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余霞——大宋帝国的兴衰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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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毁了，老娘也走了，估计此时隐身大漠的这个党项人李继迁，此时此刻的心境也像这周匝七百里的旱海沙碛一样。入夜以后，呼啸的寒风就像孤狼的嘶鸣。独坐帐中的继迁梦中想到的，不只是母亲和那些阵殁的地斤泽老兄弟吧？还有他祖宗托跋思恭繁衍生息的定难五州吧？银州、夏州、绥州、宥州、静州，这是祖宗的土地，也是他们李家兴盛的土地。

　　那么，我们先看看这定难五州吧？银州，在今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党岔镇；夏州，早先乃是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的都城，就是大名鼎鼎的“统万城”，在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红墩间乡白城子村；宥州，在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绥州，在今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静州，具体在哪里，版本过多，暂且可以认为大致在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特别想说说那座夏州城，在南北朝它叫做“统万”，如今老乡们把这座古城遗址叫做“白城子”。大夏凤翔元年（西元413年），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驱使十万人在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建大夏国都， 负责筑城的将作大匠叱干阿利凶残好杀，下令用蒸土筑城，待土干后，便以铁锥试土，不合格的推倒重筑。凡铁锥刺城，入墙一寸者，即属夯筑不合格，杀筑者；凡刺得入者，即属有意包庇，杀刺者。因“筑城不力”被惨杀者数千人。大夏的天王赫连勃勃，按剑四顾、豪气冲天，“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都城四门：南门命曰“朝宋”，西门命曰“服凉”，东门命曰“招魏”，北门命曰“平朔”。其实这筑城的法子，就是把白胶泥和石灰加水蒸发，然后掺上细黄土，一层层地用平夯打实。故至今这座土城土色泛白且极其坚固，当地老乡砌墙用的材料，多是从统万城城墙上顺夯土层切不来的长方形夯土块，其坚硬度不亚于砖，因而当地群众俗称“白城子”。从这座城市不舍昼夜地拔地而起用了六年时间，作为都城它存在了二十五年，到它的彻底毁灭则过了五百八十一年，之后又是一千多年，直到清道光二十五年（西元1845年）横山县的知县何炳勋才重新找到了它。这一千五百多年，风吹过，沙盖过，汗渍过，血染过。如今残阳西斜、大漠落日，万道霞光染红了暗灰色的天际，千里黄沙折射出夕阳血色的面容，肆虐的狂风无忌地穿行于白城子里那些残垣断壁中，就像当年屠戮长安的那些匈奴铁骑，发出一阵桀骜不驯的长笑，震撼着眼前的毛乌素沙海。这也许就是赫连勃勃的魂魄了........

　　唐朝末年有个十试不第、屡不得志的读书人罗隐，据说人很丑才屡试不中，那真个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了。这位“江东生”，不知何时何故在瑟瑟寒风中登上了夏州城楼，不知何情何景使他为这座军州重镇吟咏歌颂，“寒城猎猎戍旗风，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 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日后“江东生”偏遇了“海龙王”，做了吴越的给事中，是后话了。

　　那么我们由此可以断定，“定难五州”基本就是今天陕西省榆林市所辖的广大地区了。今天的榆林市，地形地貌大体是“七沙二山一分田”。明长城由东北向西南横穿市境，长城以北是风沙草滩区，约占总面积的76.1％，其地势开阔平坦，沙丘连绵不断，滩地、海子星罗棋布；长城以南是黄土丘陵区，约占总面积的23.9％，梁峁起伏，沟壑纵横，地表支离破碎，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比较富集，有大小河流837条，属无定河、秃尾河、佳芦河支流，均为黄河水系。在北部风沙草滩区，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埋藏浅，一般为地下１－３米，便于开发利用。还有天然海子130个。榆林。早在秦朝这里就设立了上郡。唐宋之前，这里曾经是森林茂盛，牛羊塞道的富庶之地，“榆林”也因此而得名。赫连勃勃也说，“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今天这里有毛乌素沙漠。“毛乌素”，蒙语就是“不好的水”。但它并不是没有水，有水就能繁衍生息。

　　况且这里俯视关中，背倚黄河，东控吕梁，屏藩河陇，水草丰美、土宜产牧，龙蟠虎踞，形胜之地。对于李继迁和他的党项人，这里是他们的土著之地，他们在这里可以生存繁衍、日益壮大，如果他们有雄心，他们绝对有资本，再造一个“大夏”以超迈那个匈奴人的“大夏”。对于大宋和中原，关中虽已非帝都，却是关系国脉根本的重要战略区，这定难五州如果有人做乱，那陕西六路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具不得安，金明、塞门、承平、平戎三百七十余砦，屈丁、安定、定远、安塞三百五十余堡更要枕戈待旦了。

　　“定难五州”承嗣问题，其实是整个宋夏战争与宋夏关系的症结所在。当然“定难五州”本来是我汉人不争之地，可自有唐一代起，吐浑、党项、回鹘、诸羌纷纷内附，星散西北。至唐末五代间，这里已完全是一个华夷杂处、民族庞冗的地区了。从拓跋赤辞到李继捧、李继迁兄弟，党项羌人已经在这里代代相承、繁衍生息了三百年，这里成了他们的故土。对于民族地区，古代的成功政策叫做“羁縻”。所谓“羁縻”：就是对民族地区和各民族百姓及部族上层，一方面要“羁”，用军事手段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另一 方面用“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予抚慰。在合适的条件和时机下，再行“改土归流”，使之成为中央政府令行禁止的直辖地方。今日所谓“自治”，也大抵是对这一政策的一种借鉴与继承。不要小看这个“羁縻”，你要有决心、有信心、有手段、有魄力，是你的就绝对跑不了，你要有耐心，要容得人家有那么一个发展阶段、适应阶段，水到渠成了，“羁縻”地区自然就变成了天朝郡县，土官也会换成流官。千万不要性急，性急了，超越阶段则愈速不达，后患无穷。

　　宋朝初年李继捧献“定难五州”，便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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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难李家自李彝兴开始，子光睿、孙继筠皆无愧大宋，谨慎朝贡、兴兵助战，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太祖皇帝对他们“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宋史·张方平传》）。具体地说，就是认可当地推举的少数民族首领，让他统管自己原先所辖的州县，然后加官晋爵，让他们世代相沿袭。“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基本就是民族自治了。赵匡胤其实是学的早在唐太宗时的办法。虽都是节度使，包括据有府谷的折氏，这些外族节度使在政治上所享有的优厚待遇与内地将帅差别很大，这便是内外有别、区别对待了。故而宋初的宋夏问题并不突出，相安无事。“太祖之兴，虽不勤远略，而向之陆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节，虽奔走僵仆而不避，岂人心之有异哉？良由威德之并用，控御之有道也。”这“控御之道”，就是正确的民族政策。

