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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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德不在险“

吴起事魏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在一本专门讨论军事地理的著作中，对于地理因素在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中的地位，自然会将其单独突现出来，作专门的强调。但这很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地理决定论”的印象，似乎地理因素在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开始我们的探讨之前，我先引述吴起的这番话。归根结底，“在德不在险”。决定政治兴哀和军事成败的根本性因素是政治、军事本身上的积极进取，而不是地理因素。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山河，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
  
　　天下没有攻不破的险要。  
　　潼关虽险，毕竟项羽曾入之，曹操曾入之，刘裕曾入之，安史叛军亦曾入之。  
　　瞿塘虽险，毕竟岑彭曾入之，桓温曾入之，朱龄石曾入之，刘光义曾入之，汤和曾入之。  
　　剑阁虽险，毕竟邢峦曾入之，尉迟迥曾入之，郭崇韬曾入之，王全斌曾入之。  
　　长江虽险，毕竟晋师曾渡之，隋师曾渡之，宋师曾渡之，元师又曾渡之。
  
“险可恃而不可恃也。”中国古人对于地理险要与政治兴亡的关系其实已有了比较科学的态度。险之不可恃，是因为决定政治兴亡的自有更为根本的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勤修德政，自可怀敌附远，弥患于未萌。若不修德，则一舟之人尽为敌国。险之可恃，是在政治、军事上积极进取的前提下，因地设险，防患于未然。险之不可恃是在战略乃至政略层面上的，险之可恃是战术层面上的。

在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中，地理因素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为避免读音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形成“地理决定论”的印象，特于开篇垂悬下先贤的这一明训：“在德不在险”。这是本书所有讨论及所有结论的总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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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棋盘型军事地理格局

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其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不如。 [ 注：转引自《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集解 ]  —— 桓谭《新论》

　　中国古代军事地理格局乃是一种棋盘型格局。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中国的地域虽然辽阔，但在历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却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体上分布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上。  
　　这里所说的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历代战争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关系到天下的统一与分裂、关系到一朝一代的兴与衰，或者，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关系到中原政权的存与亡。  
　　古人惯讲“山川都会”。一般说来，在那些既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战略要地。  
　　几列东西向的山河与几列南北向的山河纵横交错，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国地势三级阶梯大体上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的一系列山脉——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转向鄂西、湘西山脉而接云贵高原——为中国的东、西部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南北之间也分出几个层次，其主要的分界线则为长江、黄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条山、大别山也起到了补充作用。  
　　这几列纵横交错的山河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地理单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间容量，外围有险要的山脉或者江河为之险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内外，既是这些地域内部流通的运输线，又将不同的区域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乃是区域之间战略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山脉和江河的战略意义各相同。山脉的意义重在阻隔，而贵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义重在流通，而贵在有据点可以扼守。  
　　一般说来，山地的断层地带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岭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于作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关中四塞、太行八陉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几条栈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为人力、物力运输的交通线。以江河作为险阻，还须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与干流的交汇处建立据点，以确保对这些江河的控制。如黄河的孟津和蒲津、长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颍口、涡口、泗口等处，便都伴随着重要军事据点的形成。  
　　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则易于在纷乱的局面中建立根据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积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则便于向外部投递力量，便于向外扩展，也便于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大都拥有这些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并不全是按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来划分，而是主要是考虑到它们在军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势的原因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们在历代战争中也的确显示出了它们作为一个个独立单元的地位。其中，关中主要是指陕西省的秦岭以北部分；汉中地区则因其相对独立，单独作为一个战略要地；东南主要是指江苏、安徽两省的中南部；中原则主要指河南。其它几地则基本上同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在称法上，关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称法，因为这种称法本身就极富战略色彩。  
　　在上述几大战略要地的外围，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于位置的关系，这些地域险要的山川固然保护了自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与外部的联系，妨碍了它对于全局的全面介入，因此在历代兴亡中，对于全局未能显示出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近代以后，中国的国防形势发生变化，它们在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  
　　在这个棋盘型格局中，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分处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以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或守的态势。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居庸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几条交通孔道。太行山脉为河北的右侧翼的重要屏障。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等关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脉的往来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对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地区与游牧经济的塞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来自中原的挑战时显得为尤重要。  
　　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对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对抗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洲渡，分处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戊于守，立为重镇。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以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随着南北力量的消长变化，其攻守之势也随着而变化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  
　　四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矍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连通。  
　　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四角地位得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虽不如现在，但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在《禹贡》中称为“厥田下下”的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解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经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多为割据政权，而没有一个政权曾统一过天下。究其根源，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一二。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虞诩传 ] 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这样，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军事上令汉族难与争锋。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这样，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乔迁政权本身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所以，立足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四川的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是他们割据四川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团与四川本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为历代据蜀者一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权的内部力量。此外，四川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历代据蜀者易于养成一种政治上的“盆地心态”，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没有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分处四边。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兴起于四角的政治势力，要想摆脱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扩展，必先争两翼，控制夹该角的两边。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体是由东西两侧的山脉夹中间一系列珠状盆地构成的。东面太行山脉构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吕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山西境内山河分布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状盆地。这些盆地地形都相对封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山西具有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山西地势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这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枢纽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和五代政权的频繁迭兴均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山东地形的意义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显得尤其突出。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东面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山东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基本上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的四侧，大都依山临河，控扼一方。黄河在北方地区东西纵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为南北之间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开凿，便能连能长江和黄河，从而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山东便处在这两条大动脉交汇的位置上。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山东在南北之间尤居枢纽性地位。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连接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正处在山东的监控之下，所以山东地位举足轻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以跃过山东而南下金陵，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长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湖北外围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间对抗，则湖北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东南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从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湖北境内的三大重心，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顾祖禹在谈到它们的战略意义时精辟地论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西晋灭孙吴、隋灭陈、北宋灭南唐、蒙古灭南宋，局面均自荆襄上游打开。  
　　秦岭和大巴山脉夹汉水河谷构成汉中地形的主体，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延绵，汉中便夹在它们之间。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另有三条谷道，可为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在汉中与四川之间，也有两条谷道穿越大巴山脉：金牛道和米仓道。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这两个上游地区之间，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东部的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汉中地区则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往往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在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西汉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这就给在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蜀汉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于这种思路。若由汉中地区向东南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形成“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三峡或潼关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出汉中从侧翼撕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攻金之战；出长江与出汉水相配合以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战国时秦攻楚之战。  
　　无论是哪个角的政治势力，在两翼经营的得失，都足以决定其兴衰，足以决定其能否摆脱偏霸格局，向外扩展。经营好两翼，以守而言，可以巩固其防守态势；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进取天下。  
　　对于关中来说，汉中和山西为其两翼，尤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对于河北来说，山西和山东为其两翼，亦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因为北方的争雄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雄，山西像一个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双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东南来说，山东和湖北为其两翼；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其中湖北以其据长江上游之势而尤为关键。对于四川为说，汉中和湖北为其两翼；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人据大巴山之险。其中，汉中以其据地势之上游而尤为关键。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者难。  
　　在历史治乱、分合的交替变迁中，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据四角山川险这地者常易；而在从乱到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  
　　就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中原地区大体上又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这四个区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  
　　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黄河横亘，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阳城即位于其中。山脉环绕，形成险阻；河流上下周流，可与外部联系。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经由汝河河谷的往来通道、轘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三川河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  
　　南阳盆地像是关中、汉中、湖北与中原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襄阳和南阳分处于盆地的南北两端，这两座重镇的形成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在东西之争中，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东南都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黄河与大别山之间，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因而成为中原与东南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路。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双方战守之资，由中原趋江淮而临东南，由东南出江淮而图中原，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由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此外，这片地域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屏护着中原的南侧翼。  
　　河内地区处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北倚山，南阻河。山地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口为南北津要。太行八陉中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与河内之间往来必经之路；太行第二陉即秦汉时的太行道，上有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为山西上党与河内之间的咽喉。河内与洛阳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河内地区在山西与河南之间、在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的要冲。在河内与山西之间，太行关隘是是攻守的要点；在河内与河南之间，河阳孟津是攻守的要点。河内地区在东、西部之间与是往来要冲。从河内入轵关、经蒲津可趋关中；从河内循太行山东进，可趋河北。  
　　在整个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说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话，那么，洛阳则是这个围棋盘上的天元。历史上，许多政权曾经洛阳为都城。洛阳虽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间却在外围。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去说，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险，这些地域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原攻守形势的特点。攻取洛阳，进取中原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层层递进；中原防守的经营则是一种以洛阳为中心、由内向外的层层辐射。  
　　至于在一种大型对抗如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中，中原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蹭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通常，一个统一的王朝因积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随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历史遂在混乱中酝酿新的统一。  
　　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  
　　秦、西汉、隋（隋因袭的层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由关中进取天下，以秦的统一开其先例，且其进取天下的历程亦最典型，西汉、隋、唐的统一，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决战在中原。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为都，然后，遣将四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平定江南之后，兴师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四川处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在历史上未见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这另有原因，后面会详细讨论。  
　　据有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以魏晋南北朝这段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例，这段时期内建立的割据政权大多是在关陇、河北和四川，尤以关陇、河北为多。建立于关中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秦、西汉、新（王莽）、隋和唐外，还有绿林更始政权、赤眉政权、十六国时的前赵、前秦、后秦、夏（赫连勃勃）、北朝时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齐（黄巢）、明末的大顺（李自成）等政权。此外，在丧乱之中，东汉和西晋政权也一度迁移关中。更不用说那些更小短暂割据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贞、元末的李思济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元、明、清外，以燕、赵命名的政权就有多个。以燕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燕、秦末的燕（韩广）、西汉初的燕（臧荼）、东汉初的燕（彭宠）、十六国时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刘仁恭）等等。以赵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赵、秦末时的赵（武臣）、楚汉之际的赵（赵王歇）、十六国时的后赵等等。此外，还有十六国时的魏（冉闵）、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隋末的夏（窦建德）等等。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宁、齐、梁、陈、唐初的吴（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吴）、宋（辅公祏）、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的周（张士诚）、明（初期）和太平天国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虽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但是，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会不出现独立的割据政权。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李顺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边之地虽综合条件不如四角，但纷乱之际也易于凭借其地理形势形成割据势力，建立割据政权，而且，因其与周围地区联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像山西、山东这样的地方。山西处关中、河北之间，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数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响尤大。山西的割据政权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所建。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权倾覆中原政权者屡见不鲜，如匈奴刘汉之亡西晋、后唐之亡后梁、后晋之亡后唐，等等。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更是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联系的衔接地带，割据山东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如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这是就大的趋势而言。实际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当时政治、军事整体形势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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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四角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一节 山河四塞，百二秦关——关中

一 关中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 注：《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 ] 司马迁的观点是对他之前历史趋势的总结；在司马迁之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历史的演变仍在证明着这个观点的有效。  
　　用兴自关中，会盟天下诸侯以灭商，代商而为天下共主，迄四百余年。周室东迁后，秦自陇西徙居关中。秦居关中形胜之地，与东方大国争霸，秦穆公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战国兼并战争兴起，秦列名“战国七雄”，东逼六国。苏秦在组织合纵之前，先持连横之策到秦国游说秦王：“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秦以刚诛商鞅，排斥策士，未用苏秦之策，苏秦才东走六国，策划合纵。到秦昭襄王时，范雎入秦，游说秦王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列传 ]秦用范雎，采其远交近攻之策，东侵六国，依次消灭六国，统一天下。自秦以关中为基础，凭武力兼并天下，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关中的地位为经营天下者所首重。秦的统治不久即为农民起义所推翻。项羽以西楚霸王的名义号令天下，分封诸侯。有韩生建议项羽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 注：《资治通鉴》卷九 汉纪一 ]项羽未从，还都彭城（今江苏徐州），而将关中封给章邯、司马欣、董翳三降将，号为三秦。刘邦自汉中还定三秦，据有关中，遂以关中为基础，东向以争天下。历时五年，卒灭项羽。刘邦统一天下，在选择都城时，娄敬建议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娄敬的建议得到了张良的支持。张良分析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刘邦遂定都长安。刘邦计擒韩信后，田肯对刘邦庆贺说：“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届高屋之上建领水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两汉之际的混乱使关中破坏较大，故东汉、曹魏、西晋都洛阳而未都长安。但东汉行三京之制，曹魏行五京之制，均以长安为西京，西晋晋武帝则作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亦可见对关中的重视。在两晋末年，匈奴刘汉大将刘曜入攻关中，俘晋愍帝，西晋灭亡。刘曜代刘汉而建前赵，徙移关中，定都长安。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后赵统一北方，不久分崩。氐族人西行入关，建立前秦，定都长安。前秦在苻坚的时候统一北方。肥水之战后，前秦瓦解．羌人姚苌略定关中，建立后秦，定都长安，改名常安。后秦覆亡后，关中又为赫连夏所据。北魏入主中原，统一北方。“河阴之变？”后，北魏陷入动荡，高欢继尔朱荣崛起，欲召关西大行台贺拔岳？关中。贺拔岳部下薛孝通劝岳不赴召，说：“今关中豪俊皆属心于公，愿效其智力。公以华山为城，黄河为堑，进可以兼山东，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而受制于人！”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五 梁纪十一 ]贺拔岳从其计，遂与宇文泰抚定关陇。后来宇文泰迎北魏孝武帝入关中，建立西魏，定都长安，与高欢建立的东魏对峙。北周代西魏，亦都长安。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  
　　隋代北周，仍都长安。隋灭陈，统一天下。隋末杨玄感起兵，问计于李密，李密以隋炀帝远在辽东，主张长驱入蓟，扼其咽喉，或者直取长安，他说：“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个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 隋纪六 ]杨玄感未从，兵败被杀。后来李密、翟让在中原起兵，却迟迟未打开局面。李密部下柴孝和建议说：“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隋纪七 ]李密因顾虑重重而未行此策。果然，李世民建议李渊说：“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隋纪七 ]李渊从其计，西行入关，建立唐朝，平定关陇，剪除东方群雄，统一天下，定都长安，开创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世局面。  
　　北宋初，赵匡胤西巡洛阳，隐然有迁都洛阳之意，群臣不同意。赵匡胤叹息道：“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 [ 注：《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开宝九年 ]看重的仍是关中优越的山河形势。北宋末，金兵攻陷汁梁，掳徽、钦二帝北去。赵构重建宋室社稷，在选择巡幸之所时，李纲建议道：“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又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李纲辅政 ]后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汪若海对张浚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张波经略关陕 ]经营关中藉以恢复中原成为当时主战派的一种共识，亦可见自唐以后，政治重心虽已不在关中，但中原纷乱之际，关中对于中原局势的底定，乃至一朝一代的兴衰，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直到明情之际，言天下大势者，亦无不极言关中形胜。清代华湛恩曾言：“雍州势居黄河上游，以一方阻三面，昔称天府，亦天下之大都会也。” [ 注：清代 华湛恩《天下形势考》 ]  
　　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缘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分为三个阶梯。关中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山地，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关中南有秦岭横亘，四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古代，有用“百二秦关”来形容关中险要的说法，意思是以百万之众攻关中，二万人足以拒之。以两万之师挡百万之众，所恃者乃在其地形地势之险。关中对中原，在地势上呈高屋建瓴之势，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见图2－1－1）


二 关中四塞  
   关中本是一个极富战略色彩的说法，意为四塞之中。四塞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关中周围大小关塞甚多，历代亦时有损益。但地位重要者，则确为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四座关口。这四座关口控制着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  
　　函谷关，即后来的潼关，在今陕西潼关附近，经历代多次营建，具体地点亦时有变迁，至东汉末始称潼关。黄河自上游而来，纳渭水后折而向东，南北两岸有华山、崤山与中条山夹河而立。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穿越华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绵数百里，极尽险阻。函谷关即当道依险而立，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  
　　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函谷关的险要一点也不过分。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楚、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秦，攻函谷关不下。秦兵出关反击，联军大败。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赵、魏、韩、卫合兵攻秦，进至函谷关，再次大败而还。合五国之力，精兵、猛将、谋臣云集，面对函谷关天险，却无可奈何。秦末，刘邦率军西伐关中，不从正面攻函谷关，而绕道入武关，不能不说是出于对函谷关天险的顾虑。东汉初，天水的隗嚣谋割据陇西，部将王芫献策：“请以一泥丸，东封函谷关，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达列传 ]欲恃函谷之险，割据关陇。东汉末，凉州诸将称雄关中。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讨汉中张鲁，凉州诸将以疑惧而反。马超率众十万扼守潼关，曹操顿兵关前，久攻不克。后来曹军北渡黄河，从上游南渡出马超军后，历尽艰险，才击破马超，略定关中。  
　　东晋末，刘裕北伐后秦，取潼关、武关、蒲坂三路攻势，后秦以重兵阻潼关。晋军经过苦战，才攻下关中，灭掉后秦。其后，刘裕留其子义真镇守关中，自回南方谋代晋。赫连勃勃欲趁此机会夺取关中，其谋士王买德建议说：“青泥、上洛，南北之险要，宜先遣游军断之；东塞潼关，绝其水陆之路，然后传檄三辅，施以威德，则义真在网罟之中，不足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晋纪四十 ]赫连勃勃依计而行，遂得关中。东、西魏对峙初期，东魏采取战略攻势，西魏只得闭关守险。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高欢发军三路攻关中，以猛将窦泰攻潼关，另以军攻武关，自率主力从蒲坂渡河。西魏宇文泰集中精锐击破攻潼关的窦泰军。攻潼关之军败，高欢只得全线退兵。  
　　李渊自太原起兵，入关中后，当即遣世子李建成率兵把守潼关以备东方之兵，自己从容经营关陇，开创大唐基业。“安史之乱”时，安禄山率铁骑自范阳南下，连陷河北、河南。唐洛阳守将封常清败走陕城（今河南陕县），对守陕城的唐将高仙芝说：“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二 ]高仙芝从其计，合兵守潼关。叛军进至潼关，久攻不克。叛军对关中的攻势暂被遏止。哥舒翰代高仙芝守潼关，也一再挫败叛军的进攻。但唐玄宗急于求成，诏令哥舒翰主动出关寻战。哥舒翰被迫出关与叛军作战，大败，潼关亦随之失守，叛军遂得以侵入关中，玄宗被迫幸蜀。  
　　纵观战史，东、西方争战，无不以潼关为争夺的急所。潼关作为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咽喉，扼之可以断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潼关为关中所守，足以保障关中东部门户，失之则关中必危。故历代经营关中者，无不重视潼关的守备。  
　　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州东南一百八十里。汉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东南穿越秦岭东段山地，穿切开一条狭长的低谷地带，成为秦岭东段南北往来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向西北上行，越秦岭分水岭后，可径至陕西蓝田，下临长安；向东南下行，即至南阳盆地。武关则在其东南出口依险而立，扼守这条通道，为关中东南门户。  
　　春秋时期，陕东一带均属晋国。秦穆公之世，秦向东扩展，将晋逐出陕东，并与楚争夺商洛一带。秦穆公三十八年（公元前622年），秦攻鄀，迫其南迁，武关遂为秦有。此后，武关便成了泰国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秦在策划其合纵计划时游说楚威王说：“秦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指出了秦据武关对楚国构成的军事压力。战国之世，秦以武关为前进基地，不断打击、削弱楚国，先后攻取楚汉中、南阳及汉北之地。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王诱楚怀王至武关，怀王到后，秦闭武关，劫怀王至咸阳，胁怀王割地。次年，秦军出武关攻楚，取析十五城（今河南南阳地区）。秦亡后，楚汉相争，双方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项羽以重兵攻刘邦，刘邦压力很大，有辕生建议刘邦由出武关，屯军宛、叶，以分楚军之势。刘邦采其议，南出武关，项羽南北弄走，渐至衰困。  
　　论山川形势，武关之险不及潼关，自东南一入武关。便可径至蓝田，下临长安。且武关距长安道远，有紧急情况，救援不及。所以关东势力攻关中，也多取道武关。刘邦西伐关中，为避潼关之险，绕道南阳攻占武关，进抵蓝田，在蓝田击败秦军，进军灞上，秦王子婴出降，秦遂亡。刘邦自武关入秦开辟了入攻关中的一条路子。“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部将田禄伯献计：“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 [注：《资治通鉴》卷十六 汉纪八 ]惜刘濞未用。而奉命平叛的周亚夫则为避叛军刺客在函谷关一带狙击，率军自武关而出。两汉末，关中形势混乱，武关常为各路军阀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刘汉攻陷洛阳，西晋大臣阎鼎即奉秦王司马邺自武关入关中，重建西晋行台。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恒温北伐前秦，自武关进至灞上，兵压长安。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后秦，除以主力沿黄河西进作正面攻击外，另遣大将沈田子、付弘之趋武关作侧翼进攻，当晋军主力还在潼关之外苦战时，沈田子早已攻入武关，进至青泥（今陕西蓝田），牵制后秦大部主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东、西魏对峙，高欢以三路攻关中，除潼关、蒲坂两路外，另遣大将高敖曹自武关入攻青泥。三路之中，只有攻武关的高敖曹取得一定胜利。  
　　唐后期，藩镇割据，东南粟帛转输之路被淮西李希烈所阻，遂改道荆襄，由武关入关中，成为唐王朝延喘的一条命脉。  
　　散关，又称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五十里。秦岭西端与陇山分界处为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带，这是秦岭西部南北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散关即在此通道的北端当道依险而立。散关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咽喉，为南北必争之地。北不得散关，无以图汉中、巴蜀；南不得散关，则无以图关中。  
　　汉王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还定三秦，即出散关出陈仓，击败章邯，迫降司马欣、董翳，据有关中。东汉初，蜀中公孙述欲图关中，遣将李育出散关，被东汉大将冯异击破。东汉末，曹操讨汉中张鲁，大军由散关南出。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北伐，率军出散关，进围陈仓。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魏与刘宋争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北魏遣占弼督陇右诸军自祁山南进、皮豹子督关中诸军出散关西进，会攻仇池。宋军不敌，北魏遂得仇池之地，控制陇西。梁承圣二年（553年，）萧绎、萧纪兄弟内讧，萧纪从益州攻萧绎，萧绎请求西魏宇文泰出兵益州。字文泰认为“取蜀制梁，在兹一举。”[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派大将尉迟迥率军出散关攻梁之益州，益州遂为西魏所占。  
　　“安史之乱”时，叛军攻入关中，唐玄宗被迫幸蜀，亦取道散关。后唐同光三年（925年），郭崇韬伐蜀，率军由宝鸡入散关。郭崇韬见散关周围地势险要，指着山峰对大军说：“朝廷兴师十万，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归路！” [ 注：《旧五代史》卷五十七 郭崇韬传 ]以兵入绝地激励将士。后唐军入蜀后，蜀军望风溃退，蜀王王衍出降。  
　　南宋初，张浚在关陕以五路兵攻金失败后，集重兵扼守散关，以阻金人南出；金亦以重兵屯宝鸡，以防南宋再出散关图关中。后来，大散关成为金与南宋的分界线。蒙古攻金时，为避开金人重兵把守的潼关，遣使假道于宋，派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经汉中、安康东出，趋金汴京。宋蒙对峙时，蒙古攻南宋，攻四川之军每自散关进军。明初，徐达略定关中后，分军取蜀，亦自凤翔出散关。  
　　汉中与关中的通道还有子午谷、褒斜谷、傥骆谷（详见汉中部分）。但三条通道都极尽深险，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通行。如曹操在与刘备争汉中不利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历代兵家轻易不敢出此。这样，作为关中与汉中之间的必经之地，散关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萧关，又称陇山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陇山山脉横亘于关中西北，为其西北屏障。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泾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势较险峻，而泾河方向相对较为平易。萧关即在陇山山口依险而立，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萧关是关中西北方向的重要关口，屏护关中西北的安全。萧关一失，则西北势力取道泾州（今甘肃泾川），下趋长安，便成高屋建瓴之势。  
　　关中西北方向的威胁主要来自陇西、河西及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主要是匈奴，隋唐时期主要是突厥、吐蕃，北宋时主要是西夏党项。萧关为关中抗击西北游牧民族进犯的前哨。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曾入萧关，袭扰北地等郡，致使关中震动。汉武帝时，国力增强，重视北边国防。汉武帝曾两次出萧关，巡视西北边境，耀兵塞上，威慑匈奴。自北朝后期起，突厥称雄塞外，中原政权频受其扰。唐武则天时，曾任魏元忠为萧关大总管，统重兵镇守萧关，以备突厥。北宋时，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称雄西北。在宋夏之间近百年的对抗中，萧关一带为双方对峙前沿。  
　　除了四塞，还有一处渡口，亦为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镇是蒲坂。蒲坂在今山西蒲州，西临黄河。这里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跳板，也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桥头堡。通常蒲坂为关中所守时，退可以阻挡山西方向的入侵，进可以窥取临汾、上党；如蒲坂不守，则关中险塞不可谓稳固。  
　　战国初期，魏国占有山西西南及陕西东部部分地区，成为泰国向东发展的一大阻碍。商鞅便曾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指出了魏对秦霸业的阻碍，他建议秦孝公伐魏，迫魏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 [ 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 ]经过长朗的战争，秦国终于迫魏国东迁大梁，尽占晋西南之地，为秦向中原的扩张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西晋末，匈奴刘汉据平阳（今山西临汾），不断南下攻略中原。开始时蒲坂为西晋所守，刘汉势力尚不能侵入关中。后来，蒲坂守将赵染以蒲坂降刘汉，刘汉大将刘耀遂得以由蒲坂入攻关中。晋建兴四年（316年），刘耀攻破长安，晋愍帝降，西晋灭亡。  
　　如果说潼关是关中的正门的话，那么，蒲津关可说是关中的侧门。东西方对峙，往往胶着于潼关，此时，东方的势力便可从蒲坂这个侧门找到机会以打开局面。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击马超、韩遂，双方在潼关陷入僵局。后来曹军北渡黄河，再自蒲坂西渡，出潼关军后，才大破凉州诸军。北魏长孙稚讨关中萧宝寅时，又将曹操的这一策略重演了一遍。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萧宝寅据关中称帝，引兵围冯翊。魏主遣长孙稚率军讨之。长孙稚率军至恒农（今河南灵宝），部下杨侃建议说：“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也，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虽魏武复生，无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漳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二 梁纪八 ] 长孙稚从其议，遂克蒲坂、潼关，平定关中。  
　　上述两个战例比较典型地说明了蒲坂与潼关的关系。从蒲坂渡河，已出潼关之西，可以径趋长安，而使潼关的地位大为降低。故前人有言：“雍州之险在华岳，与黄河交会在于潼关，然必东南有宛、洛，东北有晋、绛，而后可以为固。无宛、洛则武关、崤函之险可入；无晋、绛则临晋之阻可入。”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三 陕西二 西安府 ]临晋之阻即蒲津关，秦时蒲津关名临晋关。所以潼关虽号称天险，但若无对蒲坂这个“侧门”的控制，则天险也说不上保险。  
　　关中四塞，可谓险固。但纵观历代兴起于关中的政治势力，凡政治上发奋有为者，都不以四塞为限，而采取更积极的态势。相反，政治上无所作为，胸无大志，闭关自守，则虽有四塞之固，也只是作茧自缚。  
　　若采取更积极的态势，则武关方向当进取南阳盆地，蒲坂方向当进取晋西南之地，散关方向当进取汉中，萧关方向当控制陇西，潼关方向，当进取河南三川河谷，尽控崤函之险。  
　　这是以关中而争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态势。这种态势犹如关中面向中原拉开的一张巨弓，其势能之大，无以言喻。这种态势，以守而言，是四方都有缓冲地带；以攻而言，则是在后方稳固的前提下可以积极进取。  
　　秦和西汉都是在这种有利态势下统一天下的。秦在秦孝公的时代取得晋西南之地；在秦武王的时代，占领宜阳，打通了中原三川通道；在秦昭王的时代，取得南阳、荆襄。到秦发动统一战争前夕，秦已据有极有利的战略态势，当时已有人谈到秦对东方的这种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 [ 注：《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 ]  
　　西汉的统一也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楚汉相争时，刘邦本人出函谷关在荥阳、成皋一带与项羽相持，另遣韩信入山西，灭魏、平代，东下井陉，自己还不时由武关出南阳，以分楚军之势。后来这种态势更发展成为：北面，韩信破赵、降燕、下齐；南面，促英布背楚归汉，令汉之势力延伸到淮南，从而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

三 关中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从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到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关中地形、地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关系为基础的。我们可分析这种模式，以便进一步认识关中地理形势及其战略意义。  
　　秦的统一开了关中模式之先河，并且就统一进程而言，这种模式也以秦的统一为最典型；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则以西汉的经营比较典型。这里，我们便以秦的统一天下的进程和西汉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为例，来看看关中模式的具体内涵。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卒练，开始走上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道路。秦兼并六国的扩张之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又分别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  
　　秦孝公时期，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除了致力于关中内部的建设外，主要是向晋西南方向扩展，排除了秦向东方扩张的主要障碍。  
　　当时形势，魏国为中原霸主，又据河西及晋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险，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商鞅变法后不久，即向东方扩展。作为东进的一个步骤，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自雍迁都咸阳。秦国与东方的齐国一起对魏的霸业发起挑战。齐、魏马陵之战的次年，即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建议秦孝公也趁机攻魏，他说：“秦之与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岭隘之西，都安邑。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徒，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注：《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 ]秦孝公从之，使商鞅将兵伐魏，商鞅设伏袭虏魏军上将公子卯？，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遣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求和。魏受秦之逼，遂自安邑徙都大梁。十年后，魏又尽献上郡十五县。秦的左侧翼局面打开，东进的门户亦为之打开。数年后（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苏秦开始组织合纵。  
　　继秦孝公而立的是秦惠文君，即后来称王的秦惠王。秦惠王时，秦主要是在其右侧翼取得突破性进展。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相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但顾虑蜀道险狭难至，又担心韩国乘机来侵，以此犹豫未决。大臣中，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则主张先攻韩。二人当面进行了一场辩论。司马错说：“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秦惠王最终采用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  
　　时楚据汉中，对秦的右侧翼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秦取巴、蜀的四年之后，即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军在丹阳大败楚军，夺取楚国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又大败于蓝田，从此无力再争汉中，这样秦的右侧翼的威胁解除了。  
　　张仪在秦，一直有向正东方的三川河谷扩张的主张。早在与司马错辩论时，他就说过：“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注：《资治通鉴》卷三 周纪三 ]秦惠王死，秦武王初立，他就对秦武王说：“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臣闻齐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虽然张仪此议怀有自存之计，且此后不久他本人就死去了，但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秦武王。秦武王后来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 注：《史记》卷五 秦本纪 ]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是年，秦武王死，昭襄王立。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国名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龙门附近）之战中大破韩、魏联军二十四万，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  
　　此时，秦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和有利的态势。我们从张仪组织连横时有恃无恐地威胁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可看到这种态势，从苏秦、苏代策划合纵时对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亦可印证张仪的话并非空口讹诈。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楚国已经有人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这种战略态势，他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 [ 注：42 ]  
　　当时之秦犹如一只巨鹰，羽翼已成：左翼席卷山西，击三晋在山西的战略要地，右翼席卷汉中、巴蜀，击楚之重心，正对中原，蓄势待发。  
　　这的确是一种很利的态势。秦昭襄王将利用这种态势，在兼并六国的道路上迈出在决定性的步伐。  
　　这时，范雎入秦，进献远交近攻之策，选择中原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范雎建议昭襄王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怯矣。齐怯，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 [ 注：《史记》卷七十九范雎列传 ]昭襄王乃拜范雎为客卿，主谋兵事，对范雎言听计从。范雎又进一步建议昭襄王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绡。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蠢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并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荣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则霸事因可虑也。” [ 注：《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列传 ]  
　　昭襄王采用范雎的建议，将东进重点转向中原的韩、魏。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东伐韩，拔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少水弯曲处）、高平（今济源南）；次年，筑城于广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截断太行道；次年，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是后，白起分军略定太原、上党等地，尽占山西全境。  
　　在这期间，秦在南翼对楚的战争中也取得重大进展。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兵，从蜀地攻拔楚黔中，楚尽献汉北及上庸地；次年，白起伐楚，取鄢、邓等五城，又攻下楚都郢，置为南郡。楚被迫东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略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到昭襄王末年，秦国已经取得了统一天下的有利态势。从地理形势来看，秦已控制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几乎全部地域。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六国之亡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秦始皇灭六国之战只是这种态势展开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见图2－1－2）

