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地标(转载自新浪)

stubor · 发表于 2009-9-22 22:57

1978 安徽小岗村

安徽凤阳小岗村

一个考察团在小岗村档案馆前合影留念。中新社发张娅子摄

小岗村重走集体合作之路：探索土地流转命题

当选地标：安徽小岗村

当选理由：1978年，包干到户的发明地　

　　小岗村重走集体合作之路

　　乘车从安徽省凤阳县城往东，过临淮关，东南行至小溪河镇，小岗村很快出现在眼前。

　　31年前，18位勇敢的贫苦农民正是在这里摁下鲜红的手印，掀开了中国农村历史崭新的一页，中国千百万个乡村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纪念建国60周年之际，记者重访这个“中国十大名村”之一的小岗，发现历史翻转，这座名村又有了新的变化，合地、走集体之路，重新成为他们的选择。

　　名村依旧是一个普通村庄

　　2008年3月13日中午，50多岁的小岗村村民杨明吉走在村中心地带的“友谊大道”上。碰到熟人，杨明吉会递上一根香烟，闲谈几句，话题不外乎是，“你家的房子盖起来没有”。

　　此时，全长700米的友谊大道上四处堆积着成垛的红砖、成堆的沙子和建筑石子。友谊大道南北两边，好多家庭正在将老屋拆除，修建新房，有的二层小楼已经初具雏形。

　　洋溢在春风当中的小岗村俨然成了一处大工地。“100来户人家差不多有五六十户在翻修或新建楼房。”小岗村村委会主任关友江告诉记者。

　　今年60岁的关友江年轻时讨过饭，是当年摁下红手印的“十八户”之一。如今的他，同时也是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的副董事长。

　　“家家户户都打算盖房子。”杨明吉告诉记者，国家正在建设新农村，村里盖一栋小楼补贴两万块钱，不过钱还没拿到手。

　　杨明吉的家在友谊大道的南侧，那是一层楼的平房，“上面再垛一层，就成了两层小楼”。

　　这项工程大约花费三四万元钱，杨明吉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不过一下子拿出三四万元绝非易事，“去年儿子才结婚，年底又添了一个孙子，都是喜事啊，花了好几万块钱”。

　　条件好了，不住草房了。杨明吉颇为感叹：“房子盖好了，腰包就瘪了，农村人来钱难啊！”

　　记者眼前的小岗村仿佛成了一个集镇。不仅有社区医疗服务中心，通自来水，有垃圾填埋场，装上路灯的水泥路上还三三两两停着小轿车。不过，村东头满目的葡萄架、村西头黑压压的蘑菇大棚，告诉记者这里依旧是江淮大地上一个普通的村庄。

　　单干搞生产是搞到头了

　　严宏昌是当年搞分田到户的带头人之一。忆起31年前的那个冬天，年近花甲的严宏昌眼里闪烁着智慧和精明：“那时候，想找18个人一起开会，非常难。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只能单线联系。”

　　“譬如说，我和你关系好，我就偷偷地动员你。然后由你偷偷地动员和你关系好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将我暴露。”严宏昌说。

　　就这样，1978年12月，“十八户”的当家人聚集在村民严立华家，摁下了生死手印，分田到户。在摁满手印的“秘密协议”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此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们的小孩抚养到18周岁。

　　1979年，作为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突然处在了风口浪尖。“一开始就给我定了性。说我拉社会主义的倒车，挖社会主义的墙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标准的现行反革命。”

　　严宏昌不服气。他说：“我一个农民，交售了粮食，对国家有贡献，就是光荣的。难道年年吃回销粮反而光荣？”

　　大包干第一年，小岗村大获丰收，严宏昌交售的粮食“差不多完成了二三十年的任务”。

　　三十一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严宏昌的5个子女已成家立业，大儿子开了公司，小儿子出国读博士，严宏昌感到很满足，“现在生活有保证，党和国家政策又好，比30年前不知道幸福多少倍”。

　　不过，严宏昌也颇有遗憾：“小岗村和过去相比，变化翻天覆地；但和其他先进村相比，差距很大。过去这么多年，小岗村错失了好多发展致富的机会。”

　　和严宏昌一样，当年一道摁下手印的“十八户”们都不是很满足，“现在农资价格涨得快，单搞农业生产、靠种地很难致富”。

　　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是分田单干的黄金时期，一家人起早贪黑地干，一年就成了万元户，严宏昌说，1989年自己家花了10万块钱盖了大瓦房。“后来就不行了，小岗走慢了，各种税费、提留统筹负担很重，后来农资价格涨得厉害，一亩地赚不到几个钱，顶多落点口粮。”

　　单干搞生产是搞到头了，青年人开始外出打工。“全村100来户人家，有七八成人家都外出打工了。”关友江说。

　　“分田到户”还能一直沿袭下去吗？多少年后，很多小岗人再次陷入思索当中。

　　重走集体合作之路

　　2008年3月12日，植树节。在小岗村西头的那片葡萄园里，全村老老少少聚在一起，开了个会。

　　“除了外出打工的，村里人差不多都来了。”关友江告诉记者，人很多，没地方坐，有的人只好站着。

　　这次村民会议只讨论了一个话题：土地流转。

　　村里想得很清楚，个体式的农耕作业只能吃饱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合作之路。

　　在这次村民会议上，村里拿出一个方案：以每年每亩500元的价格，将农民的土地反租过来，统一平整，对外招租。引进资金和项目后，办厂子，村里人还可以进厂打工，也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

　　“至少80%的人同意这个方案。”关友江告诉记者，即使退一步说，不把土地反租过来，大片土地集中在一起，进行平整，小田变大田，也可以顺利实现大农机作业，效率会高得多。

　　小岗村当前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招商引资，将这些土地资源利用好。关友江告诉记者，目前小岗村有一个养猪场、一个钢结构厂，还有一个面粉厂今年也要投产。

　　这些工业相比小岗村人致富的梦想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今天的小岗村让周边村庄很是羡慕，然而，尽管头顶着“中国十大名村”光环，和全国其他名村相比，小岗村不论是产值还是人均收入，都有不小差距。

　　种种迹象显示，在“分田到户”31年后，小岗村走向集体合作的脉络越来越清晰。

　　今日集体合作非同昔日

　　“风正一帆悬。小岗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以此开头。

　　沈浩看来，小岗村当前已经走到了一种蓄势待发的节点上。“我们将小岗的产业发展定位于现代农业、旅游观光业。”沈浩透露，近几年来，小岗村不断更新、改良葡萄品种，差不多有600亩土地种上了葡萄，这占了全村土地的近三分之一；村里还发展养殖业，这些都有力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最近三四年，小岗村人均纯收入连续走高，到2007年底已经达到6000元。”

　　全长21公里的小岗大道将在今年6月底前贯通，届时，凤阳县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小岗村的红色旅游将紧密地连在一起，游客从韭山洞出来，可以很快来到小岗。

　　沈浩说，小岗人的收入一年一个台阶，“两年后收入将达到1万元”，农村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也大为改善，“不仅摩托车、冰箱、洗衣机走进了小岗家庭，还有3户人家买上了小轿车”。

　　这位从安徽省财政厅选派到小岗村担任支部书记的“城里人”告诉记者，2004年他第一次来到小岗村时，路非常难走，连当时一位副省长的座车底盘都坏了，虽然有过心理准备，一看到实际情况，心里还是非常落寞。“这些年下来，有时也很委屈，也流过几次泪”，不过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小岗村也一天一天地变好。

　　挂职3年期满的沈浩，本来可以回到合肥上班了，却又被村民们挽留下来了。“小岗村的村民们时隔几十年之后，再次主动按下手印，派代表到省里要求把我留下来。我不能辜负这种信任。”

　　“纪念改革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深化改革。”沈浩说，现在是小岗发展史上的最好时期，小岗人有条件有信心通过集体合作之路，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同时，这种集体合作之路，是一种市场化的道路，和31年前集体制的内涵完全不一样。

　　再扮“试验田”角色

　　2008年3月1日，小岗村和周边的石马、严岗正式合并。一个新的小岗村诞生了，“人口从400多人增加到4000多人”。老小岗村被称作小岗村核心区。关友江告诉记者，小岗村现在描画的集体合作之路，只是在这个核心区进行。“等到时机成熟了，再考虑进行全面推广。”

　　从这个角度来看，“分田到户”30年后的小岗村，再次扮演着一块改革试验田的角色。

　　而实际上，农村土地流转、走集体合作之路，正是全国很多农村地区当前不断探索的一个宏大命题。

　　沈浩表示，在没有任何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的背景下，个体化劳作的小岗能够富裕起来才是不正常的。“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要富裕必须走集体合作之路。”

　　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严宏昌，2000年前后也担任过村委会主任，当时他也曾尝试通过土地流转，种植葡萄，发展农业，他认为，“土地流转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不过，严宏昌表示，走上集体合作之路，一定要妥善解决两个难题，否则就会回到30年前改革的原点，“一是集体化必须能产生更多的收益，农民手中唯一的资源就是土地，一定要比个体经营更赚钱。二是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农民要得到更多的实惠。譬如说，租地的一亩500元钱一定要保证。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

　　这不仅是小岗村再次改革必须面临的两大考验，同时也是中国千百万个和小岗一样没有多少资源和区位优势的广大农村需要考虑的问题。

　　告别严宏昌，路过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时，附近小溪河镇的一对新人正在纪念馆里拍摄婚礼外景。新郎邢正军说：“大包干不仅是小岗人的骄傲，也是凤阳人、安徽人的骄傲。”

　　新人手中捧着的红花，与远处广场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交相辉映，格外耀眼。这里，不仅记录着中国农村改革的30年历史，同时也昭示着中国农村的未来……

　　记者手记

　　变，是唯一的希望

　　这似乎是一片充满神奇色彩的土地。

　　31年前18位农民的惊人之举，被演绎成无数个版本，争相传诵。当年的许多细节其实已经无从追寻，即便是如今，被统称为“十八户”的当事人，也很难过多去描绘他们最初的“英勇果敢”。

　　一切，缘于生存的艰难。穷则思变，几乎已成为中国农村千百年来的永恒主题。走进小岗，你才会发现，中国农民对于这一主题的探索与开拓，还将继续下去。前路茫茫，唯有努力。

　　这或许正是在建国60周年之际重新品温小岗故事的最大价值。除了头上那一道红色的光环之外，小岗其实更像是中国千万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一片贫瘠的土地，千百勤劳的村民，没有更多的优势。

　　变，是唯一的希望。

stubor · 发表于 2009-9-22 23:00

1979 广东蛇口

开发前的深圳蛇口老街(1979年5月)

高楼林立的深圳蛇口工业区

邓小平1984年在深圳蛇口

袁庚

共和国地标之蛇口：中国改革的试管

当选地标：蛇口

当选理由：中国改革“试管”

　　如果说小岗村是中国改革在农村的先驱，1979年的蛇口就是中国在城市的试验。蛇口位于深圳南头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占地面积10.85平方公里。南头半岛南高宽北低窄，形似出洞的蛇头，东侧山嘴，像张开的蛇口，由此得名。

　　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交通部属下的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创办了外向型工业区，创立“蛇口模式”，成为我国第一个外向型工业园区；伴随着商业与经济的试验，蛇口形成的价值观、人才观、时间观、金钱观都迥异于此前的中国；它的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工程招标制及企业股份制，也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措，被视作中国的“希望之窗”，改革的“试管”，开放的“模式 ”。

