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犹太人的历史 ZT 作者：天生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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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以色列人民族危机十分严重。非利士人残破边疆、屯兵境内，作为战胜者和占领者，肆意攻伐掠夺，以色列百姓苦不堪言。多年内战又造成民生进一步凋敝，全境都很萧条。伊施波设的死，使得便雅闵及其支持者们一下子群龙无首，面对非利士人的步步蚕食显得无所适从。
　　现在，唯一可以接替扫罗王朝统领以色列人、抵御外侮的，只剩下大卫。但是，鉴于大卫和伊施波设多年来兵戎相见，便雅闵支派和其他支持扫罗家族的人们非常担心自己是否会被大卫接纳。这个时候，大卫曾经作出的两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人们的信任。第一件是他悼念扫罗父子，第二件则是他厚葬押尼珥和伊施波设——从这两件事情中，人们获得信心，认为大卫将会成为一个包容宽宏的有为君主，因此那些摇摆不定的支派最终下决心拥立他登基。
　　作为犹大王，大卫已经在希伯伦登基达七年半之久。有迹象表明，在此期间大卫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真正的王国化体制运转。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体系，几个要素是必不可少的：
　　１、 定居的居民。
　　２、 确定的领土。
　　３、 政权组织。
　　４、 主权。
　　前两者就不必多说了，无民无土是谈不上一国之君的。倒是后两者，在扫罗时代一直没有健全。
　　我们先来说政权组织：政权组织是国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体现，是执行国家职能的机构。在扫罗时代，以色列人基本上还是继续着原先士师时代的管理体系。虽然扫罗登基加冕，但他本人只是全国军事上的最高统帅却不见得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领袖。同时，撒母耳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扫罗绝对权力的一种体制性制约——一国两君的机制持续了许多年，直到撒母耳去世扫罗才真正逐步拥有以色列国王的权利。但问题又出来了：此刻的主要矛盾是对非利士人作战，而不是建立严密的国家体制——事实上这也是百姓所不愿意接受的。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扫罗统治期间国家的政权组织一直都不完善，而只是一个军事化的类似国家体系。正是由于这种国家结构和组织形式的不完善，造成扫罗统治后期国家经济管理和建设废弛、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加剧，而由于没有政权的成熟体系，形成各个支派各自为政的局面，最终培养出大卫这样的草根英雄并进而使得其与自己分庭抗礼。
　　另一个欠缺的地方是主权：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构成国家的本质属性。以色列人在扫罗的治理下，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国家，但是除了在对外战争中一致对外，在平时的国际间交往中，还是以各个支派而非以统一的国家形式出现。比如在与非利士人发生关系时，犹大支派作为前线地区就有不少的自主权而作为国王的扫罗只好听之任之——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卫被非利士人的国王任命为洗革拉的领主但犹大支派却并不认为他是叛徒而愿意拥立他为王。因为那个时候的统一国家主权概念还没有形成。国家主权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要依托于政权组织来完成，而爱国情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表现于对某个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的效忠。如果没有政权组织，国家主权就难以真正实施，而爱国情怀的抒发则会演变成对某个人、某个领袖的追随与忠诚。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不敢于在扫罗在位期间与其对垒（并非不能这么做，而是一旦这么做了就等同于叛国）；当扫罗阵亡之后，大家做的也并非在国家政权组织的框架内选择推荐或者顺延继承新的领袖，而是高举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旗各自依附与拥戴自己认同的领袖——这样一来，兄弟阋墙的战争在所难免。事实上，类似情况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凡是大分裂之后必有大战乱、大动荡。直到经过一系列的军事、政治角力而产生一位最后的胜利者，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才重新确立起来。也许这正是国家政权组织结构崩溃之后，整个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大卫正处在一系列大动荡之后、以色列人各个支派势力走向微弱的时期，在获得本族犹大支派的全面支持与认可之后，他得以用七年半的时间韬光养晦、扩张实力，并最终与其他支派拥戴的伊施波设分庭抗礼、决战疆场。
　　大卫首次引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军队。扫罗在位期间，他虽然手头有3000人的武装可以调遣，但是这些战士基本上都是志愿追随者而非职业军人，因此其训练水平、作战精神等方面与职业化军队相去甚远。而大卫的部队虽然只有600人，但却屡建奇功——正是由于这种职业化军队体系的引入，才使得大卫的军队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成为一支战斗力超强的队伍。
　　大卫的职业军队组建也并非是一开始他就高瞻远瞩。在很大程度上，大卫的军队建设是被迫为之。当流落旷野的时候，大卫的追随者们基本上都是一些被社会抛弃的破产农民、被追捕的逃犯和一些冒险投机者——总体而言，这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乌合之众。这群乌合之众脱离于社会主流之外，更谈不上什么更多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他们的求生欲望与贪婪欲望一样强烈。如何压制他们的贪婪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其求生、改变命运的渴望，是大卫的一个重大课题。大卫的领导艺术大概习得于他在扫罗身边为将军的日子，但把这群乌合之众训练成具有钢铁般组织纪律的雄师劲旅对于大卫来说应当是依然是相当艰难的。同时，他面临的新难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是军费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卫带领的既然不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那他就必须解决这些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当然，他又不能让这批人堕落为四处抢劫的强盗（这样一来，他不但会被扫罗名正言顺地追杀剿灭，更会被各个支派唾弃与排斥）。那么，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建立一定程度的保护与回报体制——由他来提供对当地商旅、农牧民的保护，而后者则支配相应的报偿——这种互利互惠的关系颇有些像后来的收保护费，不过其根本宗旨和出发点却完全不同。从这种关系中，我们甚至可以隐约看出“社会契约”的影子。当这种关系规则化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税收制度——这种税收正是原始意义上的军费来源。当然，养活区区600人，当地居民的负担想必是不大。只不过随着国家的排场越来越大，君王分摊下来的税负越来越重，到了所罗门时期，人民已经难于负担，于是就发生了分裂——这是后话了。
　　正由于军费来源的稳定保障，大卫的职业化军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其走向胜利的一把利剑。与大卫相比，当年自立为王的亚比米勒虽然也有一支职业化的雇佣军，但正是由于他不能很好地处理和调整以上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利益需要，最终导致他与其拥立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以至于自毁长城、军队沦为强盗和山贼。
　　大卫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大约30岁。说是犹大支派的领袖，其所管理的地盘却并不算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或者几个乡的水平。但是七年半之后，当大卫37岁的时候，他所驻扎的犹大首城希伯伦突然热闹非凡——以色列人各个支派的长老和将军齐集希伯伦，共同拥立大卫做以色列王。此时的拥立并不是自发和无意识的，以色列人最终决定拥立大卫为王，正是由于此时非利士人又要出动了。
　　根据记载，此时大卫被拥立为王不是暂时意义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地登基。约旦河两岸的以色列各个支派全部前来效忠大卫。根据粗略统计，以色列全境军事力量共计超过30万人全部愿意归属大卫指挥。长老的认同、军队的效忠——大卫的王权终于建立。

[ 本帖最后由 carolge 于 2007-6-14 15:5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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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后的大卫首先要完成一个政权从一族一支到属于整个国家的转变。大卫做犹大王的时候，首先建都于犹大的首城——希伯伦。而此刻登基为全以色列的国王，确立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首都就成为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了。此刻，在约旦河两岸的大多数城市都是有所归属的，而这并不能满足于建立一个属于全体国民首都的需要。根据一个刚刚由多个部族统一起来的、基础尚不稳定的国家，都城必须是象征中立的。那么，大卫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一座尚未归属的城市——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字义为“平安之城”。这是一座对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来说都具有相当意义的城市。城市位于地中海以东大约50公里，死海西北30公里，海拔大约810米，处在犹大山地中央地带。由于地势分割，耶路撒冷被割裂为两部分，地势较高的部分称为“上城”，较低的部分称为“下城”。
　　“耶路撒冷”的名字最早记载于公元前1900年的埃及文献，到了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期，耶路撒冷尚为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城市。自从约书亚攻取下城之后的几百年间，上城一直为耶布斯人所占领，被称之为“锡安的保障”。在大卫准备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面积大约4.5公顷（不足70亩），人口3500人左右——这实际上是一座屯兵堡垒。如今，耶路撒冷城的规模已经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耶路撒冷，人口65万，面积158平方公里，而仅仅在1860年代，这里的面积还仅仅是1平方公里左右——可见虽然屡经战乱，这座现代化与传统并存的古老圣城的发展速度依然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当大卫的军队到达耶路撒冷时，耶布斯人距险死守。为了对以色列人造成心理压力、宣扬他们的城防坚固、牢不可破，他们甚至派上瞎子、瘸子登城拒敌，对他们进行调笑、宣称即使是这些残疾人也可以打败以色列士兵。古来，兵者凶器也——大敌当前，视抗敌为儿戏的耶布斯人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以色列人经历了惨败于非利士人、国王战死，后又经历长时间内战，国困民穷也难怪耶布斯人对他们蔑视不屑。但此时大卫决心要重振国威，第一个祭刀的就是耶布斯人。于是就有了这样后人颇具争议的大卫言辞：“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正是由于这个前因，才会引发大卫的后语，而并非是说大卫厌恶残疾人。有些人引此句说圣经记载如何不堪，看来还是不了解事情的全貌。
　　大卫的军队打败了耶布斯人，占据上城，并将此命名为大卫城。以此上城为基础，宏大的扩建耶路撒冷计划得以展开。虽然此后的耶路撒冷屡经战火，被焚毁与兴建多次，但是对于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来说，这里都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地方。也正因为此，这座饱经沧桑的圣城才担负了太多的鲜血、烈火与眼泪，围绕其归属的争端与冲突一直持续至今。
　　正在大卫准备建设耶路撒冷的时候，边疆的战火终于再度燃起。非利士人得知以色列人又一次推举出新国王，于是纠集重兵前往耶路撒冷讨伐，一场大战再次掀起。

[ 本帖最后由 carolge 于 2007-6-14 15: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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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卫在耶路撒冷建立王权的前后，非利士人的联军又一次集结前来讨伐了。自从几年前战败至今，以色列人软弱分散、内部攻伐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占据绝对优势的非利士人并没有出面协调其内部纷争，而是乐观其乱甚至进行挑拨。然而此时，大局初定，分崩离析的王国再次走向统一——这也正是非利士人不愿意看到的。刚刚大乱初治的以色列，无论是其军事力量还是综合国力，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非利士人相差甚远。因而，唯有在其衰弱之时出手剿灭、将其消灭在襁褓之中，才是非利士人的上选之策。
　　非利士人的军队分布驻扎在以色列土地上，形成了一系列的要塞和城防。比如说在基遍——这个重要的要塞位置，非利士人就驻扎了重兵。换句话说，非利士人的边界至少向东推移了30—40公里。不要小看这几十公里，此时的以色列国土狭小，基遍已经处于其内陆腹地，再这样蚕食下去，整个民族就会灭亡。非利士人集结军队，屯兵在耶路撒冷城外南面的巨人谷（又被称为利乏音谷）。我们知道，此刻的大卫王朝国家尚处于草创阶段，耶路撒冷城防也是虚弱不堪。整个城市规模尚小，在非利士人的铁甲雄师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虽然宣誓效忠大卫的支派军队可调动的有30万人之众，但这也仅仅是理论上的。由于这些战士来自于各个支派、不相统属，即使是名义上效忠也只能理解为一种姿态和志向。一旦战事发起、发生激烈残酷的攻坚，估计不会有太多军队真的坚持下来——两军对决，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即使再人多势众也只能是好看却无用的摆设。
　　此刻前来的非利士人军队人数想必是不少，他们遍布山谷，其兵锋气势令人不寒而栗。而且为了能够迅速扑灭这个柔弱的新政权，非利士人派出了强大的主力军队。有一个旁证是：非利士人此次作战随军携带了他们的族神神像。在任何一个信仰体系中，对于神像的保护都是被百分之百重视的。经过几年屡战屡败的较量，以色列人对非利士军队的畏惧心理不难理解。以色列人再一次面临一种不得不抉择的时刻：战则有可能被消灭亡国，不战则肯定会亡国——当然，作为亡国的代价，以色列人很可能会以奴隶的身份继续生存下来。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战不战？如何战？
　　大卫有一个优点（如果能够称之为优点的话），就是不狂妄。不狂妄的表现，就是他不无限扩大自己的能力、奋斗与坚韧，而承认自己面临的绝望与无奈——而这正是许多君王、领袖和成功人士作不愿意承认和接受的。每当这个时候，他会去祷告。在传统上，人们称大卫也是一位先知，就与他经常性地以祷告求帮助并且坚定其信心有关系。
　　祷告之后的大卫确信自己的军队将会得到上帝的帮助，于是弱小的以色列军队对强大的非利士征服者开战了。这是近十年来以色列人真正成建制的一次对非利士军队的进攻，抛开战争的胜败不谈，即使是从这个进攻的事件来说，其象征意义也是巨大的——这标志着分崩离析、弱小不堪的以色列国运衰落的停止和复兴反弹的开端。因此，也可以将这次耶路撒冷城外的会战看作大卫王朝成长的里程碑。
　　大卫的军队来自于不同支派，仓促成军很难统一指挥。同时其部队武器低劣、缺乏训练，这也很难同强大的非利士人正面交锋。我们前面说过，大卫一生中硬碰硬的攻坚战斗并不多，更多的是他运用智慧权谋作战。这也与他带领的多为战斗力不强的部队有关。对于羸弱之军的带领，是需要统帅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战争才华的。在从不足20岁到37岁的漫长军旅生涯中，大卫这个基本不按规则出牌的军事统帅正是运用了许多避实击虚的战争谋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与上古时代那种公开对阵、对员攻杀的战争文化精神出入不小。正是因为此，许多强大的敌手在大卫面前会显得无处发力。这种战争思想与中国古代兵家指导原则非常接近，很像是在推太极。大卫的战术战法可能与他常年跟游牧民族战斗有关，另外可能也得益于其艰苦的旷野游击战。分进合击、迂回包抄、声东击西等等战法确实与游牧人的战法十分接近。虽然游牧部落运送机动部队的是战马，而以色列人以步兵为主，但是其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面对军旅严整、盔明甲亮的非利士军队，大卫没有以耶路撒冷为依托对其展开阵地战，而是一方面在利乏音谷与其对峙，另一方面悄悄派出一旅偏师，迂回到非利士人南面埋伏下来。
　　多年来的战争胜利已经使得非利士人骄气冲天，再加上此刻的以色列人久久对峙、不敢投入决战，更加令非利士人的骄兵悍将不可一世。人在何处骄傲必在何处跌倒——正当非利士人以为又要不费吹灰之力而消灭这些弱小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的背后却突然骚动起来。
　　此刻，非利士人终于明白：眼前的主力部队不过是吸引自己注意力的疑兵，背后对自己发动进攻的才是以色列主力！然而，一切都晚了。埋伏已久的以军主力就像草丛中蹲伏跃起的雄狮，在对手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起了致命的攻击！军队调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面临攻击的时候。整个非利士军队陷入了大混乱。而混乱则更加剧了判断的盲目性：整个军阵都处于难顾首尾、难辨方向的状态。一时间，四面八方仿佛全都是敌人，喊杀声响彻巨人山谷。就在此时，正面的以色列大军也发动进攻了——非利士人立即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危险状况，非利士人的意志被摧垮了。昂扬的士气如果注入了骄傲的内核，那么在任何一个足以挫败骄傲的困难面前，连原来的士气也会崩溃。非利士人放弃了微弱的抵抗，全线溃逃。他们逃得太匆忙了，连自己的神像都丢下不管，被以色列人缴获了。
　　这场战斗的胜利可谓经典，它奠定了大卫王朝的根基。
　　惨败之后的非利士人再次调动大军来战，交战地点依然是巨人谷，然而他们再次惨败。《犹太古史》记载，非利士人这样的进攻又进行了三次而不是一次。但是不管多少次，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卫取得了这一系列自卫战斗的胜利。
　　当击败了一系列的进攻之后，大卫从全面防守转入全面进攻。耶路撒冷大胜的消息传遍了以色列，人们奔走相告，到处都有迎接大卫军队的义军兴起，非利士人再一次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色列的解放之军横扫自己的国土，将其上的非利士人全部驱赶出去、收复了失地。
　　这样，经过多年的内忧外患、分裂割据，弱小受奴役的以色列人终于在大卫的带领下再次赢得了尊严和独立。新的以色列王国——大卫王朝建立了。
　　大凡一个国家的建立，一般来说除了内部的认同还要有外界的认可。
　　大卫加冕成为以色列王，第一个对其给予国际承认的就是推罗王希兰。推罗位于地中海东岸，迦密山以北，此时属于腓尼基人的领地。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推罗曾经为埃及管辖，后又经历了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的统治。如今，推罗属于黎巴嫩，现名为苏尔。推罗人是高超的航海家和技艺精湛的工匠。公元9世纪，他们在北非建立了著名的殖民点——迦太基城。大卫登基的年代，埃及已经衰落，巴比伦也没有兴起，推罗处于一个短暂的辉煌独立时代。在与以色列人交往中，双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关系并且互通有无。当大卫在兴建耶路撒冷的时候，推罗人提供了建设的原材料和高超的工匠。
　　大卫兴建耶路撒冷的同时，决定把这里建设成为政治首都和信仰中心，由此彻底改变了一国两都或者三都的局面，王朝由分权制走向集权制。大卫将分开的会幕和圣约柜都搬运到了耶路撒冷，并且准备在这里修建圣殿存放。但是这个圣殿在他的有生之年终究没有建设，因为据圣经记载，上帝不要他而是将会让他的后人建立。根据《犹太古史》记载的说法，是由于大卫在战争中杀戮过重，上帝不愿意接受他被鲜血玷污的手修建的圣殿。当然，就此还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和说法，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座圣殿是30多年之后，由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成的。就是著名的“所罗门第一圣殿”。

[ 本帖最后由 carolge 于 2007-6-14 15: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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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与非利士人长期艰苦的作战，以色列人将大多数的土地收回，并将其军事力量成功地渗透到非利士人首城——迦特周边。圣经上记载是：夺取了京城的权柄（或者说“母城地嚼环”）。
　　国家初定，建都于耶路撒冷的大卫面对的绝对不是一派歌舞升平。在这个刚刚走出亡国低谷的国家四周，虎视眈眈的强敌丝毫没有放松对这个弱小王国的扑杀计划。
　　约旦河东面，首先与大卫发生军事冲突的是摩押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押人就曾经与他们发生过不小的争端，甚至发生了激烈的战争。有人认为这些摩押人统统都被以色列人杀光了，其实这是对于西亚中东历史和文化背景不了解的误读。在出现强大的统一者之前，迦南地方的各个城邦领主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形成互不统属的城邦联盟。有时候也许会推举产生一位国王，但这往往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军事实力，这个国王的权力并不大，很多情况下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所以，发生战争的时候，出于各自的原因，并非所有的城邦都会参战，甚至于有时候同一个民族的不同城邦还会加入到敌对双方的不同阵营。因此，所有圣经上记载的这种类型的战争都是有限的冲突，所说的杀光什么什么人，也并非是种族灭绝，而是从犹太人自己的视角来看（一般来说，对于他们，敌手来自于什么城邦并不重要，他们属于什么人才是最被关心的），对方是什么种族——仅此而已。
　　大卫的祖先之一来自于摩押，所以在其逃亡过程中，曾将自己的父母安置在摩押地方。然而，当大卫登基稳定、需要回复疆域的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
　　摩押人世代生活在约旦河东岸，他们与亚扪人一起对这里的以色列人土地形成包夹态势，约旦河东岸成为以色列人的软肋。与此相对应，扫罗时代曾经与亚扪人签订了类似于同盟的条约，从而保证了东北方向的安定；而与摩押人，以色列人很可能一直没有签署什么协定。这很可能是由于当摩押人被以色列人打败之后长期处于弱小服用的地位。力图复兴的摩押人与以色列人为敌，当然就会千方百计地资助在以色列境内的颠覆者、捣乱者，于是他们看好了大卫并对其积极支持。也许摩押人更希望大卫在以色列内部划土分疆，搞得国家分崩离析，好让他们能够在东岸趁机获得相应的利益，收复几百年前的失地。但是，随着大卫的做大，他们发现自己当年支持过的朋友现在已经愈发无法控制、逐步走向敌对——这其实也很正常，对于一个统治者或者领导人来说，在国家利益与个人恩惠之前，后者总是要服从前者的——这也就是总有人抱怨说搞政治的人没有人情味的原因吧。
　　以色列与摩押的战争规模不大，很可能只是边境冲突而已。但是大卫处理对方战俘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依照游牧民族的习惯做法，他们让战俘原地躺下，以绳子为标度，每三人为一组、杀死其中两人，总共杀俘三分之二！这一方式使得摩押人震惊，从而不得不走向臣服。以后，随着大卫王朝的逐步发展强大，以及后来兴起的一系列强国的入侵，摩押人与其他中东民族一道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民族变迁，其血统也逐步与其他民族融和，直到今日成为现代阿拉伯人祖先的一支。

[ 本帖最后由 carolge 于 2007-6-14 15:5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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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卫在旷野中战斗的时候，跟随他的大约只有600人。在这600人中，以约押为首的30勇士作为核心的骨干。这些人跟随大卫历经风霜、转战疆场，创下了赫赫功业，将其推上了领袖的宝座。可以说，在大卫的整个戎马生涯中，30勇士的作用不可替代。大卫的军队是一支多以以色列人为主，掺杂进相当数量其他民族成员的队伍，即使是在其最核心的30勇士中，也有其他民族归化过来的人。比如说：赫梯人乌利亚。
　　当大卫进入耶路撒冷，成为整个以色列的国王之时，这些勇士们依然在其军队中担当各级军官四出征伐。
　　我们在前面说过，这耶路撒冷作为大卫刚刚夺来的一座城市，正处于初期建设阶段。这个原先小小的堡垒和屯兵城，如今要被全面改造成具有比较完善功能的城市。虽然有外来的物资供应，但是草创初期的耶路撒冷成依然和后世的城市不能同日而语。从规模上看，大卫时代的耶路撒冷面积不到此后所罗门时代的50%，更不及耶稣时代城市规模的15%。
　　有迹象表明，当大卫兴建自己居住的宫殿的时候，他最亲信的30勇士的住所如同军营中布阵那样排列在自己的宫苑四周，担当着拱卫国王的职责。从建筑能力和以色列此时的国力来分析，大卫的宫殿规模想必不大，条件也不见得很好。不过，既然是国王的住所自然要比臣子的房子高大一些。站在国王宫殿的平台上，可以一目了然地俯视周边的住宅。
　　打败阿拉米人之后，以色列的疆域开始趋于安定。总体来说，以色列人有了一个和平安靖的国家，不用再担心遭到他人的欺凌与侵略。从约旦河东岸胜利归来的约押带领30勇士回到耶路撒冷，百姓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这一年，以色列人在久违的和平安详中获得了庄稼的丰收。
　　虽然四境暂时安定，但是约旦河东岸的亚扪人依然虎视眈眈。亚扪的首都拉巴位于约旦河东岸的北面。这也是一座历史极其悠久的古城，是现今约旦首都阿曼的前身。从摩西时代算起至今，阿曼这座城市的历史至少已经有3200年了。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经过一年的养精蓄锐，以色列军队在约押的带领下再一次出发。目的地：亚扪的都城拉巴。经过上一次拉巴城外大破阿拉米人和亚扪人联军的战绩，以色列人这次出征势在必得。也许只需要几天，拉巴就会陷落，亚扪的疆界将会归于大卫的囊中。然而，事情却并非起初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据城死守的亚扪人已经失去了外援，但却为生存、为荣誉进行着绝望而又坚强的抵抗。这场围困战一直打了将近一年时间，虽然以色列人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其将士的折损状况也是很严重的。
　　当约押带着大军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战的艰难。一系列的胜利已经让他习惯了凯歌高奏，他只需要短暂的等待，所向无敌的勇士们就会高奏凯歌回来了。
　　
　　多年征战的大卫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王宫中。虽然这样的房子并非十全十美，但至少远远强于当年旷野中的风餐露宿和山洞里的阴暗潮湿。脱下盔甲、放下刀抢的大卫开始尝试着放松、慵懒和享受生活了。他开始笙歌宴乐，广纳后妃。以往闲不住的大卫，如今每天都要睡午觉，而且一直睡到太阳平西。
　　就在出征大军离开之后没几天，夕阳下起床的大卫无所事事地在王宫平台上漫步，四下张望、俯视着臣民百姓的家宅庭院。忽然间，大卫看到某户人家的庭院中有些异样。借着黯淡的夕阳仔细观瞧，大卫才发现：是一个女子正在沐浴！在古代世界，水的供应系统并不完善，人们无论是吃用还是沐浴，其用水一般都是挑来的井水或者河水，十分不便。而洗澡则一般都是打上一桶或者一盆水来完成，很少有如今天这样畅快的喷淋花洒。但是，洗浴者往往都是在门窗紧闭的房间而不是在院子里搞个自然主义的天体营展示。这个沐浴的女主角叫做拔示巴，是大卫手下30勇士之一——赫梯人乌利亚的妻子。首先我们必须确认，这个拔示巴并非一个放荡的、不正经的女人，其沐浴行为虽有不妥但也许事出有因。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试做一点点分析：
　　耶路撒冷地处巴勒斯坦地方，受到地中海式气候影响。这个气候的特点，是每年被划分为干燥的旱季和凉爽的雨季。一般旱季从四月中旬到九月中旬，雨季从十月中旬到次年四月中旬，一般意义上的春秋两季十分短暂。在巴勒斯坦的冬季，雨量充沛；夏季则干旱燥热。作为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山区城市来说，每年从九月到来年四月的降雨量将近1250毫米，而从五月份到八月份的降雨量基本为零。对于巴勒斯坦当地居民而言，每年六月之前（确切地说是在五月份），庄稼的收割就要结束，从六月开始就进入干热的旱季了。由于昼夜温差很大，所以虽然每年从六月到九月的平均气温在摄氏25度上下，但白天温度之高令人无法忍受，往往会达到35度以上。而此时的缺乏降温防暑条件的耶路撒冷居民，其房间内部温度想必是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出汗在所难免。以色列人以及后来衍生扩展出来的犹太人，对于洁净有着类似于偏执一样的追求。他们往往经常性地需要洗浴，即使在干旱的季节也尽可能地每天沐浴。白天的时候洗过了还会出汗，夜间的时候又稍显寒冷，自然黄昏是最佳的沐浴机会。大卫的军队出征去攻打亚扪人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大队人马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内男性人数顿减，留下许多女眷留守。既然没有了那么多的忌讳和担心，自然在有些许光照的院子里洗浴要比在黑乎乎的房间里强很多。于是，趁着天色黯淡，估计有许多女子都在自己家的院内廊下洗澡。
　　大卫之所以会有意无意中看到拔示巴洗澡，绝对属于小概率事件。一方面是乌利亚家的房子可能建筑得太近，从高大的王宫平台上正好可以俯瞰进院；另一方面，大军出征一般总要大卫亲帅，拔示巴很可能以为大卫已经离开京城，因此对这个尊贵的邻居不再担心。总之，从种种迹象和前因后果来分析，这个拔示巴被偷看事件，除了其本人不够小心之外，这个女主角直到现在还不用承担什么责任。有一些对大卫拥有好感的人，会为其开脱说拔示巴是在勾引他，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纯属无稽之谈。另外，圣经的作者想必是对于城内居民于自家院中洗澡的习惯是了解的，也是认可的，因此丝毫没有为大卫开脱的意思，倒是后世的一些人任凭个人好恶评价，显得颇为偏激。