　　太宗得位不正，急于立威兵事，恢宏祖业，光大华族。做为结束战乱，扫平宇内心的二任帝，他老先生心下里难免没有想仿效唐太宗的意思。这本也是一件好事，匡义“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于是我们看到了，“既即大位，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土。”继而讨灭北汉、俘刘继元、毁太原城。在这个意义上讲，五代十国的最终的终结者还是赵匡义。但在“定难五州”问题上，太宗不是去调解党项人的内部矛盾，而是采用取消定难军政权的做法，明显是错误的。

　　先不说这种做法，是否与上述的太祖时期，对待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既定方针相背。这个错误，在政治上就先失一招。定难李家累积战功，无负赵宋。在鞭长莫及，势力远未能完全掌控定难局势的情况下，贸然轻开边衅，乘人之危，取消“许之世袭”。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何况继捧献地，并非真献，本该仍“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正可在党项人里树立天朝威信，安定西北番夷之心。而太宗皇帝却不察真伪，断然收取五州。结果激化了西北民族矛盾，前门驱狼后门进虎，李继捧去了，李继迁来了。前者尚可制约，后者就是个极其顽强而难以对付的敌手了。平白替李继迁做了一桌酒席，剪除了党项族内相对温和派，让具有绝对野心的酋豪趁势叛宋自立。作为族内的强硬派，李继迁早有统一党项民族，坐大西北势力之意，只是苦无时机和号召罢了。这下好了，一切都有了。于是以夏州为中心，东北到府州、麟州，西南到环州、镇戎军，西到大河两岸、贺兰山下，北到河套九曲的党项人，在所谓“民族存亡”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大宋呢，得五州而乱六路。自此终宋之时，西北边防岁无宁日了。

　　作为军人和政客，大致是要读中外两本兵书，一为东圣孙武子十三篇兵法，一为西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我们这里要说说的是《战争论》。为什么读它？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没打过什么仗，可他使战争成为了一门哲学，使自他之后读《战争论》的军人、政客，以及许许多多的普通读书人，用一种哲学的角度来思考战争、反思战争，反思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各国政治家都习惯引用他的著名言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所有军人，都喜欢克劳塞维茨紧接着说的另一句名言，“战争是无限制使用暴力”。在“定难五州”问题上，战端一开就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打赢了就是正义！何况，李继迁领导的对宋战争，不仅使宋朝沿边人民损失惨重，而且还直接损害了党项人的利益。故而，尽管对于恢复和巩固民族地方政权，使党项族雄居西北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其性质而言，则并不具有正义性。

　　李继迁是个高明的对手，他把“和”与“战”都作为一种手段，久战力疲则用“和”，搞搞和平攻势，展示一下新版本的“西北和平路线图”；力量继续得差不多了，从宋人那里的赚银子的也不少了，就立刻对宋朝的边塞军州搞“定点清除”。这是夏人的既定主张，我们看这场百年战争都是如此。在此形势下，宋朝只能破釜沉舟，坚决打下去，打出一个和平才好。因为连年战乱，党项人也拖不起了。党项人的“掠夺式战争”，也是可以克服的。可是新任皇帝赵恒却派想和继迁议和了，这“和平”的条件极其诱人：“割河西银、夏五州与之”！出这主意的是著名的诗人——王禹偁！这一割不要紧，便开了割地求和之先例。而至此，对于李继迁，他梦寐以求、混牵梦绕的恢复祖宗基业，重振定难五州的夙愿，已完全实现。但“定难五州”并非他李继迁的最终目标，五州岂能容得下他？他的最终目标是开疆扩土，雄霸西北，建立西夏国家，与宋辽争霸。

　　割盲肠，老舍先生认为基本可以算是一件好事，再不会“自己放了警报”；割胆囊，吾友李美女认为那是一件最终可以解脱的幸事，再不会疼得满地打滚、热泪盈眶；割包皮，同学丁胖胖认为完全是人生中的一件爽事，自此“成人”矣。

　　可割地求和的“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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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迁的志向绝不只是这区区五州之地，除了那祖业五州，他首先看中就是灵州了。

　　灵州，自西汉惠帝四年（西元前191年）置县之后，便是整个宁夏平原的政治、经济中心，故而亦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昔始皇帝遣蒙恬北击匈奴，因河为塞，筑神泉、浑怀二障以备边患；至北魏，则成了是西北军事重镇；皇隋之有天下，在此置灵武路行军大总管；后来唐太宗又在此接受铁勒九姓的归附，用他那飘逸的王羲之体挥毫写下了“雪耻酬百王，除凶极千古”，此地又名“受降城”；开元九年（西元721年）为防御突厥，置朔方节度使，灵州已成为唐朝最大的军事重镇。“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李亨在灵州登基即位，得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襄助方能集天下中外之兵而平安史之乱，为中唐之兴打下了基础，使之逐渐成为平叛时期唐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同时这里的“参天可汗道”、“灵州大道”，又是丝绸之路重要孔道，李唐中兴于此，俨然便是都城气象了！到了宋代，随着西北国防线的退缩，这里依然是边防重镇。


　　灵州，位于黄河上游、河套以西，土地肥沃，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水草肥美，农牧两宜，且有汉延、唐徕诸渠水利之便，宜屯宜垦。又居于夏州之西，地接贺兰，带引黄河，地位冲要。在灵州以西的西域要道河西走廊有甘州回鹘。灵州的西南，则广布吐蕃诸部。因而，灵州成为汉、回鹘、吐蕃和党项各族争夺的焦点。吴广成《西夏书事》言：“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腰，西凉为尾”。腰子是重要的，我每次吃烤肉，必然要上一大盘儿腰子。倒不是虚，我守身如玉的，关键是腰子它重要啊！李继迁也认识到了，宋人也认识到了。继迁欲攻略河西，经营西北，坐大平夏，则必争灵州。宋有河西则可夹击于夏，夏据河西则无后顾之忧。如是，宋朝有不能不守、不得不收的苦衷，不然关中无备，国本动摇。灵州军民人吃马饮的全赖关中补给，转饷瀚海，千里跋涉，实属艰辛。李继迁就是吃准了灵州孤悬，粮饷给养是宋军的大问题。遂作“利则战，不利则退”长期围困的战略，先后三攻灵州。宋咸平五年（西历1002年）三月，继迁“大集蕃部”，断绝粮道，扫清外围，会攻灵州。灵州知州兼都部署裴济血书叩阙，奋力死战，以身殉职。至此，这座“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的孤城，终于按照李继迁的既定计划落入了李继迁的手中。灵州改名“西平府”。夏人旋渡黄河，越贺兰，再克凉州。至此，河西沦丧。