　　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

　　1978年，时年61岁的袁庚被交通部委任到下属的香港招商局“打开局面”，他的方法之一就是自己发展工业区。最初袁庚考虑在香港购地，后来因地价高昂而放弃。与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时的蛇口就是一片荒滩，是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居的小镇，全镇人口不足千人。镇上只有十多家杂货小商店和几家为流动渔民服务的简陋场所。那时的蛇口与对岸的香港只有一江之隔，但两者在发展的时间距离上却相距遥远，由于这种巨大的差距，每年的夏天，这里便成为内地偷渡者的聚集地。但因其地理位置，袁庚最终选择在这里打开局面。

　　1979年1月31日，袁庚拿到了国务院《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的批复，一块方圆2.14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了招商局，也就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8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蛇口工业区响起填海建港的开山炮。它犹如一声惊蛰的春雷，预示着中国改革开放春天的来临，这一炮被后人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

　　袁庚办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但他却争得了两个权利：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当时，他跑遍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贷资金，前后两年共借进15亿元，这笔钱被用来平整土地、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此外，袁庚还还大大简化招商程序，外商到蛇口办公司，从土地、协议到招工，往往个把月便全部搞定。不到两年的时间，上百家企业在这里落户，而今天大名鼎鼎的招商银行、位列保险业三甲的平安保险，全球第一大集装箱企业深中集等等均发迹于此。

一句口号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

提到蛇口，有一句口号不能不提，那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坐标。

袁庚在招商局上任不久，做的第一笔生意时便对“时间”与“效率”深有体会。当时招商局以6180万港元购买香港中环干诺道上一幢24层大楼，先交定金2000万元。买卖双方敲定的交易时间刚好是周五。招商局原想下班前交支票，然后双方一起吃顿饭，对方却坚持要下午两点之前交钱。结果，双方刚一签字交钱完毕，对方就直奔银行。原来因为周六、周日银行不开门，如果不在周五下午3点之前将钱存进银行，就要损失2000万元3天的存款利息。

袁庚后来回忆中说，“而在招商局，支票在家过夜是常事。我们鄙视市场经济，我们不在乎时间，结果‘百年老店’招商局到我接手时一条船都没有，只有一个修船厂和一幢14层的破楼，所有的资产加起来才1.3亿元。时间就是金钱不是没有道理。”

1982年袁庚提出了这句口号，尽管创造了经济效益，但是在当时却它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能沾上铜臭？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袁庚也说写这标语时，是准备“戴帽子”的。这句口号在中国争论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史上罕见。直到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个口号，袁庚才长舒了一口气。

　　经济改革之外的制度探索

　　袁庚在蛇口这片土地上的改革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蛇口的经验也绝不仅仅局限在经济价值，蛇口被称为“中国改革的延安”、“改革试管”，还有其在经济之外所作的体制与制度改革。他深深知道，没有制度和体制的改革，经济发展就没有保障，不可能获得成功。

　　从1979年10月起，蛇口工业区实行工资制度改革，“4分钱奖金”风波曾牵动中南海，由此引发了分配制度改革；蛇口率先推行的工程招标，拉开了深圳市基建体制改革的序幕，为中国基建体制改革起到了先锋和探路者的作用；在全国首次实行人才公开招聘，不仅输送了专业人才，还输送了一批政治精英；1981年蛇口工业区第一批职工住宅水湾头B区四栋楼竣工，七八十户职工喜迁新居，由此迈出了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的第一步；1982年，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曾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成为中国人民打破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先声……

　　蛇口模式随后在深圳推广，成为中国特区的雏形。

　　蛇口重新定位寻求转型

　　作为先行者的蛇口完成了中国改革试验的使命后，在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在全国的推广、深圳市改革开放重心东移至罗湖后，名噪一时的蛇口开始变得沉寂。但是蛇口创新和发展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转换角色之后，蛇口工业区重新定位，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水平，已经发展成一个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大型企业。

　　1990年，深圳市南山区成立。蛇口工业区抓住这个历史机遇，适时提出“还政于政”的改革方针，先后向政府“上缴”了项目审批权、进出口权、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险管理权、海事权等，再后来，医院、学校、幼儿园和市政设施也交给了政府。把属于政府的还给政府，集中精力把企业管好办好，蛇口工业区找到了自己新的角色定位——把工业区作为大型企业来经营，争取利润和股东回报最大化。

　　从1995 年起，转型后的蛇口工业区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经过两年清理，工业区从一百几十家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退了出来，只保留下那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蛇口工业区开始谋求从产业链的底端向中端和高端转移。到2002年，经过几番产业梳理和整合，蛇口工业区确立了新的定位，形成了目前以地产、物流为核心产业，高科技、园区服务为主营业务的新的产业格局。

　　创新是蛇口人生生不息的精神财富，已经深深镕铸在蛇口工业区的企业文化中，成为蛇口工业区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如今的蛇口又在酝酿新一轮改革，启动了“再造新蛇口”工程。或许再过三五年，面对经历凤凰涅槃的蛇口工业区，人们又会惊叹：风景这边独好。

stubor · 发表于 2009-9-22 23:02

本帖最后由 stubor 于 2009-9-22 23:03 编辑

1982 浙江义乌

这是1986年9月建成开业的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的资料照片。

这是1984年底开业的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的资料照片。

这是1992年建成开业的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的资料照片。

浙江义乌：商业的奇迹发源地

当选地标：浙江义乌

当选理由：1982年，在中国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

　　【导语】

　　“1982年，我还在读幼儿班，家人抱我去妈妈的摊位玩。那时的摊位，其实就是块一米见方的水泥板。那时的市场，比农村的菜场还要破烂。”2009年9月7日，金罕岗坐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自家的店铺里，三十多平方米的商铺干净整洁，墙上挂满了色彩绚烂的围巾。他是义乌市罕美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是义乌第一批个体户之一何海美的儿子，而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湖清门小百货市场，成为了他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作为新老两代义乌创业者，母子俩共同见证了义乌——这个被誉为“华夏第一市”的城市，从一无所有到什么都有，从“鸡毛换糖”到拥有一个集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于一体的商品交易市场的全过程。

　　从鸡毛换糖到马路市场

　　改革开放前，义乌只是浙江中部一个贫困的农业小县，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农闲时，“鸡毛换糖”是义乌货郎们传统的谋生手段：他们挑着装满敲糖的箩筐，摇着拨浪鼓走街窜巷，换取鸡毛和牙膏皮等废品。70年代，货郎们放下了糖担，改为去各地农村集市摆摊兜售小商品。义乌稠城、廿三里两镇的农民在马路两侧，也摆起了地摊。

　　1978年，古装电影《红楼梦》在义乌热播了三天三夜，24岁的何海美拿着剧照，在电影院门口的石板上摆起了小摊，买照片的人围了好几层。她清楚地记得，摆摊三天她赚了两百块多钱，当时她丈夫的工资是33元，儿子金罕岗刚刚2岁户口还没落，家里非常困难。为了孩子，她开始了经商生涯。

　　1982年3月26日上午，就稠城市场整顿问题，县政府再次召开由一名副职主持的县长办公会。当时工商局副局长叶荣贵、城阳区工商所所长王廷腊，也列席了这次会议。这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开放前夕著名的“第二次县长办公会议”。会议明确宣布：农民要富裕，就是要允许农民参与经商。大家都要支持，谁也不能眼红！何海美当时就站在会场的过道里，热泪长流，因为她知道，以后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做生意了。

　　1982年9月5日，在一条臭水河上，因陋就简地架起水泥板用作简易摊位。义乌第一代马路市场——湖清门小百货市场悄然开张，何海美也成了市场的第一批商户。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马路市场正式开放后经营队伍迅猛扩大，摊位数直线上升，仅3个月时间就增加了一倍多，达700多个。1984年，这个市场的成交额达2321万元。

　　五易其址，九次扩建

　　1984年，义乌正式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义乌市场的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那年12月6日，市场从“湖清门”迁到了“新马路”，改名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在这个专业市场里，用钢骨棚架撑起摊位，水泥板作柜台，蓝色玻璃瓦盖顶，摊位编排有序，内含小百货、服装、尼龙袜和针织内衣等大类，开始出现划行归市管理的理念。

　　1985年，何海美与5000多位经营户喜气洋洋地搬进了室内市场，再也不用日晒雨淋了。而她的生意早已从明星照片转向了服装类。

　　1986年，市场第三次搬迁，由新马路移址城中路边，投资440万元，占地44000平方米，设固定摊位4096个，临时摊位1000多个，当年的市场成交额就突破亿元大关。义乌第三代小商品市场经两次扩建，到1990年底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

　　1992年，市场第四次移址扩建成了首个大型室内市场——篁园小商品市场。同年2月，第一期工程开业，占地60000平方米，摊位710000多个，投资1.05亿元；国家工商总局发文批准义乌小商品市场更名为“中国小商品城”。1994年10月，篁园市场第二期工程建成开业。同年市场成交额突破100亿元大关，达101.17亿元。　　　　　　　　　　　

　　1995年11月，第五代市场——宾王市场建成开业，投资4.2亿元，占地28万平方米，共设600间门店和8900个摊位，从业人员2万余人，主营副食品和服装两大类。1996年何海美进入了宾王服装专业市场。

　　2008年10月，何海美得到了国际商贸城三期A区围巾类47331商位。而儿子金罕岗大学毕业9年，早已成长为她的得力助手。

　　真正走上国际化的义乌

　　“在国际商贸城，我们的生意真正走上了国际化。”金罕岗说，“我们的企业在商贸城里有三个商铺，经营面积达到上百平方米。”

　　如今，站在将近十公里、连接四五条街的国际商贸城巨大的市场建筑群前，强烈的震撼冲击着人们的视觉神经。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斯坦利所说的“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一点都不夸张。

　　这个国际商贸城有多大？工作人员给了一个测算，要是一个人平均在每个摊位的逗留时间为3分钟的话，那么他要一年才能走完整个小商品城。据介绍，国际商贸城一期、二期、三期总建筑面积达272万平方米，其面积3倍于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是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单体建筑。有关部门统计，在义乌市场销售的商品共有34个行业1502个大类32万种商品；至2005年，汇集了16个大类、4202个种类、170多万种单品。

　　“有党的好政策，义乌市场肯定能繁荣下去。因为义乌人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市场，对市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主动承担责任，我们薄利多销、诚信经营。”随着义乌的发展一路走来，见证义乌市场从无到有、从“鸡毛换糖”到拥有一个集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于一体的商品交易市场的全过程，何海美这样告诉记者。《钱江晚报》记者方臻子

stubor · 发表于 2009-9-22 23:05

本帖最后由 stubor 于 2009-9-22 23:07 编辑

1987 天津大邱庄

大邱庄文化广场

大邱庄美丽的风景

当选地标：天津大邱庄

　　当选理由：1987年，全中国农村的楷模

　　文/本报记者郝博闻穆德旺任博图/本报记者常亮

　　导文：

　　大邱庄曾经是高调的。集体经济的大锅饭制度和快速工业化的市场经济，这个北方的小村庄变成改革中的先进体，从1987年开始。

　　大邱庄，距天津市区30公里，笼罩在淡蓝色的空气中。大型运输车经过的路面石沙飞扬，镇子的周边高耸着烟囱——向人们展示高度工业化的成果。这个曾经振兴于钢铁的村庄，现在是外来人口的创业“天堂”，它更像是一个人到中年成功男人——热情、成熟、若有所思。

　　大邱庄的工业化之路是广场上的老人、工厂里的师傅、香港街上老板——这是由本地人、外地人、过客组成的大邱庄，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目的，并最终被时代打上鲜明的烙印——清醒、勇敢、拼搏。

