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文化合作机制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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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带一路法律研究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集刊

AMI（2022）法学入库集刊



*本文刊载于《“一带一路”法律研究》（第6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28-155页。



作者简介



张丽英，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宋春香，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马琳琳，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五通”建设的社会基础和保障。[1]民心相通首先要实现文化相通,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民心相通更是意义重大,有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抗疫,有助于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政治互信,有助于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复苏发展。同时，也必须认识到，由于新冠疫情使人员往来停滞,经济活动受阻, 负面舆论凸显等，也对沿线人文交流产生了影响。[2] 面对冲击更需做好民心相通工作,提高“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度，应使人们识到人类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以邻为壑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独善其身。“民心相通”更应做好医疗合作，沿线国家的医疗水平千差万别,合作抗疫将助共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疫情期间人员往来的阻断使各国寻求数字公共外交的路径，也提出了数字空间话语权的问题，我国公共外交实践应适应数字时代的传播逻辑。[3] 应加强数字空间的舆论建设,讲好国际合作抗疫故事，从而化解困难和挑战,推进后疫情时代沿线国家“民心相通”上新台阶,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民心相通的建设需要不同主体的参与，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等，其实施需要国际文化合作机制的支撑。为此，中国在人文、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体育、电影等各领域制订了行动方案，依近期、中期、长期目标进行建设，使民心相通的工作取得了标志性成果。本文通过对民心相通的解读，阐示民心相通相关合作机制的构建，并检视我国在文化软实力的短板，以探讨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并助力民心相通建设的途径。

一、“民心相通”在“一带一路”“五通”中的定位与解读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讲演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时提出了“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的建设路径。[1]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各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因此，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各国合作的重要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2] 对“五通”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民心相通作为“五通”中的“压轴”内容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根据《愿景与行动》，民心相通的内容包括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一）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基础

      民心相通在“五通”中的定位是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搞好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必须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必须加强人民的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3] 新华网相关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成效的区域，其共通之处都是民心相通基础较好、政治互信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在Twitter平台上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排名前15名的国家分别是：泰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老挝、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束埔寨、埃及、波兰、蒙古、土耳其。通过对外国网民的调查中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民的主要期望是能够将中国的力量注入其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并为经济发展提供新活力，开拓第三方市场。从地区的分布来看，民心相通度得分较高的是东南亚国家，而西亚北非和中东欧国家的民心相通度得分普遍较低。[4] “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是东南亚地区，其民心相通建设步伐较快，民心相通指数位列第一。[5] 也可以看出，文化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起一定作用，民心相通指数高的地区，“一带一路”的社会基础好。其他“四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要想发展得好，需要民心相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支撑。民心相通建设好可以使其他四通事半功倍。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与西亚、北非、中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二）“民心相通”的三个层次

      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归宿，其内涵有三个层次：互相了解、政治互信和命运共同体。《愿景与行动》提出，中国政府倡议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6] 民心相通与政治互信的深度体现在是否形成共同体，这也是“一带一路”的目标之一。建设共同体要分三步走：首先应通过全方位的务实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其次，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当相互利益融合度、相互依存度以及发展联动性提高的一定程度后，形成发展共同体；最后，随着经济、文化、共同安全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最终形成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漫长过程中，不仅需要相互务实合作，更需要民心相通，“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7] 从历史和地缘的角度，“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多以丝路情结为基础，易于沟通，在增进了解和助推经济合作契合度较高。另一方面，应当认识到，民心相通建设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并且不会随着区域内的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而自行建立，必须从点滴做起，同时注重沟通能力和渠道建设。2016年，新华社在Twitter平台上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民进行了议题为“‘一带一路’是否是扩张主义”的网络调查，共1634名网友参与投票。投票结果显示，41%的投票者持积极态度，认为“一带一路”将为该区域带来更多的商机和工作机会；39%的投票者并不了解“一带一路”；20%的投票者认为“一带一路”是扩张主义的。[8] 通过网络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国外网民对于“一带一路”的了解还不够，破解这种局限的途径之一是通过文化交流，消除误解，搭建合作机制从各个渠道进行“民心相通”的建设。

