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工】“一带一路”架构下的中土互联互通合作——兼谈油气管线博弈与土耳其的能源枢纽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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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摘要：土耳其地理位置优越，无论是欧盟降低对俄能源依赖，加快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还是俄罗斯规避能源过境乌克兰的风险，稳固对欧洲的能源贸易市场，土耳其都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土耳其也积极利用各方能源管线博弈带来的地缘政治条件，有效协调与中东、欧洲、俄罗斯和中亚等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关系，实现了能源外交与地缘政治的有机契合。开展土耳其打造能源跨国输送枢纽的研究，有助于中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内容的互联互通合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等强国;中土关系;土俄能源合作;地缘政治

2025 年1月1日，随着俄乌天然气过境协议到期终止，尽管欧洲通过增加美国、卡塔尔、挪威等进口多元化的方式降低对俄依赖，但更高昂的成本使欧盟在能源选择上的自主性受到严峻考验。土耳其由于地处区位优越、交通发达的欧亚结合部，毗邻中东、中亚这两大能源基地，北邻俄罗斯这个能源输出强国，同时又靠近欧盟这个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方，日渐成为连接里海、波斯湾、欧洲的能源集输中心。[1]特别是随着“俄乌冲突”产生的地缘政治效应颠覆了欧盟的能源版图，土耳其的欧亚结合部投资、交通与能源的流动枢纽特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因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计划设想打造贯通东亚、中亚、高加索的交通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构建横跨欧亚大陆基础设施网络高度契合，所以中国应该重视土耳其的能源走廊战略地位，通过分析土耳其能源安全战略的选择及实践，进而阐释以油气管线博弈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外交，以及对统筹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和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土在“一带一路”架构内的互联互通合作。

一、“一带一路”架构下土耳其积极打造欧亚能源枢纽

随着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能源供应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能源安全已成为许多国家重点关注的重要事项之一，各方围绕能源控制权的竞争和博弈也越来越激烈。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各国对油气资源控制权的争夺不再仅限于原产地，油气输出管道的铺设走向已成为地缘政治博弈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如今陆上能源管线更像是一根根突起的“血管”，“出血”和“贫血”对一个国家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威胁，能源管道的安危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人们的生活。应该说，能源管线安全问题看似是一个能源问题，但实质却关乎一个国家输送“工业血液”的运筹能力，也是一个与地缘政治紧密联系的战略问题。在此背景下，油气管线过境国虽然无法决定能源供应，也并不能控制能源市场的走势，但却能够借由其影响价格、供应量和能源流向，从而为自身在能源交易中赢得一席之地。[2]油气管道在能源输送中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世界能源政治的版图，那就是管线过境国在能源版图上地位的提升，能源供应国、过境国和消费国在相当意义上形成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油气输送管道的选择不仅意味着沿线国可以获得丰厚的过境费，而且谁控制了油气管线，谁就控制了或主导了进入欧亚大陆核心地区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油气管道过境国的选取问题就不再是个纯粹的经济性问题，而成为某个国家获得地缘政治优势的有效途径之一。

土耳其地理位置重要，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布热津斯基称其为“欧亚大陆的地缘支轴、北约南翼的战略支点，发挥着稳定黑海地区，控制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在高加索地区抗衡俄罗斯的力量”。土耳其横跨欧亚、贯通四海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还体现在能够决定欧亚油气管线走势的设定和规制，试图充当和建构油气资源产地和国际消费市场之间的转运通道上。目前，世界上已探明的3/4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存位于土耳其邻近国家和地区，拥有从所有方向进行能源输送的独特条件。[3]土耳其一直希望依托自身的独特区位优势打造欧亚能源枢纽，建成了多条跨国油气管线，伊朗、俄罗斯、海湾和里海地区的油气均经过土耳其流向欧洲。[4]欧洲改革中心的经济学家卡金卡·巴里奇就深刻地指出：“考虑到土耳其周边北、东、南三个方向蕴藏世界总量70%的石油和天然气，并且在他的西部是世界上最大能源消费市场，而土耳其恰好处于能源供应国和能源消费国之间的优越位置上。随着相应配套设施和要素的就位，土耳其发挥油气管线过境国的作用，发展成为涵盖欧亚15亿人口的能源连通枢纽地位是很自然的事情。”[5]

