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升、杨嗣昌的战和生死斗》

Keano

《卢象升、杨嗣昌的战和生死斗》（一）
文/碧血汗青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大举入塞，直犯北京。
此次入侵，根据《东华录》说，入关两路清军先会师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于山河中间纵兵前进，燕京迤西千里之内六府俱被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复至临清州，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回至京南天津卫，共破城三十六，降六，败明军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口，俘虏明亲王一、郡王一，杀郡王五。《清太宗实录》则说俘获人口是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三人，另外夺得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四百零六两。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清军退回关外。
明朝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大将名臣孙承宗、卢象升，两人双双殉国。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第二名。他虽然是个书生，但却长得极是雄壮，《明史》曰其“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明季北略》、《烈皇小识》等又说他“铁面剑眉”。
根据《明史》记载，孙承宗成年后就喜欢行走边关并随时和老兵谈话：“始为县学生，授经边郡。往来飞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干、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以获取和边镇有关的全部资料。无独有偶，袁崇焕也有这个习惯：“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也许袁崇焕这个习惯，就是在孙承宗帐下时从他那里学来的。
孙承宗是明朝的抗清名将，也是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奠基人之一。他经营辽东时帐下名将如云，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马世龙等人均为其所用。不过四年时间，就拓地四百多里，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前后练兵十一万，设立十二车营、五水营、二火器营，八前锋后劲营，又造甲胄、器械、弓矢、大炮等军器数百万件，开良田五千余顷，岁入达十五万两，招抚的流、移民更有百万之多，实可谓功盖当时，名震天下。
若非当时魏忠贤和一群只知道党争不知道卫国的的廷臣们阻挠甚至陷害，清一朝很可能在孙承宗手上就被迫降了。说到此处，顺带提一笔，我一向觉得不少东林党人也不是什么光彩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的对手并无二致，因为他们同样对党争和争权夺利的兴趣远大于保疆护国。
而当时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则对孙承宗极其忌惮，甚至害怕到只是因听说孙承宗已经入关而来，就以为是他要来清君侧了，以至半夜三更跑到皇宫里绕着皇帝龙榻大哭不已，搞得那位皇上只好半夜爬起来大开禁门，召兵部尚书连夜入见，赶紧颁下诏书不准孙承宗入朝。
到后来魏忠贤才知道孙承宗原来只有一人一车，车上带了一床被子，另带随行参谋人员一名，在边境线各处巡视防务而已。
而大明朝的辽军之能用，实肇基自孙承宗，大成则在袁崇焕。
崇祯二年，辽东大帅祖大寿率军破山海关东归，也是仰仗袁督师手书以及孙承宗以旧帅之谊相感，并为之设计救袁督师，才能招回关宁军复卫北京，之后孙承宗率领大军逐清军，复关内，接着又击败了蒙古朵颜束不的部的反叛。
崇祯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清军围高阳，孙承宗时年七十六岁，正在家颐养天年。闻讯率领家人以及乡里上城死守，奈何土城矮薄，又无援军，最后失陷。他叱喝家人各自逃生，欲以身殉国，自杀不及，被俘。入清营后，以苇席铺地望厥叩头，自缢死。其子举人，尚宝丞钥，官生铈，生员、镐，侄子炼，及孙之沆、之滂、之?怠⒅唷⒅呦埽铀镏骸⒅呙馈⒅尽⒅蟆⒅痢⒅铀锖霞剖呷耍∮诖艘哿φ缴硗觯盼抟唤嫡摺

Keano

文/碧血汗青

崇祯十一年明军抗清主帅卢象升的事迹，也是经纬分明，其间没什么疑惑，是以并无其他可解释者。但其陨身之惨烈以及身后所遭的委屈，却和袁崇焕袁督师一般无二，虽然没有遭受如袁督师那样的千古奇冤，但陨身之惨烈尤有过之，为明季所罕见。又其才略不在袁督师之下，且余以为在明清易代上，他的地位也当不在袁督师之下，故在此复述纪之。
象升字建斗，宜兴人，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崇祯三年，他一手组建了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的“天雄军”。卢象升虽然是文士出身，但却是明季文人中一位罕见的武艺娴熟、气力过人之战将，农民军在与其激战后，因其勇猛过人，不少人称呼其为“卢阎王”。而《明史》亦云：

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善射，娴将略，能治军。……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暇即角射，箭衔花，五十步外，发必中。

