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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和睦家学园 于 2012-3-13 11:44 编辑
和睦家学园，是为在德国生活的华裔儿童组织的公益活动园地，以中文学习为主，现招募四到八岁的学员。
虽然定居在德国，我对中华文化始终抱着虔诚向学的态度，作为母亲更是把中文学习列入孩子教育的重点。这几年非常高兴的看到许多德国的妈妈们，在孩子的汉语教学实践中互相支持，热情分享的氛围，以及取得的成绩。我自己的孩子也越来越大，到了该学习的年龄，所以组织了个小小的学习班，现在欢迎更多的孩子参加，以便得到市政府的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学习汉语有很多方法，我坚信，只要家长用心坚持，无论用什么办法，孩子都可以学好中文。我介绍一下和睦家学园目前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欢迎志同道合的想让孩子参加的家长和我联系。
我始终认为，任何一种语言的掌握都不是通过翻译和记忆而是与思维概念或图像建立直接联系。母语的概念是和孩子最亲近，和朝夕相处的那个人的语言。中国妈妈们的孩子，他们的母语自然是汉语。而汉语是一门不同于德文英文等西语的特殊语言。字音字义字韵都有特殊的意义和教法。让孩子全面的掌握汉语的听说读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几年我也是研究尝试适合我孩子的学习方法，一直就是摸索前行，直到结识北京的张立民海印先生才茅塞顿开.张利民，号海印，道家西派传人，生于1967年，师从国学大师南怀瑾、道门大德张义尚、佛门高僧圆照法师、却西活佛及佛教学术带头人陈兵教授，广泛涉猎儒释道及藏密，后参与南怀瑾先生倡导的儿童经典导读，负责武汉大方。一手创建北京读经教育推广中心。近两年先生隐居北京潜心研究探索中华传统蒙学，重拾古人的蒙学经典，建立一套合乎天地大道的教育体系！非常认同张先生的蒙学理念，不仅因为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更是因为先生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接受和实践现代教育理念，是真正敢于开拓进取勇士。先生也把他的刷卡集中识字的方法倾囊相授，先生自己用这套方法教学生，全日制封闭教学，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让两岁半三岁以上的儿童,一个月认得一千至两千以上的汉字,三个月可以完全熟悉常用汉字3500个的字形字音,而且用字块集中认字的效果,远远超越“背诵识字”法。再配合合适的教材，孩子很快的能进入自主阅读简单童书的阶段。我认为这套方法符合儿童心理也符合汉语语言学习的规律，孩子们不仅认了字孩，对汉语的理解能力也会跟着提升。
前几日把组织个小班用他的办法教几个孩子的想法和他说了，他很支持。我把他的理论摘抄如下，这也是和睦家学园目前采用的教学理念和方法，采用的教材上课时会详细的介绍：
集中识字法的探索
从认字到读经——中国语文基础教育的反省
之一
传统的语文教育有相当完整的一套步骤和方法。大体说来，从开始识字到完成基本的读写训练，这整个的语文教育过程是由三个阶段构成的。开头是启蒙阶段，以识字教育为中心；其次是进行读写的基础训练；第三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启蒙阶段，有的又分作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集中识字。第二步是把识字教育和初步的知识教育以及德育教育结合起来，巩固已识的字，继续学习新字，开始熟习文言的语言特点，同时学到一些必要的常识，为第二阶段进行读写训练打下基础。
语文教育的每个步骤，用的时间可长可短，各个步骤也可能是互相交错，而不是逐一衔接。
集中识字
识字教育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方面，前人用的工夫特别大，积累的经验额也比较多。很突出的一个作法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清人王筠说：
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王筠：《教童子法》）
王筠是文字学家，所以他提出先教纯体、再教合体这种合乎汉字构造规律的方法。这个方法，有人采用，不过并不广泛。至于他说必须首先集中教儿童认识两千字，然后读书，这是传统语文教育的一项经验总结。
千年教材“三百千”