秦在取得统一天下有利形势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又分别是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秦孝公时主要是在左侧翼山西方向打开局面，秦惠王时主要是在右侧翼汉中、巴、蜀方向打开局面，秦武王和秦昭襄王时期则在中原方向沿黄河、太行山脊岭一线取得突破性进展。  
　　关中的山河形势不光是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战略意义重大，在统一完成之后，作为政治重心统治天下的格局中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秦统治的时间很短，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难以窥其全貌，也难以见其全效。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们可从西汉初娄敬、张良、田肯等人的言论中来看他们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关中地位的认识。刘邦初定天下，在选择都城时，娄敬建议入都关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张良支持娄敬的意见，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田肯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  
　　他们的分析在刘邦定都关中的决策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看出，他们在考虑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时，战略上的考虑是主要的，将东方潜在的反叛视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后来西汉的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汉文帝时，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大水，成帝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 [ 注：《汉书》卷十 成帝纪 ]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平时还起着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作用。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 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尚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政策倾向显示出秦、汉的统一中还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弭，一有机会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的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秦、西汉的统一主要是靠武力完成的，至于历史更深刻的整合，则是在后世的历史中不断完成的。那么，在这种整合最终完成之前，对于天下的统治，仍有藉武力加以控制的必要，也仍需凭借关中的地理条件。  
　　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关中模式即如张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在这一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一条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山地险阻，这一线即用来“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军事防御线，用以控制东部地区；另一条线是黄河－渭河一线，这条线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线，转输东部财赋以供给关中。  
　　在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时代，在战略上居枢纽地位的是一个以关中为重心、向两翼展开的弯月形地带。这个弯月的内侧，北起燕山山脉与渤海的交汇处，向南循燕山山脉南麓、太行山、嵩山、方城山、大别山，接长江，直至东南的京口（今镇江）；弯月的外侧，循燕山山脉北麓、沿山西北部、接关中西北外围高地、陇山、岷山、经四川盆地、转过巫山、再沿长江南面的低山丘陵而抵京口。  
　　中国古代的重要关塞基本上都位于这个弯月的内外两侧的边线上。如燕山山脉的山海关、居庸关，太行山一线的，紫荆、倒马。井陉、滏口、天井诸关塞，嵩山一带的虎牢、伊阙、广成、轘辕诸关隘，大别山上的武胜、平靖、黄岘等义阳三关，均处在这个弯月的内侧边缘线上；陇山北端的萧关、南端的阴平关，四川盆地北部的阳平关、剑门关，巫山丛中的江关等，均处在这个弯月的外侧边缘线上。（见图2－l－3）

这个弯月形地带内侧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控制东部平原地区方面；外侧的战略意义则主要体现在防御少数民族入侵方面。在这个弯月型地带的内部，又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作为交通通道，确保内部联系。  
　　这片弯月形地带战略枢纽地位的形成，却是以关中为基础的，可以说是经营好关中地理形势所辐射出的一种势能。这片地域无论是在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进程中，还是在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的格局中，都居枢纽性地位。

四 关中与西北  

　　关中在中国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居其西北角；若将眼光向西北延伸；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这片天地对于关中。乃至中原的安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中国地理梯级地势的特征非常明显。自东往西，地势渐高。关中往西，又可分为几个层次，地势更是一级比一级高。关中西面是陇山高地，陇山以西，有陇西地区，历史上或称陇右，自陇西由渭水河谷下关中、由西汉水河谷下汉中，由白龙江谷地下四川，都呈高屋建瓴之势。  
　　陇西再往西，祁连山以北、黄河以西，有河西地区，大体包括今河西走廊；祁连山以南，还有河湟河谷可通青藏高原，其地势都高于陇西；在河西走廊玉门关以西，还有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  
　　关中西北的这种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也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  


（一）关中西北高地与关陇军事局势  
　　在关中与中原群雄逐鹿之时，其军事要点在于几处关隘所控制着的山川险要。可是，当关陇地区内部形势混乱之时，关陇局势的控制却取决于对关中西北外围高地的控制。关中西北高地为关陇地区的军事重心，对于关中腹地局势的底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中西北外围高地，以陇山为主体，延及黄土高原之一部分，大致包括今甘肃天水、平凉、庆阳至陕西延安一线。这片地域地势较高，足以俯瞰关中。自这里径趋关中腹地较易，而自关中腹地仰攻则较难。  
　　这一带主要是高原山地地形，关中腹地的几条主要河流如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均源于这里，而呈向心状汇流至关中平原腹地。这些河流穿切而形成的山地低口，是西北地区与关中腹地之间的通道。经历代经营，形成一些军事重镇，比较重要的有庆阳、平凉、固原、泾州（今泾川）、陇西、天水、陇州（今陇县）。这些军事重镇一方面在抵御西北少数民族对关中的压力上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关中局势的底定亦有很大的影响。  
　　庆阳、平凉、固原地处泾水流域上游黄土高原，从这里经泾水河谷下趋关中之路非常平易。自秦、汉至宋、明，这里一直是抵御关中西北少数民族进犯的重地。西汉时，这里俱属安定郡。郡以安定命名，寓意是：关中的安定系于此地。《读史方舆纪要》称庆阳“南卫关辅，北御羌戎。夫庆阳有警，而邠宁以南，祸切剥肤矣，形援可或缓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 陕西六 ] 称平凉“山川险阻，控扼边陲，屹为要会。”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陕西七 ] 称泾州“山川环带，水陆流通。岭北有事，州实为孔道。“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 陕西七 ]在群雄争夺关中的过程中，这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陇州和天水夹陇山东、西两侧而立，控扼沿渭水河谷穿越陇山之路。陇山本是关中的西部屏障，但若有一种势力自陇西东逼关中，则关中形势不利，所以陇州和天水对于陇山形势的控制意义重大。《读史方舆纪要》称陇州“扼陇底之险，控秦、凤之冲，为关中重镇。”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五 陕西四 ]称天水“当关陇之会，介雍、梁之间，屹为重镇。虞允文曰：关中，大下之上游；陇右，关中之上游。而秦州其关陇之喉舌欤”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 陕西八 ]  
　　陇山以西，陇西（今陇西市）为一大重心。陇西在秦汉时为陇西郡，明代为巩昌府。《读史方舆纪要》称其“翼蔽秦陇，控扼羌戎。盖其地山谷纠纷，川原回绕，其俗尚气力，修战备，好田猎，勤耕稼，自古用武之国也。诚于此且耕且屯，以守以战，东上秦、陇，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阶（今武都）、成（成县），而梁、益之咽喉坏；西指兰（兰州）、会（今会宁），而河、湟之要领举。巩昌非无事之地也。夫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固陇右，巩昌岂非都会之所哉！”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 陕西八 ]  
　　关中的正北方向，其防护的屏障有两重，自延安、绥德至榆林一带，西接宁夏，东界黄河而接山西，此为第一重；由此往北，隔河套地区而阻黄河，此为第二重。延安、绥德至榆林一带，即秦汉时的上郡地区。秦、汉抗御匈奴、北宋抗御西夏、明抗御鞑靼，这里都是防卫重地。  
　　上面是关中西北外围地理形势的大致情况。这一带均为高原山地地形，地势高峻，为关陇军事重心，对于关中的安全、关陇军事局势的控制意义重大。  
　　两汉之际，关中地区首次陷入空前的混乱。王莽败亡后，先是绿林军拥更始帝入长安。刘秀在河北建立政权后，正值赤眉军西行入关，刘秀派邓禹分麾下精兵，西争关中。  
　　邓禹进入关中后，未采诸将“径攻长安”的建议，而是引兵转略长安西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他分析说：“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 [ 注：《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邓禹的策略是意在先取长安外围，利用关中西北高地“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屯粮养兵，蓄精养锐，且暂避赤眉军新胜之锋锐，观其后弊，待时机成熟，再乘势取长安，略定关中。邓禹以此一度占领长安。后来，赤眉军无粮，欲西犯陇上时，被隗嚣在陇坻（今陇县）击还。赤眉军无法在关中立足，出关后在宜阳被刘秀击降，东汉遂定关中。  
　　汉建武六年（30年），刘秀初步扫平东方群雄，兴兵西讨，以图陇、蜀。这时陇西的隗嚣己背汉自立，其部将王元东据陇坻（今陕西陇县），伐木塞道，扼守陇山险要，以拒汉军。东汉诸将仰攻陇坻不利，不得已引兵下陇分守关中各重镇，改取守势。次年，东汉将领来歙潜师袭据陇西战略要点略阳（今甘肃庄浪县西南）。隗嚣随即率军全力反扑，来争略阳，攻打数月，未能成功；汉军这才透入陇上。不久，汉军又攻克陇上重镇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并与河西窦融的军队会师，隗嚣军溃败，关陇局势遂定。从这场战事的前后两个阶段看，陇山险要的控制实为关键。（见图2－1－4）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仍，关陇地区也不例外。前秦统一北方的时候，曾将大批被征服的其它少数民族迁徙至关中。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慕容垂在河北背苻坚自立，被迁关中的十余万鲜卑慕容部人也在慕容泓的领导下起兵反前秦，屯驻华阴。苻坚派其子苻叡领兵征讨，以羌人姚苌为其司马。时慕容泓闻秦兵来攻，已作计出奔关东，恃勇轻敌的苻叡却决心拦截打击。姚苌劝阻道：“鲜卑有思归之心，宜驱令出关，不可遏也。但可鸣鼓随之，彼将奔败不暇矣。”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五 晋纪二十七 ]苻叡不听，结果兵败被杀。鲜卑人反过来围攻长安。姚苌因受苻坚之责，逃往渭北，被当地羌人豪族推为大单于、万年秦王，建立后秦。  
　　姚苌建立政权后，部下们都建议“宜先据咸阳以制天下。”姚苌却说：“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园，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之义也。” [ 注：《晋书》卷一百一十六 姚苌载记 ]岭北即今庆阳、平凉地区。姚苌对关中的局势和取长安的时机作了准确的判断。他所面临的形势和采取的策略与当年的邓禹颇有些类似。秦、燕相争，如同两虎争斗，自己避实就虚，移兵岭北，屯粮养兵，蓄精养锐，坐待秦人困弊、燕人东归的局面出现，冉轻轻松松地取下长安。局势变化果如姚苌所料，燕人东归，苻坚也被姚苌擒杀，姚苌坐取长安，略定关中。  
　　前秦的残余势力在苻坚孙子苻登的领导下，仍在陇西活动。对此，姚苌以长安、安定（今甘肃镇原东南）、上邽（今天水）三地构成一个三角形战略支撑体系：以太子姚兴镇守长安；让勇猛善战的姚硕德前出上邽，根据形势变化以窥进取；以安定为军事重心，亲自坐镇，以此撑开全局，控制陇上形势。在苻登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后秦军频遭失利，大局却丝毫未受影响，正是得力于这种战略布局。几年的时间内，姚苌及其子姚兴逐次消灭了苻登、西秦和后凉，平定了关陇。  
　　前秦瓦解后，从前秦控制下脱颖而出的还有匈奴人。东晋义熙三年（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建国大夏，攻掠关中西北地区，占领高平（今固原）。部下们建议他建都高平，守险自固。赫连勃勃不从，他说：“吾大业草创，众旅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儿，擒之方略，已在吾计中矣。” [ 注：《晋书》卷一百三十 赫连勃勃载记 ]此后，赫连勃勃不断兴兵扰掠后秦安定、平凉、卜邽等地。  
　　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消灭后秦。随后，留兵镇守关中，自己回南方谋代晋。刘裕刚刚东归，一直雄据陇上、虎视关中的赫连勃勃采用谋士王买德之谋，攻取长安，占有关中。  
　　赫连勃勃占领关中之后，群臣们建议他建都长安，勃勃又不从，他说：“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东晋）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东面的北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夏都统万，在今陕西横山）才数百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敢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 注：《晋书》卷一百三十 赫连勃勃载记 ]赫连勃勃仍都统万，固筑城墙。他将统万城的南门名为“朝宋门”，东门名为“招魏门”，西门名为“服凉门”，北门名为“平朔门”，大有坐制形胜之地雄视四方之意。赫连勃勃认识到，在他那个时代，关中频经战乱，长安残破，关中之重已不在长安，而在其西北高地。故赫连勃勃始终以统万为都城，而以安定、平凉、上邽为重镇。后来北魏伐夏时，取长安。未能动摇夏的基业；破统万，夏犹有安定、上邽为之根本。直到北魏第四次伐夏，攻占了安定、平凉等重镇，夏人才被迫西走，为吐谷浑所灭。北魏控制整个关陇地区。  
　　北魏收拾十六国的混乱局面，统一北方。北魏后期，六镇流民起义；关陇地区也爆发起义。尔朱荣击灭葛荣后，派尔朱天光、贺拔岳、宇文泰等前往关陇镇压。尔朱天光奇袭安定，击破平凉，击败起义军主力，大体控制关陇局势。  
　　尔朱荣死后，高欢反尔朱集团，尔朱天光出关会攻高欢，留其弟尔朱显寿及贺拔岳守关中。宇文泰见天下将乱，建议贺拔岳说：“今灵夏、河西，各拥部众，未知所属。公引军近陇，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怀之以惠，收其士马，以资吾军。西辑氏、羌，北抚沙漠，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之策也。”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 贺拔岳接受宇文泰的建议，引军上陇，西屯平凉。果然，陇上各州郡纷纷来附，受贺拔岳节度。  
　　不久，贺拔岳在高平被侯莫陈悦刺死，部众散还平凉。候莫陈悦没有乘势进兵平凉，而是退保水洛城（今甘肃庄浪附近）。贺拔岳手下共推宇文泰继统贺拔岳军。时宇文泰在夏州（今横山），僚属们建议宇文泰“留以观变”。宇文泰说：“悦既害元帅，自应乘势直据平凉，而退还水洛，吾知其无能为也。”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六 梁纪十二 ]遂星夜驰赴平凉，安集部众，进兵击灭侯莫陈悦。然后，入据上邽，遣诸将分镇原州（固原）、南秦州（仇地）、渭州（陇西）、秦州（天水），征诸州之粟以给军用，遂得以安集秦、陇，抚定关中。  
　　宇文泰先是建议贺拔岳西屯平凉，扼守要害，招附陇上各州郡；贺拔岳死后，他又急据平凉，分遣诸将镇守陇上各重镇，遂得以控制关陇，成就大业。故而史称“宇文霸业，集于平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 陕西七 ]  
　　北宋时期，西夏割据宁夏，不断侵扰北宋关陇地区。宋夏之间时战时和，交兵近百年。宋廷曾分陕西为四路以拒西夏，这四路是：鄜延路（今延安－富县一带）、环庆路（今环县－庆阳一带）、泾原路（今泾川－镇原一带）、秦凤路（今天水－扶风一带），置为重镇，围堵西夏。  
　　这四路基本上是关中西北黄土高原及陇山一线的战略要点，足以扼守西夏下冲关中之路。庆历初年，朝廷以韩琦、范仲淹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置司泾州，总四路之事。范仲淹曾上书请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以韩琦兼领秦凤路，自己兼领环庆路。泾原有警，则与韩琦合秦凤、环庆之兵掎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率经原之师为援。韩、范二人在泾州选将练兵，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名重西睡，夏人不敢犯边。当时边地之民传诵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韩、范二人经营四路的时期，是北宋对西夏战争中形势比较好的一段时期。  


（二）陇西、河西与关中  
　　如果说关中对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势，那么陇西对关中占有高屋建瓴之势。实际上，陇西不仅仅是据关中之上游，它对汉中、四川也拥有上游之势。  
　　渭水、白龙江、西汉水等河流均发源于陇西。渭水东流，经过关中；白龙江南流，经过四川；西汉水东流汉中。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陇西与关中、汉中、四川之间的往来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汉中和四川，自关中、汉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却较易。  
　　因此，对于关中、汉中和四川来说，无论哪一方，如能取得陇西，便取得了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三国时蜀魏在陇西的角逐、南北朝时刘宋与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都是出于上述思路。（详见汉中部分）  
　　陇西在关中之西，而河西又在陇西之西。如果说陇西对关中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的话，那么河西对陇西同样拥有地理上的优势。陇西足以制关中，河西则足以制陇西。以关中而欲图陇西，可以联结河西，利用河西对陇西的地理优势，制陇西之后，夹击陇西。刘秀之结好窦融、李渊之结好李轨，就是出于这种策略。  
　　东汉初，两方主要有三支势力：陇西的隗嚣、河西的窦融和益州的公孙述。隗嚣表面事汉，实谋割据一方。其部将王元曾建议他说：“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蓄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 [ 注：66 ]窦融家累世在河西，知其风俗人情。更始初立，窦融对其兄弟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因，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 注：《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传 ]遂求出凉州。窦融出居河西的初衷不过是自保之计，但他在河西“抚结雄杰，怀辑羌虏”，很得人心，东方流民避难者，归之不绝，遂为河西诸郡所推，而据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五郡。公孙述则恃益州地势之险，在益州帝制自为。  
　　刘秀专心对付关东群雄之时，对于西方的处理策略是以陇制蜀。当他洞察隗嚣的真实意图后，转而结好河西的窦融。与此同时，隗嚣也在试图拉拢窦融。隗嚣派辩士张玄去窦融处游说，宣扬其保境割据之谋：“方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土宇，与陇、蜀合纵，高可为六国，下不失为尉佗。” [注：《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传 ]窦融与其部下倾向于刘秀，遣使至洛阳试探。刘秀礼遇来使，并以王者包容天下的气概，赐书窦融，指明形势：“今益州有公孙子阳（述），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诸事具长史所见，将军所知。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纵，亦宜以时定。” [ 注：《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传 ]窦融等为刘秀的气度、明见和诚意所感动，遂专心事汉。刘秀授窦融为凉州牧，专制河西。  
　　刘秀略定中原后，兴兵西讨。窦融则率河西五郡太守，厉兵秣马，耀兵河上，给隗嚣很大压力；后又亲率步骑数万，与刘秀会师于高平（今固原），合兵攻隗嚣。隗嚣穷蹙无计，投靠公孙述，不久败亡。  
　　在刘秀取陇定蜀的过程中，河西的窦融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诸将初攻陇西之时，隗嚣部将王元据陇坻（今陕西陇县），伐木塞道。诸将仰攻陇坻，大败而还，不得已改取守势。足见陇西在地理上对关中所据有的优势。这也正是刘秀倾心结好窦融的原因所在。窦融拥河西归汉，遂改变了东汉面对陇西的战略态势。  
　　东汉时期，利用河西与关中、陇西的这种地理关系以安定西北的史实还有东汉中期平定羌乱过程中虞诩关于凉州的战略策划。  
　　东汉中期，陇西的羌人爆发起义。汉军镇压不利，羌族豪右乘胜深入关中、益州，进击河东、河内，汉廷震恐。当时主持朝政的大将军邓骘打算“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放弃凉州。  
　　郎中虞诩听说放弃凉州之议后，力反此议。他对太尉张禹说：“若大将军之策，不可者三：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惮小费，举而弃之，此不可一也；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二也；谚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凉州士兵所以推锋执锐、蒙石矢于行阵、父死于前、子战于后、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弃之，民庶安土重迁，必引领而怨日：'中国弃我于夷狄！'虽赴义从善之人，不能无恨。如卒然起谋，同天下之饥敝，乘海内之虚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帅，驱氐、羌以为前锋，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挡御；如此，则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此不可者三也。”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  
　　虞诩反对放弃凉州，战略上的考虑是：若放弃凉州，则必以关中为西部前沿，以关中御陇西，形势不利。更糟糕的前景是，放弃凉州很可能引起凉州的反叛，以“士风壮猛，便习兵事”的凉州，起而反汉，利用羌、胡鼓行而东，则关中亦必非东汉所有。以虞诩之意，不但不能放弃凉州，相反，还可利用凉州，以制陇西。他进一步建议：“收罗凉土豪杰，引其牧守子弟于朝，令诸府各辟数人，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 [ 注：《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诩传] 在张禹的主持下，朝廷改取虞诩之议，安抚凉州。经过苦战，东汉王朝终于平定羌人，保持了国家西部边陲的完整。  
　　西晋未，张轨统制下的河西也发挥过类似的作用。张轨在晋末“以时方多难”，怀着与窦融一样的动机，“阴图据河西”，于永宁初出任凉州刺史。张轨到河西后，讨平了鲜卑的反叛势力和各地的寇盗，遂“威著西州，化行河西”，遂霸有河西。  
　　“永嘉之乱”时，北方纷乱。东羌校尉韩稚袭杀秦州（治天水）刺史张辅，欲以割据陇西。张轨自河西遣军讨之，韩稚被迫归降。事后，张轨遣使报镇守关中的南阳王司马模，司马模甚悦，以晋帝所赐之剑赠张轨，并谓轨曰：“自陇以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如此剑矣。” [ 注：《晋书》卷八十六 张轨传 ]  
　　洛阳陷没后，秦王司马邺入关，重建西晋行台，张轨遣宋配将步骑二万至长安护驾。这时，秦州刺史裴苞、东羌校尉贯舆又据险断使，欲割据陇西。张轨再命宋配率军讨破之。在西晋末年北方纷乱的局面中，关陇一带稍稍安定，河西凉州更是流民避乱的一个乐土，其中，张轨在河西起的作用很大。  
　　隋末纷乱时，关陇局势又与东汉初年略略相似。李渊初入关中时，陇西有薛举建立的西秦政权，河西有李轨建立的凉政权。李渊刚克长安，薛举亦急谋东进以争关中。唐武德元年（618年）六月，薛举亲率大军在高墌城（今陕西长武县北）击败李世民所率唐军主力。唐军与战不利，被迫改取守势。  
　　李渊为挽救颓势以图强敌，也采取了跟刘秀一样的策略，以河西制陇西。他遣使潜赴凉州，谋与李轨共图秦陇。唐、凉联袂，对西秦形成夹击之势。不久，西秦的临洮（今甘肃临潭）、枹罕（今甘肃临夏）、饶河（今甘肃临夏西）、西平（今青海乐都）四郡降唐，遂形成对陇西的包围态势。唐军反攻，在浅水原大破西秦军，不久，薛仁杲出降，西秦灭亡，关陇遂定。  
　　河西对关中西北安全的巩固意义重大。但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来保障这个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权可以利用这片地域来屏护关陇，西北游牧民族也可从这个走廊涌入，透入关陇，给关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压力。从关中往西层层递推的经营逻辑的西端应该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系列山脉才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天然的相对极限。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称为西域。只有经营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  
　　前面说过，关中西北的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这种层层递推的逻辑在秦汉时期表现得最为典型。  
　　秦在其东进的过程中，仍未忘拓边西北，巩固西北。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1年），秦西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尽并义渠之地为二十五县，置为北地和陇西二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又加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将关中西北的防御推进到陇西。  
　　秦末天下纷乱，著名的冒顿单于领导下的匈奴首次统一，称雄塞北。西汉初年，国力尚弱，只得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换取边郡的暂时安宁和休养生息的时间。但和亲政策只是缓和而未消除边患。匈奴仍不时攻掠西汉边地。  
　　到武帝之世，西汉已历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国力达到鼎盛，遂对匈奴采取大规模的出击。汉武帝前期的几次大的战役，除寻机直捣匈奴单于本部外，均以廓清关中西北外围为重点。卫青、霍去病先后三次率军予匈奴以歼灭性打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余部降汉。这年，汉武帝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后来又设置了张掖、敦煌二郡，史称河西四郡。后之筹边者，均以汉置河西四郡“断匈奴右臂” [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四郡的设置加强了西汉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使关中西北安全得到进一步巩固。（见图2－1－5）  

    汉武帝后期，西汉对西北的用兵又推进至西域。还是在大举击匈奴之前，汉武帝便派张骞出使西域，欲以联络月氏，夹击匈奴。其后，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西域诸国震怯，纷纷遣使来朝。“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黎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到汉宣帝时，汉廷派遣官员，监护鄯善以西数国。起初，西汉还只监护西域南道，未能尽并北道，匈奴形势已处不利。不久，匈奴日逐王叛单于降汉，汉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降，汉廷“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都护治乌垒城，与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这便是西域都护的源起。西域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 注：《汉书》卷九十六下 西域 ]  
　　西汉西域都护的设置，开经营西域以固西北之先河。此后，东汉恢复设置西域都护、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明代设立哈密卫、清前期平定葛尔丹叛乱、后期平定阿古柏的入侵及设立新疆行省，也都是出于这种目的，以保障西北边疆的永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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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上游之势，临驭六合——河北

一 山川形势


　　中国古代政治重心的整体趋势是自西往东移动，其中也经历过一段摇摆。秦、西汉定都关中，西汉末年的动荡致使关中残破，于是，东汉、曹魏和西晋定都洛阳。十六国北朝时期，统一北方时间较长的北魏后来也迁都洛阳。隋唐再度统一天下后，政治重心又移回关中。唐末的动荡又使关中破坏很大，于是，五代、北宋定都开封（惟后唐定都洛阳）。直到元朝重新统一后，政治重心才真正移到河北，并一直延续下来。长安、洛阳、开封、北京遂成为著名的古都。  
　　前人在论建都之所时，比喻建都长安为建瓴之势，建都洛阳、开封为宅中图大之势，建都北京则为挈裘之势。 [ 注：华湛恩《天下形势考》 ]关中山河四塞，地势高峻，居高临下，故称建瓴之势；洛阳、开封处中原四通八达之地，可向四面扩展，故称宅中图大之势；挈裘为提衣挈领之意。建都北京，是顾祖禹所说的：“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 [ 注：《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方舆纪要序 ]故称挈裘之势。《读史方舆纪要》中称燕京“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 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直隶一 ]  
　　北京地处河北，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三级阶梯，之所以也称“据上游之势”，不缘于它本身的地势，而缘于它跟周围地区的关系及由此而形成的 在整个中国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东面是浩淼的大海，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延绵千里，环绕其西、北两面。河北境内的几条主要的河 流均发源于这两条山脉，切穿山岭，形成交通孔道，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些险要关隘。（见图2－2－1）

燕山山脉将河北与内蒙古草原联系起来。内蒙古草原历来为北方游牧民族驰骋之地。塞外游牧民族强盛之时，常南下扰掠中原。河北为其南下的一个主要方向。塞外游牧民族入据河北，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辽河流域而来，一是自蒙古草原而来。辽河流域与河北之间的往来通道是辽西走廊，山海关扼其咽喉，卢龙、迁安、乐亭、遵化等地为重镇。蒙古草原进入河北的一条便捷的路线是出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进入大同盆地，再由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进入河北，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四十里）、紫荆关（紫荆关在今河北易县西北四十里）等关隘扼其咽喉，大同、宣化、怀来、张家口等地为重镇。北京作为河北北部的一个重心，可以同时应接这两个方向。在北京外围环燕山山脉，还有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其它几条交通孔道。  
　　所以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秦汉经营渔阳（今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南）、右北平（今辽宁凌源西南），隋唐经营范阳（今北京）、平卢（今河北卢龙），明代经营宣府（今河北宣化）、蓟镇（今天津蓟县），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险阻，以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五代失幽燕之地，丧失北方国防险要，到北宋时，朝廷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吕中说：“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一三 契丹和战 ]道出了这片地域对于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意义。  
　　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 与关中争衡之时，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势，常关系到河北势力的成败兴衰。  
　　在太行山山脉一线，有紫荆关、倒马关（在河北定州西北二百五十里）、井陉、滏口（在今河北武安县东南）等关隘扼其往来通道。其中，紫荆关和倒马关主要是扼守自大同盆地经桑干河谷而来的通道，此二关与居庸关共同屏护北京西、北二面，明代号为“内三关”；井陉关和滏口则扼守山西与河北中部、南部之间的往来通道，正定（古代常山、真定）、邢台、邯郸等地既依太行山地险要，又控上述关隘通道，遂得以成为一方重镇。经营好太行山诸关隘，可保右翼的安全，且自山西南下中原或西入关中，都有高屋建瓴之势。  
　　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滹沱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漳河自太行山而下，从河北南部横流而过，经山东北部注入大海，护卫河北南面门户。这样，河北的南面门户实际上是夹在山西高原与山东低山丘陵之间。如果说河北在东、西之间的战争中必须重视山西的话，那么，在南北之间的战争中，则必须重视山东。中国的政治重心东移后，南北关系重要起来，山东处南北之间，地位也随着重要起来。特别是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山东处在监控大运河的位置上，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这是河北对于中原政权而言显示出的战略地位，但要讨论河北的战略地位，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汉人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在立足于河北的政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塞外少数民族建立的。如十六国时期的后赵为羯族所建，前燕、后燕为鲜卑慕容部所建，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则是胡汉合流的产物，辽为契丹族所建，金为女真族所建，元为蒙古族所建，清为满族所建。对于由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联系起来。蒙古入主中原，择定都之所时，木华黎建议说：“幽燕之地，龙蹯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 直隶一 ]塞外少数民族看重河北北部的意义，正是因为它“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的地理位置将中原与塞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 退回塞外。  
　　在形成河北地位的诸因素中，经济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这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有关。河北是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重要衔接地带，农耕经济的汉族与游牧经济的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差异很大，从事战争所需要的经济支持也不同。当河北为塞外游牧民族所控制时，其战争策源地在塞外；而当河北为汉人政权所控制时，经济上则主要依靠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供给。当然，无论是汉族还是塞外游牧民族，当他们在河北建立起了全国性的政权时，其经济上的供给则都须倚仗东南地区。元代重开大运河，还经营海运，就是为了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明、清两代亦因循此例。  
　　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的确不如现在，而且，河北东南部在历史上频遭黄河溃口之患。古代河北的经济却自有特色。司马迁曾描述过西汉时的四大经济区，其中，河北南部处于他所概括的山东经济区内，河北北部则处于司马迁所概括的“龙门、碣石以北”。“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并称河北南部重心邯郸“亦漳（漳水）、河（黄河）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当时巨富郭纵即邯郸人，“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地巨富卓氏，其先辈也是原赵国人，“用铁冶富”。“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以畜牧经济为主；燕蓟“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 真番之利。”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这实际上是在中原与塞外、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交互贸易的一种比较便利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与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  
　　据四角之地而兴起的政权各有其独特的社会基础。立足河北的政权，其社会基础也跟河北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有关。  
　　前面说过，建立于河北的政权，有相当一部分是起于塞北的游牧民族。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个个都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活动方式都宜于征战。那些能够入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学习、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惯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至少在军事上是中原汉人所难与争锋的。  
　　他们建立的政权入据中原之后，往往又会面临着如何适应中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是否 成功，常常决定着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是否稳固、是否长久。  
　　河北与塞外游牧民族的这种密切关系对于河北地区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自战国时起，河北便一直是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碰撞频繁的地带，是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重地。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西汉初，陈豨将赴河北，韩信欲结陈豨以反汉，遂向陈豨指出：“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 [ 注：《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 ]东汉初，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政权自立，耿渰（无水旁？）、吴汉发 渔阳、上谷铁骑以佐刘秀，渔阳、上谷铁骑乃汉军精锐。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天下皆知。古代河北的民风，据班固记载，赵、中山一带“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燕、蓟一带“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 注：《汉书》卷十八 地理志下 ]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河北南部诸郡“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谚云‘仕宦不偶遇冀部’，实弊此也。”北部诸郡“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并称：“自古自勇侠者，皆推幽、并。” [ 注：《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 ]  
　　这是河北地理的大致形势。拥此地理形势，妥善经营，足可争衡天下。战国七雄中，赵为东方军事强国。秦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激烈的抵抗，当数赵国。东汉初，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遂以河北为基础，扫平群雄，统一天下。东汉末，袁绍割据河北，成为曹操在北方的最大劲敌。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先后建立过六个割据政权，他们是：后赵、魏（冉闵）、前燕、后燕、东魏、北齐。杨坚谋伐北周，尉迟迥据河北起兵反对。“安史之乱”起自河北，历时八年，成为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唐末藩镇割据，河北藩镇称雄天下，最为嚣张，故前代史家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 历代州域形势六 ]五代失燕云十六州之地后，契丹、女真先后自河北南下，饮马黄河，震动中原。也就是从那时起，辽、金、元先后入据河北，定都北京（或作为陪都）。明初，燕王朱棣以宗室强藩，坐镇北平（今北京），抵御蒙古残余势力。“靖难之役”，朱棣自河北南下金陵（今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以后更迁都北京，外御蒙古，内制中原。满清入主中原后，亦定都北京。北京作为政治重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当今。  
　　自唐以后，政治重心经中原而移至河北。辽、金、元、明、清几代均以北京为都（或陪都），元、明、清为全国性政权，并且开创了中国封建 社会后期的盛世局面。政治重心的移动，自有历史自身演变的逻辑。若单就地理形势上来说，政治重心移至河北，是有其全局上的需要。  
　　确切地说，自唐以后，经济重心在江南，而军事、政治重心在河北。江南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发，经济上逐渐繁荣起来。自隋唐时起，江南的富裕已为天下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元代重开大运河，并为明、清两代所因循，都是为了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北方。大运河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相对于以前“飞刍挽粟”、逆行西上转输关中时的艰辛来说，大运河还算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转输线路。  
　　另一方面，近代以前，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尤以河北为急。自隋唐以后，中国国防形势有所变化，东北一带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河北方面国防压力增大。唐以后南下中原的少数民族大都自河北而入。河北北部外围山脉为抵御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屏障，中原政权出于保障安全的需要，对河北的经营不由其不重视。  
　　这样，政治重心集于河北，是一种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格局。这种格局以明代为最典型。  
　　在明朝统治天下的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这两条长线在北京附近成交汇之形：一条是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九边”长城一线，另一条是作为经济运输线的京杭运河线，两条长线垂直交汇于河北北部。“九边”一线东起辽东，西经山西而联络甘、陕，东西横亘，屏护北方；京杭运河线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北起幽燕，南经山东而联络江南，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连通南北，从而形成“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格局。这种格局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  
　　对于元和清这样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来说，他们作为全国性的政权，同样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运河这样的运输条件。但元、清两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它们得以入据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军事上潜在的威胁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两代入主中原，对中原汉人始终怀着防范戒备之心，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最终也的确是被中原汉人所推翻的。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连系起来，这种连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确保退回塞外。后燕受北魏侵逼，残余势力即退回辽东，建立北燕；辽和金受到的则是塞外新兴民族的侵逼，金在受到蒙古的侵逼时，大臣中犹有重返辽东故地之议；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顺帝即率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北；清宣统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也可说是满人某种心态的流露。