他建成“天雄军”后，就一直与高迎祥、李自成等农民军作战，高、李等部屡为所破，连连遭受其重创，所以对他极为忌惮。后来京师戒严，崇祯诏其入卫北京，高、李得以松了一口气，《明史》对他此次调动，有这样的评论：“（卢象升）既行，贼遂大逞，骎骁乎不可复制矣。”由此可见他和所率的部队对李自成等农民军的威胁之大。
之后卢象升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他在宣、大屯田之际，不多时便积起粮谷二十余万石，崇祯因此下谕，命九边皆以宣、大为本而习之。
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自墙子岭、青口山入关，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酒醉不能起，被杀。
崇祯第三次赐与卢象升尚方剑，让他总督天下援兵，并召宣、大、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入卫。当时因卢象升还未服完父丧，便身着麻衣草履和他的天雄军一起誓师出军。
此时的北京城外，清军正四处蹂躏，京畿州县，清军一至则陷，崇祯十分恼火，群臣也纷纷献计献策。这其中还出了一档子事，听去好象匪夷所思，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有位兵部主事，姓沈名迅字宙泉，上书陈说边务，内里有一条道：“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训练，可得精兵数十万。”当时的首辅大臣杨嗣昌见书，对其所陈各项建议极为赞赏，以为“（沈）迅言之可用，非止一端”，特别推荐。不一刻，崇祯的圣旨下，旨曰：“沈迅作改兵科给事中，作速到任管事！”于是这沈迅立时走马上任去了（4）。
余见此记载后，尝遍索诸书，可惜终未能获其后来的政绩记载，以至于不能考据出此人到任后，到底将天下的僧人尼姑们怎么样了，此实为余生平一大憾事云，不然中国释教史或许将为之改写也未可知。
不过此人的想象能力虽然出众得一塌糊涂，但却是个不怕死的，称得上是条好汉子，他弟弟还是个武林高手，在马上能舞一柄百多斤重的大铁锤。甲申年北京陷落之后，这兄弟二人在家乡率乡人先和农民军大战获胜，后来在与入关清军的激战中，满门战死，亦算得上是一位“异人”。明季之世，相当部分士人如沈迅者，虽然或食古不化，或不通政务迂腐可笑，乃至秉性懦弱等等，但是在大节一层上，却颇为严整，农民军破城之时，往往有守吏、生员等阖门自尽者，清军下江南时，士子死节者亦比比皆是。不过，变节甚至屡屡变节全无廉耻者，也一样比比皆是，两极分化严重，此点甚为可探，暂且留待后章中讨论。
再说当时朝廷之中，有内阁大臣杨嗣昌、太监高起潜为首的大臣或明或暗地提出与清军议和，于是当卢象升在崇祯召对，问他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臣主战。”
此话一出，我想足以使一向极要面子的崇祯立刻面色大变。
在中国历史上，主战、主和两派历来水火不容，而但凡主和的大都是昏君奸臣，没几个好人，最有名的便是宋高宗和秦桧了。崇祯虽然没有直接表态说要议和，可卢象升这么一说，那就等于隐指崇祯企图与清军议和，崇祯又怎会愿意担上这个滔天罪名，更不要说此前袁崇焕袁督师被杀头的罪名中，就有一条是议和的。
所以崇祯在沉默了好一会之后，先否认自己有这个意思，推说只是外廷有这个建议，随即便叫卢象升出去和杨嗣昌、高起潜商议军情，再也不和他说什么了。而在此后崇祯一直对杨嗣昌、高起潜等人陷卢象升于绝境不予理会，并且在卢督师战死后也一直拖着不予优恤原因，以我小人之心的揣测，只怕就是因为卢象升这话戳到了崇祯的痛处，且迫使他无法实施自己的战略和政治决策，是以他想教训教训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

Keano

文/碧血汗青

议和之事既然败露，那么卢象升、杨嗣昌、高起潜三人商量的结果，当然就只有和清军一战了。根据当时明军获得的情报，清军此次南下是分三路而来，所以卢象升打算先据守保定，然后诸将分路出击，在庆都会合后与清军展开决战。只是诸多事情却为一心想议和的杨嗣昌、高起潜两人所掣肘，最后的结果，仅宣、大、山西三总兵归卢象升统率，而关宁铁骑和其他部队则属高起潜指挥。
这么一来，卢象升名为总督天下援兵，实际手下还不到二万人。等后来新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赶到昌平，卢象升只好再次分出部分兵马去，这一来，他的部队就更少了。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父亲杨鹤，是陕西总督。这里要指出一下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先生（Fredreic E.Wakeman,Jr.）在其《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的一个小错误，他在书中说：“杨嗣昌，即1619年在辽东遭到惨败的杨镐之子”，这是个明显的错误。
《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的《杨镐列传》道：

杨镐，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御史杨鹤疏劾之，不报。无何，开原、铁岭又相继失。言官交章劾镐，逮下诏狱，论死。崇祯二年伏法。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的《杨鹤列传》则曰：

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杨镐四路师败，鹤荐熊廷弼、张鹤鸣、李长庚、薛国用、袁应泰，……将假他事逐之，乃引疾去。……七年秋，子嗣昌擢宣大山西总督，疏辞，言：“臣父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臣何心复居此职。”

