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幸运的后妃们(下)

imwangqi

盛世牡丹——唐太宗李世民妻长孙皇后（附诸妃）


讲到大唐王朝，与“盛世”同时浮现在世人脑海中的，恐怕莫过于牡丹。
　　
牡丹又被称为花中之王，由此推之，贞观一朝，能称得上牡丹之名的女人，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结发妻子文德皇后长孙氏。
　　
就牡丹的花王之称而言，王者之气，一定是比较出来的，而且能够与之比较的一定不会是寻常风骨，然而在这样的众香国里，无刺无香、原本扎根在峭壁苦岩间的牡丹却以一种最淡定的姿态胜出，最终成为国色天香的典范。
　　
与牡丹的经历相同，长孙氏能够最后登上人间巅峰并流芳百世，是历经磨难苦砺之后的结果。而贞观之世的开创者李世民，也绝非寻常帝王男子，他所拥有的盛世群芳，也皆非凡品。然而长孙氏却象她的丈夫成为诸国诸帝王的首领“天可汗”那样，在她的映照下其它的女人都变得黯淡无光，她毫无疑义地成为群芳中的王者。这一切，不但使她成为世人景仰的绝顶人物，更使得贞观后妃早已远去的身影格外引人遐思。

隋仁寿元年（公元601），隋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继弦妻子高氏生下了一个女儿，她就是未来的唐太宗长孙皇后。
　　
长孙，是一个鲜卑姓氏，据说魏献文帝的三哥就是这个姓氏的源起之祖。原来是拓跋氏，由于位居宗室之长，改称长孙氏。从魏至周又到隋，尽管跨越了三个朝代，这个鲜卑皇室家族却一直传承不息，而且都爵尊禄厚。常言道：“三代才出一个贵族”，而一个天生的皇族经历了三朝仍然勋贵超然，这样的世家又该是怎样的一个传奇？这样家族的女孩儿该嫁给怎样的丈夫，怎样的男人才能与她相配？
　　
长孙小姐的姻缘，在她很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下来。而姻缘的缔定缘由，却非常久远，远到埋下种子的那时还没有她和她的丈夫——因为那颗种子落土之际，长孙小姐的未来婆母都还只是个孩子。
　　
长孙氏的婆母姓窦，谥称太穆皇后，是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与周武帝姐姐襄阳长公主的女儿。据说这位太穆皇后生来不凡，刚出娘胎头发就长过颈项，三岁时这头发就已经与她的身高一样长短了。周武帝对这位外甥女非常喜爱，自幼就将她养在宫中。
　　
周武帝算得上一位志向远大的帝王，一心想要率领北周战胜北齐高氏，统一中原。然而在几场战役中，北周都败给了北齐。
　　
在北周与北齐的角力中，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将这股力量牢牢地捆在自己的战车上，是北周与北齐共同的目标。而他们努力的方向都是一致的：联姻。
　　
当时的突厥可汗为木杆可汗，他的女儿不少，但未婚的小女儿阿史那才是北周与北齐争夺的目标。为了赢得这段婚姻，宇文氏和高氏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求婚拉锯战。木杆可汗则成为不折不扣的墙头草，一个女儿两头许，七颠八倒了五六年。在经历了固婚使团被囚禁、迎亲使团被扣押等等磨难之后，北周才好不容易在天和三年（公元568）三月最终赢得了求婚战的胜利，娶回了十八岁的阿史那，并尊为周武帝皇后。
　　
可以想象，政治联姻再加上这样的求婚经历，周武帝对阿史那皇后有着怎样的抗拒情绪。于是，阿史那虽然年青美貌地位尊崇，周武帝对她的夫妻情份却是稀松平常，阿史那几乎成了北周宫廷里的一块活牌位。
　　
窦氏从小生活在周武帝的身边，对舅舅冷淡皇后的前因后果及现实情况都非常了解，她对舅舅夫妻失和的状态非常担心，劝周武帝说：“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
　　
算起来，这时窦氏恐怕还只有六七岁年纪，能有如此见解，顿时语惊四座。周武帝第一个正色以对，立即接纳小甥女的进谏，从此对阿史那态度大为转变。第二个感到震惊的人就是窦氏的父亲窦毅，他郑重其事地对妻子襄阳长公主提出要求：“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经过广泛而苛刻的“比武招亲”，数不清的公子名士都被淘汰，最终“雀屏中选”的东床快婿也的非常人，乃是未来的唐高祖李渊。
　　
当窦氏与李渊夫妇和谐、生儿育女地过着平静的贵族生活的同时，长安城里却有另一个人，一直对窦氏儿时那番惊人见解念念不忘。他就是开府仪同三司、平原公长孙光长子炽。长孙炽大约要算被窦氏那番见解震惊的名人中的第三位，也是震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位——从她儿时一直到她为人之母以后，他仍然期望能够与这位不同寻常的女子结为姻亲之好。——难道说长孙炽自儿时听到这段话之后，就已经开始仰慕窦氏了？也许射雀屏不中惨被淘汰的贵胄公子名单中就有长孙炽的一席之地。建议编剧们将这题材善加发挥利用。
　　
可惜的是长孙炽的儿女似乎与窦氏的儿女婚龄不一致，当自己做亲家的想头没了指望之后，他开始在弟弟长孙晟身上做努力，当长孙晟的女儿渐渐成长，开始显现聪明美丽的资质之后，长孙炽便不失时机地劝导长孙晟了：“（窦氏）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图婚。”
　　
长孙晟听了哥哥的建议非常动心，为了不致于使最佳女婿走宝，他干脆来了个倒提亲，向李家求婚。最终，这段婚事落在了窦氏的二儿子李世民身上。因此，这段联姻，长孙炽应记首功。

长孙氏的闺名是什么，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正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而据《观世音经信笺注》中所载，长孙氏小字“观音婢”。（想起了隋文帝皇后独孤伽罗，也是鲜卑后人，也是一个带着浓厚佛家意味的名字）。据说，观音东至中原之后，由男身变为女身，与两位皇后极有关系。
　　
然而，刚定下终身大事的长孙小姐生活得并不如意。公元609年，五十八岁的一代名将长孙晟因病去世，年方八岁的小长孙氏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最初的依靠。
　　
父亲去世的后果，对于年幼的长孙氏来说是非常惨痛的经历。因为长孙晟尸骨未寒，前妻之子长孙安业就立即摆出一副新任当家人的架势，毫无顾虑地将继母和异母弟妹赶出了家门。——长孙晟似乎儿女众多，隋书所载的就有长孙行布（这个战死了）与长孙桓安，唐书又添上了长孙安业和长孙安世。长孙晟前面的婚姻状况是很难查找的了，史书只详细说明了他的最后一次正式婚姻：这被赶出家门的最后一位长孙晟夫人就是扬州刺史高敬德的女儿，和她一起被迫离开将军府的还有她一双年幼的儿女，未来的大唐宰相与大唐皇后。
　　
幸好，高氏还有不俗的出身，在遭到继子的冷遇之后，她带着儿女投奔了自己的娘家。长孙氏跟随着母亲，在舅舅高士廉的身边继续度过她的闺阁岁月，直到十三岁出嫁为止。高士廉对长孙兄妹关怀备至，一手为他们操持了终身大事。甚至于正史上还记载说，长孙氏与李世民的婚姻，高士廉才是大媒。
　　
不管是不是媒人，高士廉抚养长孙氏是不争的事实。若干年后，唐太宗李世民仍然记得这位舅舅对结发之妻的恩情，将自己的女儿东阳公主嫁做了高家的儿媳。
　　
对于初识人事的长孙氏来说，被亲哥哥赶出家门、在舅舅家寄居的经历，足以令出身高贵的她饱尝与身份不相称的人世冷暖。舅舅对她再好，也难以完全平抚敏感的少女内心深处孤苦无依、血亲纷争的痛苦。这对于她的成长和性格形成、乃至她以后所扮演的皇后角色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公元 614年，高士廉履行了妹夫生前为女儿定下的亲事，十三岁的长孙氏出嫁了，成为十七岁的唐国公李渊次子李世民之妻。幼失慈父的长孙氏在多年寄人篱下的岁月之后，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面对“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文武双全的丈夫，一千四百年后的人们，似乎仍然能够感受到她心中满溢的幸福。

然而，美满的婚姻也有不和谐的音符：长孙安业兄弟直到妹妹出嫁，也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悔过之意，他们一点也不在乎她在夫家的颜面。婚后的长孙氏只能以舅舅的家为“娘家”，她每次“归宁”的目的地，都是高府，她由衷地对舅父多年的养育之恩和长久照顾满怀感激。妯娌们的身后都有一个娘家做坚定的支持，长孙氏真正的娘家却抛弃了她；原本掌管家族内务又非常偏爱李世民、与长孙氏又有相当渊源的窦氏，则早在李世民成人娶妻之前就已经离开了人世，无法帮助年幼的儿媳。在纷繁的贵族大家庭里，长孙氏谨言慎行地生活着。
　　
就在初为人妇的长孙氏某一次归宁舅家所居永兴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异事，这事被郑重地记进了正史。
　　
据说，高士廉有个小妾张氏，她意外地看见在长孙氏所住的屋外，出现了一匹从未见过的大马，高达二丈，鞍鞯齐备，神采飞扬。一转眼间，这匹似乎从天而降的大马却又平地消失了。张氏大吃一惊，连忙将此事告知丈夫。高士廉遂命人卜卦，得《坤》之泰卦。筮人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变而之《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象》曰：后以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龙，《乾》之象也。马，《坤》之象也。变而为《泰》，天地交也。繇协于《归妹》，妇人之兆也。女处尊位，履中居顺也。此女贵不可言。”
　　
这神乎其神的事迹，就象李世民四岁时那位倏忽来去的书生一样，似乎预示着长孙氏注定将要母仪天下。
　　
然而无论这神迹是否属实，摆在当时的长孙氏面前的，仍然是非同寻常的家庭生活。她虽然嫁给了一个卓绝出众的丈夫，却也同时嫁给了他从未平静过的生命历程。
　　
李世民与长孙氏这对少年夫妻的感情应该是深沉的。和长孙氏幼年丧父相仿，李世民也有早失慈母的伤痛。这伤痛直到他成为睥睨天下的帝王也没有痊愈，当着左右大臣的面仍然会失控痛哭。除了同病相怜的儿时经历，李世民还与小舅子长孙无忌自幼友善知己，也使人不禁联想：也许在出嫁之前，长孙氏与李世民这对未婚的小夫妻便已经开始鱼雁往来、诗书唱和。
　　
青梅竹马的小夫妻并没有充分享受他们郎情妾意的新婚生活。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时的隋王朝已经迅速走向了终结，更因为渴望平静的长孙氏所嫁的，偏偏是一个胆略过人富于激情却又嗜好冒险、渴望建功立业的少年。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尚在新婚的李世民便应募勤王并崭露头角。李世民的军事天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长孙氏则第一次尝到了丈夫在天边出生入死、生死一线之际，做为妻子却只能枯待消息而彻夜难眠的痛楚滋味。而这，只是一个开头，在他们共度的二十三年岁月中，成为了一个不变的模式。
　　
大业十三年，长孙氏的公公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李世民和父亲一起来到了晋阳（今山西太原）。冒昧揣测，长孙氏应该也在随行之列。
　　
太原只是长孙氏暂居之所，在这里，丈夫李世民带给她的冲击更大：他开始招兵买马，主动地投入了李渊开创天下的大业之中，并乐于充当先锋敢死队的角色。就在当年夏天，李渊起兵反隋，李世民成为唐军的右领大都督，统率右三路军，与大哥李建成所率的左军并肩作战，一路连克强敌，于当年十一月攻克长安。不久便建立了唐王朝。
　　
唐朝初立，十九岁的李世民因军功被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十五岁的长孙氏随即成为秦王嫡妃，开始了她迈向皇后之位的第一步。

只是，年青的秦王并没有始终守在身怀六甲、养育孩子的王妃身边。唐王朝根基未稳，李世民一直都马不停蹄地在外沐血征战、出生入死。
　　
李世民的性情与妻子截然不同，他酷爱冒险，在战事中一向身先士卒，而且偏好以一种孤胆英雄式的方式冲在最前面，亲身犯险、以极少胜极多是他的心头好。
　　
武德二年，刚做父亲的李世民曾在对刘武周十万大军的战事中，亲率数千精兵冲在最前面，一昼夜奔袭二百余里，沿途大小战数十合，三日不解甲。当这支数千人的队部最终在山西介休找到敌方的主力之后，不顾数日奔波饥劳就立即主动攻击，并且在两天内突破了对方的九道防线，歼敌至少一万三千人。而在这样的大捷背后，冲在最前面的李世民却和他的部下们一起，两天内只分吃了一头羊而已。
　　
武德三年，李世民再次率军出征王世充。孤胆英雄式的事迹更是屡见不鲜。五百人对一万人、数十骑对数千骑……更惊人的是，他还乐于率少量轻骑主动挑衅对手，不但愿意应对百十倍于自己的敌人，还往往在身陷重围的时候命令部下先走，自己孤身殿后。
　　
武德四年，唐夏虎牢之战终于在这样一位秦王的策划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率领三千五百唐军，战胜了窦建德的十万大夏军，获虏五万余人。如此悬殊的比分，使唐夏虎牢之战几乎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生于乱世是一种痛苦，然而对于李世民，乱世却是他随意举笔挥洒的一幅画轴。
　　
李世民的体内有多少蓬勃的冒险因子，又有多少旷绝古今的好运气，是谁也解答不了的难题。
　　
另一个难题是：做一个这样男人的妻子、做他的孩子的母亲，需要一个女人付出多少难眠之夜和怎样的百转柔情……尽管她是一代名将的女儿，但当那个远方血海中不顾生死的男人是她和身边幼儿一生依靠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一位年仅十九岁的少妇。
　　
唐夏虎牢之战后，李世民被喜出望外的高祖李渊封为：位于王公之上的“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共邑三万户。他同时得到的，还有金辂一乘、衮冕之服、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这已是帝王级的仪仗待遇。
　　
成为天策上将之后，李世民有了短暂的休养时间。他又重新拾取了经籍，锐意文学，开创了文学馆，广招饱学之士，以杜如晦为首的“十八学士”都于此时加入秦王府。李世民与这些饱学宿儒诗咏唱和，他的文学造诣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全唐诗》称他“诗笔草隶，卓越前古”“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
　　
李世民既有令将士折服的军功，又有风雅的文人之风，他不可能不成为太子李建成的眼中钉。
　　
从唐高祖刚一举事，李建成就统领左路军并与李世民的右路军相互呼应的局面来看，这位大唐第一任太子也是一位卓绝的军事人材。然而他很快就离开了战场，这不仅是因为他做了太子，身系国本，恐怕也是因为太子掌军，对于同样雄才大略的高祖李渊来说，也是一种忌讳。然而没有建立功勋没有掌控军心并不是李建成的最大麻烦，这位人材最大的麻烦，是遇上了一个天才。而这天才，不幸就是他的亲弟弟。
　　
要说李世民一向都没有问津皇位的野心，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没有野心为人内敛的将领，即使能够战无不胜，也绝不可能用得出李世民这种极富冒险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战法。当他的才能一次又一次被证实，越来越多的人被他所倾倒，愿意为之效死之后，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身边的人，都在不断地鼓动他向皇位继续迈进。
　　
如是一天又一天，天策上将府与太子府之间的情势不可能不成水火。
　　
李世民多数时间征战在外，父亲和兄长的情绪都不在他能把握的范围内，更不幸的是，他还得罪了高祖的宠妃张氏尹氏。而李建成在这方面就比他要优势得多，高祖宫中的诸妃嫔，乃至掌宫女官尚宫、尚仪、尚服……等等，几乎都在他的笼络之中。而这样的事情，李世民和他是怎样也做不来的
　　
对于这样的局面，秦王妃长孙氏都看在眼里，她非常清楚对于这样的宫闱运作，无论是出征在外的李世民，还是他留在上将府内外的家将文人，都帮不上忙。能担负这个责任的人只有自己这个王妃了。为了替丈夫挽回局面，使他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出征，长孙氏竭心尽力地孝顺李渊、恭敬诸嫔妃，尽力弥缝李世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秦王妃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不过，担忧丈夫出征、弥缝父子关系、生养儿女、熟悉丈夫的下属，并不是这个担子全部的重量。青年秦王在“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急管韵朱弦，清歌凝白雪。” 随着战事的节节胜利、功名日隆，秦王府里各色各样的女人也越来越多了。