　　昨夜披览《读史方舆纪要》，得顾祖禹之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城。”反论之，河西不固，西域必失，秦陇危急，关中有虞。前文已经论及河西是东西交通要道，历经百代经营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区域，这里宜耕宜牧，又是中原战马绝佳的供应地。具有重要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意义。河西诸州与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着中原王朝的盛衰，保住了这两个重要战略区，就是一个兴盛的朝代，反之就前景堪忧了。

　　人太顺了，就有大危险了。李继迁也是如此。在得了灵州、凉州之后，他不免志骄意满起来，终为凉州吐蕃六谷部潘罗支所乘。潘罗支伪降，暗中集兵数万，乘其迁不备，于三十九井地败之。李继迁中箭逃回西平，不久箭创发身亡，其子李德明继位。日后，李德明“僭越”帝制，追尊乃父“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

　　“武宗”，一个标准版本的开国皇帝，开启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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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宋朝三位皇帝带来烦恼的李继迁死了，时年23岁的德明嗣位，称“定难军留后”。继迁临死告诫他的哲嗣，要展开和平攻势，“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宋史·向敏中传》）

　　连年战争谁也受不了，对于定难军的党项人来说，新生政权尚未稳固，新获之地亟须整顿经营，久战之师亦待休息。特别是与宋朝的战争使得宋方在边境贸易方面，始终采取严格的闭关政策，用“经济战”之手段，稍有细故即宣布绝市，而使商旅不行、贸易断决。相对与宋朝经济来讲，定难的党项人依附性更大，基本生活消费品皆仰仗边贸，譬如两川的茶叶、靖边的青盐，以及粮食、绢帛、茶叶、瓷器、铜铁等都需从宋朝输入。连年战争，使得党项人亦陷入困境，“贼境艰窘，惟劫掠以济，又藉夏、银、宥州民之丁壮徙于河外，众益咨怨，常不聊生”（《续资治通鉴长编》咸平六年九月壬辰）；其次，原本互为奥援，两厢呼应的夏辽关系也由于宋辽两朝订立“澶渊之盟”，使的西夏暂时失去了政治上的声援。如果德明继续对宋战争，将会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其三，宋朝贯彻“以夷制夷”的政策，联吐蕃以制党项，从潘罗支到他的弟弟厮铎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对李德明也是一种实在的威胁。

　　而我们知道，宋朝基本是一个对外采取守势的内向型王朝。为防止藩镇割据、军人作乱，目睹唐末至鉴、五代惨祸，使得宋朝诸帝绝不会冒割据势力再起之险而求称雄于世之名。宁可忍受外侮、屡订和约，也要维持自身政权的巩固。这基本是一既定国策，在“澶渊之盟”的真宗时代最终确立。“韬光养晦”与“苟且偷安”仅一线之隔，表现相同，实质殊异。至于吩咐后代“不出头”的，更是宋朝老祖宗式的言传身教了。这一点，除了个别皇帝，宋朝贯彻得很好。于是知镇戎军曹玮（曹彬的哲嗣）的上书就注定没有效果了。（“继迁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国有西顾之忧。仅国危子弱，不即禽灭，后更强盛难制。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阙下，复以河西为郡县，时不可失。”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三年五月辛亥）宋朝的那些读过书的朝臣们却惊人地一致却伐丧非议，不如恩致德明，把曹玮的奏章扣着不上报，并请降诏招谕德明及其部下，能相率归顺者，厚加爵赏。实在是真措大，迂腐之极！

　　我们再看李继迁起兵以来，对于定难党项人，宋朝基本是抱有很大幻想的，希图对他们以笼络为主，幻想其自动归附，于是又是一场“大团圆”的结局。实实是一厢情愿。继迁作乱，历次宋朝只求击退即止，不图斩草除根，屡屡放弃最好的时机，最终酿成辽朝之外又一重大威胁，直至继迁之孙元昊最终坐大西北，建立西夏国家。实乃只知“韬光养晦”不知“有所作为”，一味“摸石下河”、“善于守拙”，谈何“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明显是缺乏连续性和前瞻性的表现。

　　景德二年的和约，是宋夏之间缔结的第一个和约。这个和约给定难党项带来了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它对医治战争创伤，巩固定难政权，发展社会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对外，德明一方面与宋缔约，通过朝贡贸易等途径，得到大量经济上的好处；一方面同辽继续结成联盟，得到辽的政治上的声援，增加对宋讨价还价的砝码，初步稳定了政权。同时，“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精兵”，相继攻占甘、凉二州，降服瓜州王贤顺，初步征服了河西，为其子元昊进一步彻底统一河西，称帝建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德明日後得谥“光圣皇帝”，庙号“太宗”。清人吴广成赞他，“夏国之业，实基于此。元昊虽雄，非藉德明燕翼，其遂夜郎自大乎？”
　李德明在位的二十九年，被范仲淹用满含深情的笔调形容为，“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景德和议之后，终德明之世，与宋朝保持了一段相对的和平时期，双方“贡献之使，岁时不绝”。党项人经常遣使向宋朝进贡马、牛、羊、骆驼等物，宋朝也回赐缯、帛、罗、绮、药物和金银饰品。国人总是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食肉者尤其如此。大概在这时的宋朝君臣看来，李德明是很恭顺的，尽管对他在自己的小地盘儿里搞僭越有所耳闻，但宋朝是“大国气象”，“负责任的大国”，眼不见心不烦嘛！在皇帝老官儿看来，李德明就是一只乖巧的，带有黑色杂毛的小黄猫，他那深邃而漆黑莫测的眸子里，闪烁着的光芒给人带来许多遐想......汴京的寝宫之内，铜炉薰燃檀香，华烛闪烁光辉，一时光耀如昼，异香绕梁，如入仙境。锦榻上的赵家天子沉浸在轻烟氤氲之中，恍惚之间，那只小猫迎风怒长，瞬间化作一只卧榻旁的猛虎，这只斑斓吊额白睛大虫，正对着苍茫夜空，一声紧似一声地狂吼。这才是李德明！幸好这只是一个恶梦。

　　中原有句谚语“虎父无犬子”，从李继迁到李德明，再到德明的嗣君元昊，一次次用李家的幸运来验证着这话的正确性。

　　中国版本的史书，了不起的人物从小便是不一样。上小学前的时候，全大院的大人就都知道我的志向是“作一个有道明君”。我们今日无法看到西夏人自己的史书了，元昊是不是也像午时出生的我一样，有些出奇的故事？但少年元昊的确与众不同，他“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他自幼喜读兵书，精通汉、藏文字，又通晓浮图之学，尤倾心于治国安邦的法律著作，基本是个手不释卷的人物了。（好在他老爸很拽，昊昊不必为女朋友的事担忧，不像我就怕过节，不能总看书吧？）善于思考、谋划，对事物的观察往往有独到之处。宋朝边帅曹玮，亦赞叹元昊：“真英雄也。”《宋史·夏国传》更称其“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