二、“民心相通”建设的路径选择及合作机制的建立

      民心相通需要政府、民间、企业、社会、个人等多主体的参与，也需要从方方面面的点滴做起。《愿景与行动》点明了在“民心相通”方面的发力点。[1] 2018年，由“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秘书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联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编写并发布了《“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总结了“一带一路”建设在民心相通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与进展，探索未来工作的推进方式。[2]其内容包括政策推进篇和学术研究篇两大部分：第一，政策推进篇介绍了国内相关机构在促进民心相通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第二，学术研究篇则汇集了民心相通与人文交流，对外传播与公共外交以及机制和组织三个部分的专题研究成果。现结合《愿景与行动》解读的民心相通发力点及《报告》的内容，重点阐述下列民心相通合作机制：

（一）建立学历互认机制，扩大留学规模

      民心相通的建设应是具备基础性、坚实性、持久性的互联互通，留学生交流是民心相通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具体的实施方式是扩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规模，积极开展合作办学。根据《报告》中统计的数据，每年有1万名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可以申请到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名额，其他地方政府也为各国留学生提供了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沿线国家的大量行业精英和高技能人才受益于此。目前，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举办了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既展现了各国各民族的不同文化风采，增进相互了解和认知，又增强了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已与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并持续加大与沿线国家合作办学的力度。[3]截至2020年，我国共有44所高等学校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举办28个境外办学机构、47个项目，涵盖2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4] 开设专业包括中医药、工商管理、法律、金融与投融资管理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教育质量的认可,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的往来。协议签署后对中外学生的交流也很重要,中国的学生到国外留学,回来学历中国也是认可的，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学生到这些国家去留学。人员交流特别是学生交流是国际合作的基础与核心工作,有利于在年轻人层面建立互信的朋友圈，学历的互认和奖学金的支持在政策层面打通了年轻人职业生涯搭建的通道。

（二）建立文化交流合作机制

      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包括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为此，文化部于2016年出台了《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5]其重点任务之一即是健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深化人文合作委员会、文化联委会等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署政府间文件，为“一带一路”文化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会晤、中国与东盟“10+1”文化部长会议、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部长会议、中阿文化部长论坛等高级别文化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与合作机制的建立。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和世界遗产申报等方面的长效合作机制。支持国家艺术基金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同类机构建立合作机制。为落实《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发展规划(2012—2020年)》，优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马来西亚、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塞尔维亚、拉脱维亚、土库曼斯坦、以色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中国文化中心。[6] 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部签订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7] 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于2016年10月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发起成立，目前涵盖38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共有成员单位93家。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国际丝绸之路研究联盟和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友好联盟于2017年5月共同发起成立了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该联盟中有来自25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46家博物馆机构，[8] 该国际合作机构有利于沿线国家之间博物馆的交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史悠久，博物馆之间的交流有利于文物资源的整合、考古的科研协作，可以增强沿线国家人民在遗产保护与传播上的民族自信、文化产业发展，以及人员互访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此外，还建设了一批“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例如，“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中国海洋文化节”、“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厦门国际海洋周”等，还打造了“海上丝绸之路(泉州)艺术公园”和“中阿友谊雕塑园”等重点项目平台。

      虽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成果硕果累累，但也有一些不足：首先，在主体上，各类“民心相通”文化项目政府主导表现突出，但民间交流较少,民心相通最主要的原动力在民间，因此，这是需要加强民间文化交流项目的推进。其次，缺乏语言人才，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交流。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属于小语种国家，如越南语、缅甸语、柬埔寨语、捷克语、匈牙利语、印度尼西亚语、哈萨克语、老挝语、蒙古语、波兰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等，并非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大语种，小语种人才的缺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的有效交流。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给解决小语种的翻译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再次，文化产品的质量、数据、方式都有待提高，目前文化交流不平衡、文化产品数量不多、质量不高、人文交流方式单一化等不足，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成效。