二 河北的三个层次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

　　河北山河形势，足为英雄凭资。天下纷乱之际，河北极易卷入争雄逐鹿的行列。另外，河北又是塞外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一个主要方向。发生在河北地区的战事不外两种类型：一是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是内地政权与塞北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战争类型不同，角逐的重点可能会不一样，但角逐方向却都是南北向的。这是由河北的地域形状及其与其它地域的位置关系所决定的。  
　　河北地区南北狭长，东、西山海夹峙。太行山既是其西部屏障，又是与其它地域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带。河北的这种地域形状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遂使得河北地区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来：以北京为重心的北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的中部地区，以邯郸（或邢台、或邺城）为重心的南部地区。  
　　河北地区之所以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与太行山两侧的地理形势有很大关系。太行山与河北平行列峙，西侧有大同、太原和长治等战略要地与 河北的三个层次之间平行对应，几条交通孔道将他们联系起来，几处重要的关隘又扼守这些交通孔道。  
　　河北北部地区在上古为幽州，后或称燕郡，或称蓟州。《读史方舆纪要》称这里“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巨势强形，号称天府。”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 直隶二 ]这片地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河北与塞外的关系上。燕山山脉和太行山东北支脉构成其外围屏障。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里是抵御塞北游牧民族侵扰的前沿。对于塞北游牧民族而言，他们要透入河北，能否突破燕山和太行屏障是关键；而当他们透入河北之后并建立起了政权，这里又是联系中原与塞外的一个衔接地带。  
　　与河北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大同。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游牧民族涌入这片地域后，沿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向东，即进入河北，抵达宣化、怀来一带，这一带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交汇之处。这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进军路线。塞北游牧民族若是到达这一带，便已绕过了燕山山脉的主体，只相隔着太行山东北支脉而与燕京一带相望。  
　　几处重要关隘扼守着它们之间的往来通道。沿桑干河正东方向有著名的居庸关，南侧则有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南）、紫荆关、倒马关。居庸关一带山势较险，且地近燕京，历代经营有素，防卫较重，不易突破；而紫荆关、倒马关一带山势较缓，且隘口较多，易于突破。北京作为都城时，出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北魏拓跋珪伐后燕，自塞外入大同，然后，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居庸关），袭后燕幽州。五代初，河东大将周德威自山西伐幽州刘守光，兵出飞狐口。北宋攻辽幽州，自山西进军之一部曾试图循周德威旧路，出大同出飞狐以趋幽州。蒙古攻金，先攻其西京大同府，然后以“劲卒捣居庸，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南扼其吭”，围攻金中都。瓦刺也先侵明，也自大同涌入，在土木堡击破明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代以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为“内三关”，与雁门、宁武、偏头“外三关”乎应，内、外夹峙，屏护京师西北。  
　　中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正定在汉魏南北朝称常山，五代以后至明清称真定。《读史方舆纪要》称真定“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若夫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渡口）、道梁、宋（南下中原），如建瓴水于高屋，骋驷马于中达也。”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 直隶五 ]称河间“北拱京师，南临青济，水陆冲要，饷道所经。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图河间者。北不得河间，青、冀之祸未烈，南不得河间， 幽平之患未深也。”[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三 直隶四 ] 这片地域在河北南、北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无论是以北图南，还是以南图北，这里的争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前燕攻后赵，中山（今定州）一战最具决定性意义；北魏攻后燕，常山（今正定）一战最具决定性意义。北宋先后与辽、金对峙，真定、河间、中山号为河北三镇。金人南下，要求割让三镇之地。李纲说：“三镇，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陈东则沉痛呼吁：“曾不知无三关 、四镇（太原、河间、真定、中山），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 ] 北宋在失燕云险要之地后，在河北依托三镇，北守三关，西连太原而阻雁门，尚可勉强维持其国防线；舍弃三镇，则北骑疾驱，可以直抵黄河而临汴梁。  
　　与河北中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太原。太原不仅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个山西的重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井陉将太原盆地与河北中部地区连通起来。控制井陉对于太行山两侧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哪一方，只要顺利穿越井陉，便可进入对方腹地，而收执其中枢之效。相对而言，井陉对于河北的重要性有过于对于山西的重要性。山西地势高峻，河北地处平原，自河北逆井陉仰攻山西较难，而自山西穿越井陉东下却较易。  
　　秦攻赵都邯郸，王翦便率秦军由井陉东下。楚汉战争时，韩信入山西后，灭魏、平代，然后由井陉东出，破赵、降燕，略定河北。北魏拓跋珪伐后燕，以一军出居庸关以攻幽燕，自率主力由晋阳（太原）东出井陉，击降常山。“安史之乱”时，唐将郭子仪、李光弼多次向井陉东出，打击叛军后路。朱温与李克用相争，井陉是双方进出的一个重要通道。由河北入井陉进攻山西，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慕容垂伐西燕、高欢攻尔朱兆，均曾由井陉作辅助性进攻，配合由滏口进兵的主力部队。  
　　河北南部的重心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变迁。大体上讲，战国秦汉时期在邯郸，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唐、宋时期在邢台、大名。《读史方舆纪要》称邯郸“西出漳邺，则关天下之形胜，东扼清卫，则绝天下之转输。邯郸之地，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背哉！”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 直隶六 ] 称邺城：“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腰膂。”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 彰德府] 称邢台：“西带上党、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东之藩蔽也 。”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 直隶六 ]称大名“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强势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六 直隶七 ]重心虽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凭藉的地利却大体相 同，主要是西恃太行山脉，南阻卫、漳等大河，是为河北面向中原的门户。  
　　与河北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长治盆地。长治盆地地势高峻，犹如一个堡垒，俯临河北、河南。其上有长治、壶关等重要据点。从长治东 下太行入河北之路主要是浊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关隘有滏口。滏口为太行八陉中的第四陉，山岭高深，为太行山南端险隘。  
　　当河北政权的重心位于河北南部时，长治盆地的控制对河北的意义尤为重大。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断太行道，切断了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联系，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长平之战后，白起分兵略定太原、上党，尽占山西全境，为日后东下太行两路夹击赵都邯郸创造了有利条件。十六国时，前燕立都邺城，西恃太行山为其屏障，壶关是其在太行山西侧的重镇。面对前泰的压力，前燕大臣们提醒燕主加强壶关方面的守备，燕主未从；王猛伐前燕，一战而克壶关，再战而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又在潞川击破燕军主力，乘势东下太行，进围燕都邺城。北魏末，葛荣合并河北多支义军，围攻北魏相州（即邺城）。尔朱荣率军自晋阳前往镇压，他迅速东出滏口，下太行山，葛荣猝不及防，被尔朱荣击破。北周灭北齐，也是先击破北齐在山西的军事据点，然后自滏口东下，攻破齐都邺城。这几起战例，都以太行山以西的来敌消灭河北南部的政权（或势力）而告终，尤其是象赵、前燕、北齐这样的政权，立都于河北南部，长治盆地正俯临其地，因此，发生在长治地区的战役都产生了决定性效果。  
　　河北地区在其角逐过程中呈现出上述三个层次。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这三个层次在攻守之势中显示出的意义也不一样。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河北的局势取决于从邯郸、邢台至真定、河间之间的争夺；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有时是汉化程度已很深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与塞外新兴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河北的局势取决于自幽蓟至真定、河间一带的争夺。  
　　概要地讲，主要还是从门户到中枢之间的争夺。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南而北，这样，邯郸、邢台一带是其门户；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北而南，这样，幽、蓟一带所控燕山险阻是其门户。南部门户的意义是对南而不对北；北部门户的意义是对北而不对南。无论在哪种类型的角逐中，真定、河间一线都居枢纽性地位。这种地位一方面缘于它适中的位置，另一方面缘于它跟山西重心太原盆地的对应关系。无论在哪种类型的角逐中，自太原出井陉东下太行，都是很具吸引力 的。  
　　从内地入争河北者，若既得南面门户，又控河北中枢，则北部幽、蓟虽险，也只是边隅之地；塞外游牧民族若既控幽蓟北面门户，又控中枢之 地，则南部一马平川，难挡其铁骑冲贯。  
　　对于这三个层次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显示出的意义，我们可从历代战争中去具体地探寻。

三 河北战事的两种类型及其攻守形势


　　发生在河北的战争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一种是塞外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类 型不同，攻守形势会有所不同，河北的三个层次所显示出的意义自然也不一样。  


（一）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
　　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不外自两个方向而来：一是自河南，一是自山西。自河南方向而来者重在争门户，自山西方 向而来者重在争太行屏障，其中，尤以山西方向来敌之患为剧，因太行屏障一失，则门户、中枢尽失。  
　　邯郸、邢台一带为河北的南面门户，前临黄河，次阻漳水，西恃太行。自河南方向而来之敌，即使越过黄河、漳水等险阻，但若不攻克这些重要据点，也不敢继续深入；不过，一旦攻克这些据点，便可渐次深入，攻略河北腹地。真定、河间一带为河北中枢，在河北的南、北部之间具枢纽性地位，无论是以北图南，还是以南图北，这里的争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太行山既为河北西部屏障，穿越太行山的几处通道对于河北的安危至关重要。要确保太行屏障的稳固，重点在于确保对太行关隘的控制；而要确保对太行关隘的控制，却有赖于对太行山以西几处军事据点的控制，如上党、太原等地。它们若为河北所守，可巩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临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势。  
　　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河北的局势取决于从邯郸、邢台至真定、河间之间的争夺。控制了邯郸、邢台一带，即控制着河北门户；控制了真定、河间一线，则控制了河北中枢；而对太行山形势的控制对于上述两个层次中无论哪个层次的争夺又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秦和西汉统一天下的进程中，略定河北都得益于对山西太行山形势的控制。秦在发起统一战争前即已夺占魏之安邑、赵之太原、韩之上党，尽控山西全境；南翼则已占领河内及漳水流域部分地区。在秦灭赵之战中，秦发两军以攻赵，一军下井陉，攻邯郸之北；一军出河内，攻邯郸之南。灭赵之后，秦军北上，兵临易水。易水一战，大破燕代联军。燕残余势力退至辽东。整个河北地区纳入了秦的版图。西汉略定河北则赖韩信率军北上入山西灭魏、平代，并在井陉击破陈馀所率赵军主力，遂得以东下太行，平定赵国，迫降燕国。  
　　刘邦统一天下后，采取措施消除异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也多以疑惧而反。汉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代王相陈豨在河北起兵反汉。刘邦自将樊哙、灌婴等将击陈豨、大兵未集，刘邦即率诸将驰至邯郸，见陈豨不守邯郸、阻漳水以扼河北门户，大喜道：“豨不据邯郸而阻漳水，吾 知其无能为矣。”[ 注：《资治通鉴》卷十二 汉纪四 ] 遂在邯郸征赵民从军，并以重金招降陈豨部将，然后进击。陈豨败走代北，被樊哙追斩，河北遂定。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对手是割据河北的袁绍。官渡一战，曹操击破袁绍主力。后又利用袁绍死后诸子相残的时机，再攻河北，击破邺城，河北门户遂开。此后，曹操更逐渐深入幽蓟之地，完全控制河北。  
　　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先是依附刘汉，在刘汉攻西晋诸战役中，一再率军东下太行，攻略河北，为刘汉灭晋立下很大功劳，他自身的 势力也壮大起来。  
　　晋室既乱，各地群雄各谋保境割据，屯兵淮南的石勒面临着发展方向上的抉择。谋士张宾建议石勒：“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宜北徙据之，以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晋纪十 ]石勒采纳张宾的建议，率军北上，长驱至邺。  
　　当时，河北邺城为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之弟刘演所守，幽州刺史王浚则暗怀称帝的野心。石勒诸将皆欲径攻邺城。张宾见邺城险固，不易猝拔，建议石勒先建立一个根据地。他说：“（刘）演虽弱，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之未易猝拨，舍而去之，彼将自溃。方今王彭祖（王浚）、刘越石（刘琨），公之大敌也，宜先取之。（刘）演不足顾也；且天下饥乱，明公虽拥大兵，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非所以保万全，制四方也。不若择便地而据之，广聚粮储，西禀平阳以图幽、并，此霸王之业也。邯郸、襄国，形胜之地，请择一而都之。”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晋纪十 ]石勒从之，遂领兵先占 据襄国（今邢台），作为根据地，建立后赵。（见图2－2－2）

石勒刚在襄国站稳足跟，王浚即唆使段氏鲜卑的人马来攻。石勒采用“突门”之计，大破鲜卑兵，生擒鲜卑猛将段末柸。但为瓦解王浚与鲜卑的联盟，孤立王浚，石勒义释段末柸。其后，石勒又用张宾之谋，卑辞厚礼，骗得王浚信任，然后轻骑北上，袭擒王浚，占领幽州。在随后的几年里，石勒以襄国为根据地，先后击破并州的刘琨、蓟州的段匹磾、青州的曹嶷，尽占幽、冀、并、青之地，统一北方。  
　　后赵分崩后，慕容鲜卑自辽东入据河北，建立前燕；氐族人在关中建立前秦，前燕和前秦在北方对峙。前秦在苻坚、王猛的领导下，国势蒸蒸日上，而前燕在太宰慕容格死后朝政日坏。面对前秦的压力，前燕朝中有识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强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备。大臣皇甫真建议：“洛阳、太原、壶关，皆宜选将益兵，以防未然。”另一名大臣申绍也建议：“移戍并土，控制西河，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则断后，犹愈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燕主未从；慕容垂投奔前秦后，前燕形势更趋不利，但仍未采取措施加强山西、河南方面的守备。王猛统兵伐燕，先于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攻拔洛阳。次年，王猛再率大军伐前燕。大军临发，苻坚面授机宜说：“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入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王猛长驱直入，一战而克壶关（今山西潞城西），再战而破晋阳（今太原），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然后，出潞川（今浊漳水）东下太行，在潞川击破前燕太傅慕容评所率燕军主力，乘势进围燕都邺城。苻坚也亲自率军经河内从南翼直趋邺城，与王猛合力攻破邺城。前燕灭亡。前秦统一北方。（见图2－2－3）

淝水之战后，前秦帝国面临瓦解。当时河北有苻坚之子苻邳镇守邺城，信都、常山、中山亦为前秦所守。慕容垂以安抚河北为名回到邺城。丁零人翟斌围攻洛阳时，苻邳遣慕容垂援洛阳，慕容垂遂正式脱离前秦。他收降翟斌的人马，在荣阳称燕王，建立后燕。他考虑到“洛阳四面受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 [ 注：《晋书》卷一百二十三 慕客垂载记 ]乃欲取邺城而据之。于是引兵渡河直驰邺城。苻邳坚守邺城，甚至不惜向东晋请求援兵。慕容垂想尽办法几度强攻邺城，但都未能破城。邺城不下，河北其它地区亦不能定。苻邳坚守邺城近两年，一直到苻坚死后，苻邳谋归关中，率众西走晋阳，邺城才为后燕有。邺城一下，其它各地亦依次降燕。  
　　北魏后期，河北、关陇爆发各族人民大起义。葛荣所率河北起义军围攻邺城，声势浩大。尔朱荣率军前往镇压。尔朱荣自晋阳率精骑七千，信道兼行，迅速东出滏口，直逼邺城。葛荣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尔朱荣大破葛荣部，生擒葛荣，槛送洛阳。尔朱荣部将侯渊又击败在幽州一带活动的起义军余部，河北起义遂被镇压。  
　　尔朱荣死后，高欢脱离尔朱集团。他先取得尔朱荣之子尔朱兆的信任，统领流入山西的原葛荣所部二十万六镇降民，以就食为名屯驻壶关。在河北大族的支持下，高欢自滏口进入河北，在信都起兵公开举起反尔朱氏的大旗，率军攻占邺城，又在邺城外的韩陵大败尔朱集团主力，并乘胜进兵洛阳，消灭了尔朱残余势力。其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高欢拥立东魏，定都邺城。  
　　东、西魏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北齐与北周继续在北方对峙。经过苦战，北周攻克北齐在山西的重镇平阳（今临汾），又进克晋阳，然后自 滏口东下太行，攻破邺城。北齐灭亡，北周统一北方。  
　　北周末，杨坚谋代周自立。相州（治邺城）总管尉迟迥在邺城起兵反杨坚，河北地区也纷纷响应。杨坚派大将韦孝宽率军讨尉迟迥。韦孝宽自河内进军，逼近邺城，在邺城外击破尉迟迥主力，乘胜攻破邺城。尉迟迥兵败自杀。韦孝宽遣兵分讨，其它各地亦悉数平定。平定尉迟迥之后，杨坚为根除东方之患，下令夷毁邺城城垣，分相州置毛州、魏州（今大名），以分相州之势，削弱邺城的战略地位。自汉末以来，数百年间，邺城便一直是河北地区的一方重镇，至此遭到削弱。  
　　 “安史之乱”前期，安禄山自范阳（今北京）南下，连陷河北、河南，占领洛阳，欲西攻潼关，深入关中。这期间，发生在河北境内的两场战 事对于打击叛军乃至最终平定叛乱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场战事是颜杲卿据常山（今正定）起兵反安禄山。安禄山南下时，颜杲卿假装归顺。安禄山攻占洛阳，将趋关中。平原（今山东乐陵）太守颜真卿使人告颜杲卿说：“速起兵断贼归路，可以缓贼西进之谋。”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三 ]颜杲卿遂西连太原尹王承业，东连颜真卿，起兵反安禄山。一时，河北境内响应者凡十七郡，皆归朝廷。附叛军者仅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安禄山正欲西攻潼关，督率诸军已至新安，闻常山有变，赶忙回洛阳，急派史思明率重兵攻打常山。颜杲卿起兵虽然很快就遭到失败，但它的确起到了“缓贼西进之谋”的作用。颜杲卿起兵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一方面在于此举属仗义讨逆，故能得到广泛的响应；另一方面在于他起兵的位置。常山地处河北中枢，联络南、北，依傍太行，西接井陉而连通太原。据此地起兵，确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第二场战事是李光弼、郭子仪东下井陉之战。史思明攻陷常山后，又压服其它各郡，独饶阳太守坚守不下。唐廷遂议派良将一人分兵出井陉以定河北，李光弼受命自太原东出井陉，逼近常山。常山团练兵执叛军守将以迎光弼。李光弼据常山，以逸待劳，伺机打击叛军，与史思明在常山一带相持。后来，郭子仪率朔方精兵与李光弼合军以攻史思明，大破叛军。唐军声势大震，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将而归朝廷。叛军交通线又告断绝，叛军家在范阳者无不摇心。安禄山大怯，议弃洛阳而还范阳。不过，就在这时，哥舒翰兵败潼关，叛军攻入长安，唐玄宗被迫幸蜀。战局突变，郭李二人乃放弃河北，引兵还太原。  
　　李郭二人在河北的战果虽因局势突变而前功尽弃，但此举的意义已为唐最高决策层所认识。李泌在向唐肃宗陈平贼之策时说：“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今陕西大荔）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郭子仪勿取华阴（今华阴），使两京之路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凤，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唐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可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 矣。”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 ]  
　　概括地说，李泌的平贼方案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让李光粥出井陉，郭子仪出河东，分击其首尾，使叛军来回疲于奔命，以拖跨、削弱叛军；第二阶段，让李光弼出井陉，建宁王李倓迂回塞北，合击范阳，先覆其巢穴，然后，大军四合，聚歼叛军。在两个阶段中，李光弼出井陉这着棋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未能贯彻执行此策，致使平叛之战多拖了几年，而且，最终也未彻底肃清反叛势力，导致了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见图2－2－4）

上述诸战中，决定性的争夺都发生在邯郸、邢台至真定一带的河北中、南部地区。其中自河南方向而来进取河北的有五起：刘邦据邯郸而平陈豨，曹操克邺城而平袁氏兄弟，石勒据襄国而图王浚，慕容垂下邺城而逐苻氏，韦孝宽破邺城而灭尉迟迥。在这类战争中，邯郸、邺城、邢台等地的确显示出了它们的门户地位。这些地方一经平定，河北其它地区均随之依次而定。  
　　自山西方向东下太行进取河北的战争共有七起：王翦、韩信均以出井陉而定赵、燕，李光弼、郭子仪出井陉而河北返正，王猛出潞川而灭前燕，尔朱荣出滏口而破葛荣，高欢出滏口而据信都，北周出滏口而灭北齐。在这类战争中，太行山关隘的得失是关键。这七起战争中，以关中政权而兼并河北政权的有四起：秦、西汉灭赵、燕，前秦灭前燕，北周灭北齐。对于这四次战争，差不多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河北的政权先是丢失了他们在太行山西侧的军事据点，从而导致太行山关隘的防守失去依托，然后，关中势力或自晋阳出井陉，或自上党出滏口，东下太行山，以临河北，而战事发展到此阶段，河北便可谓大势已去。

（二）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塞外游牧民族一直给中国北疆以很大的军事压力。中原政权强盛之时，尚能主动出击，如两汉击匈奴，隋唐击突厥，明初讨蒙古残余势力，均曾前出塞外，深入漠北，穷追猛讨。一般情况下，主要是扼守北部的一些山地险要，阻挡游牧民族的铁骑，基本上也能将游牧民族的铁骑拒之于长城一线所扼山地险要之外，偶尔渗透进来，也无关大局。若是中原政权衰弱，局势动荡，塞外游牧民族的铁骑便有机会透过这些山地险要，扰掠内地，甚至建立政权，入主中原。  
　　塞外游牧民族入侵，河北是其南下的一个主要方向。河北北部燕山山脉一线遂成为中原政权抗御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前沿地带。  
　　前面讲过，在燕山山脉的外围，又有两个最主要的来路：一个是辽西走廊，通辽河流域；一个是大同盆地至桑干河谷一带，通蒙古草原。几处重要的关隘便是扼守这些来路。山海关扼辽西方向的来路，居庸关、紫荆关扼大同方向的来路。以这些关隘所扼险要为依托，在这些关隘的内外两侧，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作为纵深，如大同、宣化、怀来、万全、张家口、卢龙、迁安、乐亭、遵化等地。  
　　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中原政权凭借燕山山脉为险阻，扼守一些重要关隘，并以内侧的重镇作为纵深，可建立第一道防线。秦汉时期经营渔阳、上谷、右北平，隋唐经营范阳、卢龙，明代经营蓟镇、宣府，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险要。若燕山山脉诸关隘被突破，则坚守北京犹可作第二阶段的抵御；北京不下，则这些游牧民族即使进入河北，也难站稳脚跟。契丹曾突入塞内，扰掠河北，但攻幽州不下，未能站稳足跟；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后，契丹遂在河北站稳足跟，并以此为基地，凌逼中原。蒙古攻金，也两度透入河北，金人固守中都，蒙古只得邀利退兵；金弃中都南迁，蒙古遂克中都，据有河北，进逼河南。瓦刺也先也曾侵入河北，破明军、俘明帝，却未能克明都，最终只得撤兵而去。后金（清）军五度迂回入边，但既未打通辽西走廊，也未能攻破北京，故未能在河北站稳足跟；待到吴三桂举山海关降清，李自成弃北京而走，清才占据河北，南定中原。若游牧民族既突破燕山险要，又攻占河北北部重心北京，便已在河北站稳足跟，中原政权就只能在河间、真定一线作被动的防御；若是连这一线也守不住，则中原政权便可谓大势已去。  
　　因此，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有时是汉化程度已很深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与塞外新兴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河北局势取决于自幽蓟至真定、河间一带的争夺。控制了幽、蓟，即已控制了燕山险阻；控制真定、河间一线，即已控制了河北中枢。这一点可一一 验诸战史。  
　　塞外游牧民族凭武力突破燕山险阻，入据河北，慕容鲜卑是其首例。慕容鲜卑在辽东崛起时，中原正值西晋末年的混乱局面。慕容鲜卑统一辽 东，建立前燕。后赵一度统一北方。后赵主石虎死后，诸子相残，局势很不稳定，前燕遂谋伐后赵。  
　　前燕慕容俊二年（350年）二月，前燕第一次南伐，兵分三路攻后赵：慕容霸（即后之慕容垂）率兵由东道出徒河（今辽宁锦县）；慕舆？于自西道出蠮螉塞（今居庸关）；慕容俊亲率主力自中道出卢龙塞（今河北迁安西北）。燕军突破燕山险要，未遇到大的抵抗，便占领蓟城，又南击后赵军至清梁（今河北蠡县）一带。前燕将都城迁至蓟城。次年，前燕第二次南伐，一举攻占河北中部重镇中山（今定州）。不久，后赵大将冉闵代后赵自立，建立魏国，率众游食于常山、中山诸郡，前燕大将募容恪在常山附近的廉台用铁索连马为方阵，大破魏军，擒执冉闵，并乘胜进围邺城。围攻数月，城破，魏亡。前燕又将都城迁至邺城。是后，前燕又略取山东、山西之地，进图河南，与关中的前秦、江南的东晋三足鼎立。（见图2－2－5）

慕容鲜卑自辽东入据河北，一战而克蓟城，据燕蓟之地；再战而克中山，执河北中枢；三战而克邺城，拥河北全境。南进层次非常清晰。  
　　前燕后来亡于前秦。前秦瓦解后，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后燕，定都中山。后燕灭掉山西的西燕后，与代北的北魏发生冲突。后燕攻北魏，大败于参合陂（395年）。次年，慕容垂亲征北魏，却病死于出征途中。北魏从此转入反攻。这年，北魏拓跋珪大举伐燕，兵分两路：一路从东道出军都（今居庸关）以袭幽州；一路出马邑、逾勾注山，以袭晋阳。东路军攻占渔阳（今密云），南路军攻占晋阳。十月，魏军自晋阳开韩信故道出井陉，直趋燕都中山。魏军攻占常山（今正定）后，河北诸郡县纷纷降魏，惟中山、邺城、信都三城为后燕所守。经过近两年的围攻，北魏攻克此三城。后燕主慕容宝率残余势力逃往辽西故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河北遂为魏有。  
　　北魏灭后燕之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常山的攻占。常山地居中枢，常山一占而其它郡县纷纷降魏，后燕孤守三城，实是如鱼在网，攻克只是一 个时间的问题。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不休，政权更迭频繁。此时，契丹已在辽东崛起，统一辽东，建立契丹国。契丹见中原衰乱，遂积极谋求南进，连年袭扰 平州（今河北卢龙）、镇州（正定）、定州（定州）、云州（大同）等地，但屡为后唐军击还。  
　　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塘在太原起兵叛后唐，以称臣及许割幽云十六州之地为条件，乞援于契丹。契丹国主耶律德光亲自率军南下雁门，援助石敬塘，大败后唐军。后唐灭亡。石敬塘自立为晋帝，契丹则尽占幽云十六州之地。契丹改国号为辽，在幽州置立南京析津府，在云州置立西京大同府。中国北方国防屏障尽失。  
　　契丹据幽云十六州之地，尽夺河北北部险要，占据有利的地理形势，己能随心所欲地兴兵南下。后晋开运三年（946年），辽、晋交恶。辽发军南下，攻陷汴梁，消灭后晋，并深入河南，纵兵肆掠。此后，辽一再地兴兵大举南侵。后周世宗时，辽主昏庸，周世宗遂谋恢复幽燕之地，但 未获成功。  
　　北宋代后周后，亦积极谋求收复幽云十六州。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在平北汉之后，挥师东下井陉，自镇州（今正定）北上攻辽幽州城。辽将耶律沙率军驰援。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一战，宋军溃败。其后，辽人乘战胜之势，先后三次发兵分山西、河北两路进攻北宋，前锋抵雁门、雄州一带。  
　　宋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北宋再次大举攻辽，兵分三路：以曹彬、米信等率兵出雄州，以趋幽州；田重进率军出定州，趋飞狐口；潘美、杨业等率军出雁门，攻云（今大同）、应（今应县）诸州。大军临发，宋太宗向曹彬指示方略说：“潘美之师，但令先趋云、应，卿等以十余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贪小利而要敌。敌闻大兵至，必萃劲兵于幽州，兵既聚，则不暇为援于山后矣。” [ 注：《续资治通鉴》宋太宗雍熙三年]  
　　宋太宗的战略意图是：以曹彬在幽州正面吸引、牵制辽军主力，以潘美之师从左翼实施战略迂回，攻取云、应诸州后，再自大同盆地东出，打击幽州的侧背，合攻幽州。此次作战，重兵虽集于幽州正面，作战的重点却在于自大同盆地至桑干河谷一带诸战略据点的攻取，以便控制太行山、燕山险要。执行此方略的要点是曹彬等幽州正面之军持重缓行，成功地牵制住辽军主力。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曹彬违背了这一点。他贪功冒进，连太宗都“颇讶其进军之速”。辽援军到达后，在岐沟关（今啄州西南拒马河北）大败曹彬军。正面之师惨败，宋军全线溃退。（见图2－2－6）  

