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 [人文地理]缅甸华人处境堪忧——我在果敢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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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 [人文地理]缅甸华人处境堪忧——我在果敢的见闻


作者：在野孤鸿 提交日期：2007-7-5 10:58:00  

牐牶推较缰旅——心在痛苦中穿越
　　
　　——欧肇斌
　　
　　　　４月１９日，我收拾好一些随身行李，前往东山区采访那里的老百姓生存状况。听一位友人说，山寨里的孩子很难吃得到糖果，有些孩子甚至没有见过糖果。我便在老街买了四斤糖果和一条卡崩烟，然后轻装简从地出发了。
　　　　从老街纪念碑旁坐上一辆往清水河方向的载客小面包车，在习习的清风中，小面包车沿着乌鸦一般颜色的柏油路飞驰而去。正在我凝神欣赏着窗外那秀丽的景物之际，车子便在不经意之间已抵达东山区的区政府所在地石园子。石园子是一处边境地区常见的非常简陋的街道，由于这天不是街子天，街面上看不到几个行人，简陋的街道配着简易的房子静静地蜷缩在崇山峻岭之间。东山区的区政府便在街道的一头，同样也很简陋。我轻步踏进区政府，区政府院子里那块并不宽敞的空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几辆摩托，一群穿着果敢同盟军军装的人坐在走廊上评头品足地开着会议。见我的到来，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便迎了出来，我递上特区政府开具的介绍信说明了来意，他便拿着介绍信恭恭敬敬地转交给一个身材比较魁梧的干部，并告诉我，这位便是东山区的区长何志强先生。何区长看完介绍信后，便客气地叫我到隔壁房间里休息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开各乡干部工作安排会议。
　　　　在休息的房间里，我看到床头的桌子上放着一些关于做人处世方面的书籍，我颇感意外，因为本地人几乎没有读书看报的概念。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房间的主人就是何区长的侄儿，一个刚从特区干部学校毕业的小兵。他介绍说，自己原来是初中毕业，在特区干部学校又学习了两年，前不久才毕业，平时喜欢看些书籍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看得出，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爱好学习的人，他留在案头上的字也写得不错。
　　　 闲着无聊，我便随意翻看一些杂志来打发时间。过了一个多钟头，他们的会议开完了，一个警卫过来告诉我，何区长叫我过去。与何区长做过交谈之后，他安排我跟随和平乡的曹国行副乡长去和平乡采访。由于曹副乡长刚学摩托没多久，他不敢载人，于是我这个曾经的“飙车王”便只好载着他去和平乡政府所在地文东街。
　　
　　
　　
　　　　此时正是收割甘蔗的时节，在通往文东街的那条泥土公路上，经常可看到喘着粗气满载着甘蔗的汽车扬尘而过，野地里到处可见到忙碌着的人们，公路两侧堆满了新割下来的甘蔗，连混杂着尘土的空气中都飘来了清甜的味道。
　　　　和平乡的乡政府座落在文东街街道中间的侧旁位置，乡政府是一个非常小的院子，办公的地方是三间小房间，只有一层楼。来到这里，他们同样是在开会，右侧的一个房间里坐满了十多个衣衫褴褛的与会人员。由于他们正在开会，我不方便打扰，便闲步到文东街上去悠一圈。文东街呈一字形排在这个叫芒弄坝的地方，街道并不长，整条街道大约只有四百米，几十户人家，街道上的房子都是清一色的简易房子，都只建有一层楼，屋顶上盖着铁皮。街上堆着一些杂七杂八的货物，绝大部分的商品都印着“中国制造”四个字。当天正是文东街的街子天，街上稀稀落落地行走着一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山民，一些小贩在那里讨价还价。就在这小小的街道上，还开着一个小小的赌馆，赌馆的走廊上摆着三个“公鸡宝”赌具，一个眉目清秀的小伙子摆着一张桌子在经营“猜字花”，一间弥漫着烟雾的房间里聚着一群人在那里吆三喝四地赌牌九，另一群人在打麻将。听人说，这里的老百姓因为穷，所以就想发点意外之财，哪怕身上只有一块两块钱，都要去赌一把。我在旁边就看到一些蓬头垢面打着赤脚的老头子老太太到猜字花处，花一两块钱买一注。猜字花是三十六种动物选一，如果赌中了则庄家一赔二十七。街道的最尽头是缅甸掸邦第一特区禁毒委员会新开的一个农场，叫新生康复农场，大门之上写着一副对联：“勤劳替种迎身心健康，杜绝毒品创绿色场园”。
　　　　深知乡政府的人员待遇很低，生活非常差，我便在一个肉摊上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一拽肉，然后交给一个正在做饭的小兵，让他煮着做中餐的菜。到了开饭的时候，乡政府的收割甘蔗动员会也开完了，那些村里的代表们便晃着泥腿子走了。杨文行乡长便邀请我去吃饭，在就餐的小屋里，乡政府的四个干部和几个小兵再加上我，围着一张七拼八凑的桌子，开了几瓶啤酒，大家便吃起来了。桌上的菜除了我买的肉之外，还有一碗酸巴菜和一碗山胡椒，肉是用一种叫香菜的野菜清煮的。虽然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可是乡里的干部都很客气，平常难得见到肉的小兵们也吃得很香。在饭桌边有一个满脸稚气的小兵，还未满十四岁，可是当兵的历史已有两年。听杨乡长说，这个小兵的家是骑马岭的，家里娃子多，顾不下去了，便送来当兵了。
　　
　　
　　
　　
　　
　　　　吃完了饭之后，我便要求去采访，杨乡长便叫两个小兵护送我去村寨里。一个小兵叫李老生，没读过书；另一个叫胡家华，读过五年书，是乡政府院子里读书最多的兵。胡家华帮我背起了背包走在前面带路，李老生则扛着一条五六式冲锋枪跟在后面。我们去的第一站就是文东街旁边的清水河组，当时已是下午，太阳变得像性格柔和的老妈妈，把斑斓的五彩缎铺在绿幽幽的坝子上，山谷里吹过一缕缕凉丝丝的风。我们走在阳光斑驳的林荫里，树梢不时朴棱地飞过几只野山鸟，身边偶尔经过一些蓬头跣足的山民。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清水河组架设的照明电线路是用竹杆代替电线杆的，而所用的外线全是一些带护套的室内用线，非常简单。
　　　　从我们身后走来一个拖儿带女的妇人，因为我的样子不像是当地人，她便好奇地问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李老生告诉她，我是总部派下来采访的，她的眼睛里便闪着惊喜的光芒。从当地人的心理上来分析，我的到来就是特区政府派下来关怀他们的。因此，在以后的这些天的采访过程中，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了非常好的礼遇，在当地山民的眼里，我仿佛就是古代京内派下来观民风、察民情的钦差大臣。李老生告诉我，这个妇女的家里也非常贫困，她的名字叫李小四。于是我们便跟着她去她家里采访。走过几条田埂便到了她家门前，那是一处非常简陋的房子，墙是用泥巴加稻草糊的，门是用竹片编的，门头上挂着一块画着符语的驱邪用的红布。屋顶上盖的东西是一些塑料纸和一些油毛毡，且多处破损得很严重。听到我们说话的声音，一个看上去老实巴交的男人从屋内走了出来，拿出几块木头就当是凳子给我们坐，我们便开始采访他，原来他就是这家的男主人，名叫朱老象，今年３５岁。家里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最大的孩子叫朱光海，是个男娃子，今年１０岁，在读一年级，是家里唯一上学的孩子，其他的孩子因为家庭困难，以至到了适龄年龄却没办法上学，将来能不能上学还是一个未知数。他们家没有种甘蔗，只有一点山地种了一点玉米，一年之中只有收获玉米的时候有两三个月口粮，其余的八九个月属缺粮期，全靠帮工赚点钱来购买粮食，帮工的薪酬最高为１０元每天。我问他有没有收到过救济粮，他说，在去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给过十五包大米，中国政府给过一包大米。
