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问题看日本史 浙大教授王勇：读历史要看清“庐山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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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晚新视觉网
633年，日本在历史上首次与中国交战，当时支持朝鲜半岛新罗政权的唐朝军队，与支持百济政权的倭国部队在白江口这个地方展开了海战。唐朝水军凭借自己的高船巨舰和先进的军事战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这件事情震动了日本国内，当时的天智天皇担心唐军会跨海攻击日本，开始在九州大宰府修筑城池，并紧急调兵在唐军可能攻击的路线上设置兵力。唐军最终没有跨海攻击，或者说压根就没准备攻击日本。在那个不知彼的时代日本对于强大的邻国所知甚少，自打这次失败之后日本便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同时汉学的传入也让日本对本国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一直以来日本的历史对于国内的读者非常陌生，一方面是与我国古代史的比较中，日本史多显得粗糙、杂乱，难以系统地学习；另一方面，人们过多地把日本问题聚焦于近现代，并没有意识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古代史部分对日后日本及日本人的重大影响。这种厚今薄古的态度，并非是中国研究者的态度，很多日本人对于本国的古代历史都不够重视，这自然让人们对日本历史的研究产生了割裂感，似乎明治维新是突然降临的，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人就像两个时代的人，前后矛盾让人不得解释。这也使得人们在对日本、日本人进行研究时，充满疑惑始终觉得矛盾与迷茫。

鉴于日本历史的诸多问题，权威的通史作品或许可以成为读者们系统了解日本史的窗口。在日本少见如钱穆、范文澜、吕思勉这样以个人之力贯通整个历史脉络的通史著作，日本史学界壁垒森严，主专精而不主博通，这让日本的历史学者在他所专精的领域中，收获颇丰，以严谨的态度攻克一个又一个细小的问题。所以日本国内的通史著作常常需要集结多人的力量，汇编成为一套通史著作。

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讲谈社出版的《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系列丛书，由日本史学泰斗网野善彦领衔主编，丛书汇集了日本各个时期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基本上将日本历史的各个方面讲述透彻。这套在日本国内影响力极大的丛书，此次引进国内，与之前出版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同属姊妹，以同样的方式向中国读者介绍邻国日本。引进版的专家、编辑们从原书的二十六卷中挑选其中最为精华的十卷，避免了日本史学界的研究习惯对读者产生的阻碍，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力求将日本从弥生时代至明治时期约两千年的日本史进程解释清楚，以流畅的阅读让读者用最快的时间对日本进行详细系统地了解。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日]寺泽薰 等著 米彦军 等译 文汇出版社

古代日本吸收了中华文化后，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独特之处，这种特殊之处则建立在日本对自己的深度了解的背后。古代日本的国家形态上非常特殊，世界上的国家形式均始于“城墙城市”，这对于中国人非常好理解，我们的“国”字就是由象形的城墙包围着才组成了字义。罗马、雅典、君士坦丁堡等等都是用高大宽厚的城墙包围住自己。但在古代日本，除了特殊时期以外，城市并不筑城墙，完全是开放式的。曾经日本的首都平城京、平安京都没有城墙。在《旧唐书·倭国传》中就有记载“（倭）无城郭”。日本不筑城的习惯，与日本的地理环境有着很大的关联。拥有28000千米海岸线的岛国日本，大海就是日本的天然长城，这让日本人似乎天然的无需注意外族的入侵和攻击。

正因为有着“免费、安全”的屏障，这种地理条件便催生了日本单边主义、狂妄自大且具有侵略性的外交姿态。从日本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对于朝鲜的态度，自古就是纳入日本的安全范围中。古代日本因为有着这层屏障，也没有必要为国防而多费心，仅在国内动荡时临时动员低成本的军队就行。但如果是日本战国时代那样，国内的动荡使得兵力动员过剩时，日本唯有靠对外侵略来释放掉这些压力。

历史书大多按照时间顺序，以时代节点作为标准划分历史阶段。《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的历史划分非常有意思，是以关键主题和问题作为单本的书名。比如，日本的平安时代，并非集中在一卷讲述，而是根据主题被划分成：《律令国家的转变》和《武士的成长与院政》两本书。前一部书与奈良时代共同组成，讲述日本如何从学习唐朝变为自己在文化上的独立自主；后一部书则主要讲述武士阶层的成长过程，并没有局限在时代的划分中，造成内容上的割裂。

这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读者既能通过对日本史的全景式了解，知道日本历史发展的脉络，也可以通过众多编写作者的研究特点，对每一部分的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帮读者进行答疑解惑。带着问题读历史，是这套书最大的特点，历史不再是按照时间排序的事件，而是成为解答问题的线索，让读者在探寻的思路中对日本史产生兴趣。（作者 刘奈）

对话浙江大学教授王勇 读历史要看清“庐山真面目”

书乡：您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日文原版作者之一，您主要负责哪一部分的编写？又是什么促使您向编辑推荐引进这一套日本史？

王勇：二十多年前，讲谈社邀请我参加《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的写作，当时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因为日本像讲谈社这样的知名出版社推出的大型丛书，一般多是数十年重编一次，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生涯中可能就只有一次机会，况且这种分量的通史是很少请外国人参与编写的。我当时写的是最后一卷《中国史中的日本》部分，探究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日本元素。这套书在日本无疑是高水平的学术精品，但自中文版问世之后，国际影响迅速飙升，近期讲谈社将其纳入“讲谈社学术文库”予以再版，成就了中日史学界、出版界交流的一段佳话。《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出版后引发了很多讨论，当时我就跟编辑建议引进这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这两套书可以形成互补关系。日本人编写的日本史，有当事人独特的视角与诉求，对中国读者了解邻国历史以及熟悉本国历史，均有巨大的裨益。