北宋经此惨败，从此不敢再言北征，不敢再奢望收复幽云之地，对辽转取守势。北宋在河北中部一带自镇州（今正定）至泥姑海口（今天津大沽口）的漫长战线上沿滹沱河一线建立河防体系，以缓冲辽人铁骑的冲力；山西方向则阻雁门诸险，以御辽军。而辽人自此以后，先后六次大举南侵，有时，前锋直达邢州（今邢台）、德州、大名，逼近东京。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的战事才暂告停 息。  
　　在宋、辽之战中，宋一直处于被动境地，是有其军事体制及将帅自身的问题，地理形势无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辽据幽云十六州之地，已控制燕山及太行险要；幽州以南，为平原旷野。这样，辽人在形势不利时，扼险坚守，以待援军；形势有利时，铁骑南侵，驰骋于旷野，宋人 难于争锋。  
　　后来，金人联宋灭辽。灭辽后，金将燕京及所属六州（顺、涿、易、蓟、景、檀）洗劫一空，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而河北的平、营、滦诸州及山西的云、应、朔、蔚等州则不交还。实际上，只有这些州才是控扼燕山及太行险要的关键。这样，北宋虽然得到了它多年来一直梦想收复的燕蓟之地，但燕蓟所凭恃的地理险要却并未得到。所以，宋人在继长期受制于辽之后，再次受制于金。  
　　辽灭亡后，宋、金在河北、山西形成对峙局面。宋人在河北以真定、河间、中山（宋徽宗时将定州升为中山府，瀛州升为河间府）为重镇，以雄州（今雄县）、霸州（今霸县）、保州（今保定）为前沿据点，控守河北中部一线；在山两以太原为重镇，以蔚州（北宋蔚州寄治今山西灵丘）、代州（今代县）、岚州（今岚县）为据点，控守雁门险阻一线；以此建立起北部国防防线。  
　　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年）十二月，金人兵分两路南下侵宋：西路自云州下太原，东路自平州入燕蓟。金兵长驱直入。很快，东路军便已抵汴梁，西路军已抵太原。金兵围攻汴梁。李纲负责指挥抗战。金人攻城不下，遣使谈和，要求北宋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  
　　宋钦宗打算接受。李纲反对，他说：“三镇，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宋钦宗及李邦彦为排除投降障碍，罢李纲之官，派使臣往金营答应金人所提条件。太学生陈东上书痛陈割地之非：“邦彦等必欲割地，曾不知无三关、四镇（太原、河间、真定、中山），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和谈成后，杨时上疏：“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战而后得之，一旦弃之北人，使敌骑疾驱，贯吾心腹，不数日可至京师。今闻三镇之民以死拒之，三镇拒其前，吾以重兵蹑其后，尚可为也。”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当时不甘心投降的人都认识到了河北三镇对于北宋国防的意义。北宋虽失幽云十六州之地，但在河北依托三镇，联络太原，犹可重建雁门、三关防御体系。割让三镇，则三镇以南，一马平川，金兵铁骑可以长驱直入。苟安的宋王朝竟幻想以三镇之地求金人之不攻。殊不知宋王朝的软弱激起了金人更大的侵略野心。次年秋天，金兵再次兵分两路，分别自保州、云州大举南下攻宋。在这次进攻下，北宋灭亡。（见图2－2－7）

金灭北宋后，与南宋在江淮间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后来，金建北京为中都，辽阳为东京，大同为西京，开封为南京，大定（今内蒙古宁城）为 北京，统治重心逐渐移向中原。此时，蒙古在塞北崛起。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不断向外扩张。  
　　蒙古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军攻金，攻占其西京大同府，然后率军东进，进逼宣德（今河北宣化），游骑入居庸关至金中都城下。两年后，成吉思汗再次攻金。金兵重戍居庸关以拒之。成吉思汗乃留兵一部屯居庸关外，自率大军出紫荆关，破涿、易二州，再由南口反攻居庸关的背后。破关之后，会合关外蒙古兵，围攻金中都。金人全力坚守中都，成吉思汗遂留精兵屯守城下，而分大军为三道，大掠河北、山西、山东，连破金国九十余郡。三路大军会合后，又自大口进逼中都。金人纳赂请和，蒙古军才出居庸关退走。  
　　经此掠扰，金主打算迁都汴梁。有人反对，认为一旦迁都汴梁，则北路都不可守；汴梁四面受敌，亦非长远之计；辽东乃金人故地，依山负海 ，其险足恃，要迁都也应迁回辽东。金主不从，执意南迁汴梁。  
　　成吉思汗闻金主南迁，即派木华黎攻取金北京大定府，又派大军围攻中都。金救援不及，中都陷落。幽燕之地遂落入蒙古控制之中。成吉思汗 在河北建立行省，命木华黎经略太行以南。木华黎攻占东平以后，又分建行省，经营山东，以逼金国。  
　　金迁都汴梁后，以重兵扼潼关，戍守黄河，众建城戍，专力守河南。蒙古借道于宋，经大散关、汉中，出南阳而趋汴京。金黄河防线遂被突破 。金主又自汴京迁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宋联合攻金，金亡。  
　　金人放弃中都南迁，是其灭亡的开始。金主若能听臣下之言，凭借燕山险要，“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或许还能勉力与蒙古抗衡。燕京一弃 ，河北门户大开，沿黄河守河南狭长一线，夹在蒙占与南宋之间，岂是长久立国之道！  
　　蒙古灭夏、金、南宋，建立元朝，定都北京。元末政治腐朽，其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举行了成功的北伐， 将蒙古逐出塞外。蒙古退回塞北，残余势力仍很强大，时常扰掠明朝北边。  
　　在朱元璋的时代，明朝北方国防采取的是塞前歼敌的防御方案，集重兵于长城一线，依托塞前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等据点，以逸待劳，聚歼来敌于塞外。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又采取塞前出击的方案，明成祖五次出塞亲征，寻歼敌主力。明中期后，边防削弱，只得依靠沿长城一线的九座重镇作消极的防御，号称“九边”。“九边”中，在北京外围扼燕山险要的重镇是蓟镇、宣府和大同。（见图2－2－8）

明初，燕山外围本来还有大宁、开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等重镇作为燕山防线外围藩篱。“靖难之役”时，朱棣将大宁故地并给兀良哈，将大宁都司迁往保定。大宁内迁，东胜孤悬难守，不久也迁于内地。宣德年间，又将开平迁往独石（今河北赤城北独石）。这样，燕山外围藩篱尽失，北京外围只有燕山长城一线单薄的防御，缺乏防御纵深，一处被突破，北京便受到直接威胁。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领也先率军自大同入侵。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附近）一战，击溃明朝五十万大军，俘明英宗朱祁镇，随后又以送还英宗为名大举进攻北京：一部经宣府趋居庸关，一部经古北口趋密云，也先自率主力出紫荆关，三路大军分进合击，进逼北京。明军在于谦的领导下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瓦刺的这次入侵却给了明廷以极大的震动，显示出了明朝国防的脆弱。  
　　明后期，鞑靼兴起。张居正秉政时，厉行改革，整顿国防。对鞑靼“外示羁糜，内修战备”，在西线以和议安抚鞑靼，在东线则分别以名将戚继光、李成梁为蓟镇、辽东二镇的总兵，重点防守。其中，在燕山内侧的蓟镇以守为主，在燕山外侧的辽东则以攻为守。明朝北疆形势遂得稍 缓。  
　　不过，这期间塞外的形势又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女真人正在悄悄崛起。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向明朝的统治发起挑战。经过抚顺、萨尔浒两战，后金取得了在辽东的战略主动权；又经过沈阳、辽阳、广宁诸战役，尽夺明朝在辽东的军事据点。明朝只能靠扼守山海关及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几处据点控制辽西走廊。（见图2－2－9）

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他以武力迫降朝鲜，又征、抚兼施，消火察哈尔部，切断了明朝的左右两臂，保障了自身两翼的安全。然后 ，皇太极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明朝。他避实击虚，迂回入边，四次透过燕山山脉险要，攻入明朝腹地。  
　　从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到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先后四次率军攻明。他避开明朝以重兵坚守的辽西走廊，从其西北迂回，在大安口（今河北遵化东北）。龙井关（遵化北）、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北）、居庸关、青山关（今河北迁西东北）、墙子岭（今密云东）等处取得突破，毁墙入边，大掠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但攻克北京和从山海关背后打通辽西走廊的企图却未能实现。  
　　从这四次入边作战来看，明军只要坚守首都北京，扼守河北与辽东之间的主要咽喉——山海关，清军就算穿越燕山险要，透入河北，也不能站稳足跟。所以，这四次战役之后，明、清双方都加强了以锦州、山海关一带的争夺。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清两军主力在松山会战，洪承畴所率明军主力全军覆没。这年十一月，清军再次迂回入边，突入长城，大掠河北。这次入边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战争潜力，动摇了明王朝的根本，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创造了条件。  
　　当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消息传来时，清摄政王多尔衮急率大军西进，争夺北京。他打算避开仍由明军坚守的山海关，由蓟州、密云近京处入边，直趋北京。这时，形势急变。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请求与清军联合进击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星夜兼程向山海关趋进。在山海关，清军与吴三桂部协同，以优势兵力击溃了李自成所率大顺军主力，并跟踪追击。李自成退出北京，撤回关中。清军占领北京后，以进攻大顺军为重点，迫击大顺军。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袭杀，大顺政权覆灭。清军又击灭南明政权及起义军余部，统一了全国。  
　　满清入主中原，决定性的一步当数山海关的打开。清兴自辽东，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是辽西走廊。虽然明朝在辽东的军事行动频频败北，但凭借山海关及宁远、锦州等据点，始终控制着辽西走廊。清军虽然数度自西北迂回入边，但效果主要是扰掠性的。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没有及时处理好对吴三桂的安抚和山海关的防御等问题，吴三桂举关降清，使清军争夺了几十年梦想打开的辽西走廊通道为之洞开，清军遂得以长驱直入。农民军无法抵挡清兵之锋锐，一再败退，中原遂落满清之手。  
　　明朝定都北京，却单靠长城一线扼守燕山险要，这种防御体系实在是过于单薄。清军一再地突破长城防线，大掠河北，即证明了这种国防体系的弱点。明亡后，一批忠于明朝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顾祖禹等对明朝的这种国防体系作了深刻的反思，对明廷放弃大宁、开平等燕山外围藩篱更是提出了沉痛的批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都燕京而弃大宁、弃开平，委东胜于榛芜，视辽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无患，其可得乎！”他指出：“明代之都燕也，当法汉唐之成算，以开平、大宁、东胜、辽阳为河西、朔方之地。乃坐而自削，有日蹙百里之讥，无乃与都燕之初意相刺谬乎！” [ 注：《读史方舆纪要》直隶方舆纪要序 ]这种批评相当中肯。燕山虽险，但实在过于单薄，一旦被突破，明统治重心即受到最直接的威胁。以顾祖禹之见，明朝定都北京，对于北京外围的防御，应当象汉、唐以河西、朔方等地作为关中外围藩篱一样，以开平、大宁、东胜、辽阳为北京之外藩，以加固燕山防御体系。  
　　在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上，河北和关中，犹如中原政权面向北方的两臂。对于关中而言，早在秦汉时期，便已认识到了经营关中外围对于关中安全的意义。秦汉、隋唐均曾致力于经营河套、陇西、河西乃至西域，以巩固关中外围藩篱，确保关中的安全。而河北则主要凭恃燕山山脉，扼险拒守，这种防御格局却显得有些单薄。历史上，凭武力强行透入河北并建立起政权的少数民族屡见不鲜，有时甚至是先已入据河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又受到塞外新兴游牧民族的侵逼。前燕之灭后赵、北魏之逐后燕、金之灭辽、蒙古之灭金、清之取明，均以塞外侵逼河北，契丹据幽燕之地，更是影响了五代、北宋几代政权的兴衰。即使是在中原政权强盛的时期，由这里发起的扰掠性入侵也是非常频繁。所有这些，都与河北外围屏障燕山防御体系的单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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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

一 南北对峙与东南根本

　　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集于东南。这一局面的形成实有其地理上的基础。  
　　历史上的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除孙吴与曹魏（西晋）之间短暂的对峙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其它南北对峙如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南宋与金、南宋与蒙古（元）对峙时，北方政权都是少数民族所建。政治军事上的对峙是以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  
　　中国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气候、环境及人的习性差异较大，遂使南北双方军事特长上也有很大差异。  
　　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射猎为业，男子皆精于骑射，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可谓兵民合一；在战略战术上，以远程奔袭、骑兵野战见长；注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人自为战；生长北方，性习温凉，不耐暑热，故其对南方的作战主要是在秋冬时节。秋冬时节，秋高马肥，大地坚净，利于骑兵驱驰。  
　　南方汉人以农耕为业，其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对水利的利用是其社会的主要特点。其治军、用兵亦与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特点相适应。治军以组织、秩序和纪律见长。历史上的南方比较著名的军队如北府兵、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是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见长。在战略战术上，注重谋略，讲究部伍阵法，善于利用城市作为据点防守，利用平原地区的江河水道来进行运输。建立水师。南方对北方的主动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时节。春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  
　　南北双方可谓各有所长，各有千秋。鉴于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上的特点，南北双方在天时和地利上都可谓利弊半参。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双方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利用对方的短处。  
　　在南北对抗比较稳定的时期，双方往往达成一种均势。双方之间的对抗在长江和黄河之间的某条中间线上稳定下来。任何一方只要越过这条中间线便会面临大的困难，也会遭遇大的抵抗。这条中间线，在东部地区通常是淮河——尽管南方势力偶尔能远达黄河，北方势力有时也能饮马长江，但双方大致在淮河一线稳定下来；在西部地区，则通常是以秦岭为界。  
　　黄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战场。这一带季节变化比较明显，既有旷阔的原野，又有纵横的江河水道。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原野宜于北方铁骑驱驰，利于北方发挥其骑兵野战的特长；春夏时节，江河水涨，利于南方发挥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因此，无论从时机还是从地利上，双方都是利弊半参，因而易于陷入一种拉锯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在整个南方地区，没有哪个地区能象东南这样有这么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东南地区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就是一个富裕的经济区，人烟稠密。西汉时，吴王刘濞便以“铸山煮海，国用富饶”，凭雄厚的经济实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马迁描述当时经济形势，称“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 江南的开发本来相对晚于北方，但北方的历次动荡都会导致大量的流民南迁，流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往南方，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江南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 注：《宋书》卷五十四 列传第十四“史臣曰” ] 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 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 [ 注：《隋书》卷三十一 地理志下 ] 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纷避难江东，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乔迁士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性因素。随着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流风所披，影响深远。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瞩目。  
　　乔迁政权带有上述的那些优势，但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统一天下（仅明朝朱元璋为一例外），便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

二 江淮防御体系
　　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今南京）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建康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 江南二 ]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见图2－3－l）

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 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江南一 ]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  
　　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 注：《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一）长江防线  
　　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处建康的上下游。江北之敌欲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两处。建康方面也加强对这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为重镇，这就是京口（今镇江）和采石。与此二地隔江相对的，东面是广陵（今扬州），西面是历阳（今和县），北方铁骑南下，往往东抵广陵，西抵历阳，故亦立重镇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最早孙权曾立都于此，号为京城，迁都建邺后，立为京口镇。自此以后，立国于东南者，均以京口为重镇。东晋时，郗鉴经营京口以挫苏峻之乱，遂建为雄镇，号称北府，与西府历阳、南州姑孰一起拱卫京师建康。桓温专擅朝政，视京口为眼中钉，曾谓“京口酒可饮，兵可用。”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其帐下谋士郗超会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将京口让给了桓温。谢玄在淝水挫败前秦苻坚大军，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荆州东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将刘牢之举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晋，刘裕、刘毅等据京口起兵反玄，因以灭玄。刘裕代晋后，有鉴于京口的战略地位，曾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 注：《宋书》卷七十八 刘延孙列传 ]终刘宋一朝，无论是在对北敌的战争中，还是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京口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梁末，陈霸先镇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陈霸先袭杀王僧辨，亦据京口而发，并最终建陈代梁。隋灭陈之战中，贺若弼自瓜洲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与自采石渡江的韩擒虎合围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兴，亦自广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东南，主战派大臣力主经营建康、京口以图中原，如陈亮曾上书孝宗皇帝说：“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力大略如虎之出穴。”[ 注：《陈亮集》中华书局增订本，卷一 ]  
　　采石即今之采石矶，隔江与横江渡相对，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较好的渡江码头，是古代长江易渡之处。秦始皇巡视东南，即由此处渡江。孙策略取江东，也由此处渡江；后遂建为重镇。西晋灭吴之战中，吴丞相张悌率军至采石，渡江迎战晋军，兵败，晋上游诸军遂长驱直入，直抵建业。晋永嘉元年（307年），陈敏据建业起兵，晋扬州刺史刘机由历阳渡江讨之。东晋咸和三午（327年），苏峻据历阳起兵，率军自横江渡江取采石，东逼建康。咸康元年（335年），后赵石虎率军南下，游骑至历阳，东晋急增戍采石、芜湖、慈湖以备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寿阳趋历阳，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并建议侯景说：“宜乘此际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为备，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据采石，大王虽有精甲百万，不能济矣。”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侯景遂自横江渡采石，袭据姑孰，东下建康；先是，临川太守陈昕启凑梁主：“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不能济。”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隋灭陈，韩擒虎兵出庐州，由横江济采石，陷姑孰，从右翼包围建康；此前，陈将樊毅提醒陈主说：“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须锐兵五千、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陈纪十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曹彬率军伐南唐，在采石大败南唐守军，占领采石，然后在采石架设浮桥，接应江北的宋军，宋军遂长驱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也试图从采石渡江，被虞允文击败。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袭取和州，准备进击江南，大军渡横江，夺占采石，遂据集庆（今南京），开创大明基业。  
　　京口与采石虽同扼长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性有过于京口。采石附近，江面较窄，京口一带，江面较宽，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骑驱驰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面中原，敌骑驱驰，容易抵达。北骑南来，趋采石较趋京口为易。故前人有言：“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江南一 ]另外，采石除去扼长江渡口外，还与姑孰、东梁山一道起着阻遏上游来敌。屏护建康的作用。唐以后，形势稍有变化，一方面由于泥沙冲积，瓜洲一带江面稍稍变窄，另一方面，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和政治重心的东移，这里是运河与长江、北方政治重心与南方经济重心联系的衔接地带，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当涂，地处建康上游，控御采石和东梁山二处险要，翼蔽建康。东晋南朝侨立豫州（或南豫州）于此，号为南州，与北府京口、西府历阳一道拱卫建康。顾祖禹称姑孰“控据江山，密迩畿邑，自上游来者，则梁山当其要害；自横江渡者，则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为必争之地。”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七 江南九 ]东晋初，王敦专擅朝政，自上游移镇姑孰；桓氏以荆州上游东逼建康，恒温、桓冲先后移豫州镇姑孰。刘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刘骏讨刘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属。因为，据姑孰即已夺梁山之险，撤掉了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梁山即东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里，挡建康上游陆路要冲。刘宋孝建元年（554年），刘义宣，臧质在上游起兵，东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谟等将拒之，叛军兵至芜湖，臧质建议义宣说：“今若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梁山，则玄谟必不敢动；下官中流鼓棹，直趋石头，此上策也。” [ 注：《宋书》卷七十四 臧质传 ]义宣未用，而尽锐攻梁山，为王玄谟等所败。齐永元元年（499年），陈显达据江州起兵，齐东昏侯遣将军胡松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齐萧轨与梁降将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陈霸先立栅扼梁山以拒之。梁山与采石共扼建康上游水陆两路，为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  
　　与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对的是广陵和历阳，二地可谓两淮根本。北骑南下，自淮东来者，最终必趋广陵；自淮西来者，最终必趋历阳。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则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结地，广陵足以策应山阳、盱眙，历阳足以策应钟离、寿春。  
　　广陵即今之扬州，为淮东根本，翼蔽长江。北不得广陵，则无以渡瓜洲；南不得广陵，则无以争淮北。大运河开通以后，广陵扼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汉时，广陵为吴之国都，吴王刘濞据此，煮海为盐，铸山为铜，国用富饶，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汉。三国时，广陵为曹魏所有，曹魏黄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自寿春至广陵，欲攻江东；孙权屡争广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屡出而无成，最终只得以长江为守。东晋时，广陵为侨立兖州的治所，刘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发民丁，沿江数郡之兵俱集于广陵。孝建年间，竟陵王刘诞受孝武帝猜疑，出镇广陵，刘诞遂营广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发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乱”中，东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尽入东魏，广陵亦为北方所有。隋统一北方，谋并江南，先以扬州总管贺若弼镇广陵；平陈之战中，贺若弼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从左翼包围建康。隋统一全国，为加强南北联系，开凿大运河，大运河在广陵附近汇入长江。隋炀帝废州置郡，以广陵为江都郡，经常临幸。隋末天下大乱，江都为李子通所据，李子通据江都称帝，国号吴。唐末藩镇割据，庐州刺史杨行密入据广陵，自称淮南留后，尽略淮南之地，建国吴，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吴后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后周与南唐激战于淮南，后周军乘虚袭占扬州，次年，南唐主请和，尽献江北之地，南唐国势遂弱。南宋建都临安，江淮防线当临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两淮。扬州为淮东根本，赵范所谓“扬州者，国之北门，一以统淮，一以蔽江，一以守运河，皆不可无备。”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 江南五 ]元军突破荆襄防线，东下临安，两淮犹为南宋所守，李庭芝据守扬州。文天祥犹寄希望于两淮，建议宋廷分境内为四镇，将淮西并入淮东，建阃于扬州，截击元军之后，以图恢复国势，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扬州之与金陵，形势又几同于东晋南朝，后虽迁都于北京，但南北二京之间的联系、江南财赋的转输，都须藉大运河，而扬州扼运河之咽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历阳即今之和县。自淮西方向南下趋建康，必经历阳。寿春、凤阳以南，巢湖当其要冲；巢湖以西，地形复杂，不利大军穿行；巢湖以东，山丘和河道较少，利于大军通行，北方势力南下，多出此途。历阳当此冲要。顾祖禹言：“自昔国于东南，未尝不以历阳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寿阳、历阳来者十之七。”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南宋吕祉亦言：“历阳，建康、姑孰之门户。未有历阳多故而江东得以安枕者。”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孙策据江东，由历阳渡江。西晋灭吴，使王浑出历阳，渡横江。东晋时，苏峻亦由历阳渡横江，袭姑孰而下建康。后赵石虎掠淮南，游骑径抵历阳，江南戒严。梁末侯景叛乱，起自寿阳，并有历阳，再出横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灭陈之战中，庐州总管韩擒虎由庐州趋历阳，出横江而渡采石。宋金对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径抵历阳。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历阳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二）淮河防线  
　　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以扼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寿春（今寿县）和钟离（今凤阳），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颖河和涡河。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寿春正对颖口，挡颖河、淮河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钟离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这一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  
　　寿春即今之寿县。淮河主要支流颖河在其附近汇入淮河。颖河为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一条重要交通线，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寿春正对颖口。自颖河或淮河上游而来之敌，必经寿春。顾祖禹称寿春“控扼淮颖，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 江南三 ]另外，寿春一带，为黄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屯耕。故其地利足以为战守之资。  
　　战国末，楚失鄢郢之地后，东徙淮南，一度以寿春为都。西汉时，寿春为淮南王国都。淮南国地大力强，值汉廷削藩之余，怯不自安，遂谋起兵。伍被建议：“略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保会稽，南通劲越，崛强江淮间，可以延岁月之寿。”[ 注：《汉书》卷四十五 伍被传 ]东汉末，袁术据寿春，帝制自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邓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视陈、项以东，至寿春，上表建策，建议：“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如此，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主政的司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广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自是以后，每东南有事，大军泛船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为以后西晋灭吴打下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对峙于江淮之间，寿春挡南北之冲，为南北双方争夺的急所。司马睿初定江东，应詹即建议说：“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 [ 注：《晋书》卷二十六 食货志 ]东晋立足江东，但仍以收复中原为号召，故经营寿春，以守而言，可为淮西重镇，以进取而言，可与中原形势相呼应，且两淮间为流民所集，招集安抚，意义亦大。晋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据寿春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时出兵救援，晋大司马桓温率军击破前秦援兵，攻破寿春，收复寿春。时参军伏滔随恒温至寿阳，以淮南屡叛，遂著《正淮论》言寿春之重要曰：“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有淮淝之固。龙泉之陂，良田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 [ 注：《晋书》卷九十二 伏滔传 ]苻坚伐晋，前锋已拔寿阳，但就在寿阳附近的淝水，谢玄所率晋军击破前秦军队，收复寿阳，前秦经此一败，顿成崩溃之势。东晋末，刘裕“欲开拓河南，绥定豫土，割扬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属豫州。” [ 注：《晋书》卷十四 地理志上 ]侨立豫州，治寿阳，作为北伐中原的一个前进基地。王镇恶、檀道济趋许洛之师即由此出发。刘宋时期，无论是北伐还是北伐失败后收拾残局，寿阳都显示出了它作为淮西一方重镇的地位。萧道成代宋自立，北魏即发兵来攻，寿阳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萧道成以垣崇祖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他对垣崇祖说：“吾新得天下，索虏必以纳刘昶为辞，侵犯边鄙。寿春当虏之冲，非卿无以制此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 齐纪一 ]萧齐末年，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降北魏，北魏发兵接应，寿阳并淮南之地遂入于北魏。梁趁北魏内乱，收复寿阳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乱”时，东、西魏趁利南进，寿阳及淮南之地又入于东魏。陈太建五年（573年），吴明彻北伐，收复寿阳，陈主为之下诏曰：“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 [ 注：《陈书》卷九 吴明彻传 ] 吴明彻兵败后，寿阳连同整个淮南又被北周攻占，陈人不得不凭江而守，形势极其不利。  
　　五代时，后周世宗征南唐，攻寿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后来南唐寿州守将以望断援绝而降。寿州一降，江北诸州次第风靡。宋金对峙时，金兵南下江淮，寿州每为极冲。吕祉言：“淮西，建康之屏蔽，寿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寿春失，则出合肥、据历阳，建康不得安枕矣。”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论]  
　　涡河为中原与江淮间的又一条重要交通线。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凤阳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凤阳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凤阳在南北朝时为钟离郡。南朝刘宋失淮北诸州之后，只得凭淮河而守，钟离正档自许洛方向南下之冲，北魏每次南下，钟离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梁末，钟离与寿春俱入于东魏。宋金对峙，金人立刘豫于中原，欲以华制华。宋绍兴六年（1136年），刘豫侵淮西，朝议欲弃淮保江。枢密使张浚力反之，说：“淮南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则长江之险与敌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东宜于盱眙屯驻，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于濠、寿屯驻，以扼涡、颖运道。”[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一七 ]濠州即凤阳。濠、寿二州分别控扼涡、颖二口，为扼守淮河的关键。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浚、刘琦、杨沂中三大将之兵败于濠州，宋廷遂决计议和。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经兖州、济宁、徐州、宿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河下游河道变迁很大，特别是黄河改道，夺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当年旧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西晋王濬攻吴，杜预曾写信鼓励他直捣建康以灭吴，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晋纪三 ]根据杜预书信中所提示的线路，王濬水师可由建业？直驶洛阳，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应该是比较早的事；桓温、刘裕北伐，都曾开通泗水水道；隋炀帝开大运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  
　　淮河下游重镇主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东晋南朝时为山阳郡，隋唐及宋代时为楚州，元明清时称淮安。曹魏黄初年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循蔡、颖、涡等水入淮而至广陵，舟师即由淮安而南。东晋南朝均以淮安为重镇，祖约、刘隗、荀羡等将先后镇守其地。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将彭超建议苻坚说：“愿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棋劫之势，东西并运，丹阳不足平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 晋纪一十六 ]苻坚从之，遂发兵攻淮阳、盱眙。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后，山阳太守萧僧珍悉敛百姓入城，筑堤蓄陂水，欲待魏兵至时，决堤灌之。魏军经过山阳，未敢攻城。刘宋泰始年间失淮北诸州，北魏将山阳、彭城一带经营成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南朝再谋北进，形势已很不利。陈代吴明彻北伐围攻彭城时，周将王轨轻兵南进，袭据清口，切断了陈军归路，明彻遂败。宋室南迁，倚江淮以屏蔽东南，山阳的地位再次重要起来。吴表臣曰：“山阳控扼之地，失之则无以屏蔽淮东。”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二 江南四 ] 徐宗偃亦曰：“山阳南北必争之地也，我得之，可以进取山东；敌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二 江南四 ]大运河道经淮安，故元、明两代均设重臣、置屯军以经略之。元末农民起义时，元将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议元廷增戍淮安：“淮安为南北噤喉，江淮要冲之地，其地一失，两淮皆未易复也。则救援淮安，诚为急务。” [ 注：《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董博霄传 ]  
　　盱眙为淮东一方重镇。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怀王的都城。东晋时，羌人姚襄在淮南击破殷浩之军，进屯盱眙，晋廷不能制。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将领俱难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战后，东晋才收复盱眙；义熙年间，晋廷置盱眙为郡，刘宋时因之。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时，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处冲要，乃缮城浚隍，积材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北魏南进时，淮河一带郡县守宰多弃城逃走，沈璞坚守盱眙；辅国将军臧质军溃后，亦率余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坚守盱眙，魏主拓跋焘自瓜步北撤途中，亲自指挥强攻盱眙三十余日而未能破城，只得烧攻城器具而走，显示出盱眙在淮东地区确为一方重镇。北魏退去后不久，刘义隆即以其弟刘义恭为南兖州刺史、骠骑将军，都督十三州诸军事，移镇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区残破的防御体系。次年，刘宋撒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驻盱眙，开创屯田，应接远近。  
　　彭城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众水汇集。泗水从彭城附近流过。泗水向西北上溯，开巨野泽可入黄河，南流途中又汇纳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汇入泗水。刘裕灭后秦之后南归，舟师自渭入河，又开汴渠，自河入汴，遂归彭城。雎？水则在邳州（今邳县）附近汇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败于雎？清口。  
　　彭城可说是四战之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彭城在楚汉之际曾为西楚霸王项羽之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徐州乃纷争之地，陶谦、刘备、吕布、曹操都曾力争徐州。孙权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吕蒙以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洛，虽攻取之，日后曹操也必全力来争，不如袭取荆州，全据长江。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  
　　南北对峙形势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线的几个层次中，长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长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区，实以彭城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可为战守之资。苏轼论彭城地位曰：“徐州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延敌，真若从屋上建瓴水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根据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陈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之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 晋纪三十三 ]潘聪是看到了彭城对于东晋的意义，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结论。刘裕和刘义隆都曾以彭城作为北伐的基地。刘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为其前进基地；刘裕以北伐之功先后进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刘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为北伐的前进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时，长沙王刘义欣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谟为彭城太守，进策经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宋纪七 ]刘义隆遂以第三子刘骏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为北伐作准备。在这次北伐失败后，刘骏与江夏王刘义恭坚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轻攻彭城。  
　　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中，宋明帝缮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刘宋试图夺回彭城而未遂。此后，北魏积极经营彭城，作为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北魏初据彭城，主将尉元上表请经营彭城：“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觎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 注：《魏书》卷五十 尉元传 ]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国家欲取江东，先须积谷彭城。切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水陆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绢市牛，可得万头，兴置屯田，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皆贮公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非止戍卒丰饱，亦有吞敌之势。”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 齐纪一 ]到陈代时，吴明彻趁北周与北齐相争之机北伐，收复淮南，并试图进争淮北，收复彭城，但他在围攻彭城时，兵败被擒。南朝经略淮北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  
　　唐代藩镇割据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李泌建议唐德宗说：“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宜急建重镇于徐州，使运路常通，则江淮安也。”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邳州（今邳县）可谓对徐州地位的一种补充。邳州也在淮泗水运线上，北近齐鲁，南蔽江淮，为南北水陆交通的一大要冲。从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趋中原；自邳州向东北，正对沂水河谷，可趋山东。邳州与淮安俱为淮北与淮南的重要衔接点。南方争淮北、北方争淮南，都必争邳州。刘裕北伐南燕，舟师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县）后，留船舰步行而进；灭南燕后，又欲“留镇下邳，经营司、雍”；卢循东下建康，刘裕还师，兵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率精锐步骑归建康。刘宋泰始年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经营彭城，曾上表请经略下邳、淮阳等地以挫宋军：“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预，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宋人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预、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自克。” [ 注：《魏书》卷五十 尉元传 ]沈攸之沿泗水北进，试图收复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击败，淮北诸州遂不可复问。陈趁北方内乱遣吴明彻北伐，下邳一带又成为争夺的要点。五代初，淮南割据，抗衡中原，邳、徐一带控淮泗之路，为南北争夺的要点。朱温以争邳、徐而阻杨行密，后周则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这是东南地区江淮防御体系的大致情况。大体说来，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长江一线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线上有京口、广陵、姑孰、历阳等重镇，守护江南；长江至淮河之间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寿阳、钟离、山阳、盱眙等重镇，守护淮南；淮河至黄河之间又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彭城、邳州等军事重镇，守护淮北。  
　　这几个层次基本上显示出了南北双方随着势力消长而表现出的攻守形势。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河以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消极防守；南北双方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的前沿。