　　

[ 本帖最后由 carolge 于 2007-6-14 16: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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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看别人洗澡总不是好事情。不要说是国王，即使是一般的小混混这么做了，也往往会被同道耻笑。圣经上记载拔示巴容貌美丽，使得大卫一见倾心。怎奈对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身为君王更应该做公众的表率，不应贪恋他人的妻子。但是，鬼迷心窍的大卫却做出了一件令人不齿的事情：他派人把拔示巴接来，与其同床共枕！
　　应当说，大卫得如此行为的确是令所有人蔑视的。当拔示巴的丈夫在前线为大卫王朝的兴盛浴血拼杀、风餐露宿的时候，在温暖舒适的后宫、香衿轻裘的龙床宝榻上，大卫国王却在尽情享受着勇士的妻子！不知道乌利亚一旦明白了这件事情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反正大卫肯定是自知理亏，所以偷偷摸摸之后，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拔示巴送了回去。
　　这件事情做得很缜密，没有什么人知道二人的行径。偷情之后的大卫与拔示巴似乎相安无事、不再联系了。然而，大约过了1、2个月，拔示巴突然带来口信：她怀孕了，而且确认这孩子就是大卫的！此事情对于大卫来说绝对是个丑闻。挖墙脚居然挖到给自己拼命流血又流汗的战士家里，一旦传出去绝对将是全国上下舆论大哗！如今，这类行径的作为者也有一个罪责，叫做“破坏军婚”——试想一个战士在外面效死疆场，而家中的妻子却会被人勾引——这样的打击估计不会有什么人能够承受得了。然而这孩子已经怀上了，无计可施的大卫不得不想法子来遮掩自己的丑行，于是他又干了一件不堪的事情：偷天换日。
　　按照一般的规律，以色列的大军最多一两个月，很快就会攻克拉巴城。等到军队凯旋，乌利亚回家，只要跟自己的妻子同房亲近，再有什么怀孕的消息就没法说是大卫的孩子了。那时候技术手段落后，既没有滴血认亲的说法，更谈不上什么DNA亲子鉴定。大卫的孩子硬说成是乌利亚的，出生的时候即使名义上早产一个两月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然而，一切都那么事与愿违。大卫手下这支百战百胜的军队居然在亚扪都城之下受到极其顽强的抵抗，一两个月过去丝毫没有胜利的迹象！前线吃紧，以色列全国紧张。父母担心儿子，妻子担心丈夫，作为国王的大卫自然也很焦急，当然除此之外他还很担心自己与拔示巴的奸情泄漏，这不但肯定会引发全国上下的指责，更可能动摇攻坚之中战士的军心与战斗意志，由此引起哗变也未可知。
　　况且，如果严格执行以色列人的律法，通奸的大卫和拔示巴都应该处死。
　　不要小看这些所谓的细节小事，君王不经意中的言行引起不满甚至造反的，古往今来比比皆是。《春秋公羊传》中说：“自（周：笔者注）宣、成（王：笔者注）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国四十。”而后东汉经学家何休的《春秋公羊传疏注》则纠正称：“案今《春秋》之经，自宣、成以下讫于哀十四年，止有弑君二十，亡国二十四”。他还进一步罗列了这些被弑国君：“宣二年“赵盾弑其君夷獆”；四年“归生弑其君夷”；十年“夏徵舒弑其君平国”；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其君光”；“吴子谒伐楚，门于巢卒”，为巢人所弑；二十六年“卫甯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阍弑吴子馀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八年陈招杀偃师；十一年“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十三年公子比杀其君虔，弃疾杀比；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二十三年吴杀胡子髡、沈子楹；二十七年“吴弑其君僚”；定四年蔡杀沈子嘉；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舍之属是也。”不管是弑君二十还是二十八，由这长长的遇刺者名单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其中真正的昏聩残暴之徒甚少，倒是有一大半人是应为言行失当、引发下属不满的而招来杀身之祸甚至国破家亡的。
　　大卫在耶路撒冷广纳后妃，前后据记载达11人之多，因此他也不存在心理饥渴的问题。因此其行径属于犯罪无疑。一时的纵欲与糊涂之后，大卫不敢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面对久拖不决的战事、久久不归的乌利亚，他只好采取点主动。
　　大卫从战场上召回了乌利亚向自己述职。乌利亚虽然跻身于30勇士之列，但他并非主要将领，他的具体的职务，是元帅约押的贴身军官，相当于校尉一类的官职。因此特意招乌利亚回来难免令当事人一头雾水。约押是一个习惯于执行命令的人，多年来的经历告诉他：大卫的命令往往不会错的——显然这次他是错了。约押将乌利亚派回述职，大卫在宫廷中亲自接见了他。
　　接见的过程很短，大卫只是简单问了一下前线的战况，并且让他向前线将士问好。其实，此次大卫接见乌利亚毫无意义。因为前方频繁的信息往来和战报已经令他对战事进展心知肚明。既然如此，让乌利亚回来就只有一个目的：让他尽快与妻子拔示巴同房，使大卫摆脱干系！虽然这么干实在下作，但大卫似乎也只有这一个办法来缓解目前的危机。
　　勉强听罢乌利亚的汇报，如坐针毡的大卫急不可耐地让乌利亚赶快回家“洗洗脚”。这实际上是让长久出战的人回家夫妻团圆的委婉说法。不但让他回家，而且大卫还赐给他许多食物，以此表示国王特别的恩宠。看着千恩万谢告退的乌利亚，悬在大卫心里的巨石终于落地。然而，当第二天早上再见到乌利亚的时候，大卫已经安定的心再次悬到了嗓子眼——这个木讷的乌利亚居然没有回家，而是跟大卫的侍卫官们凑合了一晚上！又急又恼的大卫将乌利亚招来，问他为什么没有回家，乌利亚回答说：前线的将士们都在野外宿营披坚执锐地与敌人战斗，我怎么能够回家享受团圆之乐呢？一番话道出了乌利亚这个心怀坦荡的男子汉的胸襟！这样一说，大卫反倒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大卫让乌利亚来共赴宴席。酒席宴间大卫尽量劝酒，弄得乌利亚酩酊大醉。这次大卫并没有下命令让乌利亚回家，而是放任他去什么地方。当然，大卫很希望乌利亚回家去见自己美丽的妻子。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介绍一下以色列人的军法。依照军法规定：凡是军人在作战期间，不允许亲近女性，否则就是触犯了军规。这样一来，头一天大卫让乌利亚回家似乎尚有亲自主持破例以掩盖自己丑行的意思，而此次灌醉对方则说明他已经动了杀机！如果乌利亚昏头昏脑地回家去会妻子，大卫可以毫不犹豫地以违反军规的罪名将其处死。这样既可以掩饰自己，又能够巧妙地娶得对方的妻子！如此一举两得的“妙计”，当时大概只有大卫可以想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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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乌利亚坚守原则的磊落胸怀再一次令大卫垂头丧气。虽然喝得大醉，但是残存的一点意识还是让乌利亚留在了侍卫们中间，他还是没有回家！有如此忠于职守、坚守军纪的将士，大卫应该由衷欣慰才对，然而此刻大卫却是心急如焚。他已经没有理由再留乌利亚，必须派他出征了。此一去又不知道几个月才能回来，到那时候孩子恐怕都该生出来了，届时可如何交待？
　　一个心存邪恶或者被邪念纠缠的人，往往希望自己身边的人都像他一样邪恶；而一旦在对方的坦荡与光芒面前自惭形秽，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躲闪。如果凑巧这又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就会选择驱逐或者消灭对方。
　　大卫的行径正是为如上的定义写下一个典型的注脚：面对如此忠诚的勇士，他不但不珍惜反而必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写信给约押，要他想办法弄死乌利亚，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居然是要乌利亚亲自将这封绝密的信件带给自己的元帅。这里，大卫好像还是留下了一个陷阱，又仿佛是一个生机。如果乌利亚对自己这两天的经历稍有怀疑，就很可能悄悄拆看大卫的书信，那样他自然会知道自己难逃一死，自然，他肯定会逃走。当然，相信这也是大卫希望的结局。然后将逃走罪人的妻子收过来，总还是说得过去的。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当一个人身陷罪恶，然后用一个另一个新的罪恶来掩饰前面的罪责的时候，他们对于此前自己推崇过的忠贞、正直、诚实、高尚等等行为很自然地会深恶痛绝，然后逐步滑入更加罪恶深重的泥潭。
　　大卫的最后一个试探破产了。乌利亚坚守职分，诚实地将信件完好无损地交给约押，而后者则是满心狐疑地看完了这封没头没脑的命令。约押是一个优秀的职业军人，他很清楚自己必须严格遵守并执行大卫的每一个命令，不管这个命令看上去是多么荒谬。他也很了解自己的副官乌利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坚定和诚实正直的军人，他也实在找不到处死乌利亚的理由。思前想后，他只能把问题想到自己身上：也许大卫怪罪他攻城速度太慢，难以容忍，此次借着处死述职的乌利亚来警戒自己？不过这个警示的代价是否太重了呢？忐忑的约押不得不按照信件上写好的方案来杀死乌利亚——借刀杀人。
　　乌利亚的死讯很快传到耶路撒冷。他是在一次军事行动攻城的时候，被突然退出战场的大部队丢在城下，与其他几个来不及退后的战士一起被亚扪人射杀的。大卫并没有责备约押的使者，而是安慰他不要被挫折击倒，云云。
　　拔示巴为丈夫守孝哀哭。一般来说，寡妇守孝最少7天，长达3个月甚至数年不等——这往往取决于双方的感情深厚程度。平心而论，拔示巴不见得跟乌利亚没有深厚的情感，可是这日渐隆起的肚子已经容不得温情主义的儿女情长。才刚满了7天，大卫就匆匆把拔示巴娶入宫中——好歹算是留下了王朝的最后一点点脸面。这样一来，约押终于仿佛看出点问题来，只是君心难测，他实在不敢多说什么。
　　针对亚扪的围困战断断续续地打了将近一年之久，以至于大卫和拔示巴那一夜情所成的胎儿都足月出生了！只要稍稍明白的人就可以看出：这个孩子来得实在蹊跷。推算起来，其受孕的时间正是乌利亚征战在外的时候！再加上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人们开始窃窃私语。耶路撒冷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秘密可以保持很久。现在，大家只是畏惧于大卫的权势而不敢说什么。然而，毫无疑问，他的威信已经大大下降。
　　这威信的下降可以从侧面得到证明。当以色列人终于马上就要打下拉巴的时候，约押给大卫送信，希望他快快赶来亲自指挥部队作最后的攻城决战，免得一旦打下城池，人们会以约押的名字来命名这座城市。这里面深层次的意思已经很清楚：当初大卫打下耶路撒冷，取其名为大卫城，而如今约押打下拉巴，人们正在酝酿推举约押为王、建立约押城。换句话说，以色列马上就要分裂了。而这分裂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就是大卫本人！没有他在后方秽乱宫闱的举动，怎么会有前线将士的不满情绪？好在他有约押这样忠诚的手下，而且接受了约押的建议，亲自统帅三军攻下城市、重新树立了威望。否则其后的辉煌也不可能存在。所以，很多随性而为的事情都会引发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结局，切忌切忌。
　　大卫的行径激怒了一位先知——拿单。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先知都是一些受上帝感动的传话人。在一般人眼睛里，他们往往是一些行为古怪的怪异之士。其突出表现为不畏强权，不惧死亡，敢于对世人甚至于君王发出警告和指责。上帝感动拿单去到大卫那里传话。
　　上帝对于大卫的诅咒是异常严厉的：1、大卫的这个儿子会死掉；2、大卫的儿子会叛乱，并且会玷污大卫自己的妃子；3、大卫的后代将不会享受平定的生活，刀剑将会伴随他们的生活！这是可怕的诅咒，大卫被吓得魂不附体。
　　当丑行被揭穿的时候，即使当初曾经竭尽所能加以掩饰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也难免会痛苦自责。因此，我十分相信那些身犯重罪、逃跑不得，最后身陷囹圄的人们悔恨的眼泪是发自与内心的，至少在那一刻他们应当是真心悔过。不过，悔过并不等于无罪，必要的惩罚难以躲避。此后，拿单的预言无一例外地应验了。大卫在有生之年经历了丧子之痛，家门之变，最后是通过自相残杀踩着儿子的尸体回到了王位——其发端之举就是来自于那次平台上的淫念。
　　当然，大卫似乎对于拔示巴是真心喜爱。在儿子死后，哀伤痛悔的大卫公开了自己的丑行，并让手下的史官将其记入历史。大卫一生中犯罪不多，大多数情况下都有罪己诏颁布天下，这些内容也被明白无误地详细记入犹太人的历史并直接写入圣经，作为警醒后人的内容。由此可见，虽然罪行深重，但是大卫悔改与自我批评的决心和勇气还是可嘉的。
　　虽然犯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少错误，不过毫无疑问，大卫是一个好国王，他开端了一个辉煌国家的历史。当然对于现代人来说，他勇于承认自己错误并且真心悔改的人性光辉，也时刻在给予我们鲜活的启示。

[ 本帖最后由 carolge 于 2007-6-14 16: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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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军事化王国的君主，大卫的功绩无疑是彪炳史册的。从一个荒原旷野上的牧羊娃到整个以色列的国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卫在刀山血海中拼斗了20年。从弱小无靠到获得全面的支持，大卫所付出的努力与代价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总有很多人感叹于生活不公、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但他们往往忘记在通向成功的旅程中，在长满荆棘、遍布陷阱的道路上，只有最具坚韧不拔的性格和义无反顾的决心的人才可能走向辉煌的顶峰。大卫不是一个从小就具有雄心和超凡特质的人。与其他的放羊娃相比，他除了拥有更加坚定的、对上帝的信心之外，根本找不到什么特别超常之处。即使有些优势和特点，也不足以把他从草莽之间推上庙堂，更谈不上端坐于国王的宝座。
　　可以说，大卫的荣耀与权势，来自于对上帝的信仰，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长处。正是由于这种信仰的作用，一个行将灭亡的弱小民族，得以在大卫手中复兴而且强大起来。古今中外，大多数帝王在草莽之间造反的时候，他们所依靠的往往是他们走向辉煌之后一门心思要抛弃的东西。而在他们抛弃这些如同蔽履的时候，却忘记那些他们已经不再珍惜的东西正是使得他们战胜困难、击败强大敌人的有力武器——虽然这些东西看上去是那么的平淡无奇。然而，命运从来都是公平的。当他们抛弃这些优秀而平淡的珍宝的时候，他们走向灭亡的历史沙漏就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当定都于耶路撒冷之后，大卫王朝毫无疑问地给人民带来了久违的和平与繁荣。四海升平、欢呼赞颂之中，香风扑面、轻歌曼舞的宫廷生活一度使得大卫王飘飘然。他开始变得贪婪、懒惰、图求享乐。大卫所唯一应当庆幸的是上帝并没有最后抛弃他，虽然他的的确确是在远离上帝。这种悖逆与堕落在他与拔示巴通奸并谋杀其夫这件事情上达到了顶峰。
　　事实上，当我们重新阅读这些记载，而一些道貌岸然的卫道士们嘲讽大卫的行径的时候，并不能说明他们自己就能够站到什么样的道德高峰上。作为一个军事王朝的统帅，大卫可以对任何一个他喜欢的女人下手，而这种权势却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正是在这样的局限中，大多数人的行为看上去更符合一个好人的标准。而当地位发生突然性的极大提升，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难以自我把持的阶段，甚至相当多的人会选择走向堕落与腐朽的生活。这一点，即使到了当前时代也依然如故，没有多大长进。可以毫不怀疑地说，绝大多数人在拥有大卫的权势的时候，其所作所为会远远超出大卫行径的恶劣程度。那么，我们身为小民百姓，而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否也是一种个人的幸运，也是他人的幸运呢？这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
　　大卫的经历是富有戏剧性的。在经历宫廷丑闻和谋杀之后，上帝的惩罚早早地降临到他身上。他的出征队伍迟迟不能胜利，百姓对他丧失信心，甚至于他自己的儿子也死掉了。在儿子生病垂危的时候，大卫绝食静卧，哀伤痛悔——很少有一个君王在自己志得意满、一帆风顺的时候，会有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他的忏悔换来了新的生活阶段，也给他的国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群体的领袖，无论他的事业多大、成绩如何，失去了正直、高尚的人格，也就等于丧失了整个团体进步的动力。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上来看，任何一个企业都需要一种有益的企业文化。而这种所谓企业文化被许多人品本就不堪的领导者搞得面目全非，甚至乌烟瘴气。虽然满口高喊的是仁义道德，但是其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无法无天的暗示。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员工，不要说承担起造福社会的历史使命，单只是忠于职守、公正待人、善良正直这样最起码的做人标准恐怕都难达到。若是企业内风气普遍如此，这个企业走向衰亡也就只是早晚的问题了。
　　大卫没有因为自己的罪责拖累整个以色列的大船走向覆灭，而是正视自己的问题并且努力纠正。正是这样一种勇于面对自己，积极悔改承认错误的高贵品质，使得大卫迅速摆脱了奢靡慵懒的惰性纠缠，脱离了变本加厉荒淫无度的生活。虽然这个过程很可能是异常艰难甚至痛苦的，但是他毕竟做到了。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以色列人历史上最伟大君主的原因。
　　在大卫统治的全盛时期，以色列的国土已经接近了当年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应许之地”的范围，即“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之地”。其国土北达黎巴嫩山，延及叙利亚全境，西南直达埃及边境，东面全面包括了约旦河两岸的广阔土地。
　　除了开疆拓土之外，大卫亲手确立了王国的政治框架和管理制度。设立了宰相、元帅、史官、书记以及祭司长等。与这些官职相对应，各级官员的任免和管理体系建立并完善。这一体系将确保国王端坐于深宫内院却可以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全国，甚至将命令的触手直接伸向基层。在这样严密顺畅的统治体系中，大卫王朝的根基更加稳固。国家机器顺利运转，财富积累日益增加，商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发展。然而，高增长同样引发了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官绅愈富百姓愈贫。人民在酝酿着不满，而且随着王国机器的隆隆运转，这些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并最终在后来押沙龙叛乱中爆发出来。这场叛乱虽被镇压，但已经从侧面证明了人民的不满程度。

[ 本帖最后由 carolge 于 2007-6-14 16: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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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的哥哥们对这个弟弟的谋害，估计是经过缜密地安排的：
　　他们把放牧的牧场，转移到距离希伯伦近百公里以外的示剑地区。这有三大好处：
　　一、游牧转场是牧羊人再正当不过的理由也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以色列根本不会怀疑；
　　二、以色列年纪大了，不可能随着儿子们出去放牧，那么游牧的营帐搬得越远，动起手来越利索；
　　三、以色列人在示剑地方的群众基础并不好，因此他们跟当地人接触不会很多，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掩盖。再说，如果约瑟被害，嫁祸于示剑当地人，也是合情合理的。
　　鉴于以上的几个原因，约瑟的十个哥哥拔营起寨，向示剑地方转场走了。
　　说干就干，哥哥们要下手了！但这个时候，约瑟和雅各还蒙在鼓里呢。
雅各的这十个儿子放牧的是父亲的羊群。以色列老了，自然不能随行。于是，他叫来在身边的约瑟，到哥哥们那里去看看。一般来说，这种跑腿的事情交给小儿子做，再自然不过了。但是，让约瑟去见哥哥们，似乎有多了一层监督的意思。
　　可怜的雅各聪明一世，却糊涂这一时。让约瑟离开自己这么远去如狼似虎的十个哥哥那里去，简直是让绵羊在狼群里取暖一样。然而，约瑟却不知道自己将面临的危险。
　　远远地，约瑟的哥哥们看见自己的这个穿着花衣服、心高气傲、喜欢做梦的弟弟走来。约瑟走到近前，不容分说，哥哥们如同饿虎扑食一般将他按倒在地，剥掉他那件令哥哥们嫉妒的眼红的彩衣。把大声哭闹的约瑟一把扔进一个干涸的深坑里，任凭他在里面哭号求救。
　　花衣服剥掉了，人也打了，剩下的是该讨论怎么处置这个作威作福的“小皇帝”的时候了。哥哥们坐下来边吃边聊，应和着如同歌舞伴宴一样的约瑟的哭声，开始正式讨论这个弟弟的处置问题。这个时候，哥哥们分为两派：一派以大哥流便为首，打算教训一顿这个不知好歹的小子就可以了，另一派则要将其杀掉。最后，两派达成某种一致：把约瑟扔在坑里，不亲手杀了他。不过我想，这个一致意见似乎比一刀杀掉还要残酷，这基本等于把人一点一点活活折磨死。
　　这时，一队远来的商人经过这里，从米甸上埃及去做生意。几个哥哥商量一下：与其让这个孩子死掉，不如让他发挥一下余热，卖两个钱来改善一下生活！于是，他们与这些商人谈妥价格：20块银元——大约相当于现在市值4、5000块钱的样子，把兄弟卖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年，顷刻间成了寄人篱下的奴隶，可怜的约瑟不知作何感想。不过他还是要感激那个提出建议的、贪财的哥哥，否则，他很快就会成为一句旷野中的干尸。
　　不知道约瑟的哥哥们在与人讨价还价地出卖自己兄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他们居然可以像出卖一条狗、一头猪一样地出卖自己的亲人！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也许会表现出对这几兄弟的极端不满与不屑。然而，自古以来，兄弟倪樯甚至刀兵相见的难道少么？
　　赫赫有名的齐桓公，尸骨未寒几个儿子就开始互相攻打；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更是杀掉了自己的亲兄弟；至于说神秘的夺嫡之争甚至于传说中的“烛影斧声”更是不胜枚举。当今的商品经济浪潮之下，兄弟之间发生龌龊与纠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一个在法院工作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如今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兄弟姊妹之间的事件一点都不少。“真看不出这些人居然是吃一口锅里粮食长大的”——无奈中的评判。
　　其实，人性这东西里面的问题很复杂。但是如果排除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我们似乎找到了其中很简单的内容——利益。利益使得亲人之间陌路如仇人；利益使得承诺变成废纸、谎言甚嚣尘上；利益甚至会让一些人做出令人发指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利益就那么可怕么？也不尽然。合理的利益与应得的利益当然没有问题，倒是有些人，目光常常投向别人的东西，结果自然是心理不平、争端不断。
被打得遍体鳞伤、哭得精疲力尽的约瑟，被哥哥们七手八脚地从深坑里拉了上来。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再度按倒捆上双手，像猪狗一样被套上绳子拴在骆驼后面，跟着人贩子的商队走向茫茫的沙漠，他们的目的地是埃及。
　　狠心的兄弟们数着手中的钱，目送着弟弟远去的背影，心中作何感想？他们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在可以掩盖自己的罪行却是实实在在的。
　　为了蒙蔽自己的老父亲，他们宰了一头公山羊，用羊血把约瑟的彩衣染红。为了让父亲更加相信，他们打发一个人去向雅各报信，就说这是在路上捡到的，估计约瑟被野兽吃掉了。
　　可怜的以色列悲痛欲绝。也许以色列心中充满了自责：如果他不派约瑟去哥哥们那里，他又何至于被野兽四成碎片呢？其实，对于约瑟来说，他的哥哥们比起任何野兽都要凶猛和残暴。
　　此后的日子似乎平静了。约瑟的兄弟们继续他们的生活，继续那些隐隐约约的桃色新闻，继续牧羊，继续吃喝玩乐。。。。。。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怀念这个喜欢做梦、喜欢打小报告、喜欢穿花衣服的弟弟。
　　也许只有以色列是最怀念着个儿子的。但是，从这件事情之后，他就更加保护自己的小儿子——便雅闵了。这似乎成了他与死去的爱妻——拉结的最后纽带。
　　好在，约瑟没有死，即使是在路上经历了痛苦艰难的旅程，他还是顺利地到达了埃及，并且被卖到一个埃及法老的侍卫长：波提乏家里做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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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一生多妻多子，在希伯伦的时候，已经有了六个妻子，当他进入耶路撒冷后又广纳后妃，这些女人一共给他生了11个儿子。现在很多人开玩笑地说一种人：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殊不知虽然一夫多妻制是一种对于妇女的枷锁，同时也是男人的桎梏。
　　大卫面临了大多数多妻男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家庭纠纷。说起亲情和爱情来，这东西从来都很自私，没有人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因此任何一个多妻的君王，不管其在治国安邦方面有多么了不起的成绩，就家庭生活而言，则往往是感情扭曲的。这也就难怪古人说“无情最是帝王家”。
　　帝王家的无情还体现在后代子女的人际关系上。大卫的11个儿子，几乎个个都有不错的能力和水平，他们不但具有定国安邦的志向，更有好几个跟随大卫从旷野到希伯伦到耶路撒冷，经历了一个王朝的艰辛与兴起。客观公正地说，这些儿子中的任何一个，走上王位都有可能成为合格的治国人才。然而，命运往往是不公平的，如果这11个青年出生在不同人家，他们有可能会成为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但由于他们是大卫的儿子，那么他们就只有一个目标：成为君王的继任者。这是一场异常残酷的争斗，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明争暗斗，甚至于喋血宫闱——这正好应验了先知对于大卫家族的预言。可怕的王朝之乱马上要展开了。
　　在那些暗暗较劲的兄弟里，暗嫩、押沙龙、亚多尼亚和所罗门相对最优秀。在这四个人当中，暗嫩和押沙龙则是呼声最高的两个人，而所罗门的势力则是最弱小的。
　　暗嫩是大卫的长子，生于希伯伦，而且也是大卫指定的王朝继承人。押沙龙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为基术王女儿玛迦所生，他还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妹妹叫做他玛。亚多尼亚为大卫四子，时年超过30岁，与押沙龙的才华风度不相上下。所罗门年龄只有不足20岁，是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由于天谴而亡）。
　　据记载，大卫的女儿他玛非常美丽，也不知道大卫的长子暗嫩是哪一根神经搭错了位置，居然喜欢上自己的妹妹！这都是大卫婚娶过多造成的恶果。这些儿女们分属不同的母亲所生，生长在王宫内院，平时彼此接触不多。尤其是到了成年时候，更是分隔在不同的地方生活，以至于互相之间都不大认识。有句俗话：女大十八变。昔日的黄毛丫头几年光景就可以出落得亭亭玉立。这暗嫩与他玛的接触情况也是类似。长期不往来、早已经生疏的兄妹再次见面，暗嫩惊异于他玛的美貌。然而，时代早已经脱离了无法无天的混乱阶段，大卫时代的以色列人也不例外。兄妹之间发生这样的感情本来已经超出常规，如果过分沉溺于此，人就难免会被折磨出病来。果真，暗嫩确实忧郁成疾了。
　　科学地说，暗嫩此时面临的不是爱情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他所承受的是个人感情与自我认知之间的矛盾。暗嫩一方面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同父异母妹妹，另一方面却又不可自拔地迷恋着对方。爱情对任何人都应该是美好的，但这里有一个前提：这种爱情不能是畸形的。否则就会成为所有当事人的煎熬与痛苦。暗嫩对他玛的迷恋还不能理解为爱情，他根本还没有机会学着去爱对方就已经被对方的一颦一笑所深深吸引——仿佛一剂让人欲罢不能的毒药。在这个世界里，一见钟情的爱情稍之又少，而一见钟情的纯真高尚则更为难能可贵。不过很遗憾，暗嫩对于他玛的情感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肉欲的成分似乎更多，而情感的交流则好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
　　现在，暗嫩需要一位心理医生，来开导他并引导他离开这种心灵的困境。一个人的堕落或者高尚，他身边的朋友要承担相当的责任。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暗嫩的这个朋友终于出现了，那就是他的堂兄弟约拿达。这是一个道德败坏，品位低下的家伙。他非但没有帮助自己的朋友缓解心理障碍，反而充当起了教唆犯的角色。在约拿大的指导下，暗嫩居然设局将单纯的他玛骗来，将她强暴了！
　　肉欲的宣泄之后，暗嫩更做出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他将这个被自己侮辱的妹妹，大白天里就披头散发地赶出门，轰到大街上！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的女孩子痛哭着行走于街途，人人都知道在她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即使是按照现在社会的环境来说，遇到如此情况，这个女孩子以后的生活光景如何？将会面临怎样的心理压力和困境？恐怕也是令人担忧的。