　　　　推开那扇会吱吱呀呀直叫唤的竹门，我进入他的房间，只见狭小的房间里放着几张暂且可称为“床”的东西，在四个床脚上用几根竹杆牵拉着，再在上面铺上竹片就成了床。床上铺了一点棉絮和几块破布，还有一些破旧的衣服，因为没地方放，也就堆放在床上，而这就是他们晚上用来睡觉的地方。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家的小娃子陆续回来了，我打开背包，给了朱老象一包烟，再给他们的孩子留下了一点糖果（在和平乡采访的这几天中，我给每一个采访过的家庭都送了一点糖果），其中有一个小娃，在我把糖果递给他的时候，还怯生生地望着我直发愣，直到李小四叫他接下，他才敢伸出手来接过糖果。他们接过糖果之后的表情，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是怎样的一种开怀。看到这些小娃们破烂的衣服，蓬头垢面的样子，以及那像小山兔一样怯生生的表情，我真为他们的困难生活感到难过，真是觉得“穷人家的孩子贱如犬”。
　　　　告别朱老象一家之后，我们走了一小段路，来到了姜小三的家。同样的破房子，同样的房间摆设如出一辙。我们到了她家时，她正在生火做晚饭，看到我们来了之后，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因为家里穷，没有凳子坐，只好让我们坐床上。姜小三今年三十七岁，与老公唐李发都是文盲。家里有四个孩子，都是男孩，老大唐龙贵已十四岁了，没有读过书，只有老二唐冬云在读二年级，今年十岁。家里只有一点山地种了一点玉米，最多可勉强维持半年生计，平时两夫妻都出去帮工，现在帮别人收割甘蔗为四毛钱一捆。因为没钱，家里连电都无法通上。她家最大的财产就是两头猪，等长大之后，一头猪可卖三四百元。这里喂猪是从不用粮食和饲料的，基本上是砍芭蕉树和一些野草来喂的，所以猪长得也不快，一头猪通常要养上一年多。看到她架在灶上的饭锅正冒着热气，我揭开锅盖一看，里面有一点大米混着其它的杂粮在一起煮着。我问她煮菜的时候放不放油，她说，除了自家杀猪留点油吃，其余时间基本上是不放油的，因为油贵买不起，煮菜的时候放点盐巴就行了。临走的时候，我捧了一捧糖果放在她家的竹床上，老二见了，动作非常麻利地扫了过去，用身子给压住了。另外三个孩子一拥而上，为了抢糖果而打起架来了。
　　从清水河组出来之后，我们便动身前往大旧寨（李老生的家就在这个寨子里）。在一处看不见人烟的山谷里，见李老生扛着那条五六式冲锋枪很是意气风发，我一时兴起，便要他让我开几枪试试，因为我从未开过枪。他便递过那条枪给我，我对着远处一棵枯树开了一枪。第一枪竟是一颗臭弹，他便把臭弹松了出来，再递给我。我开了第二枪，这一枪打响了，可惜没有打中那棵枯树。因为山谷里很幽静，再加上回音，枪声显得特别尖锐，跟电影里听到的那种借助道具做出来的枪声完全是两码事。由于该枪的设计比较合理，所以开枪时的后冲力不是很大。
　　　　我发现马路旁边的树枝上套着一件苗族女子的衣服，我便问李老生，为什么这件苗衣会挂在树上。他便告诉了我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在邻近的道水乡，一个苗族女子因为丈夫去世，又要抚养两个孩子，家里生活非常困难，便做了一件坏事，把寨子里的一个堂嫂拐卖给人贩子了。那个堂嫂的丈夫在悲痛之余，便恶从胆边生，把她给“放江”了。我问李老生：“放江是什么意思呀？”当他把答案告诉我之后，我便瞠目结舌了：原来“放江”就是把人砸晕，再扔到河里淹死，跟电视里看到的“浸猪笼”差不多。而为了提醒和警示世人，那寨子里的人便把被拐卖妇女所穿的衣服拿出来到处挂，以作宣传之用。听当地人说，由于当地生活困难，有些中国来的不法之徒便以介绍对象或是结婚的名义到此处拐卖人口，经常可听到一些人家骨肉分离的悲惨故事。
　　　　前面的小路上出现一群赶牛的娃子，此起彼伏的铜铃声像风铃一样清脆地从山头上传来，尽管我加快了脚步，可还是没能赶上他们，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远，他们消失在一个弯道上。到了李老生家的甘蔗地边，他从路边的甘蔗堆上折了一根甘蔗，我们三个便咀嚼着甘蔗往大旧寨赶。又走了一段上坡路，终于到了大旧寨，大旧寨是一个没有通上电力的村寨，全寨有七十多户人家。在一个破旧的窝棚前，五十多岁的王老元刚从地里回来，与老婆罗小改正在房前休息，他们仅有的一个两岁大的儿子在地上玩着树枝和泥巴。听说我们是来采访的，他很客气地搬来了一条小板凳，我给了他一包烟，他客套了几句收下了。他家的情况也是相当困难的，没有水田，只种了一点旱稻，全年有七八个月甚至十个月会出现粮荒，因为无地可种，只好出外帮工赚点生活费。我问他为什么五十岁了儿子还这么小，他叹了一口气告诉我，在现在这个儿子之前，他还生了五个小娃，都因为生病而没有带活。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三头猪，煮菜的时候从不放油。他还说，在最困难的时候，政府给了一点粮食，才使全家勉强度过了饥荒。我给了他的小儿子一把糖果，那小家伙把糖果塞进口袋之后，还向我伸出黑乎乎的小手，我只好又给了他一把糖果。见此情景，王老元夫妇在一旁憨笑着。
　　　　告别王老元一家，右边的一个小土坡上有一处破烂的房子，一个头上缠着黑布的老奶奶愁容满面地坐在自己家门口。李老生告诉我，这个老奶奶的家也非常困难，于是我们便去她家了解情况。听说政府派人下来采访了，老奶奶便从屋里叫出了一个老头子。我们便坐在他家门口的一根木头上采访，我递给这个名叫王三的老头子一包烟，他憨笑着收下了。我问他家的生活情况，他点燃了一枝烟，吐出一个烟圈介绍说，自己原来生了三个儿子，只有大儿子娶了媳妇，后来媳妇和三个儿子都生病死掉了，现在家里还有两个孙子，大孙子叫王老重，是个文盲，今年３０岁了，还没有结婚，现在正在生病，由于没有钱治，只好硬挺着。小孙子叫王老喜，也是个文盲，现在２０岁了。家里只有一点山地种了一点玉米，全年都难以吃上几顿饱饭，全靠出外帮工赚点钱来买大米，家里最值钱的就是养着的那一头牛。正说着的时候，他的大孙子从里屋走了出来，一脸菜色，满面病容，看来病得不轻。在我们交谈的时候，许金凤老奶奶一直紧锁着愁眉，蹲在地上一脸忧色。我叫李老生给了她一捧糖果，她伸出黑松树皮一样的双手颤巍巍地收下了。
　　　　辞过王三一家，我们来到了杨小四的家。这个时候村子里有些人围上来了，站在我们周围，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村里的人生活得实在太困难了，一样都没有。杨小四刚从外面帮工回来，一身的汗水，满头的草屑。她是一个寡妇，今年３３岁，也是个文盲，长着一副男人一样壮实的身材。她的老公罗老大因为吸毒死了，留下三个儿子让她一个女人家抚养着。最大的儿子罗新华１１岁了，才读一年级，二儿子罗新伟１０岁了，却还没有上学，三儿子才五岁。家里也只是种了一点玉米，打下来的玉米只够换三个月的口粮，全靠她出外帮工赚点钱来支撑这个岌岌可危的家。而这里帮工的薪酬是非常低的，一般是七八块钱一天，好的时候可以拿十块钱一天。在２００６年９月份的时候，政府给过她家一包半米。由于山里人卫生条件和营养条件都非常差，所以她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正在生病，无钱医治，只好硬熬着。我提出要去看看她生病的儿子，由于当时天已微黑，她便从邻居家里借来了一个手电筒，我弯着腰钻进了她家中间的屋子，打着电筒朝床上照去，一个孩子下意识地用手挡住照向他的手电光，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只见他满头是汗，脸色潮红，可能正发着高烧。我再转到另一间屋子，那破烂的被子里同样裹着一个正在发着高烧的孩子，我看到被子里他那瘦弱的身躯在微微地颤抖着。看到这个家庭这种凄苦的场景，我的心里就像那两个发高烧的孩子一样难受。我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因为体质很弱，营养条件差，所以也经常得病，也常常是这样苦熬着。我叹了一口气，从钱包里拿出一百块钱塞到杨小四手里，叫她给两个孩子去看医生，别耽误了治疗。在手电筒那微弱的灯光中，我看到杨小四脸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常感激却又非常木愣的表情，她一时竟变得无所适从，接着钱的双手激动得一抖一抖的。我再叫李老生捧了一大捧糖果放在她家的那张破桌子上。我是一个小人物，无钱无势，在这充满痛苦的扪心自问中，我所能做到的只有这些微不足道的举措。