三 南方的北伐


（一）北伐的政治问题  
　　从东晋南朝到南宋，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举行过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恒温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谢万北伐（359年）、谢玄北伐（384年）、刘裕北伐（400年、416年）、刘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萧衍北伐（505年）、吴明彻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张浚北伐（1136年）、岳飞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从这些频繁发起的北伐中，可以折射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对于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而言，北伐总是一面旗帜，一面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会的旗帜。  
　　东南政权既然大多是乔迁政权，他们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大都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们整合南方社会的过程中，北伐、收复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面旗帜。  
　　东晋、南宋南迁之初，北方为少数民族所占，中原板荡，百姓流离，人无定志。南迁的政权要收拾局面，稳定人心，凭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这么一个身份。但他们又都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面的。东晋、南宋南迁之前，西晋、北宋政权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覆灭。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南宋的建立者赵构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这就是说，南迁到东南的政权并不是中原政权的原班迁移。这样，新建立的政权要出来整合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对于自己的政权作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这么一个身份尤须加以强调。  
　　这时，北伐中原、收复旧疆便可以作为一面非常有用的旗帜。这面旗帜可以显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对于维系人心、整合内部意义重大。也就是说，此时打出北伐中原的旗号，对于江南政权内部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有过于北伐本身的意义。  
　　的确，北伐中原，驱逐胡人，收复旧疆，重返故土，对于振奋社会人心是很有号召力的，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项精神资源。王导在渡江士人们新亭对泣之时“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 注：《晋书》卷六十五 王导传 ]之语，何等感励人心！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历史上，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发起的北伐虽多，真正彻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却很少。如果北伐仅仅只是作为收拾人心、整合社会的一面旗帜的话，那么，社会整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比较强大的力量；相反，社会整合不够的话，就凝聚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无法有成功的和比较彻底意义上的北伐。  
　　东晋前期，皇权旁落，门阀政治比较典型。王、庾、桓、谢等大族先后执掌朝政，几个主要的大族相互牵制，又相互维系，从而使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得以维持。这种局面妨碍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全面建立；也妨碍江南社会的全面整合，所以，东晋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谢万、谢玄北伐时，南方社会整合程度远远不够，牵制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晋廷并未给予实质性的支持。而当祖逖刚刚在河南打下基础，晋廷即派戴渊前往节制。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戴）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隗）、刁（协）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一 晋纪十三 ]不久病死，北伐事业前功尽弃。 褚裒北伐，“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而光禄大夫蔡谟则“独调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 晋纪二十 ] 当时各方的意图及彼此矛盾非三言两语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实已足可显示褚裒北伐并没得到江东社会的广泛支持。  
　　有时，北伐甚至成了门阀大族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这样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晋廷为了抑制恒温北伐的动议。而且，殷浩北伐时，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的王羲之就曾遗书殷浩说：“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靡而已。”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九 晋纪二十一 ]对于北伐也并不赞成。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趁机反击，从而将北伐的资格据为己有，同时也将东晋的军政大权握于己手。  
　　桓温北伐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桓温北伐的用意，并不全在收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桓温长期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  
　　谢玄北伐时，正趁淝水之战后南方空前高涨的士气和北方纷乱的局面，本应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此时，谢安正以刚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马氏的猜忌，谢玄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内藩朝廷”的建议甚至都不被朝议所允。  
　　刘裕北伐时，至少算是事权归一，受到的牵制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树立个人威望的意图，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晋。刘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个仍以乔迁士族为政治主体的社会里，以一个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门士族共同维系百余年的司马氏政权而代之，必须取得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这是刘裕造宋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所以，他要在对北敌的疆场上建立起足以取信于朝野的功勋，以便为改朝换代作准备。这对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巩固造成了很大影响。  
　　刘裕北伐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尽管他平定了桓玄、卢循、谯纵，消灭了南燕、后秦，武功卓著，但高门士族对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虽然控制了军政大权，但社会基础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刚刚击灭后秦、北伐功业如日中天之时，听到他的重要谋士、留守建康的刘穆之死后，感到“根本无托”，遂从长安仓促东归，致使关中旋得旋失，没于赫连夏。在他死后，北魏趁丧南侵，河南又没于北魏。而这点又影响了以后整个元嘉年间的南北关系。  
　　本来，刘裕在晋末秉政的那段时间是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南方实力最强、所据地理态势也最好的时期，刘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可获得进一步巩固的，但由于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当大的折扣。  
　　刘宋时期，皇权得到加强，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但此时“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自刘裕代晋，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削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 [ 注：《资治通鉴》卷一二一 元嘉七年 ]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时期“不与刘、石通使”的立场 [ 注：《廿二史考异》卷一八 晋穆帝永和七年]。种种迹象表明，晋宋之际，“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对于“华夷”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统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对统兵将领一贯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牵制。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  
　　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的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  
　　时桓温北伐收复洛阳，遂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不乐北迁。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軫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桓）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 晋纪二十三 ]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性。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性有很大关系。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的意义。  
　　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的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的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会整合已经比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本来，当乔迁政权在江南根基已固，内部经营初具规模以后，是可以作进一步的进取的；但对乔迁东南的政权而言，北伐大多只是停留在第一层意义上，仅仅只是作为一面旗帜，一个招牌，因而少有比较彻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较成功的北伐。  
　　与东晋、南朝及南宋等乔迁政权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朱元璋虽然也是起自东南，但其政权的基础并无上述乔迁政权的种种特性，并不需要拿北伐作为安定内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驱逐鞑靼，恢复汉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也正因为彻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二）北伐的地理背景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关。以东南而北伐中原，进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势是其制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面已经说过，东南立国，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其攻守、进退都是以它们为基础。这是江淮防御体系的正面。但无论以进以退，还须经营好东南的两翼。山东和荆襄是为东南之两翼，经营好此二地，进可以经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御体系的稳固。山东可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地区可以屏护长江上游。北伐作为一种进取的态势，尤须经营好两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面太远，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东、荆襄二地的山河形势足以作为屏障，也足以作为进取的依托。  
　　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内部政治因素的牵制外，北伐方略不当也是其北伐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时，争于河南，而河南当时正是混乱和动荡的交汇之地。褚裒北伐，师出泗口而趋彭城，结果大败于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许、洛，但先是有张遇据许昌之叛，以致自寿春出兵的计划受挫，后来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谢万北伐，由涡水、颖水北趋洛阳，却以燕兵势盛而仓皇退兵，招致士众惊溃，许昌、颖川、谯、沛诸城相次陷没。谢玄北伐，由下邳进据彭城，遣军渡河守黎阳，又遣刘牢之援邺城，他上疏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 [ 注：《晋书》卷七十九 谢玄传 ]的建议亦为朝议所不允。刘宋元嘉北伐，目标也只在收复河南，结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萧衍北伐，战于淮南，与其说是进取，不如说是自保。陈代吴明彻北伐，是趁北方内乱，乘时进取，但也止于淮河南北。南宋张浚北伐，意在屏护临安，其布势重在淮河正面，而在两翼担任主攻的岳飞、韩世忠二将则势单力薄。端平北伐，短时间收复二京，也只是重复了刘宋收复河南四镇的覆辙。  
　　上述北伐方略上的不当，除了诸如战争指导之类的失误外，对于东南所面临的地理形势缺乏整体的经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述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面，争于河南四战之地，攻守形势缺乏依托。这其中又以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和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比较典型。这两次北伐最能反映出东南政权北伐中原时地理上的弱点及其经营上的不当。  
　　宋文帝刘义隆为收复河南，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打到黄河一线，然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占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碻磝，意在凭河而守。但是，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刘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溃，所以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这里，值得分析的是刘义隆北伐目标的选择问题。（见图2－3－2）  

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山西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那年，到彦之进兵之时，北魏正谋伐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崔浩断言：“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魏书》卷三十五 崔浩传 ]所恃者乃在北魏对中原所拥有的地理上的优势。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刘义隆北伐，每次都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倒是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所言进兵之策比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入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今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这的确是北魏为之担忧的一种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时，北魏崔浩曾对太武帝分析说：“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今河北冀县），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 [注：《魏书》卷三十五 崔浩传 ]在崔浩看来，宋军若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由此可见刘兴祖所言进兵之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  
　　刘家的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刘宋国力大损。  
　　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蒙古为灭金，遣使联宋攻金。宋、蒙联军于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灭掉金国。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开始南来对于这次联蒙攻金还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即马上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灭金之后，置一汉人为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触即溃，根本无法固守河南，迅速败退而归。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进。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幸赖孟珙、余玠等名将苦心经营，南宋才得以在东南继续偏安。  
　　取得一定影响的北伐，都是从两翼的经营着手。如恒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桓温先自江陵，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三辅；后又自江陵北进，出伊水，击败姚襄，迫降周成，收复旧都洛阳。岳飞北伐也是自荆襄出兵。岳飞自襄阳北进，相继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准备渡河收复河北。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在布势上能体现出对东南地理形势作整体经营的最典型的战例是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刘裕在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东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义熙八年（412年）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四川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荆襄上游的安全，并将荆襄经营为日后北伐的一个前进基地。在国内，他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火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东晋政局稳定，事权归一。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的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山东和荆襄。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山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北上之军分为两路：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见图2－3－3）

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自荆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对洛阳的进攻；沈田子、傅弘之则率先自武关攻入关中，牵制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线路，是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装备的运输线；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马上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州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遂得以顺利展开。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明初朱元璋北伐则是自东南发起的北伐中惟一彻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开创了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统治暴虐，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朱元璋在扫平南方群雄、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见图2－3－4）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为基础，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控制荆襄，保障了对长江形势的控制；巩固三吴，保障了大后方的稳固。元朝在经历了刘福通起义的冲击后武备不振，它所倚重的统兵将领如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拥兵关中的李思济、张良弼等却争权夺利，各谋保境割据，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直捣大都的机会。  
　　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方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监控着南北水路运输的大动脉，在南北之间居于枢纽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明军攻占山东后，还可以利用大运河的北段，顺流长驱。取河南则可保护北伐军的侧翼。至于攻取河南之后，止兵潼关而不攻关中，径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扩廓帖木尔、李思济、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可不战而克。”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势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标在河北，攻关中会有漫长的侧翼暴露。刘裕伐后秦时即冒着后路被北魏切断的危险。明初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即王保保）为元朝最能征惯战之将，所部亦为元军精锐，若攻山西则必旷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汉而后收幽云，结果屡攻北汉耗尽国家精锐，最终无力收复幽云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后便径攻河北，倒很似刘宋时刘兴祖所言北伐方略。朱元璋的北伐构想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符合南北相争的地理形势。  
　　明军北伐的作战经过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开。明军首先攻占山东，然后，向西旋转，攻取河南，西抵潼关，阻遏关中元军之东出。然后，进军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驱逐山西扩廓帖木尔，进军关陇、巴蜀，统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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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山川险固，天府之土——四川

一 山川形势

　　长江、黄河分别流贯中国南方和北方。四川和关中在南、北方都据上游之势。诚如前人所论：“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黄河以北之地）、江南为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据黄河上游，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纪要序 ]  
　　在几大战略要地中，论山川险固，无如四川。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中国地形中东西向的山脉与南北向的山脉在这一带纵横交错，形成封闭完整的盆地。青藏高原上一座座大型山脉东西延绵，至四川西部嘎然而止，成为四川西部屏障；秦巴山地横亘其北，为其北部屏障，也是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巫山分布于其东；折向西南，经大娄山而与云贵高原相接。  
　　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重山峻岭，层峦叠嶂，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四川的西、南两面地形地势险恶，在古代多属羁縻之地；东、北两面是其与外界的主要联系方向。（见图2－4－l）

四川每被称为天府之国。四川境内，长江及其支流呈向心状汇入盆地底部，东流出川。江河冲积，形成肥沃的平原，宜于农业生产。四川地区物产丰富。《汉书》地理志载巴、蜀、广汉等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偅，西近邛、笮马旄牛。” [ 注：《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 ]常璩也曾记载过蜀地的物产，称“其宝则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犛、犀、象、毡、牦、丹黄、空青、桑、漆、麻、苎之饶。” [ 注：《华阳国志》蜀志 ] 四川地多盐井，获利丰饶。  
　　四川的开发比较早。战国时，秦蜀守李冰营都江堰，灌溉良田千里。秦汉时期，蜀地富商闻名天下。东汉初，中原饥谨，而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履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诸葛亮隆中对策之时，称益州是“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唐宋时期，益州富裕与扬州相埒，赋税为天下最。  
　　昔人常称蜀道艰难，实际上，这主要是说四川与外部之间的交通条件很差，而在四川盆地腹地成都平原，交通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所谓“浮水转漕之便”主要是利用长江及其支流建立起来的江河水运系统。长江下通东南，主要支流氓江、沱江、涪江、嘉陵江、乌江、金沙江则通往盆地四周，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尤为盆地腹地的交通要道。涪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内水，岷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外水，沱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中水。三水皆为成都与重庆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成都和重庆是这个水运系统的两大枢纽，分居其上下游。  
　　四川与外部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其东、北两个方向。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通道。两个方向的往来通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  
　　由重庆东出，经三峡可入湖北，大抵以夔州为其门户，瞿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其附近。  
　　夔州即今奉节。《读史方舆纪要》称夔州“控带二川，限隔五溪，据荆楚之上游，为巴蜀之喉吭。”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 四川四 ]夔州扼守江关，为四川的东面门户；从东面入川，不下夔州，便无可能；一下夔州，便已过三峡之险，而夺蜀之东面门户。故王应麟称夔州为“西南四道之咽喉，吴楚万里之襟带。” [ 注：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 ]  
　　战国时，巴楚相攻，楚置捍关以拒巴。东汉初，公孙述割据益州，遣将军任满下江州（今重庆），东据捍关，后又遣田戎出江关以攻夷陵；东汉大将岑彭攻益州，先破田戎，入江关，益州东面门户遂开。三国初，刘备为收复荆州，率大军出川攻吴，在夷陵惨败之后，退屯白帝，扼守江关；刘备死后，李严屯白帝城，以备东方。西晋灭吴，王濬楼船之师自益州东下白帝，以攻吴之西陵。东晋时，恒温讨李势、朱龄石平焦纵，也都由白帝逆江西上。南朝刘宋为控御三峡一带的蛮夷，特设三巴校尉，治白帝城，以确保益州与东南联系的畅通。隋灭陈，杨素益州之师，亦由白帝而下。唐平萧铣，李靖率军自益州出夔州。五代时，王建、孟知祥先后割据四川，也都以夔州为其东面门户。北宋平蜀，刘光义由归州进克夔州，因以入川。明初，明升据蜀，傅友德从北面进攻，汤和从东面进攻，蜀军固守翟塘，汤和百计攻之，才下夔州，遂与傅友德合围成都。  
　　川东地区虽以夔州为门户，其形势之重却归于重庆。三峡上下，两岸皆崇山峻岭，长江水道在这一带犹如一个细长的瓶颈，东出宜昌，西出重庆，地势才稍稍平坦，重庆便处在这个细长瓶颈的西端。在夔州与重庆之间，长江两岸的山脉大体与长江平行，这样，从四川经三峡东出，要想绕过重庆是很困难的。重庆一带众水汇集，北面的涪江、嘉陵江、渠江会合后，在重庆汇入长江，南面还有綦江、赤水河等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在蜀道艰难的四川，江河运输是其最主要也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这样，重庆在川东地区实居枢纽地位。  
　　从三峡入川，到重庆后，可分几个方向通往成都：循涪江北上，可至绵阳而出成都之北，历史上通常谓之内水，合州（今之合川）为其重要据点；从重庆溯长江、岷江而上，可出成都之南，历史上通常谓之外水，嘉定（今之乐山）为其重要据点；另由重庆西上，再由沱江北上而趋成都，历史上通常谓之中水，沪州为其重要据点。  
　　东汉岑彭讨公孙述，在江州（重庆）兵分两路，遣臧宫行内水，自率主力行外水；刘备入成都，取道内水；东晋时，恒温平李势，取道外水；刘裕遣刘敬宣讨焦纵，刘敬宣先从外水进攻，不利，后刘裕再遣朱龄石攻焦纵，密赦朱龄石以疑兵从内水进攻，仍以主力从外水取成都，另遣臧熹从中水取广汉。  
　　内、外水为重庆与成都之间的主要通道，内水涪江尤为重要。涪江中分益州，绵阳、合川分处其上、下游。绵阳即古涪城，居成都之北，入涪城即已夺成都之险。合川即古合州，三江汇集，“凭高据深，屹为险要”。蒙古蒙哥汗攻四川，即死此城之下。昔人保成都者，往往上戍涪城，下戍合州，以控涪水上下游。  
　　川北门户则无如剑阁。四川与汉中之间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仓道。金牛道最早为秦惠王伐蜀所开，其后，钟会攻蜀汉，西魏尉迟迥取梁益州，后唐郭崇韬伐蜀，北宋平后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进兵。金牛道北起陕西勉县，南至剑阁之大剑关口，中间越最高峰曰朝天岭。剑阁为其门户。  
　　在剑阁县北二十五里有剑门山，亦曰大剑山，其东三十里有小剑山。两山相连，山势绝险，飞阁通衢，谓之剑阁。大小剑山延绵两百多里，峰峦联络，延亘如城，下有隘路，谓之剑门关。因其山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名剑门。  
　　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剑门关之险绝无夸张。三国末，钟会率大军入汉中，南下阳平关，将趋剑阁；姜维从沓中疾速回兵退屯剑阁，列营守险，以拒钟会，钟会大军不能进。两晋时，巴氐人李特率关陇六郡流民就食巴蜀，李特见剑阁之险，感叹道：“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耶！” [注：《晋书》卷一百二十 李特载记 ]后来李特之子李雄割据益州，建立成汉。南北朝时，南北双方争益州，剑门关是其咽喉。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北魏大将邢峦攻取南朝萧梁之汉中，并南入剑阁，梁军退保涪城。邢峦上表魏主，请求增兵，乘胜取蜀，表中称：“蜀之所恃，惟在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界内，三分已一。瞻望涪、益，旦夕可图。今若不取，后图便难。……又剑阁天险，得而弃之，良可惜矣。” [ 注：《魏书》卷六十五 邢峦传 ]梁承圣二年（553年），西魏大将尉迟迥率军攻益州，梁将杨乾运以剑阁降魏，尉迟迥遂入剑阁，占领益州。五代时，后唐军攻孟知祥于益州，前锋入剑门关，破剑州，但以大军不继，退保剑门，孟知祥闻讯，急遣军赴剑州屯守，后唐军再次来攻，败还，孟知祥遂割据益州。后周王景攻后蜀，蜀主敛兵聚粮于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王景亦不能克。到北宋时，王全斌统兵伐后蜀，兵至益光（今昭化），蜀军扼剑阁以御之，宋军不能进。后有降卒向王全斌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栅守之，对岸有渡，路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疆店，与官道合，由此进兵，则剑阁之险不足恃也。” [注：《宋史》列传卷十四 王全斌传 ]王全斌采其议，遣奇兵循此路迂回至剑门之南，夹攻剑门，才破剑门关。明初傅友德不攻剑阁而出阴平故道，亦属避实击虚，绕开剑阁之险。  
　　在剑阁南北，又有绵阳和广元夹峙剑门险要。广元为历史上的利州。自汉中由阳平关故道入蜀，遇到的第一道防护即为利州。由利州可西趋剑阁，也可向南迂回阆中而出剑阁之后。以受敌次序而论，实以利州为首险。守利州可以同时屏护剑阁和阆中两个方向。  
　　绵阳为历史上的涪城、绵州，为剑阁以南、成都以北的重要据点。自剑阁、阴平两路趋成都，都必经涪城；且涪城扼涪江上游，控守自内水趋成都之路。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蜀汉延熙四年（241年），蒋琬请自汉中徙屯涪城，说：“涪水陆四通，惟亟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请徙屯涪。” [注：《三国志》卷四十四 蜀书 蒋琬传 ]北魏邢峦、五代石敬塘攻蜀，前锋均已破剑门关，蜀军退守涪城，遂得以保蜀。邢峦在表请魏主增兵取蜀时说：“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则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臣之算意，正欲先图涪城，以渐而进；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无援军，孤城自守，何能复持久哉！” [注：《魏书》卷六十五 邢峦传 ] 故守涪城，可以应接三路；涪城不守；则成都大势已去。  
　　四川北面另有阴平道可通陇上。阴平道以地居岷山之东摩天岭之阴（北麓）而得名。由阴平（在今甘肃文县）而南，经龙安、江油至绵阳，可出成都之北。在阴平东南有桥跨白龙江上，即所谓阴平桥头。阴平道极险峻，平时惟樵猎可通。  
　　蜀汉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北伐，平定阴平、武都，谓“全蜀之防，当在阴平”，因而置戍；后因“流马”小船发明，白龙江水运频繁，因而开发成为川、陇之间的一条通道。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钟会、邓艾伐蜀时，屯田沓中的姜维闻讯提醒后主亟遣兵守护阴平桥头，后主却未在意。姜维迅速回军扼守剑阁，扼钟会大军于剑门之外。邓艾向司马昭请示从阴平道进兵：“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趋）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钟）会可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司马昭从之。邓艾遂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出剑阁姜维军后，先登至江油，击破涪城、绵竹，进逼成都。刘禅震惊，自缚出降。  
　　自邓艾以后，阴平遂成为取蜀之一捷径，据蜀者亦多注重对阴平道的防御。五代时，石敬塘攻两川，西川帅孟知祥一面遣军争剑阁，一面派军趋龙州（今龙安），扼守要害，以备阴平故道；石敬塘果然遣军欲从阴平道进兵，因西川兵有备，败还。明初傅友德伐蜀，扬言出金牛道，而潜引大军循邓艾阴平故道而趋成都。  
　　这是川北的几条交通孔道。因四川重心在成都，由金牛道进出最为便捷，故金牛道为川北要冲，剑阁为其门户，为历代攻蜀、守蜀者所重视。阴平道则以地形偏僻险恶、易被忽视而更隐蔽，由此进袭成都往往能收出奇制胜之效。从米仓道南下巴中可趋重庆，南北对峙之际，由米仓道进军可威胁川中与东南之间的交通线。  
　　这是四川东、北两个方向交通孔道及其攻守要点的大致情况。前人有言“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 四川二 ] 据蜀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全据大巴山之险。  
　　相比较而言，汉中对于四川的意义又有过于江陵。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之间，汉中对四川拥有地理上的优势，而对关中则只是共享秦岭之险。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的归属关系到南北均势能否维持。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而越大巴山南进则相对容易。若汉中归北方，双方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故守汉中是守四川之上游。而江陵居四川之下游，自江陵入翟塘，须逆江流而上。历代攻蜀，从汉中入剑阁灭蜀者居多。所以前人有言“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者也。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川一 ]  
　　北守汉中，东据江陵，这种态势不但守险稳固，以进取而言，亦较积极。据江陵可以东临荆楚，守汉中可以北窥秦陇，且藉汉水东下，还可呼应两路以出中原。历史上，以公孙述全盛时期和刘备跨有荆、益、汉中之时为历代据蜀者最好态势，而以荆邯对公孙述的建议和诸葛亮的隆中对为经营四川的最好策划。

二 四川在南北分合中的地位

　　四川据长江流域的上游，故历代经营天下者无不汲汲于四川的上游之势：以北方进取南方，取得四川便可顺流长驱，直下东南；以南方对抗北方，确保四川可以屏护上游，确保江南形势的完整。  
　　在统一战争中，四川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四川地区在战国时期为巴、蜀之国。巴、蜀分据两川（川东、川西）。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趁巴蜀两国相攻，遣司马错统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 注：《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 ]秦取巴蜀，不仅增强了其国力，且改变了对楚国的战略态势。巴蜀之地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策源地。在秦与楚的外交斗争中，我们可一再看到诸如“一军下黔中”、或者“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之类的威胁。秦据汉中、巴蜀，大大削弱了楚国的地位。西汉初，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巴蜀之地为其统一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  
　　如果说四川的战略意义在秦汉时期还是潜在的，那么，秦汉以后，随着南方地区经济的开发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四川地区的战略意义开始突现出来。  
　　三国后期，邓艾刚刚灭蜀，即上表建议经营蜀地为伐吴作准备：“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备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邓艾虽死，但后有王濬在益州经营水师，图吴上游。西晋代曹魏后，羊祜上表陈伐吴方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袜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后来西晋灭吴之战，基本上按照羊祜等人的建议展开。（见图2－4－2）

自此之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一再启发着以北方图江南者的战略思路。前秦苻坚伐东晋之战的进军部署即与西晋灭吴之战如出一辙。前秦建元九年（373年），前秦已攻取梁、益二州；建元十四年（378年），作为伐晋之战的前奏，苻坚遣军攻打襄阳，并欲亲自出征，凉州刺史梁熙谏阻苻坚出征，并陈伐晋方略：“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过分命将帅，引关东之兵，南临淮泗；下梁益之卒，东出巴峡。”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晋纪二十六 ]伐晋之战拉开序幕后，前秦除以苻融、慕容垂分别率军趋淮河和襄阳外，另以姚苌督益、梁二州诸军事，率蜀地之兵顺流而下；只是前秦战争准备不充分，以至淝水一败而全局崩溃，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三、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以隋灭陈而告终结。隋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时，尉迟迥就统兵入川，占领南朝益州。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益州三个方面同时进攻：盖州方面，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杨素夹击据守西陵峡口等上游各地之陈军；杨俊率水陆军出襄阳，进屯汉口，切断建康与上游的联系。杨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舰，上起五层楼，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大举之日，杨素率水军东下，舳舮被江，旌甲耀日。杨素坐平乘大船，陈人叹为江神。杨素、杨俊将上游陈军悉数牵制在湖北境内。贺若弼、韩擒虎则率军在下游强渡长江，合围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亡。  
　　蒙古攻南宋，每次都必攻四川。蒙古军南下，往往兵分三路，分别向江淮、荆襄、四川发起进攻。蒙古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军三次攻入四川，并试图由重庆、万州、夔州东下，出荆襄之上；蒙哥汗时期，蒙哥汗采用降将郭宝玉所建议的大包围战略，欲以迂回南宋长江防线的后方，其进军云贵之战亦以攻略四川为前奏；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发军三路，倾国南下，蒙哥亲率蒙军主力入川，欲先攻占四川，然后东出夔门，与其它两路会师鄂州，再顺流直下，攻取临安。不过，战事因蒙哥汗在合州（今合川）的阵亡而出现转机，蒙哥汗阵亡后，蒙古军北撤。到忽必烈汗时，蒙古军将攻宋重点移至襄阳方向，但无论是攻襄阳期间还是后来东下临安期间，蒙古军都在四川发起牵制性作战，以破坏宋军上下游之势的维系。  
　　历史上，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终结。北方能统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  
　　南北对峙时，四川对于南方的意义有过于北方。诚如顾炎武所论：“蜀居天下之上游。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蜀合于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资上流之势以为我敌，则危。王濬自巴丘东下、刘整谋取蜀以窥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辑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凤、泾、陇之间，以撼天下不难，故战先蜀。” [ 注：《亭林文集》卷六 形势论 ]  
　　三国时期，魏、蜀、吴虽曰三足鼎立，但鼎立之势的形成，实赖孙刘两家结成联盟以共同维系长江上下游之势。孙权袭荆州后急于与刘备和好，诸葛亮主政后也设法修复孙、刘联盟，都是出于这种考虑。是后，蜀汉的北伐与孙吴的北伐东西呼应，从东西两个方向牵制和分散了曹魏的力量，二国北伐功虽不就，但对三国鼎立局面的维系无疑还是功不可没。待魏灭蜀，控制四川上游，吴只得增戍荆州，甚至一度迁都武昌（今鄂州），以应付上游“受敌二境”的不利形势。随着名将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上游的形势极其不利。如羊祜所言“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东晋南朝时期，桓温和刘裕分别以平李势和焦纵而收复四川，使长江上游获得屏护。西晋末年，四川即为巴氐人李特所据，李氏所建成汉政权一直延续到东晋。晋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出任荆州刺史，江夏相袁乔建议恒温伐蜀：“今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晋纪十九 ] 桓温遂率军伐蜀，收复益州。  
　　苻坚伐晋之战的前夕，前秦已攻占汉中、益州和襄阳，准备从益州、荆襄、江淮三路伐晋，东晋上游防线面临巨大压力；东晋负责上游防御的桓冲试图以反攻襄阳和益州来破坏前秦的攻势准备，但未获成功。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桓冲趁势收复益州。  
　　东晋末年，益州又为焦纵所割据。刘裕先后遣刘敬宜、朱龄石两度统兵入川，才收复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势的完整。此后，南北双方在梁益一带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乱”后，西魏宇文泰趁梁萧绎、萧纪兄弟内乱，认为“取益制梁，在兹一举。”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遣军攻取梁朝益州及荆襄之地，南方遂渐趋不利，连维系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与金对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陕－荆襄－江淮一线形成“常山蛇势”，以四川与陕西相表里，共同维系上游之势。四川既为东南上游屏障，又为甘陕前线的后盾。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了南宋与蒙古对峙的时期。蒙古窝阔台汗时期对四川的大举进攻曾使两川残破，南宋实赖名将余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游根本未被动摇。到了蒙哥汗时期，蒙哥意识到欲破南宋江防体系，必须从上游着手，遂亲自统兵攻四川，甚至不惜亲临合州钓鱼城下，指挥攻城，结果中炮石重伤身亡。蒙古军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继续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为一个单独的割据政权所控制，东南的压力相对还要轻一些。但是，作为长江上游的四川与作为黄河上游的关中靠得如此紧密，而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中间又隔三峡险要，联系脆弱，以至四川地区出现的任何机会都很难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时，北魏邢峦攻取梁州后，上表请略益州，说：“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惟资水路，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 [ 注：《北史》卷四十三 邢峦传 ]即是看到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在四川的不利形势。  
　　因此，尽管四川居长江上游，对于东南意义重大，但在南北双方对四川的争夺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开始。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

