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谈1979年中国见闻：人民很穷

波尔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原题为：思想者裴宜理：破解“造反的密码” 本文为节选

　　她研究社会运动，本人参与运动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8岁。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之间比较群众运动的成因：人们为什么会以及怎样集合在一起，通过什么样的口号或歌谣表达诉求，与政府之间又形成怎样的张力

　　本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宗陶 实习记者 沈从乐 发自上海

　　跟许多年逾古稀的同事相比，裴宜理在哈佛算得上年轻教授。她先后出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燕京学社社长是毫无争议的事情，除了她怡人的性情，学术水平也有目共睹。她的中文是1960年代在台湾学的，从文言文起步；日文则有少年时代10年东京生活为基础，尽管采访中她谦称：“我的日文（水平）是小孩子的。”如果以出生地为准，那么裴教授是上海人。她出生那一年（1948），中国还在“旧社会”。

　　“我父母都是圣公会传教士，但父亲不是牧师，虽然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父亲是历史学家，1931年到上海，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母亲是文学家，刚到上海时在圣玛丽女子中学教书。他们是在上海认识的，1937年结婚，然后我母亲就转到圣约翰大学工作，住在中山公园后面、今天华东政法大学那一带，一栋很漂亮的西式平房里，当时有10个传教士家庭都住那儿。父母常常邀请中国学生来家里交谈，或给他们看《圣经》，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教书不是传教。那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上海在30年代是非常开放和摩登的，父亲后来常常提起上海的夜生活和酒吧。”

　　裴宜理坐在华东师大逸夫楼的大堂里，距离父母当年的住所不过一站路。

　　父母在圣约翰教了20年书，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但1949年两人不得不离开。许多年后裴宜理遇到上海社科院院长张仲礼，张先生说，他听过她父亲的课。

　　“1937年我父母到日本旅游，听说了芦沟桥事变，到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核实消息并询问：‘我们的家在上海，能不能安全回去？’大使馆的人不想担负额外的责任，没说实话。父亲于是买了两张船票。很快他就发现乘坐的那艘船不太对劲，吃水很深。他对船舶比较在行，跑到舱底去看，吓了一跳：全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一到上海，这些军人就投入战斗，街上可以看到许多尸体。他们回到圣约翰大学，屋子里乱七八糟；他们结婚的那个教堂也被洗劫，结婚礼物之类不翼而飞。不久父亲就被日本人关进监狱。美、日政府交换在押人员时他才被释放回美国。祖母在纽约的港口接他时，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他是那么瘦。”

　　1951年，裴宜理一家搬到东京。父亲去大学教书，母亲很吃惊：“你被日本人关进监狱，吃过那么多苦。”父亲说，“那是战争时期。”

　　“父亲1959年去世，是被两个日本学生打死的。那天是感恩节，我们正吃饭，听见院子里狗叫，父亲就出去看。两个很年轻的日本学生，喝醉了酒，用空手道击打父亲的头--会空手道的人，他们的手就是武器，他们不该喝酒--几分钟后父亲就死了。那年我11岁。1962年母亲带我们回美国，在大哥就读的沃尔根大学安顿下来。但说实在的，1959年之前，我们在东京挺快乐的，我对日本也有相当深的感情。我父母后来葬在日本，我保有了他们在长野县的一栋房子，现在每年会回去看看。”

　　裴宜理说，学者治学往往跟志趣、经历密切相关。她研究社会运动，本人参与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8岁。那一年，她在东京第一次参加游 行；1968年，从纽约到华盛顿，她在抗议活动中险些被捕；最近的一次是在波士顿参加抗议美国进军伊拉克的示威活动，当时人们打出的标语是“Drop Bush Not Bombs”（丢弃布什，而非炸弹）。

　　裴宜理天生对政治感兴趣，且有一种领袖气质。她在威廉·史密斯学院读本科时就读过《毛主席语录》，并在学生领袖学习班上盟发了学中文的念头。1979年她第一次回到中国，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茅家琪教授和研究秘密会社的蔡少卿教授。前不久她还专程去拜访了两位老师。

　　那一年，每个周末她都到上海搜集小刀会资料。1986-1987年，又在上海社科院访问了一年，看到1950年代社科院与上海市总工会合作的老工人访谈录等重要资料，写就她的名作《上海罢工》，这部著作获得了1993年美国历史学会最高奖费正清奖。

　　在裴宜理的幻灯片资料里，不仅有1948年上海舞潮案的照片：舞女们聚集在“新仙林”舞厅门口，她们还砸了社会局办公室；有申新棉纺厂女工罢工被逮捕的留影；有1968年“文革”时期的人山人海，也有2007年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厦门“PX事件“，以及2008年上海反磁悬浮群众“散步”的影像。

　　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之间比较群众运动的成因：人们为什么会以及怎样集合在一起，通过什么样的口号或歌谣表达诉求，与政府之间又形成怎样的张力。

　　无论是“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吃饭”，还是《We Shall Overcome》（一首宗教性歌曲，在西方民权运动中被传唱），无论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今日最流行的“茶党运动”，政治学家裴宜理试图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破解人类“造反的密码”。

