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

百城客

中国新闻周刊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

　　历史上，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住在中式建筑里，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敬爱着天地君亲师，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这些，曾经是中国人的标识。而自100多年前开始“师夷长技”以来，中国文化或妄自菲薄，或自暴自弃，属于自己的文化衣衫渐被撕破，庄重从容的古老文明渐行渐远。现在，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以“前所未闻”的速度重新唤回大国荣耀的今天，我们有理由重新找寻：我们是谁？

[ 本帖最后由 carnivore 于 2007-1-21 22: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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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刊评论员/秋风

　　“中国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过去一百年，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从而构成了一种集体身份焦虑。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人们想问，中国人的文化标识究竟有哪些？或者是否需要独特的文化标识；另一方面，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让我们可以产生归属感？并且在国际体系中为“中华民族”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个人选择范围扩大、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促使国家重新定位，身份焦虑在人们的心灵中再度趋向尖锐。而思想界能否对其进行理性思考与辩论，民众能否就此达成底线共识，对于我们究竟能否从心理上、从制度上走出这种焦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身份焦虑

　　19世纪中叶以前，天朝臣民对于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国家实力具有一种绝对的自信，甚至是傲慢。当时人们以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核心和重心。但随着清军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惨败，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军队败于日军，士大夫天下主义的深层自信走向瓦解。敏锐的官僚、知识分子一步一步走向对自身文化的根本怀疑。到了新文化运动时代，其三个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气质及思想倾向完全不同，但对待传统的心态却惊人相同:仅仅模仿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文化革命，而这种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的过去。

　　其实，这些反传统者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只不过，他们所关心的是生活在当下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而不是传统。陈独秀曾说过，“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而且，这些反传统者相信，传统具有强大的力量，即使我们全盘反传统，也不能够真正地撼动传统。

　　一些人士远没这么乐观。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劈头提出：“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是中国人。”

　　反传统与保守传统，这两种对立的观念一次又一次在历史上发生碰撞，双方对于中国人的定义，也大相径庭。比如，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再次高举起反传统的大旗，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咎于“传统”，尽管传统其实已经所存无几了。在启蒙者看来，真正的中国人就该“从黄土文明转向蓝色海洋文明”。作为一种反弹，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这场国学热持续到今天，成为一场社会性的儒家复兴运动，蒋庆等人再次呼吁“要做真正的中国人”。

　　虽然存在这样的观念之争，在20世纪前半叶，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依然以传统为底色，文化身份的焦虑感觉并不明显。这之后的三十年，人们更是根本不再有任何文化身份焦虑。因为，50年代之后的社会政治运动，使传统的文化符号、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遭到一番扫荡式清理。国家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文化身份，人们具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体系，人们毋须、也不能自行安排个人与家庭生活，而只能过一种国家安排的正确的新生活——当然，这种新生活讲究的是移风易俗、破旧立新。

　　80年代之后，这个强制性的、统一的文化身份逐渐瓦解，人们不得不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信仰，选择自己的价值。这时，人们对传统仍然有记忆，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倡导复兴传统。但另一方面，80年代后的开放和90年代的全球化，把西方的价值、生活方式更加大规模地带到每个人身边，渗透到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样，一些敏感的民众不得不为了选择而进行思考：孩子应当把时间主要用来学习英语，还是背诵古诗？普通科研人员职称考试是否应当包括英语？如何看待青年人对情人节、圣诞节的热情？政府是否应把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列为公众假日？“汉服运动”是不是哗众取宠？公共建筑是不是一定要建个大屋顶？中式住宅有没有前途？修家谱是不是会破坏社会稳定？中国人是否应当信仰西方宗教？还有，洋快餐与中式快餐、全球化与自主品牌等等，也都成为让人困扰、迷惑的问题。

　　尤其是最近几年，借助于网络和大众媒体，上述文化身份的困惑、焦虑被放大，每一个小小的事件都会引发广泛、且充满激情的争议。这些争议或明确或隐含地指向一个根本问题：究竟怎样才算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形象？一个人是不是只有过一种特定的中国式生活方式才算中国人？假如一个人说的是英语、过的是西方的节日、穿着西式服装，甚至信仰来自西方的宗教，那他还算不算中国人？

　　民族国家定位的焦虑

　　文化身份焦虑是现代中国人身份认同焦虑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困惑与焦虑。

　　先前的“天朝”是一个老大帝国，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有一种自豪感。19世纪后中国被动地进入一个全新的国际社会，力图成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却是一个后进者、弱者。这种身份记忆刻骨铭心，一直左右着国人百余年的精神。

　　而随着民族国家观念而来的是19世纪末流行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弱肉强食被知识界普遍视为国际秩序的法则。这一世界图式让精英阶层具有一种强烈的亡国灭种焦虑感，人们迫切地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这也正是20世纪的中国出现一次又一次剧烈变动的精神根源。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焦虑感转化为内部制度变革的冲动，清末立宪和民主共和革命接踵而至。民国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认同。而此时恰值西方国家的殖民冲动消失，国人亡国灭种的焦虑有所缓解。实际上，从1922年开始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就根本改观，走上了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历程：那一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与行政自主，日本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并撤出山东，同时修改中国与各国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提上议事日程。

　　到抗战前，中国已废除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抗日战争激发出全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把国家、社会、个体整合成一个人人都意识得到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此稳固形成。通过这场战争，中国人也初步找到了世界大国的感觉，中国成为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不过，“中华民族”在外部世界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不能代替内部政治秩序对于人们的国家认同的决定性作用。内战爆发，政局翻天覆地，此后三十年，中国以世界革命领导者的身份自居，这本身给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带来一种荣耀感。封闭的环境让人们无从了解西方世界的现实，这更有利于培养盲目的自豪。

　　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展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西方，人们再一次产生了一种急起直追的紧迫意识，学习西方、融入国际也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共识。到90年代初，这种共识解体。有人连续发表著作呼吁中国可以说“不”。随后的经济增长使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更推动普通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发生微妙变化。

　　在自己强大之后，人们似乎反而更愿意回忆过去的伤痛。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的心理似乎更加敏感，对历史屈辱的回忆更为执着，并在这种记忆基础上观察自己和曾经的对手。因而，人们格外关注日本的一举一动，并且本能地做出愤怒的反应。面对日本，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中国本来是战胜国，中国本来应当在构建两国关系新格局中发挥主动作用。

　　在知识圈中则出现一种对国力的自豪感。较早时，学者们嘲笑“休克疗法”之后的俄罗斯；最近几年在中国与印度的对比中，部分经济学家对印度的增长大不以为然;在关于拉美模式的讨论中，也有一种蔑视眼光，尽管事实上，拉美大多数国家的绝对经济水平都在中国之上。现在，有一些经济专家也在预测，“中国的GDP何时将赶上美国”。

　　但是，近两年来，民众对于学者们的这些豪迈议论却产生了抵触情绪。人们提出一个问题，GDP规模、国家崛起是否增进了我个人的福利？于是，民族国家的认同焦虑再一次指向了内部治理秩序：当世界已经承认中国的大国身份的时候，民众怎样才能过上一个大国国民的有尊严的生活？

　　克服精神危机的制度之道

　　至少从精神角度看，文化与国家身份焦虑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尤其是较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但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大多数时间，感受到这种焦虑的人们似乎总是在极端的情绪、观念之间摇摆，而难以做出理性的抉择。在大众媒体与互联网时代，这种困扰以一种更加缺乏节制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让问题显得更为尖锐。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超越历史、超越激情，理性地解决文化与国家认同焦虑，在古、今、中、外的坐标系上，找到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国际上的定位？

　　应当说，文化与国家身份意识不应当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加灌输，那样的结果肯定是扭曲人们对自己、对国家的认知，就像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日本出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狂热。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既然是一种主观的集体意识，那么，其恰当的形成过程，就是集体的自愿选择，即通过知识分子的理性辩论，通过无数民众的自由行动，而自然地、自发地生成一种文化认同，它将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区别于他者的个性。