据此可见杨镐、杨鹤两人事颇明，杨鹤是杨嗣昌的父亲，且杨镐、杨鹤在政治和权利斗争中还是死对头，魏斐德先生在这里把两个人给搞混了。
杨嗣昌此人，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的军事、政治才干的。
在任上他曾以“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法，于崇祯十年到十一年期间成功地压制了各地农民军，致使全国的农民军活动进入了惨淡的低潮期。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杨嗣昌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后，面对关内农民军和关外清军这两大内忧外患，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方针。
四月初二日，他呈上了一道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具有相当地位的奏折：《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在此疏中，他把农民军视为当前的心腹大患，他这样说道：

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以故臣言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

崇祯对他的这一战略提议极为赞同，一改此前明廷重边患轻内忧的思路，开始把主要精力和相当部分边兵战力投入到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事上。自此，明军的战略重心由关外转向大明腹地，打击的重点对象由关外八旗军改为关内的农民军。
杨嗣昌针对当时农民军活动的特点，提出了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
首先他将陕西、河南、凤阳、湖广这四处农民军主要活动地区划为“四正”，命令此四地方军政长官以剿杀为主，防守为辅；而以此“四正”周边的山西、延绥、山东、应天、江西、四川等六地为“六隅”，专以拦截为主，阻止农民军进入其辖区，在时机有利时也可按部署参加围剿行动。
在这个计划启动后，湖广地区的左良玉所部于八月在南阳大败张献忠。十月，杨嗣昌在崇祯面前，给自己立下了一份三个月时间剿灭农民的军令状，试图一举了却这个“十年不结之局”。他在《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中道：