冷战后，俄罗斯作为欧洲能源供应的重要合作伙伴，一直是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超过50%的俄罗斯出口欧洲的天然气都要运经乌克兰境内的管线。[6]近年来，俄罗斯频频使用“断油”“断气”式的能源武器作为威胁手段对欧洲国家施压以提高自身政治价码，引起欧美的强烈不满和对能源安全的深度恐慌。由于欧盟对俄罗斯能源过分依赖，2006年和2009年两次俄、乌“斗气”风波所造成的油气供应中断危机严重刺痛了欧盟敏感而脆弱的能源供应神经，欧盟担心对俄罗斯能源的严重依赖会影响欧盟的地缘政治安全。为了保障能源需求的安全供给，欧盟加速推进能源供给渠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的战略，而同土耳其等国签署的修建纳布科（Nabucco）天然气管道协议则是该战略计划的核心内容。纳布科项目拟从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出发，经里海，穿过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经过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等欧盟国家，设计长度3300公里，原计划2010年动工，2013年正式投入运营，每年最大运气量为310亿立方米天然气。[7]按照设想该管道将绕过俄罗斯，以巴库、第比利斯和埃尔祖鲁姆的南高加索天然气管线为基础，向东穿越里海海底延长至哈萨克斯坦的库站终端，往南则与伊拉克管线对接，达到直接把中亚—里海和中东国家的天然气经由土耳其运送至欧洲的目的，从而克服能源指向单一性的弊端，极大地减小俄罗斯“能源核弹的威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甚至称该协议是“里程碑式的进步，将有效削减俄罗斯的能源霸权”。[8]同时，纳布科天然气管道又和俄罗斯倡导的起于俄罗斯新罗西斯克，穿越土耳其北部黑海海底、途径保加利亚纳瓦尔港，到达巴尔干半岛，再向西南、西北两条分支延伸至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南溪（South Stream）管道形成“零和”性质的直接竞争关系。因此，美国方面从孤立伊朗、边缘俄罗斯，抵消俄、伊油气影响力，最终将土耳其统合进由己方主导的一体化能源供给网的角度考虑，也倾向于加强土耳其输送通道的重要性。但事实上，无论纳布科还是南溪两条管道都要过境土耳其，土耳其无可取代的能源运输中枢地位日益确立，进而成为土耳其巧妙经营同各方关系的不动资产和现实资源，充分展示着地缘政治轴心的价值。

鉴于土耳其在世界能源图谱中的突出地位，美国学者威廉·恩道尔指出：“如果土耳其决定与俄罗斯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那么格鲁吉亚就会处于不利的形势，阿塞拜疆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即纳布科天然气管道项目）就会被封锁。如果土耳其与美欧合作，并设法在美国的建议下与亚美尼亚签署稳定条约，那么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地位就会下降，并且还会打开另外一条通向欧洲的天然气通道，使得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因此土耳其的态度至关重要。”[9]尽管土耳其最中意的纳布科管线计划由于多种原因已经暂停，但很显然土耳其作为油气管线过境国在欧亚能源枢纽中的作用无可替代，无论是主要能源供应方俄罗斯，还是能源消费方欧洲都会寻求土耳其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目前，土耳其已建成较发达的油气管线网络，初步发挥欧亚油气过境国的调度枢纽和配送中心作用。[10]在石油输送方面，主要的输出渠道有两条，一条是将里海、波斯湾石油输送至土耳其的杰伊汉港，随后再用油轮装载运往欧洲；另一条是将产自俄罗斯的石油在黑海北岸直接装船经土耳其两海峡运往欧洲。由于近年土耳其海峡的拥堵问题过于严重，一条跨越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从土耳其黑海南岸港口萨姆松到地中海沿岸港口杰伊汉的分流管道已于2007年开工建设。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此类管线建成投用，到那时将进一步增强土耳其的能源输送能力。