　　非常重要的是民众在现实中的选择自由。与韩国、日本、或者与香港、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曾经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导致传统在至少两代人那里中断；在政治性认同丧失吸引力后，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找不到根基。当然，也有一些民众开始自发地回归传统的习俗、信仰、生活方式，但这种自发努力在很多方面又遭遇制度瓶颈，而无从自由伸展。

　　应当说，西方文化、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让人们多了一种选择；同样，传统的复兴也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因此，中西交织于当代中国，乃国人的一种福分。部分人士对于传统式微的焦虑感，其实来自于“文化市场”上的过分失衡，而这种失衡实与官员的心态、与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有关。比如，一心追求现代化的官员是否乐意看到传统的复兴？另比如，假如政府能够将传统节日列为公众假日，自可使某些传统习俗逐渐复兴。

　　国家身份认同同样不能由国家强加，而应当由人民在历史的背景下自愿选择。也即，需要各个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和诉求，首先形成一种精英共识，再形成一种更具有价值导向意义的民族共识。这种身份共识可以约束国家的具体战略选择、战术选择，从而让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也能在国际秩序中同时达成道义的与利益的目标。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得以解决，身份认同焦虑有效缓解，归根到底，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事情，它需要知识分子、官员、民众的理性辩论、良性互动，需要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国家的道德目标和现实利益，并自由地做出明智的选择。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宽松的制度环境。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不能化约为制度问题，但能够展开理性辩论、平等参与的制度，乃是解决集体身份焦虑，让一个民族的文化较为健全地生长，人民在内部和外部享有较多尊严的前提。★

百城客

　　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曾说：没有个人的激情，共同体将是一潭死水；没有共同体的共鸣，个人激情将消退寂灭。

　　价值多元化的今天，那种曾经建立在传统文化价值观上，依循着共同礼仪秩序的中国人形象，正受全球化和城市文明的影响，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在经济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同时，浮躁之风吹皱了中国人传统的心绪，有人清醒，有人慌张；有人从容，有人焦虑；有人昂扬，有人沮丧。每一个人都有时刻被时代主流边缘化的危机感。

　　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如何以“好的传统”和“好的现代”构造一个“好的现代化中国”，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里关系到每个人的坚砾命题。

　　那么，向前看，中国人是谁，你是谁，我是谁？

　　中国古代经典中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即三百条礼仪准则和三千条行为准则。而到今天，我们还有多少“礼”可以崩？多少“乐”可以坏？

　　★ 本刊记者/何忠洲

　　一则丧礼之上的脱衣舞报道成为中国“乏礼”的最直接和最荒诞的证明,一经批露随即引起轩然大波。央视那并不完全清晰的画面成了后来按图索骥的依据。来自江苏东海县委县政府的消息说，该县警方在《焦点访谈》报道后立即组织力量，将报道中涉及在丧礼上组织、表演脱衣舞的5名嫌疑人拘捕归案。

　　一桩被视为“礼崩乐坏”最有说服力的故事，最后以政府的迅速介入而告结束。

　　丧礼上的脱衣舞

　　根据央视《焦点访谈》的报道，“脱衣舞”事件缘于东海县孔白村一农户家中的丧事。8月16日，受请在丧事上表演的两班“吹鼓手”为了招揽观众，演出进行到“高潮”时，女演员竟先后开始脱衣裤，当天现场即吸引了近200人围观。

　　一边是死者棺木，一边是充满色情的脱衣舞，这对素来“死者为大”的乡村，实在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以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刘魁立在央视的访谈中即呼“莫名其妙、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的并不是丧葬中的“喜庆”。对这种近于滑稽的丧礼，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高丙中对本刊记者说，“中国传统即有‘喜丧’说法，孝男孝女要守夜的，漫长的时间要打发，所以总得有点喜庆的节目来振奋大家的精神。”

　　但是，缘于民俗的这些礼仪与丧礼上的脱衣舞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向本刊记者表示，“这种事情只有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下才会出现。”事实也正是如此，据央视的报道，当地人对这种事的解释是，“对于办丧事的人家来说，花钱请表演班子来表演脱衣舞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显得人气旺。”而且“来看的人越多，他后代人(越)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戏班子为吸引更多的人以抬高自己的要价，不惜用上脱衣舞的手段。

　　更深层的原因，郭于华与高丙中都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示，中国乡村礼仪的失范，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权力在传统完全破坏后的突然退出。“有一个强制力量要你左转右转的，但突然这个力量没有了，你就处于眩晕状态了。”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民俗学博士如此向记者比喻。

　　礼在中国

　　丧礼上的脱衣舞事件以政府力量的迅速介入而告终结。这就像若干年前，权力力量也是以强力的介入而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礼仪。

　　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一百年前，西方人打破国门，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孔家店”、旧礼教，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旗下被破“四旧”、毁“五伦”。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在翻看了半夜的礼教之后，只看出了两个字“吃人”。

　　但是，郭于华说，“这一百年，对丧葬礼仪影响最大的还是在1949年后。”

　　高丙中说，“那些传统礼仪，差不多都在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奢靡浪费两个旗号下销声匿迹了。”甚至一度，礼仪备遭嘲笑，粗鲁成为时尚。

　　在此途中，中国人周而复始的年号，变成西方的公元纪年；传统的厚丧习俗被简化为追悼会，作揖、拱手、跪拜、请安变成握手，“大人”“老爷”“太太”，变成“先生”“女士”“小姐”“同志”。

　　但与此同时，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评论家对记者说，“人们开始不知道礼为何物了，没有了仪式，没有了基本的礼仪规范。几千年已经形成的如《朱子家礼》上的礼仪传统完全中断。”他反问记者道，“怎么能说跳脱衣舞这件事情是礼崩乐坏呢？我们还有什么‘礼’可以崩、什么‘乐’可以坏呢？”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

　　“今日中国，饭店永远是喧闹得难以进餐的场所，餐桌上的孩子永远疯抢最爱吃的菜肴；公交车靠站时永远有冲开血路、力排众生抢座的‘猛士’，车上永远站着老人、孕妇和儿童;无数商店贴着谨防扒手的告示；许多会堂里挂着请勿随地吐痰的警示牌(参会者居然都需提醒)。今年天安门广场清除了60万颗口香糖，日常娱乐除了打牌就是搓麻，高级一点也无非就是唱卡拉OK。远游出洋的国人，老外常常通过是否乱闯红灯、大声喧哗，很容易识别我们的同胞……”

　　9月22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乱丢垃圾，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广众脱鞋脱袜、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纠纷恶语相向……中央文明办协调组组长李小满说，“近几年来，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严重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

　　对这种境况，那位评论员说，“这在中国几千年前都是不可思议的。”他的文章说，《左传》即详细地记载了，父母是如何给长到15岁的女孩子举行笄礼，给20岁的男孩子举行冠礼的；婚礼完成会经过六道仪节；士人相识有专门表达友情高洁的相见礼；尊贤敬老，要举行乡饮酒礼；君臣上下有燕礼来明尊卑；就是国际交往，列国使节也会吟诵诗经表达各自对对方国家的礼节……在《礼记》中，保留着一整套完整的礼仪，礼仪甚至成为一种专业。经典中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即三百条礼仪准则和三千条行为准则。

　　但到今天，记者随机采访多人，回复不约而同：现在的人肯定不如古人有礼貌。

　　在一片“无礼”的氛围中，那些被古礼浸染过的长者们，却给今天的年轻人传递出一种无形的礼仪的力量。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信，在记者的采访中被几位受访者提到的一个细节是，在每次工工整整地写信之后，茅先生都不忘落款“茅于轼上”。一个“上”字，那位评论人说，“道尽了一个人的礼仪素养。而我碰到的很多人，写封信，连抬头、落款都不写。不是不会，是不懂。”2005年，记者曾拜会著名的地理历史学家侯仁之及夫人，告辞时，已经八十高龄的侯夫人面向客人几番后退躬身相送，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叹。侯夫人毕业于燕京大学，那时，在大学里，礼仪也是一门必修的课程。