[ 本帖最后由 carolge 于 2007-6-14 16: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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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妹妹的噩运激怒了押沙龙，仇恨吞噬了他的心。押沙龙到父亲大卫那里去告状。闻听如此丑行，大卫王怒不可遏。然而，毫无疑问，这位做事雷厉风行的君王，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子女众多，难免疏于管教。大卫陷入深深的自责，却没有深究肇事人暗嫩。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对于敌人他从不手软，判断军国大事他果断刚毅，可一旦涉足儿女情长、血亲纠纷，大卫的思维判断往往派不上用场，其举棋不定的一面显露出来。
　　也许是考虑到暗嫩的储君身份，也许是不愿意家丑再度外扬，大卫终究没有给自己被玷污的女儿一个公道。我们不知道以后他玛是如何生活的，但是如果连父亲都不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自己受侮辱的女儿讨回公道，这个父亲还有多少值得敬爱和尊崇的价值呢？
　　押沙龙的仇恨在胸中淤积。他仇恨自己的哥哥，甚至于恨自己的父亲大卫。然而，这种仇恨并没有公开显露出来，而是居然隐忍了2年之久！
　　2年的时间算是够久了。从造孽初期惶惑不安、惧怕报复的提心吊胆中，暗嫩已经一点点恢复平静。溺爱长子的大卫王也在慢慢忘记这段令他痛苦的往事了。一切正常而平静，似乎连押沙龙自己也开始在遗忘这件事情。
这一年，押沙龙的牧场羊毛获得了大丰收，喜庆在空气中弥漫。押沙龙欢天喜地地向各个兄弟发出邀请，请他们到自己的府第去赴宴。他再三邀请父亲亲临酒席，但是大卫推托不能参加。于是，押沙龙转而希望父亲同意邀请兄长暗嫩参加。这暗嫩既为王储，在很多场合已经可以代表大卫出席，因此让他前来当然也是可以接受的。
　　大卫此次推托不来，估计也是有这一块心病。自己长子的丑行已经公之于众，此次家族聚会难免会有人会旧事重提，一旦提出了，这个做父亲的颜面难保。但是，暗嫩出席他却是不能再阻挡了。毕竟，自己身后留下的江山社稷还是需要兄弟们鼎力互致才能保全的。也许通过此次家宴，两兄弟握手言和了也说不定。于是，大卫派出儿子暗嫩出席酒宴。
　　酒席宴上，押沙龙殷勤款待，兄弟们把酒尽欢。再加上丰盛的美食，甘甜的美酒，到处是一派平静与祥和。突然之间，押沙龙发出一个不易被人觉察的暗号，早在暗处埋伏的卫士们发一声喊，突然手持刀抢出现在酒席宴间。此刻的暗嫩已经喝得醉意朦胧，还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地被杀手刀枪齐下结果了性命。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除了保持镇定的押沙龙之外，所有的人都惊得魂飞魄散。当回过神来的时候，王子们争先恐后地逃出门外，纷纷跳上坐骑没命地狂奔回城。
　　押沙龙庄院发生血案的消息比骡马的奔跑速度还要快。当王子们还在路上的时候，大卫已经听到了消息。这消息越穿越可怕，甚至有人说是押沙龙杀死了全部的王子，一个都没留下！闻听噩耗，大卫感觉如同五雷轰顶，悲伤的老人一时间不知所措。好在事实很快证明了谣言的荒谬性，逃回来的王子们放声大哭，大卫也在悲伤地流泪，一时间宫廷之中凄风苦雨，悲切之情自不待言。
　　自知闯祸的押沙龙逃到自己母家基述，一躲就是三年。这基述为以色列的盟友，是地处北部的阿拉米化的迦南人城邦。基述王的女儿嫁给大卫生下了押沙龙和他玛。这个基述国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十分重要。一方面他们扼守阿拉米人诸国南部，可以为以色列人起到缓冲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处于国际通路的重要位置，对保证大卫王朝的财富来源至关重要。
　　现在，大卫的接班人选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暗嫩一死，悲伤的大卫王居然没有续立新的储君！这是不可思议的。大卫的长子为暗嫩，次子早夭，接下来的就是押沙龙。此次押沙龙杀兄潜逃，似乎应当从此被排除出继承人的序列。但是，大卫迟迟不立新的继承者，或许对其具有什么厚望？君心难测，东躲西藏过的大卫或许对类似命运的儿子有了什么恻隐同情之心？这谁也说不清。
　　对以任何一个重大的决策，光猜测与谋划是不行的。当大家都还在徘徊观望，最先动手的人往往是享受到最佳果实的人。对未来储君的投靠，就如同赌桌上的押宝，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一定会赢，可如果一直不出手则肯定不会赢！于是，元帅约押首先出手了。这个跟随大卫多年的助手，已经看出大卫的思子心切。于是，他千方百计说和了父子的芥蒂，终于把押沙龙接回耶路撒冷。
　　对于国王的接替者之位，押沙龙向往已久。虽然此前他逃亡在外，无暇思虑此事，但如今三年间没有新的储君，而父亲又接自己回家——这不能不引起他的联想。按照押沙龙以及约押的设想，大卫很快会立押沙龙为王储。但是，足足在耶路撒冷待了两年的时间，大卫居然把这个儿子挂了起来，不闻不问，甚至连召见都没有！看来父子之间的隔阂还是没有化解。
　　等待是最折磨人的，这一点无论是对于噩耗还是喜讯都一样。忐忑不安的押沙龙实在受不了了，他去找约押问个究竟，但约押居然闭门不见！
　　约押实在清楚现在的情形正处于大卫的思虑期，做臣子的不便于插手，甚至不应当多问。身为元帅，约押从来是在大卫需要的时候出现而不是心烦的时候。当然，五年过去了，虽然大卫仍然不召见押沙龙却也还是没有立储，这里面似乎又有什么更深的含义。这个时候贸然行动，搞不好约押还会遭到大卫的怀疑。
　　当前之际，最佳的处置方式就是等待。然而这个道理老奸巨滑的约押懂得，年轻气盛的押沙龙却不一定明白。屡次找约押不成，押沙龙干脆耍起了赖皮。他叫人把约押成熟将要收割的庄稼地一把大火付之一炬！如此青皮的做法让约押坐不住了，他亲自登门来找押沙龙理论。好不容易用火攻把约押请出来的押沙龙怎会放弃这样的大好时机。他苦苦哀求约押为自己求情。无奈之中，约押只好答应。
　　其实，大卫这几年来，等的正是儿子的认罪道歉。他把押沙龙挂了整整两年，才听到了这个儿子认错服软的话。也真是难为了老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
　　在约押的撮合下，大卫与押沙龙父子终于和解。
　　大团圆的局面谁都喜欢如果这真的是大团圆的话。重返权力核心的押沙龙似乎将会面临一条人生坦途了。然而，一场更大的事变却在悄悄袭来。
在外流落避难3年，又在耶路撒冷被冷落了2年的押沙龙，终于匍匐跪拜在父亲大卫面前认罪，并由此获得了父亲的原谅。
　　现在，押沙龙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了。自从暗嫩死后，押沙龙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长子。虽然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兄长和王国的储君，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大卫从来都对押沙龙寄托了很高的期望。首先，他具备高超的组织和领导才能（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其次，押沙龙出生在希伯伦，虽然彼时生活已经相对稳定，但是大卫的孩子们仍然生活在紧张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经此磨练，押沙龙具备相当程度的决断精神；第三，这是一个善于忍耐的人——这类人往往都很可怕，他能够隐忍两年再动手杀掉暗嫩就是例证。当然，这类引人如果用于治国安邦、纵横捭阖，将会是天下的福气；第四，押沙龙背后有阿拉米的前哨国家——基术，这无疑给他的实力天平上增加了新的筹码；第五，虽然不是最重要的，但却是最直观的——押沙龙外貌极其出众，不但长得很帅而且高大匀称，他的头发又浓又密，每年剪发一次，剪下的头发重达一公斤半！如果生活在当代，说不定押沙龙王子将会是国际媒体追逐的对象——年轻、权势、富有、睿智、英俊……所有这些元素都是值得传播者们大书特书、纯情少女魂牵梦萦的。
　　押沙龙不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样子货，他的能力虽强但野心更大。或许当初杀掉暗嫩是出于义愤，远逃基术是自求保命，但是从被冷落于耶路撒冷的这一段开始，押沙龙的孤独无助渐渐转化为苦毒与怨恨。他不再单纯渴望得到父亲的谅解，也不再仅仅是希望恢复过去的锦衣玉食，而是已经在谋划着如何登上辉煌的王权宝座。几年来，押沙龙全面领教了父亲在处理家务时候的软弱与无能，进而他对自己的父亲——大卫已经彻底失去信心。当大卫作为父亲的威严角色倒下的时候，在不安分的押沙龙眼中，连那角色背后的王权也可以任意挑战。无论多么成功和伟大的人物，其对子女的溺爱与放任往往与庸庸碌碌的街头闲汉没有多大区别。而以这样的方式教育出来的孩子，其思维和做事方式也往往殊途同归——狂妄自大，不识大体是他们的通病。所不同的是，小民百姓的孩子即使放肆无忌也就只会堕落为街头流氓，而君王的孩子则会做出许多祸国殃民的大事情来。
　　重新得到父爱的押沙龙受到了远远超过其他王子的关照。他可以拥有自己大批的兵车战马，甚至大卫还派给他50名全副武装的武士随行。给与押沙龙的种种待遇已经等同于王储，甚至近似于君王。
　　大卫所处的年代，正是以色列百姓从部落部族状态走向真正王国化的时代。人民一方面对支派部族还有很深的依赖，另一方面又在逐步适应和接受国家化的管理体系。由于多年的对外用兵以及王国越来越大的排场与花费，大卫王朝的民力开始表现出愈来愈难以承担其重负的倾向。同时，百姓的贫富悬殊状况也在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人民的不满情绪在悄悄滋生和蔓延。
　　此刻，一位在百姓眼中礼贤下士、公正善良的王子——押沙龙粉墨登场了。
   
　　每天早上，押沙龙驾乘着马拉的战车，由50名卫兵在前后奔走，摆出一副帝王般的派头在耶路撒冷城中巡视。然后，押沙龙往往会停留在城门边关注入城告状的百姓。那个时候各地前来耶路撒冷，到大卫面前争讼断案的人不少。如果一旦选择了找国王判断是非的，往往是
　　引起地方百姓关注的重大事项。从古到今，为了针头线脑的小事情，当事人穿州过府地跑到京城来告御状的可能性不大。大卫王朝是一个军事为主的王国，其作战单位的建制比较完善而管理百姓的机制则相对简陋许多。许多小的民事纠纷往往在各族各支派的长老那里解决，而大事情则要当事人直接跑到国王这里来判决。
　　远在摩西时代，以色列人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管理体系和官吏制度，并且磨合运转了40年之久。这种高效率的管理体系帮助以色列人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但是，随着以色列人定居迦南的步伐，这种官吏制度逐步被长老宗族制度所恢复取代。经过几百年的士师时代，这种宗族制度又被添加上了士师管理的制度，直到撒母耳时代。然而，随着撒母耳的去世，延续了几百年的士师秉政的传统随之消散，代以国王的集权。这种集权体系对于掌控军国大事来说优势明显，但一到处理起具体的民事纠纷就显得过分简陋。好在从扫罗时代到大卫初期，以色列人的主要困难是如何战胜敌人，如何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此大前提下，民事问题倒显得是次要矛盾了。然而，随着国事初定，疆域趋于稳定，民事管理成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而大为一言堂的裁定体系则几乎成了解决重大民事问题的唯一途径。即使是在出埃及的摩西时代，勤奋的摩西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依然让百姓怨声载道。如今，大卫不但要管理国家、调派军队，还要考虑国家预算、财务支出、维护国际关系等。这样纷繁复杂的任务和工作量，使得他难以腾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民事冲突，即使处理，错判率也很高，或者许多裁定难以达到公平公正。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在呼唤着士师判案的时代重新到来。
　　押沙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他都不具备超越自己父亲的可能，因此他直接从大卫王朝缺口最大、问题最多的争讼问题着手，来树立自己的威望。起初，他是在王宫外安慰那些被判决败诉的人，并且积极进行庭外调解，尽可能使得诉讼双方都感到可以接受新的调节结果。许多情况下，专注于此的押沙龙比自己的父亲判案要高明许多，而且能够获得百姓的认可与尊敬。我想，他之所以这么做，很有可能是受到当初父亲判定暗嫩侮辱他玛事件不公正的刺激，由此希望能够充当一个公正的裁决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押沙龙的心思在慢慢改变。他不再满足于做缝缝补补的工作，而是带人站在城门边，让那些诉讼的人直接到他这里来断案就可以了。高明的押沙龙用这种方式，很巧妙地将国内百姓的民事审判和管理权抓在了手中。此时，工作量急剧下降、年老体衰的大卫，则在华丽的宫殿里悠闲地享受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而对自己亲生儿子正在一点点慢慢膨胀的野心毫无知觉。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押沙龙获得了王国境内官民百姓的一致认可与尊敬，但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他甚至说出了：恨不得自己能做士师——这样的话。这士师是什么人呢？是统管以色列军民的领袖！虽然不是国王，但和国王的性质类似。如果押沙龙仅仅是这么表态，似乎还有可能是表达失误，但当他每次这么说的时候，往往都会对诉讼的人讲：你的事情确实合情合理，可惜国王没有专门安排人听你的申诉啊。如此，押沙龙的目的已经很清楚：他在做一件厚施买国的事情。

　　说道“厚施买国”，这个典故最早来源于春秋时代的田姓代齐。这齐国本为周朝姜子牙（就是民间常讲的“姜太公”）的封地。然而，随着平王东迁、周室暗弱，礼崩乐坏、天下大乱陈国的一支田姓迁入齐国，并在这里受到重用，逐步走上了政治舞台。田姓到达齐国之后，看到了百姓日益受到压迫、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社会问题，以及姜姓统治者自桓公以后不思进取，贪图享乐，致使国家日益沦为晋、楚两个强国之间帮衬之国的局面，毫不吝惜地对齐国百姓进行救济和帮助，同时礼贤下士、广招门人。逐渐地，田姓——这个来自于外乡的家族渐渐成为齐国政坛的主角。到十代孙田和时，田氏于公元前391年（周安王11年）废除齐康公而自立为齐太公，并受到周王朝和诸侯列国的承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田代齐姜”。从田氏迁往齐国到成为齐王，前后一共十代人。从田姓拜相到篡位，也用了整整五代。这么长的时间，田姓的功夫就像小火慢炖，终于烹出一锅厚施买国的浓汤。
　　若是认为买国之施周期过长，倒也不一定，历史上还有比较快的。宋国就有那么一个“公子鲍厚施买国”的事情。这个公子鲍是当时宋国国君昭公杵臼的堂弟。据说这位君主不选拜六卿，不朝见祖母，远离亲族内的亲人，放弃国政，整天流连于田猎之中。虽然从上古时代开始，所谓“田猎”就是君主们训练军队的方式，相当于军事演习。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国君们的田猎活动逐步从军事训练向娱乐发展，这样一来，过分致力于田猎的君主无疑属于玩物丧志。 如果说国君昏聩尚可容忍，昏聩而又贪婪的君主则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这昭公不思朝政倒也罢了，他不选拜六卿则摆明了是贪恋而不愿意分权。依照宋国的制度，六卿一般是由宋穆宗后人的宗族士大夫担任（后被称之为“穆族”），每一个士大夫都代表着背后一支亲族的利益。所以，虽然表面上国君掌管着国家大权，但是他们的权利却被整个宗族所分担，属于近似于贵族民主的制度。正是在这种传统下，相对弱小的宋国在风雨飘摇中居然一直坚持到战国末期才被兼并。现在，宋昭公虽然然不是明智强大的君主，却又不愿意分权于宗族，自然是受到上及祖母下到一般贵族的抵触。变故发生在他的堂弟——公子鲍身上。据说这个公子鲍是个美男子，其相貌长得美艳超过妇女。当时的老太后，祖母为宋襄公夫人，被称之为襄夫人。这个老太太是周襄王的姐姐，嫁到宋国属于周王室对于诸侯的特殊礼遇，因此襄夫人在宋国的地位权势很大。史书上说这位襄夫人“老而愈淫”，意思就是说她越老越放荡。看到公子鲍长得漂亮，襄夫人居然用酒把这个小伙子灌醉，借机强迫他与自己通奸！当然，这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承诺扶植他做国君！于是，在国家上层，襄夫人出面团结了穆、襄两族的势力来支持公子鲍。在民间，公子鲍又在重复田氏齐国的故事。而且，这个年轻人做得更彻底、更激进，他不但广施恩惠，甚至到了倾家荡产的程度！正是由于这种孤注一掷的投资，很快，宋国上下对公子鲍的尊敬与赞美达到了顶峰。如果此时进行一场宋国上下的民调，公子鲍的支持率绝对是独占鳌头。很快，一场里应外合的兵变使得暗弱的宋昭公司与乱军之中。众望所归的公子鲍继位，是为宋文公。
　　讲完了以上两个“厚施买国”的故事，我们就不难看出，这押沙龙的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他正在收拢民心，逐步崛起与自己的父亲分庭抗礼！这个周期并不是很长，但是效果却很明显。大约4年之后，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的押沙龙，认为自己的羽翼已经丰满，这个低头忍辱多年的王子终于要扬眉吐气地公然向自己的父亲——大卫挑战了！
　　一场无奈而又血腥的内战又要被掀起。
　　

[ 本帖最后由 carolge 于 2007-6-14 16:04 编辑 ]

carolge

　关于弥赛亚。原意为拯救者。自从马卡比王朝灭亡之后，犹太人迫切渴望能够重新获得独立与解放，因此他们将弥赛亚解释为一个拯救犹太人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当耶稣获得公众的支持的时候，人们一度称其为弥赛亚，正是出于此种需要和愿望。但是，基督教则认为，这个弥赛亚——耶稣，他的使命并非建立一个国家，而是完成福音的工作。可以说，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体系中，对于弥赛亚的解释是有不同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谁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过是在用同一个词汇表达了心中的不同事物而已。
　　如果按照作合的意思，我们可以这么推论出这么一个可笑的故事：有一天，一个算命的告诉某人的父亲：你的儿子是一个贵人！于是，在作合父亲的眼睛里，凡是贵人都是自己的儿子！当有一天他带着伤，一瘸一拐地出现在自己儿子面前的时候，心中一定在后悔——不该随便把不相干的大人物当成自己的儿子（否则在那一刻，他也不会被打得跪在地上管人家叫爸爸）。


　　关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战争的问题。
　　这是作合攻击最厉害的地方，仿佛只要有战争，只要有杀戮，这土地得到的就显得那么的令人嗤之以鼻。首先，我们必须明白，这些战争都是发生在3、4千年之前了，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疆界，没有什么统一的国土，更没有国际法。各民族就是通过战争完成占领任务的。在被消灭的所谓31王中，真正被残破打击的，主要还是屯兵的城池要塞，那些民族的居民中的大多数都不在城内居住，城里面的基本都是王家相关人士和士兵等，不可与现在的城市同日而语。迦南的战争，并不比同时代各大洲的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来的残酷，因此毫无必要苛求这类争夺生存机会与空间的战争是在和风细雨的牧歌之中完成的。
　　说起古代历史，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取得现今的统一，不是经历过残酷的屠杀呢？皇帝大败蚩尤，将其整个部族流放，是否如作合一样思想狭隘的外国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笑骂整个中华民族来路不正？秦皇汉武开疆拓土的赫赫功业，是建立在草原民族的死亡枕藉之上的，是否我们现在应该循着作合的逻辑，把中国的河套以北再重新割让出去或者让其独立成若干个小国？唐代中期，匈奴人彻底败亡，我们是否应该把远在匈牙利的、他们传说中的后人请回来，继续统治中国的北方？隋唐时代常年东征高丽，我们是否真的要可笑地将鸭绿江全流域割让给朝鲜？蒙元与满清入关，杀人无数，我们是否要站出来声讨蒙古族与满族的同胞？
　　历史就是历史，既然已经发生，大可不必装出一副正直道学家的面孔来指责什么。
　押沙龙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也是出生在希伯伦的一个。他犹大地方以王子的身份长大，随着这几年厚施买国的感情投资，以色列人上下都对他极其推崇，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将会是一位有为的国王、贤能的人君。尤其是自己出生的家乡——希伯伦，情况更是如此。此时的希伯伦，对于押沙龙的拥戴丝毫不亚于当年对于大卫。
　　之所以会有对押沙龙的格外推崇，原因无外乎两点：1、大卫一家属于犹大支派，因此押沙龙对犹大支派恩惠有佳，使得整个支派、尤其是上层长老们对押沙龙另眼相待；2、大卫王朝的建立，打破了以往的宗族势力框架，而变成了跨越宗族支派甚至于民族的一体化政权。这样一来，大卫的做法显然同以往的士师们、甚至是后来的扫罗大不相同。他不再过分偏向仰赖一个支派，而是对全体以色列人各个支派一视同仁——这就必然会引起对大卫登基做过巨大贡献的其本族犹大支派的不满。犹大支派希望重新获得昔日的辉煌。押沙龙的出现正顺应了来自于支派的呼声。因此，押沙龙在叛乱的时候，选择的根据地居然就是自己的父族所在处希伯伦——这在历朝历代的叛乱史上是很少见到的情形。
　　羽翼渐渐丰满的押沙龙对自己的父亲大卫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回希伯伦一趟，在那里向上帝献祭还愿。这是一个可以为人接受的理由，虽然读者多少会感到有点牵强。我们知道，此时大卫接圣约柜进耶路撒冷并且安置在会幕中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虽然尚未建立圣殿，但是会幕已经渐渐成为以色列人的宗教活动中心。因此，押沙龙好像没有必须跑到希伯伦去献祭的理由。
　　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身处于耶路撒冷却要跑到希伯伦去献祭，多少令人感到奇怪。但是，当我们看看希伯伦的情况，似乎又能从中看到合情合理之处。
　　希伯伦坐落在犹大山地的一个山谷斜坡上，在耶路撒冷南面30公里左右，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据历史考证，这座城市比埃及的琐安城还要早7年建成。这是一座周边物产丰富、水源充足的城市，因此遍布庄园和树林。这是大卫王朝的发祥之地，也是他们最早的统治中心。由于物产丰富、水源充沛，希伯伦的税收来源稳定、驼队带来的商业机会众多。因此，即使是大卫建都于耶路撒冷，希伯伦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其重要性几乎等同于一国两都。既然如此，押沙龙这个备受大卫宠爱的儿子去希伯伦献祭，从还愿的角度上既说得过去，又能从侧面表明王室对于昔日发祥地本族同胞的亲近与认同，可以看作是一种格外的恩待。正因为此，押沙龙前往希伯伦的队伍极尽张扬与排场却并没有被大卫制止，殊不知这位可怜的老人因此而被蒙骗了。
　　在押沙龙排场的队伍中，有一大批自愿追随他左右的人。这场面大概有点像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浩浩荡荡的门客大军。当然，光凭着这些由于种种原因投身名下的乌合之众是难以获得成功的——虽然他们的确是声势浩大。押沙龙必须网罗一批为自己所用的人才，于是他在耶路撒冷邀请了200个有声望、有影响力的士绅贤达随行。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人直到现在还不清楚押沙龙要做什么，他们跟从押沙龙，根本原因是由于他是大卫的爱子，很有可能是将来的国王。大卫日益衰老，而押沙龙春秋正盛、得到的宠信如日中天，这次南行希伯伦巡行，能够得以随行于浩大的队伍之中，也许这些贤达们正在为新王朝的来临尽快准备！这么看来，做官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但做事情要公正，更要有眼光有判断，必要的时候还要押宝押对地方——这是一份既需要好品行又需要好头脑还需要好运气的工作。正因为此，在官场上成功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平常人，也难怪乎我们的古人总称他们为“星宿下凡”。
　　现在，不论是凡人也好、星宿也罢，反正这200多人被裹挟在浩浩荡荡的朝圣队伍中离开了耶路撒冷向希伯伦进发。除了极少数人，大多数的同行者还只是把这次出行当作一场荣耀的巡游——浑然不知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一条不归之路。