　　　　走过一条羊肠小道，我们来到了米巧云的家里，我坐在他家门前的石头上，打开了采访本。米巧云今年２９岁，从未上过学，是家里的老三。他有一个老妈妈，今年５８岁。有一个弟弟米老五，今年１７岁，因为现在正是收割甘蔗的季节，米老五在外面帮工还没有回来。家里还有一个３２岁的姐姐，是个智障患者。全家就靠米巧云承担起支撑家庭的重任，而他却因为困难还没有结婚。他家也只是种了一点玉米，没有地种甘蔗，一年的收成只够吃两三个月，就靠他与弟弟出外帮工赚点钱换大米勉强度日。讲到这些的时候，他双手紧抱着头蹲在地上，头低垂着，几乎埋到胯下去了。我递给他一包烟，他讪笑着收下了。李老生再给他的老妈妈捧了一捧糖果，那老妈妈一脸高兴地接下了。
　　　　再爬上一个小山坡，到了一个破烂的窝棚前。李老生告诉我，这个窝棚里原来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因为生活不下去了，现在到老街捡垃圾去了。听着这些让人感到心酸的故事，我的心头就像是塞了一跎棉花一样难受。我们转过身去采访另一户人家，这个时候天完全黑下来了，李正卫从房子里走了出来，他拿来了几个小凳子，我把包挂在他家门口的树上，开始询问他家的情况。他告诉我，他今年３０岁了，是个文盲，妻子张正花今年２８岁了，也是个文盲。现在家里还有两个老人。他家里只种了一点玉米，没有甘蔗，口粮只够吃一个多月，吃的大米全靠帮工赚钱去买，常常无法吃饱。由于天色已很黑了，我们便结束了对他的采访，照例给了他家一点糖果和一包烟，然后我们去李老生家串一下门。
　　　　李老生的家建在山的半坡上，也是一处比较简陋的房子。看到来了客人，他爸爸李发财赶紧搬来了几条凳子，他妈妈从家里拿出一盏煤油灯点着放在走廊上。李发财是一个憨厚的山里汉子，今年４７岁，文盲。他的老婆大他一岁，也没有进过学校门。大儿子已经分家了，老二就是李老生，老三李老富，今年１９岁，在家里干农活。大女儿李老花今年１６岁了，这天刚好去杨龙寨走亲戚去了。最小的女儿李小改今年１０岁，现在正在读一年级，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李小改是一个很乖巧的小女孩，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低着头在咬着指甲。李发财说这里学校的老师是中国来的，教孩子们识字，还教唱歌。我便要李小改唱一首老师教过的歌给我听，她忸怩着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个时候，李老生的妈妈把泡好的野山茶端出来了，我们便就着昏黄的灯光喝茶聊天。他说到前些年种大烟的时候，日子虽然难过，但是比现在要好一点，不过，由于中国的帮助，现在很多人家里种上了甘蔗，日子相对要好过一些，没有地种甘蔗的人家则朝不保夕，幸好寨子里穷人帮穷人，哪家没米下锅了，还能到另一家去借点米，等帮工赚钱换了点大米的时候再还上。说到这些的时候，他感慨万千。等离开的时候，我把剩下的一些糖果和几包卡崩烟送给了他。胡家华女朋友的家就在大旧寨，晚饭是在他女朋友家里吃的，她家的条件在大旧寨算是上等人家了，因为家庭粮食够吃，很少出现粮荒。
　　离开大旧寨的时候，天上已是繁星满天，山里的夜静悄悄的，偶尔听到山头上传来猫头鹰那凄厉的哭叫声。回到和平乡政府的时候，已是中国时间晚上十点多了。一个小兵为我打好了洗澡水，我洗好澡之后便到杨乡长的办公室兼卧室聊天，除曹副乡长回去了之外，其他三位干部都在办公室里。杨乡长告诉我，自从禁种大烟之后，山民们的生活就一下子跌到最低坡了，幸好中国政府给过很多帮助，让坝子上的老百姓种上了甘蔗，南伞的糖厂到这里收甘蔗最低保护价是１６５元/吨，一亩地平均可产三点五吨甘蔗，所以坝子上只要有地种的人家都还能混个半饱。而没有地的人家和那些山沟里不通公路的地方就惨了，过的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因为地方上穷苦的人太多了，他这个乡长也很难当。乡政府除杨文行外还有三个干部，两个副乡长邓家泽、曹国行，还有一个文书普国荣，其中曹国行是崩龙族的，五十一岁。虽然是干部，但是他们的待遇也跟乡政府的士兵一样，连生活费和零花钱在内，只有九十块钱一个月。他们管着乡里的一切事务，包括治安在内。看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也诚切地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够过得更美好，让那些贫穷和痛苦远离这些苦难的人民。
　　　　正说着这些的时候，杨乡长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举报街上的赌馆里有一个人吸毒，是中山村人。杨乡长放下电话之后，便马上和普国荣换了一身军装，每人别了一枝手枪便匆匆出门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小兵已把饭菜煮好了，我洗漱完毕便与他们一起吃早餐。餐桌上的菜很简单，一碗包菜，一碗香菜，一碗酸菜，一碗山胡椒。我问杨乡长那个吸毒的人抓着了没有，他说抓着了，现在已送到新生康复农场改造去了。我说：“这里的老百姓这么穷，哪还有钱吸毒呀？”他说：“这人一吸毒呀就不管家了，帮工赚了点钱就拿去吸了，哪怕是把家里一只鸡卖了都会拿去吸掉，简直就是社会的祸害，家庭的灾难。”
　　　　吃完了饭之后，杨乡长便派胡家华陪我去骑马岭采访那里的苗人生活的情况。我到街上的商店里买了两袋糖果、一条烟和两大瓶水就出发了。刚走出街口，就遇见了一辆去大旧寨方向拉甘蔗的汽车，胡家华跟司机很熟，便把车拦下了，让他载我们一程。司机叫李小林，三十四岁，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家在云南施甸，帮南伞糖厂拉甘蔗已有好几年了。他开车的技术非常好，在狭窄的山路上飞一般地驰骋着。
　　　　到了去骑马岭的山路边，我们下了车，穿过一段甘蔗地，我们开始爬山。那是一条非常陡峭的山路，窄得仅能容下一只脚掌，呈“之”字型往几乎垂直的峭壁上延伸。仰头一望前方的路，简直就像登天梯。我背着包喘着粗气往上爬，才爬上去一百多米，就挥汗如雨、面色苍白了，于是就与胡家华在一处树荫下憩息，后面来了一个扛着纸箱的小伙子很快就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消失在蓝天与大山相接的地方。喝了几口水，我在山路上捡了一根结实的玉米杆作“第三只脚”，挣扎着继续往上爬。一路上不断地遇到从山上往山下赶路的山民，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面色焦黑的。大约爬到一半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啦，便坐在树荫下气喘如牛地对胡家华说：“太难受了，我会死了！”胡家华这时也累得满头是汗，喘着粗气，他见我这副穷途末路的样子，便在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把手里的水瓶递给我，然后帮我背起了那个沉重的背包。
　　　　经过一番垂死挣扎，终于挨到了山路的顶端，那里有一个用几根木头撑起的小凉亭，里面有两个苗族的老妇人和一个小女孩在休息，我们便在里面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其中有一个老妇人会讲汉话，便问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说是政府派来采访这里老百姓生存状况的。她一脸无奈地说：“太困难了，肚子都吃不饱。”她告诉我们，寨子里以前种大烟的时候，还能吃饱饭，这个小凉亭就是当时收大烟膏的时候盖的，当时这里一到收大烟膏的时候，凉亭里就热闹起来了。现在不种大烟了，这里就没人来了，山上种其它的庄稼又没有什么收成。她还告诉我，旁边的那个小女孩便是她的儿媳妇，今年十四岁。我打开背包送给她们一些糖果，她们还客气着不肯接受，胡家华便劝着她们收下了。
　　　　走过一小段下坡路，我发现这山里有几处景色非常好，真是险峰出奇景，便用相机把它定格了下来。正在我感叹于这大自然所塑造的奇观的时候，一个拿着弓的苗族老爹爹笑眯眯地走了过来，我便送给他一包烟，他又笑眯眯地接下了，然后还要我给他照了一张相。我刚开始以为他手里的那张弓是射箭用的，他告诉我，弓是赶牛时用来打牛的。在果敢地区，苗族也称自己为白族，但是跟云南大理的白族是不一样的，他们其实是苗族中的一个支系——白苗族。
