社会内部的纷争矛盾。三年过去后，特朗普的政绩指标完成如何？ 或许最大的亮点在经济领域，勉励实现目标，但疫情把这一切推倒重来。在更广泛层面，特朗普的“勤勉执政”失去了美国社会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

在选举政治中，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政治运作的精髓，应该通过大选及其辩论环节凸显出来，但这些都没有发生，效果完全走向对立面。这种被政治衰败所激起的巨大挫败感，其中也应包含对新冠疫情应对不利的深深失望感。总之，新冠疫情对美国精英阶层的触动和伤害是巨大且深远的。

其次，“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系统性种族冲突事件。这个议题我在观察者网曾有过详细访谈。七月以来爆发的一系列含有种族因素的社会冲突，其根源和矛盾点与“弗洛伊德之死”都有很大相似性，包括近日在宾州费城发生的警察执法不当和打砸抢事件。

毫不奇怪，民主党阵营谴责本届政府埋下的种族主义祸根，以及共和党再三呼吁的秩序与法治。美国的种族问题无法得到根治，只能在循环恶化和暂时停歇间摇摆，成为一个永恒无解的死题。

三部曲最后一部，就是9月18号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女士去世，及其后引发的争论。金斯伯格大法官被视作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宪政自由与捍卫多元公民身份的偶像级人物。她的去世被认为代表一个时代的陨落。金斯伯格去世触动最大的并不是特朗普，而是国会山的共和民主两党阵营，尤其是共和党右翼表现得十分活跃，甚至可以说是欢呼雀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尼尔在第一时间发表简短的致哀后，立马表示参议院将启动新候选人的遴选推荐，而民主党阵营全部表示反对。

我们现在知道，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始终是敏感的，极具争议性。但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情况远未如今日这般。任命大法官始终成为政治焦点，恰恰说明美国政治极化的不可逆转。



特朗普提名巴雷特为最高法官大法官候选人，接替金斯伯格去世后的空缺。图自澎湃影像平台

金斯伯格出殡之后，特朗普马上宣布巴雷特女士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巴雷特的背景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是典型的保守文化熏陶之下的女性法律精英。她在一些重大议题上，比如堕胎、持枪权、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方面，非常坚定地站在共和党这边。现在结果已经出来，巴雷特顺利进入大法官序列，最高法院内部的政治光谱也变成了6：3，保守派大大超越自由派席位。

金斯伯格去世后不，也引发了自由左翼，特别是民主党阵营的普遍焦虑和恐慌。因为金斯伯格极富传奇色彩的法律职业生涯和代表美国女权进步思想的缩影，她的缺位不仅仅是最高法院内部的空缺，也意味着美国自由左翼阵营一位殿堂级人物的消失。金斯伯格去世后几天内，捐助给民主党阵营的资金出现激增。有民调数据显示大法官的离世和共和党强行推动席位补缺，将激发支持民主党阵营的选民，尤其是女性和年轻选民的参与热情。这种热情与以往相比少了一丝狂热，而多了一丝恐惧。

我曾提出一个未经细虑的概念，即“金斯伯格时刻”（Ginsburg Moment），用来说明大法官去世所引发的美国宪政斗争、以及与当下紧密相连的选举政治斗争，将以新的形势延续下去。我们看到目前围绕邮寄选票的形式、有效性和选民身份的合法性，正在各州投票现场浮现争议，并有大概率走向司法议程。那么，这些议题最终是否会摆在最高法院的审判席上讨论？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完美设想的绝对多数席位是否能帮助他们“判赢”大选？我想这个悬念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CFG”三个不同事件，构成了美国2020年政治文化的缩影。既能从中看到美国政治的高光时刻，也能看到其中的黑暗角落；由三部曲所构成的2020美国大选的背景，是美国政治社会文化衰败的集中体现。

我在一些场合提过，不管是拜登当选还是特朗普当选，如果当前美国社会继续存在严重的价值对立分裂趋向，那么谁当选都不能解决问题，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感染新冠也是CFG时刻的一个体现，虽然他一直声称自己已经痊愈，但前些日子关于他是否真正痊愈、他的阴性检测报告，外界仍有所质疑。我们可以看到CNN、NYT这些媒体在问，但美国社会究竟对事情真相在不在意？当然还包括人们质问的，特朗普的待遇我们享受不到，以及特朗普服用药物是否有后遗症等等，关于后者佩洛西曾声称要引用美国宪法的相关条文弹劾特朗普。所以，白宫怎么解释，以及民众是否在乎真相？