　　中国传统的礼仪已然丢弃，但是舶来的西方礼仪却也未能真正落地生根。“中国人连衣服都不会穿，”一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一次，这位受访者接到一个酒会的邀请函，精心打扮后应约前往，结果发现“我成了一个怪物”，因为偌大的酒会，穿着五花八门，唯独没有西方酒会中应有的那种着装。“那是应该穿西装、打领结的，但连打领带的人都很少。既然是酒会，那就应该遵循西方酒会的一些起码礼节，但就是没人懂。”

　　礼仪是文明的标志

　　不懂礼仪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么？

　　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先生如此向记者表达他的疑问。在他看来，有无礼仪，这正是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

　　但是，在近代，当中国传统的礼仪被扫荡时，那些曾经的“糟粕”却反而在韩日等国绽放鲜艳之花。朱熹的《朱子家礼》催生了保留至今的韩国礼仪；而日本，时至今日还在保留着中国古代礼仪的痕迹。

　　信力建董事长深感礼仪的重要，在他所拥有的近二十个学校里，他拟定了一套礼的行为规范。他说，当学生按照这一套礼仪向父母表示感激之情时，那些平素恨铁不成钢的父母们无不骄傲万分。“礼就是一个人人性的体现。”他总结说。

　　“已经被破坏殆尽的礼，要想恢复与建立，注定是一个需要好多代人努力才能实现的事。”那位评论员说，“八百年前朱熹即已经说明，利仪的回复要回到周礼时代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现在我们当然更没必要。问题是，传统好的礼仪我们抛弃了，西方好的礼仪我们也没有学习过来，反而是中西方礼仪中的那些糟粕，正在日渐走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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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热的同时出现了汉语教育的式微，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人该如何在强势的英语面前自处？

　　★ 本刊记者/唐磊

　　“Steven，对不起，我要用中文讲了。” 丁肇中(美国华裔科学家，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看了一眼坐在台下的朱棣文(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华裔)说。

　　2004年6月28日，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大会在上海举行，虽然与会的是500多位华人学者，但主办方以“国际惯例”为由，规定提交大会的论文、相关专题网站、演讲、提问等，都要使用英文——这也是延续了前三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的做法。“这是学者的自我矮化，是很要不得的事情。”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汪涌豪教授对本刊说。

　　但是，轮到丁肇中演讲时，他打破了这一“惯例”。

　　事实上，丁肇中常回中国作学术报告，每一次都坚持讲中文，当年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丁肇中说的也是中文。

　　就在此次大会上，有些学者申请用汉语演讲，遭到会方拒绝。在听完南京大学基础学科教育学院院长卢德馨的演讲后，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惋惜道:“卢教授的教学改革在国内众所周知，但用英文很难在有限时间内表达其思想的精髓。”

　　丁肇中反“潮流”的举动，立刻引起中国社会的讨论。

　　那么多人学英语，为什么

　　物理大会举办过程中，台下的很多研究生听得一头雾水，这些研究生都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物理系，但要他们完全听懂用英文作的专业报告还有困难，虽然他们久经英语熏陶。

　　国内的大学生自1987年9月开始必须考英语，本科生要通过四级英语考试，1989年1月开始研究生必考六级英语考试。据中国教育部的资料，1987年第一次参加英语四级考试的有10万多人，到2004年，四、六级加在一起高达1100多万人。虽然教育部在2004年3月进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不设及格线，不颁发合格证书，只发放成绩单，但是这并没有降低英语在学生眼中的重要地位，也无法改变全民英语热。

　　不仅大学生如此，只要在国内接受教育的人，几乎都曾把英语当作一门主科来学习。根据人口普查统计结果，到2000年11月，中国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比1982年增加了3.7亿人，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接受过英语教育。实际上，从1977年开始，部分小学就开始了英语教学。2001年后，《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试验稿)把英语课的设置提前到小学三年级(北京地区则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因此有数据估计，中国应该有4亿人接受过英语教育，超过美英两国人口总数。

　　在中国大陆许多学校，英语课程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至博士，在每次升学考试中，英语都是一项重要的衡量标准。而且很多公司面试、公务员考试、职称评定、公费出国留学等，都需要过英语关，就连对某些公交车售票员、出租车司机、服务员等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也都有英语能力要求。

　　一些领域内，设置的英语门槛没有顾及社会需要不需要、本人愿意不愿意。从实际情况看，多数参加英语考试的人都是出于应付考试来学，考试毕，英语对于他们的生活工作几乎没有意义。

　　学英语导致社会资源浪费

　　学习外语，本是件好事，何况还是一门到世界各地都能讲得通的语言。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自己对英语过热的看法时说：“中国人不仅要用英文来适应国外的工作，还要用英文来向世界传达中国人的信息。英语达到一定水平，是中国走向进步的一个标志性的事情。”

　　然而，现实中有许多被迫学习英语的国人却在痛恨英语。“学了用不上”，一些人抱怨。

　　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10月的调查显示，56%的非英语专业在校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英文学习上。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找工作时，还要为口语面试捏把汗。很多人因为要应付各级考试的压力，努力学习英文，但真正要用时，又发现当初的那种学法是不对的，只能应付考试，于是又换种方法再学。一项技能课，变成折腾人的课程。

　　“大家都忘记了一个外语环境的问题——外语学习的规律。一个星期花几个小时学外语，能用到什么地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文秋芳教授对本刊说：“外语是一种训练，我们可以拓宽眼界，认识到不一样的语法结构、思维方式，这都是有价值的。对外语的学习应该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的评价，目前社会的期望值太高，所以导致大家都很失望。

　　尽管有上亿人学过英语，但有教育研究机构人员及语言教育培训机构人员估计，中国目前能够使用英语进行交流的人不会超过2000万，这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的英语学习者，在时间、精力、经济方面大量投入后，没有收到好的成效。

　　“国家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英语，但没有必要全民学英语。”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文秋芳教授对本刊说：“国家资源也没那么多，真正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英语人口没有那么多，不需要所有人都那么费劲学英语。应该培养一大批专门的翻译人才。”

　　虽然英语教育专家也认为全民学英语没有必要，许多人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场“运动”还是无法停止。有人认为，英语考试背后的利益链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仅大学英语四、六级的报考人数就达600万人。这还不包括其他参加职称、出国英语考试的人在内。而帮助考生顺利过关的英语培训，更是被称为“无烟工业”，按我国英语培训市场高速增长态势，到2010年，我国英语培训的市场总值可望达到300亿元。

　　母语危机

　　在英语热的同时，很多人认为，汉语在式微。

　　有个小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水很活泼”，老师就严重警告她父亲“你孩子的语言很成问题”。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汪涌豪教授对本刊说，“其实这个句子多好，但我们的语文教学是非常僵硬的，说明非常的失败，这种失败是全面性的。现在的语文教育解释得很细，违背了我们汉语的特性。”

　　和西方语言重语法、很规则不同，汉语是一个词汇型的语言，重词汇，需要使用者掌握大量词汇，但现实是许多人都无视汉语的这个特点。学语言“求用、求真、求美”，现在很多人都只停留在前两个阶段。中小学语文的应试教育，束缚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大学语文希望解放学生，但这时候他们已经对汉语似乎失去了兴趣。

　　在不需要应试的大学里，很多学校修改了大学语文课本，把原来的语文变为人文，或者变成作品赏析，让学生充分体会母语的美妙。也有些学校的大学语文已经变成了选修课。但收效并不明显。忽视对母语的修炼，会造成口说、书写时语言失范、用词的平庸。

　　为了培养孩子的语音语调，很多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英文，反而不是很重视汉语学习。

　　“不重视汉语的练习，是很大的损失，现在从小把很多的时间花在学外语上，实在是有些本末倒置。汉语的整个知识体系，实际上对开发中国孩子的智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外国语学院的文秋芳教授说，她常常跟外国同行称，中国人之所以聪明，是因为学习汉字。汉字给我们提高了分析能力、归纳能力、抽象能力。比如分析能力，我们会看这个字的结构，而且很多字差别很小，我们要比较分析。所以从小教孩子们学汉字就在教他们高层次的思维技能。这种技能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在这同时，因为字很难写，要反复练，记忆力也得到了超常的训练。

