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五千翻译官：四川话都能当成英语听(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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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皋。

周太康

1945 年，张良皋（右一）身穿制服在昆明炮兵训练所

张良皋获得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纪念勋章。

　　　　抗战中的五千译员
　　几年前，80多岁高龄的张良皋去美国讲学，申请签证时被问及是否会使用武器。“我就在备注一栏写上：‘会放炮，我曾是二战翻译官。’美方签证官微微一笑。几天后签证很快就办下来。他们对于二战老兵非常尊重。”

　　“曾有人问我们：要你们上战场，你们会不会害怕？我说：打胜仗的军队，怕谁？”现年88岁高龄的张良皋白胡子白眉毛，但仍带着武汉人特有的血性。
　　60多年前，在重庆译员班的毕业典礼上，张良皋被蒋介石错点名成“张良举”。时年21岁的张良皋立刻大声纠正：“报告！我叫张良皋！”这一嗓子将大队长惊吓出一身冷汗，也让蒋介石好不尴尬。
　　作为抗战时期美军的翻译官，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张良皋经多方努力，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彼时，他应武汉市图书馆名家讲坛之邀，正举行一场讲座，他让主持人当众将勋章给他戴上。“我始终认为那是一段光荣的历史。”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这个立场从未改变。”
　　上世纪40年代，为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国民政府从大学生中征召了近5000名译员，张良皋就是其中之一。
　　张良皋是幸运的。他的大多数译员同仁们，都没有拿到这枚纪念章。张良皋在重庆中央大学的学长周太康，以及他在昆明炮兵训练所的同仁曹越华，他们也曾跑过当地的统战部门和外事局、民政局等机构，最终无果。
　　　“说的是四川话，我当英语听了”
　　1944年初，中国军队中翻译人员奇缺。
　　其时，意大利已于1943年9月投降，亚太战场的反攻箭在弦上，中缅印战场密切配合，美军来华者日多，急需大量翻译人员。
　　为了应对形势的发展，1944年1月，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从在渝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几所著名大学中征召应届毕业生充当译员。所有符合条件、体检合格的男生，必须无条件服从政府征调，服役期为两年。服役期满后，方可发毕业文凭，不服从则开除学籍。
　　中央大学电机系四年级学生周太康被征调入伍，进入校内的译员训练班集训。
　　复旦大学电机系四年级学生曹越华在这之前就已经被校长吴南轩举荐到昆明炮兵训练所，担任翻译。
　　中央大学建筑系二年级学生张良皋本不在应征之列，但满腔报国热血的他通过考试，得以进入重庆译员训练班第一期。
　　在这次大规模征调之前，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曾在1941年和1943年两次征调译员。当时，驻滇美军达数万之众，在昆明的美军招待所就有50处之多，因缺乏翻译官，数千士兵无法上前线御敌。这两批应征的联大学生最远的去了印度、缅甸，近的留在云南，中缅印战场的几次重要战役几乎都有联大的翻译官参战，伤亡惨重。
　　至1945年，国民政府在全国陆续征调和招收了翻译近五千人，合称“五千译员”。
　　被征召的译员首先需要通过强化训练。
　　重庆译员训练班是典型的美式强化训练，经6周集中培训方可被派遣到军队。当时训练之紧张，令译员们晕头转向。“有一天听隔壁两个人吵架，结果一句没听懂，后来才意识到，这两位说的是地道的四川话，我当英语听了。”张良皋笑道。
　　训练班的老师个个资历不凡。美国教员中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英译者毕范宇博士，中国教员中有当过蒋介石翻译的王锡钧、一口地道牛津英语后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的何永佶博士、重庆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彭乐善博士等，他们轮流到各个小组教口语。
