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教育近代化比较 1862—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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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中日两国的教育近代化起步时间大体相同，具体方针措施也十分接近，但改革结.果却截然不同。
本文将对此做出比较分析。
　　[关键词] 中国；日本；教育改革；近代化
　　　　在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中，近代教育的兴办和发展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两国兴办近代.教育都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它既是两国近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直接影响和制约两国近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发展的状况。
　　　　（一）近代日本的教育改革
　　　　近代日本的教育改革，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时基本完成，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从1868年到1884年，是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一度占据优势而又衰落的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885年到1894年，是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确立时期；第三个阶段从1895年到1912年，是国家主义教育得到进一步扩充和加强的时期。
　　　　1871年，明治政府就成立了作为全国教育最高行政机关的文部省，起用了大木桥（文部卿），江藤新平，加藤弘之等具有近代观念，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才俊。文部省成立伊始，便把制订全国统一的学制作为一项中心任务。1872年8月，《学制》等三份文件同时发布实施，标志着教育改革的正式开始。在文件中，文部省批判了幕府的旧式封建主义教育，宣扬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观念，并提出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教育政策。
　　　　学制参照法美两国教育体制，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区，每区设大学一所，每一个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中学一所，每一个中学区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小学一所。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统一的学校体制。
　　　　虽然学制使日本教育的近代化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由于其过分照搬西方，脱离日本的实际，使教育成本主要由平民承担，因此造成了普遍的抵触情绪。
　　　　1873年，跟随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列国的田中不二磨回到国内，担任了文部大辅（副部长），并出版了《事理功成》一书，对英美法的教育制度作出评估。 1876年他再次赴美考察，回国后出版了歌颂美国自由主义教育体制的《美国教育法》。1879年年3月，由其主持制定的《教育令》正式颁布，取代了《学制》。
　　　　《教育令》与《学制》相比，不同之处有：废除学区制，由町村设立小学，改变管理上过于集中的弊端，实行地方管理；凡有私立小学的地方，不再设立公立小学，减轻国家负担；财政上确有困难的地方，无力设立小学时，可采用教师巡回上课的方式；儿童在6至14岁的8年之内，人四年上学，每年上4个月即可；取消学区监督一职，设立公选学务监督委员会。
　　　　《教育令》在自由民权运动的高峰时期提出，有着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并试图缓解个人与国家，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使更多的适龄儿童接受教育。但它的实际执行效果同样差强人意。一是自由放任思想与日本传统道德不符，二是导致许多町村自由停办小学，儿童入学率不升反降。
　　　　1880年2月，河野敏镰继任文部卿，在考察了全国教育之后，12月制定了《改正教育令》，其基本内容有：否定教育改革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学校的监督权利，强调国民义务教育，《改正教育令》将义务教育年限从十六个月改为三年，不就学者必须由县长批准，课程改置，一律按时文部省颁布的大纲执行，将修身课列为首位，加强德育教育。1《改正教育令》的实行，是日本教育政策走向保守的重要标志。以后，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小学校教则纲要》（1881年5月），《小学教员通知》（1881年6月），《幼学纲要》（1882年月日2月），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与政府的思想控制相对应的是自由民权运动的销声匿迹，以及日本教育改革第一阶段的结束。
　　　　日本教育改革的第二阶段从1885年内阁制的建立开始，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结束。因为这个时期确立的教育制度，学校体制以及教育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国家至上主义，所以把它称为国家主义的教育体制。
　　　　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出台，是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为了巩固明治维新的成果，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同时又麻痹人民，缓和阶级矛盾，日本抓紧进行君主立宪制的准备工作。1885年12月，首先将用内阁制代替了太政官制度，声望如日中天的伊藤博文出任首相，而森有礼则成为了了第一任文部大臣。伊藤与森有礼都认为，应当以德国为榜样，奉行国家主义。具体到教育领域，森有礼则鼓吹“国体主义教育”。它包含三个要点：⑴为了国家富强而办教育；⑵为了维护国家政体而实施“国民皆受军事训练”的教育。⑶在学制上，他主张“以国家办学为主”；在学校行政上，要根据“国家经济理论”来办学。
　　　　在森有礼的主持下，文部省颁行了一系列的法令，通称《学校令》。其中有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 1889年的《实行教育令》。学校令把小学和中学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分成寻常小学四年，高等小学四年，寻常小学作为国民教育，高等小学为中学输送人才。中学分为寻常中学五年，高等中学三年，前者为普通教育，由县府管辖，后者由文部省管辖，分科授业，为大学输送人才，实属大学预备学校，全国共设五校。师范学校也分寻常师范和高等师范，前者每府县设一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后者招收寻常师范毕业生，只在东京设一校。帝国大学分本科和大学院。学校令基本完成了教育改革的任务，为确立近代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
　　　　 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近代天皇制国家。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可以说是二战以前，日本教育的指导大纲。它极力美化天皇的道德权威，鼓吹无条件的服从，对日本二战前半个多世纪的教育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重心从轻工业转向了重化工业，开始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连续打赢了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后，在国内，反对势力销声匿迹，天皇政府的权威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在国际上，日本也摆脱了被西方大国奴役的危险，跻身了世界强国的行列。明治政府的教育政策并没有向西方民主国家靠拢，反而进一步走向反动和保守。明治政府继续巩固和加强国家主义教育，在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需要，积极培养产业革命所需要的人才，并训练对外侵略的忠顺臣民。
