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大师--刘宝瑞之死。。。。。

anna

一个给别人带来无数快乐的人竟然是这样悲惨的结局，…..
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录像资料，似乎只有在《游园惊梦》里有一个很短的镜头。
他就是伟：刘宝瑞，一位相声界真正的大师级人物！

缄默三十三年 相声大师刘宝瑞的最后一夜仍是谜。那个该对刘宝瑞之死负直接责任的人，也死了，死前总是梦到刘宝瑞。该是他自知欠了一笔生死债，内心惴惴，夜有所梦吧。真是报应。

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1968年秋不幸逝世，过去整整三十三年了。

从京广线一个名叫窦店的小站下车，东行，经冠名琉璃河的一个厂子（水泥厂？记不清了），就到路村。步行一个多钟头的路。1968年9月，我随广播局专政队全体转移到路村，到了那里，才发现已有大批人马先到，尽是熟人，原来他们虽然没进专政队，早已在广播局各部门各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中立案审查，都是“未决犯”。被“清理”出“阶级队伍”的队伍越来越大。重新编队，我们原先的专政队就打乱了，我不知怎么跟科研所的朋友们分到一块儿去了。

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正往我住的院子走，又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在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了，你给我说说。”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刘宝瑞不顾“不许串连”的纪律找我说话，一是实在忍不住了，二是信任我，从1960年相识，有一阵成天一起整理老相声，至今也八九年了；在1968年这一届专政队，我当队长，劳动，生活，明里暗里有些照应，都是心照不宣的。但到路村，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想来想去，晚饭的时候我找到王决（注释1），他跟刘宝瑞比我还熟。他不会视刘宝瑞为偷奸耍滑，更不会说他装病……我说，看宝瑞那样儿，得让他歇歇工了。王决跟他在一个班里，也许能不露痕迹地向谁提醒一下。
夜里下起雨，天亮也没停，这样的天气照例是学习，想到刘宝瑞跟大伙儿一样不用出工，我心里也踏实了一点。说不定我们求情没用，老天爷才管用。
出屋洗漱，发现刘宝瑞他们那间房子情况异常，小小骚动，却是无声的骚动。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不许乱说乱动”的，平时便缄口不言，彼此不过话不打招呼。这个早晨，不但他们班里的人板着面孔，还有铁青着脸的“干部”出入。发生什么事情了？早饭场上仍然鸦雀无声。但从别的班的嘁嘁喳喳里，模糊地听说刘宝瑞死了，——并且说是吃安眠药自杀的。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他为什么出此下策？要么是看不到前途，一死了之；但也许就是因为“心口疼”，又还得下地干活，难以忍受病痛之苦，自求解脱……我仿佛又看到他那双凄楚的，绝望中残存着一线期求的眼光。像针扎着我的心。
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昨天我本该立马找到他们的班组长，或是他们原单位的“干部”，直截了当地建议，让刘宝瑞休息，不能再带病劳动；受审查归受审查，看病归看病，“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但我没有这样做。竟是因为自觉被专政的身份！

这想法翻来覆去折磨着我。学习文件的时候一直神不守舍。忽然通知我出去干活，班里只叫我一个，带上铁锨！走过一片泥泞，到了生产队一块地边，原就低洼没种什么的地方，叫我们四个人赶在午前挖出一个坑来。我看看王决，看看张品兴，大家就都一声不响地挖起来。只有下雨的声音，铁锨吃进土里的声音，带着泥水甩土的声音。雨水顺着衣领流过脊梁。一边出热汗，一边脊梁发凉。任谁都没说什么。

下午雨还没停。我们四个人又来这里。这坟坑朝村子一面，已经用淡蓝的塑料布围起半边屏障。我们没有什么活儿了，修修补补，拖泥带水的也做不出什么样儿来。似乎只等把刘宝瑞的遗体抬下来葬了。等到下午四点钟。远远听见有一两声汽车鸣笛。广播局保卫处的老处长一行陪着一位客人来到。刘宝瑞的尸体也适时地抬来。那位客人是法医。人群簇拥着他麻利脆快地在蓝塑料障子里做了一套解剖动作，我们自然只能远远地望望，转过脸去，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随后刘宝瑞入穴，劈里啪啦往他身上盖土，我内心总以为刘宝瑞会有知觉，土撂在他身上圪圪楞楞，不说打疼也会极不自在；但理智告诉我他不会感到什么了，现在这一切所要折磨的是我们。等到泥土盖住刘宝瑞的尸体，看不见了，我们连忙加快节奏，好赶快从这次受罪的劳役中逃离。完全没顾上那边保卫处长、法医和其他“干部”们在谈些什么。在滤去了当时的雨水、仓惶、愤懑、恐惧、歉疚、恶心多种感觉以后，我记得我们看到一个瓶里装着一个脏器，那是刘宝瑞的胃，法医指出这个胃上有个穿孔，刘宝瑞系因胃穿孔致死，胃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物的残迹。法医又被人们簇拥着，到村边上车走了。这里，保卫处的老处长见我们已把坟坑填平，痴痴地等候着新的指令，就过来安抚地说：“没事了，你们回去吧”，然后又正色警告：“今天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不许说出去！”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什么？刘宝瑞死而不能复活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