　　改革开放30年后，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大邱庄开始寻找到自己的最新定位。这个乡镇是天津这座城市的一个侧面：它努力、开放并包容，永远在寻找更高的腾飞。

　　工业之变大邱庄改制中企业的退潮与涨潮

　　大邱庄的改制，最集中体现在工业上。在工业改制之前，率先完成的则是住房、福利等制度的改制。改制的钢铁企业都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阵痛期”，如今很多新型的钢铁企业已经悄然崛起。

　　现在提起大邱庄，仍能从数字中找到它与这个时代擦出的火花。

　　460家工贸企业，总资产达96.5亿元；500万元以上规模企业75家，亿元以上企业45家。大邱庄生产的热轧薄板、热轧窄钢带分别占全国的5%，焊管占全国的21%，是全国最大的焊管加工基地。

　　虽然10年里全国各个农村发展也是突飞猛进，但大邱庄的领军者地位却一再被人提起——改革路上，大邱庄功不可没。

　　改制后被重写的商品房格局

　　大邱庄延续着辉煌的过去。

　　1990年，当时村里仅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那时的年人均收入已经达3400美元，是全国人均收入的10倍。

　　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那个年代，国家大力推行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被认为是拯救农村的良药，而大邱庄则成为工业发展的典范。

　　1993年11月18日，大邱庄撤村建镇，为镇管街体制，原先的四大集团分别改为尧舜街、万全街、津美街、津海街。

　　两年后，大邱庄开始了改制历程。第一步实行的是住房改革，房改的思路是“居者有其屋，房产私有化”，老房子按照面积、年限折旧，平均返还给每个家庭两三万元补帖，然后由居民自主购买。

　　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自此，大邱庄住房实现了商品化。房款收回后，镇里统一规划，重新建设了7万平方米的住宅，新房子按市场价格继续出售。

　　住房的改革是跟紧了全国的形式，也是大邱庄改制的一个转折点。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邱庄农民的生活已经开始改变，表现最明显、最快的就是住房。

　　大邱庄改革前，村民住的都是土坯房，条件非常差，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是常有的事，后来开始集体盖砖房，所有农民都搬进了砖房，生活条件算是有所改善了，乡亲们都很高兴。

　　村里的老人杨全胜回忆那时大家听说要搬进楼房都很高兴，都盘算着能住进多大的房子。“一般都是先盖起一栋楼，贡献比较大的人先住进去，然后腾出来的平房再推掉盖楼房，就这样一步步地，全村的人都住进了楼房。”

　　杨全胜家原来住的就是一个大院，南北四间正房，东西四间偏房，拆掉后分给一家五口人一间六楼的三室两厅，130多平方米。这是典型的大邱庄式住宅，有个八间房的小院就能分到一间单元房。“按人头分大小，家里人多，分到的面积就大点。也有分到别墅去的，那些咱们比不了，都是有大贡献的，起码是车间主任以上级别的人。”

　　1997年，大邱庄的万全集团盖了第一批商品房，总共6幢楼，每平方米1000元。杨全胜老两口岁数大了，嫌六楼太高，就分期付款买了间二楼的的单元房，150多平方米。他们老两口现在住的就是1997年买的房子。原先130平方米的老房子只卖了6万块钱，杨大爷说当时由于房子楼层太高，根本卖不上价。

　　金融危机下的艰难前行

　　住房、福利等制度成功改革后，大邱庄迎来了工业改革。“改制就是企业都是个人的了，原来是给集体干，现在是给老板干。”这是企业产权改制后，大邱庄村民中当时最流行的说法。

　　住房改革只是大邱庄改制历程的头一步，医疗、交通、通讯等十几项福利制度改革随后相继展开，一些显得“浪费”的福利待遇被取消，那些集体产权的六七百辆轿车，包括奔驰、林肯，也统统拍卖。

　　这些改革为企业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同时也为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打下了基础。改制效果很明显，大邱庄以前的“长流水”、“长明灯”不见了，仅电话费一项改革，当年开支便由150万元减少到50万元。

　　虽然改制缓解了企业的困难，但那些自始打拼的“老一辈”却颇感不痛快。在大邱庄鼎盛的时期，集体为村民开出了高福利清单：水电气暖免费、住房免费、通讯交通免费、上学免费等福利措施多达15项。杨全胜现在经常拿以前的制度说事：“当时除了吃饭、买衣服，干什么都不用花钱，就连灯泡坏了都等着集体给换。”

　　从1997年6月开始，大邱庄对全镇企业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对企业改制，实行一厂一策。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三社一自”，也就是由集体的社区股、与企业上下关联的社团股、管理层加入的社会法人股，还有企业职工或外来的自然人股组成，实行股份制。二是“先售后股”，就是对净资产在几百万、几十万元的企业，通过竞标先由买家买下来，先卖掉再进行股份制改造。三是对亏损企业实行资产剥离，零价出售。把债务剥离到集团，目的是盘活企业。

　　这一年可谓是风起云涌。改制当头，大邱庄就来了个“头彩”，先是工业销售收入达到了117亿元，而后国内生产总值又达到16亿元，仅仅税收就有9700多万元，镇里的官员提到这组数字时就兴奋起来：“经济上可以说进入了大邱庄最高峰时期。”

　　然而兴奋只是暂时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邱庄终于在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中进入了艰难时期。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国家从这一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各家银行紧缩银根，停开承兑汇票，大量信贷资金和社会游资从大邱庄撤出，企业赖以生存的资金链被掐断。在经历了最高峰经济增长的辉煌时期后，大邱庄这支“蓝筹股”进入了艰难时期。

　　到1998年底，大邱庄工业销售收入由1997年的100亿元降到60亿元，税收由9300万元降到6000万元，有一半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筛出好企业做大做强

　　金融危机的袭来对于刚刚完成企业改革的大邱庄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尤其是那些刚刚承包国企的私有企业。

　　企业改制，大邱庄原先的四大集团变为四个街道，原先集团里的厂子全部私有化，或者承包，或者买断。

　　某钢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顺强(化名)说：“村里钢管厂至少有100家，小规模的厂子至少占一半。这些小型钢管厂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产量小，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波动，他们从改制以后就在艰难地生存。钢管集团基本上可以左右大邱庄钢铁企业的成品价格。”

　　顺意钢管有限公司的生产厂长刘金清已经在厂里工作了28年了，他对曾经的辉煌如数家珍。他说厂里15年前有600多人，每年产钢管六七万吨，普通的工人一个月能拿到六七百元的工资，这在当年已经相当不错了。刘金清说：“那个时候技术有限，生产的都是薄壁管，管壁厚度只有0.6~0.7mm，但职工的生活水品已经不错了。”

　　现在顺意钢管年产量至少能达到十多吨。这一数字与十五年前比提高了40%。现在厂里每个工人月薪能达到2000~3000元，带班长能达到4000~5000元，像刘厂长这样的中高层，年薪可以达到10万元以上。

　　但天津社会科学院的蔡玉胜对于大邱庄现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依然有忧虑，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大邱庄发展较早也比较快，他们有着很好的基础，但随着友发这样实力雄厚的集团的异军突起，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很困难的。”

　　由于最近钢的原材料一时一变，不断下滑，大邱庄一些中小钢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据刘金清介绍，十五年前，带钢的价格是每吨1500元，到去年八月份，这一数据已经升到了每吨5830元，而到今年八月中旬，价格急转直下，到了每吨4500元，到八月底，已经降至每吨3500元，往后还得降，产品放在那其实就是在赔钱，大邱庄的问题其实是整体市场形势不好。

　　恒基钢业有限公司就是承包的原钢管总厂的厂房和设备，一年的租金200万元。公司的生产厂长杨旭雁刚来这个厂只有三年，他说这已经是这个厂子的第三次更换主人了，前两拨都因为经营不善退出了，他们现在也是勉强维持生存，虽然也还是有赔钱的可能。但大邱庄底子厚，几年前积淀下来的“工业文化”给这些厂子吃了“定心丸”。

　　新兴企业发展速度迅猛

　　大邱庄的工业目前有很明显的特点，新兴的企业蓬勃发展，而经历过改制的小企业则是充满了艰辛。但改制未尝不是件好事，他像筛子一样，让好的企业做大做强，让小企业重新整理思路。

　　蔡玉胜也认为：“这是大邱庄单一工业化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初还带有一点行政性质的企业模式，随着发展必然发生改变，但那种性质下成立起来的小企业一定会不适应市场发展需要，一定会被市场淘汰，这是早晚的事。”

　　在大邱庄，年产值超500万元的规模企业75家，其中超10亿元以上的7家，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的38家。友发集团、宝来工贸、兆博实业、大邱庄薄板等一批规模企业，有力带动了大邱庄地区钢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

　　据张顺强介绍，友发集团现在是全镇最大的企业，在2008年还闯进了中国企业500强，列第314位。

　　此外，全国最大的角钢生产企业兆博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国标角钢，市场占有率达到天津市的95%。大邱庄薄板有限公司则是我国首家在纽交所上市的民营企业。

　　张顺强说：“由于产业集中度大，大邱庄的钢材产量占天津市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螺旋焊管占到全国市场的50%，成为全国最大的焊管加工基地。”

　　在大邱庄镇上，很容易看到顶着黄色灯的出租车，市里的“的哥”们都叫他们“黑出租”。一位出租车司机介绍说，在大邱庄的百亿大道上，一天24小时都有车经过，而且很多都是装载几十吨、上百吨钢材的重型卡车。

　　就在小企业正为生存而自我调整的时候，张顺强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小厂的抗风险能力就是差，像我们集团下属11个全资子公司，就可以互相有个照应，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强，不会轻易陷入困境的。”友发集团仅母公司一家一年的产量就可以达到100万吨，工人的待遇当然比中小企业的工人还要好一些，退休后也相对有保障。”

　　蔡玉胜也很认同张顺强的观点，他说：“虽然大邱庄的产能和经济发展还是比较突出的，但实际上钢铁产业已经不能算是朝阳产业了，现在应该在产业结构上不作调整，将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会很好。

大邱庄的变革，由工业而起，最终落在生活上。企业的“公”、“私”之变，生活是它的“倒影”——有人还在怀念那个事事不谈钱的“公时代”，更多的人却已经享受到“私时代”里的富裕生活。这反映在曾经繁荣的香港街，老一辈“议事堂”的活动中心和建设成排的私人别墅中。

　　老年活动中心成坐标

　　老年活动中心是大邱庄老年人的聚集地，2007年11月16日建成的，从那一天开始，大邱庄镇的老人们就有了固定的娱乐场所。

　　老年活动中心是镇里人捐款建成的，总共捐了326万余元，在活动中心的墙上专门有一个公德簿，记录着每一个捐款人和捐款数额。活动中心有棋牌室、健身房、阅览室和观影厅，每周五的时候，市京剧团、评剧团还来给老人们唱戏，能够容纳200人的演出大厅经常是座无虚席，没座的只能站着听。

　　每天早上9点，62岁的杨全胜都会准时到大邱庄镇上的老年活动中心上班，他们一共两个人，主要就是负责安保工作。在值班室有两张床，杨全胜他们每天中午都会在床上睡一个小时的午觉。杨全胜大爷家里不缺钱花，但他总觉得在老年活动中心过一天比在家里有意思多了，还能见到很多老乡亲。

　　84岁的李长功是老年活动中心的常客，只要不下雨，他每天中午吃过饭后都会去的。尽管大邱庄早已经升格为镇，但李长功说话时嘴里提到最多的还是“村”，他说村里的老人们基本上都认识，老年活动中心就是他们聚会的地方。