贾敏：关于领导人病情，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属于最高机密，如何公布、怎么公布都需要谨慎处理，通盘考虑。在西方民主国家，由于反对党会把对手政党领导人是否患病与国家理由挂钩，因此要求必须公开。但在西方现代历史上，有太多太多与之相反的案例。

现在正处于大选关键时刻，按常理来讲，任何一个人、尤其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我觉得是会咬咬牙挺过去的。因为对特朗普而言，总统竞选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关乎命运生死、关乎其卸任后能否获得自由之身的重大问题。

西方民主政治至少有一个默契，那就是一旦竞选失败后，获胜者会以各种理由赦免前任的职务犯罪或过失行为，以求顺利和平交接权力。在美国历史上，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继任者福特即宣布对尼克松的既往不咎，赦免他的一些罪行。为什么这么做？这不是要维护本党利益，而是在更大程度上维护美国民主政治的一种平衡性，不能让党争盖过制度，要维持制度之下的平稳过渡。

民主党人都在喧嚣，如果特朗普赶下台将继续追究“乌克兰门”“通俄门”“偷税门”等一连串事件中的罪责。在这种激烈党争之下，现任总统特朗普就表现出非常决绝的态度。他已经公开表态，如果自己不当选，就是选举有误，计票有误，是贿选，他不会亲自把权力交出去，他会继续在11月3号到1月20号行使总统权力。

这段时期一般被认为是总统“跛脚鸭”时期，是一段过渡期，总统最多做一些大赦或是微调整，颁布一些无足轻重的法令。但特朗普可能会十分看重这一时期。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恐怕是美国跟世界关系最危险的时期。

反过来也能解释清楚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还是不遗余力、在康复三天后就投入大选行程，前往各地造势比如佛罗里达、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俄亥俄等等，这些摇摆州都是他2016年奇迹般获胜的地方。特朗普身上确实有一股执着精神，他认定一条道就会做下去，何况现在有非常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其必须追求胜利。很多民调都显示拜登仍领先特朗普，但对于一个漠视主流民调、顺从内心意识、充满自恋情结的媒介偶像人物而言，他会末路狂奔到最后一刻。

至于追求真相、判断他是否患病是否痊愈，这些都是外围群众热切关注的。对特朗普来说，只关注一件事，就是尽可能扳回颓势，抓住最后的时间窗口期，能跑多少是多少，能和民众交流多少是多少，是他这些天最在意的事情。

观察者网：谈到民调，对特朗普影响有多大确实是个问题。就在白宫爆发新冠感染后，有几份民调数据显示，在特朗普首场辩论、感染后，基本上维持在40%左右，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对他的基本盘没什么撼动。但鉴于2016年的教训，现在大家也不敢过于相信民调。相比之下，很多人还更担心特朗普身后的民间组织，他曾对一些白人至上群体喊话“stand back and stand by”，这句话被人解读为一旦选举失利，就会号召支持者们发起冲突。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权力交接问题，包括特朗普本人在回应相关问题事业没有明确表态愿赌服输。您对此怎么看？

贾敏：首先我个人觉得白人至上群体、密西根州州长遭绑架威胁等事件，炒作成分比较大，可能就是一些极端分子忿忿不平，因为密歇根州在控制疫情隔离措施方面，确实比较严格，遭到很多人反对。特朗普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说过“解放密西根”这样话，作为总统有一种煽动意图，颇有“狗哨政治”的味道。但是否要将此完全归到总统头上，恐怕特朗普的支持者不会认同，而会认定州政府的治理有缺陷。

然而，对于民主党支持者而言，这一定是特朗普的错。这只会更加强化两边的认同度，讨厌特朗普的人还是会讨厌，关键在于大选日民众还会不会出来投票？愿不愿意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出来支持竞选人？

此外，你问题中提到特朗普的基本盘还是40%左右，并没有太大变化。但事实上，新冠疫情冲击了特朗普的一些基本盘。比如老年人，特别是跟特朗普一样的中老年人，这其中很大部分过去是支持特朗普的，但现在这些人对他是比较失望的。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的得分还是要高于拜登的。美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国家，很在意执政者的经济治理水平。所以，我认为新冠疫情对特朗普的基本盘会有所打击，但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复苏的加快，经济因素的权重会再次上升。至于民间白人右翼组织问题，不会对他造成很大困扰，只会深化两边阵营原本就有的互相厌恶感。