　　　　继续朝山下走，半山坡下出现了几处小房子，胡家华告诉我，其中有一处是这里的小学校，叫果团小学。我万万没想到这世外桃源式的地方还有一所小学，便决定进去看一看。一个年轻的老师正在上课，所上的课文是《劳动最有滋味》。我们走到教室门边的时候，那个年轻的老师冲我们友善地点了点头，然后放下课本走了出来，我们说明了来意，他显得非常高兴。然后我们进了教室，我随便拍了几张孩子们正在上课的照片。可能是凉风习习的缘故，一个小孩子睡觉也在读书。老师便走了过来推了一下他，惊醒了他的美梦，他惺松着双眼打量着我这张陌生的面孔。拍完照后，我说要给这里的孩子发点糖，那个年轻的老师笑着应允了，我便给每个孩子发了两颗奶糖和两颗水果糖。由于怕耽误师生们的正常上课时间，我与那个老师约好下午放学之后再来采访他。
　　　　又走了一段下坡路之后，沿着一条哗哗翻着白浪的小溪往前走，意外地发现这个近乎原始社会生活的地方还有两个古老的舂谷用的水碓，水碓是用一根大树做的，一头垂直卡了个木杵，伸进了圆形的石槽里，石槽里放着谷子，另一头凿个长槽，从山上用楠竹片引水流到槽里，大树的中间有个支点。当槽里的水满到一定程度时，便把水槽这一头压下去了，水泻完之后，这头的重量变轻了，于是那一头便会掉下去把石槽里的谷子给舂了一下。如此反复，谷子便会舂成米。
　　　　在这条小溪上，有一棵古树倒了下来便成了一座天然的独木桥，旁边还有一棵大树直指蓝天。在小溪旁边的一个小坡上，有几个苗人正在洗衣服，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子在织她们穿的民族服装。长长的粗白布摆在山坡上，这就是她们用来做衣服的底料，然后再在上面绣上各种图案。据寨子里的人说，由于是纯手工制作，她们一般一年才织一套。沿着一条小路往上走，进入了苗人的寨子，有两个女子正踏着脚碓（果敢地区把脚碓叫做栏碓）在舂米，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大概正是十七八岁的妙龄，长得非常标致，身段也很婀娜，上身穿着一件水红色的衣服，下半身穿一条麻黄色的裤子，在这些苗人当中显得非常扎眼。另一个女孩子是一个侏儒，穿着苗人的民族服装。我们的到来令这些苗人感到非常惊奇，仿佛我是一个“天外来客”。听他们说，因为大山的阻隔，从来没有人到这里采访过，我是第一位。一群穿着民族服装的小孩子围拢了过来，他们像在动物园看大熊猫一样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因为大人忙着做农活，所以小孩子们便像野地里的小草一样任其自生自灭，他们身上都特别脏。只见其中一个小女娃子头上的头巾围得像是长了一只角的独角兽，我就用手摸了摸她尖尖的“角”，其余的小孩子便哄然大笑。我给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发了一点糖果，他们非常高兴，其中有一个小孩子拿着糖果没地方可放，就直接把它塞到裤裆里了。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忍俊不禁。一个老奶奶对我说着苗语，我听不明白，便给了她一捧糖，她非常开心地收下了。我递给那个侏儒女孩子一把糖果，她像孩子一样无邪地笑了一下接过了。当我捧了一捧糖果给那个很标致的女孩子时，她并不伸手来接，只是睁着明亮的大眼睛看着我，眸子里就像是盛着一泓清澈的山泉，这种眼神里透着一股没有经过任何环境污染的清纯。后来一个中年男人对她说了一句苗语，她才伸手接过糖果，转身轻步闪进一间屋子里去了。
　　　　胡家华用果敢地方方言询问一个苗汉：“村长的家在哪里？”这个苗汉会讲果敢地方方言，便指着旁边一间屋子告诉我们，那就是村长的家。我们便去了村长家，可是村长到老街去了，一个副村长的独生儿子小林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注意到他家的墙上挂着一把打猎用的鸟铳，乌黑的长长的枪管，枪身是茶色的。还有一把看起来很轻巧的苗刀挂在另一边墙上，刀鞘是用竹子削成的，上面系了几道红红的带子。我走过去，把刀给拔了出来，只见刀锋经过精细的打磨，刀刃雪亮雪亮的，显然铸刀用的钢材很不错。小林给我们各沏了一杯茶水，然后就去叫另一个副村长了。
　　　　茶喝到一半的时候，副村长桃小贵来了。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山里汉子，瘦小的个子，右手齐手腕处断掉了，穿着也非常破旧。他对我们的来访表现得非常热情，伸出左手与我们握了握手便介绍村里的情况。显然他把我当成了特区政府的一个官员，而我的到来就是给这个原始偏僻的山寨带来了政府的问候和关怀，这些山民都是很感性的人，他们把感激的心情写在脸上。
　　　　与桃小贵聊了一会儿，他便带我去采访。由于大部分山民都出去劳动了，因此在家的人并不多。举目望去，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窝棚，屋顶上都是清一色的盖着茅草，连墙体基本上都是用竹蔑条扎的，仅够避风雨而已，有的甚至不能遮蔽风雨。桃小贵指着路边小土坡上的一处窝棚告诉我，那一户人家的男主人得病死了，家里有几个娃子，经常为吃饭的问题发愁。因为女主人出外劳动去了，无法采访。我看到那家有一个小娃子在那窝棚处迎风而立，便叫胡家华送了一捧糖果上去，那小孩子呆呆地接过了糖果，眼神显得非常呆滞笨拙。窝棚里又钻出了一个光溜着身子的小男孩，身上脏兮兮的，流着鼻涕，我叫胡家华又给了他一小捧糖果，他伸出黑乎乎的小手接过了。
　　　　因为给过糖果的缘故，苗寨里的小家伙们便像甩不掉的尾巴跟在我身后，我被他们簇拥着就像一个儿童团长。又走过几家，都没有大人在家。我们到了一个破旧的窝棚旁边，一个穿着苗装的女人坐在门口休息，身上一身汗水和一身尘土，看来是刚从地里回来。她的身边坐着几个小娃，都穿着苗家自己织的衣服，同样的脏，就像灰堆里扒出的小豆豆。我弯着腰进了她家的屋子，询问她家生活的情况。她叫杨小记，三十七岁的女人在我们家乡正当是青春年华，而三十七岁的她就显得很苍老了，脸上满是风雨摧击过后的沧桑。因为长期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营养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又差，因此这里的人都显得非常苍老，单从外貌上来看，远远超过他们的真实年龄。她家有两个老人，老公叫张迎财，比她还小五岁，下面还有四个小孩，三女一男，大的是个女孩，已经十二岁了，却从未上过学，只有老二张小东（男孩）在读二年级。家里只是种了一点玉米和一点点稻谷，全年勉强够吃。我看到她家里挂着一个葡萄糖的输液瓶，便问她是不是有医生来过这里帮她家人治病。她告诉我，是她前不久病了，到文东街去配了一瓶液体回来输的，花了三十块钱。因为骑马岭没有医疗诊所，如果寨子里有人生病了，就去文东街配点药回来，或者干脆就硬熬着。由于没有医生在场，我真担心他们这种“自助式”的医疗会不会出现药物过敏之类的事，那就相当危险了。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的限制，他们的生命就像野地里的草芥一样，听天由命。很多人不幸早逝，正如一首诗所说的那样：“人见白头嗔，我见白头喜。多少少年亡，不到白头死。”因此这里的寡妇和孤儿的比例相当高，而当地死一个人就像死了一只鸡或是一只鸭一样司空见惯，我在这里痛苦地感受到生命价值之轻。
　　　　辞过杨小记一家后，我们到了副村长桃小贵的家，因为他是一个残疾人，家庭缺失主心骨，那就更不像一个家了。房子是小小的窝棚，几块竹片架在一起就算是床了，床上是几块破布，既作被子，又作床单。因为很多劳动他无法做，所以他的女人王小该出去干农活去了，他则在家带孩子和干点家务。家里有四个孩子，二男二女，大的叫桃小鸭，是个男孩，十一岁了，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法上学。只是在山后的江边种了一点玉米，收成只够吃五个月左右的粮食。缺粮的时候，就把家里养的猪和鸡等拿出去卖了，有时出外帮工赚点钱，以换来大米。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前年和去年给他们家发过一点粮食。面对这个贫穷的家庭，他也显得非常无奈，只能双眼望天，熬一天是一天。