      在影视方面，《愿景与行动》点明要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为此，到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举办了六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2019年的电影节上，来自巴基斯坦、塞尔维亚、柬埔寨、俄罗斯、意大利、加纳、土耳其、日本、塞拉利昂等“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共同签署“一带一路电影产业联盟声明”。共完成国际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园、影视产业基金、电影学院、电影实验室、丝路文化产业园、电影基地、电影基金、中澳合拍影片等32个项目的签约，总签约额约185亿人民币。[9]

（三）建立旅游合作机制

      旅游合作机制的建立主要体现在扩大旅游规模，举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与沿线国家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同时提升沿线国家旅游签证的便利化。加强开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到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108份双边文化和旅游合作文件，推动建立了中国—东盟、中国—中东欧、中意、中法、中非等一系列文化旅游合作机制。[10]

      依2019年同程旅行网发布的《2019中国居民“一带一路”出境游大数据报告》的数据，中国公民在2018年度的出境游约1.5亿人次，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最重要的客源国，在接待中国游客数量的排名上，前几位的目的地国家依次为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11] 当然，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全年中国人的出境旅游人数为2033.4万人次，同比减少86.9%。[12] 疫情对国际旅游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新冠疫情让各国的旅游暂时按下了“暂停”，但依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在疫情前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旅游消费国，[13] 旅游也是“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仍然应在旅游合作机制上做出努力。虽然《愿景与行动》民心相通的发力点上提到了“签证便利化”，但事实上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报告》认为，[14]“看”比“讲”的效果要好，建议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签证政策放宽，持续吸引沿线国家居民和学者主动来华考察访问、旅游观光、学术交流。

      在体育旅游方面，《愿景与行动》提出体育交流活动是建立旅游合作机制的路径之一，应积极开展并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为此，国家旅游局联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一带一路”体育旅游发展行动方案》，[15]该方案提出应加强在“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多方联合机制，共同培育体育旅游市场，争取一年有影响、两年上规模、三年创品牌。目标为形成一批精品体育旅游赛事、特色运动休闲项目、建立有竞争力的体育旅游企业和知名体育旅游目的地。在沿线国家和国内的沿线地区优先开展冰雪项目、赛车类、马拉松、水上运动、自行车、越野、攀岩、电竞等体育赛事活动。2022年北京主办冬奥会，更使冰雪运动成为了体育赛事的亮点，特别是许多中东欧国家在冰雪运动上具有优势。从各国媒体有关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的正面评价，[16]以及各国运动员在自媒体上晒出的北京冬奥会表现出来的绿色、节能和高科技，也可能看出体育运动在民心相通方面的强大作用。此外，还需要推动设立“一带一路”体育旅游产业基金，建立“一带一路”体育旅游交易平台。

（四）建立公共卫生合作机制

      在公共卫生方面，《愿景与行动》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公共卫生合作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在向非洲国家的抗疫支援方面，疫情暴发以来，中方已向非洲派出5支了抗疫医疗专家组，与非洲国家举行了近30次专家视频会议，40多支中国援非医疗队在非洲抗疫。2020年3月23日，中国政府向柬埔寨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这也是中国向东盟国家派遣的第一支抗疫医疗队。2020年3月30日，中国向委内瑞拉派遣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并捐赠了检测试剂、防护用品、药品等物资。其总统表示，由于借鉴中国的严格隔离措施，委成功切断了90%以上病毒在本地的传播链条。[17] 2021年6月，中国与28个国家共同在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上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倡导加强疫苗援助、出口、联合生产等合作。[18]