　　大卫没有感到危机的来临，即使是耶路撒冷中的大多数社会精英倾巢而出，追随押沙龙前往希伯伦的时候。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实在没法说大卫的这一特质是优点还是缺点。作为一个慈爱的父亲，对于儿子的绝对信任本来天经地义，但当这种信任转化为放任则难以避免地给自己的王朝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
　　陶醉在成功中的大卫并没有感觉到危机的悄悄来临。社会的变革带来了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荡、越来越多的阶级分化与不公平。虽然这种分化与不公平是发展中难以避免的结果，但在变动的初期则难免为人所诟病。指望百姓拥有远见卓识的君主注定会失败在浪漫的思想蓝图与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中。在现实阶段满足人民的最起码需求、给与人们相对缓和的社会生存环境、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变革给人民带来的不便与冲击——达不到这几点要求的君主最终难以避免地会被自己费尽心力建筑起来的宏伟宫殿压垮，不论此后这座宫殿还会存在几千年。
　　作为国家的君主，大卫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繁重的国事，下达一系列变革社会与政体的命令。这种变革自然而然地会冲击人们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利益结构以及社会关系。但无奈的是，对国际国内形势看得一目了然的大卫不得不进行这些变革，并且建立起完善的国家制度和官吏制度。这就肯定会增加人民的税负压力——更直接一点说，这叫做与民争利。在久已适应原先那种自由自在生活方式的民众面前，这种变革自然会招致怨声载道。客观地说，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人民是很愿意牺牲一些东西来换取和平与安宁的，但当一切归于安靖，人们会认为这种付出很不值得，并且结束这种交换关系直到下一次危机来临。这种特性并不见得局限在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的百姓之中，恐怕是有共性的、是人类共同的弱点之一。不得不进行变革的大卫，注定要背负起人们的误解与抵制，直到多年之后，当人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或许会感叹王朝开创者的艰辛。
　　另一件令人感到难以接受的事情，与大卫处理扫罗家族的事务有关。作为扫罗王朝的继任者，大卫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他显然是对扫罗对自己的迫害深为不满，但是至少还承认扫罗曾为君王的身份并对其表示尊重。正是由于大卫对扫罗家族的认可与宽容，使得当年拥护扫罗或者对大卫尚存疑惑之心的支派们最终决定拥立大卫为自己的新君主。大卫在初期也确实做得不错，他四处寻访到自己的挚友、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唯一的后人——米非波设，并将其供养在耶路撒冷、将扫罗家族的财产重新交给他。这个米非波设是跛腿的天生残疾，当家国覆灭、突遭大难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连年的战乱兵祸使得他颠沛流离、困顿无助，可以说大卫的救助对于他来说绝对是雪中送炭。正是由于这番义举，大卫得到了更多以色列人的道义支持。然而，随着时过境迁，大卫王朝的根基日益巩固，人民的不满也在慢慢聚积。我们可以推测，当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于昔日生活方式的呼唤会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一种普遍呼声——虽然人们对这种生活方式曾经是那样的不以为然甚至深恶痛绝。追忆和缅怀过去，自然少不了对扫罗家族的怀念——而这实际上是对当今执政者的最大威胁之一。了解这个背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下面发生的事情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在大卫当政期间，突然发生了三年的大灾荒。圣经上说，大卫求告上帝，上帝的回应是：这是为了惩罚扫罗及其全家曾经杀死基遍人。这些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亚摩利人的一支，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曾经与他们立下誓约、保证他们的安全，因此几百年来，基遍人与以色列人和平相处。然而到了扫罗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扫罗对待基遍人的态度，从历代的安抚、和平，转化为消灭和镇压。我们没有看到关于扫罗为什么如此对待基遍人的记载，但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扫罗不是一个无缘无故四处屠杀的疯子，那么基遍人被杀害的原因也就只会有如下的可能：1、基遍人与入侵的非利士人结盟，攻击以色列人；2、基遍人支持大卫，反对扫罗；3、基遍人寻求独立，建立国中之国。无论是如上的任何一种可能性，都必然会引发扫罗的流血清洗。但是，客观地讲，第一条和第三条都属于背叛盟约的范畴，如果因为基遍人真的这么做了而受到清剿，也就根本不能说是扫罗违背了誓约。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基遍人支持大卫，反对扫罗。如果循着这一思路展开，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后面大卫的所作所为内在原因如何了。当然，这些只是推测，真实的原因留给历史学家们去探索吧，总之，以扫罗为代表的以色列人背弃了誓言，大规模地屠杀了基遍人。
　　大卫招来基遍人，问他们如何才能够补偿他们。不知道是心有灵犀还是确实群情激奋，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基遍人提出了一个以血还血的方案：杀死扫罗家族的7个男子以偿还他们的血债。
　　我们知道，米非波设是大卫曾经向约拿单发誓要保全的，因此不会被伤害。而扫罗其他的男性后代7人，则无一例外被基遍人处死，尸体被挂在扫罗登基的基比亚，历经好几个月，直到最后大卫良心发现，才将他们的尸骨取回归葬。
　　扫罗家族势力的彻底崩溃似乎从根本上防范了大卫王朝的潜在竞争者。虽然大卫由此重新获得了基遍人的权力支持，但更多的天下百姓却对他大大失望。在百姓眼睛里，那个聪明正直、虽然有几分江湖邪气却不失善良之心的君王不复存在，而代之以老迈昏聩、冷漠无情的面貌。不要鄙视于百姓的短见，君心似海，除了看表面上的东西，又有谁可以看透君王的心灵世界呢？
　　大卫的日益昏聩与放任与押沙龙的和善与正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越来越多的王国精英加入到对押沙龙的拥戴队伍之中。最后，甚至于拔示巴（就是大卫夺来的那个女人）的祖父，著名智囊——亚希多弗都投向押沙龙一边，为他献计献策。
　　民众的拥护，精英的支持，甚至一部分军队和支派的效忠——所有这些，都为押沙龙勾画出一幅绚丽的远景。自我急剧膨胀的押沙龙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在希伯伦自立为王！
　　声音一出，各方响应不同：追随在押沙龙身边的门客与下层民众自然是欢呼雀跃，日益繁重的赋税和不公正的社会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改天换地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目标；那些被裹挟进来的精英们不得不无奈地接受眼前的现实，否则他们会迅速遭到押沙龙的清洗；已经不满于大卫但对押沙龙也不够了解的人们，则宁肯选择中立不投向任何一方。
　　无论如何，押沙龙在希伯伦的宣告震惊了整个国家，将昏昏欲睡的老年大卫在自我陶醉的美梦中惊醒。当他清醒地意识到，是一瞬间这个曾经为自己的丰功伟绩如痴如醉的国家，这些曾经宣誓效忠自己的支派已经在走向分崩离析、自己的王朝正在经受众叛亲离，而这些的始作俑者居然是自己溺爱的儿子——震惊与痛苦如同毒蛇一样撕咬着老人的心。
　　结束叛乱之后的大卫在这种打击与痛苦中渡过余生，身体状况一落千丈，精神心理上更是陷入怀疑一切的状态。可见，对于父母来说，逆子的伤害是最大的苦难——当然，这是后话了。
　

[ 本帖最后由 carolge 于 2007-6-14 16: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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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伦的号角响彻整个以色列，一时间遍地云集影般响应！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到押沙龙的追随者行列中，每一天他的队伍都在壮大！这一年，押沙龙大约40岁，正是黄金般的年龄。
　　押沙龙继承了大卫的领导才华和驭民之术，日渐增多的队伍令他的信心倍增。作为领袖，社会精英们必须学会协调追随者的利益与需要，使得各方呼声与诉求达到可接受的平衡点，从而能够使自己所驾驭的团体、政权可以以一种平滑而又高速的状态运转。在这一点上，大卫显然是犯下了不小的错误，以至于起来追随押沙龙、反对自己的人多得像是忽然从地下冒了出来！而押沙龙是否就一定很好呢？也不见得。只不过，现在的状况，无论是作为国王的反叛儿子也好，人民起义的领袖也罢，押沙龙与大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反对执政者！在任何一个时代，执政者永远都是指责的矛头所向，虽然这种指责与攻击往往会带来社会的进步与清廉，但毫无疑问的是，在野的反对派总是可以轻易找出借口、发动群众来攻击当权派。至于那些乏善可陈的昏庸君主，被推翻消灭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情。
　　不需要太多的协调与动员，人们往往有从众心理。王国制度的改变带来很多弊端——虽然有时候这些弊端不得不作为社会成本来承受——人民却并不具备承受弊端与社会成本的打算。于是，押沙龙的队伍就像添加了发酵粉的面团一样急剧膨胀！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不同派别大概有着不同的诉求：有的也许想要从此结束君主制，恢复士师秉政——但在一个缺乏草根英雄和强势先知的时代这又谈何容易；有的人则愿意改朝换代，推翻大卫——但却没有对如何协调此后的各方利益均势做出有效的设想；更多的人则更愿意以参与暴动闹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发泄对现今弊端的反抗，这些人是起义造反的主力军。在大多数造反者眼里，大卫始终是押沙龙的父亲，而且对这个儿子恩宠有佳，没有什么人可以找出哪怕还说得过去的理由来证明这对父子已经到了必须你死我活的程度。于是人们可以推测，这对反目的父子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恢复关系。因此押沙龙的追随者们并不见得真的奢望自己的领袖有与父亲彻底决裂的信心，因此也就谈不上为了这位领袖舍生忘死——因此对这样一支虽然人数众多但心中却矛盾重重的队伍来说，增强凝聚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稍有风吹草动，看上去强大无比的军队会迅速作鸟兽散，只留下押沙龙的一头美发在风中孤独地飘逸。
　　


　　不管押沙龙的队伍内部有多少问题，但是至少看上去气势逼人。震惊之中的大卫连忙召集人马。然而很遗憾，整个耶路撒冷的大多数精英人士、以色列各个支派的长老几乎都投向了押沙龙。这还不算，现在跟从在大卫身边的只有区区600人的近身卫戍队伍。我们知道，大卫在旷野中转战、在希伯伦称王，以其身边的30勇士为带领的600人一直忠诚地追随其左右。虽然几十年过去，当年的老兵纷纷退伍，但是部队的建制依然存在，他们仍然是大卫最可信赖的武装力量。现在，除了身边久经沙场的将军与600军队，大卫已经调动不了任何不对。面对此情此景，他唯一的决定只能是——撤离。
　　大卫深爱自己的家人，特别宠爱押沙龙这个不安分的儿子。可大卫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押沙龙——自己的儿子会站出来反对自己，甚至于召集部队公开叛乱？逃离耶路撒冷的大卫，心情是痛苦煎熬的，他和他的追随者逃过汲伦溪谷，一路走一路都在流泪。作为耶路撒冷的真正兴建者，大卫对于自己逃离之后的情况还是比较不放心，他特意留下是个嫔妃在王宫中加以照应——毕竟从名义上这些人也是他的庶母，同室操戈的押沙龙想必不会对父王的妃嫔们下手。
　　虽然有一些勇士随行，但是凄凄惶惶的大卫队伍中老弱妇孺居多。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抵抗押沙龙的雄兵猛将，甚至于快速逃脱都成了奢望。在逃脱的路上，大卫遇到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和扫罗家族有关。
　   
　　第一件事情。当又饥又渴的大卫一行艰难地走在逃难路上的时候，一个叫做洗巴的人出现了。洗巴给大卫及其追随者带来了食物和葡萄酒，在此同时他的出现使得大卫想起了另一个人——米非波设。我们在前面说过，米非波设是约拿单的儿子，当父亲与祖父扫罗阵亡的时候他仅仅只有五岁。大卫登基之后，着手寻访扫罗家族的后人。于是通过当年扫罗家的管家洗巴了解到米非波设的情况。事实上，扫罗的后人不仅仅只有米非波设一个（他只不过是约拿单的唯一后人），但此刻已经事实上侵吞和占有了扫罗家族巨大财产的洗巴，宁愿向大卫推荐这位年纪尚小而又身有残疾的幼主，以便加以控制。不出所料，大卫将扫罗家族的财产发还给米非波设，而后者继续将其交给洗巴打理——名义上虽然还有主仆关系，但是米非波设却只是从洗巴那里获得一些生活来源并且长期生活在耶路撒冷，由于身有残疾、行动不便，无法经常去自己的产业所在地——基比亚巡视。于是大事小情依然由洗巴以人独断专行。此刻大卫出逃，第一个赶来给他提供资助的正是洗巴。大卫很自然地问起洗巴，米非波设为什么没有来。洗巴回答大卫说：米非波设人还留在耶路撒冷，准备恢复扫罗王朝了。这显然是漏洞百出的谎言而怒不可遏的大卫居然信以为真。——大卫没有细细地捉摸，这个常年在耶路撒冷自己手下过着半软禁生活着的残疾人，不但没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军队，更不可能拥有自己社会关系和支持阶层，即使他真的头脑发热想要恢复故国，身单力孤、行动不便——这些明显的劣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一个人成为开国君主。也许大卫对于当年杀掉扫罗家人以讨好基遍人的行为心怀歉疚，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米非波设会走上与押沙龙勾结反对自己的道路，因此他很愤怒。但他似乎当时并没有想明白，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和押沙龙父子之间尚且反目，他又有什么资格要求旁人必须忠诚于他呢？可见，愤怒有时候会遮蔽一个人的眼睛、降低一个人的智商，即使英明神武如大卫王一样难以避免。当然，此刻大卫并没有时间把这件事情想得太清楚，作为一个优秀的君王，他所急需的是树立一个号召天下起来勤王保驾的典范，而洗巴的出现正给了大卫这样一个机会。在政治上大卫是一个十分富有远见的国王，而这正是他的儿子押沙龙所不具备的。于是，大卫当众下令，从法律上剥夺了米非波设在基比亚的财产并将其全部赏赐给洗巴。所有看到或者听说这一幕的人都备受鼓舞：那个当年雷厉风行、赏罚严明的国王又回来了！他不再是姑息迁就的昏聩老头，而真的是一个恩仇必报的英雄！回头来看，大卫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显然不公平，但他处理的时机显然是高明的——虽然由于愤怒他依据错误的信息做出了决定，但事实证明如此处理无疑是正确的。当然，作为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君主，如果当时大卫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恐怕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那么此后的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时候我们不得不钦佩古人说过的一句话：难得糊涂。很多事情，究根探源过甚反而不一定对自己的判断有帮助。所以，一般来说，成功的政治家或者企业领导，往往能学会睁一眼闭一眼的本事——这也是大多数自认为正直的人做不了这两行的原因。其实往往不是自己太正直了，而是自己太清醒了。

   
　　第二件事。当大卫一行继续前进到达巴户琳的时候，一个叫做示每的便雅闵人出现了。这个便雅闵人是与扫罗同属一个支派。当看到大卫一行凄凄惶惶地落荒而逃，他就一路跟在队伍旁边大声辱骂、向大卫及其随行众人扔石头、扬灰土。这种行为从各方面说都是欺人太甚，大卫手下的将军实在忍无可忍想要杀死示每但却被大卫阻拦住。他对大家说：自己罪恶深重，受到这样的辱骂是天意使然，不要报复。这个消息同样迅速传播开来，许多人为大卫的心胸和气度所钦佩。当面临不公正的对待却可忍气吞声，我们称之为懦弱；但是当一个人主动放弃惩罚与回击的权力，我们就称之为宽容。我们往往很难从表观上区分出两者，因此就常常有把懦夫误认为长者的遗憾。反过来我们还常常把狭隘的暴徒误认为豪爽的英雄好汉。


　　就在大卫一行遭受着旅途的疲惫、逃跑的恐惧、示每的精神侮辱的时候，押沙龙已经风风光光地进入已经不设防的耶路撒冷。全城上下对这位反叛者热烈欢迎，就像此后他们还会以同样的方式迎接大卫复国一样。当然，并非所有的迎接者都是出于本心，甚至我们不能认为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押沙龙的拥戴。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当一个汹涌的时代浪涛袭来，大多数百姓选择的往往是顺服和忍耐甚至有时候还要违心地欢呼，有时候他们的接受与忍耐会得到良好的回报——一个清明的君主带来了太平盛世。但更多情况下，他们获得的是新的甚至是变本加厉的枷锁。这个时候，人民往往先是冷漠待之——因为原本并没有报以太多的希望；如果太过分了，一场新的社会狂飙又会形成——人民又不得不为此付出新的生命与财产的代价。在一次次对明君言不由衷的欢呼与对暴政无奈的拼杀毁灭中，人类的历史在周而复始地循环延续。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押沙龙并没有真的意识到欢迎人群的目光背后并没有多少真心的拥护而更多的是怀疑与观望。在留下来的社会精英中，更有不少大卫安插下来的内线，比如说朝廷重臣户筛与大祭司。而这些人也都加入到投奔押沙龙的队伍中。
　　现在的局势是这样的：押沙龙进驻耶路撒冷，并且住进王宫。跟随他的有以色列各个支派的长老和许多上层领袖；与此同时，大卫带领几百人，绝望地停留在旷野的约旦河边，急切地等待着耶路撒冷的消息。等待有时候是最煎熬的。他或许还在渴望得到儿子向自己道歉、至少是和平的消息。此刻即使让大卫退位、做个名义上的太上皇他也会接受吧。
　　大卫先后等来了两个消息。而且都是坏消息。
　　

　　第一个消息。头脑发热的押沙龙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并没有迅速稳定政局、恢复国政、发展生产、与民休憩，而是天真地在耶京附近的帝王谷给自己立了一座功德碑，上面居然写下押沙龙王的字样！对这一点，追随押沙龙的以色列众人并没有特别反对或者支持的表现。在这里，一个细节值得关注：虽然占领了耶路撒冷，但押沙龙却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追随的支派长老们拥立为王，也没有任何一个祭司为他进行“受命于天”的登基仪式——这样一来，他那些追随者的内心世界似乎终于露出了一个小角：他们只是想要推翻大卫，但到目前为止还并不真的认可押沙龙！换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押沙龙被人利用了。押沙龙不见得不明白眼前局势的微妙变化。自己将会成为一个时代与王朝的毁灭者，但却未必真地会享受由此而得来的成果。“名不正则言不顺”——急于正名的押沙龙只好自己给自己立上一块王者之碑，以一种无奈的方式向天下宣布自己为正统——虽然这么做看上去十分可笑。
　　另一个消息，其实与第一件事情相关。面对错综复杂的各方势力的博弈，智囊亚希多弗也清楚地看到押沙龙实在是“树上开花”——看上去茂盛壮大，实际上实力衰微。如何确立押沙龙的地位、坚定其支持者的决心呢？亚希多弗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押沙龙在王宫的平台上支搭帐篷，公然招来父亲的10个妃嫔与自己同寝！押沙龙及其追随者企图通过此行为向天下人表明自己与大卫的彻底决裂，从而坚定追随者的决心和信心。但他们恰恰忘掉了，立场与路线可以选择，但父母却无法选择。押沙龙的反叛，所借的也无非是王子的身份，百姓跟随押沙龙也无非是看中他的为人公正，而此刻公然与自己的庶母们同寝，此行径本质简直如同禽兽一般。对于重视宗族关系和家族传统的以色列人来说，押沙龙的行为是难以接受的，不但不会坚定他们的决心，反倒令拥护者们大大失望。从此之后，失望的人们渐渐离开押沙龙，由于大卫的作为，他们慢慢聚拢到大卫的身边——实力的天平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与倾斜。
　　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大卫敏感地意识到，由于这两件幼稚而鲁莽的行为押沙龙败亡的命运难以避免了。作为一个统帅，战胜对手或者看到敌人的衰败是好事情，而我们却可以想象出此刻大卫矛盾的心情，大概就像一个父亲与深爱的儿子对簿公堂却发现对方一个明显会败诉的缺陷一样。是作为父亲拉儿子一把纠正错误？还是作为敌手任凭其沿着不归之路继续前进直到毁灭？虽然大卫如此矛盾的心情已经随着地中海的微风消散在约旦河边的旷野荒漠之中，但是几千年过去，为人父母者对子女的感情应该还是依然如故的吧。
　　


　　现在，亚希多弗又献一计。这对于押沙龙来说绝对是一条妙计，对于大卫来说则是毒计。亚希多弗建议：趁着大卫立足未稳，兵力空虚，由他亲率12000精兵连夜出城追赶攻击大卫，务必杀之。押沙龙周围的长老们都支持这个计策，但是他决定再征求一下户筛的意见。
　　户筛的意见与亚希多弗完全不同。他认为这区区12000人根本无法保证一下子杀死大卫。大卫身边猛将如云，他本人又富有战争经验，部队此去很可能无法完成突袭任务。一旦大卫及其手下人发威，消灭袭击部队的一部，消息传回耶路撒冷之后损失会被成倍放大，首战失利造成的震动将会是会灭性的。到那时候，现在看上去支持押沙龙的队伍说不定会分崩离析。户筛分析得入情入理，打动了押沙龙的心。户筛接着建议，最好押沙龙下命令动员整个王国的各个支派，发动一场人民战争，由押沙龙亲自出面带队与大卫对仗，这样就能够确保大卫的彻底覆灭。这个建议听上去确实是万无一失，但一般来说万全之策都会费时费力，在战争中务求万全往往难免会因为拖延而贻误战机。押沙龙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充分认识局势的程度，于是他采纳了户筛的建议。智者亚希多弗绝望了。由于自己的连环计在这一节上被否定，他已经在推行实施的计策也就自然彻底破产了。如果没有这军事突袭的最后一击，那么此前的计谋就真的成了暴虐宣淫的败德之举。如今的以色列人，依然把大卫及其随行勇士当作战神来敬仰，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与大卫公开摆阵对决呢？即使有，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大卫的实力可能早就迅速恢复，到那时候谁还会是他的对手？如果不以轻便之师迅速突袭消灭大卫、打碎其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姓们心中的胆怯阴影将永远不会消失，那么押沙龙一方肯定会被大卫消灭掉。亚希多弗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一方败亡的结局，为了不连累自己的整个家族，他回到本族本家，留下遗言悬梁自尽了。
　　当智囊离开押沙龙的时候，户筛已经把事情的信息告诉了大祭司。大祭司派自己两个儿子悄悄潜出耶路撒冷，将这个消息告诉大卫。被亚希多弗的妙计惊得一身大汗的大卫庆幸于押沙龙没有采纳这条计谋，于是他指挥队伍迅速渡过约旦河，到达河东的马哈念。
　　在约旦河东，大卫成功地获得了亚扪人的支持以及河东支派和当地豪强的拥护。以此为基地，大卫王朝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偏安的支点。此刻押沙龙一方的战争动员显然很不顺利，各地的响应者寥寥，因此他们始终没有渡过约旦河而是任凭大卫做大坐稳。有文献记载这个时候，大卫手下的士兵已经达到4000人，而且都是训练有素的战士，大卫一方的实力越来越强了。看来亚希多弗的预感将要实现，押沙龙的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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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圣经的家谱说，这么说的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其说法上可以判断他们基本上没有读过圣经。既然没有读过，仅只是粗略知道其中一些故事，就很容易有此理解。也有一些人有耶和华族神说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一个犹太民族的族神，虽然也是由于有研究偏废但好歹要比家谱说和皇权崇拜说相对宽泛一些。事实上，圣经要完成的任务是一种宗教理论的阐述，而这种阐述的载体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本圣经的记载者均为犹太人，因此你也就不可能想象他们会记载什么遥远东方的历史掌故。当然，之所以说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选择投靠上帝、遵从于耶和华，其他的民族也可以有此选择只不过他们放弃而已，这与是否偏袒无关。当然，当他们选择背弃，也一样受到惩处，没有发现特别地网开一面。记得有一个警察说过：几十年前一个人犯了罪，我们会谴责他危害了社会并惩罚他；可如今如果一个人犯了罪，我们反而要谴责社会，说他是社会的受害者（这是一篇美国社会私人持枪状况的文章中写的）。虽然两者不完全一样，但我想也是有一点启发的。
　　最近本人在钻研儒家的相关著作，并且惊奇地发现原始儒家学说中有许多观点观念甚至宇宙观世界观与圣经思想极其接近。只不过，孔子并不是在阐述一种宗教思想而是在探讨做人的学问而已（当然，还在继续学习，此时下定论似乎过早）。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上古时代的中国人的天人观、世界观也并非独立的呢？这要留给学者们探讨了。很遗憾，随着秦朝的焚书坑儒、汉代的大规模废弃诸子百家、篡改儒家学说，以及后世王朝的曲解与涂抹，中华文明原本高尚纯真面貌、宽厚文雅的面目日益模糊，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高傲自大、心胸狭隘、无知自私、贪婪狡诈的悍妇，而这个人却口口声声说自己就是“中华文明”。
　　关于战争的残酷性，我认为信仰与战争没有必然联系。为了发动战争，用信仰为借口或许可能，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宗教为目的的战争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战争的爆发从未间断。被看为温文尔雅的中华民族，一样深受战争之害，中国历史上爆发的大规模战争、农民起义，无论从频率还是规模上来说都是全球罕见的。每场大规模战争几乎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屠杀、抢劫、奸淫甚至人吃人的悲剧，难道这也是由信仰而来？也是由于宗教的缘故么？我看未必，真正的原因来自于人们的贪欲，正是由于这种贪婪的欲望，人们才会残杀与争夺。
　　