　　　　从桃小贵家出来，有一户人家的草棚上晒着十多个冬瓜，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小娃站在房前。看到我们的到来，他放下小娃，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坐。这个男人叫王顺，５１岁。他的老婆熊小庵在外面干农活还没有回来，他的儿子王召林今年二十五岁了，娶了个媳妇王小大，生有一子一女。王顺还有一个女儿叫王小双，今年十四岁，现在在读三年级，还有一个儿子王小良，七岁，没有入学。家里种了一点旱稻和玉米，没有水田，自家打的粮食只够吃八个月左右。其余就靠帮工和养点猪、鸡，以换点钱来买大米吃。看看他家里，也是一样的贫穷，一样的破烂。我给了他一包烟和一些糖果，便告别了他。桃小贵告诉我，在王顺家旁边有一个七十多岁的五保户老奶奶，孤身一人，还得上山去种地。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她上山干活去了，只有拴在家门口的那一条凶恶的狗在拒绝我们的接近。
　　　　到了王小崩的家，王小崩正在锯木头，看到我们来了，他放下手里正在做着的木工活，打开家门，邀请我们坐。王小崩今年三十七岁，媳妇张小梭三十六岁，生有二男二女。最大的是个男孩，叫王小进，１６岁了，没有进过学校门。大女儿王小香１４岁，也没有读过书。只有二儿子王静云在读四年级。还有一个女儿王小怀，今年十岁了，也没有读书。王小崩家里有一点水田，种了一点水稻，还有一点山地种了玉米。收成下来也只够吃上四个月，我到他家的时候，正是他们家的粮荒时期，他正在为糊那几张口而发愁。据他说，没粮食吃的时候，便会把家里养的猪和鸡卖了，再加上帮工赚点钱，以便把日子混下去。如果家里有人生病了，根本就不会去治，也没钱去治，那就只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了。
　　　　从王小崩家里出来之后，我便要去刚进寨时看到的那个标致的小姑娘家看看，因为在这贫困的山寨里，只有她的那身衣服还算鲜亮。桃小贵便带着我爬上一个小山坡，就到了她的家，已经舂好米的她正在织苗服。看到我们来了之后，她显得很害羞，抱着手里的东西便要开溜，桃小贵叫住了她，她只好低着头含羞答答地过来了。她的名字叫杨小该，今年１７岁，没有读过书，是家里的老三。她的父亲便是果团小学的校长，叫杨小林，今年４２岁，是个文盲。这里的校长跟我们平时接触的校长是两回事，他们只是挂上一个校长的职务，除了负责掌管学校经济和发放老师工资之外，并不参与学校教学活动，其目的仅仅是促成学校工作能够正常开展下去。杨小林的老婆也是苗族人，今年４４岁，也是个文盲。大女儿杨小青今年２４岁了，是个侏儒。二女儿已嫁人，大儿子杨进宝十九岁，是个文盲。二儿子杨光德１４岁，读过五年书，现在在部队服役。三儿子杨光桥１２岁，现在在果团小学读四年级。还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十岁和七岁，尚未入学。我问她家的生活好不好，她告诉我，家里种了一点玉米和水稻，以前还能填饱肚子，但是因为收成不好，今年将无法维持温饱。看到她身上的那套衣服，我便询问她，她告诉我，衣服是今年过年的时候买的，总共花了三十五块钱。而就是这套仅仅花了三十五块钱从山外买来的衣服，在这个叫骑马岭的山寨里竟然显得非常非常抢眼，我几乎可断定是这个寨子里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服装了。
　　　　正当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小林来叫我们吃饭了。于是我们便到小林的家里去吃中餐，由于来的时候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此时也确实有点饥肠辘辘了。中餐的桌上，有一碗他家自己薰制的火腿，还有两小碗鸡蛋煮粉丝。看得出，这是招待贵宾时才会拿出来的菜肴。小林还端来了一瓶米酒，我因为不喝酒，便客气地谢绝了。他便给桃小贵倒了一小碗，同桌的还有一个村子里的小伙子，也喝了一小碗。吃完了饭，天上竟下起大雨来，看看雨中，一处处茅棚在雷声中颤栗着，此时又该有许多家的茅棚漏水了。在这个苗人的小寨里，所看到的生活跟原始社会几无两样，住在破窝棚中的他们跟穴居的原始人没有什么区别。我所能看到跟现代文明挂上勾的工具，就是杨小该家的那台缝纫机和村长家的那台柴油碾米机。想想我们从山外爬进来的那条天梯式的路，我问他们是怎么把笨重的柴油机弄进来的，他们告诉我，是派了十多个壮汉，分成几个梯队，从山外一步一步地挪进来的。在外界高速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他们却连厕所都没有，如果内急，就找一个关牲畜的圈子或者稍隐蔽的地方解决。在这很少有人问津的大山里，他们就如同生活在人间的孤岛上，而这些苦难的人们便是那漂流到此的鲁宾逊。
　　　　在小林家休憩到雨停了之后，太阳又钻了出来，雨后的骑马岭被洗得光鲜亮丽，青翠的山头上还挂上了一道七彩的虹桥。我们与这些善良的苗人告别之后，看看时间，便去果团小学采访。路上遇到了一群挎着自制的书包的学生，他们看到我都友善地带着含羞的笑意。
　　　　到了果团小学，我们找到了在这里教书的老师。他的名字叫杨冬浩，１９８０年生，老家是缅甸眉苗人，但是在中国读书长大，读过高二。他已结婚，老婆就在老街的岳父母家里。今年三月份来此任教，一年只有三千元的工资，吃饭要自己做，村里有时稍微供点伙食，送点菜或者米。他给我们各沏了一杯茶，然后告诉我们，这所小学已开办五年，是村里人自发组织开办的“民办小学”。现有在校生３６人，他一个老师教六个年级，其中一年级１８人，二年级４人，三年级７人，四年级４人，五年级１人，六年级２人。一天上６个小时的课，早上是缅时６点到８点，中午是缅时１０点到１２点，下午是缅时１点到３点。由于一个人教六个年级的课程，他便把学生分成方向相反的两组，教室两头各挂一块黑板，他教一头的学生，另一头则由高年级的学生代为教低年级一些基础知识。如此下来，仍是辛苦得很。由于看到我是总部派下来的人，他满怀希冀地托我告诉政府，希望能够给予一点经济上的帮助，因为他一个月连生活费在内才二百五十块钱，实在是没办法维持下去。
　　　　就在这间容纳六个年级的教室里，我看到的那些课桌和凳子都是破破烂烂的，而为了节省材料，就把两截木头埋在地里，上面再加一块木板就成了学生坐的凳子，所以凳子是不可移动的。这里的教学条件之恶劣，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破屋子，烂台子，里面坐着一群泥孩子。”学校下边有一块空地，支了一个排球网，就成了学生体育锻炼的操场。在三十六个学生中，现在还有两个学生是寄宿的，因为他们的家较远，路上容易发生危险。如果是雨水多的季节，则寄宿的学生会多一些。我去看了学生住的地方，只是几块破板上放几块破布，就成了他们睡觉的床，而他们在住校时还得自己生火做饭。杨冬浩老师住的房子是借别人的，因为那户人家去了大水塘。我走进他住的地方，一间破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床上放着一个皮箱，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在床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块腊肉，而腊肉上却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蚂蚁。
　　　　正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邀请我们去他家串串，我们便来到了他的家。他家的房子就在学校旁边，也是一处低矮的破房子。他叫李老伟，今年３７岁，果敢族（根源是汉族）人，文盲。他的媳妇叫杨小凤，今年３５岁，也是个文盲。家里有四个孩子，大儿子李德诚，今年１３岁，在读六年级；二儿子李德全，１１岁，在读三年级；大女儿李德琴，８岁，在读一年级；二女儿李小芳，４岁。２００２年以前靠租人家的地种大烟，所以收入稍好。现在家里种了一点玉米，在山后的江边种了一点稻谷，粮食收成够吃半年。平时他们夫妇就到外面帮工，一般是８元/天，最高可拿１０元/天。我问他为什么不到老街或者是南伞去搞建筑，那样工资要高一些。他一听直摇头：“搞建筑的中国人都不要果敢人，我们想学建筑，又没人带我们去学。”我后来才了解到，由于这里的人几乎都是文盲，要学泥水工很困难，因此到这里来搞建筑的老板都宁愿从中国带建筑工人来，也不请果敢人。他又告诉我，他以前是住在西山区的，家里有兄弟五人，１９岁随父母搬来这里生活，已在此地生活了十八年了。他说自己是一个文盲，很多事做不成，懂得不识字的难处，所以他不想让后代再成为文盲。他是这个学校的创始人之一，为了村里办学，他与另外两个人全力要求办起来，做了其他人很多工作，经过很多困难，终于在骑马岭这个鸡不下蛋鸟不拉屎的地方盖起了一所学校。在这个村寨里，他家是小孩入学率最高的。我问他：“你收入这么低，怎么还会送孩子读书？”这个倔强的山里汉子告诉我，他哪怕就是不吃不喝，也要让孩子读上书，要在儿女这一代断了文盲的根。我被他的这种强烈的望子成龙的意志所感染，在临走的时候，我给了他小孩五十块钱买文具。