但从未来趋势看，土耳其打造欧亚能源枢纽更多落脚于天然气过境国和集散地的定位上。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天然气在能源消费市场上的比重持续增长，并且从成本角度考虑，直接建设连接供气方和消费方的输气管道是更为经济的选择。目前，土耳其已建成的天然气管道分别是：俄罗斯—土耳其的“蓝流”天然气管道（Blue Stream）、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天然气管道（BTE）、土耳其—希腊天然气管道、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TAP）、跨安纳托利亚管道（TANAP）、伊朗—土耳其天然气管道、“土耳其溪”管道以及俄罗斯—土耳其西线天然气管道等；计划或在建的管道包括：纳布科（Nabucco）天然气管道、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管道（ITGI）、土耳其—保加利亚管道和阿拉伯—土耳其天然气管道等。

二、土耳其打造能源枢纽的有利因素

2003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接掌政权后，土耳其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都取得了积极的成就，国力持续增强为土耳其打造联通欧亚的能源枢纽提供了厚实的物质条件。内政和外交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一方面，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土耳其施政措施得力、成效显著，不仅能引导内政完善程度的持续提高，进而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确保正义与发展党连任执政，还能维持外交方针的连贯性和承续性；另一方面，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并服务于内政，土耳其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促动地缘布设和战略需求的改变，以能源外交为抓手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又借由强势外交巩固国内执政地位，社会大众受到鼓舞谋求强国尊严的意识更趋浓烈。[11]同时，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外交宣示还力促国民自信心和幸福感提升，进一步转化成执政党广泛的民众拥护和深厚的政治基础。因此，土耳其以参加油气管线博弈为抓手致力于打造欧亚能源枢纽，就是内政与外交同步驱使产生的结果，既是源于地缘政治经济演变的外在驱动，又是源于国家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民众期盼。

第一，内政取得显著成就。2003年单独组阁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时，土耳其刚经历过21世纪初经济危机的席卷，金融市场处于动荡不定的状况，本币汇率大幅波动，政府和企业还有大量内债和外债到期，而央行在国内外融资越来越难，经济增长乏力，经济总量世界排名一度跌出前20位。时任总理的埃尔多安认为前任政府在进行大规模经济扩张之后，理应实行经济调整，放缓增长速度，对过热的经济体实施适度紧缩政策，而不是大量举借外债以刺激经济发展。因此，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即对土耳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土耳其经济也企稳回升并持续快速增长，个别年份增长率甚至高达8%左右，到2024年时土耳其的经济总量达到了9520亿美元，稳居整个中东地区第一大经济体。

土耳其经济的优异表现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许和好评，被各界一致推举为最有潜力的新星之一，成功入选“迷雾四国”“展望五国”“灵猫六国”和“钻石十一国”等，进入除“金砖四国”外所有发展行情见涨的新兴经济体组合名单。另外，在促进就业方面，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红利，加大解决民生问题的力度，仅在该党第一任期内就实现新增就业岗位465万个，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稳步发展，从而争取到土耳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在埃尔多安总统的领导下，土耳其既着力改善社会底层的收入状况，又温和地维持社会的基本架构，不仅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国家政治生态还实现了从党国一体、军国一家向政党民主的平稳过渡。

第二，多元灵活的全方位外交为土耳其以油气管线博弈为抓手，建设能源枢纽提供了宽泛的回旋余地和纵深空间。曾担任土耳其外交部长的阿赫迈特·达乌特奥卢就明确表示，从世界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分布版图看，以伊斯兰教国家为主体，起于里海—哈萨克斯坦经由海湾、两伊直至北非利比亚的条状地带是全球能源拼图中最重要的拼板，而土耳其恰好处于这一“油带”的主动脉和关节点上。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和经验决定了土耳其外交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在建立全球能源新秩序中发挥与其地位相应的有效作用。土耳其在此地区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确保联结能源供应方和消费方两端关系的稳定。