　　杨全胜说，尤其在冬天的时候，老年活动中心的人特别多，很多老人们都围在一起看电视、聊天。坐在保安室的杨全胜指着一楼大厅几个上岁数的大爷就说：“你别看他们穿得很一般，但家里都很有钱，离咱们最近的这个大爷家里有好几辆车呢，在这里说不定哪个大爷身家就上千万呢。”

　　李长功从上个月开始从尧舜领取400元的养老金，之前一直都是领取每月200元的养老金。尧舜街从今年7月份开始调整了发放养老金的额度，依旧从60岁开始每月200元，70岁每月300元，80岁每月400元，90岁每月500元。除了尧舜街之外，万全、津美、津海三条街每月都只发200元。过年和八一节的时候，发给米面。从今年开始，李长功的大儿子也可以开始领每月200元的养老金了。

　　刘金清也说：“我60岁退休后每月可以从街道领200元的养老金，那时真的就是200元，没有效益工资了。”

　　香港街无法满足消费

　　随着工业发展，大邱庄人的生活水平一直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原先的香港街已经无法满足现在人们的购物需求。

　　平日的时候，香港街是镇子里最为繁华的地方。1992年，这条街建成，当地人给它起了个很“资本主义”的名字——香港街。这里也曾经被誉为当地的“南京路”。

　　香港街上的店铺可谓是五花八门，饭馆、服装专卖店、超市、电脑城、网吧、台球厅一应俱全。

　　街是东西向的，用巴掌大的六方形水泥块铺成，但街上除了一辆辆驶过的轿车外，行人并不多。街道依然是旧模样，但是店铺已换了好几茬。

　　42岁的张楠是地道的大邱庄人，他在香港街的把角处开了一个拉面馆，雇了几个外地人打工。前几年，张楠在当地开了一个家装公司，但生意很不好，所以他就给关了。现在这个拉面馆开了有五年了，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赚个万捌千不成问题。

　　一旁的东北饭馆，老板黄梅是黑龙江人，来大邱庄已经10年了。她开饭馆有几年时间了，生意算还可以，“我听老人们说，现在香港街的人流比前些年要少很多了。”黄梅很羡慕自己有的老乡，“他们来得早，有的八几年就过来了，赶上了好时候，大多变成了老总、有钱人。”

　　黄梅说现在的香港街已经同十几年前的那条著名的商业步行街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香港街以餐饮和娱乐业为主，外地厂商来大邱庄，都在这条街上谈生意，而现在香港街已经和周边的黄山道、长江道一起成了集购物娱乐为一体的商业街。

　　大邱庄镇里人几乎没有逛夜店的习惯，晚上天刚擦黑，店铺就都关门了。张楠说大邱庄的有钱人现在都是“国际化”的思路，一般都不会在镇里买东西，而是去市里或北京，甚至去国外。

　　大房子里的好生活

　　现在大邱庄的别墅楼已经由房改前的100多座增加到500多座，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汽车。

　　这些都是工业发展带来的改变。

　　1994年，杨全胜23岁的儿子结婚后搬离了父母的家。小两口没赶上分房，起初就住在集团分的一间40平方米的独单里，房子虽然让他们住，可是产权不归私有，小两口住得也不舒服。

　　2001年，他们存钱买了一间102平方米的商品房。2006年，杨全胜的儿子又搬了新家，住进了一间189平方米的四室两厅，当时花了26万元，还带个车库。杨全胜说：“我儿子开着一辆十多万的车，就是东风日产的蓝鸟系列，不算是好车了。村里有钱的可多了，有的是开好车的，有的还有好几辆呢。”

　　据杨全胜介绍，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嫁在了本村，一个嫁到了外村，嫁到外村的女儿住得要更宽敞些，可惜不是楼房。周边的这些村庄，只有大邱庄的楼房最多，现在几乎看不见平房了。

　　与杨全胜相比，李长功的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他有三个儿子，他和大儿子一起住在一个60平方米左右的独单里。李长功的大儿子今年60岁，退休前一直在津美集团上班，他说现在厂子里要的都是年轻人，他们50岁就得退休了。如今他在友好集团的工厂里做卫生，每个月能赚1068元。

　　李长功的大儿子也有三个儿子，二儿子最有出息，在津美集团下属厂子担任技术人员，每月能够赚到6000多元。

　　和大邱庄很多外来务工者一样，38岁的张猛是大邱庄薄板厂的技术骨干，他的月薪能够达到5000元，当厂里产量高的时候能够达到7000元。张猛是1990年从东北来到大邱庄的，他最早来到薄板厂时只是一个学徒工，如今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将近20年。

　　2007年，张猛把老家的媳妇和两个儿子都接到了大邱庄，住在单位的两间宿舍里，没有房租，彩电、冰箱都是免费提供的。张猛计划着再过几年买套150平方米的大房子。

　　杨全胜平常穿得十分朴素，但他的家里并不缺钱，目前他们老两口住着15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大邱庄镇现在的商品房一般都是每平方米2000多元，最贵的能达到每平方米3000多元。

　　大邱庄大事记(截止到2009年6月份)

　　2009年1~6月份，完成生产总值20.7亿元、工业销售收入22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1.5%和10%。人均收入5900元，比去年同期纯增500元，

　　2008年，全镇生产总值完成3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实现工业销售收入380亿元，增长23.4%；实现利润14亿元，增长11.8%；全年钢铁加工量1700万吨，各项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2001年，税收下滑到3700万元。

　　2001年8月23日，百亿道重新开通。

　　2001年3月，大邱庄镇招商办公室成立，为投资企业提供全程服务。

　　1998年6月9日，大邱庄被注册为商标，使用商品为啤酒、矿泉水、制矿泉水用配料。

　　1997年，工业销售收入达到了117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6亿元，税收9300多万元，大邱庄经济上达到了最高峰时期。

　　1996年，进行了四大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交通、通讯工具改革；物业管理改革；产权制度改革。

　　1996年9月11日~24日，大邱庄镇所属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个街组建党委工作圆满结束。

　　1995年11月20日，大邱庄镇赴港恳谈团在港活动五天，签合作意向8个，协议投资金额3亿人民币。

　　1995年10月，大邱庄镇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在原有四大集团公司之下又新组建了22个集团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1993年11月18日，大邱庄撤村建镇，为镇管街体制，原先的四大集团分别改为尧舜街、万全街、津美街、津海街。

　　1992年，将四个工业公司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

　　1990年，大邱庄工业总产值、纳税及纯收入在全国村级乡镇企业中均占第一位，人民生活超过了“小康水平”，赢得“中国第一村”美誉。

　　1987年，将以冷轧带钢厂、高频焊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的四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

　　1983年2月23日，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成立。

现在看上世纪80年代的大邱庄移民潮，很像美国上世纪40年代的德克萨斯。人们因为发现金矿的存在蜂拥而至，最后建立起现代化的城镇。

　　大邱庄不是大邱庄人单枪匹马建出来的，持续到本世纪的农民工潮让这座镇子有了多元化的气质存在——除了高度工业化项目的蒸蒸日上，东北菜亦影响这着普通人的生活。

　　大邱庄的原住民，退出工业化早已是几年前的事情。现在一线劳作人员大部分是外来人口，他们是这个镇子得以领先的助推器，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移民做出了走向富裕之路的脚注。

　　一张文凭分割的办公室生活

　　刘伟林坐在8平方米办公室里，两张桌子、两张沙发、一个文件柜。墙上贴着一张纸。“非本单位或与工作无关不得使用”，底下是一台复印机。刘伟林如果不动，这间屋子静得就像没有人一样。

　　这是尧舜集团的一家泡沫厂，坐落在大邱庄的“郊区”，当地人管这里叫“开发区”。从镇上开车几分钟就能到达，穿过堆满钢材的厂区，大邱庄淡蓝色的空气逐渐消失，“开发区”被围在一片玉米地当中。

　　刘伟林25岁，办公室在三楼，和公司老总的办公室在一层，负责行政工作。

　　下午3点多，他电脑上的QQ隔一会就发出“嘀嘀”的响声，他说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可以通过网络联系，“这也算是先进化的一种吧”。

　　他是大学生，毕业于郑州某大学法律系，之前的高中和初中都在哈尔滨上的，那是他的老家。

　　他说自己算是三分之二个大邱庄人，因为父母属于镇子上的第二代移民，1992年从哈尔滨来这里务工。那时哈尔滨移民大邱庄的大潮已经形成规模，最早能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

　　刘伟林一家有着典型的移民特征——父母在镇子的工厂工作，孩子在老家上学，刘伟林大学以前的记忆还是在哈尔滨，可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大邱庄工作，在他看来，这里没有城市那么大的压力，却比城市有前途，“在这里做企业员工，即便是普通工人，大多收入都比城里高。”

　　文凭给了他还算不错的待遇，一间办公隔开了“体力工作者”和“脑力工作者”的生活常态。厂子里的“体力工作者”都挤在一楼的一间屋子里，那里只有几张长凳和数个烟灰缸，里面的人大多也是外地务工者，有些人刚卸完货进屋，满身大汗。

　　有的时候，刘伟林也很羡慕他们。一楼烟雾缭绕的屋子里，一些人是有“手艺”的，刘伟林觉得焊工或者钳工都是靠“手”吃饭，他也想学一门手艺活，因为，“在工业化的乡镇手艺更吃香”。

　　以前是打工者现在是小老板

　　58000人，这是大邱庄外来人口的数字，占全村总人口的77%。他们大多来自东北。哈尔滨人数最多，有将近25000人，其中克东县占了15000人，剩下的分别来自青冈县和其他一些地区。在2008年的一些统计中，外来务工者成为镇子的主力军。

　　“以前是打工的，现在很多做了小老板。”一家东北菜餐馆里，老板说出这句话时满脸笑容。她指了指对面的台球厅，“那是内蒙古人开的，也做得还算不错。”

　　在外地人眼里，从一个村镇“转移”到另一个村镇，最多算是移民，但到了大邱庄，更多的人甩掉“外来务工”的帽子。

　　菜馆的老板叫李珍，1996年为“淘金”来到大邱庄。她的亲戚们现在还在东北，她和丈夫每年回去一次。

　　李珍的孩子也在哈尔滨。她想过，孩子读大学一定要到这边上，“我寄希望于天津能给我孩子一个好前途。”

　　菜馆才开业四个月，早些时候，李珍一家都在大邱庄做建材。大邱庄镇子上几乎没有平房，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的精装修风潮，让这一家东北人瞄准了建材市场。

　　2008年年底，经济危机爆发，李珍的建材生意急转直下，做得越来越困难，最后她决定在香港街租下一间门脸卖东北菜。“东北人这个市场总是有的，短期之内不会消失吧。”

　　香港街上还有不少外地人开的店铺。1997年后，大邱庄长期以来的集体制度式微，私营经济和个体户开始涌现——服装、餐厅、理发店、网吧，这条大邱庄的“南京路”已经成为外地人的生意据点。外来打工者开设店铺成为业主再雇佣其他外来打工者，几代移民就是在雇佣与被雇佣间产生交集。

　　“准城市化”生活的诱惑

　　与刘伟林不同，李珍一直希望能干出个样子，然后回家“养着”。但干成什么样才叫有样子，李珍想了半天也说不好。

　　“就是赚一大笔钱吧。”她说。

　　李珍的丈夫，现在还在做着建材的生意，虽说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也不至于赔钱。之前他在津美集团做工人，但他更看重个体私人经济的前景，于是执意决定要“下海”经商。