　　就在大卫驻扎在约旦河东岸的玛哈念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的时候，西岸的押沙龙进展却并不理想。
　　按照户筛给押沙龙所出的主意，押沙龙应当传檄以色列各地征兵征粮，然后亲带军兵出征。可现在的问题是，押沙龙在百姓中虽有令名却无声望，而很不幸的是，随着他自立功德碑、秽乱宫闱的行径，这硕果仅存的好名声已经大打折扣。更何况此次举兵是儿子反叛父亲而不是被人裹挟，那么又有谁愿意成为这种背德行径的同谋呢？
　　与此同时，在耶路撒冷旷日持久的驻扎并没有给押沙龙带来太高的威望。希伯伦举兵之后，一夜之间国家分崩离析，各个支派都处于实际的半独立状态，另外还突然冒出许许多多自立山头的野心家。鉴于此前押沙龙只是以仁德的面貌拉拢百姓却没有真正树立自己的权威，所以要震慑与削平眼前猛然间林立起来的各方力量，显然是准备不足也力不从心。
　　一个有为的君主没有一个高明的智囊团是不行的。随着亚希多弗的自杀，押沙龙身边的智囊团纷纷离开，剩下的户筛和大祭司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凭借这群情激愤的乌合之众与心猿意马的谋士，押沙龙很难从别人那里得来什么高明的见解。
　　从武装力量来看，押沙龙的情况显然也不美妙。耶路撒冷的士绅们虽然投向他，但大卫身边的将军们基本上全部跟随大卫渡河东逃。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相对短期内拼凑起一支部队虽然任务艰巨但好歹可以达到，但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却是难以轻易获得的。正是凭借这一大批优秀的将帅统领，大卫可以战胜非利士人、平定王朝的边境。人才是最大的财富，而押沙龙此刻却最缺乏人才的辅助。
　　天下大乱，群雄纷争的时候，始做发难的人往往不一定是最终尝到胜利果实的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树大招风，容易被首当其冲地消灭掉；另一方面，他们一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正统正根，而忘记了在推翻一个王朝的战争中根本没有谁是正统可言。因此，他们往往陶醉在眼前的胜利中却忘记背后涌动的暗流；他们以为身后貌似恭顺的追随者可以成为他们对抗前朝旧敌的人力资源，却没想到自己已经被推上了最凶险的境地。面前的敌人会千方百计消灭他们，背后的同盟则会不失时机地捅上一刀甚至变身易帜——这就是政治，虽然看上去轰轰烈烈，却实在是肮脏不堪。记得有一个伟人曾经将中国以“政治大国”自诩，如果认识到政治背后的尔虞我诈、肮脏不义，那么这个政治大国的名号实在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无疑。或许他在下如此定义的时候确有所指？或者干脆是自嘲之语？世事沧桑，也许这事情背后的真相永远难为人知了。
　　

　　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押沙龙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来稳定局面、树立威信。自古为帝王者，立威之举一为兴狱，一为用兵。前者可以让百姓顺服，后者可以通过胜利来震慑各方。而此刻天下大乱，法度废弛，不要说兴狱，连原来的官吏制度都形同虚设了，管理者纷纷逃亡、强盗贼匪公然于市。因此，各个支派纷纷自保，长老的地位迅速加强，此刻再要兴狱立威很快会变成押沙龙与长老们争夺百姓统治权的内斗。而押沙龙与支派之间的表面恭顺平衡一旦打破，他的一切计划和想法也就全部化作泡影了。既然如此，押沙龙现在要做的唯一选择只能是：用兵。尽管他还没有动员起足够多的武装力量，但如果真的等到准备得万无一失了再出兵，自己的脑袋恐怕早就被人砍掉了。所以，押沙龙必须尽快用兵——虽然现在他已经错失了最好的用兵机会。
　　押沙龙发动几万大军渡过约旦河，任命亚马撒为元帅，到达了东岸的基列地方。值得指出的是这亚马撒为大卫一方元帅约押的表兄弟，此次为押沙龙所用，兄弟攻伐也算是命运弄人。东征部队为押沙龙亲自统帅，摆出了一副势在必得的的架势。大卫一方部队显得实力相对单薄很多，只有4000人。此次押沙龙的部队是倾巢出动，如果他不随队出征而是留在耶路撒冷，恐怕其安全也难得到保证。迎战押沙龙的大卫军队被分为三队，分别由约押、亚比筛和另一个来自于非利士地方的迦特勇士以太带领。
　　冷兵器时代，战争中人的作用更加突出明显，因此战前动员实在重要。听到押沙龙亲自领兵参战，年老的大卫心中肯定不是滋味。多年以来，他已经习惯于带领部队在妻儿们的目送下离开城池，又在儿女们的欢呼中凯旋归来。即使是在最险恶的噩梦里，大卫也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和儿子于战场上兵戎相见。扫视着身边忠诚勇敢的战士，大卫应该感到由衷的痛苦与歉疚——正是由于自己教子无方，也是由于自己荒废朝政，造成这么多人卷入这场父子反睦的麻烦中。而且，毫无疑问，今日一战会有许多人因此而血洒疆场——这又是何等不值得的牺牲啊。虽然已届高龄，但是大卫坚持也要率队出征。然而，将士们苦苦劝住了他：即使我们牺牲了一半也没有关系，你才是最宝贵的。有这样忠诚的将士，大卫终于明白，自己的王朝必将恢复，此刻他心中的伤口又在隐隐作痛——因为他知道，这一仗押沙龙必败无疑了。于是，大卫向出征的将士请求：遇到押沙龙，请不要伤害他，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慈祥的父母大都如此：即使自己受到天大的委屈，也不由自主地把孩子向好处想。即使实在找不到理由和借口，也会无奈地说一句：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战斗在基列的以法莲林地打响。
　　人多势众的押沙龙骑在王家专用的骡子上，指挥大军进攻。我们知道，押沙龙是以色列人中最为出众的美男子。他身材高大，长发飘逸，加之身怀武功而又聪明干练，的确有人君之相。但可惜的是，这个优秀的王子、未来王国的继承人，最缺乏的就是历练，尤其是战争的历练与洗礼。由于缺乏战场指挥和临变经验，他对于军队的指挥往往缺乏章法。这一点上他根本不是自己父亲的对手。另外，押沙龙的部队纯属拼凑而成，缺乏长期的训练和磨合，仓促指派的元帅也非名将，更非这支部队的传统将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晓兵，指挥脱节、进退失度也就在所难免了。当然，几万人的部队排山倒海抵押下来，大卫一方区区四千人想必也是难以招架，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兵力悬殊，虽然缺乏磨合，但押沙龙对己方军队胜利还是信心百倍的。
　　战场拼杀从来都不应当是生蛮的以命相搏，否则从古至今的战争谋略与战争艺术将会变得暗淡许多。如果仅凭着人多势众就认为一定会取得胜利，那么指挥者就把战争这门学问看得太简单了。“兵者，凶器也”，因此战争绝对不是打群架那么简单。
　　大卫的军队与押沙龙的大军在以法莲林地展开鏖战，其中大有学问。我们知道，大卫的军队数量远远少于押沙龙一方，而且双方士兵人数比例至少是在5 ：1以上，押沙龙的人数远远多于大卫。这样一来，大卫一方如果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凭借相应的地形地貌特点。在我们解读大卫的排兵布阵之道的时候，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孙子兵法》中的一些理论。
　　在《孙子兵法.行军》中这样论述：“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意思是说，遇到复杂的地形地势，要迅速远离，布阵的时候我们要让敌人背对着这种地形排列而我们则面对敌人。这里，我们解释一下这几个名词：
　　天井：四面高峻，极易汇集水流，形成天然大井。
　　天牢：三面环山，进去容易出来难，活像天然牢狱。
　　天罗：草木深密，难以用武施为，活像天然网罗。
　　天陷：低洼湿地，人车难行，像是天然陷阱。
　　天隙：地多沟坑，又深又长，像是天然缝隙。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以法莲林地的地质特点：树木茂盛、郁郁葱葱，林中怪石嶙峋、岩穴深坑密布。在这样的地方行走，稍不小心就会坠入岩坑山洞一命呜呼。从两军布阵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大卫一方的军队背靠玛哈念处于平地，面对押沙龙的军队。而押沙龙一方背后则是险要的丛林地带。这样，押沙龙一方还未开战已经犯了兵家大忌。相对而言，大卫一方已经在布阵上占了先机。也就是说，大卫与押沙龙的排兵布阵方式几乎和多年之后孙武子所论述的情形一模一样！我们不得不赞叹大卫及其手下将领的高超指挥才能。
　　即便如此，两军人数的悬殊依然是一个大问题。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吴起是如何论述敌众我寡的应对情形的：“避之于易，邀之于阨。故曰：以一击十，莫善于阨；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今有少卒起，击金鼓于阨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故曰：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我们知道，吴起是一位善于打大仗、硬仗和以少胜多之仗的杰出统帅，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应当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吴起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想要打赢以少胜多的战斗，必须要利用地形的特点，将敌人引到狭窄难行、 障碍重重之处。看来，在上下一千多年、跨越上万里路的不同地方，杰出的军事家们取得了共同的战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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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看参战士兵的斗志。押沙龙一方虽然人多势众，但仅仅是看上去强大而已。无论是作战的训练水平还是指挥的顺畅，押沙龙的几万军士都远远达不到大卫战士的水平，更何况大卫手下猛将如云，其作战素质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一来，虽然双方力量看上去悬殊，但大卫的士兵上已经占据了先机。此后，只要不存在重大的指挥和作战失误，胜利的天平实际上已经慢慢向大卫倾斜了。
　　战争开始，大卫的军队被分为三队从不同的方向奋力冲击。在此奋不顾身的冲击之下，押沙龙的部队难以展开迎战，因此必须少许后退展开队形发动反冲锋。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大卫的军队之所以从三个方向攻击，正是给他们在背后留下了后退的通路，而这背后恰恰是沟穴遍布的茂密林地！这正是大卫一方的将士们需要的结果。整个大军步伐一动，押沙龙的败局就定了！
　　这是一场富有戏剧性的战斗。军队的移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尤其是人多势众的一方，更是不能轻易移动，否则后果将会十分严重。在中国的战史上，有一场了不起的大仗：爆发于公元383年的秦晋淝水之战。这一仗的双方，北方的前秦号称百万之众，资治通鉴上记载前秦军队“前后千里，旗鼓相望。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历史上更有秦王符坚“投鞭断流”的典故；而南方的东晋却仅有区区不足20万人。从力量对比上，强悍的北方铁骑很快会毫不费力地将东晋的羸弱之师消灭在淝水之滨。然而，战争的进程却在一次富有戏剧性的排兵布阵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秦军紧逼淝水西岸布阵，晋军无法渡河，只能隔岸对峙。东晋主帅谢玄就派使者去见秦军主帅苻融对他说：“将军率军深入晋地，却紧逼河岸布阵，这难道是想决战吗？如果你把阵地稍向后退，空出一块地方，让我军渡过淝水，双方一决胜负如何！”但苻坚天真地认为可以将计就计，让军队稍向后退，待晋军半渡过河时，再以骑兵冲杀，这样就可以取得胜利。于是秦军后撤。此刻，驻扎在淝水岸边的前秦军队已经有将近50万众。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民族和地方，有的是符坚的坚定支持者，有的则是被征服的民族被迫出兵。既然如此，其指挥确实大成问题。如此众多来源的士兵，各怀心意、步调不一，大多数人转徙千里，已经是疲乏厌倦，加之南方湿热，北方士兵难以适应，早就已经有了快快结束战争回家的想法。此刻，前边突然提出要后撤，而且传令不畅，尚未明白军令性质前面的队伍已经退了下来。后面的士兵以为前面战败，也就不敢停步，否则败兵裹压下来肯定要被踩死。于是，秦军一后撤就失去控制，阵势大乱。谢玄率领8千多骑兵，趁势抢渡淝水，向秦军猛攻。秦兵转身竟相奔逃。主帅苻融被晋军追兵杀死。失去主将的秦兵越发混乱，彻底崩溃。前锋的溃败，引起后续部队的惊恐，也随之溃逃，行成连锁反应，结果全军溃逃，向北败退。秦军溃兵沿途不敢停留，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军追来。晋军乘胜追击，一直到达寿阳附近的青冈。秦兵人马相踏而死的，满山遍野，充塞大河。苻坚本人也中箭负伤，单枪匹马逃回洛阳。
　　押沙龙的战况有点类似于淝水之战的小规模预演。他的部队一旦退入树林就似乎彻底成为进入了牢笼的狮子。大卫的士兵向已经被分割的押沙龙部队展开了冲锋。令他们无法冲出来拼杀，只能绝望地在丛林中展开无力地抵抗。浓密的树林使得押沙龙的军队不能成伍、无法展开，复杂凶险的地形地貌更是令其人马折损严重。这一仗，押沙龙的队伍被消灭了2万多人，而且主要是在岩穴山坑以及灌木荆棘中摔跌困死的！
　　失踪、战死和逃亡的战士越来越多，押沙龙的信心彻底崩溃了。他跳上骡背落荒而逃。就在他逃到一棵大橡树下的时候，被他引以为自豪的一头长发出卖了他——浓密伸出的橡树枝绞缠住他的头发，把他一下子从骡背上拽了下来，更有甚至他还被挂在了树上！大卫的士兵们看到押沙龙被困，但是因为大卫的嘱托却不敢伤害他。此刻，元帅约押赶来，毫不客气地将其刺死。英俊的押沙龙因为自己的头发葬送了性命，从此也留下了“押沙龙的长发”这样形容东西华而不实、美而无用的典故。
　　事实证明，约押的做法虽然残酷但是实属无奈之举。作为一个溺爱的父亲，大卫一旦捉到押沙龙肯定不会处死他。最大的可能是把押沙龙圈禁起来，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甚至可能会赦免自己的儿子——这样一来，等到大卫百年之后，假设押沙龙重回权力顶峰，这些参与平叛的将帅们将如何自处？另一方面，押沙龙回到耶路撒冷、获得大卫的重用与宠爱，押沙龙起了相当不小的作用。追究起来，这次叛乱约押也是有责任的。况且，怀恨在心的押沙龙如果张口胡乱咬出约押手下与其交往甚好的将领甚至是约押自己说过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以自己为首的一大批人都可能受到株连。既然如此，宁肯违背大卫的意愿，约押也一定要将押沙龙从肉体上消灭掉。
　　杀掉押沙龙，约押派人去给大卫送信。他先送去战胜的好消息，随后才送去压沙龙战死的噩耗。闻听儿子死讯的大卫悲痛欲绝，甚至连他的战士看到自己君王的痛苦都产生了自责之心。当然，大卫必须强忍悲痛起来迎接军队，犒赏有功人员。这是一场令他感到无限痛苦与煎熬的胜利。
　　押沙龙先后生育了三子一女。但是很不幸，他的三个儿子都先后夭折。以法莲林地战死，没有人给押沙龙收尸，在他死亡之处只有象征耻辱的石头堆放。作为大卫来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与一场战争的胜利相比孰轻孰重？在战场上，押沙龙败给了自己的父亲，然而在这场由于权利与欲望引发的父子争端中，到底又有谁可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呢？大卫和押沙龙的故事，令人不禁想起了一个很有趣的中国古代人物——智瑶。说起智瑶就不得不交代一下中国东周时期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标志性过渡事件——三家分晋。在英雄五霸闹春秋的时代里，北方的晋国与南方的楚国最终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在这两大阵营的共同作用下，由强盛转为平庸的齐国和慢慢崛起的秦国虽然不是附庸身份，却难以担当起方伯的重任。此刻正是周室倾颓、礼崩乐坏的时期。先是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后是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再是礼乐征伐出自大夫甚至于家臣。当八佾舞于大夫之庭的时候，王国的秩序彻底崩溃。在晋国，朝政为六个强大的大夫家族掌控。他们分别是：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后来发生了所谓的“范氏、中行氏之乱”，大夫们对国政进行了重新瓜分，从而形成四家——智氏、韩氏、赵氏、魏氏共同执政的局面。在这四家中，以智氏最为强大。到了智宣子徐吾的时候，强大的智氏需要确立一位整个家族的继承人，带领智家走向辉煌的顶峰。徐吾打算立自己的一个儿子——智瑶为继承人，并以此来征求族人智果的意见。智果并不同意，并且对智瑶做出了评价：“瑶有五长过人，惟一短耳——美须长大过人，善射御过人，多技艺过人，强毅果敢过人，智巧便给过人，然而贪残不仁，是其一短。以五长凌人，而济之以不仁，谁能容之？若果立瑶，智宗必灭！”这话说得可着实是很重，意思是说：“智瑶有五个优点，那就是：第一，他仪表堂堂，身材高大；第二，他精通射箭，擅长驾车；第三，他技艺出众，才华超人；第四，他能言善辩，文词优美；第五，他坚强果断，刚毅勇敢。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不讲仁义，刚愎自用，为人傲慢。靠着自己有五个优点，就盛气凌人，不讲仁义，谁能受得了呢?如果真的让智瑶做智家的继承人，智家一定会灭亡的。”智宣子没有接受建议而是依然立智瑶为继承人。
  
　　我们不得不佩服智果老先生的判断。掌握智家大权之后的智伯瑶，狂妄地压制其他大夫家族，甚至发动了挟持韩魏两家攻击赵氏的大规模内战。多行不义必自毙——深受压迫和侮辱的韩、赵、魏三家密谋联合推翻智氏，瓜分了智家全族的土地财产。虽然此后引出了豫让击衣报襄子的豪迈故事，但最终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做大的韩赵魏三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三分了强大的晋国。周天子不得不坐视这种局面的产生和三位大夫独立成为诸侯的现实，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几个新兴强国的地位。从此，自西周以来天子分封800国自相兼并的混乱局面出现了新的动向——武力与强暴代替了名存实亡的礼法，富于传奇色彩的春秋时代被画上了句号。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智果这短短的几句针对智瑶的评价，换个名字基本上也一样适用于押沙龙。看来，这类人往往都是有共性的。这同样也让我们对今天片面追求知识、素质、文化水平的培养，却对道德领域和思想境界的追求等闲视之的教育体制深表忧虑。
　　

　　说到这里，似乎又有一种跑题的冲动。其实，即使相隔千山万水，各民族的文明发展历史虽有不同，但鉴于都是人类所为，其出发点与利益轨迹也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比如说西方民主基础好，并非他们觉悟很高，而是由于各方诸侯势均力敌、难以独享权力，于是只好分权；东方民族往往一家独大，也并非是东方人天生腰弯腿软，而是因为东方人在对政权的争夺和权利的占有上，下手之狠、办法之多，往往令他们的西方同行难忘项背。
　　当然，无论什么时代，其中的代表人物往往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西周天子征伐的时代，诸侯似乎能够退守礼法，其互相之间虽有争端往往是出于对诸侯供养食邑权利的维护，尚没有发展到水火不容的程度；自从平王东迁、郑庄射王以来，礼乐非为王室所独有，攻伐也绝非王室所左右，五霸的叠兴正是打着尊王兴周的旗号，以强大诸侯的自身意志包装上王朝的利益外衣，以一种羞嗒嗒的形态进行着弱肉强食的争斗。虽然如此，攻伐毕竟不是目的，杀伤不过只是手段，甚至连兼并也不是最终目标。所以齐桓公才可以大方地退还鲁国的土地，救邢存卫而无索取，帮助燕国抵御犬戎、拓地千里成为大国却毫无领土要求；更有秦穆公三立晋君、泛舟之役的所谓仁义之战；至于说晋重耳退避三舍而抱楚王则被楚人看作正义的事情。
　　然而，这些英雄君子、义气干云的故事，随着三家分晋的讨价还价而彻底成为传奇。中华大地从此战鼓动地、号角冲天，春秋时代的诸侯出兵最多不过联军十拉万人，上万的部队调动就是大军，战斗以签订条约为目的而非杀戮。战国时代则不然，诸侯实力衰微、大夫纷纷兴起（此后又被大夫家臣所取代），僭越的当权者渴望通过战争扩大自身的实力，彻底摆脱形同虚设的君主的阴影甚至于取而代之。贪婪欲望导致了天下彻底大乱。战国以后，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与灾难。动辄几十万人的大规模战争与屠杀司空见惯，伏尸百万、血流漂杵的恐怖场面时有所闻——可以说，自从战国以后，中华民族的温和善良与正义包容的民族性格，在君王们贪婪的手中一步步被扭曲、残害、有选择误读，而很难再找到其本来的高贵面目。当温和被扭曲为懦弱，善良被异化为麻木，正义被雕凿为愚忠，包容被彻底转化为自高自大与狭隘，君主们凭着自己的需要将浩浩荡荡的中华文化变成一株玩赏于案头的盆景——美则美矣，实为病态。
　　这就难怪冯梦龙在写东周列国志之前的那首辞站在儒家是非观的角度上对中国古代君主们的蜕变轨迹做出了令人拍案的总结：“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 英雄五霸闹春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上古时代道德教化的所谓理想时代，到建功立业、重视功名的三代君主，到纷纷扰扰的五霸方伯，统治者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利益指向越来越明显，百姓的灾难也就越来越深重。至于说战国之后，冯梦龙甚至无法也不敢评价，因为即使站在儒家残存的是非道德价值观中，春秋以降直到当世的中华文化都已经被赤裸裸的利益与欲望搞得乌烟瘴气、肮脏不堪了。
　　那么，从已经天马行空、离题万里的跑题中我们再拉回来。无论是大卫还是押沙龙，智瑶还是韩赵魏三家，也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欧洲人，战乱与屠杀、流血与争端，其根源也就只有两个字——利益。追求利益没有错，但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似乎已经逐渐习惯于通过一种捷径的手段谋取利益——压迫、欺骗、屠杀和抢夺。正是因此，才有了旷日持久的战火与鲜血，眼泪与死亡，才有了集道貌岸然的说教与烛影斧声的行径于一身的君王…… 如果从更深的本源上发掘，人类的欲望与罪性似乎是罪行冲动的教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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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押沙龙的大卫并没有立即动身，以战胜者的身份渡过约旦河、回归耶路撒冷。天下大乱，各个支派纷纷倒戈，甚至连大卫自己的支派——犹大人都站出来帮助押沙龙反对自己。众叛亲离的大卫是依靠相当数量外族势力完成对本族造反者的战争胜利的。这样一来，即使平叛成功，大卫也不敢保证臣民百姓是否还接受他。毕竟，战争的胜负因素很多，既有人为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但治理国家就不一样，民心向背决定了统治者的存在价值。于是，大卫在静观局势的发展，等待各个支派的反应。
　　在押沙龙战败的时候，元帅约押很知道首恶必惩、协从不问的道理。因此当押沙龙被杀掉之后，他马上命令停止攻击，放对方一条生路。这些溃兵一部分投降了大卫，更多的则平平安安地渡过约旦河，回到各自的支派。
　　此刻的耶路撒冷，各个支派的长老们忐忑不安地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面对押沙龙全军崩溃、兵败身死的局面着实不知如何是好。君主任何的征战与杀戮都，无非是为了对于土地和人口的统治，此外确实也找不出什么说得过去的目标。而人心的争取则是稳固统治的必须。这次押沙龙的叛乱虽说可以找出许许多多借口和理由，人心向背却绝对是最主要的核心问题。战败被放回的以色列士兵们此时对大卫简直是感恩戴德，他们纷纷在议论：押沙龙既然已经战死，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把大卫王请回来呢？
　　远在约旦河东岸的大卫此刻也不是毫无作为。运筹帷幄的大卫正在通过遥控收拾乱局。
　　他首先派人找到大祭司那里去，转达了他的指令和安排，于是第二天大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就开始分头行动了。
　　他们先是去见犹大支派的领袖们。告诉他们情况对于犹大人来说并不美妙。现在以色列其它支派已经考虑要迎回大卫。虽然是大卫的本族，但是首推押沙龙反叛父亲的就是犹大支派——盛怒回京的大卫说不定会来讨伐，又一场血雨腥风难以避免。况且，一向骄傲的犹大支派如果受到大卫攻击，其它支派很可能袖手旁观——既然如此，也就只好决定听从大祭司的意见。在以色列各个支派中，最为高傲不逊的就是犹大支派。以至于各次人口统计或者是用兵攻战的时候，犹大支派的人数往往被单独统计。这西缅支派的地方狭小，长期以来一直包围在犹大支派的土地范围中，两个支派共存共荣形成一体化的关系。因此，此次向大卫示好也是两个支派一起行动。
　　大祭司一行又到了刚刚兵败逃回的元帅亚玛撒那里，向他转达了大卫的态度：只要亚玛撒能够投降大卫，就让他替代约押的以色列元帅职务。这样一来，即使是耶路撒冷的各个支派长老中还有主张继续作战的“鹰派”人士，他们也难以再调动仅存的军事将领。事实上，即使亚玛撒此刻保持中立，也等于意味着以色列各个指派的军事系统的统一指挥走向了崩溃。
　　