观察者网：关于权力和平交接，9月份《大西洋月刊》刊登一篇长文《可能让美国崩溃的选举》，详细分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目前围绕投票流程、计票、截止时间等技术性问题的争议一直没有消停。最后也可能导致双方对结果的承认与否，甚至可能陷入一场关系甚至冲突，您对11月3日之后可能发生的状况有何看法？

贾敏：综合这几年美国选举状况来看，因为计票等问题引发的争端，最终可以通过州一级的法院裁决加以解决。如果这类问题无法在州的层面加以解决，那就有可能被上诉至最高法院。

巴雷特女士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有民主党人士已经问她如果出现类似情况怎么办？巴雷特回答，要根据具体情况听取各方证词，做出具体判断。巴雷特的回答显然认为可以根据现实因素的转变而进行调整。这正是民主党恐惧焦虑的事。

根据各方民调数据，从民主党的角度来看，拜登赢面较大。这会强化自身认知，认为自己阵营必定能赢，且必须赢，那么接受失败的可能性就无从谈起。事实上，因为疫情因素，有关邮寄投票的困境确实存在，其中既有技术性的，也有党派故意设置的，但现在民主党已经形成了某种偏见，先入为主地认为共和党阵营定会玩弄规则，在邮寄选票是否有效、是否公正方面做手脚。

这种情绪已经造成民主党人攻击特朗普将要违宪，而新的大法官也必将帮助白宫反转大选结果。这种激进的心态将激化本次选举的不确定性。对这个议题近乎偏执的非议，折射出民主党内部对选情出现风险的深刻焦虑。

观察者网：现在的美国社会可能不仅担心双方能否坦然接受竞选结果，同时还担心另一种权力交接的可能性，也就是此前在副总统辩论中，有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未来如果发生正副总统权力交接的状况。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这样的外围群众可能是看个热闹，但美国民众会如何看这些问题？而且为什么在这届大选会被关注得如此多？

贾敏：我想重复一遍，大国领导的健康的确关乎国家利益。但我不太明白将领导人的身体健康放到大众媒介上反复炒作讨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觉得现在讨论权力交接的话题，本身就说明美国政治选举制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试想一个人身心健康出现重大缺陷，为什么还能过五关斩六将，能够站到台上竞选？之前必要的身体健康检查难道都是虚设的么？

特朗普1946年出生，今年74岁，拜登1942年出生，今年78岁，年龄大了，两人有不同的身体疾病很正常。现代社会随着科技与财富的增长，医疗条件水平不断进步，人的生理-心理衰老期在不断往后延迟。年龄并不是阻碍良好执政的关键因素。

美国社会、乃至全世界讨论关注这个话题，只能说明人们对这两个领导人各自存有相当的不信任感。拜登被质疑注意力不集中，说话含糊不清，甚至有人说他是帕金森，为什么这样的领导人还是被选上去？比如年纪更大但思路清楚的桑德斯，或者更年轻的民主党人，为什么在党内竞选中没被选上去？我想疑虑的背后，还是反映出外部世界对美国选举政治、民主治理的信心缺失。

观察者网：确实，背后的问题可能并不是特朗普执政四年的问题，而是长久以来的问题，美国是否真正有能力去处理类似选举危机或宪政危机？

贾敏：我们谈了比较多选举当中存在的因素，但是这个问题得放置在更长的时间线索上来审视。这里不妨推荐一本曾经备受追捧，见解深刻，且至今仍有借鉴启发意义的书，出版于1997年的《第四次转折：美国预言》。作者威廉·施特劳斯与尼尔·豪都是出生于上世纪“婴儿潮世代”（Baby Boomer Generation），是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美国专业人士，以研究美国社会的世代交替和社会演进而闻名。

《第四次转折》就是两人合著，至今仍有相当影响力的著作。当年美国政坛的尔·戈尔与纽特·金里奇都不约而同推荐此书。而今日的右翼激进人士和民主党左翼阵营也都以各自方式从本书中汲取营养，前者代表非史蒂夫·班农莫属，而后者则以未来20年美国选举人口分布将以蓝胜红、宣告民主党长期执政阶段的出现。

简单来说，这本书以一种历史分期论（period）与大历史周期循环论的方式来阐释美国历史，认为从新世纪以来，美国进入了第四个历史周期的最后阶段，所谓的第四转折期，也被称作危机期。在这个阶段，当下美国所处的“美国世纪”周期处于最为危险的状态，美国精英和民众在选择如何自我改革、如何走出危机困境，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各种问题和状况都会显现，并以最为激烈和白热化的方式展开，内战与对外战争都是作者所提出的选项。