　　一个鸡蛋和毛主席像

　　人物周刊：1979年您到过安徽农村，说说那次经历吧。

　　裴宜理：我的博士论文是写农村的叛乱（《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写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来中国（文革期间），所以我一到中国就申请去淮北。1979年凤阳县刚好遭遇了百年未遇的旱灾，政府不太希望一个外国人去参观，但最后同意了。南京大学的蔡少卿教授陪我一起去了凤阳、蒙城、涡阳，那是非常有意思的经验。

　　我们在淮北的时候，不管去什么地方，都会有几百个当地人围观，可能之前他们实在没有看到过外国人。有一次去看地方戏，路上我们坐的车子被百多人包围，蔡老师吓了一跳，说你不能出去。我说应该出去，出去了就能跟他们说话，否则我们肯定会被挤死。终于进到了戏院。戏演了一半，又有好几个人闯进来，看我。

　　在蚌埠的一个宾馆，有天吃早点时，厨师给我做了很多炒鸡蛋，我吃得很高兴。一个星期后在蒙城，晚餐也有很多炒鸡蛋，但因为有许多别的，我就没有吃它。当时外国人是不可以跟中国人一起吃饭的，事后负责接待的人来问我，“为什么你没吃炒鸡蛋？”一个星期前我在蚌埠时，他们就派了人去调查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然后请当地最好的厨师专门给我做炒鸡蛋。

　　人物周刊：是不是觉得当时的人一方面比较谨慎，另一方面也比较实诚？

　　裴宜理：是的。离开南京之前，我跟外办说在地方我要坐公共汽车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谈了很长时间，他们答应了。从蒙城去涡阳时，他们安排了一辆小车，我拒绝了，因为说好可以坐公共汽车。我很快活地坐上了公共汽车，却发现那辆小车一直在后面跟着。后来他们跟我解释，淮北没有小车，那辆车是专门从淮南调来的，如果不跟着，等到了涡阳，没有公共交通的地方我就没车可坐了。

　　人物周刊：坐公共汽车时看到了什么？

　　裴宜理：人民很穷。在一个车站，有人送一位老太太，给她一个土鸡蛋，老太太不肯收，那人一定要给她，推让了很久，甚至吵起来。一个鸡蛋那么宝贵！

　　人物周刊：同时也为自己没吃掉那些炒鸡蛋感到抱歉？

　　裴宜理：是啊。那时淮北刚刚发生10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我看到几个小孩的肚子很大，因为他们吃了草或者其它东西，他们的头发是白色的。

　　旱灾之后，政策放松了一点，试试看“包产到户”能不能提高一点生活水平，但在当时这不是公开的，农民们也没有跟我们说。一两年之后我又跟蔡老师去凤阳调查，农民才讲起1979年大包干的经过。

　　人物周刊：您说过中国的农村会逐渐萎缩。就您所见，农村问题根源在土地上？

　　裴宜理：是，尤其是农业税取消后。农业税还在实行时，农民负担重是矛盾冲突的重要来源，取消之后，土地问题就成了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

　　人物周刊：中国这块土壤适不适合搞土地私有制呢？

　　裴宜理：很难说。我个人觉得应该慢慢地私有化。如果马上私有化，很多房地产公司会收买土地，而他们的买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农民不一定会得到最大的好处--对农民来说这是很危险的政策，他们失去土地就没什么其他的依靠了。

　　人物周刊：小城镇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去年浙江、贵州的某些小镇发生过这样的事：带有金钱色彩的性关系发生在初中女生跟KTV老板或村官之间。农村在渐渐消失，城镇在不断生成，但长得似乎有点畸形。您对此有什么思考？

　　裴宜理：这是很难避免的过程。19世纪美国从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家时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欧洲也差不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国家要负责保证每个农村、每个小镇都有很好的义务教育。

　　另一个是欧洲政府（不是美国）的做法我非常赞成，就是政府保障个人最起码的工资水平、福利、养老、医疗之类。我知道中国政府正试图实现比较有效的医疗改革，我非常赞成，这对中国将来的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非常昂贵，不可能一下子实现，而中国政府面临的情况又千头万绪，所以应该慢慢做。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越来越有钱，把钱花在这些地方很值得。

　　人物周刊：最近您跟于建嵘去下面调查，具体是哪儿？

　　裴宜理：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主要是在江西省、湖南省--于老师是湖南人，便利些；而我现在主要的题目是安源煤矿。一起去了三四次，我单独去了一次。我们也在周围的农村调查，同时去了一些共产革命早年的根据地。我还打算看看长征开始的地方，今年底也许会去遵义和延安。

　　人物周刊：如果说当年鸡蛋的价值让您震惊，今天的农村有什么东西让您吃惊？

　　裴宜理：他们电视机的大小--比我在美国的大好多！很多农民装了电脑、音响，还可以在家里唱卡拉OK。另外，在湖南、江西很多农民家里，还挂着毛主席像。农民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他们的想法跟城市人有点不同，似乎更怀旧，觉得那个时代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他们经常说到毛泽东怎样帮助他们，毛泽东是多么好，也问“你们美国人对毛主席有什么想法”、“他是不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领袖”之类。在上海很少有人这样说，这个现象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