一是积极参与斡旋中东热点问题。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土耳其深知中东地区众多的伊斯兰国家是其崛起的根基，历任政府在重点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注重保持与中东国家的互动。2002年，有着浓厚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使土耳其国内伊斯兰势力在政坛影响力上升，面向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东向思想逐渐成为政府意志。[12]在巴以争端中，土耳其尽力撮合双方化解矛盾、缩小分歧；对于因哈马斯上台导致巴勒斯坦境内不同派别的对立，土耳其从防止事态跃出理性框架的角度出发，从中穿针引线积极斡旋双方和谈。2007年，在以色列和叙利亚发生冲突后，土耳其主动调解双方争端来促使和谈举行，为事态的最终和平解决作出了积极贡献。2012年，在伊朗因核问题面临美、以军事打击压力和欧洲多国石油禁运制裁的敏感时期，土耳其不但继续加强同伊朗的经贸合作，还扮演起各方间的调停、斡旋角色，并且明确表示支持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反对进行军事威胁和采取武力手段解决危机，主张以对话的方式在遵循现有国际防核扩散权威机制的前提下，妥善维护伊朗作为核不扩散体系签约国所应享有的平等权益，并积极承担在本国领土内举行伊朗同伊核六国的谈判，使阴云密布的核僵持局面再现通过和平途径解决的希望曙光。

二是重拾中亚外交。苏联解体使中亚—高加索地带出现多个操突厥语族的独立国家，土耳其借助同该地区国家地理比邻、血缘相近、宗教相似的地缘政治优势，积极填补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大力推进泛突厥主义政策。在土耳其的提议下，1992年10月首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在安卡拉举行，土耳其利用血缘关系打头，经济援助断后的方式，成功提升了在突厥语国家中的地位，成为中亚新一轮国际大博弈的主要玩家，当时土耳其总统奥塞尔甚至发出“土耳其的利益区是从亚得利亚海直到欧亚内陆腹地”的豪言壮语。[13]但后来，由于土耳其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加入欧盟事务上，使其不具备经济实力和文化渊源去落实泛突厥语外交，同中亚国家的关系一度比较冷淡。

近年来，里海周边的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已发展成为继中东之后世界新的能源供应地，该地区国家实力有限，更希望域外力量能够帮助开发本国能源。随着美、俄、中、印、伊朗在中亚的影响与日俱增，中亚国家的突厥民族意识逐渐淡化，对土耳其的离心倾向增强。鉴于中亚严峻的形势，土耳其开始反思现行的政策，土耳其国内的中亚问题专家奥根表示：“中亚是土耳其外交中最薄弱的环节。由于土将注意力转向西方，中亚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了。”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开始重拾中亚外交，强调发展与突厥语国家的关系在土外交中占有特别的地位。此后，土耳其明显加强了与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除政治上的高层交往外，土耳其还积极推动同中亚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截至目前，土耳其与中亚地区贸易总额约100—120亿美元，在中亚地区有超过1000家土耳其公司，土耳其公司在该地区的投资大约为37亿美元，完成工程项目总额达到155亿美元。

三是调整对俄外交。土耳其与俄罗斯都是地跨欧亚的国家，两国隔黑海相望、地缘接近。历史上，土耳其和俄罗斯一直是死敌世仇，冷战时期土耳其视苏联是其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积极向欧美靠拢，逐步成为西方封锁苏联的一个重要据点。2003年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库尔德问题和车臣问题上达成完全共识和相互谅解，从而为双方在高度互信基础上深化各领域合作扫清了一大障碍。[14]2004年2月，在俄罗斯外交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居尔就认为：“土俄两国关系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两国关系变得多元化并具备战略的高度。”[15]2004年12月，普京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安卡拉，媒体报道称普京此次访问的主要任务是与土耳其进行能源领域合作，包括铺设石油和天然管线等合作项目，俄、土两国签定了《加强友谊和多方位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标志着土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6年6月，土耳其总统塞泽尔访问俄罗斯，成为首位访问莫斯科的土耳其元首，被土耳其媒体誉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访问。甚至在叙利亚局势激战正酣、俄土因“击落战机”事件严重对立之际，2014年12月普京仍按照原定计划访问土耳其，期间两国签署了一份关于俄罗斯在土耳其建设价值200亿美元核电站的协议，并就两国逐步推进在南溪天然气输送管道项目上的合作达成共识。目前，俄罗斯已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满足土耳其近70%的能源需求，创历史最高纪录，并跃升为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土耳其则是俄罗斯第七大贸易伙伴。土耳其和俄罗斯外交关系能够取得历史性突破，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两国间以能源合作为基础的经贸往来的增强。一方面土耳其自身能源资源匮乏，需要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另一方面土耳其联结欧亚的独特地理位置，又成为俄能源进入欧洲的重要通道。