　　如果单单是上面的那些，元昊比我强不到哪里去，只是他比我有经济头脑，这点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对夏宋贸易，元昊认为派遣使臣到宋朝用马匹换取物品，因“以易不急之物”的“非策”。对德明的和宋政策，特别是向宋朝称臣，元昊更加不满，多次规劝乃父不必再臣服宋朝。他认为，“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德明答道，“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很不屑地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这是元昊谋求脱离宋朝经济影响力的第一步，也是谋求李家霸业的第一步！我们看今日台湾的“经济学家”们也在谈大陆的“吸盘效应”，其实也是这种想法。“产业外移”、“资金外流”，担心这些的不只是阿扁。既然阿扁可以给吕秀莲生日御笔亲书“水秀清流文定国，扁莲携手武安邦”，做表扬与自我表扬的“秀”，我们也可以表扬李元昊在经济问题上的见地。

　　我们看这个宋夏贸易，西夏人是很积极的。我们上文已经提到过，西夏人的基本生活消费品和贵族们的奢侈品都许仰仗与宋朝的边境贸易。在西夏的请求下，宋朝在双方边境地区设立固定的贸易场所，称“榷场”和“和市”。如在保安军和镇戎军的“榷场”，在并代路的“和市”。榷市贸易双方采用易货贸易，如在保安军榷场，“令以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易缯帛、罗绮；以密蜡、麝香、毛褐、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易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我们可以看到，西夏所提供交易的全是资源型的、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用这种初级产品交换宋朝的相对的高附加值的技术型产品，使西夏在这场国际贸易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而宋朝在对夏贸易中又会形成一种买方垄断，即垄断低价。使得西夏的经济永远依附于宋朝经济，贸易的主动权也就永远掌握在宋人手中，一旦宋人开打“贸易战”，西夏的经济必然受到极大影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千多年前的李元昊一定不知道这句至理名言，但他似乎懂这个道理。

　　“衣锦绮”还是“衣皮毛”，元昊父子的这番争论，在今天的时尚青年看来，一定是很可笑的。本该时尚的青年不穿时髦的时装，却要去穿劳什子民族服装。这里，不只是时尚的问题，它关系李家的王霸大业，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小小的衣服问题，牵涉到了西夏“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摆在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面前的是两条路，“TO BE OR NOT TO BE”。这位丹麦王子是个有理想、好思索的人文主义者，所以他深知“that is the question”。同样，对于有抱负、善谋略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西夏王子元昊，这也是个问题，它一样关乎“生存还是毁灭”！在他面前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继续向宋称臣纳贡，仍旧割据一隅，维持定难军的半独立状态；另一条是叛宋自立，与宋辽争霸，并吞整个大西北，走独立建国的道路。

　　尽管后者风险大而前途未卜，但是他元昊还是大胆地选择了后者！这又一次使我想起了那部电影《敦煌》，想起了元昊那特有的冷酷而傲慢的眼神，那眼神似乎比一把利剑还要锋利，它可以通传千年的历史，想起了那句至今仍令我回味无穷的台词，“改变历史的有很多人，但是这一次绝对不是你！”

　　小猫的儿子，真的要改变宋夏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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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明道元年（西历1032年），德明死，元昊嗣。宋辽两家都派来了人，辽朝兴宗耶律宗真凭着两代的婚娅关系，派出了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使萧从顺、潘州观察使郑文囿，要封元昊为夏国王；宋朝则以天朝自居，派出以工部郎中杨告、礼宾副使朱允中为正副旌节官告使，要授封元昊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爵西平王。显然两家都打错了算盘，小猫的儿子未必是小猫。元昊对宋、辽的封爵都不感兴趣，在接待宋朝使臣时，更加不以臣礼事宋，对宋仁宗封赐的诏书，遥立不跪拜。甚至搞起了鸿门宴，在帐外丁丁冬冬地锻造兵器，要给宋使制造点儿精神威慑。分明就是挑事儿，整个是不拿村长当干部的架式，看看宋朝的底牌是什么。

　　威尔弟的那部拥有最多著名咏叹调的歌剧《游吟诗人》（Trovatore）第二幕里面，有首著名的《Anvil Chorus》，吉卜赛人一边精神抖擞地在铁砧上打造铁器，一边快活地合唱着“看吧!夜幕已开启”（Vedi！le  fosche  notturne  spoglie）。大概宋朝君臣也欣赏西夏的那首《铁砧合唱》，反正元昊没事儿，宋朝也没事儿，大家都嘻嘻哈哈，天下太平！

　　在这“太平”中，李家的统治区域已经“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包括夏、宥、银、会、绥、静、灵、盐、胜、威、定、永和甘、凉、瓜、沙、肃等州在内，方两万余里，今天大西北的广袤地区。建立党项国家的条件，已经成熟。要独立建国，就要改弦更张。元昊的主要支持者野利仁荣认为，西夏只能按照党项民族的具体情况确定立政策，国家才能兴盛，而盲目照搬照抄中原王朝唐宋的那一套办法。具体地说，应当根据当时西夏的国情民情，“尚武重法”。他的依据是“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元昊似乎也洞穿了宋朝文明的弱点，他认为，“番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今天我们看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这位法国人认为XX国家由于行政的高效率，所以有利于在战争初期就将资源集中使用；而民主国家利于调动每个单位的积极性，所以能生产出更多的资源。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XX国家必须在短期内打败民主国家，否则必将失败。我们看宋朝在当时世界中，虽然本身也是封建政体，但相对于周边异族国家，无疑是相对民主的。宋人尚文，朝廷上下都是读书人，难免措大气的紧，于是就成了“缛节繁音”的渊薮。“文明反被文明误”，这就像赛跑，蛮族的爆发力强，文明种族的持久力好，前者适合短跑，后者适合长跑。在与辽、西夏，还有日后与金朝的马拉松赛中，不是宋朝的体格就一定健壮，不是宋朝善于分配体力，不是宋朝善于跑弯道，更不是他偷着服用了兴奋剂，只是宋朝的命硬，大家都没他拖得久。这是后话了。

　　我们看历史上的元昊，习惯称其为“李元昊”。盖其祖得唐朝的赐姓为“李”，其后已以这个“李”姓。汉姓，是这支党项人汉化的标志。自然也是元昊改革的第一步。我想如果“台独”分子玩儿火，真想独立建国的话，未必不会玩儿这招？李登辉铁定是要改成“岩里政男”的，这个没有悬念，阿扁许是要跟布什的姓的，我跟读者大人打上一毛钱的赌，我的河南老乡陈胡公一定是要生气的！元昊闹独立，便索性废掉唐宋两朝所赐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自称“邦泥定国兀卒”，意即“白上国青天子”。接着实行一系列强化民族意识的措施，下令恢复“秃发”风俗，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字，规定服饰，简化礼乐制度等。另一方面，则又尽力完善封建国家的各项措施。大宋明道二年，以避父讳改宋明道为显道，并积极准备称帝建国。次年开始建元“开运”（开运是后晋出帝石重贵亡国之前用过的“旧货”！），升兴州为兴庆府，仿宋朝官制设官、定朝仪、建蕃学。

