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当头,人类再一次漂向命运

多客科技

作者：青野有枯荣


（题图：棱镜折射 1958 by Berenice Abbott）

最近OpenAI的开发者大会和“宫廷政变”将AI话题的热度推上历史新高，甚至超越了年初其最火爆的阶段。记得在4月的一个午后，我坐衡山路的一家咖啡馆里写东西，半是用心地听了邻座（似乎是一群艺术创作者）高谈阔论了一下午AIGC和艺术的未来，心想：或许谈论AI这一行为本身也是艺术吧，很少见到有契机能让所有人都突然开始幻想起一个迥然不同的未来了——技术进步带来文艺蓬勃，历史经验所言不虚。



（百度指数：AI和GPT的热度）

对于老练的投资者而言，概念的病毒式传播（Going Viral）往往是一个不错的离场信号。果不其然，在那之后，AI的传播力便随着资本市场热度一道退潮。尽管其间仍有不少讨论，一些有识之士疾呼境内外AI的生态差异，也有一些人宣称GPT作为语言模型本身的局限性，但大众的新鲜感无疑已经过峰。而当AI的话题再次出现在公众的眼前时，其复杂性显然已经比年初有了明显的提升：在商业上，利益分配和竞争格局已经成为绕不开话题；而在技术上，也是时候去关注技术伦理的分歧了。

我并非技术专家、亦非商业老鸟，当Altman事件的声浪传播至我这里时，我的第一想法竟是：“是不是最近叫Sam XXman的人都相当背运？”——上一个叫Sam Bankman Fried的老兄，才刚刚被判有罪。直到读了几篇在圈子里传播开来的文章，才渐渐知道OpenAI在持股和决策上特殊的架构、商业和科技的永恒难题，以及更有趣的，几位顶尖科学家之间“有效加速”（加速AI进化以倒逼人类进步）和“超级对齐”（让AI首先学会价值底线）的理念对抗——在这些新名词塑造的语境中，科学、商业和科幻的边界并不清晰。

今天看到有一篇文章，将Altman的意外出局比作“不知是逼退乔布斯还是刺杀希特勒的事件”，颇有意思。从技术史上讲，“有效加速”和“超级对齐”的概念不算十分新鲜：当技术革命从“部件”升级到“系统”的维度，对技术属性和技术伦理的争论也往往达到高潮。技术的反对者从来甚众，他们的理由千奇百怪，行动五花八门，其中激进的典型，属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者”。



（卢德主义者是反动的吗？  来源：网络）

从后人的角度看，他们的行动不失可笑，人们甚至可以傲慢发问：“为什么不进厂打工呢？”但设身处地来想，对这些原先独立的、组成“行会”的手工业者而言，工业的冲击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例如城市，从一个自由民组成的、抵抗王权的政治实体，变成了工业资本盘踞的地方，相当一部分人群生活水平下降、尊严毁损。因之带来的广泛的紧张和冲突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半段，才以民主化和福利主义的安排固定下来——但两个世纪过去了，数亿条生命失去了，繁荣和崩溃都来得太猛烈了。那被期待的“人类总是在倒逼之下进步”，或许太过轻巧地忽略了创造性破坏的代价，无论对于小民还是大众，这都可能是致命的。

然而，在这种历史关头面前，人类真的可以主动选择路径、改变命运吗？我想，固然从应然性出发，我们要去讨论技术伦理；但若要预判历史最大概率的路径，Altman和他的理念的出局与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们很容易代入“刺杀希特勒”来理解，纵使维护住了魏玛共和国又如何？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可说是“不该发生的战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预测性就高得多，其中洞见的翘楚便如凯恩斯的《和约的经济后果》。所谓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只是成功兜售了一场幻梦，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德国人本身，他们在沉重的和约及经济危机下，被给予了多少选择？——这让人想起了最近同样很热闹的阿根廷大选，拉丁美洲为何总是在“左”与“右”之间极端摇摆，这条“被切开的血管”何时回愈合？这些问题是时间的沉疴。我并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但必须承认，当有些问题浮现在大众眼前时，人类就已经失去了解决他们的主动权。而它们将形成何等烈度的冲击，则与其他平行因素的“共振”有关——如此说来，在很多历史的决定性关头，人类实际上是漂向自己的命运。

我们总是渴望世界有更多的韧性，为我们解决问题留下更多的余地。美好的“光荣革命”当然存在，例如互联网革命，全球化经济体系的红利充分吸收了技术革命的冲击。但不幸的是，AI革命可能不会那么美好，当前世界的脆弱性几乎俯拾皆是，镶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我想，这个我们姑且叫“现代社会”的现实的命门是：它已经成功地将它治下的所有人都转化为了颠覆者及同谋，或是松散的默许者。在传统社会，受压迫的、寻求改变的群体必须反抗体制的受益者。但现代社会的终局却是：纵然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心中也充斥着对它的不满——先驱者视它为束缚手脚的旧秩序；而空前壮大的中产阶级，早已习惯了它提供的和平与红利，但也厌恶它等级的森严和分配的失衡，进而对改变不置可否。

“通向地狱的道路往往由通向天堂的梦想铺就”，对世界“应然性”的强共识未必是一件好事；但大众共识和集体行动的真空，也可能是件坏事。尤其是当下，破坏的力量来自大众的不满，而构建的权力却集中于那些站在政治、经济和技术顶端的强人们。后者尽可能地将自身的议程强行加于前者，并冠之以貌似中立的“商业逻辑”。然而事实却是，商业逻辑的结果总是社会权力版图、冲突前沿的改变，大众没有被赋予选择权力，只能被裹挟着签下一个又一个协议——有些长到翻不完，有些则根本不成文。跨国公司、互联网企业的先后崛起，已经在繁荣的时代演绎过这个逻辑，而AI在一个脆弱世界中的应用，引发“强烈共振”的概率要高得多——无论它属于“有效加速”、还是“超级对齐”。

人类在二十一世纪的漂流，才刚刚开始，新世界的平衡，或许要在漫长的冲突后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