书乡：国内已经引进了《岩波日本史》《早稻田大学日本史》，这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有何特别之处？

王勇：这几套著作各有千秋，一定要比较的话，《岩波日本史》是一部主打泛阅读、通俗性、普及化的日本史，读者对象是青少年或一般历史爱好者。这套书的优点和缺点也都在于此，某种意义上学术的锋芒就消失了，回避尚存争议的学术问题、彰显个性的历史观点。《早稻田大学日本史》是一套厚重的学术丛书，即便是我这个年纪的人读，都能感受到书中古老的气息。作者多是一批百年前成名的史学家，虽然经典，但缺乏当代的学术气息。历史是与时俱进的，一百年来日本史学界的发展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新资料层出不穷，新方法广泛运用，新理论推陈出新，总之这套丛书与当代有些脱节了。

《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是一套学术含量很高的书，作者都是日本当下最优秀的学者，是一批年富力强的才俊，每一位都在自己的领域深耕多年，所以整套书充满时代气息及每位著者的冲击力和创造性，这是很需要勇气的。这一点东西方史学界很不一样，西方历史研究强调创新与突破，而东方史学界要打破前人的历史定论需要很大勇气。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把祖述前人成果、继承历史传统置于首位。日本史学界继承这一传统并发展到极致，所以读这套《讲谈社·日本的历史》时我每每感叹，这些作者不但把既有观点进行了充分的吸收与完整的梳理，体现了东方史学的特点；同时还大胆提出诸多创见，尽显当代学者本色。

书乡：中国历史书中我们常看到学者以一己之力完成一整部通史作品，而日本似乎偏爱选择众多学者合著，为什么？

王勇：这确实是中日两国学术风土的差异。我在本世纪初写过一部日本文化通史《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目前已经成为许多大学的教科书。但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日本的师友大多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为什么呢？日本的学术风土，重“专”而轻“博”；换句话说，习惯于深耕而不擅长广拓。大部分学者专研某个时段、某群人物、某类作品，甚至终其一生研究一位人物、一本作品、一个事件，很少有人越出雷池而旁及专业以外的领域。中青年学者处在学力上升的黄金时期，正是深耕播种的大好时机，此时求“博”求“大”求“全”撰写通史，相当于在浪费学术天分，因此学者以一己之力编撰多卷本通史的情况，在日本极为罕见。讲谈社这套丛书，由不同学者撰写各卷，相比于以个人之力完成的通史，时代衔接有所不如；比之多人合写一卷的通史，每个断代布局更为平衡，可以说是具有日本特色的通史著作。

书乡：这部通史的几十位作者需要统一史观吗？

王勇：很难统一，日本崇尚学术自由，史观也是见仁见智。日本在封建时代有个皇国史观，是右翼的，这压制了很多史学研究，这是不可取的。我们中国比较强调史观统一问题，但日本更注重史料，没有过多地解读史料的终极目标。我也曾经推动《剑桥日本史》中文版的译介，西方的研究方法对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比较看重，就形成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景象。我们读外国的历史书，目的是获取新的视角；读日本人书写的日本史，有助于看清“庐山真面目”。

书乡：日本的历史中官修史书、实录等较为缺少，众多历史内容则来源于军记、家记、文学作品，如《太平记》《平家物语》《应仁记》等，这对日本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勇：这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了解日本，始终是带着自己的思维模式去看的。所谓“官修史书”也是中国特色，比如二十六史，大部分国家是没有的。文化教育的作用就是，你原本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一个国家，最后突破了有色眼镜，看到了其他的光明，这就起作用了。日本也有一些“官修史书”，史书应该记载国之大运，可是很多日本史书记载的是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吃了几个菜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日本的“官修史书”只是古代不到200年间编撰的汉文史书，所以日本史学家广泛发掘周边史料，甚至包括文学类的诗文，因而体现多元化的史观及贴近社会民众的价值观。

中国历代正史书写周边国家历史从未间断，比如从《三国志》到《清史稿》长达1500年持续为日本立传，这里面包括日本无文字时期的史料、日本史书缺收的史事，是日本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史料。所以研究日本的史书，尤其早期史书，还不如研究中国史书，中国能够完整地补充邻国历史，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这也是中国的巨大贡献之一。我们历代史书中的外国传，就是站在文化核心、文明顶点，怀着普善的心理，对周边国家进行记录，而那些时候许多周边国家还没有文字，更没有史学系统，这是弥足珍贵的。我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时常感慨，我们的先人真伟大。所以，研究日本历史就是研究中国历史，我没有把它完全看成是外国史。

书乡：这套书在阅读的过程中您认为对于大众读者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基础才可以阅读？

王勇：万般学问，国学为本。如果对中国历史不了解读外国的书也很难读懂，因为你缺失立足点、主体性。尤其日本跟我们关系很密切，没有对照性，那么读这套书是有难度的。比如日本的弥生时代与朝鲜半岛通行铁货币，因为“物以稀为贵”。同时期的中国并未以铁作为货币，因为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铁时代，魏晋时期“铁”不是稀缺品。如果想了解日本史，可以看一些通识性的书籍，我推荐王新生教授的《日本简史》，既简明扼要又不乏学术含量。还有我的《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还有赵建民等人编的《日本通史》也很好。有国学的基础，有中国史的主脉在胸，再看日本史的书，便会回味无穷，很多想法都会油然而生。（作者 陈梦溪）

（原标题：带着问题看日本史）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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