　　　　结束完果团小学的采访以后，太阳也渐渐西沉了，我们便打道回文东街。路经之处，骑马岭的山头上燃了几堆火，那是山民们垦荒的信号。在我肉眼所能看到的地方，哪怕是石头缝里，只要有一堆土，能够插得上一株庄稼，他们都开垦了。曾听朋友讲过一个贵州人的笑话：一个贵州人到了地里，把草帽一丢，就去数他家的地，数来数去，总是不对，总是少了一块地。后来他把草帽戴起来数，就数对了，哦，原来有一块地被他用草帽给盖住了。这个笑话说明贵州人为了开垦土地，哪怕只是丁点大的一小块地也不放过。如果拿这件事来形容骑马岭的村民，也是恰如其分的。可是尽管他们这样勤劳不辍，还是无法摆脱食不果腹的生活，一年之中有相当漫长的时间是在半饥半饿的状态中度过的，真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４月２１日，我在胡家华的陪同下去和平乡红星村采访，出发之前，我在文东街买了一条烟和四斤糖果。红星村是崩龙族聚居的村子，通上了公路和电力（但是有相当多的村民因为没有钱而用不起电），我们便租了一辆摩托前去。接客的摩托司机叫罗世强，听说我们是来采访的，便给我们推荐去东民小学旁边的几户人家采访，而他的家就在那里。到了东民小学的时候，由于是星期六，学校的老师与学生都放假了，我们便没有对学校进行采访。听罗世强说，因为贫穷的缘故，当地大部份的孩子都没办法上学。
　　　　说话间就到了罗世强的家门前，他的老婆陆小五正在打扫卫生，看到我们的到来，便放下了手中的活计，为我们搬来了几条破烂的一坐上去就会跳迪士高的凳子，并沏了几杯茶。罗世强本来是云南永德人，因为来果敢打工而结识了现在的妻子，最后决定在果敢定居。他家也没有田地，在很多时候是靠帮工赚生活费的。一个住在永德县的侄儿送了他一辆半旧的摩托，因此他还顺便在文东街接送一些客人。因为当地人一般是租不起摩托的，所以租乘他摩托的人不多，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可赚个三四百，生意不好的时候，可能连加油的钱都得想办法。他生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娃，大的有十二岁了，小的只有十岁，两个人都在读四年级。因为找不到什么钱，两个小孩入学的学费都还是欠着的。他说话的时候，是一脸的无奈，可是他还是对生活充满向往。他家的房子也是这个地方常见的那种用泥巴加稻草糊起来的破旧窝棚，走进他家内室，屋里除了两张破床，几乎没有什么像点样的家什，唯有摆在家门前的那辆半旧摩托是他最大的财产。
　　　　喝完了茶水之后，他带着我去他家旁边十多米远的一户人家采访。走到那户家门口的时候，一个看上去很憨厚的缅族汉子正站在更为破烂的竹棚前，从野地里刮过来的山风把他身上的笼基吹得一摆一摆的。他今年３１岁，老家在仰光附近的农村里，因为家庭困难，于１２年前来此处打工，后来遇上了一个果敢族的女子彭小怀，便结为夫妇。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汉文名字——杨安卫，并在此地定居了下来。同样的没有田地，全靠帮工维持生活，一般是６－８元每天，没有工可帮的时候，就只能饿肚子。因为来的时间很长了，他可以完全用汉语跟我交流了，但是语速还是很慢。我给了他一包烟，他很开心地收下了。然后我推开他的家门，里面也是破破烂烂的，狭窄的房间里有两张竹片架起来的床，一个小孩子正躺在床上睡觉。看着这个显得有点木讷内向的汉子，再看看他所面临的贫困无助，我的心里非常难受。虽然他跟我不同属一个民族，但是他也是娘生父母养的，不管任何朝代，任何地域，最受苦受难的永远都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
　　　　我跟他挥手告别，他很憨厚地笑了一下。然后我们去罗世强的另一个邻居祁世新家里看看，听罗世强说，祁世新今年四十岁，家里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十岁的女儿，也是没有田地，没有养牲畜，全靠帮工度日，连每个月五元钱的电费都缴不起，他们全家现在到南伞帮工去了，托罗世强一家照看着房子。
　　　　罗世强的老婆拿来钥匙打开了祁世新家的门，我弯着腰走了进去，房间里面有一股非常大的霉湿味。里面的房顶上都千疮百孔，为了避雨，在床的上面扯了一块胶纸，胶纸的中间还装着一捧从房顶上漏下来的雨水。
　　离开这里之后，我们去红星村崩龙族的寨子里采访。听罗世强介绍，生活在红星村的崩龙族的人头脑很简单，他们向果敢族的人借钱，如果到了规定的时间还不上的话，就只好把土地卖给了果敢族人，因此，这里大多数崩龙族的人连安身养命的土地都没有了，成了这块贫瘠土地上的“太空人”。到了崩龙族的寨子旁，我付了罗世强五元钱，然后就告别了他进入了崩龙族的寨子里。抬眼望去，都是一些树加茅草搭起来的“吊脚楼”，就像我们家乡搭戏台子一样，用十多根树支起一个平台，上面再建一个窝棚，门前还有一个供人晒太阳和休息的类似阳台一样的搭台，搭台旁边装了一架三四级高的小梯子供人上下。一个着崩龙族服装的老妇人坐在门前的搭台上，我们便上前向她问好，她听得懂汉话，便客气地请我们上去坐。我们拾级而上，她为我们搬来了几条小板凳，我便坐在那有点软绵绵的搭台上采访她家的情况。她朝屋内用崩龙族语言喊了几声，一个壮实的青年汉子走了出来，由于长期与果敢族的人呆在一起，崩龙族的男人大都不穿民族服装了。他叫杨胜，今年３１岁，没有读过书，是这个老妇人尧小三的儿子。
　　　　他很客气地递给我一枝那种最便宜的卡崩烟，因为我不抽烟，便客气地谢绝了。他给了胡家华一枝之后，便自个儿点了一枝烟跟我谈起了家里的情况。他家共有六口人，母亲尧小三今年５５岁了；媳妇金妹也是崩龙族的，今年２９岁；生了三个男娃子，大的已七岁，老二四岁，还有一个小的才一岁半。他们也是没有任何田地的漂泊一族，完全靠帮工过日子。我问他打算让小孩上学吗，他说到时候尽量想办法让小孩子能读一点书。他告诉我们，联合国前年给过他们家两袋大米。
　　　　我们走进他家房间里面的时候，他媳妇金妹抱着孩子在房间里喂饭，看见我们这些人，她有点羞涩地放下了碗走进了里间。这里的崩龙族是没有专用的厨房的，他们在屋中间的地方架一块稍低于地板的正方形木托盘，大致有二平方米大，上面糊着一层厚厚的泥巴隔火，然后就在上面生火做饭。杨胜指着旁边的一个袋子告诉我，家里就只有这些米了，吃完之后就得再去想办法了。看到那个瘪下去一半的袋子，我估计里面的余米大约也就是四五十斤了。虽然我是用非常同情的心态在打量着他们的贫穷，可是我仍看得出，他们在我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常自卑和脆弱的心理。
　　　　从杨胜家里出来之后，我们去下一家采访。在那户人家的门口，我们听到了屋里传出女人用崩龙族语言训斥孩子的声音。我轻声地叩了几下门，一个抱着娃子的女人走了出来，她很惊讶地看着我们。我们说明了来意，她便请我们进屋去看看。她家的房子是建在平地上的，不同于周围的那种“吊脚楼”，墙体是用泥土加稻草糊的，房顶上盖着厚厚的茅草。房屋的中间堆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里间摆着两张床，中间只留一条人勉强可以通过的通道。我从屋里出来后，坐在她家门口所摆放的那根枯树上打开了采访本，这个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他是这个女人的邻居，名叫尧二。因为她不太听得懂普通话，所以很多问题是尧二帮着回答的。她叫尧小大，今年３５岁，文盲。她的老公尧小兰，今年３６岁，也没有读过书。家里有三个娃子，大的是个男孩子，叫尧金良，１４岁，还没有入学，现在外面帮工，估计是没有上学的机会了。老二也是个男孩，叫尧小成，１２岁，也没有入学。老三是个女娃子，才一岁大。同样的是，她的家里也没有田和地，全靠帮工过活，就是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收到过救济粮。