　　而周太康则在位于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校内集训。每天由学校的英语系教授和个别美籍教师教英语会话和一般军事术语，要求大家讲话用英语。有的同学讲不流利，经常闹笑话。由于各地急需译员，周太康和部分口语较好的同学只学习了3周，就被提前抽调，分配到各地去。
　　　　“罢操事件”
　　1944年3月，周太康和几个同学一起，由重庆珊瑚坝机场乘军机到达桂林。他们被定为三级译员，属于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领导。每人领到了一套军服和符号，所不同的是，译员的符号上没有星，也不发肩章。
　　到桂林后，他们被集中到桂林东南干训团译员训练班，接受了短期军事训练。他们在美国军人的指导下，学习了几种美式武器的使用方法。周太康印象深刻的是火箭炮，又叫反坦克炮，发射时，喷出火焰，威力之大可穿透坦克钢板。
　　经过训练班的短期训练之后，周太康和另外4个译员被分配到第46军美军顾问团担任译员，随顾问团由桂林乘火车到了柳州46军驻地。
　　张良皋则被派遣到昆明，分配在炮兵训练所战炮连，担任翻译工作。他回忆说：“原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美军和装备，几乎全部移调到中国。训练所的场地上，数以千计的大炮、卡车……连驮运75毫米山炮的骡子，也风尘仆仆从欧洲赶到亚洲来参战。”
　　炮兵训练所属于集中强化训练。每一批中国官兵操炮六周，教官是美国人。张良皋每天和他们一起，学习操作105毫米榴弹炮。
　　顶着高原的阳光操炮，一周下来，满脸干燥得起皮，没法动弹。“最厉害的时候，只见各人眼睛眨动，脸上都像戴了面具，就这样练就了一副黑黑的高原脸皮，大家见了面都相视而笑。”张良皋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训练所里，中美两国官兵的待遇悬殊。据《剑桥中华民国简史》记载，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美国官兵能吃到正规快餐，执勤时吃豆子罐头、牛肉罐头和补充体力的大块巧克力，有时还可以抽到香烟。而中国士兵大多营养不良。
　　翻译官们有专门的食堂，里面的菜式中西不分。有时候是一个一磅重的大肉丸子，有时候是一只大火腿，煎过之后，用刀切着吃。“一个月下来，就能长壮许多。”张良皋说。
　　中国的事情，张良皋有时觉得难以对美军解释。有一次，美国人看见一群被一根绳子绑在一起的中国人经过，就问张良皋：他们是干什么的？张说不知道。问：是难民吗？张说不是。那是囚犯？张仍说不是。美国人意味深长地说：那你就是知道了。张良皋才不好意思地解释，那是国军新抓的壮丁，是我们的羞耻。
　　在训练场上，中国军人的体格远不如美国人。一门炮，美国人8人一组，中国人十几个人一组，还常常搬不动。他们这些译员为争口气，咬着牙扛着大炮部件爬山，气喘吁吁地跟着美国人的步子，上到山顶，还要立刻摆仪器，常常累得半死。
　　由于对美国人轻视中方译员的态度不满，译员们曾组织过“罢操事件”，连续三天不出操，后来经过调停，双方各让一步，平息了事态。
　　经过这次抗争，译员们得到了正名，被确认其身份是军中文职人员，不是“雇员”。从此，美军人员不再随随便便称呼他们 “interpreter(译员)”，而是不嫌麻烦地称他们为“interpreting Officer(翻译官)”。他们的着装也改为与美军一样。张良皋是三级翻译官，享受“少校待遇”，但佩戴军衔时须按文职官衔降低两级，只能挂中尉领章。
　　但译员们不喜欢歪戴的美式船形军帽，自己上街去买了一顶中国软边军帽。于是这支译员队伍形成了独特军容：一身美式军装，却戴中国军帽。
　　密支那光复的前夜
　　但张良皋一直没机会真正上过战场。
　　周太康只到过战场外围。1944年6、7月间，日军进攻湘桂，46军奉调到湖南，参加衡阳会战。周太康跟随顾问团和部队，到达衡阳外围。“但由于各部队都想保存实力，并没有积极参战。”周太康回忆道。于是，他还没有真正参加战事，便随顾问团奉命后撤了。这里离他的老家湖南零陵很近，日军进逼，他担心家人安危，提出请假回家接眷，未获批准。周太康认为自己是外事局译员，不是美军雇员，坚持离开，由此便离开了译员队伍。
　　三人中唯一真正上了前线的，是曹越华。现年93岁高龄的曹越华家住重庆黄桷垭，他与老伴王德懿已在这个老旧但整洁的家中住了半个多世纪。
　　当年，曹越华在昆明炮兵训练所拖载组担任翻译官，因表现出众，提升为译员队副队长。1944年7月，他突然接到命令，调往印度前线。几天后，曹越华直飞缅北重镇密支那，未及跟任何人告别，包括他认识不久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王德懿。