      为了实现《愿景与行动》的目标，国家卫生计生委于2015年发布了《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卫生交流合作三年实施方案》，[19]方案强调在国际合作上多边、区域与双边相结合。在区域方面，应在现在区域组织的基础上搭建公共卫生合作，例如应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东盟（“10+1”）等现有区域组织的作用，进行区域的公共卫生合作。在双边方面，也应沿线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进行双边合作、签署卫生合作协议、共建卫生合作项目。在合作机制上，方案强调沿线国家卫生领域高层互访，形成沿线国家政府间政策合作、机构间技术交流和健康产业展会为一体的系列卫生合作论坛。

      在2017年召开的“健康丝绸之路”高级别研讨会上，中国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合作网络,希望各国建立防控、应对、监测和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领域的协调和合作机制。[20] 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发挥“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作用，开展“一带一路”卫生安全领域合作，构建国际疫情防控和治理合作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五）建立科技合作机制

      在科技合作方面，《愿景与行动》强调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此，中科院于2017年《中科院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行动方案》，[21]依方案的分析，“一带一路”大多数沿线国家（地区）尚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面临着众多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发展问题。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与中国不同，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并且具备共建“一带一路”需求上的一致性。从科技合作入手，解决其发展中的重大挑战和问题，无疑将得到“一带一路”国家的支持与认同。依该方案，中期目标是到 2030 年，基本形成“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网络体系，并在带动多边、区域、双边科技合作中发挥“骨干网”作用，使中国科学院在亚太、亚欧、亚非地区“协同创新网络体系”中处于“龙头”和“中心枢纽”的地位。长期目标是到 21 世纪中叶，使中国科学院“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网络体系成为亚太、亚欧、亚非地区“科学共同体”和“创新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柱。在合同机制上，从机构层面推进“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构建“一带一路”国立科学院及科研机构战略联盟，形成“一带一路”长效战略合作和推动机制，形成国际组织。在该框架下，形成不同重点学科领域的科学家联盟，主要为我国及沿线各国开展科研合作、提供科技战略建议。

（六）建立政党合作机制

      在政党合作上，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提出，中国在未来5年将邀请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党、智库、民间组织等1万名代表来华交流。设立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新闻合作联盟等机制。[22]《愿景与行动》在政党合作上的解读强调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交往的作用,加强沿线国家立法机构、政治组织、主要党派和的友好往来。开展城市交流合作,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形成合作范例。支持沿线国家智库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等。2020年6 月，中国共产党同斯里兰卡主要政党成立了中斯“一带一路”政党共商机制，并以视频会议方式通过了《中斯政党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倡议》。[23] 2020年6月，中国同菲律宾成立“一带一路”政党共商机制。[24]

      新冠疫情更使人们意识到人类同在一个地球村，属同一个命运共同体，抗疫必须实现国际合作，任何国家不能独善其身。除了疫情的挑战，世界也正发生复杂的变化，单边主义抬头，科技日新月异，特别是数字经济一军凸起，既面临风险挑战，也有历史机遇。在这种新历史条件下，要解决人类面临的新困难和挑战各国必须团结合作，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政党是国家政策的源头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应发挥重要作用。2021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主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来自160多个国家500多个政党和组织逾10000名代表在线出席，会议围绕“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主题深入交流并达成广泛共识。[25] 倡议涉及凝聚价值共识、推动共同发展、建设宜居地球家园、守卫人民生命健康、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本国民生福祉、提升治国理政水平、完善全球治理规则等诸多方面。倡议表现了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力，以及对民心相通的引导作用。

三、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助力民心相通的建设

      软实力是主要是指一个国家除了单一经济实力之外的那些涉及文化的一种内在力量。这种内在力量会发挥其不同范围的影响力，从而塑造出外在表现的国际形象。其中，文化软实力有自己特定的范畴，具体包括教育合作、文化交流、形象展示、民族气质与精神符号等方面。一方面，它通过诸如电影电视、艺术创作等文化产品的分享来感受体验。另一方面，它通过不同层次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来扩展文化影响力和增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理解。这些文化领域的展示与交流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所以具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力，从而发挥文化软实力对经济建设，对民心相通建设的积极作用。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要面对的三大障碍