四是改善同巴尔干、东地中海等国家的关系。随着地区和全球形势的变化，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及时调整了对巴尔干、东地中海等邻国的政策。近年来，塞浦路斯、埃及等东地中海周边海域先后发现大规模天然气田，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TAP）、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管道（ITGI）和阿拉伯—土耳其天然气管道等多条输欧能源管线途径该区域，故而土耳其主张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对话关系，进一步发展地区合作，建立地区安全环境，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对与之有历史矛盾的邻国希腊，土耳其努力以双方经济利益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关系，建立良好、宽松、互信的安全环境。2010年，埃尔多安总理率领由10位部长及100多位商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访问希腊，并在雅典主持召开联席内阁会议宣布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访问期间两国还签署了21项协议，而整个20世纪两国间所签署的协议仅有35项。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土耳其政府接受了联合国提出的解决塞浦路斯争端的《安南计划》，尽管该方案遭到土耳其国内部分人士的强烈反对，但土耳其政府还是采取务实的政策来解决塞浦路斯争端，并于2003年开始全面贯彻联合国的方案。该计划的实施不但缓和了土耳其同希腊长久以来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紧张对立，扫除了土耳其加入欧盟道路上的一个障碍，而且提升了土耳其在该地区油气开发和输欧管道走向上的主动权。

第三，“俄乌冲突”使土耳其在俄欧能源博弈中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单一天然气供应方，通过波罗的海海底“北溪”管道、白俄罗斯—波兰管道、乌克兰管道和黑海海底“土耳其溪”管道向欧洲国家输气。俄专家认为绕行乌克兰的土耳其溪、北溪等管道，无疑将继续确保俄罗斯的天然气垄断地位。北溪管道从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穿过波罗的海到达德国沿岸，途经芬兰、瑞典和丹麦海域，其设计年输气能力为550亿立方米天然气，原计划于2012年前建成开通，但由于美国的阻挠完工后又迟迟无法投入运营。目前，随着“北溪”管道在“俄乌冲突”因爆破事故被毁，波兰主动关闭了途经本国的“亚马尔—欧洲”天然气管道，而乌克兰管道又再度停运，唯一仍在使用的输欧能源管线只剩穿越黑海的“土耳其溪”。“土耳其溪”分两条线路，一线为通过黑海海底向土耳其供气的管道，二线为通过土耳其向欧洲南部供气管道，其海底部分两条管线均长930公里，两条线路每年将分别供应157.5亿立方米天然气。

“俄乌冲突”不仅使俄罗斯试图绕开乌克兰，以土耳其为新枢纽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设想迎来了转机，还为土耳其提升能源战略地位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外部条件。客观来说，俄罗斯天然气取道土耳其奔赴欧洲，不仅能巧妙规避乌克兰地区的动荡局势风险，还如同给运输路程“做减法”，大幅削减运输里程，成本随之降低，运输时效显著提升，为欧洲勾勒出一条更为安全、高效、稳定的能源补给新航线。[16]2025年2月，斯洛伐克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已经开始通过“土耳其溪”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不难发现，“俄乌冲突”在使乌克兰能源过境国的地位显著下降，加剧俄欧之间能源博弈的同时，土耳其却藉由其在“俄乌冲突”中的独特地理位置和能源管线优势，加重了自身作为油气管线过境国在能源消费国与供应国三方之间博弈的分量，促使其打造欧亚重要能源转运中枢的意愿进一步叠加放大。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能源枢纽建设对中土互联互通合作的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推动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重在通过装备制造和产能合作，相互增强、共同促进共建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工业生产水平，串联并整合散布各国和地区的资源要素，最终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和共赢发展的目标，对共建国家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赢得了世界多国的高度赞誉和广泛参与，已成为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响应者和热情参与者，埃尔多安总统多次表示土耳其原本就有建设该国横贯东起卡尔斯西至埃迪尔内铁路的设想，“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土耳其实现战略目标提供了平台和依托。同时，土耳其位居东西方、南北向交界之地，历史上便是人员、思想、贸易频繁流动的十字路口，现在又试图成为世界油气交汇的调配枢轴和物流节点，这些因素赋予了土耳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独特地位。现今，中国和土耳其都已进入国家发展的新时期，两国互为对方发展的重要伙伴，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间走廊”对接的契机推动双边合作提质升级。