三 试析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的原因

　　在分处四角的几个区域中，四川的地形最封闭，这使得四川比其它地域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治乱交替之际，四川总会产生割据政权。两汉之际，四川为公孙述建立的成家政权（25年－36年）所割据；东汉末年，四川先是为刘焉、刘璋父子所割据，后又为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221年－263年）所割据；西晋末，四川又为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304年－347年）所割据；东晋末年，四川又为焦纵所割据（405年－413年）；五代时，四川先是为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907年－925年）所割据，后又为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934年－965年）所割据；元未，四川又为明玉珍建立的夏政权（1362年－1371年）所割据。  
　　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不产生独立的割据政权。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那么多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没有一个政权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有多方面的原因。在这里，我尝试着作一些探讨，提出几个在我看来很有关联也很重要的因素，并尝试着作一些分析。  
　　首先，当与一种跟险峻的四川盆地很难说没有关系的政治上的“盆地心态”有关。历代据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于偏安割据，不思进取。  
　　在政治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在德不在险” [ 注：《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广义地讲，德可代表一种政治上的积极进取，险可代表其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在德不在险”意味着：惟有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的兴盛强大。四川天府之国，山川险固，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这本是据蜀者可以凭恃的有利条件，但历代据蜀者几乎一无例外地未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  
　　公孙述据蜀，惑于图谶，帝制自为，却“不能因隙立功，以会时变，方乃坐饰边幅，以高深自安。”天下未定，就大摆皇帝派头，“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他的同乡马援奉陇西魄嚣之命出使益州，探查情况，以决定归汉还是归蜀，公孙述也是大摆礼仪。马援当时即对其随行者说：“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于是归报魄嚣说：“子阳（公孙述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建议魄嚣归附刘秀。史载公孙述“又立其两子为王。群臣多谏，以为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述不听。惟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本来公孙述初起事时，“远方士庶归之者甚众”川外那些失败的豪杰也纷纷投奔公孙述，但公孙述的这种作派搞得他外则被群雄所孤立，内则为士庶所离心，所以刘秀在削平东方群雄之后，举兵临蜀，蜀便不能幸免于灭亡的命运。  
　　在东汉末年的群雄中，刘备本以匡扶汉室为号召，与汉室的关系是他的政治资本。但他初定益、梁二州，便谋称汉中王，臣下相谏，不惜寻隙杀之，割据之心，隐然可见。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仍以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为号召，力图摆脱偏霸局面；诸葛亮死后，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北伐中原，但以刘禅之昏庸，姜维最后也只得屯田沓中以避祸。  
　　公孙述和刘备在历代据蜀者中还算是较有作为的，志望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其他人了。据蜀者若安于割据，不思进取，则瞿塘虽险，毕竟岑彭、刘光义、汤和曾入其门户，剑阁虽险，毕竟钟会、邓艾、邢峦、尉迟迥、郭崇韬、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险要，至于李势、焦纵据蜀，东不过垫江，故桓温、刘敬宣、朱龄石攻蜀时，入川之路畅行无阻。顾祖禹对此总结道：“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注：《读史方舆纪要》四川方舆纪要序 ]  
　　其次，在四川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之间的矛盾。四川的割据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作为一种外来势力，与四川本土势力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四川内部的力量。  
　　历史上，四川本土未能成长起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跟古代四川的民风也有一定的关系。据《汉书》地理志载，四川“民食稻鱼，亡（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褊隘。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 [ 注：《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下 ]《隋书》地理志也记述了古代四川的民风：“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绵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 [ 注：《隋书》卷二十九 地理上 ]《汉书》和《隋书》地理志的记载至少可以代表东汉和唐朝时期对四川民风的一种总结性描述，从这些描述中似可一窥蜀人不乐仕、不热心政治的性格。  
　　当然，蜀人不乐仕跟中原王朝政治上的抑制有关。宋人郭允蹈曾论及对蜀人的这种排抑政策：“自晋永和而元温始平李氏，讫梁承圣而蜀乃尽入于周，跨历四代，咸抚而有。虽苻坚之侵陷，焦纵之盗窃，声教暂阻而旋即讨平，其职贡于江东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显者，岂果无人！当两汉之际，蜀人文章节义足以冠冕海内、柱石帝京，夫岂足用于两汉而无用于晋宋齐梁者，失在于不能招徕也。” [ 注：郭允蹈《蜀鉴》卷六 ]除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中原王朝尚能奖掖蜀人外（如西晋灭蜀之后为招徕吴人曾在一定程度上重用蜀人），中原王朝大多在政治上抑制蜀人。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东南政权为确保上游之势，对四川也是重在控制而轻于治理。  
　　四川本土未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历代据蜀者中，除割据时间很短的焦纵是四川本地人外，其他据蜀者均系外地人。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据蜀者并非蜀人，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与四川本地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历史上，每逢动荡之际，四川周围即产生大量流民，涌入在当时相对比较安定的四川，寻找生存机会。流民数量往往很大，又多依其豪帅，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置身于异地他乡，内部也比较团结。这些流民往往就成为据蜀者的一项可以利用的资源。大量流民的涌入，又不可避免地会与四川本地人产生矛盾，如何处理这种矛盾遂成为摆在历代据蜀者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最早据蜀者为公孙述所建立的成家政权。公孙述本是关中扶风茂陵人，其主要追随者有延岑、田戎、吕鲔、荆邯等。延岑本是南阳人，最初起兵汉中，又拥兵关西，先附南郡秦丰，后归公孙述；田戎本是汝南人，最初起兵夷陵，也先附秦丰，后归公孙述；吕鲔本是众多的“关中豪杰”中的一位，像他这样的“关中豪杰”，“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公孙）述。”公孙述的重要谋士荆邯本是扶凤平陵人。川外士庶则是成家政权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荆邯建议公孙述出兵后，公孙述“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可知“山东客兵”为其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主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公孙述的战略决策。公孙述本欲从荆邯之议，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但“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 [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公孙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争天下，虽有谋士规谏良策，却不能付诸实施，这种主客矛盾造成的擎制当是其原因的一个方面。  
　　东汉末，四川为刘焉、刘璋父子所据。刘焉本是江夏竟陵人，在黄巾起义后的纷乱局面中，以九卿之尊出任益州刺史。刘焉入川时，适值南阳、三辅流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刘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东州兵遂成为他在益州统治的基础。刘焉入川后，“欲威刑以自尊大，乃佗（托）以他事，杀（益州）州中豪强十余人。”于是，“士民皆怨。”刘焉统治期间，益州发生犍为太守任岐和校尉贾龙发动的叛乱。到了刘璋统治期间，情况更糟，“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于是，“旧士颇有离怨。”此间又有中郎将赵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 [ 注：《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 ]这次叛乱波及颇大，东州人害怕被杀，于是同心协力，为刘璋死战，才击破叛军。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所言“刘璋黯弱”，不能辑抚主客矛盾是其主要表现之一。  
　　取代刘璋据蜀的是刘备。刘备本是河北涿郡人，其重要谋士诸葛亮乃山东瑯琊人，武将关羽、张飞为河东人，赵云为常山人，马超为凉州人。刘备入川之初，在缓和主客矛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注意吸纳益州士人参入到蜀汉政权中来。不过，这时候的益州士人，既包括益州本土士人，也有早先追随刘焉、刘璋父子入川的外籍士人。故蜀汉时期主客矛盾造成的消极影响较小，但也影响了诸葛亮的许多政策。  
　　西晋末，四川又为李特所据。李特本巴氐人，东汉末迁于略阳北。齐万年在关中起义时，略阳、天水等六郡百姓数万家流离迁徙，就食汉中、巴蜀。李特为其豪帅。大量流民的涌入影响了四川当地人民的生活。晋廷处置流民的政策也不尽恰当，诏令召还蜀地的六郡流民。流民大恐，并伴随着大量的谣言。李特遂利用这种情势，并采取了一定的策略，将流民组织起来，在四川起兵。李特初起兵时，既得流民拥戴，又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蜀民大悦。”[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四 晋纪六 ]蜀地诸坞堡亦附李特，六郡流民遂分散各坞堡以就食。西晋益州刺史罗尚则设法离间蜀人与流民的关系，密约诸坞堡共袭流民军，杀死了李特及其兄李辅等，李特兵势大挫。后来李特之子李雄等领导流民继续战斗，终于击破罗尚，据有益州。不久，蜀地名士范长生依附李雄，李雄以范长生为丞相，此事对蜀人与流民的关系影响甚大，此后，蜀人遂附李雄，李雄遂称帝于益州，国号大成。从大成政权建立的前前后后来看，蜀人的倾向对于其势力的兴衰有着很大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焦纵叛乱则是四川本土力量的一次显现，但这次叛乱本身就是四川本地势力与外来势力矛盾的产物。前秦统一北方时，一度占领益州，前秦瓦解后，东晋收复益州。桓玄叛乱失败后，桓氏残余势力在荆襄上游不断制造事端。桓振在荆州起兵时，益州刺史毛璩发蜀兵东下以攻桓振。蜀人不乐从征，益州参军、巴西人侯晖等遂谋作乱，强胁巴西人焦纵为主起兵反晋，杀毛璩全家，据益州称成都王。  
　　关于此间蜀人与东晋之间的矛盾，从后来刘裕对伐蜀将领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来。刘裕遣朱龄石伐蜀，毛璩之侄毛修之固请从行，刘裕考虑到蜀人与毛氏之间矛盾，担心毛修之入蜀后为了报仇而多所诛杀，遂不准；朱龄石平蜀后，对于缮后事务的处理亦颇合刘裕意图，很注意缓和蜀人与晋之间的矛盾，平焦纵之后，所戮只焦纵一祖之后。此事也足见在此之前蜀人与外来势力之间积怨之深。  
　　五代时的前、后蜀和元末的夏政权也都是客籍集团所建。前蜀政权为王建所建，王建本许州舞阳人（河南），任利州（治所在今广元）刺史，以兼并西川帅陈敬宣而据蜀；后蜀政权为孟知祥所建，孟知祥本邢州人（河北），后唐灭前蜀后，孟知祥为四川节度使，后来孟知样兼并东川帅董璋而据蜀；夏的建立者明玉珍本随州人（今湖北随州），为红巾起义首领徐寿辉别将，跟随倪文俊入略蜀地，因而据之。  
　　第三，四川建立的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也跟四川本身的地理形势有关。四川的地形固然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但也未尝不妨碍了自身向外面的扩展。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在四川的历代割据者中，公孙述为其始作俑者，其手下谋士对于蜀地经营的策划也基本上成了后来据蜀者的一种模式。我们就以公孙述所建成家政权的兴衰为例来看四川地理环境的这种双重特性。  
　　王莽代汉自立，绿林、赤眉起兵反莽，各地豪杰亦纷纷起兵。时扶风茂陵人公孙述为导江卒正（王莽时多改地名官名，导江卒正即蜀郡太守），他也在蜀郡起兵，据有益州，自立为蜀王，都成都。部下李熊对公孙述说：“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 [ 注：《后汉书》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 ]建议公孙述称帝。公孙述遂自立为天子，并置文武百官，遣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汉中；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捍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  
　　这期间，东方群雄混战正激烈，那些失败的豪杰纷纷归附公孙述。此前在汉中起兵的延岑、在夷陵起兵的田戎、在关中起兵的吕鲔都于此时投奔公孙述，公孙述皆予以重用。他遣李育与吕鲔出陈仓，欲以图关中，遣任满与田戎出江关，欲以取荆州，但都被东汉击还。此时，东汉已初步略定关中、荆州。  
　　东汉建武七年（31年），刘秀大致削平东方群雄，将图陇、蜀。这年，陇西隗嚣称臣于公孙述。公孙述部下荆邯见东方将平，建议公孙述说：“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公孙述同意荆邯的意见，“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但蜀人及其弟公孙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坚决反对，述遂停出兵之议。次年，隗嚣败亡，蜀中震恐。公孙述这才按荆邯的建议采取行动，遣魄嚣部将王元与领军环安引兵上陇，拒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遣田戎、任满引兵下江关，田戎拔夷陵，进据荆门。但此时外部环境已很不利，汉军已经控制了关陇、荆州等地，因而蜀军的行动没有取得荆邯所预期的效果。  
　　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刘秀遣岑彭率荆州诸军从东道由荆门西进；遣来歙率陇西诸军自陇西南下，两道钳击，会攻成都。东路岑彭军强攻荆门，经过苦战，攻拔荆门，并长驱入江关。田戎放弃三峡，退保江州（重庆）。北路汉军则因公孙述派刺客暗杀来歙而止。刘秀又陆续遣吴汉、刘尚率军增援岑彭。岑彭进至江州，留军一部围困江州，自引大军直指垫江（今合川），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遂重点防御东路汉军。岑彭留臧宫率军一部在垫江一带与蜀军相持，而自率主力溯长江、岷江而上，直逼成都；臧宫所部也击溃蜀军，进抵平阳（今绵竹），从北面直压成都。这时，公孙述又派刺客刺杀了岑彭。吴汉受命指挥作战。这年十一月，臧宫与吴汉会师于成都。城下一战，公孙述重伤身亡，蜀地遂平。（见图2－4－3）

李熊对公孙述所建议的“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是为公孙述起兵的第一阶段的事，即完成割据，这一点公孙述做到了；至于第二阶段，“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则是要谋求向外扩张，出兵的时机是“见利”。设使公孙述能及早就北与隗嚣连衡，东面结好秦丰，那么趁东汉尚未在关中和荆州站稳足跟，必能略定此二地，突破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而发展到争雄天下的阶段。但公孙述大举发兵向外攻略时，关中已被东汉冯异等略定，荆州已被岑彭等略定，秦岭、巫山之险已为双方所共，故公孙述所遣北上攻关中之军每为冯异等击还，东出攻荆州之军每为岑彭等击还。公孙述采用荆邯的建议充其量只能完成一种较好的防守态势。  
　　以公孙述所建成家政权为典型，历代据蜀者大抵能利用四川的地理环境完成割据，但要摆脱割据而谋求更大的发展，则又反过来为四川的地理环境所限制。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但又没有一个政权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四川惟有在一个整体的大棋局中，才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若仅为一种单独的割据势力所有，那么，构成其割据基础的地理因素同时便也构成了限制其向外发展的一个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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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四边的军事地理形势

第一节 山西

一 山川形势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居枢纽性地位。顾祖禹在论山西形势时称：“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泊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棰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山西方舆纪要序 ]  
　　山西的这种地位得益于它在关中、河南与河北三者之间俯瞰三面的高峻地势。山西外有太行山、吕梁山及王屋、析城、中条等山构成其外围屏障，西面还有黄河环绕；内有恒山、五台山、管涔山、系舟山、太岳山、云中山、霍山、稷王山等山交错分布，构成其内圈险要；汾河、漳河、滹沱河、桑干河等河流呈放射状流向不同的方向。河流在山地之间冲积，形成了一系列珠状盆地。  
　　在山西的东、南面，太行山延绵千里。由于河流的穿切，形成了一些交通孔道，最重要的即历史上所称的太行八陉。太行八陉分别是：第一轵关陉（在今济源县西北）、第二太行陉（即天井关）、第三白陉（在今辉县西北）、第四滏陉（在今河北武安县东南）、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在今河北蔚县南）、第七蒲阴陉（即紫荆关，在河北易县西北）、第八军都陉（即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太行八陉为山西与河北、河南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山西的西部则有管涔山、吕梁山等层峦叠嶂，西南方有黄河渡口蒲津，是山西与关中之间往来必经之路。  
　　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得山西形成了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形势有利，可以三面出击，不利则可凭险而守。(见图3—1—1)

在山西腹地，山河错综分布，形成了几个珠状盆地，构成了几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每个小区域都有交通孔道通往外部，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面向不同的方向，从而使这些区域具有不同的战略意义。  

(一)大同与飞狐口  
　　山西北部的大同盆地位于管涔山、恒山与蒙古高原南侧之间。盆地北面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桑干河源自管涔山，经大同盆地，流入河北。这样，塞外游牧民族的铁骑一旦进入大同盆地，便可沿桑干河河谷低地向东进入河北，直叩居庸关前；还可由飞狐口逾太行山，迂回至幽、蓟的西南侧。北京作为都城时，由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西汉初，冒顿单于即曾率匈奴大军由此涌入，围汉高祖刘邦于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北采掠山)。汉初实行休养生息，在北方对匈奴实行战略防御，曾在此地屯兵，东连渔阳、上谷，西接云中、五原，屏护北方。  
　　东汉衰微，代北之地渐成荒塞。塞外游牧民族次第涌入大同盆地，透入山西。“永嘉之乱”时，西晋并州牧刘琨为讨匈奴刘渊，请兵于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拓跋猗卢以功被封为代王。拓跋猗卢后更向刘琨求得代北之地，并建都于平城(今大同)。拓跋部以此日渐强盛。十六国时，拓跋部所建代国虽一度被前秦所灭，但前秦瓦解后，拓跋珪很快复国，建立北魏。北魏立都平城，以代北为基础，东灭河北的后燕、辽东的北燕，西平关中的赫连夏、河西的北凉，北扫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统一了北方。  
　　此后，称雄塞北的是突厥。突厥亦屡屡由此地入侵。北齐、北周、隋及唐初都深受其患，北方国防压力很大。唐末，代北又为沙陀贵族李克用所据，李克用后更据有整个河东。朱温称雄北方，面对河东却无可奈何。  
　　在五代频繁的嬗代中，对中国北部国防造成深远影响的却是石敬塘以幽云十六州为代价引契丹入援，大同盆地与幽燕之地一并归于契丹，中国北方国防险要丧失。由于丧失了地理上的险要，后周、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努力都未获成功。北宋只得经营太原为重镇，北阻雁门险要。  
　　辽和金先后入据幽燕，以幽州为南京，而以大同为西京。他们都崛起于塞外，南迁之后，又为塞外新兴的游牧民族所逼。蒙古攻金，先下其西京大同府，尽收山北诸州。是后，蒙古兵两度突破居庸关、紫荆关，大掠河北，围攻金中都。金受蒙古侵逼，被迫南迁汴京。  
　　明初，蒙古残余势力活动在塞北，明朝除在北方长城沿线屯戍重兵外，另以亲王典兵，镇御重地。朱元璋以其子朱桂为代王，镇守大同。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大同更成京师肩背之地。明中期经营“九边”，以大同、宣府与蓟镇东西夹辅，拱卫京师。瓦刺、鞑靼入侵，大同是其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也先所率瓦剌军便是由大同盆地涌入，再沿桑干河谷东进，在土木堡击破明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末李自成进军北京，主力亦自大同东出，经宣府入居庸关而逼北京。  
　　从大同进入河北，还可由飞狐口向东南逾太行山，迂回北京的西南侧翼。大同与河北之间交通孔道的争夺在东、西方之间的角逐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汉王刘邦三年(公元前204年)，郦食其为刘邦策划重整东西对峙的战略态势，建议：“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其意图是堵塞太行山诸关隘及黄河、嵩山一带诸通道，以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飞狐口与其它几处关隘一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两汉时期，飞狐口已成山西、河北之间的一条重要通道，两汉都曾遣将屯兵，治飞狐道，以防匈奴对河北的透入。北魏拓跋珪伐后燕，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即居庸关)，袭后燕幽州。北魏末，葛荣在河北起义时，山西尔朱荣曾吁请朝廷准其发兵出飞狐口，打击义军的侧背。唐末，朱温攻河东李克用，六路进兵，分进合击，飞狐口是其进兵方向之一。后来，河东诸将欲兼并割据幽州的刘守光，议曰：“云、代与燕接境，彼若扰我城戍，动摇人情，吾千里出征，缓急难应，此亦腹心之患也，不如先取之，然后可以专意南讨。”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 后梁纪二 ]晋王李存勖遂命大将周德威率军伐燕。周德威率军出飞狐口，攻破幽州城，力擒刘守光，略定幽燕。  


(二)忻、代与雁门关  
　　忻州盆地可谓对大同的一种补充。忻、代二州分峙盆地的南北部。忻州“翼蔽晋阳，控带云朔。”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代州“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柢三关(雁门、宁武、偏头)，咽喉全晋。”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特别是代州，扼雁门关，阻勾注之险，地位尤其重要。  
　　勾注险要在《吕氏春秋》中被称为“天下九塞”之一，晋《地道记》则将其列为“分别内外”的北方险要之首。这种评价可代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用以分别“华夷”的一个决定性的界线。大同盆地因其北部山地低口易被透入而经常被少数民族占领，此时，勾注山险要的屏障作用便显得很重要；少数民族若再透过勾注险要，便很容易深入中原文化区的腹地。  
　　自平城白登山之围后，西汉在政治上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在军事上则以防御为主。文帝、武帝都曾遣将发兵，屯勾注，治雁门之险，以阻匈奴南侵。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前夕，也曾经营雁门，将这里建成出击匈奴的一个前进基地。东汉末，代北之地渐成荒外，曹魏、西晋均以勾注为山西北部国防险阻。从北朝后期起，突厥称雄塞北，每每发兵逾勾注南侵，北齐、隋、唐都深受其患。  
　　五代石敬塘据太原叛后唐，引契丹兵入援，后唐发兵进剿，却未重视雁门险要，扼险阻截，契丹兵遂得长驱直入，击破后唐兵。是后，契丹主耶律德光对石敬塘说：“始吾自北来，谓唐必断雁门诸路，伏兵险要，则吾不可得进矣；使人觇视，皆无之，吾是以长驱深入，知大事必济也。”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 后晋纪一 ]  
　　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之地在中古史上影响极其深远。从此，大同盆地成为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南侵的一个策源地，忻、代盆地也就成了他们进逼中原的主要方向之一，这里也因此成了中原政权在北方的国防重地。北宋未能收复幽云之地，在山西方向的防务只得经营太原为重镇，以忻、代为据点，北阻雁门。在北宋对契丹的战争中，名将杨业的英名与雁门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明代京师西北的防务，以雁门、宁武、偏头为外三关，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其中紫荆、倒马与飞狐内外夹峙，忻、代与雁门为唇齿之势。  


(三)蒲州与蒲津关  
　　蒲州位于运城盆地，濒临黄河。蒲津关就在蒲州西门外黄河西岸，扼蒲津渡口，为关中与山西之间的重要通道。从山西方向来说，它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一个跳板；从关中方面来说，它又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一个桥头堡；另外，经由蒲津和轵关，蒲坂在关中与河内、河北之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往来通道。  
　　战国时，这一带为魏国所有，魏国最早置关于蒲津。魏国建都安邑，跨有河西，南控崤函之险，成为秦向东方扩张的最大障碍。商鞅所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 [ 注：《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指的就是这种态势。秦经过长期的战争，夺占魏国河西及晋西南之地，迫魏东迁大梁，为以后秦的东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秦昭襄王时期，秦在东方沿黄河、太行山脊岭一线发动一系列大规模攻势。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在蒲津置河桥，以利人力物力的通行。秦时蒲津关名临晋关。  
　　楚汉之际，蒲州一带为魏王豹所据。刘邦还定三秦，然后率兵东进，东向以争天下。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亲率曹参、灌婴等自临晋关(即蒲津关)渡河，迫降魏王豹，兼并其军队，又进兵河内，击虏殷王卬，再南下洛阳，组织对彭城的进攻。刘邦自彭城败归后，魏王豹叛汉，刘邦又遣韩信率军击魏。时魏王豹盛兵蒲坂，以阻塞蒲津渡口；韩信在蒲津上游偷渡黄河，奔袭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南)，俘魏王豹，悉定河东。  
　　西晋末，匈奴刘渊在离石起兵，建立刘汉政权，进据平阳(今临汾)，不断遣兵东下河北，南略河南。此时，蒲坂尚为西晋所守，所以关中还未受侵扰。晋永嘉五年(3l1年)，西晋蒲坂守将赵染率众降汉，汉主刘聪遂遣大将刘曜等与赵染由蒲坂攻关中，镇守关中的晋南阳王司马模投降，关中遂为匈奴刘汉所据。刘曜代刘汉而建前赵政权，迁都长安。刘曜一直致力于肃清陇西，屡率大军征战于陇上，而以蒲坂为重镇，镇御东方。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后赵石虎率军自轵关西进，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刘曜闻讯，发中外精锐水陆诸军，亲自率领，驰援蒲坂。石虎大怯，率军引退。刘曜不惜倾国出动，增援蒲坂，可见蒲坂对于关中的重要性。  
　　后赵崩溃后，被迁河北枋头的氐族人兵分两路，西行入关，一路经由潼关，一路经由轵关、蒲津。氐人在关中建立前秦政权，蒲坂、陕城并为东方重镇，俱遣宗室亲王坐镇。苻坚发动政变，废秦主苻生自立。苻生弟苻柳等心怀疑惧，遂于晋太和二年(367年)分据蒲坂、陕城、安定、上邽等地起兵。苻坚急遣兵分讨，以王猛、邓羌率军攻蒲坂，杨安、张蚝攻陕城。这期间，前燕国内有援蒲坂、陕城并乘势取关中之议，燕主未用，前秦遂得以迅速平定叛乱，稳定局势。  
　　继前秦之后，先后又有后秦和赫连夏割据关中。后秦和赫连夏均以重兵屯蒲坂，与潼关配合，戍守东方。刘裕伐后秦，部将沈林子、檀道济引军攻蒲坂，欲以迂回出潼关之后，但后秦在蒲坂经营已久，城垣坚固，兵多粮足，不可猝拔，沈、檀二人只得又引兵南下，与王镇恶合力强攻潼关。  
　　北魏太武帝西伐赫连夏，遣大将奚斤攻蒲坂，夏蒲坂守将风闻夏都统万已破，乃弃城西奔，奚斤遂克蒲坂，并乘势进克长安。次年，夏人复据长安，太武帝又遣将急戌蒲坂以拒之。北魏神麚三年(430年)，魏主遣将南镇蒲坂，以逼长安，自率军大军从北翼奔袭平凉、安定。夏长安孤悬，其守将驱众西奔，关中遂入于北魏。  
　　东、西魏对峙时，高欢两度率大军攻西魏关中，主力均自蒲坂而入，还在浦津架设浮桥，以利大军通行。西魏大统三年(537年)，高欢大败干沙苑，退回东方。东魏秦州(治蒲坂)别驾薛善斩关献城，投降西魏，宇文泰遣军迎降，遂据蒲坂。此后蒲坂便成了宇文泰攻略东魏山西纷、绛地区的—个前进基地。自此以后，西魏屡屡东出，攻略河南、山西，变战略守势为攻势。  
　　隋代在蒲津架河桥以通河中，河北诸州租调转输关中的线路即取道蒲津。隋仁寿四年(604年)，汉王杨谅在太原起兵时，部下裴文安自请为前锋，直入蒲津，并建议“王以大军继后，风行电击，顿于灞上，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 隋纪四 ]后来杨谅改变主意，只断河桥，遣军守蒲州。杨素潜军渡河，遂拔蒲州，进讨杨谅。  
　　唐初李渊自太原西行入关，也自蒲津渡河。唐代也在浦津架河桥，以通河东。“安史之乱”时，叛军占领河北、河南、关中，山西却始终在唐军的控制之下，监控着叛军从范阳至长安的漫长战线。在李泌谋划的战略反攻计划中即充分利用了这一态势：“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人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具四将也。” [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河东郡治就在蒲州，自长安至洛阳经由崤函之险的狭长通道即处在河东的监控之下；郭子仪以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于唐至德二年(756年)率军攻占河东，并一度袭占潼关，威胁叛军长安与洛阳、范阳之间的交通线。唐大历年间，在宰相元载等人的提议下，唐廷一度将蒲州建为中都。  
　　唐末朱温崛起，纵横于中原，有取唐而代之之势，惟河东李克用是其最大劲敌，也是他代唐的最大障碍。朱温屡兴大兵强攻河东。唐光化四年(901年)，朱温发兵攻李克用，欲先攻取河中（治蒲坂)，截断河东与长安之间的联络，以困弊河东，乃召诸将谋曰：“我今断长蛇之腰，诸将为我以一绳缚之。” [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二 唐纪七十八 ]朱温一面遣军围攻河中，一面亲自率军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今闻喜县)，袭取晋、绛，派兵扼守，阻断李克用自太原派来的援兵。河中遂陷，河东势力被大大削弱。  
　　金和蒙古攻关中，也都依托河中。金攻关中时，金将完颜讹可说：“河中背负关陕，南阻大河，此战守之要资也。” [ 注：《金史》完颜讹可传 ]  
　　蒙古攻金时，大将石天应说：“(河中)实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晋，西连同、华，地五千余里，户数十万，若起漕运以通馈饷，则关中可克期而定；关中既定，长河以南，在吾目中矣。” [ 注：《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石天应传 ]  
　　若从中原方向来看，如果说潼关是关中的正门的话，那么蒲津关可说是关中的侧门。潼关依托崤函，地形险要，易于固守；蒲州与关中却是隔河相望，除非平素经营已久，否则不易固守。东西方对峙，往往胶着于潼关，此时，东方的势力便可从蒲坂找到机会。从蒲坂渡河，已出潼关之西，而使潼关的地位大为降低。东汉末曹操击马超、韩遂之战和北魏长孙稚讨萧宝寅之战中，便采取了这种策略(详见关中部分)。所以，欲固关中之险，亦必加强对蒲坂的控制。

(四)长治与滏口、天井关  
　　长治地势高峻，犹如一个堡垒，俯临河北、河南。其上有长治、壶关等重镇。从长治东下太行进入河北的通道主要是浊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关隘有太行第四陉滏口；由下河内之路有太行第二陉天井关，秦汉时期也称太行道。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极为险要。  
　　河北恃太行山为其西部屏障，河北南部便处在长治盆地的俯瞰之下，当河北政权的重心处于河北南部时，长治盆地的战略地位尤为突出。  
　　前秦王猛伐前燕，即按苻坚的指示“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入邺：”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克壶关、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然后，出潞川，击破前燕军主力，乘势东下太行，进围燕都邺城。此前，前燕大臣皇甫真、申绍提醒燕主加强壶关的守备(详见河北部分)，但燕主未从。  
　　北魏尔朱荣自晋阳前往河北镇压葛荣起义军，率军东出滏口，下太行山，进攻在邺城外的葛荣起义军，葛荣猝不及防，准备不足，被尔朱荣击破。北周攻北齐，先破平阳(今临汾)，继克晋阳，然后自滏口东下太行，攻破齐都邺城，北齐灭亡。  
　　在山西与河南之间的争夺中，太行道是必争之地，也是攻守的要点。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韩之南阳(今河南修武)、野王(今河南沁阳)，断太行道，截断了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联系通道，韩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白起歼灭赵军四十余万，又分兵略定太原、上党，尽占山西全境。秦占领河内、上党地区，遂“折天下脊” [ 注：《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传 ] 。  
　　楚汉战争时，郦食其为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让“天下知所归”，建议刘邦扼守太行山诸往来通道，——“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 [ 注：《史记》卷九十七 郦食其传 ] 其中，“太行之道”即天井关。  
　　东汉初，刘秀南定河内，遣寇恂、冯异同守河内。冯异与更始帝所遣洛阳守将李轶通书，轶不复与异争锋。冯异遂得以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更始政权覆灭后，更始所置上党太守田邑以上党降东汉。刘秀藉以争雄天下的根据地——河内地区遂得稳固。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刘渊攻西晋洛阳、北魏尔朱荣、高欢先后据晋阳而制北魏洛阳，遣兵南攻之时，大军每自太行道而下。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于洛阳，窦建德率军救援王世亢，被阻虎牢。窦建德部下凌敬建议窦建德：“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则郑围自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 唐纪五 ]其用意在于取河内、入天井关、攻上党，以略李唐河东地区。建德不用，结果被李世民击败于虎牢。  
　　朱温与李克用角逐时，天井关是双方出入的重要通道。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李克用趁朱温围攻沧州之机，袭占潞州(今山西长治)，大破梁军的反扑，牢牢控制上党地区。潞州(今长治)的攻占遂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转折点。此前，晋(后唐)的势力基本上被遏制在山西以内，而自此以后，晋(后唐)完全控制了太行山，从而可以根据形势随时东出以攻后梁，东向而争河北。  
　　赵匡胤代后周而建北宋，后周昭仪节度使李筠在潞州(今长治)举兵反赵匡胤，其部下邱仲卿建议李筠：“南下太行，自抵怀(沁阳)、孟(孟县)，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李筠未采纳，赵匡胤遣石守信等进击李筠，并敕石守信曰：“勿纵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赵匡胤的部署可谓洞见双方攻守的要点。石守信遂引兵疾趋太行，先扼天井关之险，阻李筠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泽州(今晋城)而败。  