作者所提的美国历史的四个大历史循环周期，分别为美国革命周期（1720—1780），美国内战周期（1780-1860），美国强国周期（1860-1940），和当下所处的美国世纪周期（1940-至今）。按作者的说法，每个周期持续时间大约为80-100年，每个周期将出现四个鲜明分期，分别为高涨期（第一次），觉醒期（第二次），解体期（第三次），危机期（第四次），每个分期为20年左右。



那么按照作者的划分和预测来看，2020年左右恰恰符合危机期的最后收尾阶段。在上两次循环周期的尾部，美国分别通过一场惨烈的内战（南北战争），以及一场介入全球霸权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式，走出了前两个历史循环的低谷。美国内战使得美国这座内部割裂的房子在浴火后得到新生，战后的重建与镀金时代让美国搭上大国崛起的快车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在道德上被赋予“完美战争”的称誉，美式资本主义内部危机以扩大产能和实现劳资缓解，通过获取世界霸权来缓解国内阶级矛盾的形式得以实现。

美国内战后的北美大陆诞生了具有美国哲辨思采的实用主义哲学，其审慎、实践、经验性判断的思想气质影响至今；二战后美式自由主义同样确立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只不过按作者的划分边界，如果思想也如生命那般，有春夏秋冬和衰败可能，那么当今的美式自由主义的确身处悬崖边上，摇摇欲坠。

但本书至为精彩的内容并非对历史周期进行机械划分，而是基于美国社会文化和思潮的嬗变更替，对美国社会不同世代人群的自我描述和身份定位，相当有趣。以两位作者所属的婴儿潮世代为例，这代人被赋予了“预言家人格”类型。什么是预言家类型呢？简单说就是这代人永远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循环周期的开端，他们所接受和耳濡目染的美国社会和价值观正处于它的上升繁荣期，执着于美好明天和乐观心态是这代人青年时期的共同烙印。

理解这点并不难，婴儿潮世代身处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和社会进入繁荣稳定的爬升期，所谓的和谐共识年代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的写照，童年世代的美好将影响这代人的一生。

但是婴儿潮世代童年时候所经历的美好，与迈入成年后碰撞的觉醒期（60年代反主流文化和反战社会运动），进入中年时候遭遇的解体期（80年代以降美国政治极化、意识形态分野与文化战争的兴起），让这代人倍感失落失望；当这代人进入危机期（21世纪至今），目睹国家的价值观紊乱和各类道德体系的解体无序，同时因步入老年期，积累的大量财富和资源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时候，一场由社会内部危机积累所引发的总混乱就将拉开帷幕。在这个时代，婴儿潮一代虽已步入老年阶段，但恰恰是他们抓住机会，在政坛上掀起新的波澜。

两位作者在《第四次转折》中非常隐晦地谈及，婴儿潮时代的人物在危机阶段，有可能肩负历史和时代使命，把美国带出危机期，曲折反复后走向新的复苏高涨时刻，开启美国历史的新纪元，但也有可能把美国引向自由坠落式衰败，并以一场对内对外战争的形式终止一切，在未来某个原点时刻重启美国。

介绍到这里，我想读者应该自然领会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和人物，以及在当下的某种令人惊奇的准确和预见性。

抛开这本书的很多结构性缺项，如没有扎实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社会理论模型，仅仅依靠历史文化和人物思想填充历史图谱，此书给予我最大启示的并非两位作者的预言准确与否，而是美国始终存在着一个具有优秀教育素养、强烈忧患意识，时刻思考美国未来走向何处，并怀有深刻共情能力的智识群体和读者群。

在他们眼中，面临“凛冬将至”的美国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人物，无论是通过治愈而复苏，还是因毁灭而走向新生，通过确定性的预测来实现国家命运重回正轨，唤起美国不同世代的民众团结与弥补分歧的自觉意识，尽管有时显得颇为幼稚和反唯物主义，但这恰恰是美国社会内部自我觉醒能力的体现，并且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确实都走出巨大的危机而实现了新的飞跃。