事实上，李世民在成为天策上将之前，他的家庭生活就已经不仅仅是他和长孙氏两个人之间的事了。
　　在武德二年长孙氏诞育长子李承乾后不多久，一位不知名的姬妾就又为秦王生育了次子李宽。李宽的生母出身卑微，而且似乎也没有得到李世民的爱情，连“九嫔”之位都没有挤进去，因此她勉强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随即出生的第三子李恪生母，却令人无法回避：她是前朝公主、隋炀帝杨广的女儿，贞观元年册封后妃时，她可能被拜为“四夫人”之一的淑妃。——算起辈份来，这位公主该是李世民的表妹，自幼便应该有所来往，何况即使没有多少爱情，也有不容忽视的背景，她的出身甚至超越了嫡妃长孙氏。甚至于在谁做皇后这个问题上，她竟得到了“地亲望高，中外所向”的声望。
　　
　　
接下来源源不断进入天策上将府的女子中，还有更不容忽视的重量级人物出现。她们的身份也许没有杨家公主显赫，然而她们毫无疑问赢得了（至少是曾经赢得了）李世民非比寻常的激情与爱恋。而他与她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爱情故事，都足以使现在的言情剧编者瞠目结舌。
　　
大多数进入秦王府的女子，都是因为美色或才名遐迩被选入的。如未来女皇武则天的表姐、隋朝上柱国燕荣之孙燕氏。
　　
李世民对燕氏是有感情的，因此贞观元年就封她为仅次于皇后的四夫人之一“贤妃”（后迁德妃）。但燕氏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入上将府时13岁，是以天生才女“艺文该博”，过目不忘的奇慧而被召入的。在入府之前，李世民并没有见过她。与燕氏情形相仿的，还有未来的昭容韦尼子，她也是被选入府的。李世民和她们的感情应该是慢慢培养出来的。
　　
然而天策上将和他的另两位姬妾之间，却一定存在着天雷地火般的激烈爱情。她们是“四夫人”的另外两位：未来的贵妃韦珪、德妃阴氏。
　　
韦氏名珪，字泽。她是北朝名将韦孝宽的曾孙女、周骠骑大将军韦总的孙女、隋开府仪同三司郧国公韦圆成的女儿。
　　
光看这个家世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韦氏也是被选送的女子，何况被选送入府的韦尼子正是她的堂妹。然而韦氏本人的经历却使这个推测完全不成立。
　　
韦珪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7），至少比李世民大两岁。和李世民一样，隋大业年间她就已经成婚了。她所嫁的第一个丈夫，是隋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沉醉唐风的mlhl妹妹说，韦贵妃前夫与后夫的名字实在相映成趣）。婚后韦珪生下了一个女儿。
　　
隋大业九年（公元613），正当十五六岁的李世民在兴奋中迎娶他初婚的新娘长孙氏之际，韦珪的初婚却走到了尽头。就在这一年，杨玄感造反，李子雄参与其中。杨玄感兵败，李子雄与李珉父子双双被诛，家眷籍没。或者是因为韦珪的娘家实在非比寻常，她逃过了没为官婢的命运，带着女儿回到了洛阳娘家，小小年纪就开始了寡居生涯。
　　
冷眼和寂寞中苦捱的日子，韦珪一过就是八年。武德四年（公元621），改变她命运的际遇随着东都洛阳被唐军攻克，而悄然来临。
　　
攻克洛阳的唐军统帅，正是二十二岁的秦王李世民。——获得了胜利又无人拘束的青年秦王，当然不会忘记领略繁华东都的仕女花颜。可不管怎么说，也不会有谁主动向他推荐一名世家寡妇。——然而，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李世民却偏偏与韦珪相遇了。一见之下：“天情简素，禀性矜庄。忧勤絺紘，肃事言容。春椒起

刘晓庆大姐

可怜的貂婵呢?$惨啊$$惨啊$

daniellwolfe

原帖由 刘晓庆大姐 于 2006-3-2 16:48 发表
可怜的貂婵呢?$惨啊$$惨啊$

。。。。。。。。据说不是真实历史人物。。。。。

湿润乐意

搂住辛苦了！ 文章内容选的有趣，文笔亦正亦谐，看起来时而开怀一笑，时而唏嘘感叹！佳文！

annierong

不能再读了,每天来这里读野史,其它什么事也做不了了.

想去桑托林

强帖留名！

光看曹家的女人就花了一下午功夫，书一页都没看。:(

楼主厉害！

做个标记先，下次接着读，

吸引眼球哇>_<

imwangqi

狸猫何曾换太子——宋真宗章献皇后刘娥


从古到今，深宫秘事，永远都是老百姓最感兴趣的话题。而宋朝的深宫秘事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狸猫换太子”。
　　
说是在宋真宗的后宫中，德妃刘娥与李宸妃同时有孕，李宸妃先期诞下皇子，刘德妃妒忌，就将一只剥皮狸猫换去了皇长子，真宗以为李宸妃产下怪胎，便对李氏加以惩处，而将刘德妃随后生下的儿子立为皇储。
　　
另一种说法则是李宸妃产下皇子，刘德妃却不慎流产，她忌毒之下将李宸妃之子据为己有，（当然倒霉的还是狸猫）。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李宸妃被迫流落民间，直到包拯横空出世，才得以揭开这桩宫闱迷案。于是刘娥被活活吓死，老包也因为替宋仁宗找回了亲生母亲而官升龙图阁大学士。
　　
而实际上，这个传说故事与历史事实相比，不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是差得太远了。虽然当事人仍然是宋真宗和刘娥、李宸妃，但是与老包却一点边都搭不上。

刘娥约生于北宋太祖开宝元年（公元968），祖籍太原，祖父刘延庆在五代十国的后晋、后汉王国时任右骁卫大将军（后晋高祖石敬瑭起兵于太原南，而后汉则建都太原）。后汉王国只有短短不到十年的寿命，便于公元951年正月初五“禅”给了重臣郭威。郭威建立的后周所存在的时间比后汉王国还短几个月，后周大将赵匡胤便将“禅让”又依葫芦画了一次瓢，建立了宋朝。
　　
进入宋王朝之后，刘延庆去世了，他的儿子刘通则做了禁军军官，并随后以军功升至虎捷都指挥使，领嘉州刺史。嘉州即今四川乐山，大约就是这个时候，刘家迁到了四川，做了成都华阳人。
　　
据说当年刘通的妻子庞氏做了一个梦，梦见一轮明月入怀，不久便发现怀上了身孕，生下了次女刘娥。然而这个梦月而生的女孩命运似乎并不好，出生不久刘通便奉命出征，谁料就此一去不还，阵亡了。刘通没有儿子继承家业，家道中落，庞氏只得带着襁褓中的幼女寄居娘家。
　　
按说庞氏作为刺史夫人，怎么也该带些财产回娘家才是。然而不知是刘通生前未曾敛财，还是庞家本身穷困，把寡妇女儿当成冤大头将财产弄了个干净，总之，刘娥在外祖父家过得并不好，虽然读书识字却不曾享受过千金小姐的生活，倒是学会了一手击鼗的谋生技艺，善说鼓儿词。
　　
庞家对这个寄居的外孙女儿的态度，不过是吃碗饭养条命而已，刘娥刚刚长成，庞家便迫不及待地甩包袱，将年仅十三四岁的刘娥嫁给了一个名叫龚美的青年银匠。龚美有心想要外出谋生，不久又带着刘娥离开了四川，来到了京城开封。
　　
龚美的银匠手艺和为人处世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到开封后不久，他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个名叫张耆的，这张耆在襄王府里当差，是俗话说的“豪仆”一类人物，龚美格外用心与他结交，关系尤其亲密。
　　
襄王正是未来的宋真宗赵桓，此时他的名字还叫赵元侃，尚未被册定为太子，年仅十六岁。

赵桓当时尚未婚配，还是懵懂少年，不知从哪里听人说蜀地女子才貌双全，自己也不禁胡思乱想起来，便向自己的随从暗授机宜，让他们帮自己暗暗物色一名蜀姬。
　　
此时的刘娥，既为银匠之妻（妹？），为谋生计，自然也要抛头露面击鼗挣钱，美色广为人所知。很快就被赵桓的随从们打听到了。听说是王府选姬，龚美自然不愿放弃，为了能让刘娥入王府，他自称是刘娥的表哥。于是刘娥便在十五岁这年来到了赵桓的身边。
　　
刘娥不但天生丽质，而且聪明伶俐，与少年王爷正是年貌相当，很快就如胶似漆。
　　
然而这对少年男女的痴情看在赵桓乳母秦国夫人的眼里，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秦国夫人秉性严谨，而宋朝的士大夫们对出身十分看重，这也肯定要影响秦国夫人的审美观。
　　
对于少年赵桓来说，刘娥找不出一处缺点，可是看在中年妇女秦国夫人眼里，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她肯定不反对赵桓纳妾宠姬，但刘娥可不符合她的要求。因为刘娥出身低贱、来历不明。——换句话说，秦国夫人的理解能力是这样的：假如刘娥出身高些，那么就是“琴瑟和谐”；可是刘娥偏偏出身卑贱，那么她和赵桓之间的爱恋，就一定是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秦国夫人用自己的理解能力将刘娥反反复复地打量考究之后，自然不免向自己一手抱大的养子发些牢骚。谁知平常对乳母千依百顺的小王爷这次却一反常态，对乳母的话置若罔闻，于是秦国夫人终于忍无可忍，一家伙就把状告到了皇帝那里。
　　
宋太宗听说儿子年纪小小便“溺于女色”，立即大怒，将赵桓召到面前来训了一顿，让他立即把来历不明的刘娥逐出王府。
　　
不久，十七岁的赵桓被封为韩王，依父命迎娶了他的第一个正式妻子：忠武军节度潘美的八女儿。十六岁的潘氏受封为莒国夫人。
　　
刘娥被赶出了王府，赵桓娶了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嫡妻。这两桩事体足以令秦国夫人心花怒放。然而大出她和宋太宗预料的是，刘娥并没有离开赵桓。
　　
长辈们永远都不知道，越是被他们排斥反对的恋情，反而越容易烧得热烈长久。赵桓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把心爱的刘娥送出王府，但是他可不愿让刘娥改嫁，而是偷偷地将她藏在了王宫指挥使张耆家里。
　　
往后的日子里，赵桓的王爵以次升迁，所负担的职务也越来越繁冗，然而只有要机会，他就想方设法地要去张耆家里和刘娥相聚。
　　
这样的偷偷摸摸备受折磨的日子，赵桓和刘娥一共过了十五年。
　　
当终于能够再见天日的时候，刘娥已经三十岁了。

宋太宗至道三年三月癸巳日，五十九岁的宋太宗赵光义病逝，遗诏传位于已立为太子两年的赵桓。
　　
在宫闱变幻一系列的意外中，赵桓当上了皇帝，他总算可以明正言顺地把自己至爱的刘娥接到自己身边来了。
　　
不过，宋真宗并不是一个惑于儿女私情的糊涂皇帝。总的来说，他算是一个重情更重义的男人。此时他已三十岁，对自己该尽的责任和义务非常明了。
　　
当初赵桓和刘娥被迫分居两地之后，奉父母之命迎娶了潘氏。潘氏作为韩王妃受封为莒国夫人。可惜的是潘氏命不好，结婚才六年就早逝了，死时她年仅二十二岁，也没有为赵桓留下孩子。
　　
潘氏去世两年后，太宗又为已升为襄王的赵桓选择了继弦妻子：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的次女。时年十七岁的郭氏受封为鲁国夫人，不久又晋封秦国夫人。
　　
虽然潘氏和郭氏都不是赵桓自己选择的妻子，但是她们都克尽了为妻内助之责，而常言道日久生情，赵桓这个多情种子也对与她们的夫妻情份难以忘怀。
　　
赵桓是三月即位为帝的，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册立继室郭氏为皇后，一个月后又追封已去世八年的潘氏为“庄怀皇后”。
　　
当然他更没有忘记守侯了十五年之久的蜀姬刘娥，很快也将刘娥接回了皇宫，封为“美人”，总算一偿多年宿愿。
　　
做这样一个多情皇帝的女人，到底是喜是愁？无论如何，这对于在张耆家苦熬十五年的刘娥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
　　
自从到张府，刘娥和赵桓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对于赵桓来说，虽然相思难耐，却好歹是个王爷，而且娇妻美妾成群；而对于刘娥来说，咫尺千里地揣想赵桓的几度新婚之喜，面对自己年华渐老妾身未明的畏惧，对任何女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折磨。她只能寄希望于赵桓不会欺骗自己。而她总算等到了这一天。而更大的安慰是，虽然离最初相见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赵桓对刘娥依然一如既往，虽然做为皇帝后宫美女无数，他仍然给予人到中年的刘娥在后宫中仅次于皇后的待遇。
　　
此时的刘娥，已经完全长成。住在张府时，为了排遣内心孤寂忧愁，（也不排除是为了让赵桓觉得自己并不输给出身名门的正式妻妾），刘娥博览群书、研习书画棋乐，早已是才华出众。走进开封皇宫的“刘美人”，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敲小鼓的川妹子了。
　　
入宫后，刘娥眼看其它宫妃都有父母兄弟，自己却是孤身一人，心里自然不是滋味，于是她便向真宗提出请求，让自己的“表兄”龚美改姓刘，做自己的兄长，传继刘家的烟火。（常言道，一个女婿半个儿，龚美做为刘娥的前夫，如今却是不折不扣地成了前丈人整个的儿子。）
　
实际上，早在刘娥初遇赵桓的时候，龚美便跟着“表妹”也进了王府，并以谨慎勤力成为赵桓的亲信。因此刘娥一提这个要求，真宗就立刻答应了，并且给“刘美”安排了正式的官职。
　　
当年的小银匠龚美，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会有成为皇亲国戚的一天。而宋真宗对于龚美和刘娥之间的关系，真的从来都没有过一点猜测吗？毕竟一个二十多岁的“表哥”带着十五岁的“表妹”离乡千里，在古代可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想不通这一对君臣之间，是个什么光景。
　　
然而刘美对宋真宗赵桓，确实是忠心耿耿的，甚至可以说，他只对真宗效忠。刘美任官，既不阿附于权臣，对部属也关心备至，出任在外时他的随从兵卒，都按省籍定时轮换，从不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同乡”这个词，在他那里是不吃香的）。相比某些牛叉哄哄的士大夫官员，出身卑贱身份微妙的刘美更无愧于宋真宗的信任。

景德元年（公元1004）的正月，36岁的刘娥正式得到了“美人”的封号，就在同一天，真宗另一名出于藩邸的姬妾杨氏受封为“才人”。
　　
然而这段时间真宗的日子并不好过，就在头一年，郭皇后为他生的皇子赵祐夭折了，他是真宗最心爱的儿子。更令真宗伤心的事接踵而至——九岁的赵祐刚死半个月，出生刚两个月的另一名皇子也夭折了。真宗的后妃前后为他生的五个儿子居然一个也没能活过十岁，宋真宗年将四旬，忽然间膝下荒凉，不禁悲从中来。为了聊以自慰，也为了以防万一，他只得选择宗室幼童养在身边。
　　
虽然儿女全无，但是宋真宗做为父亲，神经还是相对比较大条的，能够熬得住。但是对于身为母亲的郭皇后来说，却是难以承受的。她嫁给真宗十余年，前后亲生的三个儿子有两个很早就夭折，赵祐好不容易长到九岁又随兄弟们去了，郭皇后面对这样的打击，悲伤过度，身体一天天地垮了下去。
　　
景德四年正月，赵恒率后妃宗室往西京朝陵。他不但祭扫了祖父母、伯父母、父母，也祭扫了早死的第一任妻子潘氏。同样，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堂兄弟和儿子们，都一一祭奠。
　　
然而这一次的朝陵，却再一次触动了郭皇后的哀思。返回开封后不久，她就一病不起，很快就在四月十六日离开了人世，享年仅三十一岁，谥庄穆。对于品行出众、贤惠宽仁的皇后早逝，赵恒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都郁郁寡欢，直到秋天仍然对宴乐毫无兴趣。
　　
郭皇后终于摆脱了无休无止的丧子之痛，赵恒却再一次成了鳏夫。
　　
丧妻失子，国事兵事又没有平静的时候，宰相王旦当面指摘宋真宗治下的王朝不是“圣朝承平”；王钦若为了打击寇准，又说宋真宗御驾亲征的“澶渊之盟”只是被寇准利用而已，这果然达到了离间真宗与寇准的目的，但是更将宋真宗的面子和信心弄得渣都没得剩。宋真宗日子很不好过，急于弄点什么表明自己的能力，于是王钦若适时地加以引导，真宗便转而相信起了祥兆瑞梦，沉湎在自己幻想出来的“天书”“神梦”中不能自拨。连年号都改成了“大中祥符”。
　　
上好则下效，几年间举国上下共谱“天书奇谈”，瑞芝仙草一类更是如潮水般涌来，光是王钦若一次过就进献了八千株之多，从前史书上记载的仙芝都是“偶现”于世，到这里却达到了开铺子都怕积压的程度。
　　
天书奇谈发展到后来，就连一代名相寇准都被套了进去，他在被贬出京之后，和地方官创造出了又一起天书祥瑞，获得了重新起用为宰相的机会。
　　
这一场天书奇谈，搞得整个国家乌七八糟，士大夫们没了道德准则，老百姓们都晕头转向。直到十几年后才算完事大吉。
　　
不过，这个“大中祥符”和“天书祥瑞”，能够使真宗如此自打麻药自陶醉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除了重新找回的“圣明”信心，后宫也再次给真宗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又一名皇子降生了。真宗终于又有了亲生儿子，不必以宗室之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了。
　　
这名降生人世的皇子，是真宗的最后一个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宋仁宗赵祯。他出自刘娥侍女李氏的腹中，却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只认刘娥为母亲。