　　抗日大反攻战役——密支那之战是1944年5月17日打响的。中美联军并肩作战，史迪威将军任总指挥，历时近100天。
　　曹越华到来时，正是密支那战役的最后一晚。这天夜里，部队特意为他挖了一个单人战壕。“就像中国农村的田间蓄粪池，上面用树干搭起，然后用军用雨布遮盖。”曹越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晚上下雨，越来越大，雨水流进来，把脚盖住半截。我只能坐起来。四面都是机关枪在打，就我一个人在那里到天亮，很紧张。”
　　这一晚，曹越华仿佛已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他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在四面枪声和硝烟火光中，他想起了四川临水老家的母亲，和心心相印的女友。
　　好容易熬到天亮，曹越华才得知，此夜是密支那日军的最后挣扎。第二天，8月4日，缅北重镇密支那即全部被盟军收复。这一役，中美联军以伤亡60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3000余人，标志着盟军缅北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让曹越华难以忘记的是，清理战场时，从地道中搜出了一名日本军官，三十来岁，会说汉语，但发音难以辨明。于是给他一张白纸，让他写字。他在纸上以柳体字端端正正写下了八个大汉字：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曹越华刚到密支那时，是在新1军88团第3营当翻译官，后来调到新1军新30师任翻译室主任，中校级别，主要负责翻译情报、作战计划等。
　　曹越华最重要的任务，是翻译中国与同盟国之间往来的大量作战情报，同时也翻译飞虎队的情报。
　　密支那战役之后，史迪威和孙立人将军来基地视察。谈完了军事作战部署之后，史迪威与曹越华“摆起了龙门阵”。“他看上去50岁上下，精神非常好，说话自然又随便。”曹越华回忆道。
　　得知曹越华曾是复旦大学足球队的中锋，曾是美国西点军校校足球队队员的史迪威立刻将他引为同道。“人类大体上有两种竞技角逐，一是野蛮的战争，一是文明的体育。然而我是两种都有所经历。”史迪威的这句话，曹越华至今记忆深刻。
　　　“我曾是二战翻译官”
　　1945年8月10日晚，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到张良皋所在的昆明炮兵训练所，大家纷纷涌进大操场。炮兵训练所有的是信号弹，美国士兵们也顾不上请示上级，纷纷打开信号弹库。一时间，昆明上空被流光溢彩的胜利焰火点得通亮。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曹越华正行军至贵州省安龙县，听见消息，立刻离开部队，返回昆明，与女友结婚，后回到重庆复旦大学，领取了毕业文凭。
　　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安排遣散译员工作。张良皋被编在遣散的第二批，于10月11日由昆明出发，21日抵达重庆。后于1947年顺利毕业。
　　解放后，这批译员大多遭遇坎坷。“在北京、武汉、上海的译员很多，大家能相互证明，比较容易说得清楚。去东北和其他地方的译员遭遇就不同了，很可能就没能扛过去。”张良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在镇反运动开始时也差点出事。当时我在一家工厂当临时工程师，市里号召反动党团分子登记，闹得很紧张。但我觉得我是革命者。后来我把工作关系悄悄转到武汉市建设局，问需不需要去公安局登记，建设局说不用了，内部交代就行。我才逃过一劫。”
　　张良皋从武汉市建筑设计院退休，参与了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创建工作；周太康退休前为华中科技大学电力系教授；曹越华大半生都在重庆市日用化学工业研究所任翻译。
　　周太康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对这批译员，虽然已恢复了名誉，但还不够，应该承认这是当年大学生抗日从军的一次壮举而载入史册。90岁高龄的周太康仍思维缜密，永远的理科生模样。
　　几年前，80多岁高龄的张良皋应邀去美国讲学。中途他去加拿大看望老朋友，需要重新申请签证才能进入美国。“我花了一天时间写申请，表格里有一栏问，是否会使用武器，我就在备注一栏写上：‘会放炮，我曾是二战翻译官。’美方签证官微微一笑。几天后签证很快就办下来。他们对于二战老兵非常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