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正月，张献忠在明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于谷城接受招降。
随后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部在明军的沉重打击下也相继投降。而李自成则在连续战败后，仅余极少亲随，不得不转入山中进入潜伏，以躲避明军的绞杀。
至此，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农民军活动，一时间基本被肃清或者压制，杨嗣昌所立之三月“了十年不了之局”军令状，可以说大体上已经顺利完成。这使得崇祯从此对他非常信任，并且极其重视。据计六奇所撰的《明季北略》载，在杨嗣昌死后，崇祯曾感叹道：“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崇祯这话虽然不免偏颇，但却很可以说明杨嗣昌并不只会纸上谈兵，而是确实具备了相当军事和政治能力的。
不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大明朝的老对手——关外清军，却于青口山（今河北迂安东北）和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两处破关而入，开始了崇祯朝的清军第四次入关战役。
这，使得杨嗣昌极为头痛。
对此局面，杨嗣昌经过衡量后认为不能同时开辟两条战线，于是他试图先和清廷议和，然后等剿灭了内地的农民军，再回过头去收拾关外清军。
就当时的局面来看，和清廷议和应该算是个比较务实的策略。杨嗣昌的这个想法，和当年袁督师的策略在一定层面上不谋而合，应该说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
当年袁督师在关外，就曾试图先与清廷议和以便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待日后再一举灭之。因为如果双方不能暂时休战，那么就会始终不断地进行拉锯战，虽然以当时的局面可以预料双方不会有大的胜负手出现，看上去都不会有太大损失，可明军却会因此无法巩固阵地并聚集起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从而导致无法在一定时期内最终解决满清这个边患。所以袁督师试图以议和诱惑清廷暂时停战，以便加强各处堡垒城防，同时积聚物资和兵力，以图在最后一举击溃对手。
而杨嗣昌此刻面对的情况则要更恶劣一点。
在他面前，是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军，原就应付得极为艰苦，好不容易刚刚把他们压制下去，还未来得及巩固战果和肃清农民军残部，清廷却从斜刺里杀了出来，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两面作战非是明智之举。因此不得不说，此刻的清军入关，很偶然地挽救了明末农民军的颓势，使得农民军势力得以喘息和休整，在此后不久再次进入农民战争高潮。
农民军是无法议和的，招安也不是没用过，可大大小小的农民军往往势穷则降，一旦再度发生饥荒或者官军兵力和防备有所松懈，马上又会复起，是以显然不可能真正地去招安他们。而清军入关，在杨嗣昌等人看来，无非是志在钱财物质，只要诱之以利，是可以让其退出关外的。一旦此计得行，那么明军就可以先聚集全部力量彻底绞杀关内农民军，回过头来再去对付关外清军。
应该说，这个认识是比较客观也是可行的，可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充满夷夏大防的道德观中，凡是和外族议和的，大都会被冠以昏君奸臣的名号，是以历来几乎无人敢和外族议和的，即使有迫不得已的权宜之策，最后也还是要想尽办法掩饰，乃至不惜修改史书，譬如贤如盛唐明君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对此极为忌惮。当然了，他们两位做的更过分些，他们是向突厥称臣借兵，这远要比议和来得严重，因此饶是李世民后来灭了突厥帝国，一雪前耻，可依然对此还是耿耿于怀，是以唐书本纪之中，绝口不提此事。如果不是李世民在李靖大破突厥后，一不小心说出一句“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而被史官记入了《李靖列传》，只怕后世还不大好断定他父子曾对突厥称臣过。
鉴于此，崇祯、杨嗣昌想和清廷议和，也只敢偷偷摸摸，决计是不会让人知道的。大明朝后来有个兵部尚书陈新甲，便是因为秉承崇祯的意旨悄悄和清廷议和，事不密泄露被杀头的，其实议和还不是他被杀头的真正原因，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居然为了表白自己不是擅自议和，竟然一口咬定是崇祯指使他这样做的，于是就掉了脑袋。
倘若他聪明那么一点点，独自把这个黑锅背下来的话，我想他的脑袋也许还不至于搬家。
且再说杨嗣昌，这个人虽然有相当的政治才干，但却不是安邦定国的大才，他的战略目光比较短浅，为人行事急功近利又不太愿意挑担子。譬如他为了在短期内剿灭农民军，提出每年加征饷银的额度多达九百二十余万两，此实为饮鸠止渴，竭泽而渔之举。因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在崇祯十三年的旱灾之下，饥民们再次揭竿而起，形成了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
他有一定的军事能力，但却不是个好统帅，因为他很明显地不愿意负责任，所以事事都把崇祯请出来，以避免自己受责。《明史》这样记载道：“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
另外，杨嗣昌的心胸狭隘，报复心极强，往往因为私人意气而不顾大局，甚至不惜诬陷杀害忠贞之士，这也许是源自党争的明季通病。当时有位编修杨廷麟，对他处处刁难卢象升，意图置卢象升于死地实在看不过眼，就上奏道：“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国有若人，非封疆福”，以南宋主战的忠臣李纲、宗泽比卢象升，以奸臣奸宦耿南仲、黄潜善来分别比杨嗣昌和高起潜。
此处，先得为杨嗣昌说句好话，他虽然人品不怎么地，但他坚持不两面作战的策略，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当时当地的最佳策略之一。而杨廷麟和卢象升虽然忠心耿耿，在此问题上却不免失于迂腐，他们简单地把议和等同于奸佞甚至卖国行为，显然，他们在此混淆了道德和战略决策的界限，把道德观混杂到了纯粹的军事与政治的战略决策中。
不过，这也怪他们不得，中国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战略和军事第一，而是道德第一的，李陵之于汉武就是最好的例子。
李陵以数千战士独行大漠，力抗十万匈奴，杀伤数万，力尽被擒。《史记》曰其时“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在这里，汉武的意思很清楚地甚至连一点掩盖也没有地赤裸裸地表达了出来，他希望李陵能为他“死战”。
于是，仅仅只因为后来李陵没有战死，他那以数千人对抗十万匈奴的的全部功绩和无奈，便被一笔勾销了，而汉武因此产生的怒气，则足以使得此前来报信说李陵勇猛深获士卒欢心的陈步乐就此自杀。
从战争和军事角度看，李陵身为一个帝国军人，他尽力也尽职了，而且还做得非常之出色。但他的“污点”，是在于他没有死，他的个人价值在此已完完全全地被淹没了。因此，他注定就要被后世的道德“楷模”们所唾弃。
与此相仿，中原历代皇朝在战还是和的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标准，这标准是以道德和夷夏大防等等为第一要务的，而不是以军事和政治上的角力胜负为界定标准。谁要是想和异族议和，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将被后世所唾弃，无论这个议和是不是权宜之策，甚至是不是政治、军事上的欺诈行动，都非常容易被冠以“奸臣昏君”的封号，最后钉上历史“耻辱柱”供人们唾弃。
是以卢象升对崇祯说“臣主战”，和杨廷麟说杨嗣昌、卢象升二人之争是“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他们二人实际上使出的是同一个招式，而且这是一招无解的绝杀，可以一击毙命。
他们两人这一招，甫起手就已经从道德上彻底封杀了崇祯和杨嗣昌这君臣二人议和的企图，“主战”两字一出，即便对面是君临天下的天子，最后也只得乖乖说声“战”，再也不敢言“和”了。因为无论是谁，不会也不敢去挑战这个在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生命的庞大的道德和价值体系，这不是在和什么具体的人在交手，这是在与“天下”为敌，是在和一个根本没有实体而又无处不在的对手作战，因此就算你贵为天子，那也一样不成，照样是一点胜算都没有。

Keano

此人研究明清史及其透彻，文笔流畅优美，娓娓道来，仿佛历历在目。难得佳品，不敢独享，与君共赏！

顺祝大家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