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写在《帝国的兴衰》后两集被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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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西汉崩溃的原因

这个纪录片不够客观，他把帝国内部中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搞混了。

以至于把西汉灭亡的原因之一归于汉武帝（上层）用盐铁官营的政策把中层管的太死了。

其实历史的真实恰恰相反。


中国的历史，一直到现在都存在这样一种规律：我们把社会的构成分为三个层次，上层——中央的权力核心，过去是天子现在则是中央政府，中层——官僚集团、士人（或称为知识分子）集团、地方豪强，下层——普通的人民。理论上说，在信息的传递与处理都不发达的时代，中层是连接上层与下层，组织社会力量从事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同时，中层又必然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其位置与构成又决定了，这个阶层相对于上层和下层，在人员素质和资源控制力上会更具有优势。一旦社会体制对中层的自我膨胀失去控制，则社会结构便会趋于畸形。
历朝历代，当权力集中于上层，财富相对平均的分布于下层，中层相对受到抑制的时候，通常则是王朝的鼎盛时期，而历史上王朝走向鼎盛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过程。而在鼎盛时期过去之后，中层开始做大，权力由上至下，财富由下至上，都开始向中层集中。在古代这就表现为朝堂上，上不能治下，皇权逐步被架空，民间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同时士大夫阶层在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又无需缴税，政府财政的负担最终只能由生活愈发困难的平民来承担，这最终将导致王朝经济走向崩溃。与此同时，中层，或者说是精英阶层自身，也开始逐步走向自我封闭，拒绝新鲜血液的输入，从而成为一个小圈子，并最终腐化、瓦解。至此，国家体系便无可逆转的走向了崩溃，而扭曲了的社会结构在王朝的崩溃中将会被打破，历史便开始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
从经济角度说，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商业起到了最为核心的作用，而中层相对于上层在财力上的不断做大，又是中央政府权威性降低的直接原因。这就解释了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强调“官山海”，强调“重农抑商”的缘由。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国内普遍都存在贵族阶层做大的问题，贵族们把持着朝政，垄断了国家政治，架空了君权，又往往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同时他们的私人封邑也分裂和削弱了国家实力；贵族们仅仅靠着血统，就垄断政治资源，这又造成了这个封闭的集团势必会在几代人之后迅速走向昏聩与腐化，而整个国家，将会在这个贪婪而又愚蠢的集团的挟持下，走向衰败直至灭亡。
在战国时代，法家的地位能够最终凌驾于包括儒家在内的其它学说之上，正是由于法家可以有效的强化君权，做到“削中间、补两端”。而对七国而言，山东六国由于传统体制形成较早，在战国时代来临之时，贵族势力已是尾大不掉之势，故六国的变法都未从根本上抑制社会体制的畸变，而秦国由于“开化”较晚，却有了“一张白纸，好做文章”的优势，在秦国的变法，所遇到得阻力远小于山东六国，而这就使得秦的社会体制远远优于其它国家。可以说，秦之一统天下，始于孝公，始于商鞅。
法家治理下的秦的社会体制，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视作为是一种举国体制，在极大的优化了社会结构的同时，还赋予了中央政府强于山东六国的对国家资源的动员能力，做到了对有限资源的利用最大化，这是秦国能够通过军事手段统一六国的直接原因——即使是在人口、土地等资源数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秦国能调动的资源依然要数倍于对手，而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是由支撑战争的资源数量来决定的。
纯粹的法家体制，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国际间处于“大争之时”的时代，为秦统一天下提供了旺盛的动力。但是，当社会环境趋于平稳的时候，这台“高速发动机”却无法减速，这最终导致了秦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热，进而“硬着陆”，而下层则需要为经济的崩溃买单，这就导致了来自民间的反抗，这构成了秦王朝灭亡的内因。而没有任何缓和余地的，彻底的郡县制改革又触动了原来居于六国的贵族的利益，从而导致了旧贵族集团的叛乱（比如项梁、项羽叔侄），这构成了王朝灭亡的外因。因此，从灭亡原因来说，秦王朝有别于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
迄今为止，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两次大变革，第一次是公元前210年秦统一天下，结束了自西周开始近八百年的封建制，中国由此进入大一统时代，其历史意义是之后的改朝换代所无法比拟的。始皇之后历朝历代的皇帝，他们的功也好，过也好，这些作为归根到底都还是在秦的基本框架内，能说明的只是在一个固定的体制下，他们运作的好或不好，而这套体制的开创者则是秦始皇；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二次变革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至此之后，在上、中、下的三级结构中，居于下层的人民拥有了原本只属于上层和中层的政治上的发言权，这套全新体制的开创者是毛泽东。
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社会体制带入到一个先进的社会体制，秦的手段是极为强硬且缺乏弹性的，而这种强硬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时人民的利益，也最终损害了秦自身，导致了秦朝两世而亡。但是，在历史处于大变革的时候，这些酷烈的手段客观上又是难以避免的——中国的历史发展还存在这样一条规律：领导集团在世人眼中的合法性，源自“威”、“信”二字，而当社会处于动荡的时候，立威又要重于立信，反之亦然。历代史家以“残暴”来否定秦始皇，否定秦的功绩，是一种舍本逐末。