(五)太原与井陉关  
　　太原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个山西的重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太原的西侧是吕梁山的层峦叠嶂，吕梁山外侧更有黄河环绕，外部势力从这个方向入侵的可能性不大；东面是太行山，有井陉关连通河北中部，却极尽险峻，由河北仰攻殊为不易。在太原的其它方向则有其它区域及其重镇作为屏蔽：北面是大同和忻、代，中隔雁门险要；西南是临汾(古平阳之地)和蒲州，外有龙门和蒲津险要；东南有上党，外有天井关和滏口等重要关隘。  
　　太原盆地居山西之中，四面均有屏护，同时又足以应接四面，控扼四方。太原城址地势形胜，依山临水，攻之不易。历史上，智伯攻赵襄子于此，引汾水灌城，不能破城。前秦王猛攻前燕，遣杨安攻前燕晋阳(即太原)，强攻之下，也未能破城，后王猛引兵来援，掘地道潜入城中，才得以破城。宋太祖赵匡胤攻北汉，三次率军强攻太原，也采用了包括引水灌城之类的强攻手段，仍不能破城。所以，经营好太原，可以坐制山西，进而控制北方形势。诚如顾祖禹所论：“太原为河东都会，有事关、河以北者，此其用武之资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 山西二 ]  
　　战国初，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据有太原。赵立都邯郸，南阻漳水，西恃太原而守太行。这种态势在后来对抗秦的侵逼时尤具意义。后来，秦夺韩之上党、赵之太原，夺太行屏障，尽占山西之地，赵之战略形势才渐趋不利；到秦发起统一战争时，秦之攻赵，常起两军：一路出河内而逼漳水，攻邯郸之南；一路出井陉而下太行，攻邯郸之北。  
　　楚汉相争，刘邦能够改变双方战略态势，亦赖韩信入山西，灭魏、平代，控制河东、太原，而后东下井陉，破赵、降燕、下齐，从北面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  
　　最早藉太原而坐制整个北方形势的却是北魏末年的秀容酋长尔朱荣。尔朱荣趁北魏末年的衰乱局面，崛起于开州，两下河南而定洛阳之局势，东出滏口而破葛荣百万之众，东面肃清燕蓟，西面平定关陇。他在晋阳(即太原)建大丞相府，先后以柱国大将军、大丞相的身份，坐镇晋阳，遥制洛阳政局。  
　　尔朱荣死后，代尔朱荣而起的是高欢。高欢消灭尔朱集团后，也以晋阳四塞之地，山川险固，乃效尔朱荣故智，在晋阳建大丞相府，亲自坐镇，遥控朝廷。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以邺城为国都，与西魏、北周对峙，但是从高欢到高澄、高洋，都以晋阳为军事重心，亲自坐镇。晋阳的地位不啻为陪都。  
　　隋朝仁寿年间，汉王杨谅在晋阳起兵，遣兵四略，给隋的政局造成很大影响。隋末，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起兵，西入关中，开建大唐基业。李渊入关不久，刘武周即引突厥兵南下，攻占太原，占据山西大部。李渊欲弃河东，李世民反对。他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 唐纪三 ]李渊遂遣李世民率军入山西，击败刘武周，收复河东。后来唐行五都之制．以太原为北都。  
　　太原“国之根本”的意义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叛军初起，连陷河北、河南，但对山西的进攻却被郭子仪、李光弼挫败。郭、李二人以太原为根据地，屡屡率军东出井陉，袭扰叛军后路，使叛军疲于奔命。  
　　唐末，李克用以剿黄巢之功，得以专制河东，割据山西，成为朱温代唐的最大障碍：李克用以太原为根本，充分发挥山西内线作战的地位，对抗朱温的优势兵力。朱温屡兴大兵围攻河东，但终不能一举击灭河东。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继续凭藉山西而与朱温所建后梁争霸，并终于灭掉后梁，建立后唐。后唐以洛阳为都城，建太原为陪都，号为北京。  
　　后唐末年，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塘据太原起兵，并以许割幽云十六州之地为代价，乞援于契丹。在契丹兵的帮助下，石敬塘自太原南下，击破后唐兵，进入洛阳，代后唐而建后晋。  
　　后晋失和于契丹，很快便为契丹所灭。后晋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见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称帝，南下收拾中原局面，建立后汉。  
　　后汉很快又为郭威所代。时后汉宗室、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位刘崇镇守太原。郭威代后汉，刘崇遂在太原称帝，建立北汉。后周周世宗和北宋宋太祖都曾屡兴军旅，进攻北汉，却未能成功。直到宋太宗时，宋军才攻破太原，平定北汉。  
　　北宋先后与辽、金对峙，太原与真定、中山、河间并称四镇，成为北宋在北方的国防重镇。金人以武力威胁要求割让三镇，李纲、张所等人以太原“国之屏蔽”、“国之根本”，坚决反对。  
　　元末，元将扩廓帖木尔与元室不和，盘据太原，拥兵自重，割据山西，元廷不能制。明朝北伐，也是在攻占大都之后，才攻打太原，驱逐扩廓。  
　　自太原藉井陉通道可出河北中部，执河北之中枢。井陉为太行八陉之一，《吕氏春秋》称“天下九塞，井陉其一”。控制井陉对于太行山形势至关重要。相比较而言，山西地势高峻，河北地处平原，自河北逆井陉而仰攻山西较难，而自山西穿越井陉东下太行却较易。历史上，自山西出井陉攻河北的成功战例居多。王翦、韩信攻赵、拓跋珪伐后燕，主力均自井陉东出；“安史之乱”时，郭、李之军亦屡东出井陉，打击叛军后路。而在那些从河北攻山西的成功战例如慕容垂伐西燕、高欢攻尔朱兆，主力均自滏口进兵，只从井陉发起牵制性进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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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西在北方的枢纽地位

　　山西的几个盆地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在山西面向外部的几个主要方向都有重要军事据点。由于地势的原因，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又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自山西向任何方向出关进取都有高屋建瓴之势，而由外部入攻山西则属仰攻，易被阻扼，这都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得以形成的基础。  
　　历史上，据山西起兵者大多能利用山西的这种地理形势而充分发挥其内线作战的优势。其中，以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的兴亡和五代的迭兴比较典型。  
　　西晋时，匈奴人刘渊在山西离石起兵反晋，建立刘汉政权。其侍中刘殷、王育建议说：“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颛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 [ 注：《晋书》卷一百零一 刘元海载记 ] 刘汉打败西晋派来镇压的军队，然后遣将四略，东出井陉以略河北，南下太行以攻河南，西经蒲津以攻关中，扫荡河南洛阳外围，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直至最后灭亡西晋。刘汉攻西晋的战略，正是充分利用了山西俯瞰三面的地理形势。  
　　
　　北魏前期以山西为根本，纵横四出，东平后燕和北燕，西灭赫连夏和北凉，北创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扫平群雄，统一北方，并在与南朝的对峙中始终占据优势。北魏末年，尔朱荣以山西为根据地，两下河南而定洛阳之局势，东出滏口而破葛荣百万之众，东面肃清河北，西面平定关陇，然后，以晋阳(即太原)为根本，遥控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继尔朱荣之后，又有高欢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高欢与北魏朝廷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北魏的分裂。  
　　在唐末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李克用割据山西，与朱温争雄于北方。李克用采取典型的内线作战的方式，朱温则采取典型的外线作战的方式。山西与其外部联系的几个主要方向，都曾是双力角逐的战场。朱温攻河北，李克用遣兵东下太行，与朱温大战于邢、洛、磁一带；朱温攻关中，李克用则南下汾、绛，胁其归路。朱温多次发大兵进攻山西，其中最大的一次发兵六路，分别自天井关(今晋城南)、滏口、井陉、飞狐口、马岭关(今山西昔阳东南百里与邢台接界处)、阴地关(今灵石西南)等山西四境的主要交通孔道进兵，分进合击，会攻晋阳，试图一举消灭李克用。朱温大军一度合围了晋阳，但以补给不继而退兵，显示出面对山西地理形势时外线作战的不利。直到朱温代唐自立，也未能制服李克用。李克用死后，其子李存勖称晋王。晋转入战略攻势后，凭借河东的地理优势，根据形势变化随时东出以攻后梁。晋大将周德威或东出井陉，以攻赵州(今赵县)，或北出飞狐口攻取幽州。李存勖所建后唐政权最终灭掉了后梁，大体统一北方。  
　　后唐凭藉山西而崛起，也因山西而灭亡。后唐灭后梁后，迁都洛阳。后唐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塘以疑惧而反，据太原起兵，建立后晋，并引契丹入援。后唐军进讨不利，兵败国亡。  
　　继后唐、后晋之后据山西而崛起的还有后汉。后晋亡于契丹后，后晋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见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号令四方，率军南下，收拾中原残局。  
　　后汉很快又为郭威所代。郭威代后汉时，镇守太原的原后汉宗室、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刘崇在太原称帝，建守北汉。北汉割据山西，抗衡后周、北宋数十年。  
　　纵观五代迭兴，竟有三代起自山西。他们兴起的基础都得益于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也显示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最能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地位。下面，我们以北魏的兴亡为例，简述其兴亡的全过程，进一步考察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的枢纽性地位。  
　　东汉南匈奴内迁后，鲜卑拓跋部自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南徙至匈奴故地。西晋末，匈奴刘渊在离石起兵时，鲜卑首领拓跋猗卢应东晋并州刺史刘琨之请，出兵相助。刘琨遂表猗卢为大单于，以代郡封之为代公。猗卢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率部落自云中入雁门，并向刘琨求陉北之地(今山西宁武、代州一线以北)。刘琨欲倚之为援，遂将陉北之民内迁，将代北之地尽与猗卢，拓跋部遂入居代北，日渐繁盛。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年)，晋廷进封拓跋猗卢为代王。十六国时，代国为前秦所灭。  
　　前秦瓦解后的北方局势更加混乱，姚苌在关中建立后秦，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后燕，山西一度为鲜卑慕容部的慕容永所据。拓跋珪在塞北复国，重建代国，改国号魏，史称北魏。  
　　在塞北复国的拓跋珪雄心勃勃，意欲进图中原。慕容垂消灭了慕容永在山西建立的西燕。北魏因支持西燕而与后燕交恶。北魏登国十年(395年)，后燕远征北魏。北魏在参合陂(今内蒙古丰镇北)大破后燕军主力。次年，拓跋珪大举伐后燕，遣军一路由东道出军都(今居庸关)，以袭后燕幽州一带，自率主力南下太原，然后东出井陉，攻后燕都城中山。经过近两年的围攻，中山、邺城、信都等后燕重镇被攻破，后燕残余势力一部分北逃辽东建立北燕，一部分南逃山东建立南燕。后燕灭亡，河北纳入北魏版图。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明元帝拓跋嗣时，北魏趁南朝刘裕新丧之机，发兵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  
　　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一面西攻关中的赫连夏，一面与刘宋在河南相持，并多次远征漠北，重创柔然。拓跋焘四次发军攻夏，先后攻破夏长安、统万、安定、平凉。夏残余势力逃往陇西，亡于吐谷浑，关中俱入于北魏。后来，北魏还消灭了辽东的北燕、河西的北凉等割据政权。刘宋为争夺河南之地，曾两度大规模北伐，但都被北魏击败，北魏在反击刘宋的第二次北伐时，还乘势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威震江南。在与刘宋的对峙中，北魏始终占据着优势。(见图3—1—2)

这样，起自代北的北魏，以山西为基础，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东征西讨，东灭后燕、北燕，西平赫连夏、北凉，南夺刘宋之河南，北创柔然，终于扫平北方群雄，统一了北方。北魏的兴起可谓山西在北方枢纽性地位的显示。我们从曾辅佐过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一代奇才崔浩在北魏不同时期战略决策时的议论中可见其一斑。  
　　明元帝时，代北遭遇灾荒，有大臣建议魏主迁都河北邺城，崔浩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迁都之后)旧都守兵既少，屈丐(赫连夏)、柔然将有窥窬之心，举国而来，云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险，难以赴救，此则声实俱损也。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我轻骑南下，布护林薄之间，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七 晋纪三十九 ]他反对迁都邺城，实际上是反对以一时的灾荒放弃代北根本之地，而使北魏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刘裕北伐后秦，北魏群臣担心刘裕名为西进，实欲北上，建议发兵阻击。崔浩又反对。他判断刘裕志在灭后秦，发兵阻击只会交恶于刘裕，对北魏诸多不利。最后，他针对群臣们的担心，断言：“且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安能为吾患乎!”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晋纪四十 ]  
　　元嘉七年刘宋北伐前夕，北魏太武帝正谋划远征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北进，不同意攻柔然。崔浩判断刘宋的意图只不过是想保住淮北。他针对群臣们的顾虑，又断言：“况南北殊俗，水陆异宜，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 宋纪三 ]  
　　崔浩的判断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之所以每次都敢作那样的断言，所恃者仍是北魏所据的地理形势。北魏立足山西，建都平城，左据河北，右拥关中，虎视中原，居高临下，威制四方。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统一北方半个多世纪之后，到孝文帝时，迁都洛阳。迁都洛阳之举本是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的一部分，对鲜卑拓跋部迅速完成封建化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孝文帝在推行汉化的过程中也留下来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到孝文帝死后，由这些问题演变出的动荡遂构成北魏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六镇的问题。  
　　还是在立都平城的时代，北魏为防备柔然，在沿北方边境一线设守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座军镇，恃为藩卫，镇御北方。那时六镇的地位很重要，镇守者皆近宗勋臣贵戚，待遇优厚。迁都洛阳后，国家的重心改变，偃武修文，对外战争减少，并且主要是针对南方，六镇地位渐渐下降。到胡太后秉政时，六镇已形同流放之地，镇民的地位更是悲惨。  
　　北魏是以消灭北方的其它少数民族政权而统一北方的，国中的民族成份和民族关系本来就比较复杂。北魏后期，政治腐败，境内的民族矛盾遂渐趋尖锐。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终于由破六韩拔陵首倡，引发了六镇军民起义，进而引发了河北和关陇地区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北魏政局由此而混乱不堪。这种混乱的局势却给山西秀容酋长尔朱荣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尔朱荣的先祖尔朱羽健曾率部族助拓跋珪攻后燕有功，拓跋珪遂以秀容川(今山西忻州西北百余里)周围三百里地封之。尔朱氏世居秀容川，畜牧为业。到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时，秀容川牲畜兴旺，马匹以色别分群，漫山遍野，不可胜数。大量的马匹在那个时代无疑是重要战略资源。尔朱荣继承他父亲的位置时，也继承了这笔雄厚的资源。这时，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已经爆发，尔朱荣见四方兵起，遂利用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杰，阴图大事。  
　　北魏镇压北方各族人民起义不利，尔朱荣却趁机在山西迅速扩充其势力，兵势强盛，令朝廷惮之。尔朱荣上表朝廷，自请率兵赴河北镇压起义，被朝廷抑制。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年)，胡太后鸩杀魏主元诩，先诈立一女子为帝，又改立一名三岁的小孩，图谋继续控制朝政。尔朱荣闻讯大怒，遂与其从弟尔朱世隆、并州刺史元天穆等密谋兴兵入洛。这年二月，尔朱荣率铁骑南下洛阳，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沉胡太后及幼主于黄河，并在黄河南岸聚杀北魏宗室及文武大臣二千余人，史称“河阴之变”。其后，尔朱荣将自己的心腹亲信安置在洛阳朝中，自回晋阳，以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遥控朝廷。  
　　这时，河北的葛荣兼并其他义军，声势浩大，正围攻邺城。尔朱荣亲率精骑七千前往镇压。他倍道兼行，迅速东出滏口以下太行，直趋邺城。在邺城外，葛荣猝不及防，仓促应战，被尔朱荣击破。尔朱荣生擒葛荣，槛送洛阳。自己复以大丞相的身份回晋阳坐镇，继续遥控朝廷。  
　　“河阴之变”后，北魏宗室幸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萧衍欲以魏图魏，遂于梁大通元年(529年)派陈庆之率兵拥北魏北海王元颢转战北上，进入洛阳。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颢在洛阳登位。尔朱荣闻洛阳有变，当即火速南下，边行边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结，拥魏主进兵洛阳。尔朱荣缚材为筏，强渡黄河。元颢及陈庆之军溃败，元颢被杀，陈庆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阳，加尔朱荣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仍回晋阳，遥制朝廷。  
　　其间，尔朱荣还派大都督侯渊率兵平定蓟城的河北起义军余部韩楼；派尔朱天光、贺拔岳等平定关中万俟丑奴、萧宝寅。河北、关陇悉定。这样，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尔朱荣在晋阳，一面遥制朝廷，一面以围猎训练士卒。尔朱荣控制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从他在晋阳练兵时谈其志向来看，大有澄清海内、统一天下之意。魏主不甘心受尔朱荣控制，设计诱尔朱荣入洛。尔朱荣在缺乏戒备的情况下被杀死。  
　　尔朱荣帐下汇集了当时北力最优秀的将才，如高欢、贺拔岳、宇文泰之属。尔朱荣死后，这些人遂从其翼下脱颖而出。  
　　尔朱荣曾称高欢是惟一可代他统领其众的人。尔朱荣死后，尔朱家族与北魏遂成水火不容之势。尔朱集团叛魏，合兵攻洛阳，高欢遂谋脱离尔朱集团。他先取得尔朱荣之子尔朱兆的信任，统领流入山西的原葛荣所部二十万六镇降民，然后，以就食为名，东出滏口，来到河北信都。在当地大族的支持下，高欢举起了反尔朱氏的大旗，奉立北魏宗室元朗为帝。韩陵一战，高欢以少胜多，击破尔朱集团主力，并乘胜进兵洛阳，改立平阳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在朝中安置亲信，控制朝政。北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年)七月，高欢由滏口、井陉两道进兵，会攻晋阳。尔朱兆大掠晋阳后，北走秀容川，不久被高欢袭破。  
　　高欢见晋阳四塞之地，尔朱荣凭此而控制北魏朝政，乃效尔朱荣故智，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亲自坐镇，遥控朝廷。  
　　贺拔岳、宇文泰等则控制了关陇地区。贺拔岳初随尔朱天光征讨关陇，高欢反尔朱集团，尔朱天光出关会攻高欢，贺拔岳在宇文泰的建议下，安抚关陇。贺拔岳死后，部下共推宇文泰为首，宇文泰遂据关陇。  
　　孝武帝不甘心作傀儡皇帝，对高欢不满，联络朝中斛斯椿、关中贺拔岳及荆州贺拔胜等文武大臣，欲图高欢。永熙三年(534年)五月，孝武帝以伐南朝为名，征集河南诸州兵马，准备讨高欢；高欢将计就计，兴兵二十余万分道南下，向洛阳挺进。孝武帝见势不妙，率诸王西奔关中。高欢进入洛阳，另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并迁都邺城。北魏自此分为东魏与西魏。北魏灭亡。  
　　从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看，其兴、其亡均与山西息息相关。北魏在前秦瓦解后北方群雄割据、南与东晋南朝对峙的纷乱局面中，以山西为基础，东灭河北的后燕、辽西的北燕，西平关中的赫连夏、河西的北凉，南夺刘宋河南之地，北创塞外的柔然，扫平北方群雄，统一了北方，开创了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最兴盛的局面，显示出了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的枢纽性地位。  
　　在北魏末年的衰乱局面中，由六镇起义引发的北方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狂澜席卷了河北、关陇，迁都河南后的北魏朝廷风雨飘摇。尔朱荣以山西为根据地，两下河南而定洛阳之局势，东出滏口而破葛荣百万之众，东面肃清河北，西面平定关陇，然后，以晋阳(即太原)为根本，遥控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继尔朱荣之后，又有高欢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并逼北魏孝武帝西奔关中，从而最终导致了北魏的灭亡，再次显示出了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三 北方统一进程中的山西


　　历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统一北方外，其它全国性政权都是以北方统一南方。一个政权能否统一全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统一北方。在北方的统一进程中，居枢纽地位的是山西。  
　　在北方分裂的混乱局面中，关中和河北二地易于建立起局部的秩序。争雄北方的势力大多起于这两个地区。山西高原像一个巨大的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面向中原。无论是哪一方，要想兼并对方，统一北方，进而统一天下，都必须首先取得对山西的控制权，否则不可能打开局面。能否取得对山西高原山地险要的控制对于双方都是存亡攸关的事。控制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侧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侧翼的安全。  
　　山西东西两侧的山脉分别构成河北和关中的屏障。东侧太行山脉为河北的西部屏障；西侧吕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自关中东出之路不外三条：蒲津、潼关和武关。其中，经由潼关、蒲津的路线处在山西的监控之下。因此，对于关中来说，无论是出关进取，还是闭关自守，都须加强对山西的控制。河北的三个层次与山西的三个主要盆地之间平行对应，藉太行通道而相联系，这样，山西的这几个盆地连同太行山共同构成河北西部屏障，翼蔽河北右侧翼的安全。  
　　关中险要和河北形胜都须以对山西高原山地的控制为前提。当河北与关中对峙之际，双方极易在山西陷入争持的僵局。双方决定性的争夺往往发生在山西。在山西角逐的胜败也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  
　　秦、西汉均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其统一进程都是从山西打开局面的。战国前期，山西为三晋诸侯所控制。魏据安邑，控制河西及晋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险，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秦欲出关争利，归路处在魏的监控之下。这一态势早在春秋时的秦、晋崤之战中已表现得很明显。在那决战役中，秦军以在崤山险地中遭晋军伏击而全军覆没。商鞅在策划秦的霸业时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魏……必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商君列传 ]秦孝公遂采商鞅之议，令商鞅主持对魏的战争。秦经过长期的战争，终于迫使魏国迁都大梁。到秦惠王时，秦已尽夺魏河西之地。到秦昭襄王时，又在沿黄河及太行山脊岭一线发起猛烈攻势，夺魏之安邑、韩之上党、赵之太原，尽占山西之地，为以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创造了极有利的战略态势。  
　　西汉统一天下的进程差不多是循秦之故辙。刘邦还定三秦，率诸侯联军袭楚之彭城。自彭城败归后，刘邦在成皋、荥阳一带与项羽相持，却另派韩信率军渡黄河入山西，灭魏、平代，然后东下太行，破赵、降燕、下齐，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使楚汉对峙形势彻底改变，为西汉在楚汉最后决战中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十六国初期，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北方对峙。后赵石虎因争前赵在河东的重镇蒲坂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前赵刘曜一战被擒而兵败国亡。立足河北的后赵遂完成北方的第一次统一。  
　　后赵的统一瓦解后，前秦据关中，前燕据河北，双方在北方对峙。决定双方国运的战役发生在山西。前秦在苻坚统治时国势日盛。面对前秦的军事压力，前燕朝中有识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强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备。大臣皇甫真建议：“洛阳、太原、壶关，皆宜选将益兵，以防未然。”大臣申绍也建议：“移戍并土，控制西河，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则断后，犹愈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燕主未从。苻坚利用前燕朝政日坏的有利时机，派王猛率兵攻前燕。东晋太和四年(369年)，王猛攻拔洛阳。次年，王猛再次率军伐前燕，大军临发，苻坚面授机宜说：“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入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 晋纪二十四 ]王猛向山西长驱直入，一战而克壶关，再战而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后又在潞川击破前燕太傅慕容评所率燕军主力，乘势进围燕都邺城，燕主出逃被擒，前燕灭亡。前秦又次第扫平其它割据势力，统一北方。  
　　在前秦瓦解后的混乱局面中，鲜卑拓跋部在代北建立的北魏政权入主中原，收拾十六国纷乱的局面，统—北方。北魏在北方的统一维持了半个世纪。北魏后因六镇起义和“河阴之变”等一系列的冲击而分裂。高欢拥东魏据河北，宇文泰拥西魏据关山，东、西魏再次在北方形成对峙之局。高欢有鉴于自尔朱荣以来山西在北方局势中的地位，遂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亲自坐镇，指挥对西魏的战争。在高欢执政的年代，东魏拥有战略上优势。高欢死后，长子高澄、次子高洋先后执政，二人亦以晋阳为重镇，亲自坐守。  
　　随着东魏被高洋建立的北齐所代、西魏被宇文觉建立的北周所代，北齐和北周继续在北方对峙。北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国势日盛；而北齐主高洋在其统治后期沉溺于酒色之中，搞得朝政紊乱，自此以后，政局一官不稳，国势日渐衰落。  
　　北周武帝时，北周开始兴兵伐北齐，多次在河南鏖战，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大臣赵爽、鲍宏建议周主改变攻北齐的战略方向。赵爽说：“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而定。”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鲍宏也说：“往日屡出洛阳，彼既有备，每有不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似为上策。”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次年，北周再度兴兵攻北齐。这一次，北周将战略进攻的重点选在山西。出兵前，周主对群臣说：“前出河外，直(只)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陈纪六 ]  
　　山西素为高齐根本，经营已久。平阳在高欢的时代便是东魏与西魏对峙的前沿重要据点，后更建为北齐在晋西南的重镇。北齐大臣卢叔虎曾建议齐主经营平阳以逼北周。他说：“宜守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深沟高垒，运粮积甲，彼闭关不出，则稍蚕食其河东之地，日使穷蹙：彼若出兵，非十万以上不足为我敌，所资粮食，咸出关中；我军士年别—代，谷食丰饶，彼来求战，我则不应，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长安以西，民疏城远，敌兵往来，实自艰难，与我相持，农业且废，不过三年，彼自破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 陈纪二 ] 这的确是以山西逼促关中的一项良策。齐主颇采纳之。  
　　这次北周将进攻重点选在山西，平阳是其第一个需要克服的据点。北周军进攻平阳，经过了相当激烈的争夺战，才攻占平阳。是后，北齐帝高纬试图夺回平阳，被北周军击败，只得退回晋阳。北周军又乘势攻破晋阳，然后，挥师东出滏口，下太行，包围齐都邺城。高纬及幼主高恒出逃被擒，北齐灭亡。北周统一北方。(见图3—1—3)  

从以上几场战争中可看出山西在北方统一进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上述几起战争都是以关中的势力在山西的角逐中战胜河北的势力，进而兼并河北，统一北方。  
　　这几场战争，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步骤：河北地区的政权先是丢失了他们在太行西侧的军事据点，从而导致经太行山下河北的几座关隘的防守失去依据，然后，关中势力或自晋阳出井陉，或自上党出滏口，东下太行山，至此，河北西部屏障尽失，可谓大势已去。  
　　当关中的势力与河北势力在山西对峙之时，以关中图河北易，而以河北图关中则较难。关中和河北都须藉山西以屏护侧翼。但河北藉以屏护右侧翼的太行山河流穿切的谷道较多，由此造成穿越太行山的通行孔道较多。可以由上党下滏口而出河北南部，可以由太原下井陉而出河北中部，还可以由大同出飞狐口、经桑干河谷趋居庸关而临幽燕。而关中的东面，南有崤函之险，北有吕梁山和黄河双重蔽护，通行不易，不利于大规模进兵，只有蒲坂至龙门一段利于进兵。  
　　这样，关中、河北虽是每每分享山西地利，但关中藉山西为屏障，所备者一，其势较专，对来犯者的战略意图容易判断；而河北藉山西为屏障，所备者多，其势较分，不易判断来犯者的战略意图。  
　　前、后赵在北方对峙时，后赵大将石虎自轵关入攻前赵在山西的重镇蒲坂，前赵主刘曜当即亲率大军，倾国出动，驰援蒲坂，击败石虎。此战在当时实已造成乘胜追击并直捣后赵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的态势。只是刘曜在此战之后决策失误，未能利用此战对后赵所造成的震荡性效果，直捣襄国，而转锋南攻洛阳，致使贻误战机，才铸就了自己的失败。前秦与前燕对峙时，前秦宗室苻柳等据蒲坂、陕城反苻坚，并向前燕请兵，前燕朝臣中有援苻柳并乘势攻前秦的建议，前燕主未能抓住此时机加以利用，符坚却迅速部署平定叛乱，稳定了东部局势。东、西魏对峙时，高欢三次亲统大军入攻关中，都是受挫而还；后来，又攻西魏在晋西南的军事据点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顿兵坚城之下，苦战五十余日，不能破城，最后高欢智、力皆困，以致发病，不久死去。此后西魏即转入战略攻势。  
　　另外，山西对于河北的屏障作用与对关中的屏障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换言之，河北与关中对山西屏障作用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  
　　太行山对于河北的屏障意义可谓存亡攸关。以河北地势之低，要仰争太行，殊为不易。因此，要保障太行屏障的稳固，必须保障对太行山特别是穿越太行山往来通道的控制；而要保障对太行山往来通道的控制，却又有赖于对太行山以西几处军事据点的控制，尤其是上党、太原；上党、太原地势较高，均居高临下，俯临河北中、南部。它们若为河北所守，可巩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临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势。所以，对于河北来说，若失去在山西的军事据点，则太行山的形势便迅速转入西方：自上党东下滏口足以夺其门户，自太原东出井陉足以执其中枢，自大同出居庸、飞狐足以倾幽蓟根本。  
　　而对关中来说，山西只是其外围屏障，即使丢失了在山西的据点，犹有大河可以凭恃，还可作第二阶段的守御。山西对于关中的屏障作用固然重要，但关中对它的依赖程度远不及河北。  
　　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河北的势力欲图关中，比较困难，而关中的势力欲图河北则比较容易。因此，历史上关中与河北的政权在山西的对峙，以关中兼并河北的居多，而以河北兼并关中的居少。  
　　以上所谈主要是山西在起自关中或河北的政权在统一北方的进程中的地位。至于本身就是建立于山西的政权，则更能利用山西内线作战的地理条件，纵横四出，威制北方。如起自代北的北魏，东灭后燕、北燕，西灭赫连夏、北凉，北扫柔然，南夺刘宋河南之地，统一了整个北方地区；北魏末年尔朱荣也以山西为根据地，控制北魏政权，实亦控制整个北方的形势；五代时，后唐、后晋、后汉三代都是起自山西，大体统一北方，它们兴起的基础都得益于山西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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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依山凭河，战守之冲——山东