当时，我回到自己的班里，果然没人问什么。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科研所的朋友对刘宝瑞不像我那么熟，何况“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条保密原则，用在专政对象身上，分量更须加码1968年10月下旬，集中在路村的审查对象陆续撤去，最后我们这支专政队也“原建制”返城，只少了刘宝瑞。他留在路村了。“文革”结束以后，我离开了广播局。我不知道那里人们怎样议论刘宝瑞之死。三十三年过去了。不但刘宝瑞已缄默三十三年，当时主持处理善后的保卫处长也去世了，跟我一起参加挖坑下葬的，王决不在了，健在的只剩张品兴，我，还有一个人，当时印象不深，姓名失记。我尊敬的丁一岚（邓拓夫人）那年也跟着专政队在路村。她去世前不久，在电话里还对我说起刘宝瑞之死，她记得张纪明在通铺上跟刘宝瑞紧挨着，他是刘宝瑞那最后一夜的权威证明人。我所尊敬的张纪明，1958年莫须有的“温邹张反党集团”中那个“张”，我原想就刘宝瑞的最后一夜找他问问，后来又想，老人已年近九旬，别再打搅他了。
另一位我所尊敬的老人陈庚，原广播文工团的领导，当时也跟专政队一起在路村。他前年告诉我，那个该对刘宝瑞之死负直接责任的人（他没说此人名字），也死了，死前总是梦到刘宝瑞。该是他自知欠了一笔生死债，内心惴惴，夜有所梦吧。真是报应。

注释（1）：王决，资深曲艺作家及研究家，“文革”前和“文革”结束后都在中央电台文艺部曲艺组，已故。早年参与过广播说唱团的创建，与曲艺演员们有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友谊。



（补叙）

    我的回忆文字《路村·刘宝瑞之死》刊出后，接到广播局老同事徐衡兄来电来信，以他的记忆相告。原来，1968年秋，他也是作为专政对象在路村参加秋收劳动，几十个人住一屋，分成两排睡地铺，他正跟刘宝瑞头对头。
    徐衡提到，路村有六七百亩地，秋收时节天天白日在地里干活，晚上就在场上“剥棒子（玉米）”。这我记得。当时广播局来人有四五百，围坐一大圈儿，那圈有小足球场大。
    他说起刘宝瑞猝死之前那个晚上，在“剥棒子”现场发生的事情。我却全无所知——我搜索记忆，如果目击过这样伤心惨目的场景是不会遗忘的——也许因为人多，嘈杂，心无旁骛地干活，从不“乱说乱动”，进而一切不闻不问，这才什么动静都没往心里去。
    徐衡是这样记述的：
    这天，那个管我们黑帮队的郭XX忽然发现，就属刘宝瑞剥的棒子少。于是大声斥责之后，他就喊刘宝瑞站起来，又找来个大粪箕子，装满玉米，直到起了尖，让刘宝瑞背上，围着四五百人的大圈跑。那个专政的执行者，紧跟在后边，像赶驴一样，不断吆喝：“快跑，快点！再快点！还得快！”
    每当刘宝瑞从我身后过一回，就总先听见他“哼哧！哼哧”大喘气，随后，就是那个专政执行者的吆喝声，盖过了刘宝瑞的哼哧声……那时候，见专政的人也跟着来了，人们都赶紧干活。我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也顾不得体会刘宝瑞是啥心情了。
    徐衡说，平常，天天晚上干完活回屋，刘宝瑞总是先拿上小搪瓷缸，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到院里开水桶接水，再蹭回来打开几个小药瓶，倒出几粒来，就水吃下去。然后吃力地拉开褥子，慢慢躺下，用夹被盖上，赶紧闭目养神。徐衡见他苍白的脸上，鼻翼不住颤动，费力地喘气。刘宝瑞说过，他血压高，有心脏病，吃的主要是治心脏病的药，还有肠胃也不大好，近来气喘又厉害了。
    这天晚上收了工，回到住处，徐衡见刘宝瑞已经瘫在铺位上，拿起那个小搪瓷缸，伸着颤抖的手，有气无力地哀求：“徐衡啊！你给我倒碗水吧！”
    这天夜时城，听刘宝瑞像往常一样呻吟，声音时大时小，声调却拖得很长很长。熄灯后，夜深人静，哼哼声显得更大了。全屋的人都不做声。徐衡也终于在这呻吟声中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哨吹响了，大家都麻利地穿好衣服洗漱，见刘宝瑞一动不动，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停止呼吸了。
    我那篇回忆文字还只叙述了刘宝瑞黄昏收工回来的劳累病痛，如果没有徐衡所述的当晚这场折磨他是不是还能多活几天？——谁知道？
    刘宝瑞有病不得疗救，又加上超过他体力负荷的劳动，还有如上的身心双重摧残，不死才是奇迹。而在他死后，有关方面即使找人进行尸检，也只是为了推卸（至少是）管理的责任罢了。
    现在人们回过头来，称刘宝瑞为“单口相声大王（或大师）”了，而在1968年，还不是一介专政对象，可以随便用手指捻死的蚂蚁？谁管他怎么死的，死了从专政队花名册上把名字勾掉就是了。
    老友徐衡还告诉我，到路村去是琉璃河站下车，途经的大厂是水泥厂（我因之想起，我前文谈的在窦店下车，是去电台“13号工地”的路）；还告诉我，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8341部队要了房山县两个农场，一在南召村的给了新华社，一在路村的给了广播局，说是为了“劳动锻练”，后来就成为主要是收容专政对象和审查对象的地方；据说农场搁不下，又放到村里，他说当时的“黑帮”也分了几类，不像我前文说的那么简单划一。可见个人记忆之不尽可靠，又可见集体记忆也需要抢救了。