　　　　在小学教育方面，明治政府在1900和1907年先后颁布了《改正小学校令》和《再改正小学校令》，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六年，要求学龄儿童必须接受六年教育。
　　　　在中学教育方面，政府在1899年颁布的《高等女学校令》和《实业教育令》，将中等教育结构调整为男子高等普通教育，女子高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三个部分。
　　　　在高等教育方面，除了原来的东京帝国大学外，又在京都，仙台和福冈新建三所帝国大学，并相应增加学科专业。1905年颁布的《专科学校令》，鼓励发展医科，法科及师范等专业，以补充正规大学教育教育的不足。明治后期还建立了国库补助制度，明确了国家对教育费用应当负担的责任。但总的来看，明治后期的教育近代化进程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
　　　　（二） 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
　　　　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同样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同日本的教育近代化相比，中国近代的三个阶段更加明显。即1862年至1894年的洋务运动时期，1895年至1898年的戊戌变法时期以及1901年至1912年的清末新政时期。
　　　　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是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开明思想的一批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们见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并且产生了学习西方的愿望。1862年同文馆的设立，可以算作是洋务教育改革的开端，这比明治维新还早六年。它的建立，起初是为清政府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同治五年，鉴于西方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军事，武器制造的需要，奕忻等人又奏请加设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及西方制造技术。后来又陆续添设法、俄、德等国语言的学习。以后，全国陆续设立了二十余所外语，军事技术学校，其中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武昌自强学堂等等。
　　　　新式学堂的设立，是对二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教育的突破，改变了以文科垄断教育的局面，把近代科学技术列入了正式课程，对以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经验。但这些学堂的规模都很小，一所学堂的在校生，最多是百余人，少者只有一二十人。相对于泱泱神州，实在是星星之火。
　　　　洋务派同时认为，只靠在国内兴办新式学堂尚嫌不够，需要到外国耳闻目睹，学习考察，才能收集思广益之效。11872年，容闳带领三十名幼童远渡重洋，迈出了中国人大规模留学的第一步。但赴美留学仅进行了四期就告终止。1876年，李鸿章，沈葆桢又上书请派学生到欧洲留学。他们认为，法国的制造技术最好，英国的水师操练最精。因此主张派留学生去法国学制造，去英国学驾驶。按照规划派三十名学员出国，学习三年，期满回国任用。
　　　　可以看出，洋务时期的教育改革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仅仅是体制内的一些修修补补，没有对专制制度做出任何触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革措施，但是，它毕竟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作出了一些尝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甲午战争使洋务派的军事实力损失殆尽，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基本终结。以公车上书为标志，康有为，梁启超等具有近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与渴望富国图强的光绪皇帝联合起来，在1898年的6月，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
　　　　在短短的一百零三天内，光绪皇帝连续颁布了83道除旧布新的上谕，而其中有关文化教育的多达32道，所占比例是最高的。32道上谕包含了下面的内容：提倡西学，把原有的封建书院一律改成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兴办高等学堂，各州府县分别设立中、小学堂，并开办各种专业学堂，如北洋矿务学堂、医学堂、编译学堂，茶常常蚕桑学堂等；奖励，鼓励地方有产业的士绅在各省府县开办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农务学堂、工学堂、商学堂，以学习、引进和研究西方的农业、工业方面的新工艺、新技术，并鼓励在外国的华侨回国创办新式学堂，带回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在上海成立译书局，翻译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书籍，同时命京师大学堂和各省高等学堂以及华侨所办学堂也要从事翻译西方著作的工作；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并且为选拔时务人才，在政党的考试取仕外，诏举经济特科，要求各省的主要官员，各举新知，保荐人才，探讨日本明治维新如何在短短三十年内改变了日本的历史，学习日本已经超过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与军事技术。
　　　　戊戌变法的目标不可谓不长远，改革者的思想不可谓不超前，但他们政治手段的幼稚和改革方针的激进，却注定了他们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无法完成强国富民的时代任务。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都被否定，但教育改革方面的重要成果却得以保留了下来，并为以后的清末新政奠定了基础。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满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与列强间的巨大差距，认识到如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维持统治，认识到了被自己镇压的戊戌变法，才是让自己摆脱困境的唯一道路。
　　　　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准备改革，同年五六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书《江楚会奏三折》，被视为清廷举办新政的指导性文件。4第一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主要论教育，主张教育改革为当务之急，并建议四条：一为设文武学堂，即广设新式学校；二为酌改文科，即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考试内容增加有用之学；三为停罢武科。即立停武科举；四为奖劝游学，主张多派学生赴日学习，并鼓励自费留学。
　　　　1904年1 月，清政府颁布了著名的“癸卯学制”，模仿日本的成功经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实施的正式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为五年制，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为四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四年，自进小学到大学毕业，共需二十一年。此外，初等小学堂之下有蒙养院，大学堂之上有通儒院。