　　　在我们采访的时候，寨子里的小孩子们围了过来，他们在保持二米距离的地方怯生生地看着我们。我便叫胡家华散了一些糖果给他们，他们很高兴地接过了，欢悦的表情像一只只快乐的小麻雀。采访完尧小大之后，我们便受尧二的邀请到他家去采访。他的家就在尧小大的隔壁，是一栋吊脚楼式的窝棚。进到他房子里的时候，一个男人蜷缩在被窝里。他告诉我，那是他的哥哥，来他家串门后生病了。我递给那男人一枝烟，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接过了，我又叫胡家华给他捧了一捧糖果，他苦笑了一下接过去了。
　　　　尧二今年五十岁，生活的长期不堪重负已让这个汉子感到非常疲惫。他的婆娘也叫尧小大（我在这个寨子里遇见好几个女人叫尧小大），今年４９岁。家里有一个１６岁的女儿，叫尧龙珍，是个文盲。只有大儿子尧忠强在读一年级，今年１２岁。还有一个小儿子，叫尧老成，今年３岁。他家也没有田和地，全靠帮工过日子，从未收过任何机构的救济粮。
　　　　从尧二家出来之后，天上已雷声阵阵，开始下一点小雨了，有一户人家正在抢修漏雨的房顶。尧二很友善地带着我们去了尧老生家，尧老生的家不是吊脚楼，是果敢地区随处可见的泥墙加茅草式窝棚。进到房间里面，尧老生的老婆和岳母正在生火做饭，弄得满屋子都是烟，我们便在他的床上坐下来。崩龙族的床一般都是那种矮矮的如坐榻一样的，很少见过长腿的床。尧老生今年２５岁，媳妇尧小二今年２０岁，都没有读过书。还有一个儿子尧正强，今年１１岁。我感到很惊讶，我问尧小二：“那你不是九岁就生孩子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尧老生十三岁就结婚了，这个孩子是他的前妻生的，后来前妻得病死了，他便再婚娶了尧小二为妻，尧小二也曾生过一个小娃，却因病不幸夭折。
　　　　我递给尧老生一盒烟，他讪笑着接了过去，点着了一枝。我问他生活过得好不好，他的岳母用非常凄苦的腔调说了一句：“一样……不有……”然后尧老生告诉我，他们家里也没有田和地，全靠帮工赚点钱买大米，去年曾收过二十多斤大米的救济粮。
　　　　在尧老生家采访的时候，天上雷声轰鸣，突降倾盆大雨，从他家的墙洞里朝外望去，这些崩龙族的茅棚只一瞬间就变得湿漉漉的了，像一只只落汤鸡，而风雨却仍在肆虐。这个时候，尧老生家的房顶开始漏水了，屋中间很快便湿了一大块，他们赶紧手忙脚乱地拿盆子和桶来装漏。采访完后，我给了尧小二一捧糖果，她笑着接过了，并马上要分一半给她的老妈，我止住了她，叫胡家华再给了她老妈一捧。
　　　　等到雨停歇了之后，我们从尧老生家里走了出来，室外的世界一片泥泞，空气变得非常新鲜。我们便去下一家采访，踏上小吊楼，黑屋子中间有一个着民族服装的老妈妈正坐在灶边的一根方木头上休息。看到我们进来，她用崩龙族的语言说了几句，从她的手势来看，大致是请我们坐的意思。我便在屋中间的一只小板凳上坐了下来，这个时候，尧老生夫妇也走了进来。在采访中我才得知，这个老妈妈名叫尧小大，今年５６岁，是尧老生的母亲，现在跟小儿子尧小老一起过。尧小老今年２０岁，娶过妻，可是妻子却跟着别人跑了。家里也没有田和地，他现在在外帮工，还没有回来。尧小大告诉我，政府曾给过她家二十多斤大米的救济。我去看了她储米用的袋子，里面只有半袋米了，大约四十斤，还有一袋玉米放在旁边。她告诉我，吃完了之后，就得想办法了。
　　　　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一个小孩子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细竹做的玩具，不时从里面射出一些什么东西，发出“啪、啪”的声音。我便叫他拿过来给我看一下，他告诉我，先把一粒植物结的籽用细竹杆推进去，然后再推进另一粒。由于推第二粒时，压缩了竹筒中的空气，第一粒子便被气压顶了出去。我如法做了一次，果然“啪”地射出了一粒籽。周围围观的人便齐声大笑了起来。我见这里的女人腰上都套着好几个竹蔑织成的圈圈，上面还缠着一些彩布，我便问她们是不是年龄越大，圈子越多。她们笑着告诉我，不是按年龄套圈子的，是随各人自己想套几个就套几个，没有一定的规矩。
　　　　从尧小大家出来之后，我们去尧老二家采访。尧老二今年２９岁，没有读过书。他家的房子也是竹条加泥巴墙混编的，上面照例是茅草覆盖。我们走进他家的时候，他正蹲在屋里的一根枯树上抽烟，看到我们进来了，他赶紧客气地搬来了一条小凳子。他的老婆王小花正在喂一个婴儿，见我们来了，便笑了一下，然后提了凳子坐到另一个角落去了。王小花今年２５岁，也没有上过学。他们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叫尧阿将，今年７岁了，还没有上学。二儿子叫尧老盼，今年５岁。大女儿叫尧阿青，今年２岁。二女儿尧小境还在襁褓中，只有几个月大。他们家也没有田和地，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帮工。我问他收过救济粮没有，他告诉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救济粮。看到王小花在奶孩子，我问尧老二小孩子有没有营养品吃，如奶粉之类的东西。他说，根本不可能有钱去买奶粉，只能喂人奶。
　　　　从尧老二家出来之后，我们去杨小英家采访。她家的房子也是那种非常破烂的茅草房，走廊上还晒着一些小孩子的尿片。我们走进她的房子，她正抱着孩子在灶前生火做饭。她没有穿民族服装，上身穿着短袖衬衫，下半身穿着一条橙色的笼基。待我们坐下来之后，她的男人尧桥星从邻居家回来了。尧桥星是一个长得非常帅气的小伙子，穿着看起来很整洁，是这个寨子里我所遇见的穿着最干净的人。他们夫妇都只有二十岁，都没有读过书。他们家也是没有田和地，唯一的收入也是帮工，也是没有钱买奶粉给小孩子吃。
　　　　看着屋外的天空又黑起来了，乌云与狂风在相互纠缠，我便草草结束了对杨小英家的采访，把剩下的糖果和一包烟给了尧桥星，他把烟放进了胸前的衣袋里，而把糖果分给了周围看热闹的小孩子。
　　　　从这个崩龙族的寨子里出来之后，我们赶紧往文东街赶，还只走到一半，天就下起了大雨，看看地里收甘蔗的人们，他们却还在风雨无阻地劳作着。等赶到和平乡政府的时候，我们已淋成了落汤鸡。雨停了之后，几个小兵开始在忙着做中饭，看到厨房里没有什么菜，我便去街上的一个商店里买了三十个鸡蛋、一瓶老干妈和一斤半当地人腌制的火腿。到了开饭的时候，由于一下子多了几道平时很难看见的好菜，这些小兵都吃得很香，很快就把饭锅里的饭吃得一干二净了。饭快吃完的时候，那个云南施甸的司机李小林来了，他告诉我们，由于泥土路面已被雨打湿，车子无法开出去了。他提来了一瓶烧酒，给我们都倒了一点，我在盛情难却之下也接受了半杯。李小林一杯酒下肚之后，话闸子便打开了。我与他聊起了这里的老百姓，他大喝了一口酒，重重地入下酒杯：“一个字——‘穷’！像我们吧，随便做个什么，一年都可赚个好几万，你看这里的老百姓，有力都没地方使，找钱非常困难。你说，在中国，十块钱一天谁还会给你干事，这里十块钱一天就是高工资了，还抢着做……没办法呀……不做就只有饿死……”说起他的见闻，他也感慨万千，深深同情这些老百姓。
　　　　４月２２日的上午，太阳出来了，明晃晃地照着这块云雾起浮的大地，潮湿的路面渐渐干了。由于胡家华有事出去了，我正为找不到向导发愁，李老生知道了，便自告奋勇地要求带我去中山村采访。我们正在街上商店里买糖果和烟的时候，一个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你在这里呀！”我一看，原来是张小国，他是中山村的，以前在总部当过兵，后来退伍回去了。他乡遇故知，我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他舅舅得了急病，刚送到文东街上来，找了一辆拖拉机送去老街看病。我问他要吃些什么，他挥手不要，我便拿了一瓶红牛给他，他拿着便急匆匆地走了。
　　　　李老生为我背起了那个背包在前面带路，我们便向中山村进发。一路上，这热带雨林的景色非常秀丽，有几处树木长在石头上，根却深深地扎进了石缝。看着那树木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命力，我不禁联想到生活在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人民，他们不也正如这树木一样吗？在仅能得到最低生活资源的情况下，顽强地生活着。