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古代蒙书，《弟子职》是四言，《急就篇》有一部分是三言，其余是七言和四言，汉魏以下，《千字文》《太公家教》《蒙求》等等。都是四言。《三字经》全用三言，更便于儿童朗读背诵，这可以说是《三字经》的一个特点。从那以后，发展出来一大批三言韵语的蒙书，甚至连别的通俗知识读物也采用了三言韵语的办法，如《医学三字经》等等，可以说都多少是受了《三字经》的影响。
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三字经》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这两个缺点。
拿文言的标准看，《三字经》的语言是相当通俗的，无论如何，比《千字文》通俗得多；除了个别的句子外，没有勉勉强强硬凑字数，硬押韵的毛病。从句法上看，可以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既有训练儿童语言能力的作用，又使全书的句子显得有变化，样式多，不枯燥。
从上边这个粗略的分析来看，无论就内容论，或者就语言论，作为一本启蒙教材，应该说确是编得高明的。
宋代出现了《百家姓》和《三字经》。以后，它们并没有取《千字文》而代之，象《千字文》取《急就篇》而代之那样，《千字文》也没有以“老资格”的身份把《百家姓》和《三字经》“压制”下去，象它把各种后起的千字文“压制” 下去那样，而是三本书配合起来，成了一整套启蒙的识字教材。为什么这三种书这样善于合作呢？
《千字文》只有一千个字，事实上确是不够用的，需要补充；同时，《千字文》基本上没有复字，儿童学的字得不到夏习巩固，这也是个不足之处。各种后起的续编本和增补扩充本，字虽然多了，可是一则大都艰深古奥，儿童无法接受， 再则连续用一本书、一个方式教儿童识字，必然陷于枯燥乏味，容易挫伤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还有，别种千字文或其他类似的蒙书，不是过分强调德育，弄得满篇大道理，完全脱离了儿童的理解能力，就是过分不注意文理，搞成单纯的文字堆积。“三”“百”“千”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各种缺点。第一，三种合起来，总字数是二千七百二十，除去复字不算，单字恰好是两千左右，符合初步识字阶段的要求，一部分字重复出现，也有利于复习巩固。第二，三本书各有特点，每本字数最多的不过一千二百多，少的只有四百多，儿童可以很快地学完一本又换一本，有新奇可喜之趣，而无冗长枯燥之威。第三，《百家姓》和《三字经》，在同类的蒙书之中可以说是最通俗浅易，容易接近的。《百家姓》，字数少，所列的大多数是普通常见的姓，特别是开头很大一部分，没有一个象“阙” “郗”之类的难字，念起来流畅和谐，容易上口。《三字经》的特点前边谈过，不再重复。第四，《百家姓》里的字都是姓，除此以外，四个字、四个字地连起来，没有意义。姓，对儿童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儿童只要念这些字，认这些字的模样就行，无需去追究字义和句义。从实行集中识字的角度来看，有这么一部分教材是有益无害的。那么在此基础上有该如何呢，海印遂编《百家姓历史启蒙》，以解决儿童不容易进入历史的难关。第五，这三种书合起来，就所收的字和所涉及的内容来看，确如吕新吾所说，既比较地会于“日用”，也多少能使儿童增长些“见闻”，还相当地能教给儿童一点“义理”。识字的目的很突出，没有被不适当的内容考虑所掩盖，而另一方面，又没有完全忽视儿童求知的要求和进行知识教育、思想教育的需要。
当然，“三”“百”“千”之所以能够配合得好，是偶然的，并非这些书的作者有意识地这样编写。但是，前人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了它们能够互相配合这个客观事实，肯定了这个事实，于是充分运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也许，“三，百，千”的形成，原因就在这里；“三，百，千”在方法上对我们有所启发之处，也在这里。
集中识字的关键
前人在识字教学中第一步是用较短的时间教儿童集中地认识两千来字，然后才逐步教他们读书。在这个集中识字的阶段，以教会儿童认字为主，至于每个字怎样讲，要求很低，怎样用，可以说完全不要求。这期间也开始教儿童写字，但是写字的进度跟认字的进度不要求一致，就是说，并不要求认什么字就写什么字。这是传统的集中识字教学的基本方法。千百年来，前人一直采用这个方法，不肯放弃。
为什么这样作呢？这样作法，有没有什么客观的根据呢？
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得考察一下，集中有无必要和可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才能谈认跟讲的关系，认跟写的关系，因为怎样讲，怎样写，都是由是否集中决定的。