在经历了秦末的动荡，以及楚汉相争之后，汉王朝最终成为了秦的疆域，以及秦始皇所创立的体制的继承者——虽然秦王朝没有如始皇帝所希望的那样千世、万世的传下去，但是他所创立的体制以及“大一统”的观念则的确传承了两千余年。汉朝几乎不走样的延续了秦的政治体制以及律法等框架，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事实上，在汉代，主流舆论对秦始皇的态度是首先肯定他是一位伟人，只是这位伟人犯了错误，司马迁的《史记》在当时属于非主流观点（不得不说，太史公看待一些历史问题的角度，有点过于“小资”了）。不止于汉，在宋之前，主流的观点对秦以及始皇帝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将秦始皇塑造成一个暴君，是自宋开始的，而中国精英阶层思想的某些消极的转变，恰恰也是由此开始的。
就社会结构改变而言，由秦到汉初，其实是一个“进三退二”的过程。汉王朝初期，在延续了秦制的同时，帝国内还存在着大量拥有实权的封国，这其实是一种“一国两制”的状态，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还是一种枝强干弱的关系。除此之外，地方的豪强较之秦代，也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资源，譬如六国的遗族，直到汉武帝时代，依旧拥有不小的特权；而在中央，同样存在勋贵集团架空皇权的问题。那个时期汉朝统治者秉承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其说是于民休养生息，不如说是政治上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妥协——所谓无为，并非指臣子无为，而是君对臣无为。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汉初的状态是历史大趋势与当时现实情况“妥协”之后的一种平衡状态。这并非一件坏事，在秦以强硬的手段将中华文明带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汉王朝做适当的回调是存在余地的，而由此换来的稳定，使得皇帝或者说上层有足够的时间来逐步消化秦的遗产。
汉初的政治态势在汉高祖刘邦时代和吕后专权时代基本上没有太多改变，而从文帝开始，汉的“政治体制改革”便开始了：汉文帝通过将列侯迁出长安，回归各自封国的方式，瓦加了以周勃为首的勋贵集团，在其晚年，又通过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对各个封国实力加以削弱；至景帝时期，中央政府的丞相已不再出自勋贵集团；至武帝时期，又以主父偃的“推恩令”，最终彻底完成了削藩，汉王朝的中央集权至此达到了顶峰，汉武帝能充分调动国家资源打败匈奴，也正是得益于集权下的举国体制。而从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削中间、补两端”的过程。
从经济角度说，这也是一个中央和地方经济资源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央的权威，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于中央政府所直接掌握的财力。当初淮南国正是凭借其胜于中央的财力，成为了诸多封国中，对中央权威威胁最大的一个。汉武帝时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推行了盐、铁、 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 告缗，统一铸币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究其根本，这些政策的实质都在于加强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度，加强中央政府的财力，即所谓的“国进民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民”其实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它所指的并非是此处所说的社会“下层”，而是指社会“中层”）。
武帝时代的过度用兵，同样使汉王朝也出现了“投资过热”的问题，这最终导致了中央财力的下降，上层对中层在财政上的优势开始削弱，于是上层不得不对中层进行新一轮的妥协——这就是昭帝时，“盐铁会议”的历史背景。最终，中央废止酒类专卖改为征税，盐铁政策则维持不变，国家经济至此开始“民进国退”。
在实现了新一轮平衡的同时，失衡的趋势也就出现了，并且将从趋势最终变为现实。财力上的此消彼长，使得由士大夫和地方豪强构成的社会中层开始做大，社会结构开始“削两端，补中间”。皇权开始被逐步加空，民间土地兼并开始严重。
最终，以王莽为首的士大夫集团终结了西汉王朝，而最终建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则是地方豪强的代表，而他成事所依托的，同样也是地方豪强。刘秀的这一属性，使得东汉王朝对地方势力的控制力度，至始至终未达到西汉的水平。这一隐患，在东汉末年最终演化成了群雄并起……
古为今鉴，在当今，社会构成的三级结构依旧存在，他们之间此消彼长的变化也依旧存在，现在所说的“左”“右”，以此定义则是：“削中间、补两端”为左，“削两端，补中间”为右。左、右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好与坏的区别，关键在于因时而变，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