互联互通是世界各国经济联通和交往的客观要求，对中土共建“一带一路”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是“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关键领域和基础前提。基础设施作为互联互通的主体内容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先导要素，也是覆盖能源管廊、跨境陆缆、通信光纤、电力网络等不同境域维度的系统工程。因此，能源管线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联通体系的组成部分，对构建多元化、全方位、复合型的互联互通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土耳其在“俄乌冲突”期间提升了其在能源供应链中的位置，但若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能源枢纽”，土耳其作为能源过境国仍需面对一系列挑战。[17]因此，在“一带一路”架构内中国和土耳其加强油气管线的合作，既是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有利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多模式输送管廊和国际综合通道建设，还有助于土耳其实现打造欧亚能源中转枢纽的目标。

第一，中国企业可以抓住土耳其试图提高能源战略地位的难得机遇，直接参与到以打造能源枢纽为目标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在承东启西、联结欧亚的能源通道建设中增添更多中国元素。从已有经验看，成为真正的能源枢纽中心要求一国具有完善的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众多的能源运输管线，还包括诸如能源精炼厂、油气储存设施、能源终端、石化工厂以及天然气液化厂等基建设施，同时还要有公开、透明的监管制度和市场规范。[18]事实上，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是制约土耳其能源枢纽构想的短板和瓶颈之一，特别是油气管线建设消耗材料多、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等对土耳其综合产业实力要求较高。油气基础设施是中土“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领域和方向，也为中国企业做到上下游、全产业链的参与区域能源建设提供了机会。[19]当前，中国企业拥有从前期规划设计、到中期施工建造再到后期运营管理的全套能力和水平，能够为各种基建项目提供全流程的工程总承包服务。[20]因此，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支持中国企业利用先进的装备、技术、标准、服务等，帮助土耳其改善和发展基础设施，按照共建国家能够接受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加强规则标准的对接与互认，促进基础设施及其规则标准的互联互通，在承东启西、联结欧亚的能源通道建设中增添和融入更多中国元素。

第二，土耳其打造能源枢纽对我国整体的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攸关各国国计民生。随着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能源供销形成高度关联的格局。现在，中国能源进口总额八成产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海上航线和油气集输管道的依赖日益加重。特别是中东、中亚等区域已逐渐成为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重要来源地，2023年位居前十位的中国原油进口国中就有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阿曼、阿联酋等七个国家来自土耳其周边区域。[21]由于众多以土耳其为过境国的能源管线都要运经中亚、中东等较为动荡的地区，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能源资源供应、经济权益保障。[22]因此，中国需要依照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总体部署，不断完善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能源进口种类和途径的多元化战略，保障能源供应稳定、降低对特定来源区域过高依赖。土耳其打造欧亚能源枢纽的计划关联到多个能源产地，深入到处于油气供应上游的不同产地。中国借助油气管线串联多个区域和国家的独特优势，积极参与中东、中亚和里海等区域的能源资源开发，有助于减低过度依赖少数能源供应方的不可替代性风险。

而且，我国作为主要的能源消费国，以往更多注重同能源供应国的互动，对能源过境国在保障能源供应多元化中的作用关注不够。当前，已经完工和在建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不仅涉及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这类兼具能源供应国和过境国双重身份的国家，还关联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种单纯的过境国，通过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互联互通参与土耳其能源跨国输送枢纽项目，有利于我国积累和总结同能源转运过境国打交道的经验，以此作为重要的借鉴依据应用到类似中亚油气管道过境国家的合作中，有助于我国建立贯穿生产、集输和消费全链式的能源保障体系。