      在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过程中，任何一个短板都会影响一国民的长远发展。目前，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现状不容乐观，其主要问题体现为如下三大障碍：

      障碍之一：如何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这体现为针对中华传统文化潜力价值的有效发掘不够。当前对中华传统的域外宣传比较集中在文化审美层面，更为深层次的内在价值挖掘力度不足。因历史局限性，如何在在世界范围内思考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姿态还不够。

      障碍之二：如何解决深层次开展理论研讨和实践阐释问题。这体现为致力于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科研人员储备不足。当前，文化软实力研究人员比较分散，涵盖了政治学、传播学、文化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由此导致的关注视角和研究方向有所不同，聚焦点相对分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与提升。

      障碍之三：如何应对外来文化接触与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问题。这体现为针对域外文化引入与冲击的应对能力明显不足。当前，不同国家的精神文化产品和物质文化消费品不断引入，国内市场中的域外文化冲击力度不断加大。在增强中外文化交流的同时，来自思维模式、习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不同方面的碰撞也日益增强。在“地球村”式的发展环境中，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在民心相通建设中的三个作用力

      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还明显不足。这成为推进民心相通建设的一个不利因素。话语权与一国之软实力存在正比例关系。一国的软实力越强，其话语权就越强。相反，一国的话语权越强，其软实力也越强。不断增强的软实力可提升话语表达力和影响力，从而引导特定领域的舆论氛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尚需不断提高自身话语权，进而提升中国软实力，加强民心相通的范围和力度。其间，民心相通的聚焦点之一就是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并在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过程中不断发挥其对民心共通的建设的吸引力、引导力、助推力。

      第一，基于共性情感，“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建设离不开来自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中国文化因历史悠久而凝聚了全人类的共性情感，无论是科技文明成果，还是文学艺术作品，都凝聚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集体智慧，在东西互鉴，文明共享的历史长河中，吸引了无数中外专家学者给予关注研究。其中，对美好理想和幸福生活的表达都符合世界人民的情感需求，因此，在人类共性情感层面，中国文化对“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建设具有可知可感可求的吸引力。

      第二，基于协同发展，“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建设离不开来自中国文化的引导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思想文化凝聚力不强。中国文化的精神诉求能够满足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需要。中国的文化所承载的大国精神和“天下为公”的理念有助于引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并协同发展，合力同心，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文化共同体。

      第三，基于优势互补，“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建设离不开来自中国文化的助推力。中国文化既有过去的经验总结，又有对未来的宏图描绘，在现有基础上符合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而中国文化中的大国担当意识和实际行动可以对中外的民心相通提供助力，尤其从文化层面打开共同发展的合作之门，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提供助力的同时，也不断拓宽中国自身的海外市场，积极发展本国的文化经济，实现优势互补。

四、中国软实力“他信力”和“自信力”的提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趋多元。这里既有不同文化的交流共享，也有思想的理解与对话。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融合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凸显着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其间，中国文化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自信力”和“他信力”的构建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软实力“他信力”提升的文化载体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文化教育领域，依托影视作品、文化机构和学术研究的中外优秀文化传播案例，成功地发挥了提升中国软实力的积极构建作用。

      第一，影视作品。引入国外的优秀中国影视作品，进一步加强中外文化共享资源建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主流媒体引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作品，通过中文叙事和艺术形式多方位呈现当代的中国生活样貌。诸如纪录片《欢迎你，中国》、中国电视剧《金太狼的幸福生活》和《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分别在阿联酋社交媒体、塞内加尔、坦桑尼亚热播，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了解当代中国的有效文化载体。