　　一种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凝聚着历史，积淀为文化。要把自己的文化传向全世界，语言是无可替代的桥梁。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说：“国家的文化质量决定了它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国家的语言质量也决定了它接受外来语言的能力。”欧洲各国设有国家级翻译中心，主动向外国进行文化输出。只有1600万人口的荷兰长期以来一直努力做翻译大国，还成立专门的基金会资助荷兰文学的学习和外译；法国人更是对母语有着近乎执拗的维护，甚至都不让“E-mail”这个通用的词进入。

　　在中国，有关加强汉语学习和语文教育的呼吁已在这些年出现，“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汪涌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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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过度的自信，还是极端的否定，两种态度都反映出：被一些人看作中国传统文化“技术”表现的中医药，已经面临一个严峻的时刻

　　★ 本刊记者/孙展


　　2004年9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语出惊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是在 “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发表上述言论的。

　　杨的言论很快激起了外界的强烈反应，国内易学界首先对杨振宁的言论提出反驳。一个月后，在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再一次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提到《易经》中无推演方法，以及“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阻碍现代科学在中国萌芽的原因之一。

　　但很快，与会专家中就有人对此观点表达异议，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陈方正教授当即表示，“中国主流文化是入世的，实用的，也促使中国产生了自己的科学，那就是中医”。但杨振宁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如果中医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论体系”走下去，那它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前途。

　　中医面临挑战

　　一场以《易经》为开端的争议，就此蔓延到中医领域。在如何看待中医这个问题上，杨振宁显然并不孤立。东北财经大学教授李笠农、著名科学打假人士方舟子、中南大学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等人也都纷纷撰文质疑中医的“科学性”。张功耀甚至号召公众签名，让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系，提出“告别中医中药”。

　　在这些反对中医的学者看来，中医根本的问题在于其理论没有现代科学作为支撑。现代医药科学是建立在物理、化学、生物学、统计学等学科的基础上的，已经是现代科学的一部分。而中医却独立于这些体系之外，其理论还停留在两千年前的水平上。

　　对中医持质疑意见的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尽管中医有一些有效的药物和疗法，但这些有效性只是经验的积累，与其理论无关。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有效的药物当中，也存在副作用不明的危险。西药在上市之前，必定要进行大量的临床试验，在明确疗效以及副作用的情况下，才会让患者服用。而中药则很少受到这样严格的检验，对其副作用也就无从得知。

　　而针对那些认为中西医可以互补，提倡“中西医结合”的观点，这些学者也表示反对，他们大多认为中西医根本无法“结合”，目前存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起作用的往往只是西医的成分。有些人甚至在中药里暗自添加西药成分，以冒充中药有效的假相。

　　与这些质疑声相对应的是，近年来因服用中药引发不良后果的事件逐渐增多。2003年曾经轰动一时的传统中药龙胆泻肝丸引发肾衰，并最终导致尿毒症的案例，更是让许多人对传统中药的安全性产生了怀疑。

　　2005年，德国一家医院曾经从中国进口了106种中药饮片，经检测不合格的达到32种，其中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占到了11种。今年8月，英国药物安全机构对进口自中国的“复方芦荟胶囊”进行检测时发现，其中汞含量超过英国标准11.7万倍。

　　尴尬的现状

　　如果仅仅是面对理论上的质疑，中医界也许并不会感到太大的危机。实际上，真正对中医地位产生威胁的恰恰在于中医目前的发展现状。

　　根据一项统计，在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只有50万人，而到了2005年只有27万人。而据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也就是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与此相对照的则是，西医从1949年的约8.7万人发展到目前的175万人，接近中医的6倍。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院长陈珞珈在2006年2月做客《人民网》时透露说，全国2937家公立中医医院中，只有1/3“日子不错”，而很大一部分中医医院则是举步维艰。即便是这“日子不错”的中医医院当中，也有很大部分是在采用西医疗法。

　　同样是在2006年2月，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组确定，将中医理论、养生、诊法、疗法、方剂、中药、针灸和民族医药(含藏医药和蒙医药)等8项内容，列入中国传统医药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批名录。

　　这种看似对中医进行“保护”的举动却并没有得到中医界的一致认可，不少中医医师则表示，中医还远没有衰落到需要当作“遗产”的地步。

　　但敏感的国人则并不这样认为，当韩国准备将其医学古籍《东医宝鉴》申报为世界遗产时，国内媒体以《韩国拟将“中医”改称“韩医”申报世界遗产》为题进行了报道。这一下子引爆了国人的民族感情，“端午节已经被抢走了，难道中医也要被抢走吗？”一名网民在论坛中痛心的反问。

　　不同理念的碰撞

　　实际上，近几年来网络上出现任何一篇针对中医中药价值的文章，其后面附着的评论跟帖里，正反双方的争论几乎都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些力挺中医的网民表现出了明显的轻视科学、甚至是反科学倾向。

　　投入这个争论的当然不只是普通的网民。原中医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傅景华对时下围绕中医的相关争论也感到“痛心”。他不是痛心中医是否应该申遗，而是认为，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医本不该遭受如此多的“非议”。

　　在傅景华看来，争论中医是否科学，本身就是一个人为的陷阱。

　　“中医医道乃生命之道，主要认识领域在于生命过程与枢机，将中医定位在人体科学和疾病科学是认识的盲区。中医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求索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纲纪、实践目标等是人类文明的精髓，科学只是中医作为知识体系的低层次属性。其实，中医不仅仅是科学，而且远远超越科学，并可包容人体科学。而试图将中医‘现代化、科学化、实验化、定量化、客观化、标准化……即西医化的道路’则是南辕北辙，那种‘西化’的中医才是真正的伪科学。”

　　而来自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著名学者、同样认同中医的董光璧，在2004年那次论坛结束后不久接受本刊采访时却明确表示：“中医当然不是科学。”但董光璧认为这并不说明中医没有价值。

　　如果说有关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还可以归结为两种不同理念之争，那么这套以古老的理论为支撑的医学体系在现实当中还能起到作用吗，又如何能够发展下去呢？

　　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樊正伦对中医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认为中医并不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而且有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现在需要的就是如何运用中医的思维和理念来解决当下的问题。“在中医的发展历程当中，每一代人都会遇到前人未曾遇到过的疾病，但只要按照中医的思维，总是能够找到新的方法和手段来治疗。中医是完全可以依赖自身的活力独立发展下去的。”樊正伦说。

　　即便是近来最为人们所诟病的中医药的副作用问题，中医界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中医学者们看来，中医药中毒由多种原因造成，有的是因为药物品种混淆，有的则是剂量过大，也有一些是因为药品炮制不合格。但如果真正遵循正规的中医理念，服用质量合格的药物，则是不会引发中毒问题的。

　　延续还是告别

　　在很多人看来，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技术”表达，它把道家和儒家的很多哲学思想融进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陈方正在一次演讲中曾经表示，他更愿意把中医看成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医理论引导下，他通过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就治好了自己的一些疾病。

　　但文化、哲学和科学毕竟不是一回事。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怀疑的做法固然值得商榷，但强行把自己的文化推崇到科学领域、甚而至于以贬低、攻击现代科学的方式来推崇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种看起来过分自信的做法，实际上也体现出了一种骨子里的不自信。

　　类似的争论已经并非第一次。1929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余岩、诸民谊等西医派就曾提出废除中医的议案。议案最终得以通过，这项议案提出对“旧医”医师实行登记制度，废除“旧医”学校，禁止新闻媒体介绍“旧医”。但它随之遭到了中医界的抗议，加之全国舆论的支援，“废除旧医议案”最终被取消。