　　“有一段时间，特别是改制那会儿，大多数外地人都留下了，人们开始寻找商机。”李珍注意到，一些人承包了村里的田地，重新开始务农。

　　但是，大部分人不愿意做这份工作，因为“看起来太乡下了”。

　　更多的移民是因为当初看好了大邱庄的工业基础和“准城市化”的生活条件，他们想甩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一些人还想以大邱庄为跳板，在这里练就一身本事，然后去天津市里谋生。

　　“总之，不能再当农民了。” 刘伟林也这么说。在他看来，考大学就是为了扬眉吐气。

　　他的父辈们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四大集团最为辉煌的时期，加上那一代人踏实的作风，很希望他能够在其中一个厂子谋职。

　　“我现在的状况很让他们满意。”

　　但刘伟林的话语里还是透露出希望能出去“闯闯”的想法。可现实是，他琢磨怎样能尽快在镇子上买到一幢房子， “我希望能得到大邱庄身份，这里工作方便，若是结婚，也要落脚在这里，毕竟镇子有很好的基础，我以后的发展，这里都能为我提供便利的条件。”

　　几代外来者的身份认同梦

　　刘伟林现在有很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镇子上的大部分外地人一样，身份认同成了大邱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更多的人认为自己“就是大邱庄人”。

　　2008年大邱庄的一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乡镇企业职工一共为13672人，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外地人”，而在镇子上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仅为100人，他们“基本都是外地人”。

　　这些外地人组成了大邱庄强大的“外援团”。有报道称，仅哈尔滨克东县向大邱庄输送的外来劳动者，年创收就达3亿多元。数字在李珍、刘伟林和其他外地人眼里更是实际的话语。多数的外来人口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工厂的决策层和管理层，从而脱离壮劳力的名头。

　　“本地人能提拔使用的都得到了提拔使用，实在提不起来留在一线劳动的不足5%。”刘伟林算是幸运的，大学毕业的文凭让他能坐上“三楼”的办公室，不至于起早贪黑地在院子里折腾，一些外地人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也像我一样回到镇上，寻找更好的工作契机。

　　“白领，”李伟林说这个词的时候顿了一下，“一个农民进城先当蓝领工人，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有可能当上白领职员，可是大邱庄大批农民‘泥腿子’，仅仅几年或一、二十年的工夫，就进入了白领阶层。”他说这可能是大多数外来务工者能留下来的原因，“即便在城市里，这也算是快的了。”

　　2005年的时候，大邱庄成立了天津黑龙江农民工联谊会，通过努力，静海县及大邱庄一些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一些不合理收费得到了纠正。

　　新的户籍政策也得到了启用——本省户籍证明、暂住证、企业务工证明、街道租房证明，凡持有“四证”的农民工子女均可享受天津市市民同等待遇。

　　这算是大邱庄外地人的喜讯，他们离“大邱庄身份”更近了一步。

　　再改革一次，大邱庄！

　　对话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蔡玉胜

　　《大众生活报》：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到了一个什么水平？

　　蔡玉胜：从2005年以后，农村改革就已经开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了。最初的理解是用信息化改造工业化，后来变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剔除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工业增长模式，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化的发展模式。

　　《大众生活报》：大邱庄的工业化发展能否作为一个农村工业化的一个典范？

　　蔡玉胜：实际上，从全国情况来看，大邱庄也不算是个例，但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是典范，尤其是在北方，大邱庄确实是敢为天下先的。但现在来看各地农村追赶的势头是很快的，所以大邱庄现在需要加速度。别人太快了，而且发展得很科学。

　　《大众生活报》：您觉得近10年大邱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是什么？

　　蔡玉胜：生产结构单一。虽然工业的发展让大邱庄在很短时间内实现脱贫，并且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但确实是不可持续的。

　　《大众生活报》：如何解决？有什么建议？

　　蔡玉胜：大邱庄下一步的重要事情，还是要想方设法充分利用品牌优势和比较好的发展基础，产业要做一些适当调整。

　　此外，大邱庄离团泊新城、水库也比较近，要利用这一地理优势，试着发展一些农村旅游产业。

　　现在周边农村的规划已经非常全面了，一产、二产、三产发展非常和谐，而大邱庄还主要依靠是粗放型的第二产业，将来应该考虑把第三产业发展起来，另外，第二产业的钢铁初加工也要考虑向升值的方向发展，要考虑逐渐向成品化产品发展。

　　《大众生活报》：大邱庄工业发展中，哪些问题还需要注意？

　　蔡玉胜：大邱庄是全村炼钢，整个镇子就像是一个大的产业园，这么大一个产业园，它的治理、治污能力有多大，很值得研究、改进。

　　而且大邱庄的很多中小型企业厂房就在镇中心，与生活区的区分不是很明显，环境保护迫在眉睫。

　　《大众生活报》：环保的具体建议呢？

　　蔡玉胜：我建议大邱庄应该把现在的大中小型企业整合一下，在生产流程、产业布局上也会做个规范，环保标准可能也会提高，对污染的治理也会好一点。

　　另外，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根据整个静海县的规划，把部分大邱庄的工业企业往大的工业园区搬迁集中，这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乡镇的发展了。

stubor · 发表于 2009-9-22 23:08

1990 上海浦东

待更新

stubor · 发表于 2009-9-22 23:10

1994 湖北三峡大坝

三峡大坝远景。刘曙松摄

三峡大坝。刘曙松摄

湖北三峡工程：共和国动力心脏

当选地标：湖北三峡大坝

当选理由：1994年，世界上最大水利枢纽工程

　　本报记者方龄皖实习生李灿

　　8月8日，望晓蓉坐在门前，屁股下微微颤动。三峡大坝正在泄洪。拉蓄后的上游来水积聚的势能瞬间转化动能，从泄洪孔里喷薄而出，犹如排山倒海。

　　轰轰隆隆的水声在望晓蓉的耳畔已响了4天。

　　8月4日，今年最大的一次洪峰进入三峡库区，入库流量每秒51000立方米左右。三峡大坝随即开启8个深孔和1个排漂孔，将发电后多余的水量下泄，出库流量每秒大约39000立方米，拦蓄洪水，减轻长江下游防洪压力。

　　1994年12月14日，李鹏总理在中堡岛上，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事实上，相关的施工准备工程一年前就开工了。经过17年的建设，2003年，一期开始蓄水发电。2008年9月，实现了172米试验性蓄水，工程业已发挥防洪、发电、航运三大效益，初始的各项设计目标已如期实现。其庞大的身躯亦成为共和国建设成就的一个新地标。

　　有媒体报道，三峡工程将在年内宣布竣工。这将是人民奉献给祖国60华诞的一份厚礼！

　　坝头人家

　　三峡大坝右岸坝头的缓坡上住着6、7户人家，正对着大坝，也是距大坝最近的人家。 "如果眼力好一点，坝面上一只鸟飞过也能看得清楚"。

　　行政区划上，这里属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中堡村。与三峡工程宣布开工同步，他们从原来的中堡岛上搬迁到这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就他们在眼皮底下一点点地成长现在的庞然大物。

　　此前，一道铁栅栏将村民与三峡大坝区域隔开。但这并不能阻断中堡村民与三峡大坝的血脉联系。"大坝就是在我们的老家上建起来的"。1993年，随着三峡大坝开工准备工程的建设，中堡村村民全部迁出了村子。

　　村民们的前脚刚走，轰隆隆的挖掘机和大批的建设者就就轰隆隆地开上搬迁后的废墟。建设者利用中堡岛，围护住其右侧后河，筑起土石围堰深挖基坑，并修建导流明渠。

　　村民在住了一年的临时帐篷后，望晓蓉和邻居们搬到现在这个缓坡上，这是政府为他们划定了居民新区。中堡村人开始了稳定的新生活。

　　这一年的冬天，李鹏总理来到岛上。望晓蓉和邻居们不顾安保人员的阻拦，挤到总理的跟前。"总理和我们一一握手，看上去很亲切。"12月14日，三峡工程举行开工典礼，李鹏向世界宣布：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三峡工程的建设正式启开大幕。

　　大量的建设者和好奇的外地游客给搬迁后中堡村带来了人气和财富。开馆子、开旅社、做导游、跑车子、开发廊，当然也有包工程的、做旅游的。围绕建设者和外地来的游客的需求，中堡村形成了一个配套功能齐全的繁华集镇。村民们各尽其能，在奔小康的道路上幸福狂奔。

　　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接近尾声，大量的建设者在两年前就撤走了。这让中堡村当初的喧嚣中渐渐平静。村民们的生活也从当初的云端上跌落进平凡的现实中来。与三峡大坝近在咫尺的优势，让中堡村依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来看大坝的人还很多，有人来就有钱赚。"一位村民和对岸努着嘴说，头脑不够活泛，也有活干，"升船机正在左坝头建设，很多人在工地干活，一天80块钱"。

　　百万移民

　　今年4月，央视一套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激起了刘紫荣和同事们的感触。"讲的事都是亲身经历的，活生生的人物，就象打过交道似的。"

　　刘紫云是秭归县的一名干部，做移民工作也曾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他本身也是移民，从老城到迁进新城。让他感同身受的这部电视剧名叫《国家行动--三峡移民纪事》。这部剧根据报告文学改变，其人其事来源于真实生活。在三峡工程即将竣工的当口，在共和国60华诞之际，向这些远去的身影致敬，这正是《国家行动--三峡移民纪事》的本意。

　　事实上，最初困扰三峡工程上马的最大的难题并不是技术，而是移民。三峡工程上马前，各方围绕移民问题的争论也一直喋喋不休。移民，是困扰全世界水利工程的共同难题，国外不乏因移民问题影响工程进度甚至下马的先例。傲然屹立的三峡大坝，物理构成是坚不可摧的钢筋混凝土，精神基石则是百万移民的无私奉献。

　　揭开百万大移序幕的是一位叫谭得训的老人。

　　刘紫荣回忆说，1992年10月，三峡工程进入施工准备期。6个月前的的全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秭归茅坪镇杨贵店村74岁谭得训说服4个儿子，推倒了房子，搬进了临时帐篷。随后，大型挖机开上了废墟，挖出三峡工程第一铲土。当时，三峡工程的补偿标准都还没有出台。

　　大规模的移民是在三峡工程正式上马后。

　　宜昌市猇亭区翟家村，屈明是这里的"外来户"--他的老家在秭归县归州镇黄阳畔--香溪河边的一个小村。1996年，屈明作为第一批移民外迁到了现在这个地方。13年过去了，他已融入到当地的生活。

　　事实上，这不是屈明第一次搬迁。上个世纪80年代初修建葛洲坝时，住在100米水位线以下的屈家就义无返顾地舍弃祖屋，上移到130米水位处居住。当三峡大坝蓄水时，屈家再次再次成为移民对象。

　　秭归县一个郑玉枝的妇女，搬迁途中，挺着大肚子的她突然发作，孩子不择时机地降生在了临时帐篷中。她抱着左看右看，"叫路生吧。"

　　移民李自淑的家则在搬迁后变得"四分五裂"。她落户宜昌市伍家岗区灵宝村，她的父亲和小弟、妹妹迁到了枝江市，另一个弟弟迁到远安县，一家分成了三地。

　　17年风雨，三峡库区移民搬迁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截止目前，三峡工程移民已达128万，其中重庆库区106万人，湖北库区22万人。三峡移民，并非百万人口的简单迁移，它牵涉广大移民生存基础的中断和重建，乡土、历史、文化、经济链条的遗失和续接。《财经》报道说，其引发的巨大社会变迁，绝不亚于三峡自然景观的沧海桑田。