      第二，文化活动。服务国家文化交流的文化活动，进一步提升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活动各具特色，中国文化资源丰富。其中，凸显中国元素的文化交流周、文化展、电影展等活动逐渐走入日常生活，不断提升着国际中文学习热度。诸如举办了二十年的“汉语桥”节目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现在已经覆盖了全球160多个国家[1]，影响力巨大。“汉语桥”起到了“增进理解 消除偏见”[2]的积极作用，用中文架起了一座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方式。该活动在提升“文化传播力”、“文化创新力”、“文化感召力”和“文化影响力”[3]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三，文化企业。从世界影响角度讲，驻外中国企业和文化媒体发挥了自身重要的文化传播职能，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他信力”提供了技术支持。比如：四达时代集团助力中国文化在非洲的传播。该公司不仅制作多语种配音工作和成立多语种译制中心，而且开通非洲本地语频道，成为非洲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传媒企业。同时，各大民间华侨社团助力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而诸如“汉考国际”“唐风汉语”“庞帝教育”“对外汉语人”等国际教育机构，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越来越发挥着中文学习与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

（二）中国软实力“自信力”提升的文化路径

      国家政策不断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建设。其先后出台的文件有：2017年提出了五项重要任务的《“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4]；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继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以此来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的[5]。实践也在表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6]。

      第一，推出经典中国影视剧，内容题材追求立体多元化创新。中国影视剧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弘扬好中国文化”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一方面，侧重传播范围的新转向，从欧美转向“一带一路”国家；另一方面，侧重传播题材创新，从单一模式走向立体多元。这表现为：古典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历史与民生等题材的多元共现，客观呈现一个鲜活真实的当代中国形象。

      第二，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多语种推出中华古今文学经典。文学作品需要借助不同语言的翻译实现中外理解与对话。据学者研究，许渊冲的诗歌翻译，莫言的小说翻译等为国际文化注入了中国的文学能量，通过作者叙事和修辞艺术让世界各国通过文学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同时，国际中文教育和语言翻译教学也在为中国文学翻译提供新的助力。

      第三，宣介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打造旅游文化品牌。中国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主要指中国传统文化，这其中即包括物质性的实物，也包括现存的文化场所。诸如书法、音乐、戏剧、杂技以及历史名胜古迹等。对此，结合中国各地旅游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可以充分挖掘本土特色文化景点，尤其要充分展示本地域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凸显民族性和地域性及其在世界文化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中国不同省市、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特色，日益丰富着国内外旅游文化主题，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了一系列国际旅游文化品牌。

      第四，依托国际中文教学资源，介绍全面发展的中国文化。根据现有研究，教学资源建设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中文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发挥积极作用。其中，国际中文教材达19530种,涵盖80个语种,年均发行世界101个国家的1200余个中文教学机构，融入20余个国家国民教育体系；而数字教材近4,000种[7]。可见，国际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教学资源和教学载体。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七十年历程中，我们依托国际中文教材，设置文化板块，语言与文化相结合，多角度介绍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不断增强跨文化意识，让国际中文学习者语言学习中了解中国，感受中国文化。为此，进一步加强教学资源研究，必将助力国际中文教育体系和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8]。

五、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国家传播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之道

      在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产品的推介宣传除了顶层设计之外，我们尤其面临跨文化理解和数字化中国文化平台的综合应用问题。

（一）跨文化理解中的小语种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文化中的“求同存异”亦或“异中求同”是跨文化理解的关键问题。诸如在影视作品领域存在着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1]；在“一带一路”国家涉及小语种问题。“一带一路”国家的通用语言五十几种，加上民族语言和部落部族语言两百多种。多语言障碍，尤其是小语种译介问题和小语种教育工作者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产品的跨文化理解水平。由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文化折扣”现象。基于语言视角的考虑，需要影视作品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符号解读与重构体系”[2]，而实践中，适合而适用的小语种人才还明显不足。

