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来一根咖喱香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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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它看着不那么令人胃口大开：切成片，浇上棕红色酱汁，躺在软塌塌的纸盒里。不过可别被表象迷惑了。你看东西南北，哪个集市，哪个高速路休息站，哪个大学食堂，哪个泳池球场，哪个单位食堂菜谱上能缺了它？它是德国最受欢迎的速食，一条陈规，一个心结：这就是咖喱香肠。保证不含维他命，多快好省，易做易得。

作为实惠、实用、乡土的象征，它自然是在柏林发明的。在那里，时年36岁的Herta Heuwer(赫尔塔·豪威尔)，一位出生在前柯尼希堡的东普鲁士妇女，于1949年9月4日在自己位于康德大街/弗里德里希大帝大街拐角上的小食摊，纯粹出于“无聊”，首次把番茄酱、水和辣酱调成了这种著名的混合酱汁，浇在一根香肠上。从此，只要有德国人民进食的地方，就有咖喱香肠，而只要能吃到咖喱香肠的地方，就有德国人民。但香肠的真正魅力又在哪里呢：它被视为小人物们最爱的食物，他们既不惧怕它可怕的营养成分表，也不在乎它往往是不大方便的食用环境，只为与口味相投者在一起。小食摊上看事情总归要比享用菠菜叶铺扇贝或莳萝白酱沾三文鱼片时清楚得多。这也是因为在薯条摊四面透风的站桌边，需要把持自己的时间较短，不用像在餐馆里那样无穷无尽地坐着。一句话：咖喱香肠是化身为肉的基层民主，是建立亲密关系的手段。它也早就来到了国外，例如在曼哈顿或是伦敦城市森林间的香肠摊，两个德国人打着“Herman ze German”的条顿式招牌卖德国烤肠和咖喱香肠，大获成功，如今已经开了三家分店。

至少，香肠是可以信任的 -- 或者就像某个研讨会说的：“In Wurst we trust.（我们相信香肠）”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无论何地，只要想贴近大众做宣传演说，总少不了咖喱香肠。当年的Gerhard Schroeder（格哈德·施罗德）总理为了突破自己那位具营养意识的夫人“不许去小食摊”的禁令，再一次强调了“咖喱香肠是社民党”的说法。这一名人名言被报刊大肆炒作数周之久，这已经是个传奇了。虽然土耳其夹肉饼、披萨饼甚或是中东的炸鹰嘴豆丸子已早就在德国速食界占有一席之地，但却不能撼动咖喱香肠的象征力量。它如今已经上升到高尚文化了。比如作家Uwe Timm（乌韦·狄姆）就以《咖喱香肠的发现》为题，贡献给它一整部长篇小说，成功诗人Herbert Groenemeyer（赫伯特·格罗内迈尔）则歌颂它作为安慰美食的治疗效果：“咬上一大口，你需要嚼点什么，一根咖喱香肠。”它在柏林甚至还有一个博物馆（www.currywurstmuseum.com）。

我们简直可以担心，它出了这么大的名，会飘飘然失了根基。而且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着把咖喱香肠加上藏红花蕊、有机食品用料、高档酱汁甚至是金箔，把它变成速食界的Eliza Doolittle（伊丽莎·杜利特尔）。但效果只是一般。这香肠的好处恰恰在于它非常普通，丝毫不装。所以唯一有损它的，就是它正在渐渐失去在路边的稳固地位。越来越多的小食摊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消失。在家里用微波炉加热从超市买来的咖喱香肠，是无法补偿这种损失的。终究只有在小食摊上遇见同路人，才能称之为享受。那是懂得珍惜的人们，他们懂得如何在这看不透的生活中，至少在咖喱香肠这里找到真诚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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