　　　　 1905年9月，清政府正式决定废除科举，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可以说其重要性超过了后来的辛亥革命。科举制是维系中国宗法专制社会的重要手段，也是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废除科举，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走向深入。12月6日，领导全国教育事业的新机构——学部也正式成立了。学部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作出了许多工作。从那时起，中国有了第一批教育法规，新式教育在中国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从那时起，中国有了第一册全国统一的教科书，1907年春《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诞生了；从那时起，中国教育便有了视导，考试制度，这是清末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从那时起，中国便有了全国范围内的学务统计。虽然清政府被辛亥革命所推翻，但教育方面的很多措施得以保留了下来，并继续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中日教育发展差距的原因分析
　　　　总体来看，虽然明治时期的教育近代化呈现一个日益保守和反动的态势，但从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培养近代国家需要的专门人才这方面讲，还是比较成功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日本的近代教育一直是有计谋有目标的均衡发展，只用了六七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甚至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由教育落后的国家而跻身教育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前，近代教育发展相当缓慢，严格的说还处于启动阶段。尽管20世纪最后二十年，近代教育发展迅速，但由于基础极端薄弱，仍是相当落后。日本领土只有中国的三十分之一左右，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八分之一左右，而在1920年，它的在校小学生人数为8633000人，中国只有4852642人，只相当于日本的一半多一点；日本在校中学生为 337300人，中国是117740人，只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强；日本在校大学生为70900人，中国为17262人，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左右。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兴办近代教育，然而只过了短短六、七十年时间，日本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两国的差距是惊人的。而这种差距的形成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 领导者的素质差异
　　　　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领导者均是体制内的旧官僚，他们很难说有多少近代眼光和超前意识，他们仍然抱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不放。他们进行改革是很勉强的，是受外界压力的结果。它的目的并非培养宪政时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国家臻于富强的人民，而是培养一种热爱清王朝和始终孝忠清帝的人。而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却是热情有多余，能力不足，他们明显缺乏治理一个大国的素养，没有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
　　　　日本推动教育发展的主体是明治政府。这个政府是在与幕府的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权，其主要成员，大多是既有深厚学养，又有丰富的政治活动经验；既对本国事务了如指掌，又能清楚的认清世界形势的资产阶级改革家。我们如果把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大畏重信和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对比，把明治天皇和光绪皇帝对比，高低上下一清二楚。
　　　　二 经济基础不同
　　　　教育是投资大，见效慢的长期工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没有国家财力物力的巨支持，要想取得满意的效果是根本不可能的。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国家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迅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财力得到加强，投资于近代教育的经费不断增加。1873年，文部省经费在各省中最高，但只有138。2万日元，人均0。04日元。随着经济发展，教育经费大为增加，1907年度达到6273。3万日元，人均1。321日元，为 1873年的35倍。
　　　　对比日本1868年以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国可谓是风雨漂摇。危机四伏。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各地反清势力层出不穷的威胁特别是同盟会成立后，清政府的生存环境更是十分恶劣。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赔款加利息高达15亿两白银，完全超出了清政府的支持能力。经济落后影响教育进步，教育落后反过来又制约经济发展，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三 模仿对象的差异
　　　　日本新政权建立后，就立即派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列国，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先进经验。“脱亚入欧”一直是日本孜孜追求的目标。日本的教育体制先后学习了法国、美国和德国，虽然基本上是在走下坡路，但毕竟是坚持不懈地学习西方。
　　　　清政府和中国人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看到了日本的巨大进步和可怕实力，对日本的经验奉若神明，把日本当作学习的榜样，实际上日本的教育制度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继续学习只能是更差而不可能更好。日本可以直接从西文译书，中国人却经日文转译，日本青年直接去欧美发达国家学习，中国人却以去日本留学为时髦。结果可想而知。
　　　　四 接受外来文化的差异
　　　　加藤周一在《杂种文化》中指出，日本与其它国家隔着大海，处于孤立地位，这一点构成了它积极吸收外国文化的原因。从“大化改新”全面学习中国，到兰学兴起然后又在“明治维新”时期学习欧美，日本人感觉不到什么不适应，不认为是什么“奇耻大辱”。如果说是或者曾是文化的发源地、中心地会成为摄取外来文化的严重障碍，那么日本之所以能积极地摄取外国文化的原因之一，可以说它恰恰不是文化的发源地、中心地。
　　　　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属于“什么都可以型”，中国则属于“非并存型”在日本，一个人可以同时信仰佛教与神道教而不受社会歧视，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日本在摄取外来文化时，不只是学习科学技术，而是全面学习包括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在内的全部内容，加以全面吸收，而中国则是有区别，有选择的接受，结果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文化圈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在近代教育发展中却产生了惊人的差异，其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其结果也值得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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