那么，对于理解当前美国危机，以及共处世界舞台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或许可以提出我们的方案。 首先从以濒临末代的美国世纪周期而言，美国解决自身困境，寻求超验突围的方式，可能无非两种：一是特朗普现象继续寄生于美国政治，内卷化美国政治，最终以内部冲突的形式而终结；二是以外在冲突、对外战争方式，让美国公众获得共识，团结起来。这一点确实不能排除，尤其是联想到目前令人担忧的中美剧烈竞争与冲突。此处我们应该深思，究竟是中国迅速崛起，不可遏制的百年变局机遇期，还是大国间竞争、崛起与衰落的一般性规律，亦或是因美国自身发展困境所诱发的外部溢出？

中美之间未来如果发生重大且致命的冲突，根本诱因是美国要寻求自身的政治变革、价值变革和经济社会变革。也就是说，班农等右翼人士眼中的中美冲突，是实现美国伟大复兴，伟大复苏的献祭品，通过牺牲和毁灭中国的发展机遇来实现美国的新生。且不说这种推演论调何等荒谬，简单而言，我们是不是要成为美国复兴的垫脚石？我觉得所有中国人都会坚定持反对意见。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道路，要避免滑落和陷入成为美国政治文化周期的轨道中，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清晰美国自身面临的困境，也要想办法让美国民众明晰，避免形成错误的价值共识，避免中国成为美国自我调整嬗变的消极外部因素。未来美国克服内部危机需要的是一场内战，而不是一场中美冲突。为此，我们要做好积极对美传播与沟通交流工作，无论当下遇到怎样的困境，背后都是中美两国民众的长久福祉。

我觉得，2020年对于世界诸大国而言的考验，特别是对中美两国，分外特殊。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国的年轻世代，如90后、00后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中间力量，他们身上的新时代爱国主义特质与我们当下正在纪念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形成了跨越一个甲子的情感共鸣，一个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一个在没有硝烟的病床，这两代人都得到中国民众最广泛的认同和尊崇，这种强大的共识源泉也正是中国能够克服前行中各种艰难险阻的最大动力，可以说危机促成了共识。

反观美国，当他们面临危机的时候，世代间的隔阂与分歧理应得到修补，但我们所看到的是撕裂和极化，这恰恰是解决危机所需要的时代共识。因此，重读《第四次转折》，不仅意味着我们重新理解美国，也能回望而重新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图景，对此我多了一份乐观。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美国可能需要一场内战来解决它目前面临的危机，这让人想起就在特朗普确诊新冠后，拜登立刻发表“葛底斯堡演讲”，当时有人评价这是拜登最像竞选演讲的一次演讲，但问题是在普通民众中引起多大反响？

贾敏：恰好朋友圈有朋友对拜登的新“葛底斯堡演讲”有精妙点评，这里借用一番：如果美国选举是优等生和差学生一同竞选班委成员的话，那么是否那种仅靠一篇优美的演讲辞就能跻身班长的时代，是不是应该到头了？

我们知道民主党阵营有很多才华横溢的写手，这篇稿子大概率是拜登阵营为其量身定做的，所以这篇稿件很有总统竞选的范，但未必是拜登款的。

这里不妨再提《第四次转折》的观点。按照两位作者的划分，拜登与特朗普尽管都出生于1940年代，但他们并非一代人，拜登属于比婴儿潮更早的那代人，所谓的“沉默一代”（Silent Generation 1925-1942）。这代人的身份和特征比较尴尬，比他们更年长的一代，大兵一代（G.I Generation，1901-1924）经历大萧条，赢得了二战，成为美国梦的创造者，然后孕育了骄傲自信的婴儿潮一代。

沉默一代则既没有参与二战的荣光，步入成年的1950年代是个物质丰裕、思想贫瘠的美国社会。因此“沉默一代”的普遍特征是循规蹈矩，善于妥协和忍耐，进取心介于前后两代人中间。

这种描述非常符合拜登的人设，拜登出生平民，少年得志进入政坛，在国会参议院过摸滚爬四十多年，加上八年副总统任期，他的老气横秋与隐忍内敛得到公认，同时缺乏的领导力气质也是有目共睹。加上老年丧子，对小儿子亨特的某种纵容也合乎情理，乌克兰门的事情应不会空穴来风。

拜登如果当选，他会是怎样的一个总统？我以为他显然会是一个弱势总统，他的智囊团队人才济济，但细眼望去都是奥巴马-希拉里时代留下的盛年精英。国内已经有许多文章分析介绍拜登对外政策的十大高手，挨个数来都是似曾相识的。

我想说，他们可能可以在具有同样常春藤背景，充满精英范的奥巴马团队中游刃有余，配合默契，但是和一个年近八旬、思维迟钝且智识平庸的总统共事，这种明显落差或许在双方之间都会留有芥蒂。