　　正当耶路撒冷的长老们踌躇不安、举棋不定的时候，犹大和西缅支派的领袖们已经决定向大卫伸出了橄榄枝。他们的使者已经跨过约旦河，来到玛哈念，向大卫表示归顺效忠的决心。大卫等待的正是犹大支派的表态。从实力来看，犹大虽然仅为一个支派，但是其人口和军事力量占到整个以色列人的一半左右！所以是否获得犹大支派的拥护对于恢复王位来说至关重要。有了犹大加上西缅支派的支持，即使其他十个支派暂时敌对，大卫依然有恢复故国的信心。因为一个强大的支派就像一个握起的拳头，这与其他多个支派拼凑而成的名义上的数量相等是大不相同的。
　　于是，大卫起身出发离开玛哈念。犹大和西缅支派的长老带领护卫部队已经到达约旦河西岸等待大卫的到来了。大卫来到吉甲接受了那些早已在此等待的犹大西缅支派的效忠。
　　可以说，此刻大卫已经恢复了至少一半的实力，如果换做押沙龙，他会带领刚刚重新归附的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向耶路撒冷，逼迫其它支派的以色列人拜服投降，这样一方面警世众人以后不要再动反叛的念头，另一方面可以一雪自己的耻辱。然而，此刻大卫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继续在吉甲驻扎了下来。
　　凭着手下的雄兵猛将，大卫当然有把握平定各方，但这样造成的副作用却是他不愿意见到的。首先，各个支派将会对他彻底失望。他们会认为这位年老的国王实际上比押沙龙还要残暴贪婪，那么他们宁肯战死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统治。另外，即使是各个支派臣服了，各方的和平与安定将从此不复存在，以色列人之间的内斗与仇恨将会像星星之火一样散布在王国的各个角落，只要环境一变，叛乱就会像燎原大火一样将这个建立在血泊上的王朝焚毁掉！
　　可以想见，只要大卫军兵一动，以色列人的新内战就必然打响，而这恰恰是大卫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一直驻扎在吉甲，等候以色列人的消息。《孙子兵法》中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意思是说，用兵打仗，最好的办法是不消灭敌人而是征服敌人，不是攻灭人国而是令其屈服。因为“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攻坚战，死伤惨重的战争等于是遭祸——这实际上与君王的原本目的完全不同了。所以，孙武子说：“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也就是说，做君主的要明白局势，看清方向，了解敌我，并且一旦打仗就不要轻易超越将军们的职权瞎指挥。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可以做到百战百胜；了解自己而不清楚敌人，其胜负几率各占一半；既不了解自己又不了解敌手，每战必败——有如此精辟的分析，难怪孙武被人们尊称为中国古代这战神！
　　


　　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大卫的军事思想与孙武暗合。之所以如此，并非大卫是天才，而是其多年统兵打仗、通过不断地总结和应用获得的战争指挥经验。
　　当然，“不战而屈人之兵”是要有前提的，那就是自身与敌方的实力对比关系。如果当初在玛哈念按兵不动是为了等候犹大支派的支持，这实际上是避敌锋芒的韬晦之策。换句话说，如果犹大支派没有前来，大卫很可能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划约旦河而治、组建一个流亡政府。而现在，犹大和西缅支派的归附使得大卫实力大振，他已经完全具备了争锋天下、打击敌人的能力。此刻，大卫继续选择按兵不动，则是出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指导思想了——虽然他本人并不见得有这一套思想的总结。
　　自古而来，“伐攻”、“伐谋”和“伐交”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而是互相借助的。攻击手段从来不应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主要途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侵入别国、推翻一个旧政府、扶持一个新政府的政治路途注定是荆棘密布、艰险丛生的，甚至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即使发起者确认自己的行为是为了正义与高尚的事业，也难以挽救由这所谓正义与高尚带来的危局。自古以刀兵平定天下的比比皆是，但以战火刀枪统治天下又能持久的则是闻所未闻。虽然多有马背皇帝洗净征尘之后立志于礼乐教化，但王朝的初期往往要经历艰难的自我转型和血雨腥风。如果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可以共苦，不能同甘”那样狭隘就错了，我们不应将那些驰骋疆场的风云英雄想得太过小家子气。事实上，即使是一个统治集团的内部，这种上下领导的格局，也往往是来自于此前一系列的权谋、征服与兼并，在此过程中由于一家独大的强势压服，强行地建立起一套新的格局与规则，使得其他各方在未来共同远景的勾画下暂时熄灭仇恨而代以同仇敌忾。但是对抗与仇恨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事情，每一个被征服的势力背后，都有一批拥护者。这样一来，天下平定、需要分割利益的时候，这些当初表面上恭敬的势力也就难免会纷纷跳出来翻江倒海一番。这种矛盾的激化终点就是杀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往往又是大杀功臣的刽子手的原因。这种情况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尤其普遍，这主要是因为在打江山的时候，大家容忍了一家独大，而平定天下之后君主们习惯于一家独坐，而非利益共享，这样一来功臣勇将、一方诸侯们就会纷纷反对，在如此剧烈的冲突中，血雨腥风也就在所难免。而回头看看西周初年的分封天下，倒是和平了相当的时间；另一个例子就是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如果不是实行了联邦共和制而是以华盛顿为终身大总统或者国王，估计用不了多久这个刚刚复合不久的国家就又会陷入遍地烽火的内战风暴。
　　

　　当犹大支派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往约旦河西岸的时候，有一个人首先坐不住了。这个人就是便雅闵支派示每——当初在大卫逃难的时候辱骂他的那个人。示每也加入了归顺和迎接大卫的队伍。这示每不是个普通人，他很可能是便雅闵支派里的一个族长或者一个长老。因为此次随他前来的有1000多人。平心而论，示每当初很可能只是出于泄愤，如果有心加害，他的1000人就可以对大卫的大部分随从实行扑杀，到时候单枪匹马逃过约旦河的大卫恐怕复国无望了。但是，此次大卫重掌大权，示每最担心的是恼羞成怒的大卫来个秋后算账，对其来个全族剿灭。所以心情忐忑地来到大卫面前。
　　另一个前来迎接的是洗巴——那个米非波设的仆人。自从给饥渴疲惫的大卫带去食物而获得大卫的奖赏之后，洗把想必是心中不安的，因为不久之后米非波设也来迎接大卫，谎言很快被揭穿：米非波设曾命令洗巴给自己准备坐骑去慰问和追随大卫，但是早对家产觊觎已久的洗巴却把米非波设丢在家中偷偷独自去见大卫，并诬陷米非波设造反。
　　对以上两件事情的处理，是大卫首先要处理的两件公案。处理的是否合情合理决定了公众对于复国之后大卫的态度。
　　对于示每，大卫接受了他的归降，并发誓不会伤害他——当然，完成对示每报复的不是大卫本人，而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看来大卫身上江湖之气还是很浓重的，属于恩仇必报的类型，倒是有些像伍子胥。这位带领吴兵平灭楚国、掘王鞭尸的著名人物有一句名言：以德报怨则何以报德？——听上去似乎也有一番道理。报是要报，看来时机很重要吧。至少当时大卫表现出十足的包容与宽仁。连当面辱骂、落井下石的示每都可以被宽恕——这使得以色列众支派长出一口气。
　　另一个要处理的是米非波设的事情。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说洗巴欺骗不假，但事实是：欺骗者给大卫带来了急需的活命资源，而诚实者却并没有前来。如果惩罚了洗巴，以色列人必然大失所望，他们会认为大卫为了讨好故人之后而委屈有功人员；而如果任凭其靠着欺骗而享有米非波设的家产，则会给大家造成大卫只凭个人利益为标准的不公正印象。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归还米非波设一般的财产，而任凭洗巴占据另一半。这一点客观上说还是公正的。首先，不管是以什么手段，洗巴确实帮助过大卫，即使是有对主人的欺骗但其有功劳也是不可抹煞的；虽然米非波设实属无奈，但他没有出现在勤王队伍之中、大卫驻扎之后又没有前去投奔却是事实，即使是受到仆人的欺骗，也属于其自家内部事务——治下不严的责任难道要别人来负么。
　　这两件事的妥善处理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个人恩怨和诉讼处理范畴，而是起到了稳定民心、安定局面的作用。
　　


　　犹大西缅支派联袂出发、迎接大卫过约旦河的消息传到耶路撒冷。拒绝出兵的亚玛撒使得长老们丧失了最后的对抗希望。于是，急匆匆地，其他十个支派的代表赶往吉甲。
　　在吉甲，大卫预期的大团圆场面并没有出现。犹大支派和以色列十个支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其争吵的内容，是互相指责对方搞分裂、不能统一意见来迎接大卫。这场争吵想必是十分激烈，甚至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至于有一个年轻的便雅闵族将领示巴，带领自己的一批人马脱离大卫，准备自立山头公开与大卫决裂了！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小规模叛乱。事实上，犹大支派与以色列各个支派的矛盾隔阂由来已久。此刻的示巴造反只不过是这些复杂矛盾的冰山一角。如果任由发展，或者采取怀柔安抚政策，以色列其它支派的反抗者将会如同雨后春笋一样纷纷揭竿而起！到那个时候，王朝的大厦可是要彻底倾覆了。
　　于是，刚刚复国、征尘未洗的大卫不得不重新投入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去。
　　示巴的部队一直向北转战、号召人们加入。一时间，以色列全地出了犹大支派的人之外纷纷响应。示巴的队伍没有在王国的内地发展势力，而是在米伦湖西北面占领了一座大城——亚比拉。
　　现在，大卫必须在犹大支派补充兵员。考虑到亚玛撒的影响力，大卫决定不食前言，任命其为元帅，到犹大支派的地方去征召士兵。军情紧迫，大卫给了亚玛撒3天时间。一天、两天、三天……心急如焚的大卫没有看到一支援助军队前来，更没有看到亚玛撒的影子。没有人知道亚玛撒为什么没有前来复命：是他已经和叛军有过勾结？或者只是骑墙观望？无论何种原因，大卫都不能再等了。他必须派出手下旧部出发平叛，否则一旦敌人在坚固大城站稳脚跟，再要评定就难上加难了。
　　大卫还是没有违背誓言，他没有任命约押为元帅而是让亚比筛带队出征。约押随队向耶路撒冷以北到达基遍地区，去找亚玛撒。此刻的亚玛撒手边已经聚集了一批相当数量的队伍，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按兵不动也不回京赴命。这也就难怪大卫会认为对方是在故意拖延或者另有图谋。毕竟，示巴的叛乱，对于许多手拥兵马的人来说，都具有不小的启发吧。
　　假装拥抱的约押出其不意地将亚玛撒一刀刺死！跟随亚玛撒的队伍顷刻间惊得目瞪口呆，约押的部队控制了这批武装，并迅速将其改变进入自己的队伍。这样，大卫的军队终于完成了兵员的补充，浩浩荡荡地杀奔亚比拉。
　　这是一场相当规模的攻坚战。犹大人第一次使用了攻城槌对城墙进行打击。在日以继夜的攻打中，亚比拉城的城墙马上就要崩溃了！困守亚比拉的军民绝望了，于是他们试图采取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谈判在毫无悬念中结束，亚比他的居民接受了约押的条件：杀死示巴，以换取全城的安全。
　　不知道是要把示巴理解为民族英雄还是乱臣贼子。总之，在缺席的情况下，他自己的性命已经作为交换条件被谈妥了归宿。其实，浩淼的历史烟云中，又有多少被毫无准备杀死的英雄豪杰们，他们的内心到底是何打算？是被含冤杀死还是罪有应得？这本就是一笔糊涂账，以至于人们会认为历史是由胜利者写成的涂鸦。而真正的公正债簿原件大概也只是存放在上帝的手中吧。
　　随着被从城墙上抛下的示巴人头落地，叛乱宣布结束，亚比他之围顿解。以色列各个支派不得不重新归降大卫。虽然大卫总体上还是采取怀柔政策对待这些支派，但是犹大西缅支派与其它支派间的隔阂更加根深蒂固，这也直接埋下了多年以后国家分裂的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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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叛乱之后的大卫又回到了耶路撒冷的宝座上。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位老人经历了太多的打击，承受了太多的痛苦。首先是爱子背叛，接着是丧子之痛，还没有抚平家国惊变的创伤又不得不面临民族分裂的危局——一系列的麻烦使得大卫开始对所有的人都缺乏信任。平叛的胜利使得他相信，即使是对内安定，掌握相当的武力也是十分重要的。而这正是他起初的时候所反对的。那么现在，效忠、承诺，大卫已经统统不信，回想当年十二支派三十万勇士的豪迈宣言似乎尚在耳边，只是现在看来如同闹剧。他此刻只相信控制一切才能高枕无忧——当初轻易放下大权的傻事他再也不会做了。
　　此后的大卫一直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除了最后一刻，他没有再特别地表现出对哪一个儿子的钟爱，更没有像此前一样委以大权。他的晚年是在孤独寂寞与精神过敏中度过。而这骨肉疏离正是多妻多子直接造成的后果。
　　此次平叛的前半期，大卫借兵亚扪打败了押沙龙。而在平定示巴带动另外十个支派的造反中，则主要是依靠犹大支派的武装力量。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人，同时又最早获得了他们的效忠，从他的角度思考，他不得不把犹大支派作为自己的嫡系力量。为了保住王冠，大卫不再继续扮演一个多支派共同君主的公正角色，而是要依靠犹大支派压服众多其他支派，从而巩固统治。
　　于是，大卫作了一件掀动全国的事情：人口普查。在中国古代，人口普查被称之为“料民”。料民，往往是在国家将要有重大举措的时候进行。料民之中，要对人口年龄构成、性别组成、经济状况等进行一番统计，以供政府分析和决策。料民之后，一般都会出台政策性、经济性或者军事上的决策。我们知道比较著名的最早的人口普查之一，就是西周末期周宣王的太原料民。西周后期，因连续对外用兵，周王室财政已濒于破产，国势衰竭，以致于周宣王晚年对太原戎、条戎和奔戎的战争均遭失败，特别是讨伐姜戎之役，“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国语•周语上》韦昭注：“料，数也。”《说文》段注：“称其多少曰料。”料民即调查核实户口，以便征收军赋、田赋和兵役，以扩充兵员和充实财力。
　　说大卫掀动全国，并不是说他真的搞得全国恐慌，而是他的决策对于王朝的管理体系发起了挑战。一段时间打开支派壁垒和族系隔阂的管理，使得王朝境内的外来者和迁徙者大增。虽然从绝对面积上来看大卫王朝的版图并不算大，但要是考虑到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强大的管理工具、没有户籍制度、没有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更没有把公民人为地硬性分割为居民和农民，当然也就更没有因此而产生的待遇差异和歧视政策，人民迁居既然自由、融入迁居地点自然也容易。但是，这种自由宽松的管理却为具体到人的统计带来了麻烦。如果将人们固定在家乡的一小块土地上，并辅助以政治经济等等手段，管理者倒是会很轻松，只是苦了被户口制度活活捆住的百姓。当然，大卫此刻还没有智商减退到如上状况（虽然有一些自以为很高明的管理者这么做过），所以就只好麻烦他忠心耿耿的下属们去全国上下折腾一翻了。
　　

　　小小的一个以色列国，人口统计持续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全国军民人口状况得到了具体数据。其中一项是关于军事实力的：全以色列共计20岁以上、60岁以下可以行军打仗的战士共计130万人，其中犹大支派50万人、其他支派共计80万人。根据约瑟夫所著的《犹太古史》，这个数字好象有些出入：统计中，除了利未支派和便雅闵支派之外，共计战士90万人，其中犹大支派40万人，其他支派只有50万人。关于以上两组数据的差异，很可能是因为如下原因：
　　1、 关于犹大支派统计数字的差别。犹大支派与西缅支派共存共荣由来已久，因此在很多情况下说到犹大人怎样怎样，实际上其中已经包括西缅支派。这西缅支派是一个人小地少的小支派，实力并不强大。因此在圣经上记载的时候往往把这两个支派记为一体化。所以，这犹大支派统计出来的前后两组数字有10万人的差异也就不难理解；
　　2、 关于总人数字的差异。在约瑟夫数据中，不包括利未人和便雅闵支派。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背后是否有一个很复杂的原因呢？我们知道，扫罗来自于便雅闵支派，而不久前的示巴造反也是发动于便雅闵支派。看来，这便雅闵与大卫的天然矛盾确实存在。此时，大卫所进行的人口普查，就有摸清家底、依靠犹大支派打压其他支派的目的，首当其冲的自然应当是便雅闵。那么，在示巴叛乱被平息之后，便雅闵人是否依然平静地生活呢？我看不见得。示巴的造反决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他能够煽动十个支派跟从就肯定早就获得便雅闵支派的支持。以犹大西缅支派为主力的平叛，实际上针锋相对地就是首先要打垮便雅闵人。当大卫打败了示巴之后，恐怕便雅闵人对于犹大族人的反感、抵触不会轻易消失，只是慑于对方的强大武装而无奈接受统治。这个时候，在便雅闵人那里进行的人口普查很难获得真正的支持与响应（虽然估计在其他支派的情况也是类似），这样就不得不将其数字独立出来分别处理，或者以一个征服者的眼光，不将便雅闵人与其他支派同列。我想，这很有可能是两组数据差别的原因吧。这也从侧面验证了，在这样一块不大的土地上，进行人口普查居然要花上将近十个月！
　　


　　根据摩西律法，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每个人必须要交纳一定数量的银钱。这笔钱是以献给神为名义的。当然，并不是说这样做就是要敛财致富，如果为了这样每隔几年统计一下人口不就行了么。况且这一次大卫统计人口分文未取。之所以必须交费料民，很有可能有更深的缘故，我们猜想是由此设置相当高度的门槛，让君王和领袖们轻易不要触动人口统计这条红线。所以，连在位期间战争不断的扫罗也没有动过料民全境的念头。此次大卫进行人口统计，为了获得配合，以文钱也没有收取百姓的——即使不收费都很难办成，更何况要收费呢。但是，统计了将近一年才出来的数据背后是否也包含着什么民心所向的天意呢？这时候大卫没有 考虑这个问题，他的想法只有一个：查清家底、炫耀实力！
　　数据出来之后全国震动。大家都知道犹大人口数量多、力量强，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的实力居然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有这样一支力量保卫大卫，又有谁敢于挑战呢？看来，大卫的目的达到了。虽然四境边疆无是，那么这次看似劳民伤财的人口统计其实也不是全无用处吧。
　　事情往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即使人们的出发点看上去无关利害。大卫的料民之举造成以色列国内民众关系的极大转变。恐慌、抵触情绪在各个支派内蔓延。一时间，除了犹大和西缅，各个支派觉得自己似乎成了被征服、被奴役的异族，如此复杂的支派关系带来的是分裂的暗流，原本想要以一家独大的方式震慑王朝内部异己分子的举措反而使得王国族群关系更趋于对抗。原本杂居相处、和平共存的支派，几乎是一夜之间在划清界限、分清门户。其中不乏来自于犹大西缅的人们趾高气扬，就仿佛我们现在一些北京或者上海的朋友总是轻蔑地看待来自于外地的同胞；某位自称为“朕”的演员，名单后面总要有个括号，写着“英国籍”之类的。仿佛北京和上海之外中国再无繁荣之地，而大英帝国的光辉充满恩惠地普照了这片东亚的荒蛮之处。
　　不管是国家、组织还是个人，逆天而行往往会有不好的结果。我们常说“天怒人怨”，而这里面的原因的确非常复杂，难以破解。因此才会有禳灾除祸的术士们的指天划地、念念有词。其中不乏欺世盗名、装神弄鬼之辈。此外，还有一些人，他们能够当面指斥这种错误的行为，并且督促改正，虽然多有因此而遭到杀害的，却不忘自己的使命，这些人就是先知。
　　大卫的逆天而行，引来一位先知。这个先知叫做迦得。他告诉大卫，这种料民行径会遭到上帝的报应，其惩罚有三，可以给大卫选择的权利：1、全国的七年饥荒；2、三个月的战败；3、三天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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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样灾难摆在面前，任何人都不愿意接受。更何况前两个，无论是大规模天灾，还是连续的战败，都会动摇王朝的统治。相对于前面两个来说，似乎瘟疫尚可接受。被吓得目瞪口呆的大卫没有请求谅解，更没有低头认罪，而是相权取轻地选择了三天瘟疫。他天真地认为，长痛不如短痛，闹几天瘟疫麻烦就会过去。
　　一般来说，我们常常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夸大，却往往忽略了那些无形无影的天罗地网。当人们感慨哀叹自己命运不济的时候，很少听说有谁会反躬自省，倒是怨天怨地怨人的比较多些。
　　大卫设想的 “比较轻微的灾难” 终于来了。几乎在一夜之间，一场巨大的瘟疫席卷了王朝的疆域。三天时间，全国境内发病死亡人数达到7万之众。瘟疫在一步步迫近耶路撒冷，一旦耶京也成为疫区，整个王朝也就自然不攻自灭了。
　　圣经上记载了这段恐怖的历史，并且这场瘟疫大流行以大卫的认罪悔改结束。那么，到底是什么样恐怖的疫病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呢？根据侧面证明，此时正是麦收季节。按照地中海式气候的特征，正好是5、6月份的样子。在这时候旱季到来、雨季结束，天气开始变热。
　　从发病速度和波及程度上看，这次瘟疫不像是恶性疟疾、腹泻等等烈性传染病，很像是另一个我们多次提到的传染病——鼠在圣经中，几乎所有关于大瘟疫的记载都和鼠疫相关。扩展开来，在古代欧亚大陆绝大多数的疾病大流行背后，几乎都能看到鼠疫的影子。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人畜共患流行病。
　　历史上全球范围的鼠疫大流行一共有过3次。最早的一次广泛流行是在公元6世纪，中间的一次流行时间最长，从公元14世纪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最晚的一次从189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也是现代人记忆最深的一次全球性灾难。从全球性流行历史来看，地中海沿岸往往被看作鼠疫流行的源头。由于靠近欧洲和埃及，所以此两处往往在历次鼠疫中难以幸免。最惨烈的第二次鼠疫大流行，英国和意大利两国人口因病死锐减达50%！但是即便如此，惨烈的鼠疫也没有阻挡住欧洲文艺复兴的脚步，地理大发现的进程以及现代化工业革命的号角。如今，当我们观赏着那些伟大艺术家的绘画雕塑、聆听着曾在大师们笔端流淌出的美妙音符，阅读着文学家们流畅深邃的文字，往返于恢宏精美的建筑之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们，在萧瑟哀号的一个个恐怖夜晚、人影如魅的黑暗街衢，他们的眼前呈现的却不是恐怖的人间地狱，关注的也不再单单是死亡的恐惧。在他们的手中与笔下，落下的是一个个光辉的梦想，赞美的是美好的情感与希望。也许苦难更可以激发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也更可以牵引出人们的创作与发明的灵感与激情。那么，这一次次横扫世界的大瘟疫，是否从另一个方面催生了那许许多多灿若星辰的大师文豪呢？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恐怕一时难以做出结论。
　　如果大卫遇到的是鼠疫大流行的话，很可能只是一场区域性的灾难。鼠疫中有超过80%的病例为腺鼠疫，是染病老鼠身上跳蚤叮咬所引起。这种疾病如不加治疗，致死率大约会达到50%，但是一旦康复，患者可以获得持久性免疫，不容易再次感染。考虑到中东为鼠疫流行地区，以色列人也不例外，有一部分人可能存在一定的免疫力，所以这次大瘟疫没有造成绝大多数人的死亡。但即便如此，由疾病造成的恐慌也是极其严重的。当然，这种疾病不可能像流感一样年年流行，因此也不可能全民性地获得疾病免疫。我认为更可能是相当多的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免疫力（类似于半免疫）。也就是说，当鼠蚤叮咬人之后，由于鼠疫杆菌浓度不够大、跳蚤数量不够多，使得患者没有马上发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将其控制——这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免疫力。当然，一旦大规模鼠疫流行起来，这些已经获得一定免疫能力的人（半免疫）很可能还会发病，只不过从烈度和致死情况来看，终会比从未染病的无保护人群强一些。这倒有点像疟疾流行地区长年带虫者的情况，虽然目前尚无有效的抗疟疾疫苗，但由于他们存在“半免疫”，所以一旦被蚊子叮咬发病，死亡率和发病烈度确实要比我们这些疟区之外的人要好不少。
　　真正会引发高死亡率的鼠疫是肺鼠疫。这肺鼠疫的发病时间很短，死亡率大约100%，从发病到死亡最多也就是3天时间——这倒是和记载的十分吻合。肺鼠疫分为两种：继发性肺鼠疫和原发性肺鼠疫。前者是由于腺鼠疫引发的病菌播及肺部感染；后者则是病菌直接经呼吸道吸入，引起原发性肺鼠疫。前者尚为动物传播给人之后的发展结果，而后者则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染了。因此后者更加恐怖，属于飞沫传播。
　　从腺鼠疫的发病状况来讲，气候阴湿多雨容易引发跳蚤繁盛，这也往往是腺鼠疫的流行季节。因此，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十月到次年四月，都有可能存在散在分布的腺鼠疫病例。但到了5月份以后，由于气候高热干燥，不适合跳蚤繁殖，鼠疫也就会慢慢消失。而旱季来临的时候，一旦再发生鼠疫大流行，往往就是肺鼠疫，而且是人和人之间的飞沫传染——如果这样的话，其瘟疫的可怕程度令人毛骨悚然。在几千年前，这场疫病甚至可以在短期之内将一个中等规模的小国彻底消灭，而以色列面临的也许正是这种状况。
　　发病三天死亡7万人——腺鼠疫很可能已经在转化为继发性肺鼠。如果任其流行，很快就会发展为原发性肺鼠疫，届时也就难免病者如堵，死尸遍地。由于 人口密度不大，又赶上旱季来临，各家各户收割庄稼、脱粒收藏，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劳作，人们之间的联络不密切，所以在广大乡村地区，肺鼠疫虽然已经存在，却没有发展为广泛性的传播。但是一旦疫情进入耶路撒冷就不得了。此时的耶路撒冷虽然已经发展起来，但终究规模不是非常大，内中人口相对来说密度相当大。尤其是居住者基本上都是大卫王朝官员和追随者以及家眷，因此其中民众的生活方式已经脱离农耕和畜牧，城市化生活方式成为他们的主旋律。城市化的生活，必然带来频繁的接触，高密度的人口聚集，此时如果突然冒出几个咳嗽喷嚏不断的肺鼠疫感染者，那么全城休矣。
　　大卫用悔改与献祭结束了瘟疫的时候，举国上下还沉浸在恐怖之中。
　　这场大瘟疫也是对全国的一次考问。如此君民离心、上下猜忌、彼此算计、各怀叵测的国家，天灾人祸也只是迟早的事情。论语里面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政令、刑罚来管理百姓，倒是不会犯法，但是却没有羞耻之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被管到，还是什么罪都敢犯）；而如果用礼仪道德管理人民，他们不但会有羞耻心而且会团结归心。
　　对比来看，大卫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都没有做到，而是在利用王国内部已有矛盾在跳动更大的人民冲突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虽然此后常有人使用，但使用之后却是往往都会伴随着可怕的天灾人祸——其中的奥秘，谁说得清楚呢？
经历了风风雨雨，叱咤风云的大卫也不得不蹒跚地走进斜仄的夕阳之中。
　　即使最为强大的雄狮也有衰老的一天，虽然腿脚曾经疾如闪电，锋利的爪牙曾经刺透过任何强大敌人的胸膛，然而它们的衰老却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规律。当这些威严雄壮的衰老兽王倒卧在隐秘的角落里孤独地死去，那些茁壮的后起之秀则在无垠的草原上奔腾驰突，尽情挥洒着胸中的豪情壮志。
　　大卫就如同一头威严而苍老的雄狮，当他呼啸山林、威震旷野的时候，矫健的身影冲锋在刀枪如林的战场上，有谁会想到他现在的苍老与虚弱呢。
　　衰老的大卫身体极度虚弱，不管盖上多少层被子，依然感觉手脚冰凉。按照中医的理论，似乎年近七旬的大卫严重气血不足。当然，气血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诊断和治疗也需要对症下药、辩证施治。但是在大卫的时代，没有这类医学理论，但却有另一套疗法。根据在地中海地区的古老理论，当老年人的体温过低难以控制，就要用年轻人的体温将其升高。这种疗法在古希腊医学中有记载。
　　这倒让人想起前一段时间几个高呼着要把中医理论鞭笞为伪科学的家伙，他们言必称欧美，动不动就是西方科学标准。倒不知道像这类古希腊疗法是否也属于他们的抨击范畴？由此类推的欧洲草医草药呢？是否也是伪科学？既然同样出身草莽，将中医打倒了总不能放过欧洲的植物医药才算公平。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欧洲、印度、非洲等等各地各国的所谓草医草药全要打倒才好。这样问题来了：外国药厂老板们站脚助威、暗地支持让他们来个钻心战术、打烂中国医药体系，却没有让他们把战火蔓延，祸及西方医药公司的家园后院。于是就出现了反伪科学历史上最大最可笑的场面：同样是植物药，只打倒中国的，因为不符合西方的“科学”标准，却对欧洲的植物药不闻不问，因为人家那里可是科学的发源地，自然花花草草也沾上了欧罗巴科学精神的灵气，变得不那么伪科学了。看一下欧洲植物药典、印度药典、日本韩国的药典，再对比一下中国药典，看看有多少相近相关甚至重复的内容，就知道这些反中医的所谓“科学”斗士们是何等荒谬和猥琐。又扯远了，还得回头。
　　这次给大卫选择的年轻人是一个极其美貌的未婚姑娘叫做亚比煞。她的任务不但是侍奉大卫的饮食起居还要陪睡在他身边，为大卫暖身康复。根据记载，虽然她与大卫朝夕相处，大卫却没有与其亲近。由此，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某些政治势力的一种试探方法，用来判断大卫的衰老程度和虚弱状况——看来，大卫的日子不多了。
　　