对中层而言，光靠精神上的为国为民思想恐怕是靠不住的，关键还在于社会体制的制衡机制。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底层的人民必然是最爱国的，因为除了脚底下这片土地，人民很难再有处可去，直到现在也是如此。高层同样需要国家，无他，国破了，民亡了，高层也就完蛋了。唯独中层，取利于民，又在权力上架空高层，但是一旦国家出了什么问题，这批人又的确可以置身事外，因为他们对政治资源有着直接的控制，因此改朝换代对这些人而言只是换个人称陛下而已，实在不行，凭着自己手里的财富，也大可以一走了之。这就像是三国里面，孙权与张昭他们的关系一样。
所以，如何抑制中层过分膨胀，一直是历朝历代君主内政的核心问题，法家对国家的管理，其要旨在于以法治官，以法治吏，而治民则在其次——儒家思想则恰恰相反，所以比较和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胃口。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为了抑制贵族，国君引入了布衣出身的职业官僚，在官僚做大以后，又不得不引入外戚，接着是宦官……总之就在两雄相争中，高层总是先感觉力不从心，于是才引入第三股力量作为平衡，而这股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同样会由于自身膨胀而变得尾大不掉。
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这种制衡仅仅是在中层和高层之间的小圈子里做的，高层只能是用一个小圈子去压制另一个小圈子，这种方式必然就有个保质期，长的话，几十年，短的话十几年乃至几年。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引入了下层的人民来实现社会结构的相互制衡，而这个群体由于其庞大，也是最难以蜕化变质的。当然，到现在这还处于摸索阶段。



附文之：
【农耕时代的“周期率”】一直以来，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以一种政治型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上的所谓“周期律”，而事实上，“周期律”其实也可以从经济角度来加以解释。在古代，亦或说是农耕时代，社会的基本财富就是粮食，而决定粮食生产基本要素则是两条——土地与人口数量。


而技术这个因素则是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从一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开始，截止到工业革命前夕，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看，人类的生产技术无疑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如果将进步幅度与时间作成一副直观的二坐标图，结果则会是：我们所看到的，将是一条极平缓的上升曲线，“平缓”到你几乎看不到它的“坡度”。相对于这一万余年的时间，人类技术在广度和深度的拓展都是非常有限的，除去青铜与铁器的产生之外，其实历史上再没有什么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力发展产生过质的影响。而且人类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基于生产、生活中无数“偶然发现”的积累，其本身并不复杂，如制陶、养蚕、冶铁等等，只要发现其中的诀窍或是“秘方”，一下子就可以迈过技术门槛，但在此之前，你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来“碰运气”，或是等待这一技艺从遥远的地方慢慢的“溜达”到你这里来。因此，如果“仅仅”是看待几百年的历史的话，那么经济这一因素完全可以视作是静态的。


土地是一个动态的因素，总会有新的土地被开垦，或是既有的土地被撂荒。但是，土地的总量最终是存在上限的。如同正文中所提及的那样，受限于交通技术，一个长久性的政权（波斯、马其顿、蒙古等短命帝国则不在此列）可以统辖的疆域在技术上是存在上限的。唯一不存在上限的因素是人，这既是粮食的生产者又是消耗者。一个政权建立之后，随着社会环境趋于稳定，人口数量随之开始上升，这样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可供开垦荒地，或是由统治者趋势，通过战争来获得更大的疆域，更多的土地。随之而来的，便是更多的粮食，这就有为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基本条件，如此循环往复，一个正循环就形成了。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的上升阶段，表现形式就是老百姓“安居乐业”。在这一阶段，会存在大量的粮食剩余——无论你是想组建骑兵还是海军，或是想修长城盖金字塔，都是要取决于这个粮食剩余的，有了粮食剩余，你就可以把它转化为军事力量已经楼堂馆舍，这就是所谓的“国富兵强”。

当可耕种土地的利用达到极致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人口还会继续不断增加，统治者享受的这块粮食剩余是没法减的，那么就只能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耗。中国明代，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就不再涉足大洋，从宏观经济角度解释就是由于人口持续增长，社会粮食剩余减少。粮食剩余越来越少，国家的动作也就不得不越来越少，这个国家便会显得暮气沉沉。随着人口进一步的增多，最终土地将无法承载新增的人口数量，矛盾便随之开始爆发出来……。当然，真实的历史中，民变和内乱往往等不到这一天就会爆发，因为还存在一个因素——气候，水旱灾害往往会大大提前这个“临界点”的到来时间，研究一个地区的气候变化周期和王朝兴废，会发现它们之间是存在一定关联关系的。


随之而至的战乱，将和天灾一道，制造出无数“流离失所”、“饿殍遍地”之类的景象，人口数量将大幅的减少。当新的统治者平定天下之后，人口的下降趋势也将得到扭转，此时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将回复到先前的状态，一轮新的周期就此开始……

weder

第三集也被改了些，和第一次播放的不太一样

http://www.6park.com/enter9/messages/285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