　　在军事上，这位“青天子”改定了新的军制。以本族党项人为“族内兵”，以被俘汉人中挑选勇敢善战者编成的“撞令郎”为“族外兵”。又仿照宋朝“厢”、“军”的设置，以黄河为界，左厢神勇军司驻弥陀洞，祥祐军司驻石州，嘉宁军司驻宥州，静塞军司驻韦州，西寿保泰军司驻柔狼山北，卓啰和南军司驻黄河北岸；右厢朝顺军司驻克夷门，甘州甘肃军司驻甘州，瓜州西平军司驻瓜州，黑水镇燕军司驻兀剌海城，白马强镇军司驻盐州，黑山威福军司驻汉居延故城，全国共分为十二个监军司，分驻各地，而以党项人长官。还建置了新的兵种，“铁鹞子”是西夏最著名的重骑兵，战斗力极强，人数约有3000人，装备极其精良，乘善马、披重甲，作战时锁于马上，虽死不坠。除日常作近卫军仪仗外，战时更是冲锋陷阵的“前军”；“卫戍军”则是由党项贵胄子弟中挑选能骑善射者组成的轮番宿卫的军队，计5000人，号“御园内六班直”；此外，还有极少数“陟立旋风炮于骆驼鞍，纵石如拳”，作为炮兵部队使用的“泼喜军”；在就是负责在战争中专事俘掠驱口的十万“擒生军”了。形成了以步兵、骑兵为主，辅以炮兵、“擒生军”，侍卫亲军诸军，多兵种合成的虎狼之师。

　　西夏军队总数约在50万人上下，以7万精锐拱卫中心的兴庆府，10万大军分驻东南的西平府和西北的贺兰山。在河南盐州路驻军5万，防备宋朝的环州、庆州、原州、镇戎军；在左厢宥州路屯兵5万，防备宋朝的鄜、延、麟、府四州，这两地是专一防宋的。而在河北安北路则驻兵7万以防辽，右厢甘州路驻军3万人以防吐蕃、回鹘。由此可知，其兵力重点基本部署在以兴庆府为中心的贺兰山、灵州、兴庆府三角地带和四邻边界。这样既拱卫了首都，又加强了边防，可谓内外并重，布防合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绝对是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也适用于元昊和所有人。大宋宝元元年（西历1038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在兴庆府即帝位，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这位“青天子”自称世祖皇帝，是为西夏景宗。并改当年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为都。大封文武，追尊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父李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立子宁明为太子。

　　此时作为开国之君的元昊，一定会站在兴庆府城头环顾四野，思考良久。这个新兴国家，北有大辽，南有吐蕃、大理，西有高昌、于阗、龟兹，东有大宋。尤其是宋，他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和文化，在当时的世界均处于执牛耳。对于这些邻居，西夏怎么办？
　按常理说，元昊称帝建国伊始，最稳妥的方式就该是像历代开国之君那样，对外搞“韬光养晦”，显示自己“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酷爱和平的样子，以安天下；对内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内的社会经济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社会基础稳定了，再行王霸也不迟，这样才有基础。这是一般规律。日后，徽州儒生朱升把它总结为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粱、缓称王”，送给当时还是吴国公的朱元璋。这九个字其实很不简单，巩固后方才能站稳脚跟，有所发展；抚慰百姓、奖励农桑、发展生产，才能足食足兵，有争霸天下的本钱；不去求一时虚名，顾头不顾腚地当出头椽子，才能避免成为众矢之的，才能潜心积蓄力量，才能不动声色地扩展自己的势力，避免树大招风，减少与强敌的正面交锋。朱元璋就是采纳了这一主张，方才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有了当皇帝的本钱。其后，朱元璋又采取刘基的意见，先吃掉陈友谅，再攻灭张士诚，继而逐个翦除方国珍、陈友定、明玉珍，最后将蒙元逐出漠北，至此“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但元昊没有这样做。

　　定难李家本就注意招揽重用自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书生，通过他们了解宋朝虚实。张浦是李继迁、李德明两朝的干臣，元昊更以张元、吴昊为谋主，还暗中派人潜入宋境，用重金购买被宋仁宗释放的宫人，养在自己宫中，以便从他们那里了解宋廷的“朝廷刑赏，宫闱阴事”。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了解对手。幼时读过《增广贤文》的朋友大概还会记得这句，“士者国之宝，儒为席上珍。”不要小瞧了这些读书人，尤其是不得志的。我们单单看宋朝这段历史，太祖兄弟得了那个半通不通的赵普，便得了天下；辽朝有韩德让，李继迁有张浦，就连那个没成事的“仁惠皇帝”侬智高，还有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做帮.
　自隋朝以来中国盛行科举制度，迷信考试。而传统中国又是个“官本位”的社会。一旦做了官，名利、权势、荣耀、地位、金钱、美女、豪宅、名车......一切七情六欲所能想到的都会瞬间降临，连真理都会按品级分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过一位英国作者的话，“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而在中国做官，不用杀人越货、绑肉票、抢银行，官越大、权越重、报酬越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利润何止区区“300%”？做官比资本家划算多了！同时，这样一个社会，你如果想效法张横渠，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做官也是不行的。而做官便要考试，要科举出身。我们看，科举制度千年流弊，官本位社会更造就了一个“一条出路之社会”。再看今天动辄“全日制本科学历”，进而非硕士、博士不要，不一样是“科甲正途出身”的翻版吗？这样的社会没有不塞车的，人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顺风顺水才是个奇迹！这些不得志的读书人，如张元、吴昊，原本也像其他书生一样，本想十年面壁寒窗，一步一步地经过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他们在科场上却一再碰壁，心中积满了怨气，“无以自伸”。除了复习再考的，一般的便是浔阳卖醉，借酒消愁，做几首酸诗，托兴吟咏一番，变相地骂骂娘，抒发一下“怀才不遇”的思想，这比如李白与杜甫；还有的便是暂时忘却科场失败的痛楚，却不甘心醉生梦死、幽游度日、老死林泉，去做做真正学问的，比如“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康南海，再有一种就是最可怕的，“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彻底制度化之外了。张元、吴昊当时看到定难元昊图谋称帝建国，宋朝西北边防吃紧，起初也是要投笔从戎效法定远，在边关谋个一官半职来报效国家。可边帅哪里瞧得起他们？张吴二人见此情况，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径走西夏”。写《容斋随笔》的洪迈忿忿地写到，“西夏曩宵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