　　　　中山村是一个拥有一百多户居民的村子，人口主要为果敢族，已通了公路和架设了电力设施。我们进入村子后，路旁有几户人家，可是却都没有人在家。爬过一个山坡后，看到有几个人在一个小屋子前休息，我们便上前跟他们打招呼。在那休息的几个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愁容满面地坐在那里，因为他跟李老生是熟人，看到我们来了之后，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一个老妈妈为我们搬来了两条凳子，并为我们倒了两杯茶。我问他们生活情况如何，那个小伙子很是沮丧地说：“嗯……一样不有……”他叫段三，今年２１岁，还没有结婚，是个文盲。他的父亲段发财今年５２岁，母亲李小怀今年５１岁。他有一个弟弟叫段开成，今年１４岁，在读二年级，一个妹妹叫段开玲，１１岁，还没有入学。在我们采访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坐在旁边，头上包着一块头巾，看上去非常苍老，也是愁眉紧锁。段三告诉我们，他家只有一丁点山地种了玉米，今年还种了一点甘蔗，稍有点收成，其余时间就去帮工赚取一点生活费。以前他们还收过一点救济粮，但是从去年开始就没有收到过救济粮了。我看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痛楚，便问他是不是病了，他告诉我，他得了肾结石。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治，他很是悲伤地告诉我：“饭都不有吃，还治什么病？”跟大多数的本地人一样，他们得到病都是没有钱去治的，只好在家硬熬着。由于生活条件很差，他的家人体弱多病，几乎家里每个人都曾得过疟疾，在这里就叫“打摆子”。据胡家华说，他在去年就打过三个月的摆子。
　　　　我给了坐在走廊上的这些人每人一小捧糖果，然后去另一家采访。路上看到一个处非常低矮的小房子，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土地庙，由于这里的贫困，看来连神灵的处境都过得很狼狈。爬上一个长长的斜坡，就到了杨花的家。她家也是一个小小的破房子，屋顶上盖着铁皮。杨花今年３１岁，没有读过书。她还有一个公妈，叫李小四，今年５９岁，正帮她在照看孩子。她的汉子邓实金，今年３４岁。由于山里人大多早婚，她的大女儿已１４岁了，在读三年级；老二也是个女儿，１１岁，在读一年级；老三是个男孩，１０岁，在读二年级；老四和老五都是女孩子，分别是８岁和５岁，没有入学。她给我们倒了茶之后告诉我们，她家里种了四亩甘蔗地，平常就到外面去帮工，甘蔗收入换大米之后够吃三、四个月，家里现在最大的财产就是两头小猪。我问她有没有收过救济粮，她说从来没有收过，因为她家的情况在村里来讲，还不算“困难”。
　　　　离开她家之后，她带着我们去另一家采访，可那一家的人只剩一个九十多岁的瘦骨嶙峋的老太太在家，其余的人都上山干活去了。于是，我给叫李老生捧了一捧糖果给那个老太太，她伸出乌黑的像鸡爪一样干瘦的手接过了，表情显得非常呆滞，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犁沟。看着这垂暮的老人，一股苍凉感在我心中油然升起，我想起了庾信在《枯树赋》中所写的名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再回过头来，往一户看起来也是非常破烂的人家走去。当我们走到那户人家的竹篱边时，一只黑狗冲了出来，朝我们张牙舞爪，恶狠狠地狂吠。这时，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跑了过来，赶走了那只恶狗。另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子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背上还背着一个小孩。李老生问她大人在不在家，她笑着摇了摇头。我便叫李老生给了她们各一捧糖果，她们笑嘻嘻地接下了。
　　　　转过一片竹林，前面出现一户人家，房子非常破烂，屋顶上盖着破损了的油毛毡，房子的后面栽种着一片芭蕉树。一个妇女正在屋边洗着衣服，旁边还站着一个流鼻涕的小孩子。看到我们的到来，她用很惊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李老生告诉她，我们是来采访的。她便放下了正在洗着的衣服，甩干了手上的水，然后便打开了家门。我走进她的房间，里面有一股非常大的霉湿味，房顶上满布着星眼，床的上方挂着一块胶纸，胶纸上那乌黑的水渍还没有干。我出来后便在她家门前的凳子上坐下来，突然发现阶上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竹编的筐子，里面还坐着一个小孩子。见我注视着那个小孩子，这个叫李方菊的苦命女人告诉我，这个小孩子是她的长子，生下来就是个痴呆儿，都五六岁了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李老生捧了一捧糖果，她怀着感激的目光收下了，随后剥了一粒塞进那个痴呆儿的嘴里，痴呆儿发出很兴奋的但听起来有点恐怖的声音吮吸着糖果。问起她家的生活情况，她委屈得几乎要流泪了。她告诉我，她今年３３岁，生了一个痴呆儿子和一个三岁的女儿，上面还有两位老人要赡养，而老公李二又不争气，因为吸“四号”而被关起来有两个月了。家里只是种了一点玉米，但是几乎没有收成，只好她一个女人家到外面帮工赚点钱来换大米，日子只能饱一餐饿一餐地过。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曾给她家发过一点救济粮，现在家里只养了一群小鸡，希望长大后能卖点钱来买大米。生活的重担把这个女人折磨得不像人样了，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满是哀怨、悲苦、委屈和无助……
　　　　告别李方菊之后，我们去她隔壁采访。这一家的房屋是村里很少见到的瓦顶房，走廊上的摆设也还整洁，一个看起来很健壮的中年妇女正在房前晾衣服。我们在她家的走廊上坐了下来，她挂好了衣服之后便走了过来，给我们沏了两杯茶水。她叫王九妹，今年４６岁。她告诉我，以前她老公在世的时候，家境还可以。没想到老公在两年前因病去世了，现在家庭状况一落千丈，全靠她和两个儿子、一个儿媳维持着家庭。因为以前种大烟时家庭收入还可以，所以她的大儿子李老海（２５岁）读了五年的书，现在已结婚。二儿子李金锁２０岁了，曾读过三年的书。三儿子李金山１７岁了，曾读过四年的书。大女儿李金月１４岁了，正在读五年级。小女儿李小满１１岁，正在读三年级。她家今年种了十亩甘蔗地，在山头上种了一点玉米，还种了一点稻子，所以今年的粮荒稍减，还可以半饿半饱地过下去。她说，她最怕的就是家里人生病，因为生病了就要花钱。我们来的时候，她的儿媳因为生病看医生去了。
　　　　结束完王九妹家的采访之后，天又变得阴沉沉的了，这里的天气在这个季节里就像那容易翻脸的薄情寡义之人一样，说变就变了。看着那远处的山头上冒着的缕缕青烟，我们已无法再去跋涉和探索了。李老生把剩下的糖果给了路上走来的几个妇女，便要赶紧回去，他说天马上就要下大雨了，于是我们急步离开了中山村。
　　　　到了和平乡政府之后，我把东西收拾好，便与乡政府的人员告别，租了一辆摩托回老街。才到总部，豆大的雨点就哗啦啦地下起来了，回望远山，全笼罩在一片烟雨之中。
　　　　躺在自己的小房里，听着外面的风声雨声，我回忆起在和平乡采访的那些点点滴滴的片断，为他们的悲苦生活而伤怀。在那个贫苦的地方，我所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样不有！”如果转成普通话，那就是“一样都没有”。每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便感到被揪了一下。在那些贫苦村民的眼里，我的到来就是给他们带来了一根希望的稻草。每看到他们那悲苦的神情和贫困的环境，我只能哀其不幸，却不能怒其不争，因为他们也正在拼搏，在努力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