anna

刘宝瑞生平：
刘宝瑞(1915～1968)相声演员。北京人。自幼家境贫寒，曾随崇寿峰学艺，后正式拜张寿臣为师，学说相声。十四岁时，去天津与马三立、赵佩茹、李洁尘等在南市连兴茶社相声大会上演出，并常到广播电台播音，初露头角。
　　抗日战争前，刘宝瑞曾赴济南光明茶社演出，编演了相声《韩复榘讲演》，揭露当时山东省主席、亲日派直系军阀韩复榘不学无术、骄横昏庸的丑态。民国二十九年(1940)，他从济南回到北京，在西单启明茶社相声大会作艺，擅演《八扇屏》、《歪批三国》、《朱夫子》等“文哏”相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刘宝瑞赴南京、上海等地，与曲艺名家白云鹏、高元钧合作演出。他常演单口相声，经与南方曲艺同行切磋琢磨，使他的单口相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汲取了南方独脚戏及评话的艺术技巧，又借鉴电影、话剧的表演手法，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被人们誉为“单口大王”。他是把北方相声艺术介绍给江南及港澳观众的先行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他回到北京，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曲艺团。后调中央广播说唱团任艺术指导。1954年春节期间，他到北京郊区为农民演出，同年4月，他到琉璃河北水泥厂下厂辅导工人曲艺队伍。此后，他为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曲艺训练班坚持教学十二年，培养出大批青年相声演员。他对新相声的创作，对传统相声挖掘整理，对发展与提高单口相声的表演艺术，均作出重要贡献。
　　1959年夏天，他去福建前线慰问解放军，在艰苦的条件下深入前沿阵地演出。为了体验部队生活，他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持枪、卧倒、射击。他访问了侦察英雄纪瑞瑄，及时创作、表演了歌颂英雄的单口相声《神兵天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军事题材的单口相声。
　　六十年代初，他和侯宝林、马季一起，经常去北京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专场演出，并多次受到亲切接见。
　　刘宝瑞熟悉历史掌故，社会知识丰富。他擅长描绘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以此来烘托人物、事件。在台上他强调语言、眼神、面部表情三结合，辅以手势，对每段台词的抑扬顿挫都精心设计过，通过长期舞台实践，能做到平整而不温，脆快而不过，形成了稳健潇洒、口风细腻的艺术风格。
　　刘宝瑞单口相声的代表作之一《连升三级》曾被编进中学语文课本，同时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介绍到国外。
　　刘宝瑞为人谦恭和蔼、诲人不倦。1960年，中央广播说唱团附设相声学习班，招收了十几名学员，由他负责辅导，后来这些学员大部分成为各专业文艺团体的骨干力量。为培养马季掌握传统段子，录制《找堂会》、《扒马褂》等段子时，他为马季捧哏，并将许多传统相声传授给马季和唐杰忠。1960年，广播说唱团挖掘整理传统相声，动员演员们口述笔记，刘宝瑞积极参加，他记录下来的单口相声文字稿及录音在全团数量上占第一位。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宝瑞遭受严重冲击和迫害，1968年10月8日下午，他在北京房山农场劳动时受到现场批斗，当晚逝世。
　　刘宝瑞的学生有周文游、殷文硕、高洪顺、唐杰忠等十三人。他生前口述的八十段单口相声，经殷文硕回忆记录，整理成文，辑为《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1983年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1965年，刘宝瑞到天津看望师父张寿臣