　　我没志气，“捐班儿”出身的“万能候补道”，混得不济只好挂印读书。唐末五代有位李振的，恨恨的一句“此辈清流，宜投浊流”，食肉者能不为鉴乎？

　　自即位以来，元昊整整用了六年时间，为他的大夏帝国的诞生做了充分准备。登上了皇帝宝座的那年，他也只有三十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岁。有张元、吴昊为谋主，有“嵬名守全、张陟、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钟鼎臣典文书，成逋克、成赏都辈主兵马，野利仁荣主蕃学。”（《续资治通鉴》）更是如虎添翼。这头猛虎下一步要扑向谁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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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昊当上了皇帝，宋朝的太平日子是到头儿了。忙完登基大典的次年，“青天子”就开始给“黄天子”进表章、上眼药，“伏望皇帝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史·夏国传》）”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

　　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章句上》） 关起门来，赵宋历来是以天朝正统自居的，这是决不能含糊半分的法理问题。先前，跟契丹辽朝平起平坐，那已经是迫不得已的“奇耻大辱”了。现如今，哪还能容然出现第三个“太阳”？读书人爱玩儿各种各样的文字游戏，乐此不疲、传承至今的便是这个“正统”之争了。古往今来，这都是个大问题，关系到政权合法合理存在的依据。大抵相当于今天的《营业执照》，不过“正统”与否，是上天说了算，这个需要自我举证一下；后者则是需要有关部门审验考核、正式颁发的。反正两者没有，您的经营活动都够提心吊胆的。没有这个执照偏要满世界吆喝的，那便算是“非法经营活动”，有关部门可以随时叫你关门大吉，你也没屁可放。没有那张正统执照的，舆论和史册总要口头上或者笔头下叫它关门。谁是“正统”，奉谁“正朔”，这个问题搞不定，皇帝老倌儿随时都有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可能。君不见九十年代初期，新儒家的牟宗三先生不顾年老色衰，还要在台湾客串一把政治秀，“中华民国是‘正朔’之所在！”大宋那会儿子，正统所在是“君权天授”的，这个好办，本朝真宗皇帝办得最体面。但是，上天除了风雨雷电，从不向统治者授权什么，也绝少有政府实际符合所有民意所归。那怕天崩地裂，你也可以宣称那是上天在向万民示警，要你出山，再配上几个吹鼓手在一旁做痛哭流涕劝进状，完全是“三让徐州”的架式了；那怕支持你的人到最后只有40％不到，但你披上了“总统”绶带，你就能自吹代表“台湾人民之福祉”，正式给干爹舔沟子了。一旦披上“正统”的外衣，叫这些其中的无赖政府关门，便是件异常难做的事情。美国政府发明了一个“无赖国家”(rogue states)的伟大字眼，一有空儿就祭起来当“翻天印”用，逮谁砸谁。可它本身就是最大的“rogue states”。你敢让他关门歇菜，你便是国际恐怖主义，跟“global terrorists”沾边儿了 ！
　　说远了，扯回来。既然关系大宋的正统所在，那大宋朝廷的回应也就可想而知了。宋朝宣布，不承认元昊的帝位，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边贸互市。并在宋夏边境张贴榜文，悬赏重金捉拿元昊，你要能献其首级，你就作定难节度使！元昊已然摸清了宋朝，便公开断绝了同宋朝的关系，搞了一份“嫚书”送了去，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军腐败无能。意在激怒宋朝，把图谋对宋朝发动的战争的责任归于宋朝。宋夏战争终于不可避免了。

　　宋朝的嘴硬，可胆气并不壮。自真宗之后，北宋的积贫积弱之势已经形成。玩玩“大中祥符”的游戏，搞搞封禅大典，顺便公款旅游，楼堂馆所能盖起来的也都盖起来，这种虚假繁荣的表象必然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如果说，太宗在歧沟关、君子馆之战把自太祖匡胤以来打天下的禁军精锐损失殆尽，库府积蓄从此渐竭的话。好在太宗本人还算“守以恭俭简易”，加之当时兵大爷、官大爷还不算多，总算又继续下些家底儿。可经过真宗朝短短二十多年，就不得不佩服真宗皇帝的能力，宋朝财政自此出现危机，可见其虚假繁荣的危害。天圣元年（1023年）春正月，盐铁判官俞献卿的奏章漏了大宋朝虚假繁荣的实底儿，

　　“天下谷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人皆谓稻苗未立而和籴，桑叶未吐而和买，自荆湖、江、淮间，民愁无聊。转运使务刻剥以增其数，岁益一岁，又非时调率、营造，一切费用，皆出于民，是以物价益高，民力积困也。自天禧以来，日侈一日，又甚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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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昊此次大举侵宋的主攻方向就选在了延州。
　
　　为什么要选择延州作为突破口呢？这就要从宋夏两国的“山界”说起。所谓“山界”，就是在西夏南疆与宋朝毗连相接之处，有一条横山山脉。这是一条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而去、波状起伏的黄土丘陵，横亘于今陕西省的北部。它高坂险要，间隔南北，横山以北为广漠无垠的毛乌素沙漠，以南是陕甘黄土高原，故而有踞高临下的地形优势，是阴山山脉以南隔绝东西的大山，也是历代王朝作为关中畿辅的屏障。再加以发源于横山南北两坡的河谷是行军之孔道，横山山区延袤千里，产良马，宜稼耕，山地人民又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所以横山作为一条军事分界线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早在秦昭襄王时代，秦人就在此筑塞以阻遏匈奴南下的侵扰。对于宋夏来说，登横山则更可俯视兴、灵二州。定难变乱以来，不仅宋朝历任边防将帅把经营横山作为对西夏作战的基地，西夏也把横山视为王朝兴衰的生命线。在东到麟州、府州，西至原州、渭州两千余里的边境线上，形成了一条宋夏天然分界线，称为“山界”。宋夏两国，均沿此一线布防。元昊欲东侵宋朝，则必先越过横山。