李侍女是杭州人，出身卑微，生性寡言沉静，入宫后便做了刘娥宫中的侍儿，偶尔也为真宗侍寝（又是一个平儿式的通房大丫头）。
　　
大中祥符元年的一天，李侍女做了一个怪梦，梦中有一个赤脚羽衣的仙人从天而降，还说是来给她做儿子的。醒后她将这个梦说了出来，顿时使真宗和刘娥都喜上眉梢。
　　
真宗之喜自不必说，刘娥之喜更有缘由：真宗多年来对她始终一往情深，郭氏去世后，真宗一直想要将刘娥册为皇后，可是刘娥出身卑微又没有子女，士大夫们都坚决反对，要求真宗册立十四岁的沈氏为皇后。沈氏是大中祥符元年才入宫的，虽然年幼却出身高贵，是宰相沈伦的孙女。
　　
进谏的群臣可算是弄不明白行情。当年赵恒做为小皇子，迫于皇帝老爹的压力，尚且要打些埋伏，如今他已经身为皇帝，怎么还受得了这起大臣们又拿“出身论” 来难为自己。大臣们越是叨叨，他越是下定决心非要册立刘娥为皇后不可。然而真宗也知道，刘娥这时已经年过四十，几乎是没有了生育的指望，既无子又无背景，要立皇后谈何容易，于是他干脆让皇后之位空缺，闭口不谈立后之事。——如今刘娥的贴身侍女居然做了一个大吉大利的孕儿之梦，真是瞌睡碰到了枕头，“借腹生子”的妙计立刻就跳了出来。
　　
此后不久，李侍女果然怀上了身孕。真宗闻讯大喜，闲暇游赏之时总不忘将李氏也带在身边。
　　
有一天，李氏在随真宗登台远眺的时候，头上的一枝玉钗却不慎掉下高台。李氏心中不喜，真宗却在心中暗卜：若是玉钗坠地仍然完好的话，则胎儿当为男孩。待侍从将钗呈上一看，果然没有任何损伤，真宗不禁心花怒放。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10）四月十四日，李氏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一堕地，李氏做为母亲的权利和义务也宣告终了——真宗早已向世人宣布刘娥有孕，并且早在孩子出生前三个月便晋封刘娥为“修仪”了（杨氏晋封为婕妤）。现在这个男孩也就顺理成章地归到了刘修仪的名下。不过刘娥也并没有亲自抚养这个儿子，而是将赵祯交给了杨婕妤照料。
　　
这位杨婕妤，是刘娥的成都同乡，比真宗和刘娥小十六岁。她生性机敏通达，与刘娥亲如姊妹。真宗爱的既是刘娥，自然也对这位顺从刘娥的妃子好感倍增，因此凡逢晋封刘娥，也就都少不了杨氏的一份。这夫妻三人之间，可谓毫无芥蒂，相互间都十分信任。年过四十的刘娥在养育孩子方面，精力自然不如二十出头的杨氏，因此她毫无顾虑地将孩子交到了杨氏的怀中，让这位比自己年青的妹妹代行哺育之职。
　　
在这样的安排下，乳名受益的赵桢成了真宗与刘娥、杨氏的儿子，真正亲生孩儿的李氏在整件事里只扮演了一个“代孕”的角色。她只得到了一个“崇阳县君”的封号。
　　
不过对比起历史上其它的类似事例，真宗和刘娥表现得要有人情味得多。或许出于愧疚，真宗此后仍然频频召见李氏，而刘娥也默许了真宗的举动。
　　
不久，李氏又生下了一个女儿，晋封才人，正式进入妃嫔行列。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小公主象她的五位异母哥哥一样，很早就夭折了。李氏做母亲的愿望又一次遭到了打击。
　　
女儿的夭折，使李氏再一次自认“命薄”，没有做“皇子母”“公主母”的福份，她选择了沉默。终其一生，她都没有对自己不能与亲生儿子相认的事情表示丝毫的不满，没有做过或者试图做过任何想让赵桢知道真相的举动——也许是出于对真宗和刘娥地位权力的畏惧，但也有可能是害怕自己的无福会影响孩子的福份。对于一个活在“天命祥瑞”之下，没有什么学识的女人，只怕后者起的作用更大。
　　
儿女频频夭折，对做父亲的真宗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和众多妃嫔们，似乎都没有为人父母的“好命”，因此当后宫随后又为他生下一个公主之后，他立即将这最后一个孩子舍入道观，出家为女道士——这位公主果然顺利地长大成人，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后宫无福为母的说法。于是终真宗和刘娥的一生，这位小皇女都没有被晋封为公主，直到赵桢即位为帝，她才受封为 “卫国长公主”，号清虚灵照大师。
　　
归养刘娥的赵桢，便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了真宗唯一的孩子。

赵祯既然归到了刘娥的名下，真宗便开始计划册立刘娥为皇后了。更何况刘娥通晓书史，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已经成了真宗真正的内助。
　　
不过，大宋王朝的士大夫与其它朝代可不一样，极敢在皇帝面前甩派头、管皇家的闲事。对于后宫的隐私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可也心里有数得很——尤其是高品的官员，几乎都对刘德妃“生”太子的真相了如指掌。因此真宗不得不想着法儿迁就他们。在赵桢出生后的几年间，真宗凡欲“立之”，刘娥便定要“固辞”，以此平息士大夫们的汹汹议论。
　　
这拉锯战打久了，真宗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十一月，真宗晋封刘娥为“德妃”，开始为她立后做最后的准备。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宰相王旦忽然宣布他“病”了，拒不上朝。刘娥对士大夫首领的这一行动的含义自然是非常了解，只得再一次向真宗“固辞”，表示自己甘愿不做这个皇后。
　　
真宗却不想再拖了，为了不招惹老宰相和他背后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决定先给宗室及内外官员们先升官赐赏——王旦加侍郎兼清昭应宫使，向敏中加中书侍郎，楚王加太师，相王加太傅，舒王加太保……
　　
即使如此，真宗仍然不免心虚，于是册后礼仪一应从简。既不让地方官进贺，也不搞封后仪式，封后诏书也回避朝臣公议，只下令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自己家里宣布一下就完事。
　　
就这样，牛叉哄哄的士大夫们仍然不甘心，当真宗找翰林学士写封后诏书时，第一个选中的杨亿也给他来了个当面拒绝。真宗没办法，只得另请高明。
　　
一通忙乱之后，十二月丁亥，德妃刘娥终于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后——这时，她已经四十四岁了。
　　
（纵观整个立后过程，除了佩服真宗与刘娥间的情份，就是不得不对宋朝的知识分子表示羡慕：敢在皇帝面前挺腰子的读书人历朝都有，而挺了腰子还能保高待遇加善终的，恐怕只有宋一朝……）

成为皇后的刘娥，从此成为真宗赵恒名正言顺的内助。她才华超群，不但通晓古今书史，而且记忆力极佳，朝政事务和大臣们的彼此关系，她只要听一遍就能把来龙去脉和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在皇宫内务方面，她也努力做后宫表率，除了大型典礼之外，她的服饰简朴得与寻常宫嫔没有什么区别，处理宫中家务事也都遵照从前的定规而没有任何逾越，宫中都对她心悦诚服。
　　
做皇后做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就怪不得赵恒对刘娥越来越倚赖了。真宗每天退朝之后审阅奏章到深夜，都要刘娥陪在身边，时时询问刘娥的意见；而外出巡幸之时，也一定要与刘娥同行。经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已经由“少年夫妻”顺利地过度到了“老来伴”的时间段了。
　　
然而无论怎样，对于赵恒执意立刘娥为后、刘娥出身低贱之事，以宰相李迪和寇准为首的士大夫群仍然心有不甘。尤其对于刘娥参与政事，他们更是相当反感。刘娥自然也知道高处不胜寒，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这些人以钱惟演和丁谓为首：赵美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两派势力势必要有一决高下的一天。
　　
天禧四年（公元1020）二月，赵恒患病，难以支持日常政事，上呈到皇帝那里的政务实际上都由皇后刘娥处置，一时间丁谓一派势力大盛。
　　
同年六月，朝中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事情的起于宰相寇准。
　　
寇准无疑算是中国比较廉洁而有才干的宰相，但是自当年被贬相复相以来，他对权力的欲望已经不可避免地大涨。这从天禧年间，他为求恢复宰相之位不惜制造 “天书”、将扰乱民生的祥瑞再火上浇油一把就可以看得出来，复相后他也致力于培养自己亲信朋党。而常言道，恃才者多半傲物，寇准也不可避免有这个特点。
　　
其实朝中有些人，原本是愿意依附寇准的，但是寇准自视甚高，言行不检，经常毫不回避地显示出鄙视之意，这些没有必要的一时之快使他树敌甚多，其中便包括原本对他言听计从的丁谓，并使更多人无可选择地倒向了丁谓一方。此后寇准又因处治刘氏在四川的宗族而得罪了刘娥，更使得两者水火不容。
　　
寇准自然也知道，刘皇后成了事实上的掌政者，对于他这个宰相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更用心地笼络真宗身边的近侍宦官。
　　
真宗抱病日久，不免担心自己天年将尽，偶然也有过想让皇太子监国的想法（注意是“偶然”。事实上两年前他健康之时，连立太子都是很不情愿的，唯恐一旦册立太子会形成“朝中二君”的形势）。而这个偶然的想法他曾和自己的亲信太监周怀政商量过一次。
　　
而这个周怀政是属于“寇准派”的，而且立刻就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寇准。寇准身为太子太傅，自然对这种前景心驰神往——太子才十岁，他能监国吗？实际上的监国者那不就是以寇准为首的士大夫了？不但可以彻底消灭丁谓一派，更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寇准决定兵行险着，决定打铁趁热，立即抓住一个机会向真宗提出让太子监国、并罢免丁谓的建议。而真宗表示同意。
　　
寇准回到家中，立刻找来当初拒绝草拟立后诏书的翰林学士杨亿，让他起草太子监国诏书，并承诺：一旦罢免丁谓成功，就让杨亿顶上丁谓的肥缺。
　　
杨亿这头关门拟诏，那头眼看成功在望的寇准心情大好，不免多喝了几杯，兴奋之下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计划泄漏了出来。而这番酒后的言语几乎是立刻就被丁谓知道了——明摆着是在大庭广众下说的，这样的大事在前，杨亿都知道关门谢客，他居然还忍不住酒瘾，没福啊没福。
　　
丁谓得知这样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雳，立即开始了对寇准的抵毁，倒过来要求真宗对寇准撤职查办。而真宗病中记性奇差，更有可能他对周怀政所说的本来就是没成算的事，因此他这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对寇准说过的话，立即同意了丁谓的主张。
　　
几杯老酒，断送了寇准的锦绣前程，他被罢相了。李迪成为新相。
　　
其实说起来，真宗当年的太子之位，还有寇准在太宗面前力保之功，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有胆有识，是第一等的人物，可是水至清则无鱼，他并没有宰相容人的气量，更过于豪侈狂放，这桩大事就这样砸在了他手上。
　　
再者，寇准与皇帝身边的太监结交得如此之深，又急于让太子监国，更是严重地触犯了真宗的“皇权”大忌，就算他出发点再高尚，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真宗是病得昏了头，寇准是喝酒昏了头，也是怪不得事情会急转直下了。
　　
周怀政眼见事情不妙，怕自己被追究，居然想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主意：废皇后刘娥、奉真宗赵恒为太上皇，逼其禅位于太子赵桢，召寇准复相。
　　
然而周怀政找错了合作伙伴，反被平日的好友杨崇勋、杨怀吉向丁谓告发了。丁谓立即换上便衣乘着妇人的车辆连夜联络党羽，次日便禀报了真宗。同时，当初寇准与朱能伪造“天书”一事也被丁谓揭发。真宗勃然大怒，恨不能立即要了寇准的命，幸亏李迪从中周旋，最后仅将他贬为相州知州（不过丁谓又擅改旨意，一个月后寇准便成了道州司马）。
　　
为官做宰之人，权力倾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用夺取来的权力为百姓为国家效力。不幸的是，在这一场政治斗争中落败的寇准，更称得起忧国忧民，而取得胜利的丁谓，却是完全不可与寇准同日而语。

而真宗到这个时候，也算是彻底地病糊涂了，已经到了言语错乱的程度。寇准远谪很久之后，他忽然对左右发问：“我很久没看见寇准了，他到哪儿去啦？”左右面面相觑，都不敢回答。
　　
而另一次的胡言乱语则把新相李迪给赔了进去。一天会见辅臣的时候，真宗忽然发怒，说：“皇后越来越不象话了，昨天把妃嫔都唤到她那里去，不让她们亲近我，把我一个人丢在寝宫里。”
　　
李迪作为首辅大臣，再加上从前就对刘娥没好感，此时便开口道：“既然皇后如此张狂，皇上就该以国法治她。”
　　
正在李迪就怎样处治刘娥一事向真宗进言到热火朝天的当儿，真宗忽然清醒过来了，坐在椅上越听越不对劲，出声道：“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处治皇后？”众臣都不明所以，便将缘故复述了一遍。真宗大惑不解：“我真说过这样的话吗？没有的事！”李迪目瞪口呆自不必说，而从此刘娥更与这位宰相结下了深仇。（她不舍得跟自己的病老公过不去，灭个把李迪却是不在话下。李迪虽然是冤枉，但也算为君分忧的说。）

李迪不久便罢相。此时真宗已病得很重，觉得有必要作出安排，便在承明殿召见群臣，宣布：此后由皇太子赵桢在资善堂听政，皇后贤明，从旁辅助。这其实是在名份和事实上，都认可了刘娥裁决天下事的权力。
　　
因此这个决定不能不引起朝中大臣们对太子前途的担忧，他们几乎都知道刘娥并非太子生母。更是对此心怀忐忑——何况生母又怎么样，为皇权杀亲子的生父生母还少了吗？
　　
副宰相王曾对此事更是忧心忡忡，于是他决定通过钱惟演向刘娥进言：“太子年幼，非皇后相助不能成长立足；而皇后如果不倚仗太子的名义，人心也不会归附。（现在太子前途摇摆，权臣心怀鬼胎）皇后如果在此时对太子格外加恩，太子才得平安；只有太子平安了，皇后和刘氏一族才能有倚靠、才能平安。”
　　
刘娥采纳了王曾的劝告，她和杨淑妃一起克尽母职，对赵桢越发关怀备至，视若己出，即使是日常饮食也必定要亲自过问，母子之情溢于言表，使得某些想离间刘娥赵桢关系之人不敢妄想。
　　
乾兴元年（公元1022）二月甲寅，五十四岁的赵恒病逝于延庆殿，遗诏曰：太子赵桢即位，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而小皇帝赵桢这时只有十一岁，实际上就是由刘氏处理政务。
　　
这是大宋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太后临朝，怎样安排便成了大臣们的当务之急。王曾建议仿东汉制度，太后坐左而幼帝坐右，五日一至承明殿垂帘听政。偏偏丁谓一心想要专权，因此他抢先一步，通过宦官雷允恭取得了刘娥的同意，颁布了一道懿旨：“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皇帝上朝；大事都由太后召集宰相们当面商议决策；日常军政则由雷允恭代为转奏太后，由太后处理。”王曾对这样的安排十分焦虑，可是也无可奈何。
　　
自此，所有的奏章在交给皇太后刘娥之前，都通过雷允恭先到丁谓这里打个转，他看着顺眼的内容才能呈到刘娥面前。面对同僚丁谓动辄便拿“太后”出来压制不同意见；而面对太后之时，他则拿“群臣公议”出来胁迫。
　　
自认已经是独揽朝政的丁谓逐渐得意忘形，先是一个劲地给自己加官晋爵，然后便想要借刘娥之手将自己的死仇李迪寇准等人置之死地——在刘娥发下的贬谪诏书里夹带刀剑、密令使者不拿出诏书宣读，直接逼令他们自尽。总算两人命大，都识破了这个诡计。
　　
从矫诏一事可以看出，丁谓以为刘娥不过是个女子，而且已年过半百，自己完全能够把她控制在股掌之中为所欲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不在乎身后名声。然而他低估了对手，刘娥很快就察觉了他的不轨企图，并且决心在他根基未深之前除掉他。当初在后位不稳的情形下刘娥必须培植自己的势力，对丁谓等人的不法举动睁只眼闭只眼。而如今真宗传下遗诏，太后听政已经得到了众臣的认可，丁谓及其党羽雷允恭等人还企图擅权，也就算是自寻死路了。何况丁谓早已声名狼藉，刘娥又怎么会愿意因为他而影响自己的声誉。
　　
不久，雷允恭为真宗陵寝监工之时，未经刘娥首肯便擅移地穴，谁料所移的方位是个泉眼，是风水中的“绝地”，刘娥大怒，立即将雷允恭下狱严查。
　　
王曾得了这个机会，想要连丁谓也一起拨去。于是向刘娥揭发说丁谓对雷允恭有意护庇，是因为这个擅移皇陵的主意出自于丁谓，他想要坏了皇家风水、图谋不轨。“包藏祸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
　　
刘娥其实很清楚丁谓和雷允恭在此事上并没有如此大过、也很清楚王曾的用心，不过王曾此举正中她的下怀，因此她将计就计，对王曾所言信之不疑。
　　
丁谓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连忙跑到帘子前面为自己辩白，正在说到指天誓日的时候，内侍却卷起了帘子，问他：“相公在和谁说话呢？太后早就走了。”——这是政治事件而非刑事案件，在这方面，刘娥在事发之前便已做了选择，又怎么会愿意听取什么呈堂证供呢！
　　
当年六月，雷允恭被诛，丁谓罢相贬谪。此时，距他企图杀害寇准李迪未遂的时间还不到半年。
　　
丁谓被贬出京之后，刘娥采纳了王曾的建议，开始和仁宗赵桢一起听政决事，正式垂帘。
　　
九月，真宗灵柩入葬永定陵。——在下葬之时，刘娥再一次采纳了王曾、吕夷简的正确主张，将“天书”做为随葬品一起埋入永定陵，总算终结了虚耗大宋国力十余年的“天书奇谈”，还了政治与社会环境一个清静。