　　2002年，中央电视台毫不犹豫地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给了百万三峡移民。

　　动力心脏

　　从望晓蓉家门前望去，湛蓝的天空下是一座座高耸的铁塔，一排排牛索似的电缆在铁塔的牵引，以大坝为起点，随着逶迤着伸向四面八方。这些铁塔和纵横交错的电缆构成了三峡电站的电力外送大通道--三峡输变电系统。藉此，三峡电站产生的巨大电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各大电网。

　　"这些电线通到上海、广州呢。"事实上，华东、华中大部分区域都仰赖于三峡电能的驱动。"售电范围覆盖上海、重庆、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八省两市。"三峡总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三峡输变电工程于1997年开工， 2007年建成。"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不仅确保了三峡电力送得出、落得下、用得上，而且通过三峡电网建设，促进了以三峡电网为中心的全国电网互联格局的形成。"

　　三峡电从一开始就担负着解危救困的角色。

　　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下闸蓄水135米。一个月后，三峡电站首台机组投产。三峡总公司官网撰文回忆，当时，正是全国电力紧缺的关口，拉闸限电使华东电网、华中电网、南方电网一度告急，随后一年，川渝电网也惊呼缺电。在这关键时刻，三峡电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缓解了当时的用电危机。 "2008年初，我国南方遭遇大规模冰雪灾害；下半年，国家成功举办奥运会。三峡电站两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电力保障作用。"

　　三峡电站是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共安装32台单机容量70万千瓦的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加上2台5万千瓦电源电站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25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1000亿千瓦时。据介绍，截至2009年6月，三峡电站累计发电突破3200亿千瓦时。

　　"如果按照1：8的度电产值比计算，三峡电站电量所创造的产值约为25600亿元。"三峡工程报的一篇文章分析说，三峡工程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峡电站还有利于节能减排，与燃煤电站相比，相当于每年节约燃煤数千万吨，减少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的排放。三峡电站充沛而清洁的电能，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截断巫山云雨

　　截断巫山云雨是中国人一个世纪的梦想。最早的设想出现在上世纪初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长江"自宜昌以上，入峡行"的这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利"

　　抗战胜利后，三峡似乎真的要建了。一个叫萨凡奇的美国水利专家来到三峡。萨凡奇是美国垦务局的的总工程师，世界著名水利专家。此前，国民政府与该局签约，准备利用美国资金建设水电站。

　　萨凡奇在三度实地考察三峡地区后，出炉了一份《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可行，并安排开展前期工作。但中国的时局阻断了这个老外专家的"三峡梦"。此时，蒋介石挑动的内战正烟尘四起，整个中国处在刀光剑影之中。

　　新中国的建立，三峡工程真正摆上了议事日程。

　　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时，用他惯有的浪漫勾勒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蓝图："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这个浪漫构想的背后除发电的需求外，更现实的考虑是长江两岸年复一年的人水之斗。长江防洪一直令共和国每一位领导人寝食不安，牵肠挂肚：这里有150万人，2300万亩良田，还有华中特大城市武汉、京广大动脉……

　　1958年春节刚过，周恩来总理从朝鲜访问一回来，就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带领100 多名中外专家，星夜兼程，实地考察了长江。

　　"人在地上走，船在天上行。"面对蜿蜒在江汉平原的荆江河段---这条险象环生的"地上悬河"，周总理伫立在湖北沙市一座五层高的楼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湿冷的风雪中，他忧心忡忡地说："站在这里，真是让人战战兢兢……"

　　事实上，早在1953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称计划逐步在长江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修建一批梯级水库，好解决中下游的洪水灾害。毛泽东对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一挥手指向三峡出口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此后，新中国几代水利人用40年的时间，精心设计，反复论证。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从此，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三峡工程论证和审查工作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进入实施阶段。

　　事实上，在三峡工程之前，10万大军的在三峡大坝坝址下游40公里处苦战19年，完成了葛洲坝的建设。1970年12月26日，长江葛洲坝工程被批准兴建，1981年葛洲坝开始发电，1989年全部建成，为实战三峡积累经验

　　差不多和三峡工程开工同时，望晓蓉在新居里生下了一个女孩。此后，这项全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和她女儿一道慢慢地长高。大坝建起来了，望晓蓉的女儿也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stubor · 发表于 2009-9-22 23:13

1996 云南丽江

丽江古城远景

丽江古城一角

丽江古城：大地震中涅盘重生成就世界三遗产

当选地标：丽江古城

当选理由：1996年，大地震中涅盘重生，丽江古城成就世界“三遗产”

　　杨鹏老人的“双龙居客栈”位于大研古城边缘比较偏远的地带，紧靠古城的最高点——狮子山。这是一座典型的纳西族四合院建筑，从1996年后拆除重建至今，已有13年历史。

　　13年前，一场里氏7.0级的大地震重创丽江。随着全国及国际关注和援助的纷至沓来，这座声名鹊起中的古城开始在这场空前的灾难中涅盘，从全民抗灾，到矢志重建，再到后来三项“世界遗产”的成功申报，丽江，在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和云南旅游逐渐上扬的双重背景中，得以大放异彩，成就为华夏大地上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之一，同时，也是具有强烈而又独特的商业及人文价值的著名地标之一。

　　13年前遭遇大地震，

　　曾有人建议彻底推翻丽江城重建

　　1996年2月3日是腊月十五，这天黄昏时分，丽江大研古城原住民和志洪夫妇吃完了饭，坐在自家四合院中央，商量着哪天进城去采购一些年货，准备过年。妻子突然说，家里的院子历史比较久了，也不太牢固了，可以考虑加固一下、翻新一下。和志洪不以为然，“有必要吗？那得花多少钱？”

　　有风从玉龙雪山的方向吹来。和志洪拢了拢大衣的领子，眯起眼睛，倒在躺椅上，虽然有点冷，还是非常悠闲，非常惬意。然后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7点了。

　　过了一会，他猛然感觉到，大地似乎在震动。他睁开眼，见四合院二楼上挂的衣服在拼命摇晃，一个花盆从上面滚了下来，摔得粉碎。

　　“地震啦！”和志洪的反应还算快，立即叫妻子一起，拉着家中老人朝外面跑。外面，古城四通八达却狭窄的巷道里，已经有不少慌乱的身影在狂奔。

　　“普通老百姓非常缺乏应对地震的经验，没法不慌乱。”当年是丽江地委纪委书记的杨国清回忆。

　　地震当天是星期六，杨国清在单位加班，一直忙到天黑才处理完几件紧急的工作。家并不远，他打算走路回家。街边一栋比较老旧的房子突然就垮了，差点砸到他。几乎与此同时，他感到连续几次的强烈的震动，建筑倒塌的声音和人们的尖叫声不绝于耳。

　　杨过清立即一路小跑，冲回了地委机关大院。第一件事情，就是拨电话给地震局，对方回答说确实发生了地震，震级约为6.9级，震中位置在玉龙雪山附近。

　　地委其他相关领导陆续赶到办公室，抗灾抢险指挥部当即就成立了起来，杨国清是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少数领导留在办公室，联络和协调部队、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展开救灾工作，但许多电话已经无法接通。多数的领导，则迅速离开地委大院，赶赴各地视察灾情，并在现场指挥救灾。

　　亦如地震来得猝不及防，震情的传播也快得惊人——仅仅一个多小时后，就有西方媒体播发了丽江大地震的新闻，那是刚好在丽江旅游的几名西方记者的手笔。而24小时之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就率领中央慰问团，赶到了灾区慰问并指挥抢险救灾。之后，温家宝、李鹏、刘华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先后到丽江视察过灾情。

　　震级最终被确定为里氏7.0级。不仅丽江，大理、迪庆、怒江四地州的9个县51个乡镇均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伤亡16335人，其中死亡309人，重伤3725，直接经济损失达46亿人民币。另外，震感还波及到了四川、重庆、广西、西藏、贵州等省市。

　　国内国际爱心潮涌，

　　震后成功恢复重建彰显“丽江精神”

　　“受灾最严重的，还是我们丽江。不过，在包括港台在内的全国人民和国际友好力量的帮助下，丽江人民没有被这场巨大的灾难吓倒，而是齐心协力战胜了它。” 时隔13年，已经64岁的杨国清依然记得，当年几乎全民都投入到抗灾抢险中的那份如火如荼的和壮志和激情。

　　据杨国清介绍，当时，仅来自于我国香港地区的捐助，就达到了上亿元人民币。装载着上千吨救灾物资的俄罗斯大型运输机首次飞进中国大陆腹地，由于丽江机场刚初具规模，无法降落如此巨大的飞机，便只能在昆明降落，然后，再经公路运输到丽江。

　　作为丽江的纪委书记，除要参与指挥整个救灾之外，杨国清还有一项特殊的使命，那就是保障数量巨大的救灾资金和物资不被人贪污、挪用。“有一个副局长，见捐助的衣服里有些很新的牛仔裤，就顺手拿了一条给自己的孩子穿。我查到了，给他记了个大过。”

　　在救灾暂告一个段落之后，杨国清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则是，调查相关官员在救灾中的表现，是否最及时地、最大程度地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灾情发生后，他们是否第一时间出现在了自己的岗位上，或者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现场？调查下来，我处理了七八个干部。其中有一个干部，地震第二天不去指挥抢险，却还按原计划在为女儿大肆操办婚礼。这种属于典型的只顾自家利益，而不顾群众的存亡安危，直接撤职！”

　　所有灾区中，受灾最重的，还是大研古城所在的丽江城区。震后，甚至曾有人建议全部推翻拆除，重建丽江。经过小范围内的争议，这种建议被坚定地予以否决。经过丽江当地及云南省相关领导和专家多番论证，救灾过后，决定进行“恢复重建”，“修旧如旧”。

　　古城中最核心的景点和“心脏”，是丽江古代统治者木氏土司的府第——木府。木府记录了这个大土司家族的800年兴衰，也见证了丽江古城800年来的风雨历程，在旅游界和学术界，都有“不到木府，等于没到丽江”的说法。大地震也让木府遭到了重创。

　　作为整个恢复重建工程中尤其重要的一环，木府重建工程，由当时的丽江县文化局长黄乃镇任总指挥。他在深入研究木府的历史和文化之后，率领古建筑技术人员，耗时三年，终于让木府重现辉煌。相关学者认为，其恢弘的气势，已经超越木府历史上最好的状态。

　　木府成功的恢复重建，被视为整个丽江震后重建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震后“丽江精神”最生动最具体的体现。

　　大地震后涅盘重生，

　　丽江成功申报三项“世界遗产”

　　惨烈的大地震，一夜之间，让本已声名鹊起的丽江尤其是丽江古城的知名度猛烈飚升。丽江古城究竟遭到了多大程度的破坏？这成为抢险救灾情况之外，国内国际媒体持续强烈关注的另一个核心话题。

　　因为，地震发生时，丽江古城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阶段。

　　1994年10月，滇西北旅游规划会议在丽江召开。经会上决议，丽江古城申遗正式启动。次年6月，国家文物局确定丽江古城为当年申遗的首选项目。1995年12月，丽江成立申遗领导小组，申报工作迈开了实质的步伐。

　　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1996年2月3日，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发生了。

　　怀着对“准遗产”灾情的担忧，震后第18天，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相关官员和专家就冒着余震的危险，飞到丽江进行考察。幸运的是，他们一致认为，古城虽然破坏得相当严重，但整体格局、水系风貌、人文景观依然完好。而在世界文化遗产里，尚无一个能代表平民文化的民居或古城遗产，丽江古城恰好能填补这项空白。因此，确定原申报程序不变，继续按步骤进行。

　　让联合国专家和官员做出这一决定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们看到了丽江人民在废墟之上乐观而又充满斗志的那一张张笑脸。