　　“山界”以东的宋境在行政区划上，除河东路外，均属陕西路．宋仁宗庆历元年（西历1041年）为备西夏，把沿边州府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神宗熙宁中，“三奇副使”王韶经略湟鄯，俘木征致阙下，乃再置熙河路，加上原先的永兴军路，共号称“陕西六路”。终北宋时代，宋夏百年战争的战场常在前面提到的陕西五路和西夏控制的银、夏、宥、盐等州内进行。西夏向北宋的出击方向是：东向河东路，渡黄河侧击麟、府二州；东南向鄜延、环庆两路，或南下泾原路。三个出击方向又形成了六条主要军事通道：一是窟野河一路，从夏州沿无定河向东至银州，再向东北直趋麟、府二州，威胁河东；或从银州继续沿无定河南下，绕过横山山脉，迂回包围延州；其二是盐州、夏州一路，从盐州向东南或从夏州向南，溯无定河支流西芦河向南，穿过横山分水岭沿延河南下，经芦关、塞门砦、金明砦到延州；三为长城岭一路，由夏州南下，沿无定河支流西芦河向南穿横山长城岭，沿洛河支流周河而下保安军，再东南至延州；四为车箱峡路，从盐州向南沿元城川、柔远川到庆州；五为灵州一路，由灵州向南溯苦水河经旱海越青岗峡，沿马莲河谷经环、庆二州，再向东南经邠州直逼关中；最后是萧关路，由灵州向南经鸣沙，溯六盘山与子午岭之间的清水河谷经萧关到镇戎军，再由东南静泾河谷经邠、乾二州闪击关中。除此六路外，还有不少河谷支流也是军队出设的孔道。早在宋宝元元年（西历1038年），元昊就密谋进攻河东路，以“表请供佛五台山”为名义，藉此窥探进兵沿途的山川道路。在得知河东已有防备之后，乃集各路首领会盟，相约先攻鄜延路，自德靖、塞门砦、赤城路三道并入。

　　在宋朝的西北边防线上，河东有黄河天险，且早有所防患。剩下可出入的便是陕西，我们先看环庆路一线的边防态势。所谓“环庆路”，便是环、庆二州，即今天甘肃的环县、庆阳县。其地南屏关陇，北御羌戎，山川险阻，下临三辅，有高屋建瓴之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而遍布边砦堡垒，且有号称“诗书之将”的四厢都指挥使刘平和宿将刘谦、赵振等重兵把守，西夏很难由此东进；而泾原路上的泾州、原州，今天甘肃的泾川、固原，这里外控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关辅，为“关陇锁钥”之地。尤其是原州，东望关陕，西眺河洮，南走秦州，北通宁朔，更是元昊东窥长安，做赫连勃勃的“大夏”大梦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自然更是壁垒坚固，屯兵甚多，尤其是戍守于这一带的蕃部弓箭手，“甲骑精强”，西夏军若想以此为突破口，也那有胜算。至于熙州、河州一带，有西夏人的世仇，并与宋朝结盟的吐蕃首领瞎毡率兵驻守。除此之外，那就只能是先前便被西夏看好的鄜延路了。特别是这里这里的延州，就是今天的陕西延安，更是当时北宋西北边防重镇。延安城地扼陕北高原南北交通要冲，三山鼎峙，二水环抱。更加东带黄河，西控灵夏，屏蔽关中，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之地。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宋朝的防御上却是“寨栅疏远，士兵至少，无宿将精卒，熟谙山川形势。加上知延州兼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范雍范雍怯懦无谋，延州外围金明寨守将、号称“铁壁相公”的李士彬贪暴愚顽，部下怨声载道。
　　
　　相比之下，只有这里是元昊比较理想的突破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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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选择这个突破口，西夏朝廷上下也是煞费苦心了。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西历1040年）正月，元昊调集十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由拔掉延州北面的重要外围军事据点金明砦开始，发动了著名的“三川口之战”。

　　金明砦为延州北面门户，地势险要，化州刺史、金明县都监李士彬率十万蕃兵在此镇守，周围更有保安、安运、塞门、永平等三十六寨互为依托，易守难攻。元昊伪和以痹范雍，乘机自土门大入，用声东击西之计明攻保安，调延州宋军主力出援。再遣间用谋，里应外合擒诛士彬父子，计赚金明。随后乘胜挥兵南下，进围延州。孤城之内只有延州钤辖内侍卢守勤所部数百将士，范雍岂能不慌？为守住这座危城，范雍忙飞檄传令，先是调鄜延副总管刘平、副都部署石元孙急救土门，又领二将回援延州。刘平军在前，石元孙军继后，两军不舍昼夜，倍道兼行。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亦奉令率军来援。五将合兵一处，步骑万余，不顾连日昼夜行军的疲乏，又东行五里至延川、宜川、洛川三条河流交汇处的“三川口”，至此已是极端的人困马乏了。孰料，元昊已侦知宋军动向，在此预设重兵埋伏，张网以待。刘平诸将虽率军奋力死战，然黄德和见西夏兵多势众，自乱后阵率部先遁，终使全军大溃。主将刘平败死，开国大将石守信的孙子石元孙被擒，援军损失殆尽，西夏军大获全胜。

　　元昊在取得围城打援的胜利之后，乘势集中西夏军主力，扫荡周遭三十六寨，围攻延州。知州范雍的乃祖名从龟，这下从龟的孙子真的做了缩头乌龟。举止失措、极尽绝望之中，范雍只好每日里求神拜佛。老天爷或许真得跟他有交情，夏军一连七日攻城不下，结果天气突变忽降大雪，朔风怒号，寒气袭人。夏军只求速战，军中未带御寒衣物，致军纪松驰，无心再战。而他路西夏军又迭遭败绩战败，宋将折继闵、王仲宝连败夏军，由河东侧击夏境。此时夏军已成强弩之末，元昊只得下令回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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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主元昊再次亲自率领十万大军进北宋边防重镇渭州，准备同韩琦的泾原路宋军主力进行决战。仓促之间，在高平（今宁夏固原北）巡边的韩琦，急忙赶到镇戎军，调集镇戎军守军二千余人，并召募勇士八千，合计万余人，命行营总管任福率领，又令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钤辖朱观、泾原都监武英、行营都监王硅各率所部，随同作战。

　　韩琦召见任福面授机宜。他要求任福率军趋怀远城向西到德胜砦，向南到羊牧隆城，迂回敌后，以逸待劳据险伺机伏击，断其归路。元昊得到谍报后，率大军乘夜在宋军必经之地的六盘山下好水川摆好阵势，并把百余只鸽子分装在泥盒中，放到道路的旁边，只等待任福大军的到来。随后，宋夏两军初战张家堡，夏军弃马、羊、骆驼假装败北，引诱宋军追赶。任福不知是计，分兵两路，朱观军在北，任福军在南，沿好水川穷追不舍。一直进入了夏军的包围圈。宋军士兵自路旁拾得泥盒，任福命士兵一旦打开，百余只悬哨鸽子腾空而起，盘旋于宋军之上。元昊知宋军中计，命将军克成赏率领洪州所部五万人马包围朱观、武英等部宋军，自率亲军与马窦惟吉所率领的灵州部队包围任福、桑怿、刘肃等军，希冀以分割包围之策消灭宋军。任福等率军决一死战，自辰时交战到午时，宋军人困马乏，饥渴交迫，渐渐不支。宋军左冲右突，未能破围而出。眼见身边诸将阵亡，任福身负重伤被夏军团团围住，小校刘进劝他投诚自免，任福高呼，“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以手自扼咽喉而死。其子怀亮也战死。桑怿、刘肃、武英、王珪、赵津、耿傅均战死，宋军死伤万余，惟钤辖朱观手下千人保全。此战，宋军损失惨重，任福以下几十名将佐战死。噩耗传到东京，不但夏竦被撤了差使，韩琦也贬知秦州。同时，追赠任福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王珪、赵津、武英、桑怿等皆赠官，以示褒奖。