天圣元年开始，皇太后刘娥成了大宋王朝真正的统治者。虽然如此，刘娥也知道，自己出身卑微，大宋王朝又是士大夫为尊的大环境，因此她需要大力抬高母家的地位。
　　
刘娥首先一而再地为自己的祖宗追加封赠——加到最后，曾祖父刘维岳成了天平军节度使兼侍中兼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母宋氏最后封到安国太夫人；祖父刘延庆成了彰化军节度使兼中书令兼许国公，祖母元氏封齐国太夫人；父亲刘通成了开府仪同三司魏王，母亲庞氏封晋国太夫人。
　　
饶是如此，她仍然觉得底气不足，早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时候就曾经想跟右谏议大夫刘综攀亲戚，刘综硬邦邦地回答：“我家没人在宫里。”刘娥只得罢休。如今刘娥当了皇太后，想要为家族攀高的想法又再一次冒了出来。她派人将满朝刘姓官员的家世都逐一调查，最后发现龙图阁直学士刘烨家的族谱不但齐全而且家世显赫，整整十二代祖宗都是出仕为官的。刘娥立即召见刘烨，主动向他套关系，说：“咱们都姓刘，把你的家谱给我看看，说不定我跟你还是亲戚呢！”
　　
刘烨是谁呀？他可是“宋朝的士大夫”，清高得很，根本没有和当朝太后拉关系的兴趣，连连摇头，不愿把家谱拿出来。谁知刘娥一心想攀亲，根本不觉得面子上有什么下不来的，一个劲地凑上去问。刘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心急之下只得假装突发急病，当场晕倒，这才在手忙脚乱中被抬着逃出了宫，事后坚决要求出京当地方官，刘娥只得由他去，再不提认亲一事。

认亲不成，刘娥便专心栽培“哥哥”刘美的子侄亲友。
　　
刘美本人早在真宗宗大中祥符五年就已经去世了，真宗对他的死非常伤心，废朝三日，并追赠他为太尉、昭德军节度使，他早死的前妻宋氏为河内郡夫人。刘美的长子刘从德当时年仅十四岁，升为供备库副使，次子刘从广才刚出世也封了个内殿崇班。
　　
真宗去世之后，刘娥待刘美的儿子女婿也如同待自己的亲生孩子，百般照顾。
　　
刘美的女婿马季良，原本是个茶商，靠岳父的荫庇在真宗时入仕为官。这倒也罢了，偏偏刘娥敢想敢干，非要让他当史官。这可是个非才子不能入的地方，是一定要经过考试的。刘娥当然知道女婿的才干有几升，马季良才入考场，她就派内侍去赐食。太后有所赐，那是得要立即拜领开吃的，否则大不敬。几位考官没得办法，商量之下只好让马季良去大吃特吃，哥几个自认倒霉，分头帮这位考生答卷子。考官们答出来的卷子，水平哪有不高的道理！于是马季良才名远扬，不但进了史馆，还一直干到了龙图阁直学士。
　　
刘从德则历任地方官，虽然能力有限，但是刘娥很善于发现他的“闪光点”。比如他在卫州知州任上，有一个叫李熙辅的县吏很会拍他马屁，他便向朝廷推荐其“才”。刘娥立即将这员小吏提拨做了京官，还喜上眉梢地表扬刘从德：“儿能荐士，知所以为政矣。”
　　
偏偏刘从德福浅，正在前途似锦的时候，却在一次返京的路上病死了，才二十四岁。刘娥对“侄子”的死悲痛至极，干脆将刘从德生前的姻亲朋友门人以至奴仆数十人都一古脑儿地提拨做了官儿。员外郎戴融曾经是刘从德任卫州知州时的助手，马屁也拍得很叫响，这次就升任三司度支判官。
　　
这一出“升官记”引得众人侧目，御史曹修古、杨偕、郭劝偕同推直官段少连一起，纷纷上疏反对。刘娥正是悲伤头上，大怒之下将他们统统贬官。

当然，刘娥并不是靠这样的任性来治理国家的，她号令严明，赏罚有度，虽然难免有些儿偏袒家人，但并不纵容他们插手朝政。在大是大非面前，她更尊重士大夫们的意见，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都得到了她的重用，刘氏姻族也没有做出为害国家的祸事。
　　
刘娥协助真宗理政多年，对朝臣结党吏治不靖深有感触，她知道自己年长皇帝年少，这样的状况是很容易被有所图谋的大臣钻空子的，于是她用了一个计策。
　　
真宗下葬之后，刘娥挑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做出非常恳切的模样对大臣们说道：“如今国事变动，我和皇帝多亏诸公匡助，才能有今日，实在感激。诸位可以将亲眷的姓名都呈报给我，也好一律推恩录用，共沐皇恩。”大臣们听了都高兴不已，将自己能想到的亲戚名字都一个不漏地汇报了上去。衮衮诸公们这可算是睁着眼跳坑——刘太后将这些名字都记录下来，此后凡遇到有推荐官员的时候，她都拿去核对一下，只有榜上无名者才能得到升迁的机会。从而避免了朝臣编织权力网的可能。
　　
除了对外理政，刘娥对内也一样将皇宫治理得平平整整。
　　
邓国大长公主姐妹入宫拜见刘娥，刘娥见她们年老发落，叹道：“姑老矣。”赐给她们贵重的珠玑帕首，以遮挡日益稀疏的头发。消息传出，润王妃李氏也想向刘娥索取一份，刘娥婉转回绝，说：“大长公主她们是太宗皇帝的女儿、先帝真宗的妹妹，照顾她们是应该的，我们这些赵家的媳妇就不用太讲究了。”
　　
从前赐大臣喝茶，所用的茶具上有龙凤图样，刘娥认为这不是人臣所能用的器具，下令全部更换。她偏袒娘家人是出了名的，但是每逢赏赐食物给刘家人的时候，她也仍然不忘将金银龙凤器皿换成铅器，说：“不能让皇家器物进我家里，他们不能使用。”
　　
当初刘娥做皇后时服饰简朴，如今做了太后仍然不改初衷。仁宗完婚之后，身边嫔妃宫娥争妍斗丽，太后宫中的侍女们见皇帝侍女的服饰如此华贵，都觉得自己身为太后宫人，怎么能被皇帝的宫娥给比下去呢？然而无论她们怎么说，刘娥都不为所动，告戒说：“那是皇帝嫔御才能享用的，你们哪有这样的资格。”

随着掌权日久，刘娥越来越不愿将权柄交到仁宗手里，然而做为母亲的职责她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仁宗小时候体弱多病，刘娥又忙于理政，便将照顾之责交给杨淑妃代行。赵桢因此称刘娥为“大娘娘”，称杨淑妃为“小娘娘”。
　　
刘娥对儿子管束严格，杨淑妃则对儿子宠溺备至。赵桢体弱，刘娥不让他吃虾蟹等寒凉之物。可越是不让吃就越是想吃，把赵桢馋得够呛。杨淑妃心疼儿子，常常会背着刘娥给赵桢弄些来解馋。
　　
刘娥虽然不是赵桢的亲生母亲，但是她心里已经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她自己生活节俭，却时常将自己的私蓄拿出来，派使者四处施舍、拜佛问道。从前是为真宗祈福，后来则是为赵桢，夫妻母子之情溢于言表。因此，赵桢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他认为刘娥就是自己的母亲。
　　
对这一切，赵桢的生母李氏从没有对任何人表示过任何怨言，更不曾提起自己是皇帝生母的事实，始终默默无语。刘娥虽然将赵桢从她怀中抱走，但是与史书上所记载的其它“夺宫人子”的皇后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对李氏心怀歉疚。
　　
正因为如此，刘娥不但没有将李氏置诸死地，反而早在真宗年间就派刘美、张怀德在民间为李氏寻访失散多年的亲属。最后找到了李氏的弟弟李用和，征得真宗的同意后封了他一个三班奉职的官儿。难得的是刘娥并不是在真宗那里做表面文章，真宗去世后，她仍然对李用和渐次升迁，对李氏也并未下杀手，而是按照制度将李氏升为九嫔之一“顺容”，迁往真宗永定陵，成为守陵的“先帝诸妃”之一。
　　
明道元年（公元1032）二月，四十六岁的李氏患了重病，刘娥连忙派太医前去诊治，并晋封她为“宸妃”。然而薄命的李氏却没有活着享受一天宸妃的待遇，就在封妃的当天离开了人世。

为了避免众人关注，最初的时候刘娥不愿意为李宸妃举办丧礼，只想以普通宫嫔的身份殓葬了事。然而宰相吕夷简却是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角色，趁着议政的机会，他当着刘娥和赵桢的面询问：“听说不久前有位先帝宫嫔去世了？”
　　
刘娥闻听大惊，连忙宣布退朝，将赵桢送进宫之后，她单独召见吕夷简并责问道：“死了一个宫人，与宰相有什么关系？”吕夷简回答道：“我既然身为宰相，自然凡事都应当过问。”
　　
刘娥被他顶撞得怒上心头：“宰相是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之情吗？”
　　
吕夷简答道：“太后如果不顾念刘家，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你还对刘家有一丝香火情谊的话，就应该厚葬那名宫人。”刘娥有所醒悟，也懒得遮掩了：“对李宸妃的丧事，宰相有什么主张？”吕夷简便提出，要以一品的礼仪将李宸妃殡殓，并在皇仪殿治丧。
　　
刘娥答应了吕夷简的要求，但是心里终归有些不情愿。承办此事的人便想趁机讨刘娥的欢心，借口说时辰不利丧葬，不能让棺木从宫门通过，只能从宫墙上凿个洞运送。
　　
吕夷简听到这个消息后据理力争：“凿墙不合礼制，一定要让棺木从西华门正大光明地送出。”来回说了三次，刘娥仍然心有不甘，不愿答应。
　
吕夷简于是冒火了，也不管对方是不是太后，正言厉色地道：“李宸妃乃是皇帝的生身之母，如今居然丧不成礼，将来一定有人要因此而受罪，到那个时候，可别怪我吕夷简事先没给你们说明白！”
　　
刘娥虽然有些自私，但还是个明理之人。她没有动怒，并最终接受了吕夷简的劝诫，按一品礼仪安葬了李宸妃，还给李氏穿上了皇后的冠服、在棺中灌满水银养护李氏遗体，李宸妃的父母都得到追封，弟弟李用和也再一次推恩晋升。

随着权力越来越大，刘娥也越发恋栈权力，不愿意还政于仁宗，群臣眼看皇帝已经成婚多年，尚且不能独自理政，便纷纷上书，刘娥一律装聋作哑。而一个一个叫林献可的人是其中态度最激烈的，则被她流放。而一些想要通过刘娥捞取好处的马屁精，则抓住刘娥这一心理，鼓动她称帝。刘娥虽然有些动心，但是她并不心狠手辣，不愿为当皇帝而大动干戈，于是她决定试探一下朝臣的看法再做打算。
　　
于是她向参知政事鲁宗道发问：“武则天这人怎么样？”鲁宗道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唐之罪人！”刘娥明白了朝臣的心思，放弃了称帝的念头。但是不死心的大有人在。方仲弓向刘娥上书，请她依武则天立武氏宗庙的例子，也给刘氏建立宗庙；还有个程琳也献上一幅《武后临朝图》。刘娥断然将这些书册当众掷在地上，对众人说：“我绝不会做这样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刘娥的表态使群臣如释重负，对赵桢更是一种抚慰，他打心里对母亲感服。此后他恪尽孝道，每逢新年或刘娥生辰，他都要率百官跪拜恭贺，并在天圣七年（公元 1029）九月颁布诏书，将太后生辰“长宁节”的仪礼升级到与皇帝生辰“乾元节”相同的程度。范仲淹表示反对，赵桢压根不听。
　　
明道二年（公元1033）二月，宋王朝要举行祭太庙的大典。刘娥也许是自觉天命已不久，想要在生前穿一次天子衮冕，便提出自己要着衮冕祭祀太庙。
　　
主意一出，朝臣哗然。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拗不过这位老太太，只得将皇帝衮衣上的饰物稍减了几样，呈了上去。
　　
二月乙巳这天，皇太后刘娥穿着天子衮衣、头戴仪天冠，在近侍引导下步入太庙行祭典初献之礼。为了将这场典礼搞得功德圆满，亚献者为皇太妃杨氏、终献者为仁宗皇后郭氏。
　　
仪式结束后，刘娥在太庙文德殿接受了群臣给自己上的尊号：“应天齐圣显功崇德慈仁保寿皇太后”。
　　
一个月后，六十五岁的刘娥的病情渐趋沉重。
　　
为了祈求刘娥病愈，赵桢召回被刘娥贬谪的官员，大赦天下，还四处征召名医，自己更是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然而回天无力，刘娥仍然在几天后病逝于宝慈殿。
　　
刘娥去世的第二天，赵桢在皇仪殿召见宰辅重臣，号啕大哭地向众人询问：“太后临终时几次扯动身上的衣服，似乎有什么话要交待，却已经是口不能言。不知道她究竟有什么心愿未了？”
　　
参知政事薛奎立即明白了原由，对仁宗说：“太后是不愿穿着天子冠服入葬，不想被先帝看见她这个样子。”
　　
仁宗恍然大悟，遂下令给太后换上皇后的服饰，以完她回侍真宗的心愿。

正当仁宗为刘娥辞世悲痛欲绝的时候，群臣却纷纷向他进言，说他完全不必如此伤感，刘太后并非他的生母，燕王更说仁宗生母李宸妃是被刘太后毒死的。
　　
仁宗闻讯极度震惊，立即派人召来李用和，让他亲自去查看李宸妃的棺木。
　　
开棺之后，被水银保护起来的李宸妃遗体面色如生，而且穿戴着皇后的服饰。随葬器物也是一品夫人的档次。
　　
李用和性情与他姐姐一样厚道谨慎，何况他也为刘娥让自己姐弟团聚不施辣手而心存感激，因此他如实向仁宗汇报了开棺验看的结果。
　　
亲舅舅的一番话打消了仁宗的惊疑，他叹道：“人言岂可尽信。”随后来到刘娥牌位前焚香拜谢、自责轻信谣言为不孝，哭着说：“从此后大娘娘的生平可清白分明了。”或许是为了赔罪，他为刘娥上谥号为“章献明肃”，而生母李宸妃的谥号则仍为两个字：“庄懿”。
　　
九月，赵桢下诏，刘娥和李宸妃同时迁葬真宗的安息之地永定陵。
　　
灵柩起驾这天，赵桢首先为刘娥发引，他不但执孝子礼，还不顾宰相们的劝阻亲自行执绋之礼（牵引棺材的绳索），一直步行送出皇仪殿。随后他才再去往李宸妃下葬的洪福院为生母起灵，伏在棺木上痛哭说：“劬劳之恩，终身何所报乎！”——作为儿子，赵桢等于同时并丧生养二母，确实够惨的。
　　
此后，在刘娥当权时被贬谪的官员纷纷还朝，他们都向仁宗控诉刘娥的失当举措。赵桢虽然一一予以昭雪抚慰，仍然忍不住说：“我不忍心听人讲母亲的坏话。”时间长了不胜其烦，他干脆下诏要求众人都不得再说刘娥的是非。
　　
刘娥死后，刘氏家族受尊崇的程度比刘娥在世时还要加厚。刘美的幼子刘从广十七岁便担任滁州防御使，仁宗还为他作主迎娶了荆王赵元俨的郡主为妻，交结士大夫为友。死后追赠昭庆军节度使，谥良惠。刘从德的儿子刘永年智勇过人，应对寻衅的外国使臣态度刚毅，契丹人目之为神，他在英宗年间去世，追赠崇信军节度使，谥庄恪。
　　
刘娥曾经留下遗诏，要赵桢尊自己的姐妹、一同承担抚养之职的杨淑妃为皇太后。赵桢遵照刘娥的旨意，封杨氏为“保庆皇太后”，虽然不再让杨氏临朝垂帘，但也克尽了儿子的孝道。杨氏做了三年皇太后之后，以五十二岁的年龄无疾而终，谥章惠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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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之母——元睿宗拖雷妻唆鲁和贴尼