anna

这个相声 宝典的目录：

anna

1962年刘宝瑞与赵连甲、白凤鸣、许多、袁阔成合影

anna

后排左起：马季、李文华、郝爱民、于世猷
前排左起：侯宝林、郭全宝、郭启儒、刘宝瑞

anna

单口相声《连升三级》演出照

anna

单口相声，刘宝瑞绝对是大师中的大师。相比之下，马三立晚年的冷峻的作品因为过于短小，而缺乏能与之相比美的恢宏结构。索性，今天还有郭德纲的单口。不过相比之下郭德纲的单口太过随意，不仅结构，语言上不够严谨，从知识的角度看也过于浮躁。但平心而论，郭德纲驾驭语言的天份绝对可能使他取得大师级的成就。如果说，能靠说单口相声糊口，那么郭德纲绝对是当今相声界的唯一一人。郭德纲和刘宝瑞大师一样，他们都是那种可以靠说相声糊口的人物。而对多数相声演员来说，如果不去拍电视剧小品当个主持人什么的，就会饿肚子。这就是评价相声天分的重要标准吧。呵呵。就像郭德纲所说，相声界，很多人，是不能靠说相声“糊口”的。

如果什么地方也蹦出个神仙，可以满足我三个愿望。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回到50年前，去听刘宝瑞《官场斗》的下半段！。。。。。残片的《官场斗》是刘宝瑞相声，给我们留下的巨大遗憾！

anna

既然说到了《官场斗》就不得不再写几句。
我一直都认为自己听过全本的官场斗，只不过那时极小极小，还是听的家里那种唱片机。以至于后来，我还把家里那个古老的唱片机找了出来，便把早已成为古董的唱片翻了个地儿朝天。结果是那个红色的大唱片里只有到王爷喝茶的上半部残本。但我怎么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听过呢？！！

于是开始翻资料，在网上找，得到了几种说法：
1.中央电台的资料库进水，非常不幸的毁掉了唯一的底版。
2.天津电台有，而且是镇台之宝，但不再拿出播放（原因不明）。具有人称，自己1988年听过全本。
3.传说是现场版曾经录制后卖给了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商人，中国大陆并未留底本，最终流失海外。
4.文革期间，既然连大师本人都被迫害致死，那么他的作品也在被毁之列。《官场斗》唯一的版本，毁于造反派之手。
5.下半部根本没有录制，只录到九王爷喝茶，然后大师就被迫害致死。

不过无论说法如何，结果是唯一的：《官场斗》只有残篇。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痛恨文革。本来，文革和我无关，完全没有赶上那个时代，有时看看电影什么的也觉没什么。但像刘宝瑞这样的人都会被人打，这叫什么社会呀？！打人者实际上文革之后还在做官，甚至可能还升了官。这个人不被法律惩罚就是和不清算德国纳粹没什么区别。想想那个世界，你可能就是因为留过学而被人殴打甚至致残，然后，法律最终原谅了罪犯，那些工作队的罪犯们只要排好队甚至还会成为粉碎四人帮的功臣，甚至罪犯还官升一级，永远无人敢于追究。。。。令人不寒而栗！刘宝瑞，一个把笑声留给世人的大师就这样悲哀的走了。

anna

最后，我上传一下《官场斗》的绝对终极版（中唱唱片）这算是发烧友级别的，绝对经得住任何顶级音响的考验，呵呵：

第一部分，133MB     http://www.megaupload.com/?d=60IHZX6H
第二部分， 115MB      http://www.megaupload.com/?d=LG0SO8HC
第三部分， 108MB      http://www.megaupload.com/?d=ESGSY1XD

stellawang82

我也记得我听过官场斗的全本，天津电台好像放过，不过最少要十几年前的事了，之后再也没听过，现在听的都是殷文硕版的。可惜我听懂刘宝瑞的太晚了，身边唯一能问这些事的人——我姥爷也没有了。楼主的帖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和我姥爷坐在小屋里抱着半导体听相声的日子，那时候他一边听一般给我讲，可是太小了，很多事情都没记住，后来大了记得住了，却没时间和他一起听了。刘宝瑞和侯宝林是我姥爷最喜欢的两位大师，很奇怪，我姥爷一正经天津人不喜欢马三立喜欢侯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