　　而这个“废除旧医”议案的提出，也正是经历了1920年代初期著名的“科玄”论战后发生的。当年的争论结果则是“科学派”压倒了“玄学派”。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解剖学专家钟世镇教授则更愿意将中西医目前的争论看作是检验双方的机遇，“无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还是西方现代医学都是从竞争中发展出来的。至于谁更有发展前途，还是要从最终治疗效果来判断。”

　　钟世镇认为，中西医在理论层面完全不同，比如中医的经络学说，在解剖学当中就找不到形态学的基础。但在中医看来，它不但存在，而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双方就此展开争论，则谁也无法说服谁，因此这样立场完全不同的争论很难有什么结果。“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必然的，那就是不跟随时代发展的学科总是不会有前途的。”钟强调说。★

百城客

　　台湾学者王关仕在其编写的《仪礼服饰考辨》序言中提到，“服饰之事虽微，然而属历代礼仪典制之所系。”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服饰制度就是与礼仪、官制结合在一起，服饰也始终作为体现礼仪差序的符号形态。

　　夏商时期，开始建立礼制，与这些礼仪活动相对应，便出现了各种冠服制度，如祭祀时着祭服、朝会时着朝服，婚嫁有吉服，从戎有军服，服丧有凶服等。到了周代，冠服制度逐步完善，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为礼仪的一种表现形式，和人们彼此确认“身份”的标识。

　　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也进一步使服饰更加规范的体现了等级制度。

　　汉代四百年间，仍继续保留这一制度的遗制。在南北朝，由于北方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重视和提倡，传统的冠冕衣裳被保存下来，并一直沿传至明代。

　　到了清朝，服装在保留本民族习俗礼仪的同时，吸收了汉族服饰中的一些特点，但彻底废弃了冠冕衣裳为祭祀之服，以及通天冠、绛纱袍服的传统制度。

　　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自诞生开始，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变迁，至此告终结。

　　1840年后，西洋文化侵入中国本土文化，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得西方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变革，尤其是女性时装。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二十多年，款式几经变化。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甚至成为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

　　同一时期，男子的服装则主要以长袍、中山装、西服为主。尤其是上层社会的达官贵族、知识分子、演员等，穿西服的人越来越多。

　　到了解放后，中国人的服饰潮流进一步加速西方化，中式服装逐渐鲜见。直到近几年，中式服装又慢慢以时尚的形式进入大众视野。

　　(资讯整理/丁尘馨)

百城客

　　中国的传统节日面临种种困境。作为背后的因素，还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每个人是否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还有自信？

　　★ 本刊记者/王寻 文/付碧莲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恰逢国庆长假。“双节”中吃月饼，似乎又添一层喜气。而这个中秋节还有了一层新意：它已被列入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5月25日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宣布，第一批518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为国务院批准。名单中，包括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

　　很多人觉得，光把这些传统节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够的。近几年来，要求增加端午、中秋几个主要节日为法定假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端午保卫战”

　　两年前，中国人为端午节打过一场“保卫战”。2004年，媒体突然曝出韩国率先向联合国提出申请“端午节”为该国文化遗产的消息，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2005年5月9日，在屈原的投江地——岳阳，市政府以官方名义召集宣传、文化、文物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就“保卫端午节”召开专门座谈会。副市长隋国庆提出，要“全民总动员”参与“申遗”，要把“申遗”提高到政治的高度。2005年6月11日，即端午节当天，中韩两国学者还在北京举行了研讨会，并提出由中韩共同申遗的解决方案。

　　然而，到了2005年11月25日，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最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后来对记者谈到了这场争端：“韩国申报的端午祭与我国的端午节并不完全一样。而且即使你的东西被人拿走了，那个东西就不是你的了吗？这正是我们对自己本民族文化不够自信的结果。”

　　韩国“江陵端午祭”，每年从农历四月初五开始，活动会持续三个月。内容包括：用江陵旧官府“七事堂”发放的大米和米曲子酿制神酒，准备端午祭时敬神和饮用；举行“大关岭山神祭”和“国师城隍祭”，在端午祭的“前夜祭”后，将大关岭山神和国师城隍牌位送往南大川露天祭场；从五月初四到初七，每天的早晨举行“朝奠祭”。儒祭之后，开始伴随歌舞戏剧表演进行的“巫俗祭仪”，直至深夜。节日期间，除了指定的祭礼、巫祭、官奴假面戏、农乐竞赛、儿童农乐竞赛、鹤山奥道戴歌谣(这些都是地区或国家指定的无形文化遗产)外，还有众多的民俗活动，如汉诗创作比赛、乡土民谣竞唱大赛、全国时调竞唱大赛、拔河、摔跤、荡秋千、射箭、投壶等；还有烟火游戏、端午放灯、国乐表演、伽琴并唱等。此外还有被称为“乱场”的商品交易。

　　现在，韩国人在江陵端午祭时还邀请国外民间艺术团体到场表演，中国吉林省的吉剧团和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的昆剧，都曾经到场助兴。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现在过的端午节，是不是也太简单草率了？有多少中国人在认真地过这些传统节日？——似乎这些东西在别人来“抢”的时候，才变得宝贵起来。

　　“土”节：只剩下了吃东西？

　　端午节吃吃粽子、中秋节吃吃月饼，元宵节吃吃元宵，家住北京天宁寺的沈茂源老先生一家人的节日过法，恐怕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过法。“这些节日又不放假，孩子们不回来，就自己吃点东西过了。”

　　然而在今年年初，元宵节和舶来品情人节间隔仅一天，以“闹”为特征的元宵节，其红火的场面却似乎已被洋节盖过。北京更是出现了一“瑰”难求的局面。

　　一位赵姓摊贩对记者说：每当这些洋节的时候，“这气氛还真是挺浓厚的，感觉比咱们中国自己的节日要热闹许多。我们孩子去年冬天还送礼物给他妈，说是过圣诞节，他妈特高兴。”

　　32岁的邵钧就职于北京一家电子公司，他表示相比传统节日，更喜欢这些洋节。“感觉过春节、中秋节这些传统节日是一种义务、一种象征，有时候真的没有心情过。而西方的节日比较随便，怎么过都由自己决定，爱怎么过就怎么过，自己就想趁此机会玩一玩。”

　　张红(化名)今年41岁，已在美国休斯敦居住将近五年。他感觉每到节日，气氛都会很浓厚：“他们对于不同的节日有不同装饰方式，虽然美国的节日一般只有一天的假期(不包括星期六和星期天)，但如感恩节和圣诞节，很多人家里在一个月前就会布置完节日的室内外装饰。

　　“在中国就比较缺乏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和形式。”赵世瑜说。他认为，这种氛围需要去营造，比如春节晚会就成为了春节的重要一环。虽然很多人觉得春节晚会越办越差，但不得不承认，它这些年一直都是我们过春节时的一个重要形式。

　　赵世瑜介绍道，“节就是节点。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需要休息。在西方，每周设置了一个礼拜天，用它来完成自己的信仰。实际上，就是把体力的劳动转变为一种精神上的放松。”

　　赵认为，我国现在之所以不太过传统节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假期。如果一旦放假了，人们自然会过这个节日了。“毕竟，如果一个节日只是能够吃点东西，一旦吃的东西不再吸引人，大家慢慢地就更加不会去过了。”他说。

　　我们将成为赤裸裸的“现代人”？

　　记者秦轩刚刚从日本采访回国。在那里，他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的稻河神祭祀活动。稻河神就是日本传统的商业之神，同时也象征着丰收。每年的9、10月份，所有地方都会举行类似的祭祀活动，以期望这一年里能够生意隆兴。

　　这个仪式上，4根十几米长的杠子下面有大约五六十人抬着，不时还有人被替换下来。与此极不相称的是，众人所抬的仅为一个长宽高都只有几十厘米的小神龛。抬神龛的人每一步都会高高地把腿抬起，但却仅仅往前迈一小小步，一切有条不紊。