古今中外，同一个女人生出几个皇帝的事情虽然不多，可是也从来没有少过。中国有北朝娄太后，欧洲则有法国的凯萨琳太后。三人为众，她们所生的儿子群可算是帝王众多。但是这些帝王，虽然在吾辈小民看来，都是难以企及的人物，然而一山更有一山高，比起另一位母亲的帝王儿子们来说，他们就实在是芝麻绿豆的小角色了。
　　
这位母亲的名字，叫怯烈&#8226;；唆鲁和贴尼。她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其中有三人终身称帝，还有一个儿子运气稍差，没能把皇帝这个工作干到底就被撤了职。
　　
按照出生的先后顺序，这四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蒙哥是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开创元朝，旭烈兀为伊利汗国（波斯）皇帝，阿里不哥则曾经与忽必烈争夺帝位并一度占上风，称蒙古帝国大汗（皇帝）近四年（公元1260-1264）。
　　
而这四个儿子之所以能够登上人间巅峰，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但有一个深得成吉思汗信任的父亲拖雷，更有一个睿智精干的母亲唆鲁和贴尼。
　　
唆鲁和贴尼是什么时候嫁给拖雷的，已经难以考证。可以确定的是，她是拖雷诸妻中年纪最长、最早嫁给拖雷、也最受宠的。在拖雷的十一个儿子中，出自她腹中的就有四人。

做为后妃、做为母亲，唆鲁和贴尼无疑是幸运并且成功的，但是做为一个女人，唆鲁和贴尼却四十岁左右就成了寡妇。造成这两种情形的理由都只有一条：她是拖雷的妻子。
　　
成吉思汗铁木真嫡妻孛儿贴一共为他生下了四个儿子。在这四个嫡出儿子中，拖雷是最幼子。按照蒙古习俗，幼子为“守产”之子，理应继承父亲的财产和牛羊。除此之外，拖雷本人更是同胞四兄弟中最有胆略才干的。因此，成吉思汗对拖雷的喜爱是不言而喻的。成吉思汗曾经让他担任监国，还曾经将拖雷称为自己的“那可尔”（同伴）。
　　
成吉思汗曾经想将帝位传给拖雷，但是在家族内部纷争之中，他最后决定将帝位传给嫡三子窝阔台。大约是为了补偿，更因为蒙古习俗使然，成吉思汗随后将绝大多数的财产分给了拖雷。——有一个最直接的对比是这样的：拖雷所得军户为十万一千户，汗位继承人窝阔台仅得四千户。
　　
不过，蒙古帝国时期有一个这样的规矩，即使老皇帝有遗嘱，也必须通过忽里勒台大会的最后批准，新帝才能继位。这是一个必须得走的过场。
　　
成吉思汗死于公元1227年七月十二日，在他死后两年间，蒙古汗国都没有正式确定新汗。最终，在公元1229年8月，蒙古诸王大臣齐聚，召开了忽里勒台大会。
　　
会议由拖雷主持，由耶律楚材从中周旋。经过长时间的议论考量，实力最雄厚的拖雷表示愿意接受父亲的主张，将汗位给予三哥窝阔台。
　　
由于拖雷的实力实在太雄厚，虽然他已经点头应允，窝阔台仍然颇为踌躇，说当着这位弟弟的面登上汗位，自己很过意不去。
　　
经过多次推让，窝阔台终于被二哥察合台、弟弟拖雷、叔父斡惕赤斤一起又推又拉地登上了蒙古帝国的大汗宝座。
　　
窝阔台登上帝位之后，拖雷遵守诺言，尽心尽力地辅佐他。不过我们可以想象，窝阔台心里面不可能不对这位实力超群的弟弟满心忌惮。
　　
公元1231年，窝阔台和拖雷率大军南征，目的地是金国。
　　
早在成吉思汗临死前，他就已经预言蒙古大军一定能够分头灭金灭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金与宋之间有“靖康”的死仇，宋朝绝对不可能给予金国任何协助，反而会给蒙古帝国帮大忙。灭金之后再灭宋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不幸的是，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成吉思汗的战略远见，在这方面，他对战国年间“远交近攻” 的策略即使不是再次发现，也可以算得是活学活用。当蒙古大兵压境之后，金哀宗果然接连遣使向南宋求和请援通好，宋理宋不予理睬，并且与蒙军结成了同盟。
　　
金国在左右夹攻之下，经过三年的挣扎，终于在1234年灭亡了，37岁的金哀宗自尽。勉强也算是一个祖辈造孽儿孙还债的下场。

然而就在蒙古汗国凯旋北归的路上，窝阔台突然患病，口不能言。病情发展得很快，自起病后不到一个月间，窝阔台已经到命悬一线的地步了。随军的巫师用了所有的方法也不能阻止大汗走向死亡的步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由于蒙古军队灭金之时杀戳太过于惨毒，触怒了金国土地上的鬼神，他们一定要报复，因此任何祭祀都没有作用，除非大汗自己死掉，或者堪与大汗地位相比拟的皇族死掉，才能平息他们的怒火。（这些鬼神很爱国的说）
　　
这时，拖雷站了出来，他认为自己正是有这个资格的人选：“父亲选择汗兄继承了汗位，承担了统率万国的至高任务，我辅佐汗兄，要把忘了的事情提醒你，睡着了唤醒你。如果失去汗兄，我能提醒谁唤醒谁？我愿意代死。何况在征战中杀人最多的正是我（也算是实话实说），造下无边罪孽的也是我，应该让我被带走。”
　　
既然他这么说了，窝阔台自然不会客套。巫师立即将木碗端来，里面盛着据说是抹过窝阔台身体后又施了咒语的水。拖雷将这碗水饮下之后，窝阔台果然霍然而愈，而四十来岁的拖雷却死了。
　　
由于拖雷有这样代兄赴死的“义举”，整个蒙古帝国上下，都将他奉若神明，窝阔台也非常感激。
　　
不过这事儿实在透着糊涂。被蒙古帝国灭得寸草不生的国家多了去了，金国的百姓好歹还剩了那么一些，怎么说，金国鬼神的怒气也不至于能高过那些国家的鬼神吧！再者说了，如果灭了一个国家，那国家的鬼神就要立即现世报灭掉仇家的一个高级成员，那蒙古帝国的宗王老早就该一个不剩了。何况，北宋王朝那般惨烈的靖康之耻，咋没见鬼神出来效个力啥的！
　　
拖雷之死，就这么神秘离奇地记载进了《蒙古秘史》，成为元史中最大的一桩谜案。
　　
拖雷临死前，曾经嘱咐窝阔台照料自己留下的孤儿寡妇。然而再怎么照料，孤儿寡妇就是孤儿寡妇，何况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窝阔台照料的方法并不是很地道。

蒙古汗国盛行的是萨满教，当时的萨满教仍然带着原始宗教的印记，巫术、人牲、天意……以巫师的说法来解释拖雷之死，不但冠冕堂皇，而且还可以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然而——唆鲁合贴尼却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她是成吉思汗义父王罕之弟扎合干不的女儿。王罕的克烈部被成吉思汗灭掉，扎合干不也被杀。但是唆鲁合贴尼仍然坚持着克烈部的信仰。她信仰的可不是萨满教，而是“景教”，即基督教中的聂思脱里派，蒙语称之为“也里可温”。因此巫师的解释几乎不可能在唆鲁合贴尼这里过关。
　　
几乎是从知道丈夫死讯的那一刻起，唆鲁合贴尼就敏锐地感觉到了事情另有隐情。不光是因为宗教信仰差异太大，更因为她深知蒙古汗国皇族内部的许多隐事—— 早年，成吉思汗就曾经派三名力士杀死了威胁自己权威的巫师阔阔出并毁尸灭迹，还声称是“上天”取走了阔阔出的性命和尸体。
　　
不过，唆鲁合贴尼的理智很快就战胜了感情，再说人死不能复生，拖雷“义举”的名声肯定是比被大汗铲除的名声更符合实际需要，她没有做任何反应。与此同时，做为拖雷家族的当家人，唆鲁合贴尼开始严格地约束诸子及部属，既不让他们做任何违拗窝阔台大汗的事情，更不让他们彼此之间争执。总之，不能给别人任何整治拖雷家族的理由。
　　
然而，唆鲁合贴尼的默不作声，并不能平息窝阔台的疑心。他开始用各种方法挑衅拖雷家族。

窝阔台很清楚，拖雷家族如今的主心骨就是唆鲁合贴尼。于是他忽然颁下了一道诏书，要唆鲁合贴尼改嫁，而且是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
　　
拖雷死时，贵由刚二十七岁，比唆鲁合贴尼的长子蒙哥大不了几岁（蒙哥小的时候还曾经做过窝阔台一段时间的养子）。如今居然要让养子的母亲嫁给自己的儿子，很明显这不是一椿般配的婚姻。虽然说氏族中有“收继婚”制度，但为什么窝阔台放着那么多年貌更相当辈份更尊长的宗室王公不选，偏要选自己的儿子？隐藏在背后的真正原因，应该还是他想借机将拖雷家族的兵权财富统统纳入窝阔台系的囊中，也顺便使拖雷诸子没有母亲可依靠。（算一下这个辈份很壮观：唆鲁合贴尼是王罕的侄女，本应与成吉思汗平辈，却嫁给了他的儿子；现如今窝阔台更要将弟媳妇变成儿媳妇）。
　　
接到诏书的唆鲁合贴尼非常镇定，她委婉地答道：“我并不敢违背大汗的意旨，只是我已经立下誓言，一定要先把拖雷的儿女抚养到成年之时。我不能背誓。”
　　
既有拖雷为兄替死的名声，加上唆鲁合贴尼又说得这么心平气和，窝阔台实在找不出什么毛病，再加上年轻的贵由并没有领会父亲的用意，始终没有坚持非娶寡婶不可。窝阔台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然而，贵由议婚之事并不是窝阔台唯一给唆鲁合贴尼找的麻烦。
　　
窝阔台在毫无理由、未经过任何宗室商议的情况下，就忽然把原属于拖雷家族的三千军户划到了自己的次子阔端的名下。
　　
这一次的挑衅如此公然，果然触怒了拖雷部下的将领，他们纷纷表示要去讨回这个公道。
　　
然而唆鲁合贴尼仍然不动声色，她劝阻了部属的冲动，并平息了他们的怒火。经过她的说明，她的儿子和将领们都明白了忍耐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唆鲁合贴尼甚至变害为利：既然自己的部属和财产是不能拿回来了，何不趁势和阔端结下友情？果然，阔端从此成了窝阔台系最为亲近拖雷家族的人物之一。只是可惜他死得太早了一点，没能为拖雷家族帮上更大的忙。
　　
早在拖雷去世之前，与他最为友好的大哥术赤就已经去世了，而且术赤的封国是遥远的钦察汗国（顿河、伏尔加河一带）。然而，唆鲁合贴尼并没有因为术赤和丈夫去世、钦察汗国又地处僻远，就疏远与这一支宗王的关系，恰恰相反，在唆鲁合贴尼的主持之下，拖雷家族与术赤家族联系得更紧密了。这也进一步使得窝阔台不好轻易为难唆鲁合贴尼。
　　
由于在唆鲁合贴尼的管理下，拖雷家族长期以来都表现得服从温顺，时间久了窝阔台也就不再成心找岔了。此后尽管拖雷诸子统兵四出征战，军事实力越来越雄厚，他也不再把他们视做威胁，反倒对他们非常喜爱。窝阔台对唆鲁合贴尼也渐生愧疚之心，对她提出的要求一般都尽可能的满足。
　　
但是唆鲁合贴尼仍然没有立刻轻举妄动。

宋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十一月，56岁的窝阔台因为饮酒无度离开了人世。由于他的六皇后乃马真脱烈哥那企图篡改窝阔台的遗愿，又想要自己称制掌权，致使蒙古帝国的汗国虚悬了五年之久。
　　
在这五年间，无数的宗王都想打这个帝位的主意，互相打来打去，搞得乌七八糟。反倒是实力最强的拖雷一族，由于唆鲁合贴尼的审时度势，没有趟这混水。
　　
在乃马真称制四年后的公元1246年春天，蒙古汗国又一次推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大会在哈剌和林召开了。由于窝阔台生前曾有交代，要由三子阔出之子失烈门继承帝位；再加上诸王都各有私心，因此都不太情愿让乃马真的长子贵由继承汗位，术赤之子拔都的不满尤为突出，他干脆连会议都缺席了。在这个时候，唆鲁合贴尼却表态支持贵由，而且她所带领的拖雷家族也是到达会场最早、最光鲜的一支。
　　
当贵由终于登上帝位之后，他对唆鲁合贴尼非常感激，可着劲儿地给拖雷家族各种荣誉和权力。当然贵由报恩之余也没有忘记跟自己早有私怨的拔都。称帝之后，他立即决定率军讨伐钦察汗国。
　　
唆鲁合贴尼当然立刻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她派出密使，将贵由出兵的消息暗暗通知了拔都。——不用说，在贵由感激涕零之后，接着就轮到拔都感激涕零了。
　　
有了这样两面逢源的局面，唆鲁合贴尼和她统率下的拖雷家族，能有未来那般远大的前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这年四月，贵由率领讨伐拔都的大军刚刚抵达乌伦古河，就突然离奇死去了。关于他死因的多种说法几乎都与拔都有关系，甚至于有一种说法就是提早得知消息的拔都派人将贵由给毒死了。总之这一切多少都与唆鲁合贴尼的报讯脱不了干系。

总之，刚刚当了三年大汗的贵由就这么死了。唆鲁合贴尼倒也礼数周到，第一个派人前去看望他的大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海迷失随后临朝执政。可惜的是她没有唆鲁合贴尼那样的头脑，更没有她管教儿子的本事。蒙古汗国又陷入混乱之中。
　　
在这个节骨眼上，拔都突然向宗王广发“英雄贴”，要他们到自己的钦察汗国来召开选举新汗的会议。由于拔都是成吉思汗的长房当家人，包括海迷失皇后在内的宗室都不得不给这个面子，即使自己不想来的也都派了代表前来。
　　
不用说拔都也有心想打汗位的主意。但是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向拖雷家族投桃报李，主动提出要议立拖雷长子蒙哥为新汗。这不仅是因为拖雷家族与术赤家族关系亲密，也因为在唆鲁合贴尼的管教之下，儿子们不但都能征善战有心计，而且还异常的团结，实力非常的雄厚。
　　
在拔都的一力主持下，蒙哥被术赤家族和拖雷家族推举为新汗。
　　
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察合台家族和窝阔台家族的反对。然而此时的唆鲁合贴尼与蒙哥已经掌握了主动，在连续发出两年的邀请都被拒绝之后，蒙哥决定抛开那两个家族自行召开忽里勒台会议。
　　
公元1251年夏天，蒙哥正式在哈剌和林登基称汗，同时追封父亲拖雷为英武皇帝，庙号睿宗。
　　
蒙哥称汗引起了窝阔台家族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当初早有誓言，汗位永远属于窝阔台系，如今怎么却变成了拖雷家族的呢？于是贵由的儿子脑忽联同窝阔台的另两个孙子忽秃黑、失烈门密谋造反。谁知道事情中途泄漏，蒙哥趁机将将察合台系与窝阔台系所有反对自己的人都抓了起来，在审讯后几乎统统杀光。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场审讯，就是在唆鲁合贴尼的金帐里举行的。被审讯的是“元定宗”贵由的斡兀立海迷失皇后以及失烈门的母亲合答合赤哈敦。
　　
这时候蒙哥和唆鲁合贴尼可不是若干年来一直低眉顺眼礼貌俱全的模样了。海迷失皇后与合答合赤哈敦夫人，这两个曾经权势熏天的女人很快就屈打成招，并被判处了死刑。
　　
窝阔台汗国从此被划成分零八落，由几个年幼的或亲近拖雷家族的窝阔台子孙（如阔端的后人）分别执掌。蒙哥没有了后顾之忧。
　　
自拖雷死后的整整十七年间，唆鲁合贴尼一直维持保护着整个家族的利益，并在不动声色中使这个家族日渐壮大，最终达了主掌蒙古帝国的终极目标。如果说唆鲁合贴尼的所有动作都是为拖雷复仇，似乎也不是百分之百——面对将克烈部灭族、却又孕育了自己心爱丈夫与儿女的成吉思汗家族，我们实在猜想不出这位克烈部女儿内心所有的想法。
　　
但是无论如何，唆鲁合贴尼以她超群的计谋与政治头脑，完成了历史上最迂回的王位争夺战，她在元朝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的影响力仅次于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
　　
眼看儿子成为帝国皇帝、丈夫也获得身后尊崇的第二年，如愿以偿的唆鲁合贴尼离开了人世，年纪大约在六十岁上下。按照习俗，她下葬起辇谷。
　　
唆鲁合贴尼留在史书上最鲜明的一笔记录，是由她的三子旭烈兀写下的。他担任了蒙古第三次西征的主帅，一路横扫到麦加、大马士革。旭烈兀素有“屠夫”之称，所到之处动辄屠城，几乎变成人间炼狱。然而由于母亲唆鲁合贴尼信仰基督教，他放过了各地的基督教徒。（蒙哥派他西征的理由之一，就是“扫清异教徒”。我汗，十字军东征没彻底干成的事他们来干，这是打的宗教战争吗？）
　　
唆鲁合贴尼的长子蒙哥在称帝九年后的七月逝于攻打南宋的军营中，地点在四川钓鱼山。
　　
蒙哥死时，同母弟忽必烈也在中原、旭烈兀则远征伊朗，留守帝国都城哈剌合林的幼弟阿里不哥想要趁机登上皇帝宝座。
　　
公元1260年3月，唆鲁合贴尼次子忽必烈在开平称汗。
　　
公元1260年4月，唆鲁合贴尼幼子阿里不哥在按坦河称汗。
　　
公元1264年，经过四年的皇位争夺战之后，忽必烈最终胜出，阿里不哥被软禁。
　　
至元二年（公元1265），忽必烈为生母唆鲁合贴尼上谥号为“庄圣皇后”。
　　
至元八年（公元1271），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正式建立元王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将一个殖民帝国带入中原封建王朝时代。只是由于他推行汉法，蒙古帝国西方的汗国都先后脱离了元王朝的管治。而忽必烈自幼接触儒学的最大理由，就是唆鲁合贴尼给他请了儒师。
　
至大二年（公元1309）十二月，元成宗铁穆耳为祖母唆鲁合贴尼再上谥号为“显懿庄圣皇后”。
　　
十个月后铁穆耳再为祖母上玉册，曰：“祖功宗德，称诔于天。内则阃仪，受成于庙。行之大者名必显，恩之隆者报则丰。上以增佐定之光，下以伸遹追之孝。钦惟庄圣皇后，英明溥博，圣善柔嘉。尊俪景襄，阴教纯被。逮事光献，妇职勤修。勋聿著于承天，祥两占于梦日。迹圣绪洪源之有渐，知深仁厚泽之无垠。玄符肇自涂山，顾前徽之未称；苍箓兴于文母，岂后嗣之能忘。是用参考彝经，丕扬景铄。敷绎宝慈之谊，形容青史之规。谨遣摄太尉某奉玉册玉宝，加上尊谥曰显懿庄圣皇后。伏惟睿灵，昭垂鉴格。礼严閟宫，乐歌夷则。亿万斯年，承休无斁。”
　　
由于生出了这么几个影响力巨大的儿子，拖雷和唆鲁合贴尼的身后待遇极高。至今在成吉思汗陵的东殿里，仍然供奉着他们的灵柩。
　　
在蒙古族心目中的唆鲁合贴尼，不但是神圣的皇后、太后，民间更将她尊为送子娘娘。认为诚心供奉她将能够诞育出众的儿女。（这是谁的创意？简直天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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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脚皇后——明太祖朱元璋妻马秀英