　　战后，张元得意扬扬地奉命于界上寺壁题歪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诗的下面写着“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

　　大宋的颜面算是丢尽了！

　当日“三川口之战”后，宋廷上下无不感到延州之役打得窝囊，不服气，皆有恢复之志。难免就有些心急气燥，想一战而敉定西夏叛乱。然而，主持西北军政的夏竦先是举棋不定，后来上峰督促得紧了，索性拿出攻守二策来搪塞糊弄当朝大佬，东京君臣和前线将帅之间互踢政治足球，展开积极对攻，上演帽子戏法。而最终，韩琦的速决战攻策正和官家的胃口，匆匆定下了基调之后，却又许可范仲淹应机乘变。本来小范就坚主守策，不主张急进，不大买夏、韩两将的帐，这下子有了圣旨作政策背书，他可以正大光明地不买所有人的帐了。

　　即要筹划如此重大战役部署，实现如此重要战略目标，却不能使上下同心，将帅同意。既然决定用夏、韩之攻策，却不能使范仲淹听从指挥，放弃守策，约期出师。官僚政治一如此也。

　　李元昊趁此机会一方面与范仲淹虚与委蛇，以坚其不出兵之心；一方面对夏竦展开和平攻势，使宋军边防战备为之懈怠。进而以预定战场、有备之兵，以待无备疲乏之师。《孙子兵法》有个说法，“敌之司命”。就是要把握战场主动权，让敌人尽落我彀中，打歼灭战。从三川口到好水川，夏军以其机动兵力，攻其不虞，把握战场先机，张网设伏，两次给于宋军严重打击。对于元昊来说，他可以不客气地讲，从东京的当今官家，满朝的衮衮诸公，到前线的夏竦、韩琦和范仲淹将帅，“天下英雄尽入吾 彀中矣！”

　　好水川战败后，韩琦立即下令撤军，军次中途，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持故衣纸钱为烈士招魂，号泣于稚圭马首之前，“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好水川之败，虽非稚圭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是难辞其咎的。此时，偏偏当地民众间流行一首《边地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咄咄怪事之中，实在是一种拿肉麻当有趣的小伎俩，让人疑心这是种对内的宣传手段了。至于那“一范”，迷信西夏和平诡计，盘旋不进，致使泾原宋军冒进失利。却还要说，“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坠入元昊之计，浑不觉也。

　　好水川之战后，宋朝方面，完全采取了守势。为了加强西北防务，在陕西正式划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以管句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韩琦、管句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管句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范仲淹、管句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庞籍，并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分区守防，各专其职，负责各路军事。

　　而西夏方面，元昊攻略河东路麟、府二州失利后，将他的十万大军屯驻天都山下。此山位于宋夏边境西安州城西三十里处，扼喉固靖，襟带甘凉，进可攻退可守，有地利之便。夏军在此经过数月的休整补充之后，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西历1042年）闰九月，元昊尽率十万大军，倾巢出动，东西对进，分路合击，意图向南攻占泾原路上的镇戎军，然后直下渭州，底定关中，入主长安。

　　西夏国相张元献计，“中国精骑并聚诸边，关中少备。若重兵围胁边城，使不得出战，可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矣。”大有“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的意思，也许他这时想到了王猛和张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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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新设的分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中，鄜延、环庆和秦凤，皆有险固之处可据险防御，独泾原路一路，自镇戎军至渭州之间，沿泾河大川就可直抵泾、邠二州。其间虽有城砦，却多居于平川。加之川平原阔，可供西夏军进兵的交通孔道重多，却无险可守，难以捍防，是易攻难守之地，为西北边防最薄弱之环节。故而，自好水川之战以来，元昊接连攻宋，必走泾原。

　　新任渭州知州王沿，虽在河北转运使任上颇有政声，却是长于经济民政而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对西北边事并不熟悉。王沿闻西夏军大举来攻，遂命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葛怀敏率军据瓦亭砦阻击西夏军。按照王沿的原定部署，葛怀敏当在第背城安营扎寨，诱敌深入，伺机进击。

　　然而葛怀敏见在瓦亭砦未遇西夏军，便不遵将令，擅自率部进军养马城，与镇戎军统领曹英、镇戎军都监李岳，西路都巡检使赵璘、泾原路都监李知和、王保、王文等部会合。此时谍报西夏军已寇镇戎军界，葛怀敏不纳泾原路都监赵珣之谏，轻敌贪功，把军队调至边壕之外，兵分四路，冒进深入，准备四路并进，会师镇戎军西北定川砦。这样的军事部署，正坠元昊诱敌深入，张网待伏之计。西夏十万大军，已断版桥退路，复绝水泉之源，做好了一切准备，单等宋军主力的上勾了。葛怀敏率部入定川砦之时，已深陷西夏军重重包围之中。宋军遭到夏军四面围攻，葛怀敏率领部众奋力突围，出城途经长城濠时，又被西夏军围歼。结果，葛怀敏、曹英等16员将佐尽皆战死。宋军被俘士卒9400余人，战马600余匹。元昊取得定川砦大捷之后，遂即率军直趋渭州，攻破栏马、平泉二城，幅员六七百里，一路上焚荡庐舍，屠掠居民，从容而归。

　　葛怀敏虽是边廷老将，被边帅陈执中、王沿辈所推崇，实是一刚愎自用，不通兵法之庸材，决非将才，不堪大用。只是此人“通时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荐之；及用为将，而刚愎轻率，昧于应变，遂至覆军。 ”（《续资治通鉴》）

　　最可惜的是西北名将赵振的哲嗣赵珣，他追随乃父转战西北边防，遍访陕西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形胜利害，作《聚米图经》五卷，又钻研兵法得《五阵图》、《兵事》十馀篇。以右班殿直赴西北以来，屡有边功，多以少胜多，士皆叹服。是当时朝中的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宋庠都看好的后备将材，“用兵以来，策士之言以万数，无如珣者。”（同上）赵珣虽出身将门，勇猛善战，却性特好学，恂恂类儒生。定川既没，人多惜之。

　　日后以《岳阳楼记》留名千古，范希文的同年进士、好友滕子京此时正任泾州知州。为了安定人心，他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在佛寺亲自设醮祭祀定川砦阵亡将士，抚恤遗族，使人心得以安定。结果被指诉定性为“泾州过用公款案”，于是我们看到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他在岳州谪守三年，死在苏州任所。《宋史·滕宗谅传》评他，“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