　　这个祭祀活动以社区为单位，在一个神社附近几条街道的居民都会参加。仪式虽然时间只有1小时左右，但居民都会换上相应的传统服装，各司其职，相当隆重。

　　“望着神龛上雕刻着龙的图案，还有人们的服装、仪式，能够感受到他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之深。可是类似的传统仪式，却似乎已经鲜见于中国民间了。”秦轩说道。

　　“我们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拼命奔跑的人，为了物质进步，我们踉踉跄跄、慌不择路，一边跑，一边丢东西，等我们跑到终点，不但发现爷爷奶奶偷偷塞到我们贴身口袋里的祖传宝贝都丢掉了，而且成为一个赤裸裸的‘现代人’，忘却了自己是中国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田青这样说。

　　赵世瑜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东西我们更多地在考虑它的物质意义。比如说禁放鞭炮，理由是鞭炮会产生垃圾，造成空气和噪音污染，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但是，我们忽略了其精神价值。“精神上的东西看不见，但看不见不等于对社会没有意义，不等于它的意义就很小。”

　　田青向记者介绍了一些发达国家在保护本国文化传统上的做法。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盘西化，但早在1871年，即其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就制订了第一部有关文化遗产保存的条例《古器旧物保存法》。1950年，日本政府又将各有关法令综合为《文化遗产保护法》，把文化遗产保护分为了有形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遗产、名胜古迹、文化景观和传统建筑群六大类，使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体系初步得以完善。

　　田青举例道：“日本的传统表演艺术，是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可以去更改的，可以说，是把它神圣化了。但反观我国，我们会把很多西方的元素加入到我们的传统艺术中去，使得我们的一些传统表演艺术变得有些不伦不类。”

　　无独有偶，韩国在1962年的时候也曾颁布过类似的法律。“可以说，每当一个国家自己的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的时候，国家都会通过法律的手段去加以保护。从韩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现代化进行得较好的国家来看，现代化本身就伴随着对自身文明传统的不断确认和自我认定。”田青总结道。

　　文化自卑困扰整个国家

　　王焱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公共论丛》主编，他在接受一家报社采访时表示，传统节日的保有是文化归属感确定的基础。因为文化包含一定的仪式、制度、文化象征等，节日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旦连传统节日都不复存在了，很难说你已经确立了一个文化身份。

　　赵世瑜认为，之所以我国的传统节日面临种种困境，作为支撑节日的因素，还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那就是，每个人是否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还有自信。“实际上，在这100年来，我们始终缺乏着自信。过去数千年泱泱大国的胸襟，已经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赵世瑜说。

　　田青也认为，这种文化的自卑感正困扰着整个国家。“不仅是中国传统节日面临困境，中国的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遇到了同样的状况。”田青举了一个例子：“山西有个农家妇女，剪纸剪得非常漂亮，到法国去可以卖500欧元一张，欧洲人都排队买，认为那是价值很高的艺术品。但你到那个妇女家里去看看，挂的全是港台明星的照片——家里人认为那才是时尚。”★

百城客

　　挥去“受害者”梦魇

　　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和它的人民，应该保有温和与理性，同时积极而勇于进取

　　★ 本刊记者/刘婉媛


　　“中国人对历史很执着，对现状很敏感。”38岁的大学讲师史蒂芬这样对记者说。史蒂芬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五年前，他和一位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澳洲的女孩结了婚。

　　在史蒂芬的眼里，中国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是妻子小文最引以为荣的，这一点使他这个做丈夫的深受感染并为之骄傲。不过，史蒂芬也认为妻子像很多他所接触过的中国人一样，有一种他不能理解的“挫败感”。妻子常对他提起西方瓜分中国的历史，一直说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她没有经历过那些年代，但我感觉到这段历史在她心里有很深的印记，至今仍然让她感到愤怒。我跟她说，那帮侵略者确实混蛋，不过，老是耿耿于怀也没什么用啊。再说，现在谁敢欺负你们中国人啊，你们国家那么强大，人还那么多。”说到这里，史蒂芬笑了。

　　史蒂芬认为，爱尔兰人也经历过许多苦难。英国曾经统治了爱尔兰800年，至今北爱尔兰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19世纪30年代，大饥荒迫使大批的爱尔兰人离乡背井到世界各地谋生，饱受歧视。“中国的事情和爱尔兰可能不一样。不过，从历史包袱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中国要沉重得多。”

　　拖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执拗于过去所受到的屈辱，让我们许多中国人至今难以摆脱一种“受害者心理”和“耻辱感”，致使在国家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仍然不能自信、理智地看待和处理身边发生的纷争与冲突。

　　赵燕事件的启示

　　2004年一名中国妇女遭到美国警察殴打，成为了检验中国人心态的典型事例。

　　当年7月21日，中国妇女赵燕在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旅游时被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警官殴打。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迅速报道了这起事件，并普遍佐以“中国女子在美国无故受欺”或干脆是“中国人海外受到欺凌”等标题。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网民在评论此事时大多数是抱着一种“中国人被美国佬欺负”的看法，认为“美国损害了中国人的尊严，美国政府应该向中国人民道歉”，“现在不是八国联军时期了，美国不能这么欺负中国人”。一些网上跟帖的措辞甚为不可理喻——“最好再来一个9·11，把美国佬全灭了！”

　　事实上，赵燕事件发生当时，打人的警察刚刚抓捕一名贩毒嫌犯，而这时赵燕与同伴刚好路过，警察认为赵燕等人可能与嫌贩有关联，遂要求他们过来接受检查。但赵燕的同伴们纷纷逃开，警察冲上去抓捕他们，而这时赵燕有个掏口袋的动作。于是，如惊弓之鸟般的警察上前对她就是一阵猛打。打人的警察事后在法庭上声称，赵燕掏口袋的动作让他以为她有“拔枪”行为，因此他上前扭打赵燕，是“出于职业本能反应”。

　　然而，事情的真相和具体细节不幸被多数中国媒体和群众忽略。而即使抛开这些具体细节，这一事件的性质充其量只是一个坏警察滥施暴力的案件——警察在殴打赵燕时其实并不了解她是哪国人，“美国警察欺负中国人”之说无从谈起。而许多中国网民却将这起案件上升为一个有关民族尊严的政治事件。

　　稍加注意就可发现，在我们身边，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不断在蔓延。在这种情绪的左右下，中国人在对外交往的时候所经历的风波、冲突、挫折，往往在最后被归结为“民族尊严”问题。

　　在今年“9·18事件”纪念日当天，记者打开国内某网站，上面赫然刊登着一篇“国耻日勿忘国足耻辱历史”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在‘9·18’这个特殊敏感的日子，自然会引起国人的回忆，国家与民族曾经遭受的耻辱已经受到广大人民的关注，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体育项目——足球，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不轻……”

　　文章作者将中国在一个体育项目上所经历的挫折，归结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问题，并将其等同于当年日军发动“9·18”事件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甚至为这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找到了关联——“耻辱”。这段文字所体现出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如此的淋漓尽致。

　　受害者心态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核心是一种受害者心态，而这种心态的产生源自中国近代史上所遭到的丧权辱国的严重的挫折感。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彼得·海斯·格里斯在《浅析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人民和情感》一文中说：“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仅仅认识中国的过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人自己是如何叙述他们民族的过去。”他认为，与希望结束“屈辱”的历史相矛盾的是，许多中国人重新揭开了多年前的伤疤。对于许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次对历史创伤的痛苦回顾，是用“受害式”的语言来表述的。

　　在其著作《中国的不安全感：屈辱，解脱，民族主义》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威廉·卡拉汗也提到了类似的看法。他指出，从中国的书店中充斥的一些历史书籍的名字，如《近代中国百年国耻地图集》《国耻录：中华百年图集》等等，便可领略到中国人对近代史的态度与看法。