一、皇后丈夫的人生
　　
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孙忽必烈定国号为“元”，都燕京（称大都，今北京）。同年，在杭州城南宋皇宫内，度宗皇后全氏生下了嫡子赵显。这个婴儿的人生，注定是一场悲剧，而悲剧的直接策划者，就是远方大都城的主人元世祖忽必烈。1276年，元兵攻陷临安城，五岁的赵显做为南宗小皇帝被俘，他的弟弟卫王赵昺及其生母杨淑妃则在混乱中逃脱，和同样脱难的大臣们组成了南宋流亡皇朝，1279年，小朝廷与元朝追兵在广东新会县进行了最后一场崖山大战。兵败之后，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赵昺投海自尽。南宋灭亡。弟弟死后第十年，1288年，忽必烈将赵显送往遥远的西藏出家。1323年，53岁的赵显被赐死。据说赐死的原因就是他居然成了高僧，号合尊大师，不但徒儿众多,而且还在藏区娶妻并生子完普（赵完普亦为僧）。
　　
元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赵显死了不过三十来年，元王朝就结束了它统治中原的历史。就这么短暂的时间，却更换了十一个皇帝，而其中皇权正常交替的还不到一半。
　　
朝政的混乱和统治的残暴，促成横征暴敛，与人祸如影随形的，还有天灾。百姓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月，为了活命不得不到处奔逃迁徙。
　　
在江苏沛县，就有这样一家姓朱的贫户。这家人在元初隶籍淘金户，必须四处淘金，即使无金可淘也要交大笔税款。无奈之下，朱家的当家人朱初一不得不舍弃微薄的家业，到处逃税。在很短的时间里，这家人先是迁居句容，又迁居苏皖两省交界地带的泗州（今安徽泗县）。
　　
元朝泰定帝四年（公元1327），朱家的一家之主朱初一病逝于泗州城北郊孙家岗（盱眙县仁集乡明陵村）。连年灾荒又加上一家之主的弃世，朱家儿孙不得不洒泪相别，各寻生路。朱初一的次子朱世珍（又名朱五四）带着妻子陈氏、长子朱重四、次子朱重六、三子朱重七以及两个女儿，再次离开孙家岗，迁居岳家所在的木场津里（今安徽明光市明东乡赵府村），成了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佃农。
　　
做为这个佃农家庭的主妇，陈氏每天都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儿啼女哭中苦度。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这样一个生不如死的贫妇，竟在冥冥中与宋元明三个王朝的兴亡更替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陈氏的父亲姓名不传，史书也仅称他为“陈公”。陈公的人生就是一部传奇，他早年在乡间谙习巫术，后来从军做了名将张世杰的部属，并参与了南宋灭亡前夕的最后一战：崖山之战。在战役中，陈公被打落大海，又奇迹般地漂到岸边得了活命。由于这样的经历，陈公在逃生返乡路上也经历了百般艰险，最终也不敢久居家乡，而是避居津里，靠着早年所习的巫术维持生计。搁在今天不折不扣就是一个“巫师神汉”。巫师陈公只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招了个姓季的女婿，生下的长子传了陈家香火；二女儿则嫁了朱家。陈公的人生虽然艰难，却活到了九十九岁，总算扯了个平。
　　
举家迁至津里的第二年，即元文宗图贴睦尔天历元年九月十八(公元1328年10月21日)，明光东风湖荒滩上的朱家窝棚里，陈氏生下了她最小的儿子朱重八。
　　
这个儿子的孕育过程，史书上写得天花乱坠。说是陈氏在梦中遇神人授给她一个“置掌中有光”的药丸（恐怕说是明珠更实际些，反正姓朱）。陈氏在睡梦中将这丸药吞入了腹中，醒后口中尚有余香。等到孩子出世的时候，就更是红光满室，导致邻里都误以为朱家起火了，纷纷赶来搭救时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事实上，史书上的这一段说辞，与朱家乃“上古颛顼帝之后”的说法一样，都是出身贫寒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自高身份的说法，现实中的朱元璋，是在苦难的家庭中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在中国历朝开国皇帝俱乐部里，朱元璋是唯一一个出身贫寒彻骨的成员。
　　
朱家逃荒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东风湖的荒滩上。此后朱世珍又拖家带口地到处流浪，儿女乞讨，夫妻做雇农，先后去过虹县、灵壁，最后来到了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县太平乡孤庄村）。
　　
“上屋搬下屋，不见一箩谷”。经过了多次搬迁，朱家的处境，到了贫寒都不足以形容的地步。在传说中，儿时的朱元璋曾经饥饿得想去挖小老鼠吃，却在鼠洞中发现了大老鼠储存过冬的各种粮豆。于是大喜过望地兜回家中，让母亲将这些粮豆煮成了一锅粥，饱餐了一顿。对这锅粥的记忆，一直在朱元璋的脑海中盘旋，当他登基为帝后，还特意要求御厨在那天熬制。据说，这一天就是腊八，而粥就是腊八粥。今天的人们仍然在腊八这天食用各色粮豆杂果煮制的八宝粥，又有几人体会得了朱元璋儿时的痛苦。

在艰难中，时间推移到了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这年朱元璋十七岁。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个甲申是他一生都不愿回想的年份。就在这一年，江淮大旱，蝗灾又起，瘟疫随之肆虐，逃荒的、病死的、饿死的，江淮一带十户九空，朱家也未能幸免。四月六日至二十二日，短短的十几天里，瘟疫和饥饿就夺去了朱元璋父亲、母亲、大哥、大哥长子，共四口人的性命。
　　
人死了总不能留在家里。可是这时的朱家穷得四壁萧然，哪里出得起棺材钱？朱元璋只能和二哥一起，将亲人的尸体用草席裹着先抬到村外去。据说玄乎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地面居然涌成坟茔，将朱世珍夫妇给掩埋了。在传说中，这是老天爷为朱元璋这个未来皇帝选定的“风水宝地”，而且还特地为他做苦工，免去他挖土之累。与这样的玄乎相比，另一种说法更靠谱：两兄弟不忍将父母兄侄丢弃在乱葬岗，却又根本买不起葬地，于是抬着破席卷不知该往何处，只能在村外徘徊。缚席的草绳早已陈旧，一来二去的就散断了。兄弟俩无奈，只得将尸体暂时放在一处山坡下，两人先去向雇佣自家的大户哀求，指望能施舍一块葬地。再怎样的苦求，也没有激起大户丝毫同情。朱氏兄弟只能痛哭着回到山坡去。却吃惊地发现，方才一阵雷雨竟引致山上泥石崩塌，将家人遗体都掩埋了起来。目瞪口呆的朱家兄弟只能回村求助。幸好，这片山坡地属于另一富户刘继祖，他一口答应朱家兄弟就地为墓，埋葬家人。
　　
据记载，凤阳是刘氏聚居地之一，此地先祖可上溯至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先前拒绝施舍葬地给朱元璋的大户也姓刘，与刘继祖还是至亲。二十年后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刘继祖被追封为“义惠侯”。
　　
“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多年后朱元璋追想父母的死葬场景，依然难以控制情绪，嚎啕痛哭，这也成为他称帝后拒绝庆寿的原因。
　　
朱初一死后家人各奔东西的场面再次重演。随着朱世珍夫妇的弃世，朱家兄弟也不得不各谋生路。朱元璋的大哥朱重四（朱兴隆）寡妻王氏带着剩下的一双儿女（后来的江西大都督朱文正及福成公主）投奔娘家，二哥留在破屋里为朱家守业以祭奠父母，三哥就近做了另一户人家的上门女婿（此户也姓刘）。
　　
最后是朱元璋。据说朱元璋小时候常患重病，曾在当地寺院中寄名，后来家庭难以维持生计，而他出生前后又“异样”连连，母亲陈氏做为算命先生的女儿，认为这个小儿子实在“命硬”，不止一次想要干脆将他送去出家，都因朱世珍反对而中止。如今朱元璋没处归着，又想到了母亲当年的计划，干脆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寄名的寺庙皇觉寺当了和尚（原址在安徽凤阳县凤凰山日精峰下）。
　　
然而破屋偏逢连夜雨。朱元璋本以为进了寺庙就能有片瓦遮盖，有充饥之食，却没有想到饥荒之年，寺庙所得施舍也极为有限，根本养活不了一众僧徒。和尚当了才个把月，朱元璋就不得不四处托钵游方。
　　和尚游方，是好听的说法，但实际的情形却与沿街叫化乞讨没什么两样，还少了些头发。朱元璋在外游食，破衲芒鞋，走遍庐州（合肥）、光州（潢川）、汝州（临汝）、颍州（阜阳）等地，不但风餐露宿，而且途中卧病几死，历尽艰险和炎凉，才在三年后返回寺庙，过上了虽然贫困却还有屋顶遮风挡雨，也有粗衣淡饭保障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大约是自朱元璋出生以来最舒服的了。
　　
一眨眼，又是五年过去了。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红巾大起义爆发。
　　
会爆发起义，当然是因为天怨人怒积累已久，事实上在元朝统治的中后期，起义就一直没断过。而红巾起义最终结束了元朝的统治。
　　
爆发起义的引线不是火，是水。黄河水。
　　
自至正二年以来，黄河就象疯了一样，连年决堤泛滥，百姓民不聊生。拖到至正十一年，元政府终于议定了修复河道的主意。
　　
四月，元顺帝命工部尚书贾鲁为河防使主持治河。贾鲁动用民工15万，再加淮扬驻军2万，共计十七万人之众，耗银“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在短短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就修整了沿河缺口一百零七处，堵塞决口并使黄河回归故道。对于贾鲁的修河成就，明朝人曾评价说：“贾鲁修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认为贾鲁“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完成了一项泽惠后世的功业。
　　
然而这项治河工程，在当时却是实在劳役太重、时间太紧，加上直接役管的官吏鞭役务工的军民，更何况这些军民已经多年在灾害中饱受苦难却被元朝廷弃之不顾，积怨已到爆发的边缘。
　　
颖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和栾城（今河北栾城西）人韩山童早已经在策划造反，并利用白莲教宣传“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还编出民谣广泛流传“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此时他们看准时机，将一只凿好的独眼石人埋在黄陵岗（山东曹县西南）附近的黄河河道处，有意让民工掘出。
　　
独眼石人出现的消息很快传开，使早已对韩氏父子深信不疑的百莲教众群情振奋。刘福通又宣布说韩山童乃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先生贵姓？），定能“重开大宋之天”。决定择日起义，并以红巾为号。
　　
既是皇家后裔，预了要做皇帝的，当然要有点派头，搞些仪式。然而就在众人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消息却泄露了出去。还没能正式成事，韩山童就被捕杀，只有其妻杨氏和其子韩林儿侥幸逃入武安山。（虚荣心害死人啊）刘福通当即奔至颖州，宣布造反。
　　
由于策划已久，民怨又深，起义势头极佳，没多大功夫，红巾军就占领了颖州、上蔡、毫州、项城、息州、光州等地，直属人马超过十万。闻听消息，江淮各地纷纷响应，濠州富户郭子兴也是其中之一。
　　
郭子兴祖籍曹州，其父原是个到处游走的算命先生。某日这郭先生游至定远（今安徽定远），正遇上城中某巨富为嫁女发愁。皆因此女天生盲眼，里人害怕日后儿孙亦盲，因此根本无人敢于问津。郭先生便“见义勇为”地应承了下来（恐怕他自己视力也不佳）。婚后盲小姐不但为郭家生了三个身强体壮的健康儿子，还带来了大笔嫁妆，郭家从此大富，也为郭子兴后来结纳四方强梁、担当领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郭子兴是那位算命先生的次子。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春，郭子兴集中自己平日交结的数千人，攻占了濠州（即凤阳），从此也成为红巾军的一路统帅。
　　
而此时的朱元璋，正再次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
　　
元将彻里不花被派来平息濠州民变，然而他根本不敢与红巾军正面交锋，唯一的本事就是四处杀戮平民抢掠财物冒充军功俘获。至正十二年的二月，灾难波及皇觉寺，寺院不但被元兵抢掠，还被放火焚烧，幸亏和尚没啥头发难以冒充敌首，僧徒们的吃饭家伙才得以保全。
　　
二十四岁的朱元璋也随着逃命的僧众离开了皇觉寺。然而众人皆有去处，他却发现自己留在家乡的二哥三哥以及各自妻儿都命丧兵乱了。朱元璋只得回到一片狼籍的寺院，在神像前动用起外祖父的本事，向天占卜吉凶。可是无论是当和尚还是重拾家业，问卜的结果都不吉利。他想起曾有红巾军中的同乡劝说自己投军，决定为此再卜一次。结果这一次得了个上上大吉，大喜过望的朱元璋遂于闰三月甲戌（4月15日）这天投奔濠州郭子兴，开始了他的军伍生涯。