　　大理人杨鹏早年到丽江做了上门女婿，妻子和顺生是世代居住在古城的纳西族原住民。和家的祖宅背靠古城最高点狮子山，山上茂密的森林就是和家的“后花园”。比起古城中心四方街周边，这里位置更偏远一些，却也更加幽静。
老旧的祖宅在大地震中受灾不算太严重，但他们决定趁此机会拆了重建。不过，原则还是“修旧如旧”，完全按照原本的格局和风貌来建。约700平方米，两层，据说花了近两百万，“一半多都是贷款。必须建好，而且，一定要建出品位和档次来。因为，这不仅是我们的家，还是整个古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我们的重建工程，也是整个古城恢复重建的一部分。”

　　正是这种几乎全民的参与，庞大的丽江古城恢复重建工程一路凯歌，迅速推进。1171项具体的重建工程陆续完工，总投资近二十亿。

　　在申遗的道路上，丽江更是战果辉煌。1997年12月4日，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丽江古城正式被例入《世界遗产名录》；2003年7月，作为人类自然遗产，丽江境内的“三江并流”景观也被例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同年8月，作为人类记忆遗产，纳西东巴古典文献被例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一个地方，竟能拥有如此三项“遗产”的世界级荣誉，放眼全世界，独此一家，别无二处。

　　越来越少的原住民，

　　和越来越“繁荣的旅游之都”

　　三项桂冠得来不易，政府的主导当然是主要原因，古城原住民自觉又自愿地对于其家园的呵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或缺。

　　但令人担忧的是，相当一部分的原住民，正在渐渐地搬离，渐渐地“消失”。提及此点，丽江古城管理局副局长和红阳相当伤感，“这里是纳西人世世代代生存的家园呀，怎么我们有些人自己就选择了放弃？”

　　选择放弃的古城原住民有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家中经济条件好了，在他处买了房甚至别墅，举家牵出；一是年轻人不敢于寂寞，想出去闯荡。

　　“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想尽可能多地留住原住民，比如加强古城社区的公共设施，最大限度地提升百姓的居住条件；制定古城内待业人员的培训计划，免费对他们进行民族文化、法律知识等各方面的培训；等等。但效果依然不是很理想。现在古城内外来经商的很多，不少原住民都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了外面的人。” 和红阳副局长轻轻地叹了口气，“原住民是纳西文化的依托，这样下去，肯定不利于民俗文化的保护。”

　　杨鹏、和顺生夫妇说他们从没想过这样的“大道理”，但这些年来，他们确实在坚持、坚持。

　　经过大地震之后的恢复重建，他们家新的纳西族四合院非常漂亮，两年前才从一家艺术团团长位置上退休的杨鹏相当有艺术修养，家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亲自设计的。有个四川老板想租来经营，租金一年30万。就这一笔，已经可以在丽江市区里购买一套不错的商品房了。

　　“但我不干。我家的根在这里。” 年近六旬的和顺生看上去很淡定，语气轻柔，却很坚定。

　　2003年，夫妇俩索性自己在家开起了客栈，取名“双龙居”。夫妇俩说他们没有经营头脑，但为数不多的回头客，已经足以让他们很轻松地把客栈开下去了，“不会很富，但也绝对不亏本。”

　　这种“家庭式客栈”，丽江政府一直都非常鼓励和支持，并专门为此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我们知道啊，可以免税的，但我家没有去申请。既然我们赚了钱，就应该为国家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杨鹏乐呵呵地说。

　　实际上，丽江大研古城中，大大小小的客栈多达700余家。这正是相当一部分古城原住民的谋生手段。可以说，也正是这些客栈，撑起了古城旅游业的一方天空。

　　近年来，丽江旅游的热度有增无减，每每旺季，世界各地的游客们接踵摩肩地走在古城的青石板上，甚至总会生出“人满未患”之感。

　　“地震前1995年的旅游收入，只有约两个亿。现在越来越繁荣了，2008年整个旅游经济总量，已逼近70亿大关。” 说到这两个对比的数字，和红阳副局长笑了，“这说明‘丽江模式’是成功的，我们古城管理局的工作也是很成功的哟。”

　　发展与保护之困：

　　面临商业气息冲击的民族文化氛围

　　这句自我表扬，带着一点玩笑的语气。实际上，和红阳和所有古城的管理者，都不得不面一个最根本的难题，那就是保护与发展之困——尽管，丽江震后的恢复重建和之后开发旅游所走出的“丽江模式”，已经是毋庸质疑。

　　就在9月初，丽江向游客征收80元“古城维护费”的做法，又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一大焦点。而实际上，这一做法早在2001年就已经推出，只是，最初所的金额为20元。

　　“没办法，实在没办法！”杨国清显得非常无奈。这位大地震时期的纪委书记，震后就调到了丽江人大常委会做主任，现在已经退休，同时担任着丽江文化研究会和纳西文化研究会的会长。

　　杨国清说，丽江顶着三项“世界遗产”的桂冠，世人肯定以为这样就能得到省里、国家乃至联合国的大笔资金。这正是各界批评丽江收取古城维护费的原因之一。“这实在是想当然的、理解上的误区。申遗成功后，丽江从未得到过任何专项经费。而这些年来，古城保护的投入已达13亿，所收的古城维护费，大约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另外一半，都是靠银行贷款在支撑。”

　　向游客收取这个费用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杨国清并不讳言，几天前，古城管理局负责收费的执法队就曾遭遇到一次“暴力抗法”。据其介绍，情况是这样的：古城中一家客栈的老板害怕影响其生意，不愿配合执法队向游客收费，还殴打执法队员，执法队员被打断了一根手指。这个老板当即被拘留。

　　这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但从中，依然能窥见古城收费难、管理难之一斑。

　　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越来越浓厚的商业气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丽江古城原本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的冲击——这是一些学者的观点，但丽江当地个别官员认为，这纯属杞人忧天。

　　“文化是根啊！”作为当地有名的学者型官员，杨国清认为应该把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提到一个最高的高度来加以重视。早在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当天，刚升任丽江人大主任不久的他，就主持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批准，将这个日子设立为了丽江的“世界遗产日”。

　　在经过达8年的摸索之后，2005年12月，由杨国清亲自起草的《丽江古城保护条例》，被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这就是至今为止，丽江古城保护所依据的主要的法律。

　　“坚持文化立市，构建文化原真性体系，在丽江古城保护的重要举措之一。”丽江古城管理局局长和仕勇强调。

　　小资料

　　丽江古城位于滇西北，距今已有近800年历史，被称为“活着的古城”，是当今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古城之一，更是全球范围内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及世界记忆遗产三项世界遗产桂冠的唯一的一处景观和古迹。

　　丽江地处金沙江上游，历史悠久，风光秀美，自然环境雄伟，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纳西族的故乡。山川流水环抱中的丽江县城，相传因形似一方大砚而得名“大研镇”。探寻它的过去，人们发现这片曾被遗忘的“古纳西王国”，远古以来已有人类生息繁衍。今日的主人纳西民族，则是古代南迁羌人的后裔。在千百年的悠长岁月里，他们辛勤劳作，筑起自己美好的家园。

　　这里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时候频繁的商旅活动，促使当地人丁兴旺，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一般认为丽江建城始于宋末元初。公元1253年，忽必烈(元世祖)南徵大理国时，就曾驻军于此。由此开始，直至清初的近五百年里，丽江地区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纳西族木氏先祖及木氏土司(1382年设立)世袭统治。其间，曾遍游云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在《滇游日记》中描述当时丽江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末古城居民达千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

　　古城之美还在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的自然与和协，古城西北方30公里处是海拔5596米，至今尚未被人类征服的玉龙雪山及第四世冰川遗迹。玉泉水分西、中、东三大主流，流入古城区分成若干支渠，使水网与五花石铺就的道路网相互交织，真有“家泉水绕诗咏，户户垂扬入画图”之妙。引得许多中外建筑学家赞叹，素有“高原姑苏”、“东方威尼斯”的美称。一直以来，无数海内外游客被古城、雪山所吸引，纷至沓来，在古朴自然、幽雅宁静的古城中流连忘返。文/图首席记者温星

stubor · 发表于 2009-9-22 23:16

2003 甘肃酒泉

航拍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杨志远摄影

火箭发射升空场景

神七航天员亮相。

酒泉：中国航天第一港正在启航

当选地标：甘肃酒泉

当选理由：2003年，载人航天飞船让酒泉发射中心成为全世界媒体关注的地标，也成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标志地点

　　从一个最保密的地方，到世界闻名的航天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中国西部的大漠深处，演绎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前沿的辉煌篇章。

　　大漠无痕，岁月有声。中国西部，大漠深处，中国航天第一港正在启航！它的背后，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振兴，一个泱泱大国的崛起。

　　2003，中国人实现飞天梦想

　　甘肃酒泉，中国历史名城。

　　汉武帝元狩2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匈奴，在此地大获全胜。武帝以御酒作为犒赏，但霍去病认为功在全军，由于人多酒少，便把酒倾洒于泉中，与将士共饮，“酒泉”由此得名。

　　酒泉向北260公里，浩瀚无垠的戈壁滩，苍凉悲壮的胡杨林，潺潺流淌的弱水河，蕴育着一方神圣的净土、一个神秘的世界，这就是现今已名扬世界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时空穿梭。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

　　“10、9、8……点火，起飞！”伴随着“零号指挥员”紧的口令，刹那间，一股桔红色的火焰从火箭底部喷出，长征2F火箭托举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和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在震耳欲聋的轰响中拔地而起，冲向太空！ 400多秒后，神舟五号准确入轨！

　　千年飞天之梦，一朝终成现实。消息传开，国人欢呼，世界瞩目，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片神秘的土地伴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里程，和着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终于向世人撩开了神秘的面纱。

　　如今，随着“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的成功发射，在全世界的23个发射场中，中国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前苏联拜科努尔发射场、美国的肯尼迪航天中心齐名，位列前三甲，闻名中外。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还有另一个辉煌的名字：“东风航天城”。而这个名字的由来，也有一段渊源。据了解，上世纪60年代时，发射基地与北京3个总部的有线电话长途通信的秘密代号为“东风”，所以基地一直沿用了“东风基地”这一名称。 1992年8月11日，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基地时欣然题写了“东风航天城”，从此人们就正式把这里叫东风航天城了。

　　从一个最保密的地方，到世界闻名的航天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中国西部的大漠深处，演绎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前沿的辉煌篇章。

　　又是一年金秋，戈壁深处的胡杨在秋风的渲染下，绘制成一道绚丽多彩的风景，共和国也即将迎来60华诞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带着对历史的探求，我们再次将目光聚集到东风航天城，解密这片神秘土地半个多世纪风雨历程中鲜为人知的秘密。

　　中国军队神秘消失震惊美国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历史，被完整地浓缩到了位于航天城一角的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

　　展览馆大厅的墙上，一幅老军人的黑白照片格外引人注目。照片下方，“孙继先”三个字遒劲有力，透射着一种精神，也折射出一段辉煌历史——他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开拓者之一、原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中将。

　　“孙继先是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军人，他的后半生，其实就是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历史。”提及孙继先，展览馆有关负责人肃然起敬。

　　1957年底，驻守在朝鲜西海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兵团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失踪不知去向，这让美国情报机关感到无比震惊。

　　这支部队究竟去了哪里？很多年后，这个谜团才被解开。资料记载，当时，这支部队的代司令员孙继先中将，突然接到了中央军委让他立即启程返回北京的紧急命令。让孙继先感到意外的是，谁也没有告诉他这次究竟要执行什么任务。