在美国历史上，以智识和能力出类拔萃闻名的肯尼迪外交天团，在林登·约翰逊的治下却酿成了一系列外交大败局。此种的原因，我想还是要有一支可靠、高效、但必须忠诚的外交政策团队来执行，目前我们还需要更长时间观望。

这里还是要补充一个观察，那就是从美国历史经验来看，从未有过“沉默一代”成功竞选过总统（拜登是副职），这代人更多活跃在国会山上，比如我们熟悉的佩洛西、麦康尼尔等人。倒是婴儿潮一代人，从比尔·克林顿到小布什，都是特朗普的同世代人。因此，为什么不给特朗普多点胜选几率呢？



观察者网：确实，这种游离感非常强。另外，虽然距离11月3日大选已经非常近了，但人们还是在担心各种“惊奇”，从所谓的“十月惊奇”到“十一月惊奇”，乃至“选后惊奇”，外界舆论从南海猜到台海，您对美国现阶段操作中美冲突的可能性怎么看？最近，中美两国都有老一辈政治家、或是中美关系研究者出来说一些话，比如基辛格提出要为中美冲突重新设限等等，但问题是这些忠告在如今的时代能有多大作用？您怎么看？

贾敏：按照时间谱系，基辛格亦属于“大兵一代”，但是他是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移民，似乎又不能完全归纳美国的世代层次中去；在文化上，他是观察美国文明的外来者、旁观者。基辛格在当下出来点评中美关系，在我看来是一种政治道德责任的体现，无论他说的现在还有没有人愿意仔细听。共和民主两党都把中国当做解决美国社会问题的一剂万能良药。基辛格的发言，实质就是告诫不要玩过火。他知道美国困境的症结所在，也知道中国崛起势不可挡。

基辛格在2014年的《世界秩序》中曾建议中美两国，要走一条共同演进发展的道路。但是老先生没有继续深入剖析，如何进行演进，是线性发展，还是循环往复，还是如现在流行的社会词汇，各自内卷化而实现？ 或许简单来看，基辛格认同斯宾格勒式的文明衰落论认知，美国处于后自由主义秩序时刻，要克制自己的莽撞和好斗基因，避免重回丛林世界。那么中国则处在历史上难得的发展机遇期，更要避免做头脑发热的事情，避免被非理性的民粹思潮所裹挟，避免出现战略性的误判和行动。

作为有丰富经验的外交活动家和思想家，基辛格的话总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有人以为他在选战即将揭晓前说漂亮话，没有多大作用。其实我们可以更理解这番话是给2020年大选的胜出者听得。他希望能在纷争后的中美两国间划出接线，先停火，再谈判，避免不可收拾的场景。

观察者网：对。试想通过一场外部战争来解决内部问题，关键是在当前这样的科技时代，战争程度、规模是无法设想的，谁都无法预知到什么程度会停。

贾敏：美国是碰到过这个问题的，内战是美国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战争，死了六十多万人，之前谁都没有想到过。内战对19世纪的美国影响深远，之后美国社会内部寻求和解、努力发展经济，走上强国崛起的道路。相比较下，二战是对外介入的一场战争，在道德和立场上美国都具有优势，所以二战在美国又被称作完美战争（Perfect War），兼顾正义性、正当性、以及通过战争获取的世界霸权领导者身份。

回到中美之间，首先来看中美之间是否真正面临各类利益和政治利益考量的不可妥协的冲突和对立？我觉得还是言之过早。中美在过去，特别是二战后的70多年国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双方的共识和利益点是愈来愈多的，尽管这个阶段即有热战、也有冷战；既有碰撞竞争剧烈冲突，也有合作交流命运与共。

中美两国的年轻世代愈来愈显现出相同的气质：普遍承认个人价值的重要，一定程度的社会责任感，道德意识的重新回归。由于两国不同的治理模式和社会观念，同质化的东西不被轻易显现，异质化的特征反而被放大。我们应该看到中美两国社会各种演进所产生的那条积极的进步弧线，可能暂时出现交错，但终将再次交汇。

跟中国发生战争，只是一些人的臆想。美国军方高层非常清楚，跟中国打一场仗，毫无意义。美国军方去碰瓷白宫，说中国军力增加，我们也要涨军费；那既然养兵了嘛，总得出去秀一秀，顺便也让国会老爷们听到砸出去的钱有个声响，这本身是美国政治操作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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