      随着同“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合作的积极开展，外国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国际中文教师明显供不应求。国际中文教师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之一。在文化教学中，国际中文教师通过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活动，在语言中介绍文化，在文化分享中学习语言，从而多方面了解中国的古今文化。在实际的国际中文教育活动中，国际中文教师的语言储备主要以英语为主，国际中文学习者都以英语作为自己首先的中介语。在未来发展中，立足于“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文化交流，更需要进一步优化现有的国际中文师资队伍，尤其是侧重国际中文教师的语言结构，不断加大小语种专业教师的阶段性培养，为小语种专业教师融入不同专业的国际教育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从而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和进修。

      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培育当地中文人才，培训本土中文教师。本文后附“对一带一路国家学生有关中国文化的调研数据分析”，针对一带一路国家学生特点，以语言文化调查为导向，并适当穿插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问题，以便准确定位留学生的招收、培养，并指导就业。民心相通的建设中已与“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合同培养机制，前述“一带一路”留学生奖学金是培养合作机制的一部分，培养留学生学习汉语及其他专业，取得互认的学历，并在“一带一路”国家就业等。

（二）数字化文化平台的综合运用问题

      在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大背景下，人们生活在移动社交网络中。中国文化的域外呈现模式和互动形式需要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日常交际以手机微信、APP客户端、小程序等为主渠道。如何开发更适合国际交流的新型手机资源、网络资源和互动学习平台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以更好地解决中国文化的网上生存与发展问题，从而更好地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现在，基于中文联盟、全球中文学习平台等为代表的中国语言文化平台，日益成为后疫情时代最为重要的数字化资源。同时，各大出版社也积极发挥校企合作的合力作用，共建共享中国文化产品成果，与高校科研人员合作开发、研发和建设新的数字化平台。因此，基于新理念的数字化平台将有效助推今后的中国文化传播进程，有效解决中国文化呈现方式问题。

      解决途径之一就是继续优化国际中文教学平台。一方面，要继续搭建好域外中国文化传播平台，努力在国际中文教育的“三教”（教材、教师、教学）问题方面做好配套改革，从理论层面和实际操作中力求不断突破既有的困境[3]。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积极推进校企合作，整合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力量，研发高精尖的数字化平台，与在线教学中深化有关中国文化的理解，追求国际中文在线教育与在线教学资源建设的创新与发展[4]，在世界范围内综合展现中国语言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实现“各美其美”而“美美与共”。

      总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离不开“自信力”和“他信力”的有机融合。我们既要在现有基础上打造文化品牌，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又要立足自身文化，积极开发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大传播力度，进一步增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从而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程的建设。



结论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民心相通建设离不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面临必然存在的三大障碍，我们需要凝聚中国文化精神，打造文化精品，通过可知可感的文化产品来凝结世界人民的情感，增强文化“自信力”和“他信力”。基于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必将迎来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附录：对“一带一路”国家学生有关中国文化的调研数据分析

      民心相通的建设需要有针对性，中国文化软实力需要提升的点也需要从第三者的眼光进行了解。为此，本文作者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的特点，以语言文化调查为导向，设计了“关于中文及中国文化学习的调查问卷”（问卷数据分析报告附后）；并在问卷中适当穿插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问题。问卷充分考虑到了被调查者的年龄段、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影响、文化背景等因素；其信度和效度均较高。

本次调研活动，我们一共发放了150份调查问卷，一共回收了148份调查问卷，其中，全部有效的调查问卷一共有113份。

      下面就113份问卷获得的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和说明：

（一）问卷来源

       主要包括问卷的提交方式和来源地（参见图一和图二）





      通过图一可以看到，由于新媒体手段的普及，问卷主要提交方式为手机微信提交。这也说明由腾讯公司开发的微信（We-Chat）已经无可争辩的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课题组在境外调查期间，与中国沟通交流越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微信和支付宝普及度更高；尤其在留学生中，更是如此。课题组成员的一名土耳其籍学生，在课题组赴土耳其访谈期间，曾抱怨说回到土耳其发现生活很不方便，因为没有在中国便利的支付方式，比如微信、比如支付宝等；更没有便捷的出行方式，比如共享单车等。