作者：天生玄鸟　回复日期：2007-5-23　12:41:33　   
　　在大卫众多的儿子中，长子被杀，次子早夭，第三子押沙龙叛乱兵败身死。在剩下的孩子中，尚算满意的只有亚多尼雅和所罗门。亚多尼雅排行第四，年龄大约30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事实上他也是剩下所有王子中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记载中，这位亚多尼雅英俊潇洒，不逊于押沙龙，而且心怀雄才大略，野心勃勃。当他观察到大卫来日无多的时候，就开始在积极地筹备夺取王位的工作。
　　亚多尼雅首先广蓄家甲府兵，派遣他们四处为自己奔走；同时，他极力拉拢朝中权贵和其他王子，以此作为自己将来的统治基础；此外，大卫争取到了元帅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的支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军队的效忠和祭司阶层的认同。既然亚多尼雅是必然的王位继承者，相关人等自然愿意顺水推舟送个人情。声势颇大的亚多尼雅又犯了年轻人常犯的错误：他忘了自己的声望从何而来。当初押沙龙造反，其力量来源也不过因为他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当他站出来与父亲对抗，很快就走向众叛亲离；如今的亚多尼雅也是，这些支持他的人们之所以追随他，并非他有什么超人的本领和了不起的魅力，而因为他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他的这些威信和号召力归根到底是自己作为国王的父亲给与的。因此，当他一旦忘掉这些，所有云集影从的追随者都会作鸟兽散。
　　现在，大卫的朝中分为两派。一派以亚多尼雅为首，拥立者包括元帅约押，祭司亚比亚他，各级权贵官员，社会精英和大多数王子；另一派以所罗门为首，其拥护者看上去力量薄弱许多，包括几个祭司，军队中的中级军官，几名先知。
　　在政治博弈中，手中掌握什么牌很重要，即使满把都是好牌却唯独缺了最重要的一张，也很可能满盘皆输。自古王朝立嗣、传位的背后，都有纠缠不清的权谋动乱，错综复杂的人事矛盾。兄弟阋墙甚至兵戎相见一点都不稀罕，更有宣武门之变中的李世民这样公然杀死太子、兄弟、挟持君父威逼篡位的。当然，一个人的政治品格与其做人操守和治国才能可能会截然不同，比如说作乱起家的唐太宗李世民，对百姓的爱护、对不同意见的尊重与采纳，都称为此后历代的榜样，并由此开创了辉煌的贞观时代。倒是看上去恭敬谨慎的隋炀帝杨广，成为荒淫无道的典型。
　　
　　从实力对比来看，亚多尼雅显然远远强于所罗门，因此他也就从来没有将这个才能不及自己、实力远逊自己的兄弟放在眼里。亚多尼雅的小动作很容易让大卫联想到当初的押沙龙。他不就是私蓄家甲，广交权贵么，最终走上造反的路么？然而，习惯于溺爱子女的大卫却并没有指责亚多尼雅。也许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既然王国必然要传到他的手里，自己又何必对他过多限制？然而，这种溺爱却使得亚多尼雅越走越远。
　　父亲的纵容和自己势力的增长，使得亚多尼雅内心的骄傲迅速膨胀。任何一个雄心勃勃而且自以为了不起的人，都会对自身的能力极度自信。亚多尼雅很可能认为：此刻，即使得不到大卫的传承，自己也可以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王朝！这是年轻人常犯的幼稚毛病，他们往往被眼前的兴盛或者衰微的假象所迷惑，却忘记背后暗藏的真实的东西。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以军事立国的王朝，没有赫赫的战功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地凭借一些人的拥趸就获得大位？须知，这大卫的威望和地位，也是他一仗一仗慢慢打出来的，其王朝建立之路简直就是用鲜血和生命铺成的。虽然亚多尼雅可能也部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着手拉拢约押，但谁都知道，王朝真正的统帅是大卫，最大的勇士也是大卫，在某种程度上，约押永远是依附于大卫才获得荣耀与地位的，当他一旦决定脱离大卫的时候，这一切光环揪斗黯淡了。同样，亚多尼雅的一切也是来自于大卫而不是自己的战功和成果，这一点与李世民还不同，后者毕竟是唐朝建立的中流砥柱，不篡位似乎都说不过去。其实亚多尼雅现在最应该做的并不是积极运动，而是退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尽自己作为在世长子应尽的本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明智，即使他身居高位。更多的情况下，人们更推崇行动家，并且醉心于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获得成功。却忘记了缺乏明智思想的行动无异于南辕北辙，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让问题更加糟糕。
　　亚多尼雅等不及了。眼看着大卫在床上苟延残喘却迟迟没有确立自己的地位，亚多尼雅实在不明白大卫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不太相信大卫老糊涂了，反而觉得他可能有更深的思虑。首先，大卫把亚多尼雅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对于其动机如何恐怕也早就了如指掌。可以说，对于这种缺乏耐心、城府，乃至于儿子对父亲的最起码尊重的行动，大卫是不认同的。虽然很可能将来会把王朝交给他治理，但大卫是很希望首先看到亚多尼雅的转变。这样一个野心勃勃但是想法和做法都很有幼稚的人，怎么可能把一个王朝引向繁荣与安定呢？大卫此刻对他的忧虑和不满都在慢慢增长。反观所罗门，其才能和影响力似乎都不如亚多尼雅，但是他没有上窜下跳、拉帮结派，更没有私暮武装。作为儿子，所罗门很孝顺，也很爱自己的父亲。由此看来，作为父亲的大卫似乎更认可所罗门——当然仅仅是从作为父亲的角度来看。至于王位传承，大卫尚在犹豫之中，虽然日益冰冷的手脚在不断提醒他：上帝留给自己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
　　在大卫将拔示巴娶到身边并生下所罗门的时候，他曾经许诺将会立这个孩子为嗣、继承王国。不过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个誓言知道的人恐怕不多，除了拔示巴，就只有几名先知和祭司是知情人。对于一向遵守承诺的大卫来说，这么重大的事情应当不是儿戏，所以才会有这一些人，明明知道双方实力差距这么大却依然拥护所罗门。
　　虽然承诺过立嗣的事情，但并不是晓喻天下，也不是一种绝对不可变更的政治选择。换句话说，如果所罗门的所作所为令人失望，这个承诺的限制性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从王朝传承的角度上来讲，大卫更希望确定一位能胜任重担的君主而不是被儿女情长的几句诺言羁绊住。这也许正是大卫迟迟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古人说的：废长立幼，其祸不远，也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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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面对国事家事举棋不定的大卫做出最后决定的人，正是亚多尼雅本人。
　　有时候，适当地等待与退缩是确保成功地不二选择。然而，在扑簌迷离的局势面前，亚多尼雅却不愿意再等待了。他在耶路撒冷以南的隐罗结召集众人聚会饮宴。邀请入席的包括除所罗门之外的王子们以及犹大支派重臣。此外，那些支持所罗门的人也都不在被邀请之列。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结盟的序幕，一旦大家在宴席上结盟表示支持亚多尼雅，一场政变的序幕就算揭开了。在这场政变中，最强大的支持者又是犹大支派——这与当初的押沙龙背叛何等相似。
　　当大卫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想到：有一个押沙龙产生了！尽管亚多尼雅不是押沙龙，他也未必有押沙龙的胆识，但是其所作所为与造成的状况却与乃兄极其相似。这也就难怪大卫会被这样的举动激怒，并且以与其高龄不相符的高效率做出了一个决定：不但立所罗门为嗣，而且马上把王位传给他！
　　事实证明，大卫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此此刻众人已经同意推举亚多尼雅为王了！紧接其后的，将会是约押调动军队、亚比亚他号召利未人，起来向大卫逼宫发难，迫使其交出权力。当然，无论是亚多尼雅还是所罗门，都是大卫的儿子，谁做国王也等于是王朝在不间断地传承。但问题是，逼宫所得的王权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作保障，辅助以高效稳固的文官体制，只会让天下大乱，爆发割据战争。而如果亚多尼雅凭借着犹大支派的辅助稳固王位，那么从他做王的那一天起，这个国家就等于实质上地分裂了。从大卫的性格来分析，他是那种对强权宁折不弯，对弱者体恤有佳，对子子女娇纵溺爱的人。在多重性格的作用下，逼宫很可能演化为宫门血案——这个大卫辛苦一生创建的王朝势必要从此土崩瓦解。中国古代的郑庄齐桓何等英武果决，由于没有处理好继承人的事情，最终落得个身死国衰、内战纷争，可见此类头疼问题并非只是大卫一家独有。
　　当所罗门登基的号角吹响，全城欢呼震天的时候，亚多尼雅的结盟宴席刚刚结束。闻听自己暮年的父亲居然有如此迅速的举动，无论是约押、亚比亚他还是亚多尼雅都顿时不知所措。 此刻，约押已经不可能调动军队，广大中高级军官一直都听命于大卫，而此刻反对大卫亲手选择的所罗门，则等同于造反，没有人会跟随他的；至于犹大支派的高官们，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动员支派武装的时候，君臣主次格局已经确定了，此刻再来反对所罗门无异于叛乱——绝大多数犹大支派的人都会反对这种做法。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势力的强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亚多尼雅变得孤立无援了。政治博弈不是以诺言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力量对比之上的，事态的变化只要带来格局实力的变化，盟友和敌手之间的转化也必然是戏剧性的。一瞬间，刚才还宣誓效忠的众人纷纷逃散。
　　绝望而恐惧的亚多尼雅逃到祭坛那里，手抓着祭坛的角不放开。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在祭坛是不可以杀人的。
　　所有人都在关注着所罗门这位新国王的做法。所罗门并没有把亚多尼雅拎出会幕杀掉，也没有把他看管起来，而是赦免了他，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他承认所罗门的王位。低头下拜总比人头落地要好很多，于是亚多尼雅屈服了。看到如此宽容的处置，曾经支持亚多尼雅的各方都长出了一口气——京城乃至全王国的局势终于稳定下来——一个王朝终于没有在血雨腥风中交班。
　　大卫给所罗门留下了一个强大但却暗藏危机的国家。如何来治理好这个国家，并且将其推上一个新的高峰，成为摆在所罗门面前的严峻课题。
所罗门的哥哥亚多尼雅作为一个充满了抱负的青年，能够轻而易举地被父亲来个以快打慢，兵不血刃地彻底解除武装，他对大卫的敬畏和恐惧难以言表。因此，当大卫在世之时，再也没有听说过这个深居简出、行事突然低调起来的亚多尼雅有什么异动。同时，元帅约押依然没有被解除军职，亚比亚他继续在做祭司。一场波澜趋于平静，各方都没有什么损失，看上去似乎四境安定、可以歌舞升平了。大卫没有把事情仅仅停留在这一步，他召集以色列各个支派的长老、领袖以及僧俗权贵，再次宣布了所罗门作为自己指定国王的正统性。同时，他当众将圣殿的建筑图纸交给所罗门，让那完成自己的梦想。此外，大卫向所罗门移交了金库和军队最高统帅的指挥权、各级官吏的任免权。
　　忙完了这一系列事情之后，苍老的大卫一病不起。当年叱咤风云的君主，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在儿子面前絮絮叨叨的普通老人。然而他的声音和气力都在越来越微弱，就像将要燃尽的油灯。当握中的大卫的双手变得越来越僵冷，耳边再也听不到老人含混的语声——所罗门知道，自己的父亲（仅仅是作为父亲，而不是作为君王）终于结束了传奇的一生，走完了显然令人疲惫的旅途，归于安息了。此后，青年所罗门不得不独自肩负起一个王国的重任，承担起一切可能发生的后果——他必须成熟而坚定起来，必须迅速摆脱丧父之痛。他不得不清楚地看到：没有人再会像他的父亲那样无私地告诉他应当如何行使权力而又能平衡各方；也再没有人会像他的父亲那样不顾一切地对他进行支持和鼓励。但无论如何，所罗门都必须迅速摆脱心理上的阴影，因为一个广阔的王国，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国家事务正等着他来独立处理——而这作为一个青年来说显然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大卫死的时候年70岁，其称王40年，其中有7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33年做以色列国王。
　　有考证大卫去世和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同为大约公元前973年。从扫罗到大卫再到所罗门，这个时期称之为古以色列的王国时期。
　　毫无疑问，经过扫罗和大卫的两代经营，这个以色列王国已经初具区域性强大国家的雏形。扫罗时期，以色列王国还非常弱小，在列强纷争的迦南地方仅求得自保而已。到了大卫时代，其版图得到了急剧扩张，南达红海沿岸的埃特拉湾；北抵今叙利亚大马士革以北土地；西面占据了地中海沿岸的大多数土地、将非利士人挤压在几个城邦据点中；东面扩展到约旦河以东的大片旷野。到了所罗门的时代，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和经济政治措施，以色列的势力范围一度与埃及发生了接壤，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所罗门就是某位埃及第三中期割据的一位所谓法老——这种说法就未免太离谱了一点。这种势力的平衡与相互承认，是以埃及法老将其女儿嫁给所罗门为标志的——这个后面还会提到，那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充满了自信的所罗门。而如今的所罗门所要最急切考虑的问题不是国土的扩张、也不是国际地位的提升，而是如何座稳国王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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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君位传承，尤其是尚未形成稳定的父子相传体系的王朝，其候选人的确立过程总是难免纷争不断。甚至于大位已定也不能阻止觊觎者的贪婪。
　　大卫的去世，使得所罗门背后的强大依靠不复存在，这个懵懂的年轻人能否以一己之力支撑起王朝的大厦是所有的人都心存疑惑的。既然如此，大卫王朝的元老们也就难以避免地对面前呈现出来的新格局进行重新评估与判断。这个时候，曾经销声匿迹一时的亚多尼雅再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
　　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与大卫的影响与号召力相比亚多尼雅相形见绌，但如果和自己的同父异母兄弟——所罗门比起来，亚多尼雅却着实不服气。好在由于所罗门的赦免，亚多尼雅集团的骨干力量们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依然大权在握，他还有相当的实力可以调动。加上所罗门年轻单纯，那些看好亚多尼雅的权贵重臣们对这位年轻的新国王也确实有诸多不信任。于是，很自然地，当大卫的葬礼刚刚结束，原先亚多尼雅身边的人们就在悄悄聚集联络——新的政变阴谋又一次在酝酿之中。
　　首先起来发难的是亚多尼雅，只不过方式看上去并没有那么极端。他并没有掀起军事割据，也没有发动上层政变，而是做了一件似乎和这些都不相关的事情——求婚。
　　亚多尼雅来到大卫的母亲——拔示巴这里，提出自己的请求。只不过这个请求的前提怎么看都像是在讨回一件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次他要娶的女人，是大卫晚年陪伴身边的亚比煞。鉴于亚比煞被挑选入宫的实际原因以及他并没有与大卫发生任何关系来看，这个女孩儿的身份是十分微妙的。如果将其看作大卫王的嫔妃，那么她就必须享受到嫔妃的待遇和尊容，而且由于她在最后的岁月里一直陪侍在大卫左右，如果突然宣布出大卫的什么特殊安排与口头遗嘱，虽然不一定能够掀起大的风浪，但在大卫众多的遗孀中，其权势和地位也将是不可小觑的。加上亚比煞年轻漂亮，精力旺盛，如果再有政治野心和权力图谋，其能量决不是身边那些日益迈向更年期的中老年妇女可以比拟。因此从各个角度上讲，作为嫔妃，亚比煞都将对现在的拔示巴的权力和地位造成巨大挑战。
　　那么，对于坐镇后宫的拔示巴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亚比煞的身份重新理清楚——恢复她原本的平民女孩儿身份，而不以先王遗孀的名义出现——估计至少拔示巴认为这样的身份选择是恰当的。换句话说，最好尽快把亚比煞嫁出去，只要她一出宫、嫁为人妇，作为后宫乃至于王国的潜在威胁就消减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亚多尼雅的求婚似乎与拔示巴对亚比煞安排的决定正好吻合，至少不相矛盾。
　　亚多尼雅首先提出：按照长幼秩序，自己本来应当作国王的，但是现在被自己的弟弟占了位子，他承认并接受这个现实。紧接着亚多尼亚可怜巴巴地对拔示巴提出：现在他什么都不想要，只想娶亚比煞为妻，请拔示巴作为母亲替自己向所罗门请求。
　　


　　女人有时候是最为感性的动物，善良的天性使得她们宁可玉成好事而不愿意棒打姻缘，更何况将亚比煞嫁出去也符合拔示巴的主张。看到现在惨兮兮的亚多尼雅，善良的天性也在支配着拔示巴做出接受请求的决定，并且去向所罗门请求。
　　当然，毫无政治经验可言的拔示巴只想到其一而未想到其二：她自己认为亚比煞是不是大卫的嫔妃并不重要，关键要看治下之民的普遍认同。按照中东风俗，老国王去世之后，新国王或者领袖可以继承其未被临幸过的嫔妃，以此向公众表明自己的正统性。亚多尼雅的未遂政变尽人皆知，而且其行为性质到现在还众说纷纭，其支持力量并未削弱而只是暂时蛰伏起来，如果此时将亚比煞嫁给他，无论拔示巴是怎么解释这个婚姻的性质，都会在公众中造成巨大的意识冲击，人们不仅会同情更接近所谓正统身份的亚多尼雅，甚至还会进而彻底怀疑所罗门获得王位的公正性与正统性——而这，正是亚多尼雅所急需要做到的。另外，一旦突然从已经成为亚多尼雅妻子的亚比煞口中说出什么新版本的“传位密诏”，那政治形势可就更要错综复杂了。
　　由此可见，亚多尼雅身边已经聚集了一大批智囊人物。因为此次以婚姻名义发生的请求，其背后的政治诉求企图十分隐蔽，不经深思熟虑的策划，以及对拔示巴心思的全面了解与揣测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来。另外，亚多尼雅想要以拔示巴来压所罗门，以使这个懵懂的年轻人毫无戒备地接受诉求。事实上，元帅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已经重新回到支持亚多尼雅的阵营中，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已经有拔示巴身边的人被串通成为通风报信的眼线。
　　这里亚多尼雅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太自信，同时对这个国王弟弟实在太过小看了。虽然所罗门十分年轻、经验不丰富，但是他并不愚蠢。正是因此，他才能够从父亲手中接过这个王朝，并将其推上辉煌的顶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小小年纪，所罗门就具有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度。因此，当拔示巴刚刚向他说出亚多尼雅的请求的时候，他马上用一句话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何必要为亚多尼雅单独求一个女人呢，还是为他把国家也求了去吧——由此可见，所罗门对于这个同父异母哥哥的弦外之音已经一目了然。接着他指出：现在有约押和亚比亚他支持着亚多尼雅——可见，表面软弱的所罗门已经在暗地里把亚多尼雅集团的政治动向摸得一清二楚！看来，即使是年幼当政，所罗门也不太可能被别人控制住，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不可能做到垂帘听政——这正是一个天才君主的前提条件。
　　


　　既然反相已露，一场叛乱风暴袭来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亚多尼雅势力毕竟经营多年，利益链条盘根错节，加上犹大支派的潜在同情，其政治派别可谓树大根深。当初亚多尼雅擅自筹备自立为王的时候，如果不是大卫强撑病体，来个以快打慢，估计现在他已经登上耶路撒冷的宝座了。 此刻最有可能的是：一旦亚多尼雅及其支持者看到事情将要败露、进而铤而走险，那时候所罗门将会难以应付。如果不以雷霆手段迅速解决对手，一旦自己兄弟这一方闹将起来，所罗门连安全地逃出耶路撒冷可能都是奢望。权力之争有时候就是生存之争，生活在权力顶峰的人们，他们的面前似乎只有两条道路：屈辱地灭亡或者荣耀地生存——千百年来，这个怪圈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循环重复着。
　　原有的军队旧臣由于依然是元帅约押的手下，因此所罗门几乎都不能过分奢望依靠。于是他起用了身边的侍卫长比拿雅去平定这次即将爆发的叛乱。
　　比拿雅作为手无重要军权而又忠心耿耿的侍卫长，正是最佳人选。这次首先被扑杀消灭的是亚多尼雅，这样一来他的派别一下子群龙无首；紧接着他废黜了祭司亚比亚他的职位，将大祭司职权归给撒督一派，从而在信仰和号召力上摧垮了对手。这个过程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按照中国人熟悉的方式，这类兄弟之间的权力斗争首先消灭的是对方的外围支援势力，比如说替换将领、贬谪大臣之类的，直接对其集团首领发难恐难想象，估计这样做在以色列人中也是出乎意料的。因此，当所罗门除掉亚多尼雅、贬谪亚比亚他之后，约押即使作为元帅也是孤掌难鸣、回天无力了。
　　作为军人，约押战功卓著，但是作为政客，他缺乏政治头脑和眼光，也就难免会身遭大祸。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卑躬屈膝地向所罗门求饶，而是跑到会幕那里，抓着祭坛的角不出来。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无意中过失杀人的，在祭坛前可以求得免死。既然如此，作为一个政治势力的成员，似乎所谓罪行不应当超越杀人的程度。这样一来，比拿雅就很不好办，只好去所罗门那里报告。
　　欲除掉约押者并非独所罗门一人也。当大卫在最后的日子，就曾经重点向所罗门谈起过两个人的问题。他们一个是元帅约押，另一个就是当年辱骂过大卫的便雅闵人的领袖示每。虽然大卫的说法与自己的恩怨相关，但是其中更深层次的背景却可以分析得来。
　　约押是一个功劳颇大的将军、以色列全国的元帅。而偏偏这个人有个毛病：心胸狭窄，嫉妒心很强。他先后亲手杀死了两个大卫亲自任命的新元帅，这里面也许有维护王朝的考虑，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这么做都是先斩后奏，那么其出发动机就很难说是不是有为了维护自身地位的因素。这先后杀死两个元帅的举动，也给大卫造成了一定的政治被动。同时约押一直支持的人是亚多尼雅，这个心高气傲的将领一旦扶持亚多尼雅登基，很有可能会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国政；一旦他对所罗门翻脸，其下手的冷酷程度，绝对不会亚于当初对付吊在树上的押沙龙。所以，从各个角度上来说，约押只有一个归宿：被杀死。当然，如果约押愿意交出兵权、归隐山林，也能得以老死户牖、安享善终。可是现在对权力争斗的卷入，却注定了他在死亡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于是，所罗门翻出了约押亲手杀死两个元帅的陈年旧帐，用以说明他早就死有余辜。心有灵犀的比拿雅赶回会幕，毫不犹豫地将约押杀死在祭坛前！这事情做得实在很绝，以至于所有的反对派对所罗门害怕得噤若寒蝉。
　　