1．要不要集中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学习汉语汉文，不能象欧美的儿童那样，学会了二三十个字母以后，可以一边识字，一边很快就能成句地乃至成段地阅读。学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认，一个一个地记；在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前，是无法整句整段地阅读的。不阅读,不跟语言实际联系起来，识字的效果又会受到影响，难于致用，难于巩固。这是个矛盾。前人采取了集中识字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
另一方面，汉语语法，字的形态变化很少，名词也罢，动词也罢，形容词也罢，没有什么特殊的形态变化，字的安排可以不受语法的限制，完全依照识字的需要来办。这使集中识字具备了可能性。此外，汉字一小部分是单体字，绝大部分是合体字，而合体字之中，大部分是形声字。偏旁部首，造字的规律，相当明显，即使是七八岁的儿童，也很容易领会。运用比较类推的方法，完全可能成堆成批地认字。这又为集中识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就表明，汉语汉字的特点，使集中识字有了必要性，也有了可能性。
如果不集中识字，过早地让儿童学习成句的话，成段成篇的文章，一方面，儿童认得的字太少，内容势必受到文字的限制，贫乏单调，落后于儿童的智力发展，不能满足儿童的学习欲望；另一方面，文字的出现又势必受到内容的限制，不能多顾到文字本身的规律性，这样就无从发挥比较类推的作用，儿童不容易领会到文字的规律，学的字就比较模糊，既不容易记住，又会产生错字别字的毛病。字既学得不牢固，不快，就会回过头去影响阅读能力的发展。换言之，不集中识字而过早地教儿童读书，其结果是识字教育和知识、思想教育两败俱伤。前人的作法恰是充分运用了集中识字的有利条件，排除了分散识字的缺点。
集中识字有必要，有可能，进一步的问题是识字的数量。太少，不够用；太多，儿童记不住，而且旷日持久，也会挫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当时农村里上多学识字的儿童更没有大多的时间可用。王筠说两干字。从传统的经验看，这个估计不是没有根据的。
2．认和讲
《千字文》和《三字经》里的文句，有些是儿童能懂的，也有很多是儿童不能懂，或者不能全懂的。前人教这些书，主要是要求儿童认得一个一个的字的模样，能念能背，并不要求句句会讲，教的时候，大致是略微讲解一下，孩子们懂多少算多少，所以考查的时候只叫背，并不要求回讲。其甚焉者就干脆完全不讲，只管叫孩子硬念，硬记，硬背。这一向是我们对前人识字教学方法非难得最厉害的一点。
前人的作法是不是完全不对呢？这需要分析。
完全不讲当然是不行的。前人也不赞成那样作。王筠就尖锐地批评过那种作法。他说：
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教童子法》）
从各种蒙书的演变来看，凡是过分艰深，儿童完全无法理解的，就一定站不住。不论用意怎样，不论编者是多么受推崇的人物，不论用什么力量来推广，总归行不开。何桂珍的《训蒙千字文》，朱熹的《小学》是突出的例子。但是，如果要求把每字每句都讲清楚，让学生都明白，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样要求，《千字文》《三字经》当然不合用；另编，也无法编出来；一定要编的话，那就必须改变或者放弃集中识字。集中识字和全讲全懂之间有矛盾。简单化的解决办法是抓住一个排挤另一个：过去有些三家村的老夫子完全不讲，只叫死念，是一种；后来搞成“狗，大狗，小狗”，彻底取消了集中识字，是另一种。这两种简单化的办法怕都是不对头的。
前人提倡过一些办法，也许用意之一就在于比较不过分简单化地解决那个矛盾。清人崔学古说：
识字，第一分纸上识字，书上识字二法。何谓纸上识字？凡训蒙勿轻易教书。先截纸骨方广一寸二分，将所读书中字楷书纸骨上，纸背再书同音，如“文”之与“闻”，“张”之与“章”之类，一一识之。又遇姿敏者，择易讲字面，粗粗解说。识后用线穿之，每日温理十字或数十字，周而复始，至千字外，方用后法教书。……何为书上识字？凡教生书，先会本生就书上字逐字挨认，遇不识字用朱笔圈出，又用墨笔写在书头，最为易记。又有辨字一法，如“形”之与“刑”，“扬”之与“杨”，声同而笔画边旁不同；如“巳”之与“已”，“行”之与“行（杭）”，……字同而用之不同；又“星”之与“心”，“登”之与“敦”，声近而用舌用齿又不同：诸如此类，必细辨之。（崔学古：《幼训》）
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的交锋，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转折点