　　1958年，我省酒泉以北的戈壁深处，忽然奇迹般地矗立起一片黑压压的军帐。人们后来才知道，那片军帐里，驻扎着的正是刚刚从朝鲜西海岸战场神秘回撤的那些征尘未洗的官兵。在这片亘古沉寂的荒原上，这支钢铁部队要完成一项惊天动地的壮举——建设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综合试验靶场，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两弹一星”震惊世界

　　1960年，一些世界强国多次进行核试验，发射的导弹试验数以百计。而在中国，导弹武器数量为零。中国导弹试验靶场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这位长征途中曾率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突击营营长，拍了桌子：“我就不信这个邪，咱们就不行？搞！”

　　然而，这是一片严酷的土地。戈壁严冬，朔风怒吼。一个深夜，狂风掀翻了帐篷，官兵们脱掉衣服盖在测量仪器上，身体被砂石打出道道血痕。一位女技术员为追赶一张珍贵的图纸，永远地消失在大漠深处……

　　展览馆内，一幅幅劳动画面，一本本发黄的日记、笔记，一双双毡毛战靴、手套，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勇士们当年开天辟地的豪情壮志与艰难困苦。

　　1960年，我国决定进行第一枚导弹发射试验。然而，国际风云突变。这时，曾经援助我国的苏联政府突然撤走专家，连一份资料都没有留下。在艰苦的条件之下，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双手打造传奇。

　　绝境创造奇迹。就在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两个月后，我国第一支导弹试验部队官兵奇迹般地把我国第一枚自己制造的地对地导弹竖上了发射塔架。

　　1960年11月5日清晨，我国导弹操作手赖纪丛摁下了发射按钮。导弹腾空而起，准确命中目标。那天，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一枚争气弹，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4年后，惊天传奇在这荒原上再次续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此后，外国曾预言中国5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党中央决定进行原子弹和导弹结合发射试验。

　　这是世界上首次在本国领土进行的核武器运载实爆试验。为防万一，发射基地几百公里内数以万计的居民紧急疏散。然而，距发射阵地一百多米远的地下控制室里，依然坚守着发测站的7名指挥员和技术骨干。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核导弹在我国指挥员的操作控制下起飞。千里之外的罗布泊，一朵蘑菇云冲天而起，标志着我国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

　　导弹核武器运载试验，美国用了13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当时外电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就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惊了全世界。”

　　此后的岁月中，一声声东方惊雷震撼着世界：

　　1970年，我国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够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东方红唱响宇宙；

　　1975年，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发射，我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3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1980年，我国成功发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次年，又成功地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了三颗卫星，我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4个能够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多颗卫星的国家……

　　“神舟”飞船张扬国威

　　1992年9月21日，北京中南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首次提出我国发展载人航天工程计划。此后，“9.21”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代名词。

　　1998年，空旷的戈壁滩红旗猎猎，我国载人航天发射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建成。

　　1999年11月20日凌晨，黎明前的戈壁滩，万籁俱寂，承载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希望的“神舟一号”巍然挺立在发射架上，蓄势待发。

　　凌晨6点30分，零号指挥员郭保新下达命令：“点火！”刹那间，“神舟一号”飞船在震耳欲聋的轰响中冲向太空！

　　点火！点火！点火！此后的三年中，“神二”、“神三”、“神四”接连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一次次向世界展示着中国。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准确入轨再次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国威。

　　天路云开，并非坦途。但中国航天人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5年10月12日，大漠震颤，烈焰升腾，“神舟六号”载着我国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飞入太空；2008年9月25日，承载着翟志刚、刘伯明、景海朋三名航天员的“神舟七号”直冲云霄，中国人实现太空行走梦想。

　　发射中心缘何冠名“酒泉”？

　　随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知名度的提高，另一个跟这里有关的秘密一直倍受外界关注：发射中心所在地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距离甘肃省酒泉市有260多公里，那么，这里缘何以“酒泉”冠名？采访中，发射中心的一些老专家、老功臣向记者揭示了其中鲜为人知的秘密：

　　一是，当时各国的导弹卫星发射场起名时为了保密均避开真实地址，200公里以外的甘肃省酒泉市无疑成为最佳选择；

　　二是，卫星发射场地处茫漠戈壁，很难选一个知名度高的地名命名，而以“城下有泉”、“其水若酒”的历史名城酒泉命名在当时来看似乎是顺其自然；

　　三是，1969年阿拉善盟曾划离内蒙古自治区辖区，其中额济纳旗被划归到甘肃省酒泉市，到1979年阿拉善盟包括额济纳旗又恢复为内蒙古自治区辖区；

　　采访中，另有专家告诉记者，在离酒泉不远的敦煌莫高窟里，壁画上的飞天仙女已经婀娜地飞翔了上千年，中国最早试图实践飞天梦想的明朝官员万户，据说也是甘肃河西人，也许万户殒命蓝天的地方就在酒泉附近。

　　“由此看来，当初将卫星中心冠名酒泉有着一定的寓意，可能跟敦煌的飞天文化、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也有一定的关联。”该专家大胆推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曾经“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四处无人烟，风吹石头跑”的戈壁小城如今早已改变了模样。

　　大漠无痕，岁月有声。中国西部，大漠深处，中国航天第一港已经启航！它的背后，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振兴，一个泱泱大国的崛起。兰州晨报首席记者齐兴福文

stubor · 发表于 2009-9-22 23:19

本帖最后由 stubor 于 2009-9-22 23:21 编辑

2006 青藏铁路

2008年5月19日，四川地震后，青藏铁路捐赠物资专列驶出拉萨站。西藏商报社记者李林摄

火车驶过拉萨河特大桥。西藏日报社记者姚海全摄影

火车驶进安多站。西藏日报社记者姚海全摄影

列车驰骋于青藏高原。西藏商报社记者李林摄
当选地标：西藏青藏铁路

当选理由：2006年，中国最受关注的地标性工程，因为它的难度和它的特殊性，它也被视为中国的骄傲

　　天路从此不遥远 “坐上火车去拉萨”成国人新梦想

　　文/《西藏商报》记者饶春艳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西藏商报》记者李林摄

　　2006年，一首《天路》传唱大江南北，一条天路如巨龙历经5年从格尔木延伸到了西藏拉萨，这一年，国人多了一个梦：坐上火车去拉萨。神秘的西藏因为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不再尤抱琵琶半遮面。“毫无疑问，将来准会有一天，横穿亚洲的快车将把坐在非常舒适的豪华火车车厢里的旅客运往那里。”法国已故著名女探险家、藏学家大卫·妮尔1923年穿越西藏腹地时曾作的预言终得以实现。这是一项让西方媒体称之为“堪与长城媲美”的伟大工程，完成了人类铁路建设史上亘古未有的穿越。3年过去了，青藏铁路已成为内地联通西藏，西藏走近世界的重要的交流通道之一，而出国容易进藏也不再难。

　　那一刻

　　万千艰难化为一声长笛

　　2006年7月1日上午11时05分，从格尔木开往拉萨的“青1”次首趟进藏旅客列车从格尔木火车站鸣笛出发。翻越莽昆仑，跨过唐古拉，驶过茫茫羌塘草原，7月2日零时31份，“青1”次缓缓滑进拉萨火车站，此刻汽笛拉响，列车司机沈得智至今为那一刻自豪。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历经5年修建，万千艰难已成为了一声长笛。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960公里横亘在海拔4000米以上，550公里穿越了多年冻土区，铁路经过的最高点是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站。建设者攻克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三大世纪难题。我国原铁道部副部长、著名铁路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孙永福院士曾说过，将铁路修过多年冻土区，比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更难。将铁轨铺上高原，建设者们仅一年时间便消耗了5公斤瓶装氧气不低于12万瓶，更创造了无一例高原病死亡的奇迹。

　　英国《卫报》在青藏铁路通车当天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人们曾说修建通往西藏的铁路是不可能的。有5000米的高山要爬、12公里的山谷要架桥、数百公里的冻土区无法支撑铁轨和火车。再说，谁又可能在稍动一下就要找氧气瓶的情况下铺铁轨？但这就是中国迎接的挑战。这条铁路正是中国的“敢为”精神的最佳例证。

　　这三年

　　去西藏旅游成新热点

　　2009年4月11日晚，拉萨的夜晚凉爽宜人，来自珠海和澳门的230名游客乘坐青藏铁路列车从广州抵达拉萨，展开他们为期9天的西藏之旅。这是青藏铁路运营以来，乘坐列车进入西藏的最大旅行团。3年来，青藏铁路已经运送旅客830多万人次，仅在青藏铁路开通后的第二年，西藏旅游人数走向了一个最高峰。《坐上火车去拉萨》的歌曲正写出了这样的心声：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呀，盛开在雪山下……

　　西藏独特的人文和自然风光魅力，因为交通瓶颈的打破，更便捷展现在世人面前。8月30日，上海籍游客董倩倩在网上发动她的同事结伴去西藏旅游，“两天两夜从祖国东边跨到了西端，下铺价格才800多元，非常值得。”去西藏旅游，正成为国人新的梦想。

　　2009年，“3.14”事件带来的影响正在消除，火车票“一票难求”现象足以反映旅游的火热，官方将今年的旅游称之为“井喷式”发展，预期甚至好于创造旅游神话的2007年。

　　效益显现

　　天路是条致富路

　　2006年，当火车第一次驶过苍茫的藏北草原时，当地的牧民露出万分惊讶的眼光，放下手中的羊鞭守在铁路旁等待“怪虫”再次出现。如今，在西藏那曲，当地的牧民已经熟捻而大方将自家酿的酸奶递给车窗内的旅客，“买吗？新鲜的酸奶。”

　　青藏铁路带来的不仅仅交通上的便利，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世代以牧业为主的牧民群众的思维观念和生产方式，部分牧民坐上火车去内地见世面，学经验，回来后将本地的优势自然资源利用起来，投身个体经营，做起了小本经营。

　　青藏铁路开通3年来，低廉的物资运输成本，为沿线企业拥有了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促进了青藏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显著的例子便是今年3月份，西藏重点扶持的招商引资项目“5100”冰川矿泉水“乘坐”火车带着高原气息出口到了香港。

　　今年8月17日，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物流中心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正式竣工，它意味着一个依托青藏铁路而形成的强大经济辐射圈初现雏形：物流中心经济圈东可辐射西藏的昌都地区及四川、云南两省，连接成渝经济圈；向西可辐射西藏的阿里地区，进而联系新疆；向南形成欧亚陆路通道，逐渐形成南亚陆路大通道桥头堡，将成为西藏经济贸易活跃区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国内几家知名企业已入驻那曲物流中心，主要致力于开发当地丰富的牛羊资源，深加工后通过火车运往内地市场乃至国际市场。青藏铁路在不久的将来，将更加大有所图。

　　这条天路，即将继续延伸

　　自1955年10月，指挥修建青藏公路的慕生忠将军带队历时3个月沿线考察修建青藏铁路的可行性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荣膺世纪跨越荣光的青藏铁路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在不久的将来，它即将往前再迈上一大步，据了解，青藏铁路的延伸线拉萨至日喀则铁路项目将开工建设，届时青藏铁路将沿拉萨河南下，顺雅鲁藏布江而上，穿越长度近90公里的峡谷区，最后抵达日喀则地区，全长253公里。到时我们又将感受一个怎样变化中的西藏呢？

stubor · 发表于 2009-9-22 23:25

2008 北京鸟巢

北京鸟巢。

鸟巢夜景。

鸟巢的外方与中方总设计师在施工现场。

当选地标：北京鸟巢

当选理由：2008年，一个国家成人典礼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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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地标(转载自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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