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臂上的细胞，会知道“我”的想法吗？

阿甘

非典型人生

田松/文
  
死亡从来不像现在这样逼近我们，我们也从来不像现在这样亲近死亡。

在丽江，著名的宣科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外对一位纳西族老太太说：你们纳西人的生活节奏太慢了。老太太说：年轻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死亡。你走那么快干什么？

人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但是，似乎只有刚刚意识到死亡之存在的年轻人才会为这个问题而困惑、烦恼。时日一久，那困惑和烦恼便逐渐被稀释、淡忘了。每个人都按部就班地接受社会既定的轨道，跟随着所谓时代的步伐，为了自行车、手表；电视、洗衣机；电脑、手机；汽车、房子……一路奋斗下去，走向终点。美丽的波斯姑娘小昭唱道：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那一日，对于忙忙碌碌的现代人，似乎是在无穷远的未来。前不久收到一个电子贺卡，如画的风景中镶嵌着这样一条喻世格言：有的人，活着的时候，好像永远不会死去；到了死去的时候，好像从来不曾活过。

非典把这最后一刻重重地抛到我们面前，逼迫我们注视死神，过滤自己繁杂的生活。

平日里，大家最常说的一个字是忙，可哪些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得不做的？人们常说，四十岁以前拼命挣钱，四十岁以后拿钱买命，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个人的生存意义，是在其所属的群体中获得的。近些年媒体褒扬了一个为袁崇焕守墓的佘姓家族，佘家祖上是袁崇焕的部将，他们代代相传，守护袁将军的英灵，已经延续了三百余年。守墓成了佘家每一代人生存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先验地存在了。这使得这个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成为历史大树上的一片叶子，一瓣枝芽，而这棵历史之树也因为他们的存在得以存活、生长。

由于袁崇焕的历史地位，我们今天对他的守灵人给予了某些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称颂。而对于那些在明十三陵附近世代因袭以守候皇陵为己任的几个村庄的农民，似乎只是感慨。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在于守候本身，而不在于守候的对象。无论他们守候的是袁崇焕还是明王陵，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能够终生守候的对象，从而使自己现世的生存与历史的血脉相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我常常想，作为汉民族的一员，我现在的生存与我们的遥远的祖先有什么文化上的联系吗？我们是否拥有一个全民族共同守望的理想，那种从一个民族的历史深处生长出来的、代代传承的理想？这个理想不因我们的生存境遇而变，就象西洋婚礼上常说的，无论富贵贫贱，无论生老病死，都能忠贞不渝？

我们有吗？

孩子生下来，就有一系列目标在等着他们，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好的中学，好的大学，好的工作，好的收入，好的配偶，好的下一代。每一步的理想和目标都与时俱进，随势而变。这样一种生存与历史无关，这一代和下一代没有文化上的血肉关联。

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能赋予我们的今天的生存以意义，我们的意义只在遥远而未知的将来。

现代人是无根的浮萍，在时代的潮流上漂浮。

生物学家刘易斯描写过白蚁的生活，一群白蚁能够完成非常复杂的建筑，比如凭空搭出一个拱形通道，白蚁们可以从两边分别开始，最后在空中准确对接。在这个工程中，没有一个工程师做总指挥，每一只白蚁都不知道最后的目标， 它们的个体行为看起来毫无目的，但是蚁群作为整体却表现出某种单一生物个体具有的智能。刘易斯认为，我们可以把蚁群看作一个生命个体，而把一个个白蚁看作这个大的生命个体的细胞。就如“我”在举起手臂的时候，手臂上的每一个细胞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它们没有开会研讨，却使我完成了举手这个动作。刘易斯说，蚁群越大，智慧越多。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有独立的意志，我们的行动有自己的目的。然而，我们真的有吗？也许我们只是一个个蚂蚁，是一个更大的生物个体的一个细胞而已。

那个大的个体叫做人类。

现在，整个人类被各种各样的网络连在一起，使得人类更加像一个单独的个体。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习惯的一些比喻，比如交通网络之于血管，通讯网络之于神经，不免会有一语成谶的颤栗。

当作为个体的我们失去了与历史的血脉连接，当我们的生存只是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我们的确更像是一个细胞，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

人群越大，智慧越多吗？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天敌了。没有天敌的结果，就是无度地膨胀，就像癌细胞。从旁观者的角度，癌细胞是愚蠢的，他们无度繁殖，迅速耗尽宿主的能源，杀掉宿主，随后也必然地饿死自己。能力越强的癌，让自己死得越快！

你走那么快做什么呢？

天又亮了，晨曦中，窗前的叶子逐渐清晰起来。小区的路上开始出现晨练的人们，其中有的还戴着口罩。

“我”手臂上的细胞，会知道“我”的想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