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造就了美国的伟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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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书籍信息：《具象经济学：汉密尔顿式的经济增长与政策之道》，斯蒂芬·S·科恩、J.布拉德福德·德隆 著，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6年，共223页（含11页前言）


斯蒂芬·S·科恩与J.布拉德福德·德隆皆是知名经济学家，二人却直言批评同行过度偏重理论研究。他们主张摒弃那些脱离现实的模型，转而从美国经济的繁荣根源中，提炼出一个简单的经验。

这一经验究竟是什么？“成功的经济体，其经济政策向来务实，而非拘泥于意识形态，美国的发展轨迹正是如此。自建国之初，美国便多次出台政策，推动经济转向全新的增长轨道……这些转型规模宏大，且皆是集体抉择的结果……政府指明发展方向、扫清前行障碍、搭建发展框架，必要时还会提供资金支持。而后，企业家们顺势涌入，大胆创新、勇于冒险，在收获利润的同时，以诸多未曾预见、也无法预见的方式，拓展着这条新的发展道路。”

在二人眼中，铸就这一切的杰出领袖首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紧随其后的是19世纪延续其高关税政策的继任者，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位列其中。汉密尔顿作为“重要的经济理论家”，力主推行“高关税、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联邦政府承接各州债务并设立中央银行”的政策。这一宏大政策体系的核心初衷，是重塑美国经济，“推动工业发展……其目的并非让这个新兴且脆弱的经济体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而是主动去改变这一比较优势”。

汉密尔顿的政策存在一处显而易见的争议点，而科恩与德隆也对此给出了回应。争议的核心是：自由贸易能让所有参与方获益；反之，若政府人为挑选“赢家”——比如扶持特定产业，必然会产生相应的“输家”。如此一来，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偏好，岂不是取代了消费者的自由意愿？

对此，作者二人回应道：“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自由贸易体系的运行会产生正和博弈的结果，所有参与方均能获利。但在存在显著规模经济、学习效应与外溢效应的产业中，其发展结果会带有明显的零和博弈特征。几乎没有哪个政府会将世界其他地区的福祉置于本国公民之上——对我而言的收益，很可能就是你的损失。……从生产与就业结构来看，一方的收益必然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除非……另一方（本文中指美国）能将其资源和劳动力，投入到附加值更高、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中。”

这一回应明显是在回避核心问题。诚然，政府补贴的产业若将他国竞争产业挤出市场，补贴产业会获益，而落败的竞争产业则会蒙受损失，但这绝不意味着自由贸易政策，是将世界福祉置于本国公民之上。本国未受保护的产业蒙受损失，而消费者能以更低价格购买外国商品获得收益，为何能认定前者的损失会超过后者的收益？当然，若先假定一个繁荣的经济体必须实现高度工业化，这一问题便能找到答案，但这恰恰是争议的核心所在。为何不让工业与非工业产品之间的平衡，由消费者的自由意愿来决定？

科恩与德隆并未就此认输，二人还以“东亚模式”为例展开论述：“其政策目标是引导投资流向长期能产生回报的产业，而非按照亚当·斯密式的自由市场价格，将资源投入能快速赚取最大即期利润的产业，核心是把资源导向契合经济发展长期需求的产业。”

难道富有远见的政府，比那些因急于追逐眼前利润而忽视长远发展的企业家，更能洞悉未来？比作者二人更质疑政府能力的读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也无可厚非，更何况作者自己也承认这一政策框架存在问题：“这类政策可能出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这类政策是否会酿成严重的经济灾难？在诸多案例中，答案皆是如此。”

此外，即便从作者所推崇的产业政策视角来看，那些预判未来趋势的政府官员“押对了方向”，核心问题依然存在：为何当前生产与未来生产之间的平衡，不能由消费者的决策来决定？为何比消费者意愿更重视未来发展，就一定是“更好的选择”？作者认为，若经济增长足够迅速，当下牺牲的消费会在未来转化为更高水平的消费回报。但即便这一观点成立，又有谁能判定这种牺牲是值得的？科恩与德隆再次毫无依据地，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凌驾于自由市场中的消费者意愿之上。

我猜想，倘若作者二人肯屈尊一读这些观点，大概率会嗤之以鼻地回应：“尽管搬出那些自由市场的纯粹主义观点吧，我们提出的策略切实有效！”他们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自汉密尔顿时代起，美国成功的经济政策向来是务实的、具象的，而非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抽象空谈。”

在美国推行作者所支持的高关税、亲工业政策后，该国成为了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体；而中国及东亚各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取得的成功，更是为这一观点增添了佐证。否认这一点，岂不是太过固执？

这一论证存在两处致命漏洞。第一处漏洞，但凡读过巴斯夏与黑兹利特著作的读者都能轻易察觉：诚然，美国经济实现了高度繁荣，但我们如何能确定，在作者所鄙夷的自由放任政策下，美国的繁荣程度不会更高？正如巴斯夏早已指出的，我们必须同时审视“看得见的结果”与“看不见的代价”，不是吗？

这一反驳是否过于草率？作者或许会这样回应：“美国本完全有可能走上W.阿瑟·刘易斯所说的‘温带欧洲移民经济体’的道路。19世纪，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甚至乌克兰等国，都成为了欧洲工业国的粮食和畜牧品供应大国，但这些国家均未在19世纪后期发展出工业基础，成为全面均衡的一流经济体……当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对其不利时，这些国家的发展便相对落后。与之相反，20世纪之所以成为美国的世纪，正是因为截至1880年，美国并未成为一个放大版的澳大利亚。”

作者二人在此又一次回避了核心问题。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若没有产业政策的扶持，美国将始终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但为何会有这样的假定？

这种质疑绝非作者所鄙夷的抽象可能性，这也引出了反驳其“政策切实有效”这一论证的第二点理由：并无充分证据表明，汉密尔顿主义政策是美国走向繁荣的原因。诚然，美国曾长期推行高关税政策，19世纪的政府也支持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但彼时关税几乎是政府唯一的财政收入来源，且与如今臃肿的政府相比，当时政府的规模和职权范围都微乎其微。为何将美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产业政策，而非其相对自由的经济环境？空谈“具象事实”毫无意义，脱离理论的事实毫无价值。当作者将1862年《宅地法》中政府的土地分配政策，视作政府干预经济的成功案例时，这一问题便更值得深究：政府让民众能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土地所有权，而非通过拍卖将土地卖给最高出价者，这一做法竟被算作政府政策的胜利。倘若将土地私有化的方式，也认定为政府对经济的监管，那么政府管控经济的合理性，自然轻而易举就能被证明。但在不认同科恩与德隆偏见的读者看来，这种做法无异于指鹿为马。

转载自科斯学社。

作者简介：戴维·戈登，米塞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米塞斯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