我们现行的语文教学，都采用分散识字“语文一体”的办法来教字，即以“文”与“字”同步进行的办法授课。这种方法即有古人“书上识字”的背景，又盲目沿用了教授英、法等拼音文字语言的方法，现行的语文教材可以说即不是古，也不是西。我们要相当重视的是，汉语言与西方拼音文字语言有完全相反的认知模式，中国汉字的认识是感通的，由内向外地，拼音文字的认知完全是口语化的，必须赋予符号以内容才有用的。所以两种语言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西方重符号，中国重象形，象形的文字是与生命宇宙感通而得的，符号的文字必须是上帝赋予意义才可以运用的。“语文一体”的方法对于教授拼音文字是完全合理而有效的，但是对于教授汉字，是完全不合适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一百年前，反省中国教育的过程中，过分崇拜西洋文字的便利，而完全忽视中国语文的特点的结果，造成今天的中国人，学习自己的文字，用的不中不西的方法，结果百年实践证明语文教育是失败的。
集中识字和全讲全懂之间有矛盾：三家村的老夫子完全不讲，只叫死念，是一种；光绪以后，教育的命运紧随政治的命运，发生逆转，分散识字占了上风，集中识字与读经一起都相继废弃。民国以后，进一步抛弃传统的作法，逐渐产生了“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小小狗，快快走，小小猫，快快跑”那一路课本。更进一步，连那极少的一点还算整齐的特点也放弃了。到我们今天的小学教材，早已远离了汉语的传统。走到了不中不西的尽头。这两种简单化的办法怕都是不对头的。
儿童开始认字，开始要把口头语言过渡到书面上来，而我们用的却是方块汉字这样一种文字工具，于是必须找出“谐于唇吻”“便于记忆”的办法来，使儿童尽快地并且愉快地学会足够的方块字，这是问题的另一面。清末兴办新学以后，显然是只注意到前者，忽视了后者，只注意到进行语文教育的一般原则，忽视了汉字的独特情况，于是对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方式，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儿童的课本成了只能说说看看，既浅得毫无趣味，又干枯得不能琅琅诵读的东西。事实上，当我们还在使用方块汉字的时候，要初识字的孩子读的东西全然合乎口头语言的需要，那是很难办到的。“马来，马来”，“大狗叫，小狗跳”，这是什么语言实际！六七岁的、说活早已相当完整的孩子，他们的语言实际又何尝是这么一副样子！
那么，西方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反省，有没有借鉴意义呢，当然是有的。那就是传统三家村教读经认字的办法，完全不讲，那是不对的。也就是说西方教育的影响，对汉字教学的进步上，要解决集中识字和全讲全懂之间的矛盾上，要应用中国文字的特点，在基本上集中，基本上全讲，不绝对集中，不绝对要求全懂，这几个方面上要下功夫研究。海印蒙学重拾古人的字块识字法，并加以改造，我的教学经验证明可以确实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
过去三家村教育，只一味要求背书，不讲解也不解字，完全不顾及基本的训诂学，这个方法的根源在于科举制度“童子科”的设立，以背经的多少来衡量儿童的成绩，因为考核经典背诵的数量可以决定孩子一生的功名。这个极端的作法，早就遭到历史的唾弃，在今天又以读经的面目出现，那么到底读经认字的方法错在哪里呢？
现行的读经教育号称读过背过，字就认过，又有些人以为用“指读”或者“十字交叉”等等办法就可以解决大量背经坚固识字的问题。殊不知，这始终没有认识清楚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古人说的“口歌”之弊，心理作祟的其实是怕一个个讲字嫌太慢失去背诵的机会。但是要知道童蒙的教育实在是不是要背多少经，而在于“童蒙养正”，“童蒙养正”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是礼仪进退；第二是开启悟性。开启悟性并不是靠背诵经典来完成的，那是要在生活实践中，一点点体会作人的准则，行有余力的时候，就学文，这个文就是易经的“文明以化”，也就是认字读书，读书明理，明天地的大道，这个天地的大道本乎人伦，达乎天地。天地的道理怎么感通呢，一是人伦，一是认字。中国文字开始就感通于象形，在形象中开启悟性，易经说理象数，认字就是感其象通其理而达其数，因而古人说，不通《说文解字》就不可能读懂先秦的经典。中国教育的古法认字就是这个意义，认字并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中国人开启悟性的大道。汉字工具化以后，中国人再也不会敬字惜字，中国人从文字上割裂了与古圣先贤的沟通，因而文化断代，无天无地，切断了国人的灵魂。
什么是“口歌”之弊，口歌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以成段成句成韵的记忆，来替代汉字的认知。民国佛教高僧印光大师《复永嘉某居士书四》中曰：
子女当能言语知人事时，即于家庭先令认字块。（女子虽不必令其造大学问，断不可不识字，不通文理。母尚宜胎教。若识字通文理，则所生子女，便易为学矣。）每一块纸方，只写一字，不可两面俱写。若两面写，则便同记口歌矣。日限几字（大孩子可以多），每日将认过熟字，又须遍认一二过。不上年余，便认许多。后读书时，凡读过者，通皆认得，不致有只记口歌之弊。