　　的确，对于中国人而言，整一个近代史就是一个“耻辱的世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紧闭多年的大门，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平，火烧圆明园；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进一步加速了半殖民地化进程；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随后入侵中国；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中国;1937年，日军攻打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整整一个世纪的落后挨打，在中国人的心口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洗刷我们的祖先们曾经受到过的屈辱。走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人应当为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巨大改变感到自豪、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的时候，那种难以释怀的屈辱感仍然让一些人敏感好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的历史系教授奥维利·希尔认为，在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记忆，使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对外界充满高度疑心和戒心。一旦出现冲突与问题，就容易把原因归罪于外界。在其文章《中国的受害者情结》中，希尔写道：“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革命帮助它成为世界上充满自信的贸易动力，一个更加负责任的全球权力经纪人，甚至是给人安慰的军事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受困于过去屈辱的历史和深藏人们心底的受害者情结。”

　　无论是赵燕事件引起的强烈反应，还是在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中日决赛上中国观众的过激行为，实际上都是隐藏的受害者心态的瞬间爆发所致。

　　去年，在中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媒体上更多是对8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所承受苦难与屈辱的描述与悲情，对于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光辉与荣耀却缺乏欢呼与喝彩。一些文章读完后，你甚至不觉得中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而仅仅是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之下的一只羔羊。

　　诚然，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当今的一些日本政治家仍然不能正确地面对历史问题。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中国人曾经是受害者，但中国人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摆脱了这个身份，我们更是一个胜利者，我们有理由感到光荣与骄傲。

　　中日关系问题不仅是历史的纠葛，也是现实利益的碰撞。带着过多对历史的悲情，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在心理学上，如果一个人摆脱不了受害者心态，就无法站在客观理性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更无法有效地解决与别人的冲突。作为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走向温和与理性

　　“即使是爱国，用不理智的方式表达也是可怕的。”一名摄影记者这样对笔者说。2005年4月9日，在日本出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后，北京一些学生自发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当时，这位摄影记者跟着游行队伍从中关村一路走到了建国门的日本驻华使馆。

　　“那次游行挺有秩序的，即使后来有人向使馆扔鸡蛋，我都认为情有可原。不过，两天后我去上海，在一次示威中我看到几个小孩冲进一家店狠砸，店里的柜台和橱窗被砸得稀巴烂，我就开始觉得，这种行为其实就和匪徒差不多了。”这位记者回忆说。

　　在2005年这场涉日游行中，“爱国无罪”“反日就是爱国”成为了一些示威者的标语。一些所谓的“愤青”认为，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任何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行为，似乎都应得到原宥。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用“爱国主义”的外壳，对极端民主主义情绪做了一番华丽的包装。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人是地球村的一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冲突与挫折，只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情结而感情用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牢记历史，但不应深陷于历史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对历史问题保有温和与理性，对现实积极而勇于进取。★

百城客

　　在外族人的灾难和自己人的困难之间，我们选择先帮助谁？

　　★ 本刊记者/王艳

　　2005年元旦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独特的——南亚被一场罕见的大海啸吞噬，中央电视台临时取消了元旦晚会，中国民间出现前所未有的救助国外灾民的热情。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的海水将20多万人的生命吞噬而去。当媒体传来班达亚齐海滨受海啸袭击前后的图片时，国人开始对千里之外的苦难感同身受。

　　中国政府在26日当天宣布，向受灾国提供捐助2000余万元人民币。随着灾难导致的死亡人数呈几何级数的攀升，政府追加的5亿元捐助在中国的援外历史上创造了纪录。

　　让全世界更加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民间的人道主义激情。虽然捐助渠道的有所限制，但民间捐助仍然超过了6亿元。中国邮政下达规定，对印度洋海啸捐款免收手续费。这样对捐款免收手续费在新中国历史上只有三次：一是非典，二是禽流感，三就是这次印度洋海啸。显然，前两次都是我们自己的灾难。而这一次，是为了帮助万里之外的别的国家和人民。

　　中国红十字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说：“虽然这不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捐助海外受灾民众，但这是捐助规模最大和热情最高的一次。”

　　世界公民意识

　　曾经一度，中国人有一段为了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而自己挨饿的历史。1975年，中国曾经把全国财政支出的6.9%用于对外援助。但“共同成员”“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援助引发了功利的联想，过于强悍的国家意志也让国民意志显得柔弱。

　　很显然，中国对海啸受灾国的援助已经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樊篱。

　　国民的自发行动，则在国家意志之外表现出了独立的“世界公民”意识。“这种世界公民意识，是以所有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为休戚相关的‘公民共同体’，是将公民责任与道义放在全球化的背景当中去的普世伦理。” 浙江大学教授张国清说。

　　对于是否捐助印尼这个有着数次排华记录的国家，中国人的国际意识接受了一次挑战。

　　“华人曾经被不公平对待，海洋领土有纠纷,这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和捐款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知道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的存在而减少一丝一毫的同情。” 一位捐助者这样说。

　　2005年1月10日，向印尼捐赠100万元人民币的杭州老人蒋敏德给印尼总统苏西洛的汇票上附言：“苏西洛总统：请赶快提取现汇，帮助灾民重建家园——一位中国公民。”蒋敏德说：“把捐款直接汇给总统，我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告诉他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温总理在关心着海啸灾民，中国的普通公民也同样心系灾区。”

　　大国与大国民

　　西方大国曾经讽刺说，中国是“块头如此之大的搭便车者”。一个并不陌生的例子，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就曾受到“只享受权利，而无视义务”的严厉批评。

　　在冷战的气氛下，中国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采取了不参与、不投票、不摊费的消极政策。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在80年代伴随着对整个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开始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谨慎的积极态度。1990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首次向中东地区派遣了5名维和军事观察员，从此拉开了中国军队参与世界维和行动的序幕。十多年间，中国已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2005年8月19日，美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优先”的处事方式:一个丧失掉的机会》。文中提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意见：中国现在经济已经很强大了，但除了做生意，还应该在文化、在人类普适的价值观上，存有激励和引导这个世界的理想和责任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表示，虽然在向地震、海啸地区的援助金额方面，日本、美国展示了相对于中国的巨大优势，但中国在援助中的表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里程碑式的。“这是中国人愿意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一个信号。”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阮次山曾模仿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口吻说，期望有生之年能见到，中国民众都能具备真正的大国民风范——自信、宽容、雍雅、关怀。

　　捐与不捐

　　在中国民间对外捐助热情渐涨的时候，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事情没处理好之前，还要管别人的事吗？

　　一些人认为，基于经济基础的“先内后外论”是最显“合理性”的——国内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扶助，如失学儿童、贫困人群、矿难工人等等，他们是不是更需要援助？持这种观点者断言，巨大的社会差距带来的后果，是当社会中出现“大国国民”诉求的时候，底层社会解决不了温饱的人们很难引起共鸣，即便诉求是对的，大国国民思维也只能是属于部分人。

　　而舆论对对外援助的过度政治解读，让一些人陷入了“援助只是外交手段”的误解，失去了原先对人道主义的热情。

　　此外，一些程序上的复杂问题，也打击了群众的捐款热情。

　　2005年1月1日，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开展对印度洋海啸灾区民间捐赠活动的紧急通知》，规定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及各地慈善会和各地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接受捐赠，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不得接受社会捐赠。

　　对于独立程序的坚持，让一些人放弃了捐助的打算。也有人认为，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不一定必然能保证募捐活动的纯洁。出于对善款“安全性”的考虑，少数人没有把钱捐给国内机构，而是直接汇往了受灾国。

　　各种意见中，捐还是不捐的争论仍在继续……

　　而与此同时，外族人的灾难仍在考验中国人的世界公民意识。2005年8月，美国南部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两万人失踪，估计死亡人数超过一万，新奥尔良市满目疮痍，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援助发达国家。灾难后的第三天，中国红十字会将10万美元汇往美国，随后，中国政府又向美提供了500万美元的救灾款及物资。

　　2005年10月，南亚发生大地震，8万余人死亡，百万人无家可归。中国政府分三次先后向巴基斯坦提供了2673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寒冬将至前，中华慈善总会捐助的价值4000万人民币的帐篷运抵巴基斯坦。