（二）被调查者的年龄与性别

      图三和图四分别对被调查者的年龄和性别进行了分析。问卷开放的年龄区间涵盖了学龄儿童至65岁。提交问卷的主体人群为12岁至50岁，该年龄段符合社会文化发展延续的年龄层级。其中学龄儿童和青年，为未来教育的主体；而工作年龄期间的人群，则是一带一路战略更需争取的人群。



（三）被调查者的深层背景

     包括国籍与受教育程度（见图五和图六）。回收的113份有效问卷中，被调查人分别来自十九个国家和地区（罗马尼亚、土耳其、蒙古、日本、韩国、缅甸、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乍得、汤加、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加纳、比利时、肯尼亚、俄罗斯、东帝汶、津巴布韦、卢旺达）。其中约55%的被调查者为大学生和研究生。





（四）被调查者广泛接触的中国文化领域和元素

      主要包括主要接触的、以及被调查者最感兴趣的领域和元素（见图七和图八）。



      此题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一带一路战略中，如何更好地推进文化副产品。通过问卷可以看到，被调查者目前从事或者接触的领域排在前三位的是：第一，艺术类：比如有音乐、美术、鉴赏等；第二，人文类：比如有文学、史学、哲学等；第三，商务类：比如有商贸、经济、会记等。而被调查者个人最感兴趣的文化元素，在问卷设计者列出的九个具体元素中，排在前三位的主要有：中国文学、饮食文化、茶文化。这说明，在未来一带一路推广文化副产品时，可适当加重此三方面的比重；同时，对于尚处于弱势选项中的其他因素，则需要加大推广和宣传的力度，多方寻求方法。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文化传播应向更高深的领域发展。

（五）被调查者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以及个人的经济基础

      图九和图十分别从学习目的与学习条件方面对被调查者进行摸底。数据显示，目前大多数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的被调查者中，以个人爱好和工作要求为最主要的需求。





（六）促进/阻碍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因素

      在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的过程中，被调查者的个人兴趣和语言水平为影响的最主要因子；而中国文化活动则在促进学习的因素中，排第二，占有显著重要的地位。这说明，在文化的推广与传播中，语言为先锋，文化活动为支柱。汉语水平直接影响了被调查者的学习兴趣（参见图十一和图十二）。



（七）学习中文对个人的影响以及身边中文教育可提升的空间

     此题目为开放性问题，数据详见图十三与图十四。通过图表可以看出，在目前，中国文化推广大部分尚属于普及型教育，大部分被调查者虽然已经是中国文化接触领域的佼佼者，但依然感觉对中国了解不够；更无论其他人。而在谈及身边的中文教育可提升的空间时，来华留学机会和奖学金以绝对的比例高居榜首。这说明，虽然国家加大了来华奖学金的力度，但是依然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来华需求。



（八）与其它语言机构的比较以及对中国的信息来源

      本题目旨在横向比较孔子学院与其它国际语言教育机构。同时对于被调查者的信息来源的渠道和准确性进行了解（详见图十五、图十六）。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People-to-People Interlinked Cultu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bstract: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is one of the "five link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 can enhance the trust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all countries. Therefore, the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is the social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ve links".In particular, in the face of COVID-19,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is of the great significance. It can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to fight the epidemic and restart economy and trade.The article shows that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need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education, cultural exchanges, tourism, public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tical parties, sports and other aspects.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terlinked, not only illustr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linked related cooperation mechanism, but also exams the shortcomings of cultural soft power in China. Based on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 the author analys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sues from the students involving interlinked of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discusses the way of promoting our culture and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linked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 scope and self-examination.

Keywords: Belt and Road;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mechanism construction; cultural soft power;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因篇幅限制，本次推送省略参考文献及注释，如需完整版，请查阅知网（《“一带一路” 法律研究》第6卷已上线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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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审核：张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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