　　安排还没有完，要做就把事情做彻底。所罗门把示每招来，将其监视居住在耶路撒冷城内，并且告诉他，一旦返回便雅闵人的聚集地就处死他。看来大卫家族对于便雅闵人的忌惮依旧，对于示每这样拥有较大影响力的便雅闵领袖更是一点都不放心。当初大卫回耶京的时候，出于安靖时局的考虑，没有贸然对示每下手，可现在所罗门立足未稳、身单势孤，一旦便雅闵人再次发难恐难以对付，因此软禁示每成了一个算是比较高明的选择。一方面可以防止他串联作乱，另一方面可以让他的族人不受过多刺激——毕竟，这个老人没有什么造反的端倪，也没有什么现行的错误，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地处死他，也是很说不过去。示每知道大卫的儿子不会放过自己，因此他接受了被软禁居住的决定——毕竟，一个老人本也该结束奔波流离的生活、需要安静地在一个地方养老了，耶路撒冷不正是这样一个不错的地方么？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三年以后，当一切看上去都风平浪静的时候，示每的两个仆人逃掉了，以为一切都过去了的示每亲自去将两人追回，而这恰恰触犯了所罗门。不声不响监视了示每三年的所罗门终于发难，他以对方违反规定、擅离京城为借口，将示每处死——而这在便雅闵人那里也确实无话可说。其实，在宣判中所罗门偷换了概念：他本来不让示每回到便雅闵人的居住区，确切地说是跨过汲沦河，而此次示每根本是朝着另一个方向追赶逃奴的，按照原先的规定确实没有违反。估计所罗门担心的是，示每出城，甚至远达非利士地区，虽说名义上是追回逃奴，却根本没有向所罗门通报一声——对于任何可能出现的反对苗头，所罗门的处置都是毫不手软的。因此，示每虽然被杀，死得冤枉，但在所罗门来说也是早有此计划，及时让他再多活几年，结局也是一样的。
　　当然，虽然杀掉了上层反对派，广大军民百姓丝毫未受牵连。上层斗争的你死我活是一回事，对待百姓的态度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发动百姓搞运动，看上去君王可以脱身事外，将敌手推给暴民折磨死，但自己看上去的干净换来的确是天下大乱、民生凋敝——这岂不是很令人不忍见到的结局么。
　　用了三年的时间，所罗门先后平定了各个反对势力。他的王位稳固下来，终于可以腾出手来，精心治理父亲留下的王朝了。
　　
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正处于古埃及的第三间期，是埃及古王朝时代里割据分裂的一个时期。埃及的第三间期是从第21王朝直到第24王朝，具体来说，此刻正是古埃及第21王朝末期。法老统治北部，僧侣王统治南部。第21王朝被利比亚人雇佣兵推翻后，又相继建立了第22、23王朝。第24王朝是三角洲舍易斯地方统治者的政权。努比亚人乘埃及衰落之机入侵，建立了第25王朝。第21～24王朝是埃及国家分裂、权力分散的衰落时期，又被称为第三中间期（公元前1070—公元前767）。
　　作为扼守于亚欧非三大洲结合点上的世界性大国，埃及的衰落给包括古以色列在内的各个周边国家和民族以发展和喘息的机会。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公元前1000年前后，环地中海地区迎来了文明艺术一次高峰的酝酿时期。
　　时局稳定之后，所罗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与埃及法老联姻。虽然埃及第21王朝已经走向衰落，但是作为地区性大国，其阴影依然时时悬停在迦南地区的天空。古埃及君王自古极其骄傲自负，几乎从不与非埃及王朝血统民族婚配，尤其是不会将公主嫁给异邦。此次他们与以色列人联姻、将女儿嫁给所罗门王，正从侧面证明以色列人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得到认可的强大国家。在21到22王朝中，埃及的商品经济开始发展，金融货币业，尤其是高利贷产业开始出现，进而加速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看似繁荣的埃及21王朝在艰难承受着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变革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痛苦。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社会经济体制的进步，往往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大分化、大动荡和大冲击，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处于其中的广大百姓。在这些冲击动荡和分化中，有一部分人分离出来走向社会上层，而大多数人的地位与权利却可能有所下降，这从心理上就会造成“相对被剥夺感”。社会动荡越严重、变革越剧烈，这种“相对被剥夺感”甚至实际的被剥夺就会有越剧烈的反弹，甚至爆发社会革命或者暴民运动。然而，当王朝统治者被社会革命的洪流推翻，新建立起来的王朝却不得不继续前者已经在行走的道路，只是步伐会相对缓慢、变动会相对温和，如此一来民声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互动，在一次次血雨腥风之中不断地达成了平衡。
　　所罗门时代的埃及法老到底是谁目前没有最权威的定论，最有可能的是21王朝末代国王苏珊尼斯（Psusennes）。一般来说，法老嫁女儿，排场肯定小不了。但我们却看不出关于法老女儿嫁妆的叙述。这里面的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至少是肯定的：此刻的埃及第21王朝，已经到了政府财力不支甚至日渐枯竭的程度，如果真的支付一笔相当规模的嫁妆，也会给王家带来不小的压力。那么，怎样才能既风光体面又不给王家带来过多压力地与以色列人联姻呢？有一个办法：帮助以色列开疆拓土。
　　在犹大高原上的非利士人城市——基色，是以色列人的心腹大患。从扫罗时期到大卫时代，甚至到了所罗门登基，以色列人对于非利士人的进攻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面对基色城却一直难以应付。作为非利士人进攻以色列的据点，基色城不但坚固而且派驻了重兵把守，俨然为打入以色列人腹地的一颗钉子。这座令君王们寝食难安的城市对于以色列的安定意义十分重大。埃及法老这次没有携带大批嫁妆礼物，而是派出重兵，在以色列人的配合下，一鼓作气攻下基色城。他们将基色城内的非利士人驱赶和屠杀，财富掠夺据为己有，把被残破的城池移交给所罗门，作为一件特殊的新婚大礼——事实上，对于所罗门来说，这份礼物的珍贵程度超越了世界上最昂贵的珠宝！
　　所罗门首先将埃及公主迁入当年其父亲亲手建造的大卫城，并且指挥百姓加班加点赶造宫殿和圣殿。二十年后，他将公主迁入特意为其建造的“埃及公主宫”。
　　此一役，埃及法老可谓是一箭三雕：既节省了嫁妆，又从被攻破的城市中获得了财富，更主要的是：高傲的埃及人用自己战士的刀枪向迦南诸国表示，这个亚非大陆名义上的盟主依然有足够的实力摧毁任何一个迦南的城市，此次与所罗门的联姻并非卑躬屈膝的乞和而是强强联手的结盟。事实上，实力已经已经渐渐北移的所罗门，虽然其兵锋已经在逐步与埃及接壤，但是自从埃及军队轻易攻下基色为嫁妆之后，其势力再也没有与埃及发生任何冲突，即使是对方江河日下而自己如日中天的时候——不能不说埃及军队在迦南的攻伐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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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说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年仅12岁，由此评价其虽然年少却聪明睿智当不为过。但是有学者经过多方考证，确定他在彼时的年龄应当在20岁左右。这样看来，他也确实到了摆脱控制、独立当政的年龄了。
　　从各个方面来说，所罗门都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将其版图在父亲大卫的基础上不但进行了扩张，更使得周边小国纷纷归顺或者建立起同盟、亲善的关系。此外，他大大扩建耶路撒冷、建设圣殿，使其国中气象一时间欣欣向荣。
　　自古而来，有为君主开疆拓土、大兴土木的不乏其人。无论此时的以色列比原先实力提升多少，所罗门治下的这个国家依然不能属于一个大国，而只能算是一个区域性的强国而已。
　　一般来说，一个大国的兴衰往往会牵动周围一大批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作为邻国，大家似乎更希望大国们能够保持稳定强盛，只要不是恃强凌弱，至少也能维持一方的平衡与稳定。事实上，千百年来无数小国正是这样在大国的阴影下委曲求全地平安度日。而对于一个兴起的小国，无论是强大邻国还是弱小邻邦，所有人几乎都失去了宽容与忍耐。他们似乎更希望这个新兴力量不要走向强盛，而是维持着过去的那种平衡与平静。因此，在新兴国家面前展现的，往往是一条充满荆棘与挑战的自强甚至生存之路。对于已有强大的敬畏以及新兴力量的抵抗，在我们千万年的历史轮回中不断上演。直到答案揭秘：新兴者真的成为大国、建立新的平衡体系与秩序；或者走向衰落、恢复原有的格局与状态。
　　所罗门统治的国家正处于国势的顶峰，其财富与疆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罗门的实力扩展到埃及边界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强大国家的影子。从版图范围来看，所罗门王朝的西南已经差不多完全占据了地中海沿岸非利士人的土地，向北一直到达了幼发拉底河。版图的扩增给所罗门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新占领的土地以及固有土地上必须有足够的常备军事力量来进行保卫工作。于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以色列人有了一支相当规模的职业军人队伍。
　　有记载所罗门大约有1200辆战车和骑兵12000人。所罗门时代的战车一般是两匹马拉的，但是由于马蹄铁尚未发明，所以其挽马一般会难以持续进行长时间、长距离的拖拉奔跑，会经常出现调换马匹的情况。可以想见，每辆战车至少应当有两组，即4匹马匹供使用。这样一来，1200辆战车，起码需要4000—5000匹战车用马。古代，考察一个国家的实力，往往是将其兵车数量作为参考标准来衡量。根据春秋战国时代的数字，千剩之国往往是比较强盛的诸侯国水平。例如，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其手下战车千辆，士兵30000人——这个水平倒是基本和所罗门不相上下。当然，发展到春秋末期，诸侯国的实力大大提升。晋楚两个强国，各自兵车数量达到了5000以上，齐、秦二国也各自达到了大约3000辆的水平。到了战国时代，虽然步兵和水军已经越来越活跃，战车逐步在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当时最强大的齐国与秦国，各自的兵车数量据说也都达到8000辆以上的水平！在那个时代，战车的作用基本相当于现代战争中的主战坦克，其重要性和攻击威力可想而知。
　　既然每一辆战车后面都要有好几匹战马的储备，这就给后勤等提出了艰巨得近似于苛刻的保障要求。战车用马不同于普通运粮驮水的家畜，必须要满足身高力大、 耐力持久、蹄甲厚硬、奔跑如风——这样的挑选和饲养标准如果不能满足，到了战场上，威风凛凛的战车反倒会成了累赘和敌人弓箭标枪的靶子。所以，保有多少辆战车，也从侧面代表了一国的经济实力。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早期定居迦南的时候，即使缴获了敌方的战车，以色列人也以往往是杀掉战马、烧毁战车——不是不知道其威力与作用，只是国力和民力都非常有限，根本养活不起这样一支高消耗水平的部队。

  
　　这个局面在所罗门时代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以色列人终于第一次有了大规模的兵车队伍。此外，所罗门还有12000人的骑兵部队。那个时代的骑兵与我们理解的、唐代以后的骑兵不同。此刻的骑兵由于一无蹄铁、二无马镫，尚难以构成一个有效的独立作战兵种。
　　没有蹄铁，使得战马难以在驮载骑士的情况下长距离快速奔跑，否则就会蹄壳破损甚至于残废掉。没有蹄铁的战马，更不能承载太多的盔甲防护，因此也无法形成后来欧洲骑士时代如同天神一样威风凛凛的重装骑兵。可以说，如果不是由于蹄铁的发明，那些波澜壮阔的骑兵对决、豪迈传奇的骑士时代都不会到来。没有马镫，骑手很难真正从一个艰难骑乘姿态下被解放出来。在交战时根本找不到着力的支点，难以相对自如地挥动武器交战。因此，马镫时代之前的骑士，更多是迅速接近对手、得以展开近战的机动步兵或者弓弩手。利用马匹的高速度迅速冲入或者包抄敌军阵地，在敌人近距离对其造成大规模杀伤或者从背后以机动灵活的态势攻击敌手。正是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所罗门时代的部队依然是以步兵和战车为主。只不过，一支灵活机动的骑兵部队，可以极其迅速地对敌方发起进攻。所罗门的这两个杀手锏绝对足够对各地各方形成不小的震慑。从大卫时代开始或明或暗发生的叛乱行为，使得所罗门充分汲取了教训。他将部队驻扎在耶路撒冷及其附近，这样一来一旦有叛乱的端倪就可以马上进行平定。
　　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必然与雄厚的国家经济实力相伴生。而这个雄厚的财力如果没有高效、正规的管理体系也是难以维持的。所罗门的强军强国之路，是建立在正规化国家管理体系的基础上的。
　　

　   
　　说到以色列人的官吏体制，从摩西时代就已经在建立了。在40年的旷野转战中，以色列人打破了宗族支派的管理系统，建立起完善高效的官吏制度。这些委任的官吏与各个支派的长老，共同管理着支派内的事务。当然，这些官员也往往身兼支派领袖的地位，这对于提高效率、少走弯路意义很大。然而，随着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的带领进入并且定居在迦南的步伐，以色列人这种持续了四十年的官吏制度逐步彻底瓦解，又退回到各个支派各自为政的状态。除了民族危机的时刻，有一系列大小士师们挺身而出联合各个支派共同对敌之外，几百年来以色列人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中。
　　这种表面上松散联盟、实际上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撒母耳后期到扫罗时代发生了一些改观，尤其是扫罗登基之后。但在王朝初期的扫罗时代，其王权往往是象征性高于实际性。扫罗身为国王，甚至一度不得不亲自参与生产劳作、躬耕垄亩以求温饱，其用兵的主力也基本是本族本家的便雅闵人。这都给他在王国内的政策推行造成较大障碍。大卫的兴起成为了扫罗的一大挑战。由于大卫依靠的是其本族的犹大人——以色列实力最为显赫的支派，他才能够得以较顺利地夺取扫罗留下的江山社稷。然而，到了大卫晚期，表面上统一、不分支派的以色列人再次出现分裂的迹象。大卫再次特别依靠犹大指派的力量以维护风雨飘摇的王朝稳定。在全境范围内实行的人口普查正是这次变化的分水岭。大卫的政策调整，使得整个王朝一下子站在了火山口上，其他各个支派的不满日益显著，对抗也日趋激烈。正是此刻，所罗门登上了过往的宝座，面对如此扑朔迷离的政治乱像，没有一点超人的政治智慧恐怕是难以成功破局的。
　　根据圣经的记载，所罗门曾经在圣坛前祷告上帝，上帝要他表明所求的目的。所罗门表示：他只求能给他足够的智慧来治理百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请求，因为对于大多数强者来说，这个请求更是难能可贵。
　　一般来说，成为一个领袖、一个带头人、一个某领域的专家或者精英，没有超人的头脑与智慧，似乎都难以达到现有的层次与地位。因此，大多数成功者都更愿意将其成功归功于自身的努力、顽强的意志、旺盛的人脉以及一点点好运气。
　　所罗门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如今坐在国王的宝座上，为了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君主，他必须要获得高超的智慧。而作为一个信仰上帝的人来说，他认为只有从自己人生与信心的本源去寻找得来的才智才是真实的。从此后所罗门的一系列智慧言行与成功来看，上帝的确应允了他。
　　
   
　　所罗门进行了整个王国的体制改革。全国十二支派的分界线被彻底打破，虽然大家依然各自聚居，但是其管理体系却被以新的结构组织起来。全国被重新划分为12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委派一位官吏进行治理。说这次的行政区划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其划分不仅打破了支派间的土地界限，更打破了支派门户与心理上的隔阂，整个王国处于一种空前团结平等的集权状态下。
　　所罗门所重新划分的12个行政区，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上交赋税。为了维持庞大的管理阶层和强大的专业化军队，以及王室成员和各级官员的生活所需，这十二个行政区每个月都要轮流向国家提供各种经费和财物，包括王国军队战马需用的饲料等。好在全国的划分为12个区域，每个区域每年只需要承担一个月就可以了，看上去似乎负担并不严重。
　　不过，这种分担和划分形式也隐约中埋下了隐患：首先，尽管每个行政区域每年只承担一个月的赋税，但是由于农耕和畜牧的周期性特征，在收获期和非收获期各地居民承受的负担风险显然是不同的。收获期承担赋税的区域，能够有相对充裕的财力完成国家任务，而在非收获期承担赋税的区域，则必须为某个月的上缴进行储备。这样一来，越是在非收获期靠后交税的行政区，在储备上面可能付出的损失和风险就越大。很多非人力所能抗拒的灾害，比如虫鼠水浸霉烂什么的，将会使得储备损失大增。同时，一些必须上缴的时鲜出产，比如说牛羊家禽等，即使并不处于成熟期也不得不提早宰杀，这实际上是一种较大的浪费。换句话说，正常一头牛生长应季提供的牛肉，有可能要宰杀两头牛才能供应。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另外的方面，各地区上交能力有限，而王朝的花费用项却越来越大。建筑圣殿、宫殿、修建各处城池要塞、招募军队出兵征讨等……这一系列费用的支出总额越来越庞大，以至于到了后期，各个行政区域都是力难支持。原本希望能够给各个支派减小赋税负担、让每个区域用大多数时间休养生息的政策，却逐步引发让王国每年12个月连续不断传来抱怨哀叹的局面——当然，这是在多年以后的事情。至少在所罗门执政初期、进行行政改革的时候，这项政策是成功的。
　　体制的变革、强大军队的建立，令整个以色列境内平安祥和，百姓安居乐业。几百年来，以色列人第一次真正享受到无忧无虑的快乐！
　　   
　　在以色列王国的西南部、地中海沿岸，坐落着几座著名的腓尼基人城邦。其中最著名的包括西顿和推罗。西顿是地中海东岸腓尼基的古城，位于黎巴嫩贝鲁特附近，原本为一座近海小岛，自古就是海上贸易的中心。这是一座非常著名的城市，先后出现于古埃及的文献以及荷马史诗中。西顿城的黄金时代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彼时他们甚至能够凭借其高超的航海技能称霸于希腊沿海。在这个黄金时代中，西顿又继续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新的殖民据点——推罗。推罗位于地中海东岸，迦密山以北，西顿以南40公里的地方。这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城市，曾经先后被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所征服与统治。现在推罗归属于黎巴嫩，其名为苏尔（Sur）。与西顿人一样，推罗人擅长航海与紫色印染布匹的制造和贸易。公元前1000年左右，推罗正式从西顿统治下独立出来为一个城邦，占据地中海东岸到亚柯湾长达225公里的海岸线。公元前9世纪，推罗人也在北非建立了新的殖民点，即为著名的迦太基城。
　　从父亲大卫时代开始，以色列王国就和推罗维持着非常友好的双边关系。这种双边交往为两个国家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与方便。非利士人的衰落、 埃及的自顾不暇，都给以色列和推罗这两个新兴国家以新的发展机会。日渐强大的以色列王朝的花费越来越大，单纯凭靠税收显然不够，而国际贸易正是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推罗人这些天生的航海家和地中海上的霸主，正是以色列海外贸易的有力保障。而以色列的强大与友好，又确保了推罗人的后院稳定、国土安靖。这种共同发展、和平共存的同盟关系必然会维持得相当长久。
　　登基之后第四年，所罗门决定完成父亲的遗愿：修建圣殿。圣殿修建需要大量的名贵木材、巨大的石料、大规模的人工投入。作为盟友，推罗王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不但供应了相应的物资还派出了相当规模的工匠，扶助所罗门完成圣殿的建设，史称“所罗门第一圣殿”。 整个工程用了7年的时间才完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所罗门与推罗王之间的交易还是公平的。每一笔物资往来都有清晰的价格结算。我们知道，这座圣殿的建立是历经大卫和所罗门两位君王进行的。前期，大卫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积累财富，而后所罗门除了积蓄财富之外同时进行了建设施工。正是因此，所罗门圣殿虽然在当时算是工程浩大的建筑，但却并没有给王朝带来什么经济压力。圣殿落成后，所罗门举行了浩大的献殿礼，并将圣约柜迁到其中安放——自从出埃及以来，以色列人第一次能够在一个宏伟的圣殿中敬拜自己的上帝。这无论是在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此前，以色列人的祭祀场所为丘坛，而圣坛和会幕甚至一度分别放置。这就造成宗教信仰活动的分散，其背后甚至有各方势力的政治利益争夺。那么，建立圣殿、迁入约柜对于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的完善，的确至关重要——至少，他们不必将一个单一的信仰变成纷繁复杂、林林总总的累赘过程。更不必被各方出于不同目的而解释得面目全非的教益弄得无所适从。
　　
   
　　历经7年竣工的圣殿并没有使得所罗门停下建设的脚步。大凡是历朝历代有为的君主，或者自认为有为的君主，大多对建造宫殿很感兴趣。大卫留下的宫室似乎不能满足所罗门的需要了。记载说所罗门共有妃嫔共1000人之数！而且大多数都为周边各国、各部族、各支派的公主。妻妾如此之多，儿女有多少就难以统计了——可见父亲传下的房子显然是不够所罗门住的。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购置房产。而且，为了给后人造福，一般是做父母的苦扒苦熬为子女弄下至少一套房子，一些有实力的特权人物甚至会弄上好几套房子，连孙子都想到了。以色列人的情况也类似，大卫建设的宫殿本来完全够所罗门住，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这个年少登基的儿子居然娶回来这么多嫔妃——这样一来，所罗门的居所显然是不够了。当然，另一层的意思是，随着王国实力的提升、国际影响的加强，迎来送往的国际交往肯定不会少，那么在众多外宾面前，没有一个足够繁华的京城、足够宏伟的宫殿怎么能行呢？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在完成圣殿建设之后，所罗门一鼓作气又全力投入到宫殿的建设中。这宫殿建设不像圣殿。圣殿是在父子两代人经过几十年的筹备之后动工的，所以财力充沛、进展顺利。而这次建筑的是王宫，是所罗门为了满足个人享乐需求建立的。初期既没有充分筹备，之后的财力保障也难为续，尽管推罗王依然全力支持他的工程，但是双方却难以避免地发生了矛盾。
　　此刻的所罗门，虽然正统治着一个富强的王朝，但由于大兴土木、维持武装、保证王室奢华生活等，每一年的赋税都在逐级攀升。原本的十二行政区各自独立供应税负一个月的政策，却越来越大地造成百姓的压力。越来越繁重的经济负担，就如同一条条插在王朝经济命脉上的吸管，使得维持百姓安康、国家稳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一个又一个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无底洞。这种过大过繁的基建投资和日益庞大的经费支出，已经使得王国在经济上日渐捉襟见肘。
　　在一定时间内，百姓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因此，一味无度地增加税收只能算作是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耶路撒冷王宫的建设工程极其浩大，经年累月地持续了13年之久！几乎两倍于圣殿建设的时间。不仅如此，其规模的宏伟、极尽奢华的装饰，都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造价高昂的建筑群。为了维持庞大的王朝开支，所罗门不得不向他的老朋友——推罗王希兰举债。这里我们第一次了解到租借地的概念。
　　所罗门将靠近腓尼基人的20座城市租借给推罗王（有点像典当或者抵押之类的），从他那里获得了120他连得金子（大约4200到4800公斤）。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自古而来只有被打败的君主、在国势衰落的时候才会不得已而割地，唯独所罗门，在国势上升的时候居然也会搞出个求财的事情。王朝军民流血流汗夺得的土地 ，就这样为了几个钱而被割去——可见，此刻所罗门的财务状况确实是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
　　值得关注的是：推罗王在视察了这些城市之后，认为这些城池并不能令其满意！当然，我们没有看到他为什么不满意的记载，只不过我们判断此前所罗门的要价很可能远远高于120他连得黄金的数量。作为一个生意人，希兰不管看到什么样的城市都会表示不满的。于是，我们可以想见，这120他连得黄金的交易价格，实际上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
　　当然，后来由于海外贸易的拓展、国际交往的加深，所罗门逐步赎回了这些城市。只不过，即使如此，以色列百姓的经济压力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由于所罗门家族有效地控制了海外贸易，因此其海上远洋获得的财富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多少实惠，而更多的是进了王室家库，这对于解民于倒悬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道路越来越宽，高楼越来越多，享受越来越奢华，军队越来越威武，各国使节拜望越来越多，所罗门的声望越来越大——这一切繁荣的喧嚣都掩盖住了一个听上去弱小但却实在顽强不断的声音——百姓的嗟叹越来越悲哀！
　　正是在这无尽的繁荣和似乎似乎弱小的嗟叹之中，所罗门王朝迎来了最辉煌的顶峰。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衰落的开始。
　　作为一个有为的君王，所罗门既是王朝繁荣的缔造者，又是天下衰落的始作俑者。毁誉参半于一身——这也许是很多有为君主的共性。当然，他们在世的时候往往不能了解这一点，他们周围的社会主旋律也一直在过分鼓吹着其中积极的内容。但是，盖棺才能定论，是非自有公论。所罗门的功业不会因为他的奢靡享乐而殒灭，他的过失也不会因为他的荣耀而消除。
　　如今，在嗟叹与阵痛中，一个高度繁荣、奢华的王朝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