　　层出不穷的灾难不断敲打着人类脆弱的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精细的计算只会增加内心的纠缠，遵从人性的呼喊才可以少些折磨。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家不分种族、阶级、职业、出身，都应在人类的大灾难面前尽其所能。惟其如此，人类才可以在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正如海明威所说：“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必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近年中国对外援助大事记

　　2001年1月26日，印度西部发生里氏7.9级强烈地震，共造成了16000多人死亡。中国政府向印度提供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2002年3月25日，阿富汗发生强烈地震，造成至少18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中国政府向阿富汗提供了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物资。

　　2003年12月26日，伊朗东南部发生里氏6.3级强烈地震。中国政府在地震发生当日决定向伊朗提供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救援物资。中国红十字会也向伊朗红新月会提供了10万美元的救灾款。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发生次日，中国政府即宣布向受灾国提供2163万元人民币紧急救灾援助；随着灾情严重性的逐步显现，又增加5亿元人民币用于紧急救灾和灾后重建，并提供2000万美元用于联合国框架内的援助行动，使救灾援助总额达68763万元人民币。这是中国对外紧急援助历史上最大、最多的一次。

　　2005年8月29日，美国南部地区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中国政府向美国提供500万美元救灾援款，并另提供一批救灾急需物资。

　　2005年10月8日，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中国政府先后四次宣布向巴提供了总价值2673万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2006年2月17日，菲律宾中部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国政府向菲律宾提供100万美元紧急救灾援助，其中包括25万美元现金和价值75万美元的物资。

　　2006年5月27日，印尼发生里氏6.2级地震，造成5000多人死亡，2万多人受伤。中国政府先后向印尼提供了200万美元的现汇援助，和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物资。

　　(资讯整理：王艳)

百城客

　　中国算老几？

　　有过近代遭列强欺侮、“落后就要挨打”深刻烙印的中国人，在经济崛起国力大增后，“世界排名”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心理情结

　　★ 本刊记者/郑楚

　　2006年7月，BBC网站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对“世界第一”的看重和炫耀，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情结，文章援引了外交学院前院长吴建民观点。吴指出，弱国心态的特点，第一是喜欢夸大自己的成就和优点；第二是不喜欢提及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第三则是很介意人家的批评，不能冷静反思。吴建民说，“弱国心态”本质是缺乏信心。对于国家来说是“弱国心态”，延伸到个人，则属于“弱民心态”：虚荣、自卑、嫉妒、逆反，不能正视现实，无法正视自己。

　　而在各种争“世界第一”的努力中，中国人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动可以说最为典型。

　　“一流”的尴尬

　　中国教育部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明确目的的“985工程”计划显示，加上计划内二期建设的4所民族和农林院校，中国已经有共计38所大学将分别冲击“世界一流”“国际知名”和“国内外知名”的地位。

　　除在创建一流大学上启动最早的北大清华之外，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光明日报》撰文认为：人民大学具备了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的条件。2005年初，复旦大学也宣布了学校“三步走”，经过10到20年的快速发展，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什么标准？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李越等列出了细化过的一堆指标：年度科研总经费达到10亿元，SCI(含SSCI)论文每年收录1500篇以上，Nature和Science论文每年以第一作者发表4篇，教师中有80名以上院士，教师获诺贝尔奖实现零的突破……然而“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是一个在长期历史中的逐渐被认同的群体，是难以进行量化的。何况国际间的大学排名也是各说各话，争议不断。比如武汉大学一家名为“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机构，根据在NATURE和SCIENCE的论文数量，以及国际核心期刊论文引用量，也做出了一份全球大学科研竞争力排名，其中中国的大学，除了台湾大学(153位)之外，全部名列200名以后，排名之间的悬殊由此可见。

　　今年七八月间，教育界最热闹的一件事，就是香港的若干所大学，来到内地招生，引发“北大清华已经沦为二流学校”的话题。这是很刺激内地高校的一种说法，当然会遭到北大清华的反驳。但是事实是，确实有相当多的尖子生，被香港的学校所吸引——这是正在争取“世界一流”的内地大学们所不愿看到的。

　　自大并自卑着

　　不仅“大学排名”如此，稍加留意便会发现，现在在中国媒体上不断被强调的“世界第一”越来越多，从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到海拔最高的铁路，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超过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广州则有世界第一高的电视塔，世界头号的摩天轮，重庆新长江大桥是同类型桥梁的“世界第一”跨度，而复旦大学某学院的一栋建筑，仅因为酷似人眼，便被报纸称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眼睛建筑’”。

　　而在学界这种类似的高调张扬也已经越来越成为潮流。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文化界自信满满的“世纪末心态”就与西方迥异其趣，曾与殷海光进行中西文化论战的台湾学者侯立朝，1996年在《新闻天地》杂志发表《中国人世纪来临是真不是梦》一文，他说:“我坚信，‘中国人世纪’必会来临，这不是迷思，而是本于中国传统的剥复精神，败然后复仇，亡然后复国，置之死地而后生。剥、复是《易经》中的两个卦名，这两卦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阳气是剥不尽的，剥蚀到极点阳气必定复生。”

　　2006年1月5日，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发布了新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两本黄皮书，其中名为《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的国际形势黄皮书，对世界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进行了比较，中国排名第六，排在美、英、俄、法、德之后，日本排第七。

　　这是中国在2006年迎来的第一个国际排名，它立刻经过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逸舟后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综合国力”的评估项目包括了自然资源、国内经济、进出口贸易、科技、军事、政府调控能力、外交、社会发展能力等八项。他说，这个概念曾由美国人提出，但目前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在使用。

　　“我们世界第六”，这个名次不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传统、又在近代遭列强欺侮，变成列强们争夺瓜分对象的古老国度，“落后就要挨打”曾成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思维模式，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崛起国力大增后，“世界排名”自然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无法摆脱的心理情结。

　　2006年1月，一本名为《大国的兴衰》的书，在中国大陆出了中文版。这本由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写的畅销书，看来特别打动当今中国人的心。这本书列举了1500年来在世界上称过霸的强国之兴衰，比如英、俄、哈布斯堡王朝、美国、德国、日本等，也包括了中国的明朝。书中充满不同时期各列强的各种指标排名。在王之明博士为它写的“推荐序”中说道：“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根据保罗·肯尼迪引用的贝罗克的数据，在180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在182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28.7%，比排名第二至四位的印、法、英三国的总和26.6%还要多。直到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的1895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

　　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网上网下热议的话题，《印度教徒报》在今年9月份一篇报道称，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最新版《国家安全指数评估报告》将中国军事实力排在第二，这个排名借鉴和参考了中国社科院的“综合国力”概念，并且将一个国家所能凝聚的“人口力量”也作为一项指数。此排名很快在中国的网络上广为流传，并且变成了是由“英国权威研究机构”研究得出。

　　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人比较的对象，不是美、英这种发达国家，而是同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则许多中国人会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这被戏称为“2.5世界综合征”。比如，谈到南美国家时，可以见到在国内许多经济学论坛和经济类媒体上，学者们将巴西、智利、阿根廷这些国家列进“拉美化的深渊”，认为那里“出现了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已成为贫穷和混乱的代名词。然而根据另一项排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的2005年全球GDP排名情况，在人均GDP上，中国人均仅1352美元，排名全球112位，而墨西哥为6566美元，智利5742美元，阿根廷4132美元，连人口基数巨大的巴西也有3311美元。

　　整个中国似乎到处弥漫着一种浮夸之症，以功利为导向，以成败论英雄。特别令人不堪的是：由此引致的一种对于所谓“排名”的莫名兴奋，以至于对于中国的所有批评都成为禁脔。反之，极度渴望对中国的夸奖，这不仅给予外界一种同古老文明和大国底蕴绝不相称的暴发户式的气质，而且单就此时而言，这种扭曲的心态，使得我们社会的整体表现如同一个钟摆，不是在自大那一端上停留太长，就是在自卑那一端上停留太久。

　　正如，吴建民在上述同一次谈话中所言:“中国人要迈向‘大国强民’的健康心理，尚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