念书只过口耳，不过心，最容易成口歌。一篇韵文，儿童能读能背，不理解字义，渐渐就会养成不求甚解的马虎习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有一首歌流行的时候，我们都会唱，但是歌词没有刻意去记得时候，慢慢我们就只能哼调子，歌词记不起来了。当一篇文章只凭调子记忆的时候，其中的字、其中的义，不能字字分明，就不能浸润心灵，古人说“口诵心维”的目的达不到。如此则书读百遍、千遍、万遍，其义不现。
清以来，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三家村的口歌之弊，对其反省的有王筠《教童子法》、崔学古《幼训》、唐彪《父师善诱法》《家塾教学法》、贺长龄《塾规》、清·佚名《变通小学义塾章程》、清·黄之骥《宏远谟斋家塾程课条录》、清·王晋之《问青园课程》、李新庵《训学良规》。
值得特书的是这个个私塾先生李新庵，文昌神责其教书有过而令改之：
李新庵，清代云间（江苏松江县）人，“以课徒自给，而屡不得志于文场，一日祷于文昌宫，神示以数，应试科第，以教授误人削。李自怨自艾，尽反所为，著《训学良规》以补过。” 清代仪征人陈彝为督学是删定为《重订训学良规》有云：子弟四五岁，先教字方，多则三千，少则二千。如认父母字，则教以如何孝顺；认兄弟字，则教以如何友悌，他如天地山川、鸟兽草木，一名一物，均可略与讲说。识字既多，将音义相近之字，归并一处，告以从何会意，从何得声。稍长教以《三字经》《弟子规》《小学韵语》切实讲说作人道理。七八岁教以调四声平仄，作对句。如此三五年间，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均可略知门径。此幼学功夫，断不可少者也。
鉴于此，以为：
一、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汉字是从古圣观天察地，以象形的方式发展而来的表意文字，与西方拼音语言不同，汉字的形体不表示汉字的语音。因此，采用现行的“语文一体”的教材与教法，完全不符合中国文化之道，故而现行的语文教材教法是死路一条。但是，以背诵经典的口歌方式来替代汉字的教学，完全是科举化的不符合儿童开蒙的僻路。
二、 汉字的字形是一个以一定数量的构件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天地人系统，汉字首先认识的是形，先以形来感通音义。圣人造字先义后音形，认识汉字先形后音义。必须先用字块大量认知汉字的形，再根据字源划分部件，了解六书规律，由是从字开慧。强行的编写西式汉语教材，学什么话，教什么字，汉字认知的顺序杂乱无序的，不能体现汉字认知天地人的系统性和规律性，越教离文化越远。
三、 汉字本身的特点，其文法、字词决计不能用西方的文法来教，现代汉语文法可以作废。汉字的字形，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入；汉字的韵声，从古至今，是用唐诗宋词元曲乃至于小说平话昆曲，在这样的一种韵文环境中吟诵而出，中国文化的熏陶，不能用现代的歌舞、流行歌曲、电影电视所能完成，起码如过去的国粹，才可称韵味。而所读的文章，亦可歌可舞可唱可泣可惊可化。汉字的单字，钻之愈深，仰之弥高，理解一层就能读一层的书。读清以前的书，必通《文字蒙求》；读先秦经典，必通《说文解字》，未有不通《说文解字》而敢言通经史者。
四、 以字为课，以韵成文，以形现义，以义通理。“字”解的多，联的“词”就多，“词由典故”、“法出对课”。“识字量”决定了“识词量”，“识词量”决定了“典故量”，“典故量”决定了“对课量”，“对课量”决定了“文章量”，由是小学而大学，字课到经史，童子功毕矣！
重视认字是当务之急
康有为弟子陈子褒云：“一国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系乎教育。中国教育古法，唐宋以后，日即泯没。有明以来，以八股取士，于是垂髫之子，入学就傅，即讽读深奥文字。例以古人由浅而深，由简而繁，由分而合，由浑而画之教法，概乎未有闻焉。读书十年，毫无级数，汩没性灵，虚度日晷，莫此为甚。中国地处温带，国民脑慧，不让外人，而竟湮郁于野蛮教法之中，遂成今日不痛不痒世界。识微见远之士，至谓中国之亡，亡于学究之手。岂谬语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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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5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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