第三，以油气管线为抓手开展“第三方市场”延伸合作。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控制一条油气通道，那么它就可以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扩展至管道所经过的所有国家，从而可能打破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引发地区力量的重新组合。因此，油气管线建设不仅强化了关联国家的有机互动和利益合作，还可以形成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链条式区域能源走廊体系。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推动中土能源管线建设上的合作，探索以此为抓手开展“第三方”合作，不仅可以使能源产业链条完成区域延伸，还能够强化相关国家更深度地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中。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对能源需求的加大，中亚在中国能源进口布局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哈、中土等油气输送管线的投入使用，使中国和中亚国家在能源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由于中亚国家油气供应能力有限，土耳其在中亚—里海地区的多个天然气管道项目加剧了气源之争，哈萨克斯坦便将本国石油注入BTC管线寻求向欧洲出口能源[23]，这或将在无形中提高中国的需求压力和采购价格。因此，中土以油气管线为抓手开展“第三方市场”延伸合作，有利于双方与能源生产国进行深入协调，进而努力避免因产能限制引发的供需矛盾和恶性竞争。

综上所述，土耳其能源地位的提升既是埃尔多安以油气管线博弈为抓手，积极推进多元灵活外交的结果，也得益于俄欧之间围绕能源自主与依赖深度博弈的客观形势。但与此同时，土耳其要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与能源枢纽地位，以提升区域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的构想仍然存在着众多的风险，而“一带一路”建设契合土耳其的国家能源规划和地缘外交战略，有助于其建立健全更加自主的能源安全管理体制和业务机制，能够助力土耳其实现成为能源枢纽和集输中心的设想。

参考文献

[1] Mert Bilgin. Turkey's Energy Strategy:Synchronizing Geo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with Energy Security[J].Insight Turkey,2015,(02):69.

[2]玛柯芭莉·夏里甫汗．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对中亚的文化外交探析[D]．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3]李艳枝．试析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能源安全战略[J]．国际研究参考，2017,(10):1-7.

[4]邹志强.“蓝色家园”战略与土耳其的东地中海政策[J]．新疆社会科学，2020,(02):96-106+165.

[5] Katinka Barysch. Turkey's Role in European Energy Security[R].London: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2007.

[6]苏春雨．从乌克兰危机看土耳其能源战略地位[J]．国际石油经济，2015,(08):35-41.

[7]庞昌伟，张萌．纳布科天然气管道与欧俄能源博弈[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03):117.

[8] Isik Gulpe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Natural Gas:Analysis of Two Countries Turkey and China[D].Fud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2008.

[9]威廉·恩道尔．土耳其——华盛顿的地缘政治新轴心[N]．世界报，2009-04-24(04).

[10]潘楠．土耳其油气过境国地位分析[J]．国际石油经济，2016,(10):37-52.

[11]丁工．中东变局与土耳其崛起的前景[J]．外交评论，2013,(06):147-157.

[12]杨彪．论正义与发展党时期土耳其内外政策的演变[J]．许昌学院学报，2014,(06):102-106.

[13]丁工．中土关系四十年：回顾与展望[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03):20-28.

[14]丁工．发兵叙利亚，土美关系将何去何从？[J]．紫光阁，2018,(02):91-92.

[15]张来仪．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J]．西亚非洲，2008,(08):37-41.

[16]陈玉宝．俄乌“断气”，土耳其乘机势起？[J]．环球，2025,(04):91-92.

[17] Tamas Kozma. Diversification Dilemmas in Turkey's Natural Gas Imports[J]. 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2017,(02):90.

[18]苏春雨．乌克兰危机与土耳其能源战略地位的提升[J]．国际关系研究，2015,(04):129-140.

[19]王陆新，赵先良，岳来群.“一带一路”视角下的土耳其天然气战略地位[J]．国际石油经济，2015,(12):66-72.

[20]丁工．土美互抡经贸制裁大棒，对中土合作有何影响[J]．中国对外贸易，2018,(10):20-21.

[21]孙玉琴，姜慧，孙倩．中国与中东地区油气合作的现状及前景[J]．国际经济合作，2015,(09):64-69.

[22]李振福，林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安全研究[J]．东北亚经济研究，2025,(04):13-28.

[23]薛永生．论土耳其在欧盟能源安全中的战略作用[J]．理论月刊，2009,(07):146-149.

本文发表于《东北亚经济研究》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