二、缔结姻缘
　　
无论是当时的实际情形，还是后来的历史发展，都证明投奔郭子兴对朱元璋的人生，乃至千万世人的命运，都是一次根本的转折。
　　
朱元璋投军之初，便被郭子兴收为麾下亲兵；他做过和尚略识文理，水平远非一帮目不识丁的老粗所能比，而且他初次参与战事就非常英勇，表现得完全不象个吃素的和尚，立即就立下战功升为十夫长。朱元璋的表现使得郭子兴一家都对他刮目相看。尤其是郭子兴的媵妾小张夫人，她一见朱元璋就认定他是个“异人”，劝郭子兴进一步招徕。郭子兴采纳了张氏的建议，决定将朱元璋召为女婿。
　　
从有限的记载来看，郭子兴的两个妻妾都姓张，大张夫人生了三个儿子，可惜老大战死了，只剩了老二郭天叙老三郭天爵，小张夫人除了亲生一个女儿之外，还有一个养女。郭子兴经过一番掂量之后，决定将养女嫁给朱元璋。
　　
郭子兴的养女姓马，据说闺名秀英。她不但出身寒微而且身世凄凉。她的父亲马公早年与郭子兴是挚友，大约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而是郭子兴倾家结纳的市井强梁之一，理由很简单，他原本是宿州人氏，却因为在家乡地方杀死人命，不得不亡命天涯。
　　
躲避追捕的马公在定远与郭子兴成了好朋友。据史书的记载，马公的妻子郑氏“早卒”，可能在亡命途中丧于定远，也可能更早，早在丈夫犯下命案之前她就在女儿极幼弱的时候去世了。再强悍的男人也不能忍心不顾自己的孩子，马公逃离故乡时害怕女儿被官府捉去，没有将她留给亲戚，而是带着一起走的。此时他没有家眷更无亲属，又背负着命案，遂将女儿交托给郭子兴的夫人照料。泪眼中父亲止步于郭府内宅门口的那个模糊身影恐怕是小马氏对父亲最后的印象。她再也没有等到父亲接自己回家的那一天。马公此后的经历不见于史书，似乎没多久也死去了。小马氏从此成了郭子兴的养女。
　　
虽有抚养之恩，但总体来看马秀英在郭家仍然是寄人篱下处境艰难的。得出这个推测结果的原因有几条：
　　
第一个理由，传说中马皇后有双大脚。马氏品德超众，相貌气度都无懈可击，唯一的“缺陷”，就是她的那双大脚。据说明朝建立以后，曾经就有这样的好事者在灯会上亮出了一道灯谜，谜面是一个怀抱西瓜的大脚女人，谜底是“淮西大脚女人”，暗讽皇后有双大脚。结果此谜语恰恰落在朱元璋的眼里，他在大怒之下竟要将挂着此灯谜的那条街上人家统统抄杀，幸好被马皇后及时劝阻。那条街因此被京城百姓称为“灭街”，又讹为“篾街”，由于这名字实在不吉利，街上又设有糖作坊，最后被改称“糖坊廊”，位置在如今南京中华路至长乐街之间。
　　
中国汉族女人的裹脚风气由来已久，据说始于南唐后主宫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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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不寿——明英宗妻钱皇后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王朝的第六任兼第八任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一位“复辟”皇帝。他生于宣德二年（公元1427）冬天，登基为帝时年仅七岁（虚称九岁）。年号“正统”。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皇帝很快就到了完成终身大事的时候。
　　
皇帝娶一个怎样的妻子，关系到他本人乃至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于这一点，张太皇太后深有体会。张氏是明仁宗朱高炽的妻子，当年朱高炽还在北平做燕王世子时，其母徐氏就亲自为长子选择了出身虽低微才智人品却非常出众的张氏为妻。后来燕王朱棣成为明王朝皇帝，张氏也应运而为太子妃。由于朱高炽不擅骑射，两个弟弟又窥伺太子位，时常离间朱高炽与成祖朱棣之间的父子关系。徐皇后去世以后，朱棣逐渐对长子不满，好几次都中了小儿子的计，削减太子的膳食待遇，打算废太子。在这要紧的时刻，亏得张氏谨慎行事从中周旋，又一向得徐皇后欢心，朱棣总算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然而张氏的丈夫仁宗朱高炽即位仅十个月就遽然辞世，张氏的儿子宣宗朱瞻基不但少年即位，而且也只十年光景就离开了人世，张氏的孙子英宗朱祁镇更是孩提即位。在这些变幻莫测的时刻，整个大明帝国的军政大事，幸亏有张氏的操持裁决，才得以顺利进行。这一切都证明，一个好皇后对皇帝、对皇朝有多么重要。
　　
忆及前事，张氏为自己的孙儿选择妻子就更加小心了。
　　
正统七年（公元1442）春，经过重重筛选，来自海州（今辽宁海宁）的少女钱氏被张太皇太后选中，成为英宗的准皇后。钱氏这年十六岁，比英宗略大一岁。
　　
钱氏的册后仪式，也是明王朝有史以来皇帝的第一次初婚仪式。而在此之前的皇帝们早在即帝位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终身大事，册后只不过是登基以后过过场面而已。因此，在张太皇太后的操持下，钱氏立后的过程极为隆重。这也是张氏此生为朱明皇家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因为大婚典礼五个月后她就去世了。
　　
正统七年五月初三，英国公张辅为正使，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为副使，持节至钱府行纳采问名之礼；
　　
五月初七，成国公朱勇为正使，少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生杨溥、吏部尚书郭剌为副使，持节再至钱府行纳吉纳徽告期礼；
　　
五月十九日，英国公张辅为正使，少师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户部尚书王佐为副使，率领仪仗大乐和放置着皇后册宝的龙亭以及文武百官，再至钱府行发册奉迎礼。在文武百官和内外命妇的叩头如仪中，十六岁的钱氏头戴九龙四凤冠，身着真红大袖祎衣红罗长裙红褙子红霞帔，在一片煊天鼓乐中被迎入紫禁城，成为少年皇帝的皇后。
　　
从此，十五岁的皇帝有了妻子，他不再是独自一人站在世间至尊的殿宇上迎接万众的仰视。而中国古代宫廷一段缠绵凄凉的爱情也就此以这般金碧辉煌的方式揭开了序幕。
　　
钱皇后出身寒微。当然，官场中的寒微看在平民百姓眼中还是很不一般的。她的曾祖父钱整，是成祖朱棣做燕王时的老部下，任燕山护卫副千户，一直对成祖忠心耿耿。祖父钱通官至金吾右卫指挥使，父亲钱贵继承了祖传的武职，多次随明成祖、明宣宗北征，凭借战功升至都指挥佥事。直到女儿被选为皇后，钱贵才被提拔为中府都督同知。
　　
虽然姻缘的缔结是出于祖母张太皇太后之命，但英宗仍然对自己的皇后一见钟情。和普通人一样，夫妻间感情好了，做丈夫的也就把丈人和小舅子的前途念念在心。英宗很快就觉得妻子的家族官爵太过低微，打算晋封老丈人为侯爵。
　　
对于丈夫的良苦用心，钱皇后深为感激，然而她并不愿意家族因为自己而无功受禄，损害丈夫的“明君”声誉，因此英宗的打算刚一提出，她就谢绝了。英宗原以为钱皇后的谦逊只是一种姿态，所以他也就再三地提出晋升丈人的建议。出乎他意料的是，钱皇后的态度完全不是客套，无论自己怎样提议，她都是推辞。明白妻子的心意后，英宗对钱皇后在男女之情外更加了一层敬重。
　　
对于帝王家庭来说，娶后纳妃最大的目的就是多生子嗣。钱皇后对此也非常了解，她因此从不阻挠英宗亲近后宫妃嫔宫娥。于是宫人们一直喜讯不断。在这些女子中，一个来自北京昌平的民家女子周氏最为突出，正统十年（公元1445）她先为十八岁的英宗生下一个女儿重庆公主，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又为二十岁的英宗生下了庶长子朱见浚（后改名朱见深）。除周氏之外，还有万氏、王氏等宫妃，陆续在一两年间为英宗生下了三个儿子。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唯有六宫之主的钱皇后在生育方面却一直不如人意。立后六七年间她一直未能生育子女。不过英宗和自己的父亲宣宗不同，他对皇后终能生育嫡子一事抱着极大的希望，期待能够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发妻之子。英宗本人虽是个出生不满百日就得封太子的庶长子，但同样的事情却没有发生在英宗的儿子身上。庶长子朱见浚已经两岁，英宗仍然没有将他册封为太子，而是一直耐心地等待钱皇后怀胎的消息。
　　
然而中宫怀妊的喜讯还未等到，意外就发生了。
　　
正统十四年七月，由于太监王振仗势欺人，给了西北蒙古瓦剌部太师也先出兵叛乱的借口，明王朝边境再次吃紧。当前方正交战激烈的时候，毫无军政常识的惹祸精王振再次异想天开，怂恿英宗“御驾亲征”。
　　
英宗自幼就在以王振为首的一群内官宫人之间长大，对王振言听计从，视为倚靠，甚至于在王振触怒张太皇太后时不惜下跪求情。如今没有了张太皇太后的约束，尤其是辅佐英宗的“三杨”老相（知人善任的江西泰和人杨士奇，在朝臣中极有名望的湖北石首人杨溥，性情果断有谋略的福建建瓯人杨荣。三人各有所长，精诚合作，将明王朝推向仁宣之治的顶峰，以一个整体合称为明王朝贤相之首。杨士奇逝于1444年，杨溥逝于1446年，杨荣逝于1440年）也都陆续辞世后，朝中再没人有足够的力量阻挡得了王振，更没法劝止“御驾亲征”的荒唐主张。
　　
英宗的偏听偏信很快就招致了恶果。在“御驾亲征”的一路上，王振对英宗封锁所有不利的消息，自己假借皇帝的名义胡乱指挥，而且还朝令夕改刚愎自用。最后竟为了要保护装载自己私家财宝的车辆，强行将英宗以及随驾官员将士安排在一无城防二无水源的荒郊山岗过夜，硬是做了瓦剌军的嘴边肉，轻易地被对手重重包围。由于缺水，士兵战斗力极低，一片混乱后，几百名文官武将丧命荒郊，英宗也成了瓦剌军的俘虏，酿成了举世震惊的“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京城。皇帝既成了人质，也就再说不得天朝上国的话了。大约因为也先举兵反叛的借口是赏赐不公，朝臣决定先尝试以财帛赎回皇帝。得知这个决定，钱皇后立即将自己的所有私财都献了出来，只希望也先能看在财宝的份上放回丈夫。
　　
然而大批的珠宝撑大了也先的胃口，他越发觉得手里的英宗是“奇货”可居，原本就满腹雄心壮志要统一蒙古诸部的也先认为，可以借英宗逼迫明王朝做出更多更大的退让，甚至可以借此要胁进一步攻取明王朝的疆土乃至政权。
　　
为了断绝也先的企图，摆脱“国无长君”的窘迫局面，在于谦等大臣的一力支持下，九月六日，监国亲王朱祁钰登基，是为明景帝。
　　
对于也先违约、英宗不能返回的事实，钱皇后已如五雷轰顶，又得到了哥哥钱钦和弟弟钱钟也丧生在“土木之变”中的确切消息。她已经是无依无靠，等到朱祁钰登基成为事实之后，钱皇后自感对于丈夫的处境已经无能为力，陷于绝境的她只能日夜啼哭。在渺茫中，她终于想到了自己还能多少为丈夫做一件事。
　　
从此，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冷清的宫宇中总会隐约响起一个女人哀泣求告磕头求天的声音。那是二十三岁的钱皇后，绝望中的她采用了民间女子最无助的办法，祈望上天能够垂怜自己的诚意，放丈夫一条生路。钱皇后就这样每天每夜地祈求，再困再倦也只是就地稍卧，不肯上床休息。过度的劳累、粗陋的饮食、冰冷的地面、冬天的严寒长期侵袭她的身体，她的一条腿受了重伤，再也无法治好，损坏了。而昼夜不停的悲泣也很快哭瞎了她的一只眼睛。对于自己的残疾，钱皇后毫不介意，也拒绝治疗，她心甘情愿地认为这是接回丈夫，上天要她付出的代价。
　　
终于，在于谦等干臣的得当指挥下，瓦剌被迫归还了英宗。
　　
景泰元年八月初三，二十二岁的明英宗由漠北返回了北京城。迎接他的是一个“太上皇”的虚名。明景帝权位已固，将哥哥看成是自己的重大隐患，虽然在于谦的强烈主张下接回了英宗，却坚决拒绝了礼部建议所有人（包括景帝本人）在返京典礼上向英宗行君臣之礼的要求，并且在第一时间就把英宗幽禁进了冷清的南宫。
　　
好不容易才摆脱敌手的英宗没料到，自己的王朝自己的兄弟竟以这样的方式迎接自己，他更没有料到在南宫中等待自己的，也不再是思念中那个风姿绰约明眸善睐的妻子，而是一个病体支离的残疾女人。在最初的惊愕过去之后，朱祁镇很快就知道了妻子致残的原因。虽然史书从没有提到过那一刻朱祁镇都有些怎么样的反应，但我们仍然能够猜想得到。英宗刚刚在事业和亲情两方面都备受打击，却猛然间感受到了妻子将自己视若性命般的情意，两相对照下，实在是百感交集，不但不嫌弃妻子的残疾，反而真正明白何所谓结发情深，将妻子视若珍宝。
　　
从这天起，英宗夫妻在南宫中相依为命，过起了心惊胆战的“太上”生涯。
　　
公正地说，景帝在做监国时并没有取代哥哥的想法，在被推举为帝后他无论才干还是勤政纳谏，也都比英宗要强得多，在他的手上，明王朝保持了向上的发展势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景帝的心思迅速发生根本变化。为了巩固权位，也为了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他对哥哥再没有骨肉之情，虽然不至于暗下杀手，提防忌惮之心却是越来越重了。他不但想方设法要把侄儿从太子位上赶下去，而且不允许英宗走出南宫一步。
　　
景帝如此态度，势利眼儿的太监宫人就更变本加厉了。被幽禁的英宗不但没有得到与“太上皇”头衔相符的生活待遇政治地位，到后来就连日常衣食都变得难以维持了。英宗困在南宫中愁闷焦躁，度日如年。
　　
丈夫的处境都看在钱皇后眼里。她一面百般宽慰迁就丈夫，一面支撑着病体带领南宫中的嫔妃宫娥赶制绣品，以此换些食用。
　　
在互相依靠彼此慰藉中，七年的漫长岁月过去了。
　　
景泰八年（公元1457）正月，景帝患病并迅速加重。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使英宗的人生再一次发生根本大逆转。三十岁的他重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月十七日凌晨时分，武清侯石亨、御史徐有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人冲入南宫，拥英宗复辟。
　　
英宗既已重登大宝，当然也就要再次册立皇后。他毫不犹豫地想到了与自己共度患难的妻子钱氏。但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忽然发生。
　　
由于钱皇后不但已是严重的残疾，而且病损也完全摧毁了她的生育能力，庶长子朱见深的生母周氏在儿子复立为太子，自己也进位贵妃之后，想到婆婆孙太后母凭子贵正位中宫的往事，不禁心驰神往，希望借此机会自己也能更进一步，尝尝当皇后娘娘的尊贵滋味。
　　
很快，就有一个叫蒋冕（嘉靖年间的宰相蒋冕不幸与之同名）的太监出场了。他向孙太后进言道：“钱皇后既无子又残废，不合适当皇后，应该让周贵妃升为皇后，才不失大明王朝的面子。”孙太后听了也觉得甚有道理。
　　
英宗听说此讯，顿时大怒，将蒋冕贬斥，后妃之位仍如原样。周贵妃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生儿育女又年轻漂亮，皇帝为什么偏偏就要对丑陋又不育的残废一往情深。只是决定权不在自己手里，无可奈何的周贵妃只能强忍下满腹怨气。

在丈夫的庇护下，钱氏重新开始了她与世无争的皇后生涯。
　　
钱皇后的父亲早在女儿第一次做皇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一双儿子不幸在“土木之变”中殉难。钱皇后的大哥钱钦死时只有女儿，总算弟弟钱钟之妻怀有身孕，遗腹生下一个儿子钱雄。对于老丈人的这根独苗苗，英宗格外小心栽培，钱雄在姑父的呵护下迅速晋升，尚未成年就当上了都督同知，升迁到了祖父的官职地位。只是一说起追封钱氏兄弟爵位，让钱雄成为真正的“贵戚”，钱皇后仍然再三推辞。英宗一来是拗不过妻子，二来大约也觉得自己还年轻，钱雄也大有立下功勋再封侯的机会，因此也就不再坚持。
　　
然而英宗没有料到，自己虽然仍年轻，上天给予自己的日子却不多了。
　　
天顺七年（公元1463）十二月，年仅三十六岁的明英宗患了病，病情很快加重，到正月初六的时候已经无法上朝理政，只能让皇太子朱见深于文华殿代理国事。十六日，英宗明白自己的人生将要走到尽头，他召来了内阁重臣和近侍太监，当众口授了遗诏。
　　
这时的英宗虽然已是油尽灯枯，心里却很明白。他对于自己的王朝没有什么不放心的：皇太子已经成人，自己也给他选定了足以承担母仪之责的皇后，还留下了得力忠诚的辅臣班子。他唯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死后，妻子钱皇后的处境。。
　　
英宗对于当年太监建议废后之事记忆犹新，他也非常清楚这件事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只是他一直以为自己能够永远将妻子保护在自己的身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死会在了前头。他非常担心周贵妃将要报当年之仇，借儿子的势欺凌钱皇后，甚至于废除她的皇后名位，更甚至于逼钱皇后殉葬。
　　
于是，在口授遗诏叮咛之后，英宗还特别面嘱自己的继承人皇太子：“皇后名位素定，当尽孝以终天年。”
　　
这样说了之后，英宗仍然觉得不放心，怕儿子终会屈服于生母的意志。于是他又紧拉着大学士、顾命大臣李贤的手，反复叮咛：“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李贤流着眼泪退出英宗的寝宫，将这句话添在了遗诏册上。
　　
英宗的一生政绩平平，更酿成了险些倾覆国家基础的大难。然而他却留下了“罢宫妃殉葬”的遗言，虽然有很多人认为这与他极力保障钱皇后有关（因为景帝死时，英宗仍然下令其宫妃唐氏等人殉葬），却无法抹杀这确是一桩德政的事实。在英宗之前，即使是威德的成祖朱棣、仁善的仁宗朱高炽、英睿的宣宗朱瞻基，都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都未能想到要更改这桩自私的陋习。因此，这个决定被称为“千古帝王盛节”，也堪称是英宗一生中最为亮眼的光芒。
　　
明王朝的宫妃殉葬制度，一般认为是始于明太祖朱元璋，据《大明会典》记载，朱元璋死时遗命所有妃嫔及侍寝宫人尽数自缢殉葬，殉死者共计38人（或说超过 40人）。事实上早在朱元璋留下这条遗诏之前，朱明皇室就已经开始了妻妾殉葬之风。开为夫殉葬之风的皇族贵妇，是朱元璋的第二子秦愍王朱樉的嫡妻王氏与次妃邓氏。当朱樉于洪武二十八年去世之后，这两个女子一起殉葬了。
　　
不过细考王氏邓氏的背景，不难发现她们的殉葬真相不可告人，即：九成九是出自被迫。
　　
王氏是元王朝的死忠扩廓贴木儿王保保的妹妹，养爷爷是元王朝的梁王阿鲁台。当两个哥哥为元王朝而与新兴的明王朝兵戎干戈不止的时候，年纪幼小的王氏还留在爷爷的封地汴梁（开封）。随着节节胜利的明军攻占汴梁，王氏也就成了明王朝的战利品。为了招降王保保，朱元璋这才选定王氏做秦王妃。然而王保保并不吃这一套，拒不投降。后来王保保死了，朱元璋彻底断了招降的念头，也就不把王氏当回事了，另为朱樉选立了一个次妃郭氏，即明王朝开国功臣之一邓愈的女儿。然而邓氏的娘家也未能善保始终，邓氏的大哥邓镇娶了另一位开国功勋李善长的外孙女为妻，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被定为大逆罪诛杀，邓镇也被牵连其中丢了性命。朱元璋对朱樉这个儿子也日益不满，朱樉死后得了父亲一个带贬义的“愍”为谥号还不算，朱元璋就连颁谥诏书都没忘了训斥死儿子“不良于德”。娘家夫家一至若此，王氏邓氏这两个女人除了死，也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自朱元璋开宫妃殉葬之制、建文帝又追封殉死妃嫔及其家族以后，软硬兼施的节烈之风也就在朱明皇家愈演愈烈，并逐渐波及勋戚大臣之家，随即在民间形成风尚。根据记载，明成祖朱棣妃嫔殉葬16人，侍寝宫人逾30人；明仁宗殉葬皇妃有记载追谥者五人，包括生育了三个皇子的郭贵妃；明宣宗殉葬皇妃10人，宫人十余人；景帝死后不但有妃唐氏等数人殉葬，就连他的废后汪氏，若非英宗在大学士李贤劝阻下改变主意，都差点抛下两个女儿被殉葬了。
　　
除了皇帝的妃嫔宫娥从殉，亲王郡王的妻妾殉葬者也众多。
　　
从各种记载来看，殉葬的皇族女子中或者也不乏自愿者，如朱元璋的第二十四子郢靖王朱栋嫡妻郭氏。她与朱栋感情很好，前后生育了四个女儿。由于没有儿子，朱栋死后封国被除。郭氏大约是思夫心切，又自责未能为丈夫生下继承人，便在朱栋去世一个多月的时候自杀了。
　　
然而在大多数时候，殉葬的女人都是极其不甘愿的。成祖朱棣宫妃韩氏是高丽人，在朱棣死后曾经多次哀求能回归故里侍奉父母，都被成祖之子仁宗断然拒绝，最终不得不自杀殉葬。没有儿子的王妃嫡妻虽然也殉葬，多数也是迫于皇家惯例；至于大臣之家的殉葬事例就更是瞒不了明眼人。曾有好事者统计过殉葬的勋戚之家女子名录，总结出尽是姬妾从殉，感愤之下讥讽道：“烈妇俱妾媵，岂妾独厚，而妻独薄耶？意者有吕后、袁绍夫人之妒，而出于不得已也。”
　　
有时陋习成为惯例之后，是非常可怕的，明英宗十三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足以成为证明。
　　
当时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六月，周宪王朱有炖重病，当自知将要不起的时候，这位博学的亲王明白自己的死日也是妻妾们的死期，自己没有儿子，自己的女人们没有依靠，无论是嫡妻还是姬妾，不会有任何一个逃得过劫难。不愿妻妾死于非命的朱有炖遂上书英宗，希望“身后务从俭约，以省民力。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遣归。”英宗答应了叔祖父的请求，派人将批复迅速送往开封。然而再快的马也没能赶上死亡的脚步。病床上的朱有炖终于没能撑到旨意到达的那一天。宣诏者走后第十天，周王府报丧的人就已经到了北京城。报丧人同时带来的，还有朱有炖妻妾七人“从殉”的消息。为了皇家的脸面，英宗给朱有炖的嫡妻巩氏上谥号“贞烈”，给姬妾施氏、欧氏、韩氏、陈氏、张氏、李氏都上谥号“贞顺”，给予一品礼的厚葬。然而对于殉葬的真相，他却从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这件事，也被后人视为英宗止殉葬事的前因。
　　
在留下“止殉葬”这道令世人感恩不己的诏令的第二天，三十六岁（虚岁38）的英宗离开了人世。

英宗刚死，他临终前为妻子所担忧的事情就真的一件件地发生了。
　　
皇太子朱见深即位为帝，是为宪宗。宪宗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尊礼皇太后。按照常理，被尊的皇太后首先应该是新帝的嫡母，然后才是生母。正当朝臣们为如何上徽号议论之际，杠子横插而下。
　　
宪宗的生母周贵妃摆出皇帝老娘的身份，派亲信太监夏时到会议现场宣布懿旨：“钱皇后病废之人，不足称太后，应该独尊贵妃为皇太后。钱皇后无子，哪有做太后的资格？早该循宣宗朝胡皇后的先例被废掉了。”
　　
此话一出，群臣顿时炸开了锅。顾命大臣李贤得英宗亲口嘱托，又深知钱皇后的贤德，坚决反对周贵妃的主张：“先帝遗诏已定，怎能随意更改！”大学士彭时也立即表态支持李贤：“列祖列宗与天地神灵在上，皇上既以孝治人，岂有尊生母不尊嫡母，”。两个首辅开了头，群臣也纷纷附和。夏时和他背后的周贵妃终于敌不过众怒，败下阵来。
　　
周贵妃原本想向儿子宪宗搬救兵，但在这个关系嫡庶之分的问题上，宪宗比浸透了老陈醋的娘要清醒得多，他反倒劝说母亲接受两宫并尊的事实。
　　
对于周贵妃的仗势欺人，辅臣们都十分不满；想到钱皇后在为丈夫去世日夜悲伤不问世事，周贵妃却居然还分得出精神为自己争权谋势，群臣就更是一肚皮的气。于是在给两宫太后上徽号的时候，彭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两宫都称皇太后难以区别，因此该给钱皇后格外加上尊称以便区分。对于这项意见，宪宗立即表示支持，他的亲信太监覃包还特地向李贤耳语道：“其实这也是皇帝的意思，只是迫于贵妃娘娘，不敢主动提出罢了。”
　　
天顺元年三月，即英宗去世两个月后，钱皇后被尊为“慈懿皇太后”，周贵妃被尊为“皇太后”。周贵妃对此也只能干生闷气。
　　
经此一役，辅臣们都知道周太后不是个好相与的，预料到她终有一日会与英宗“与钱皇后合葬”的遗诏重起事端。于是，在为英宗兴建陵墓的时候，李贤和彭时就预先提出，要在地宫中同时营建三间墓室。
　　
对于这个建议的内中玄机，宪宗和朝臣们都非常清楚。周太后也非常清楚。她绝不甘心死了还要在老公面前当钱太后的陪衬，哭哭啼啼地坚决反对。宪宗和朝臣们也不敢逼急了她，这事终于不了了之。
周太后虽然在太后尊号及待遇的事情上吃了个瘪，却并不肯就此收手。尽管钱太后从不与她争夺主宰后宫的权力，周太后也并不买帐。
　　
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遵照英宗的遗嘱，宪宗与吴氏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然而这位少年皇帝并不爱自己年轻漂亮的皇后，偏偏爱一个比自己大了足足十九岁的宫女万氏。万氏诡计多端又泼悍无比，吴皇后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在万氏的谗毁下，宪宗对吴氏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好感更是荡然无存，成婚仅仅一个月就决定废后。
　　
对于儿子废后的要求，钱太后觉得毫无道理，表示反对。这时候周太后的意见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而周氏在此时的表现也很值得回味——据野史记载，周太后本来也觉得吴氏没有过错，是个合格的皇后。然而由于钱太后表态支持吴氏，周太后便立即改变主意，坚决要和钱太后唱对台戏。
　　
在心怀鬼胎的周太后和死心眼的宪宗母子俩一唱一和下，难撑大局的钱太后终于没能保住丈夫为儿子选中的吴皇后。可怜的吴氏仅做了一个月零一天有名无实的皇后，才十五岁年纪就被废居冷宫了。
　　
由于在废吴后一事上，钱太后没有支持宪宗，宪宗对嫡母也遂渐心生芥蒂。成化三年（公元1467），宪宗晋封生母周太后的哥哥周寿为“庆云伯”，追赠周太后的父亲周能为“庆云侯”。对于嫡母家族的晋封，他却连提都没有提起（直到宪宗之子孝宗即位以后，钱太后的侄孙钱承宗才被封为“安昌伯”）。钱太后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她并不在意娘家的爵位，真正令她难以面对的，是儿子那张酷似父亲的脸上冷漠客套的表情。
　　
成化四年（公元1468）六月，思夫成疾又抑郁寡欢的钱太后离开了人世，终于从苦闷的生活中解脱了。

按照英宗的遗嘱，钱太后应该是唯一一个能够与他合葬的女人。然而钱太后刚死，周太后就坚决反对合葬之说，要求儿子为钱太后另择墓地。而这，又恰恰证明了李贤和彭时在当初营建英宗陵墓时的先见之明。
　　
此时的宪宗，对母亲已经十分倾向了，他和周太后一起想好了种种理由，才派夏时和怀恩召来一众辅臣，宣布要商议钱太后的丧葬事宜。
　　
对于皇帝的鬼把戏，彭时立刻就识穿了。他不等宪宗开口就先声夺人：“钱太后与先帝合葬礼裕陵，神主祔入太庙，这是先帝的遗愿，早就定了的事情，还有什么可议的？”宪宗见不是话头，只得匆匆中断会议。
　　
第二天，苦思了一夜对策的宪宗再次传召众臣重议此事，彭时不容皇帝分说，又把自己前一天的话复述了一遍。
　　
宪宗被宰相一顶接一顶免费奉送的孝义大帽子砸得七窍生烟，想了一夜的借口也被砸完了，他只得干脆把后宫中的老底迳自兜了出来：“你说的这些，难道朕会不知道吗？我只是担心钱太后一旦入葬，就会使朕的母后失去与先帝合葬的机会！”
　　
彭时见皇帝亮了底牌，反倒安心了：“皇上对两宫太后都非常孝顺，早已是闻名天下的‘圣德’之举。而要成全孝义之名，就不能不合乎礼仪。”内阁重臣商辂也表态道：“若不让钱太后祔葬，日后必将损害皇上的德名。”大学士刘定之跟着敲钉脚：“孝顺之道贵在守大义，而不是守长辈一时之命！”
　　
宪宗被辅臣们一通轰炸，眼前金星直冒。本来就有点口吃的他吭吭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冒出一句话来：“连生身母亲的命令都不听了，还能算孝顺儿子吗？”
　　
听皇帝这样说，彭时很快就想到了曾经的计划，遂向宪宗建议：“可以将钱太后葬于先帝之左，虚右位以待周太后将来。”
　　
彭时、商辂、刘定之随后又联名向宪宗上疏章：“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宫，陛下尊为太后，诏示天下。先帝全夫妇之伦，陛下尽母子之爱，于义俱得。今梓宫当合葬裕陵，主当祔庙，此不易之礼。比闻欲别卜葬地，臣等实怀疑惧。窃谓皇上所以迟疑者，必以今皇太后万寿后，当与先帝同尊，自嫌二后并配，非祖宗制。考之于古，汉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吕后仍祔长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刘后仍祔太庙。今若陵庙之制稍有未合，则有乖前美，贻讥来叶。”
　　
然而对于这个方案，周太后坚决不肯接受。这份疏章没有得到宪宗的首肯，而是交由廷臣会议。
　　
宪宗原本以为群臣能明白自己的主张，自己可以靠着“人多力量大”驳回辅臣们的建议，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建议竟得到了以吏部尚书李秉、礼部尚书姚夔为首，共计九十九位与会廷臣的一致响应。
　　
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夹在群臣和母亲之间的宪宗如风箱中的老鼠般左右为难，实在没有法子了，他只好向群臣撒无赖哀求：“卿等所言极是，可是你们也该可怜可怜朕，朕多次向母亲请求劝慰，也没能得到母亲的依允。现在朕违背礼仪是不孝，可是违背母亲也是不孝，你们倒是给我想个法子？”
　　
对于孝得没了原则的皇帝，群臣深为不满，都激起一腔义愤之情誓要为孤苦无依的钱太后讨个公道。詹事柯潜、给事中魏元当天就上疏进谏，第二天阵仗更大，以礼部尚书姚夔为首，四百七十名大臣联名的疏章摆在了宪宗的案头。都是为钱太后请命，要求让英宗夫妇合葬的。
　　
在这样的刺激下，周太后更是勃然大怒。不管廷臣们说什么，宫中发出来的仍然是为钱太后另择葬地的谕旨。
　　
面对周太后的一意孤行，大明群臣的牛性子再次发作。又过了一天，给事中魏元偕同僚三十九人，御史康允韶偕同僚四十一人，刚下早朝就集体跪于文华门外放声大哭，直哭得响震云霄，整个后宫都被笼罩在嚎啕声中。
　　
心烦意乱的周太后要儿子下令群臣止哭退去，群臣面对一脸苦相的皇帝连连叩头，拒不从命，声言：“不得钱太后合葬旨意，绝不敢退下。”

在农历六月北京城的阳光下、在明晃晃的紫禁城青砖上，群臣从巳时（上午九点至十一点）开始跪起，一直跪到下午申时（下午三点到五点），哭昏晒晕了也不肯罢休。
　　
看见群臣如此一致的誓死决心，宪宗再也顶不住了，周太后也万万没有想到钱太后在百官心目中竟受如此尊崇，她害怕再惹出更大的乱子，终于答应了朝臣们的要求。
　　
七月，宪宗为嫡母钱太后正式上谥号为“孝庄献穆弘惠显仁恭天钦圣睿皇后”，并将神位祔入太庙，与英宗并列在一起。同时宣布钱太后将于九月与英宗合葬裕陵。
　　
然而不甘心的周太后终于还是捣成了鬼。由于当初为英宗建陵时没有预留皇后合葬的位置，因此必须为合葬的钱太后以及未来合葬的周太后重新营建下葬墓穴，再从地下打通通向英宗墓室的隧道。在建墓穴的时候，周太后暗中授意经办此事的太监，将钱太后墓穴的那条隧道故意挖错，不但与英宗墓室方向错开足足数丈之远，而且在中途就把隧道堵住。而留给周太后的石穴则刚好相反，有一道宽敞且直通英宗墓室的隧道。除此之外，在皇宫内供奉历代帝后神位的奉先殿内，周太后也不允许在英宗身边摆放钱太后的牌位画像。
　　
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三月，周太后老病而死，谥“孝肃贞顺康懿光烈辅天承圣睿皇后”。这时的皇帝已经是她的孙子孝宗朱祐樘。周太后虽然为了取代钱太后在英宗身边的地位而出尽损招，但在照料孙子方面她还是非常尽心的。孝宗感激祖母的呵护，为周太皇太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她合葬英宗裕陵。
　　
在检阅裕陵地图时，孝宗惊讶地发现了裕陵地下的隧道隐情。他将此事告知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打算为钱太后打通隧道。并决定将周太后的牌位画像和自己母亲纪太后的牌位画像一起别祀于奉慈殿，而不是与英宗共祔太庙。
　　
周贵妃一生都在为争取英宗的专宠而费尽心机，最终却仍然没有达到身后与丈夫一起共享子孙香火的目的。然而明孝宗打通钱太后墓穴隧道的想法，最终也因钦天监和阴阳师都认为会影响风水而不得不作罢。
　　
“生同衾，死同穴”，英宗至死不忘的诺言，终于就这样化成了泡影。只有在儿孙祭祀太庙的时候，他的灵魂才能发现陪在身边的钱皇后。可是当灵魂返回长眠之地后，他等来等去，却只能等到一个周贵妃，怎么也等不来妻子的身影。只是周贵妃就算能让自己的尸骨与丈夫长相厮守，难道就当真能够对丈夫生前只投注于钱皇后的爱情完全释怀，能够了却自己在丈夫活着时的失落孤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