一 山川形势

　　在中国地势第三级阶梯上，自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以东，幽燕以南，江淮以北，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是为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在这片大平原的东部，分布着一片低山丘陵地带，是为鲁中南低山丘陵。这片低山丘陵的北，西、南三面都是平原，东面是山东半岛，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鲁中南低山丘陵由泰山、鲁山、沂山、蒙山组成，构成山东地形的主体。黄河从这片低山丘陵的北侧东流入海(黄河改道时则从其南侧东流入海)，泗水则从这片低山丘陵的西侧南流入淮。  
　　山东的一些战略要点，大多位于这片低山丘陵的四侧，依山临水，其形成即以这种山河形势为基础。(见图3—2—1)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西北侧有济南。济南南依泰山，北阻黄河。前人论济南地位，称“齐州当四达之冲。南不得齐州，则无以问河济；北不得齐州，则不敢窥淮泗；西不得齐州，则无从得志于临淄；东不得齐州，则无争衡于阿鄄。是故山东有难，齐州常为战守之冲。” [ 注： 《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 山东二 ]历史上著名的历下城即在济南城西。战国时，诸侯攻齐，每每战于历下。秦灭魏之后，挥师东进，屯兵历下，兵压齐境，齐王不战而降。楚汉战争时，辩士郦食其游说齐王田广附汉，使齐罢历下之戍，韩信遂得以透入齐境，略定三齐。南朝刘宋孝建年间，刘宋将青、冀二州州治移镇历城，垣护之为此解释说：“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历城)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主威。安边上计也。” [ 注：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刘宋泰始年间，宋室内乱，北魏乘机南下攻宋，大将慕容白曜率军攻山东，刘宋青州刺史沈文秀以东阳诈降。魏军司马郦范说：“东阳未可轻也，不若先取历城，克般阳(今淄川)，下梁邹、平乐陵。然后按兵徐进，不患其不服也。” [ 注：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 宋纪十四 ]慕容白曜从其汁，渐次攻破历城、东阳(今青州)，略取刘宋山东青、冀二州。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西南侧有兖州、济宁，依山临河，控守一方。济宁城南即古之所谓亢父之险，苏秦曾称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古代南北水运交通动脉大运河即处在其监控之下。自此外出四略，地势便利。“七国之乱”时，周亚夫屯昌邑(今金乡)，遣轻骑扰略，绝叛军淮泗水道。明初，徐达统军北伐元朝，攻略山东，先以偏师攻下济宁，切断元军自河南方向入援之路。“靖难之役”时，南北军在山东形成对峙，朱棣一度派奇兵袭破济宁，切断屯驻德州的南军运河饷道。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东南侧是沂河和沭河二水冲积形成的河谷低地，夹在沂山、蒙山与琅琊山、五莲山之间。这片河谷低地为山东腹地与江淮之间往来通道。春秋时，吴曾由此以侵齐、伐鲁。越灭吴之后，称雄中原，也曾由此出琅邪以觊觎山东。刘裕和徐达北伐，都由此路入攻山东。沂州位于这片河谷低地的南部，南连淮泗，北接三齐，为山东南面门户。南北相争，沂州为必争之地。穆陵关在临朐县东南百里的沂山主岭上，山势高峻，路径险恶，为齐南天险。穆陵关立关极早，管仲伐楚时即有“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 [ 注：《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 ]之语。刘裕伐南燕，南燕公孙五楼建议燕主慕容超：“宜据大岘，使不得入。”南燕太尉幕容镇也强调“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慕容超都不听。大岘关隘即穆陵关。刘裕军过大岘，见燕兵不出，大喜道：“虏已入吾掌中矣。” [ 注：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刘宋初，北魏大将叔孙建攻刘宋青州刺史竺夔于东阳，部下刁雍知刘宋檀道济自彭城驰援东阳，建议叔孙建扼守穆陵关，阻檀道济入援之路：“大岘以南，处处狭隘，车不得方轨，请据险邀之，破之必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宋纪一 ]叔孙建不听；檀道济越险进至临朐，叔孙建烧营而遁。唐末藩镇割据，李道古以淄、青拒命，屡屡引兵出穆陵关扰掠淮北。  
　　在这片低山丘陵的东北侧有青州，附近即古临淄，齐之国都。在山东诸要地中．论防护之固，无如临淄。顾祖禹称：“自太公建国以来，齐往往称雄于天下，历汉及晋，未始不以临淄为三齐根本。”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五 山东六 ]临淄东北对海，西北阻河，背靠山地，濒临淄水，有山川之险，有鱼盐之利。苏秦组织合纵时，在临淄对齐宣王说：“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漳水)，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司马迁也称“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十六国后期，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残军一部南走，谋取一地作根据地，尚书潘聪建议：“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余万，左有负海之饶，右有山河之固。广固城曹嶷所筑，地形阻峻，足为帝王之都。既得其地，然后闭关养锐，伺隙而动，此乃陛下之关中、河内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 晋纪三十三] 慕容德采其策，遂据有山东，建立南燕。  
　　山东低山丘陵以泰山为最高，其下有泰安。《读史方舆纪要》称“山东形胜，莫若泰山；泰山之形胜，萃于泰安。”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 山东二 ] 泰安北阻泰山，南临汶水，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由此纵横四出，扫定三齐，均成高屋建瓴之势。  
　　以山东为交点，有两条河道，分别呈东西和南北向流过。它们在古代分别是东西部之间和南北方之间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山东地位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  
　　渭河自陇山下流，流经关中，汇入黄河；黄河向东，穿越河南，经山东低山丘陵的边缘东流入海。渭河-黄河在古代起着沟通东西的作用。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转输关中的漕运系统必须凭借这条线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大动脉。山东和关中分处这条大动脉的东西两端。关中山川环抱，诚为形胜之地；自关中东出，历崤函、嵩山之险，便可下临东部平原地带，无关山之阻；若再往东，便是山东低山丘陵，这是东部平原地带少有的可以凭恃的地利。古代称关中为“百二之地”，山东为“十二之地”，当有这方面的原因。  
　　大运河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连接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为南北交通的一条大动脉。在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本来就发挥着沟通南北的作用。泗水在黄河改道以前自山东南流，汇入淮河，稍加开凿，便能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西晋时，杜预曾鼓励王濬直捣建康，一举灭吴，然后率大军“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一 武帝太康元年 ]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应该是比较早的事。桓温、刘裕北伐，都曾开通泗水水道。山东所处的位置，正好监控南北水运交通的大动脉。  
　　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三国时，孙吴联络辽东的公孙渊，便经由此地。刘宋时，被北魏俘虏的朱修之取道辽东，泛海经东莱而逃回扛南。隋、唐伐高丽，从海路发起的进攻都是以这里为前进基地。元代经营海运，转输东南财赋供给京师，这里又是其一大中转地。明代统制东北的辽东都指挥使司隶属于山东布政司，海路是其往来的重要通道。  
　　关于山东地形的战略意义，顾祖禹曾作过中肯的评价：“山东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 [ 注：《读史方舆纪要》 山东方舆纪要序]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山东地形的封闭性不如其它边角之地，三面均可能受敌，不易固守；且山东低山丘陵方圆不过几百里，缺乏纵深，几处险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击穿。  
　　天下纷乱之际，山东易成割据之地。如秦末的田儋、楚汉之际的田荣、田横、王莽以后的张步、董宪、东汉末的刘岱、西晋末的曹嶷、段龛、十六国时期的幕容德、唐末的李道古、元末的田丰等，均曾割据山东。但上述诸人割据山东，都未能有所作为。一旦山东周围局势底定，这些割据势力很快便灰飞烟灭。  
　　战国时，乐毅率五国联军攻齐之战尤能典型地反映出山东地形的这种弱点。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乐毅率燕、秦、魏、韩、赵五国之师以伐齐。齐悉发国中之众以拒之，与联军战于济西。齐师大败。是后，乐毅分遣魏国之师南略宋地，遣赵国之师北收河间，自率燕军深入山东腹地，齐人大乱。燕军乘胜长驱，齐城皆望风奔溃。乐毅攻克齐都临淄。占领临淄之后，乐毅分兵五路，攻取全齐：遣左军渡胶水(今胶莱河)攻略胶东、东莱(胶东半岛地区)；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取琅邪；右军循黄河、济水，进屯阿(今阳谷东北)、鄄(今鄄城北)与魏军配合作战；后军沿北海攻取千乘(今高青东北)；中军镇守齐都临淄。这种部署可谓切中山东地形的要点。燕军势如破竹，六月之间，连下齐城七十余座，皆置为郡县。齐仅剩即墨、莒城，齐国危在旦夕。(见图3—2—2)  

山东的地位只能放在东部大平原的背景上才能体现出来。山东低山丘陵的四周都是平原，不利于守，却利于四出以攻人。以此为根据地，纵横四出，足以有所作为。东汉末，曹操便是以充州为根据地，崛起于群雄之中，最终扫平群雄，统一北方。  
　　山东既然处在监控南北之间的水路运输线上，其地形地势在东部大平原上又足以作为凭恃，因而在南北之间具有枢纽性地位。河北南面门户须依托山东，东南淮泗上游也须藉山东为屏蔽。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  
　　这种形势在魏晋南北朝时比较典型。东晋末，刘裕灭南燕，收复山东，既屏护了南方江淮防御体系，又保障了由江入淮、由淮入泗、由泗入河这样一条连通南北的运输线路的畅通，为他以后经略中原、北伐后秦打下基础。刘宋与北魏对峙，刘宋置四镇以守黄河，其中山东境内有碻磝(今荏平)。南北交兵，必在四镇展开激烈的争夺。山东若为北方所据，则南方江淮防线将承受很大压力。南燕据山东时，便经常扰掠东晋淮北诸州。刘宋泰始年间，北魏趁刘宋内乱，攻取山东，后更进逼淮泗，南方形势遂渐趋不利。  
　　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南北关系变得更加重要。政治、军事重心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在南方。山东处在监控连通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动脉大运河的位置上，所以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明初朱元璋从金陵北伐攻大都，山东为大都的南面屏障；“靖难之役”中，朱棣从北平南下攻金陵，山东为金陵的北面屏障。朱元璋以攻占山东打开大都门户；朱棣则以越过山东而直趋金陵。这两次战争，一次以南图北，一次以北图南，山东都是其关键之地，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二 山东在东西关系中的地位  

　　战国秦汉时期，东西关系问题比较突出。自战国中期始，秦的东进成为东方诸侯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从那时起，历秦的兼并战争、诸侯反秦战争、楚汉战争及汉初中央政权处理与东方诸侯王国的关系，数百年间，东西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著的一幕。在东西关系中，山东地位举足轻重。  


(一)春秋战国时齐的霸业  
　　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那些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变法自强的诸侯国常能称霸诸侯。  
　　那些能从诸侯之中脱颖而出的强国，除政治上变法自强外，还须有地理上条件。“春秋五霸”中，齐据山东，晋据山西，秦据关中，楚据江汉，都有地利上的凭恃。“战国七雄”中，东齐西秦，南楚北燕，分立四方。山东低山丘陵东部的大平原上足以作为凭恃，所以，历春秋、战国之世，齐一直是东方强国。  
　　山东在春秋时为齐、鲁之地。大抵泰山、沂山以北属齐，西南属鲁。召陵之盟上，管仲对楚国代表说：“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 [ 注：《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 ]指出了齐国四境，也暗示出了齐国的地利。齐桓公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戎夷蛮狄侵入中原。齐桓公任用管仲实行改革。齐国兵强卒练，国威大振。齐桓公遂以实力为后盾，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会盟诸侯，北服戎狄，南威荆楚，尊奉周室，称霸渚侯。齐桓公的霸业开“春秋五霸”之先，也奠定了齐作为一个大国的基础。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更趋激烈。田氏篡齐后，也积极谋求向外发展。周显王十二年(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以邹忌为相，改革政治，加强武备，齐渐成东方强国。差不多与此同时，西方的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进行深刻的变革，渐成西方强国。  
　　战国初，魏为中原霸主。齐秦两强崛起，对魏国的霸业构成挑战。齐国迫使原来向魏国朝贡的泗上小诸侯向齐朝贡；秦则争魏河西之地。魏国在齐秦两强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下，自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将注意力转向东方，又与齐发生矛盾。魏因攻赵、攻韩而两度与齐发生战争。齐军在田忌、孙膑的率领下，先后于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午)的桂陵(今河南长垣南)之战和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的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之战中大败魏军。西方的秦国也连年对魏展开进攻，魏军连连败绩。魏的霸业从此衰落。  
　　魏国衰落后，齐、秦两强东西对峙。齐国滨诲，有鱼盐之利，故其经济实力雄厚；其山川形势足可为其军事上的凭恃。苏秦策划合纵时对齐王说：“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漳水)，北有渤海，所谓四塞之国也。” [ 注：《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道出了齐作为一个强国的地理基础。  
　　这时期，中原局势更加复杂，各国之间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斗争。地处中原的韩、赵、魏夹在齐、秦两强之间，有地缘上的弱点，只好采取合纵的策略，北连燕、南联楚，而后，或东联齐而西抗秦，或西联秦而东抗齐。  
　　秦在兼并义渠、巴蜀之后，东进意图已非常明显。但齐的地利和实力却使秦的东进不能不有所顾忌。秦先是为攻楚而设法拆散齐、楚联盟；又为攻韩、魏而拆散齐与韩、魏的合纵；后又为图赵而试图加强齐的联盟，派人赴齐尊立齐湣王为东帝，自立为西帝，显示出对齐国实力的顾忌。  
　　但是，当齐因灭宋而成为众矢之的时，秦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出面组织合纵以攻齐。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乐毅率燕、赵、秦、韩、魏五国之师攻齐，半年之内，下齐七十余城。齐国只剩即墨和莒两地。后虽有田单破燕复国，齐国却从此元气大伤，在战国末年仅能靠恭谨奉秦以图幸存。  
　　齐的衰落使秦兼并六园的进程为之加快。当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时代，六国合纵抗秦，强大的齐国实为其他五国坚强的后盾，所以秦攻楚、攻韩魏、攻赵时，每次都以拆散齐与这些国家的联盟关系来创造条件。但齐在它强大的时候，缺乏明确、长远的战略目标，且齐不与秦接壤，对秦的威胁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齐在复杂的外交斗争中一再让秦国得逞。前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曾有这样的评价：“韩、魏、楚、赵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专心一志以逆秦，三国与秦壤界而患急，齐不与秦壤界而患缓。是以天下之势不得不事齐。秦得齐，则权重于中国；赵、魏、楚得齐，则足以敌秦故秦、楚、赵、魏得齐者重，失齐者轻。齐有此势，不能以重于天下者，何也?其用之者过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一 历代州域形势一 ]  
　　换个角度来看，山东的地理形势虽然提供了齐作为一个大国的基础，但反过来也构成了齐发展的限度。作为当时的东、西两强，秦据关中四塞之地，能进能退，可攻可守，每一次军事胜利之后，都能夺地或威胁诸侯割地，故能愈胜愈强；齐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周围都是平原，缺乏天然的屏障来巩固其略地，自身也缺乏纵深，几处险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击穿；而且齐地近中原，与其他诸侯国的利害关系过于胶着，任何鲸吞蚕食的意图都容易遭到其他诸侯国的反对，故齐强盛之时，虽有战胜之名，却未能略地拓境，后来灭一宋国，还遭到诸侯联军的围攻，差点亡国。  


(二)楚汉战争时期的齐地  
　　秦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却以统治暴虐而很快败亡。项羽以西楚霸王的名义主持分封。他将战国时的齐和秦这东、西两强都予以分割，分齐地为三齐：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田都为齐王，都临淄；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今山东博平)。分关中为三秦，封给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徙刘邦为汉王，王汉中；项羽自都彭城(今江苏徐州)。项羽分封堵侯，留下了许多矛盾。分封刚定，齐地即首先发难。  
　　最先在山东起兵反秦的齐王田儋之弟田荣因未得封地，起兵反楚。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田荣发兵击走齐王田都，又追杀胶东王田市于即墨，自立为齐王，占有三齐之地；他还指使彭越袭扰楚地，帮助陈馀逼走常山王张耳。  
　　田荣在齐地反楚，打破了项羽的分封秩序，且齐地邻近楚都彭城，对项羽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项羽遂率军北击田荣。  
　　项羽北征齐地，给了刘邦以东出的机会。这年八月，刘邦出陈仓，还定三秦。次年春，项羽在阳城(今山东鄄城北)大破齐军，田荣败死。但楚军烧杀掳掠，引起齐民群起反抗。田荣之弟田横乘机收集散兵数万人，立田荣之子田广为王，占据城阳(今山东莒县)一带，继续与楚军相抗。(见图3-2—3)

项羽陷入齐人长期抗战不能自拔之际，刘邦又乘机自关中杀出，扩张势力。这年四月，刘邦率诸侯联军五十六万袭据彭城。项羽获悉彭城失陷，亲率三万精锐骑兵疾驰南下。联军措不及防，大败。但此时项羽主力尚被牵制在齐地，未能将这次战役性胜利扩展成战略性胜利。刘邦突出重围后，沿途收集散卒。双方战事转入相持阶段，两军在荥阳、成皋一带对峙。经彭城一战，项羽亦谋自齐地脱身。田横进攻项羽所立齐王田假，田假亡走楚。项羽杀田假而与田横达成停战。  
　　彭城之战后，彭越退兵河上，活动于定陶、阳城一带为游兵，袭扰楚军后方，截楚军辎重。彭越的游击战使项羽面临两线作战，来回奔走，减轻了汉军在荥阳、成皋一带的压力，使相持之局得以维持，亦使汉军得以腾出手来，谋求从南北两面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汉王刘邦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韩信率军北上，灭魏、平代、破赵、降燕；南方的九江王英布则在随何的劝诱下，背楚归汉。  
　　这时，谋士郦食其对刘邦说：“方今燕、赵已定，惟齐未下。诸田宗强，负海、岱，阻河、济，南近于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刘邦遂遣郦食其往齐地游说。齐王田广听信郦食其之言，遣使与汉连和，放松守备。韩信本已兵临齐境，闻郦食其已说齐归汉，打算停止进兵。辩士蒯彻对韩信说，将军身经百战才下赵地五十城，郦食其只是摇摇舌头便下齐七十余城，为将数年，功劳不及一儒生。韩信遂引兵渡河，袭破齐历下(今济南历城)之军，进至临淄；齐向楚求援，项羽派龙且率军援齐。韩信在潍水(今潍坊)击破齐楚联军，乘胜追击残敌，虏齐王田广，尽定齐地。  
　　韩信定齐后，派人对刘邦说：“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请为假王以镇之。” [ 注：《资治通鉴》卷十 汉纪二 ] 在张良、陈平的建议下，刘邦遂立韩信为齐王。  
　　此时的韩信已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形势，东有齐，西有汉，楚居中间，三方大致势均力敌，所以韩信的去就完全可以左右天下局势。项羽派人游说韩信与楚连和，三分天下，韩信以刘邦对自己信重而婉辞之；辩士蒯彻也对韩信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赵、燕，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四向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愿足下熟虑之。”这一次，韩信不能说没有一点动心，但终以刘邦对自己的信重和“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接受蒯彻之计 [ 注：《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 ] 。  
　　楚汉相约以鸿沟为界后，项羽引兵东归，刘邦则从张良、陈平之计，引兵东击楚。韩信、彭越等都引军合击项羽，围项羽于垓下。项羽兵败自杀。  
　　楚汉相争之际，山东的局势刘楚汉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山东靠近楚都城彭城，那里的任何变故都可能影响西楚，所以项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对山东用兵，而这为刘邦还定三秦、出关东向以争天下创造了机会。项羽击田荣，刘邦乘机还定三秦；项羽击田横，刘邦得以出关中袭彭城；楚汉相持阶段，彭越背靠山东，袭扰楚军后方；决战前夕，韩信定齐地，从北翼完成对项羽战略包围。项羽面对关中和齐地，一直处于两线作战，来回奔走，渐至困弱，终至灭亡。  


(三)汉初政局中的齐地  
　　项羽败亡后，刘邦马上夺了齐王韩信手中的兵权，并将韩信徒为楚王；次年十月，又用陈平之计擒执韩信。田肯对刘邦庆贺说：“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王齐者。”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  
　　时天下初定，刘邦惩秦孤立而亡的教训，遂大封同姓诸侯王以镇抚天下，同时设法铲除战争期间所封异姓诸侯王。关中和山东均为形胜之地，项羽分封时曾将此二地分割，都一分为三。现在关中已成汉室政治重心，对于“十二之地”的山东自然也不能授之于人。所以，刘邦击灭项羽之后，马上夺韩信之兵，将其徙为楚王，将齐地七十二县封于其子刘肥为齐王，并规定：“诸民能齐言者皆以与齐。”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一 汉纪三 ]擒韩信之后，刘邦又降韩信为淮阴侯，将其封地分为两国，以淮东五十三县封从兄刘贾为荆王，以淮北三十六县封弟刘交为楚王。  
　　在当时的诸侯国中，以齐为最大。齐在西汉初期的政局中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齐王刘肥入朝，与惠帝亲密无间。吕后不满，有杀齐王之意。齐王割让城阳郡，才脱身归国。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违背刘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 注：《资治通鉴》卷十三 汉纪五 ]的规定，封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诸吕用事，权倾一时。  
　　齐王刘肥死后，其子刘襄继立，襄弟朱虚侯刘章宿卫京师。吕后死后，吕产、吕禄专兵秉政，阴谋作乱。刘章获知后，暗中派人告其兄齐王刘襄，约齐起兵西向长安，自己作内应，诛灭诸吕，事成之后立齐王为帝，刘襄遂尽起齐国之兵攻吕国济南，同时遣使致书其它诸侯王，宣讨诸吕之罪。诸吕闻齐起兵，遣灌婴将兵击之。灌婴率兵至荥阳，反与齐王及诸侯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诛之。此时，长安城中，周勃、陈平设计捕杀诸吕，吕氏之乱遂定，齐亦罢兵。刘汉政权转危为安。  
　　西汉前期，大国诸侯已构成对西汉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文帝、景帝之世，刘邦当年所封同姓诸侯王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削藩之议由此而起。贾谊上《治安策》，将诸侯王强悍难制置为内忧之首；晁错亦上书请求削藩。  
　　齐国在诸侯国中是最大的，而且，在讨诸吕时，刘章曾有立齐王刘襄之议，这也很使文帝心存忌惮。文帝遂采削藩之议，将齐地分为六国：齐、济北、甾川、胶东、胶西和济南。文帝还按贾谊的建议，增强自己两个儿子的封地，将淮南之地尽封淮阳王刘参、将淮北至于泰山之地尽封梁王刘武，以制东方诸侯。根据贾谊的设想，这样可使“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 [ 注：《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  
　　文帝的这些举措只是权宜之计。齐被分割以后，吴成了东方大诸侯国。吴王刘濞“铸山煮海，国用富饶。” [ 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 ]招致天下亡命之徒；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汉廷谋削吴，吴王刘濞遂发兵反汉。齐地的六国马上响应吴王刘濞。后来齐王悔约，济北王被部下劫持，不得发兵，齐地实际发兵的有胶东、胶西、甾川、济南四国，并吴、赵、楚而为七国，史称“七国之乱”。  
　　吴王刘濞为这次起兵首领，他未采田禄伯出奇兵入武关之策，也未用青年将领桓将军建议的“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 [ 注：《汉书》卷三十五 荆燕吴列传 ]之计，自统大军攻城略地而进。汉廷令大将军窦婴率重兵屯于荥阳，另遣周亚夫率军击吴、楚。周亚夫临行时请示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也。” [ 注：《资治通鉴》卷十六 汉纪八 ]景帝同意，这一点遂成周亚夫攻叛军的作战指导方针。周亚夫率兵出武关，而后北走昌邑（今山东金乡），坚壁不出。吴军西进，攻梁都雎阳（今河南商丘）不下，遂留军围攻之，大军滞留不进。梁王一再告急，周亚夫仍坚壁不出，只遣轻骑出淮泗口，绝吴、楚兵后，断其粮道。吴楚军粮绝退兵，周亚夫这才遣精兵追击，大破叛军。（见图3-2-4）

齐地叛乱的四国，合兵围攻悔约的齐王，顿兵临淄坚城之下达数月之久，汉军击破吴、楚军后，进击齐地，四王兵败。汉军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平定了叛乱。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廷继续推行削藩，武帝时，又实行“推恩令”。同姓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才告解除。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之后，隋唐重新统一后，仍都关中。隋唐两代的农民大起义都是首先爆发于山东地区，而且都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这也与山东在整个东部地区的地位有很大关系。

三 山东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

　　山东在南北之间具有枢纽性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山东低山丘陵在中国东部大平原上可以作为凭恃，另一方面是山东处在监控南北之间水路运输线的位置上，因而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如能占据山东，便取得了很有利的态势。对于南方而言，得山东，进可以问鼎中原，北临幽燕，退可以翼蔽淮泗，巩固江淮；对于北方而言，得山东，进可以南逼江淮，退可以翼蔽河北。  


(一)刘裕北伐与宋魏对峙  
　　山东和湖北犹如东南的两翼。以南方而进取北方，出江淮正面，不如出两翼。从江淮正面北出，出淮河一线太远，其攻守便失去依托：而出两翼则有比较有利的山河形势可以凭恃。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荆襄上游对于东南的意义，自孙吴时起便为建康方面所重视，而经营山东以固东南、并藉以进取中原，则自刘裕始。  
　　东晋末年，山东为后燕灭亡后慕容鲜卑残余势力建立的南燕所占据。南燕建都广固(今山东青州)。桓玄篡晋之时，南燕国中有乘乱南进之议，谓纵不能廓清吴会，亦可尽占江北之地。南燕虽未大举南卜，却也频频侵扰淮北之地。  
　　刘裕在消灭桓玄之后，崛起于东晋。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刘裕以南燕频频侵扰东晋兖、徐二州，上表北伐南燕。这年四月，刘裕率军北伐，大军自淮入泗，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后，留舰船、辎重，率军徒步取道琅琊(今临沂北)北进。  
　　南燕主慕容超闻晋军来攻，召群臣计议。南燕征虏将军公孙五楼提出御敌三策：“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然后，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帅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求战不得，旬日之间，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纵敌入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晋纪三十七 ]  
　　公孙五楼的意见的确很有见地。他提出的上、中二策，晋军方面已有人考虑到了，并深感忧虑。晋军进军途中，有人对刘裕说：“燕人若塞大岘之险，或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不惟无功，将不能自归，奈何?”刘裕料定燕军“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正如刘裕所断言的，慕容超未听取公孙五楼的建议。南燕太尉慕容镇也对慕容超说：“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就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慕容超仍不听。刘裕军过大岘，大喜道：“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虞，虏已入吾掌中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 晋纪三十七 ]  
　　刘裕取道琅琊进军广固的捷径须越大岘山险。大岘山即沂山。山势险要，为齐南天险；大岘以南，处处狭隘，车不得并轨。因此，对于刘裕而言，突破大岘是其关键。对于南燕而言，抵御晋军之策，实不出公孙五楼上、中二策，尤其是上策，深得山东地形的要点：正面坚守大岘险要，阻击晋军；派轻骑循海南下，从东侧翼袭击晋军粮道；以兖州(南燕兖州治梁父，在今泰安南六十里)之军沿蒙山东出，袭击晋军之西侧背。此策的关键也是扼守大岘。慕容超却没有听取公孙五楼等人的意见，放弃大岘险要，洞开门户，纵敌入门。南燕覆亡的种子也就由此而埋下。  
　　刘裕率晋军越过大岘以后，在临朐击破南燕主力，占领临朐，乘胜进围广固，尽锐攻城。次年二月，广固城破，南燕灭亡。山东遂纳入东晋版图。(见图3—2—5)

刘裕灭南燕后，欲留镇下邳，筹备西击后秦，却因国内局势变化而推迟了几年。此后，他先后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灭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讨平了割据益州的谯纵。东晋政局相对稳定，事权归一，刘裕遂谋进一步北伐。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的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阳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  
　　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路线，是为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补给的运输线路；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得以顺利展开。  
　　刘裕从北伐南燕到灭后秦，收复了整个黄河以南地区，是为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历次北伐中最成功的一次。刘裕一战而平南燕，收山东之地，改变了江南政权面向中原的态势。攻取山东，开创了恢复中原、进取关中、河北的有利局面。开山东巨野泽，将泗水与黄河连结起来，使江南的人力、物力能够便利地投送到北方地区，故山东一路对于此次北伐的意义尤其重大。  
　　刘裕灭后秦后，急回南方，代晋建宋。刘裕南归后不久，关中便被赫连勃勃夺占。这样，刘宋与北魏在东部大致以黄河为界形成对峙之局。刘裕死后，北魏乘丧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并频频扰掠刘宋在山东的青、兖二州。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有恢复河南之志。刘宋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大举北伐，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经过洋见前面有关章节)元嘉北伐，声势浩大，却以惨败告终，每令后人扼腕长叹。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特别是他的北伐目标很成问题。  
　　刘义隆北伐只图河南，却不知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元嘉七年，北魏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代北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实际上，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三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刺身亡，刘义隆又谋北伐。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言进兵之策：“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固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  
　　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只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当时北魏太武帝刚死，国内不安定，宋军进兵时机也有利。此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这次北伐又告失败。  
　　随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宋文帝刘义隆的相继去世，宋魏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刘宋孝武帝时期对山东的防御作了一定的调整。孝建三年(456年)，刘宋将青、冀二州州治由东阳(今青州)移往历城。开始大家不同意，垣护之为此解释说；“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敌所向。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历城)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主威。安边上计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  
　　东阳和历城地形都很险要，但在宋魏对峙的形势下，东阳位置相对较偏，并非双方对峙的正面；移镇历城，可直接抵御魏军来犯；北魏攻山东，每次必由碻磝一带渡河；渡河而攻山东，必趋历城；且历城靠近河北，便于招附河北士民。移二州镇历城，是取能攻能守、可进可退的态势。  
　　孝武帝以后，刘宋内乱频频。泰始二年(466年)，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起兵，由此引发以宋明帝为首的孝武系诸王和以刘子勋为首的文帝系诸王之间的一次大火并。宋明帝虽平定了这次内乱，但善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乘机大举南进。北魏大将慕容白曜率军攻山东，连破历城、东阳等重镇。刘宋在山东的青、冀二州遂连同徐州、充州及豫州淮西之地尽失于北魏。  
　　泰始年间的这次内乱及其引发的北魏南进之战，在刘宋乃至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都是一个转折点。它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均势。山东及淮北之地的丢失，不仅使南朝国力锐减，而且使淮河防线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北方的冲击之下。从此，北魏南下，与南方直接战于淮河一线。是后，南朝境况愈下，到陈代时，仅能守长江一线。随着北方的再次统一，长江天堑以限南北的局面已经难以维持。隋灭陈，南北对峙的局面遂告结束。  


(二)朱元璋北伐与“靖难之役”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暴虐，爆发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大起义。元的统治在起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朱元璋从起义军中脱颖而出。他以集庆(今南京)为中心，崛起于东南，东平张士诚，西灭陈友谅，在扫平南方群雄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河南、山东经过刘福通起义军的打击，社会秩序混乱，武备不振。元朝的地方将领们却各谋保境割据，不服元室调遣。扩廓帖木尔盘据山西，李思济、张良弼诸将拥兵关中，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乘虚直捣大都的机会。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广大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面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河北的南面屏障，屏护大都。对于元朝而言，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自金陵北攻大都，战线很长，直趋大都，有孤军深入的危险，故宜先取山东、河南，以“撒其屏蔽”。  
　　明军北伐的序幕遂自山东拉开。元至正二十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在部署好淮河及荆襄方面的防御之后，即令徐达、常遇春率军由运河北进，进攻山东。  
　　进军途中，朱元璋曾写信给徐达，讨论具体进军路线问题。徐达占领沂州后，朱元璋遣使谕徐达曰：“将军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益都，当遣精锐将士于黄河扼其要冲，断其援兵，使彼外不得近，内无所望，我军势重力专，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即宜进取济宁、济南，二郡既下，则益都以东势穷力竭，如探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克矣。” [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益都(今青州)是徐达攻山东之战的重心，元朝在那里设有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掌理山东各路军政。从南面攻益都，进军路线不外两途：一是取道沂山与琅琊山之间的河谷低地，越沂山而北进，是为刘裕攻广固(今青州)之战的故辙；一是沿泗水经鲁西南北上，绕道泰山北麓再东进，是为朱元璋所说的进军路线。因元朝沂州守将王宣先已对明军输诚，故徐达采取了第一条进军路线。  
　　徐达虽未取朱元璋以主力取济宁、济南之策，但对自己左侧翼的攻防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在率军抵达下邳(今邳县)后，即命部将张兴祖率兵一部由徐州北上攻取济宁、东平；占领沂州后，又派部将韩政分兵扼黄河(元末黄河决口，在开封以东向南流经苏北注入东海)，韩政又分兵北略攻占滕县(今滕州)。这样，徐达以两路偏师切断了元朝鲁西及河南方向的援军，掩护明军的左侧翼，确保了大军后路及粮草补给上的安全，同时消灭鲁西之敌，为日后进军河南作准备。徐达主力遂得以向益都顺利直进。  
　　十一月底，明军攻占益都，又乘胜连下寿光、临淄、昌乐等地。十二月初，徐达遣使招降乐安(今惠民)守将俞胜，以保大军北侧翼的安全，自率主力西进。沿途各县皆望风款附。与此同时，张兴祖在鲁西连下东平、东阿、济宁等地。十二月八日，徐达引兵至济南，元守将以城降，附近各县亦纷纷降附。是后，徐达遣军略定胶东半岛。山东各地遂为明军所有。其间，元廷诏陕西张良弼、李思济等东援，但张、李等都拒不奉命。  
　　以后的进军大都之战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方略展开。明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明军自山东临清起程，循运河北进，顺流长驱，元朝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十几天的时间内，明军便攻陷了大都。其后，明军又平定了山西、甘陕、四川，北征塞外。明朝统一天下。  
　　朱元璋北伐，创下了由南到北统一天下的先例。明朝成为历史上惟一的起自东南而统一天下的政权。但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便上演胃了由北向南夺取政权的一幕，这就是“靖难之役”。  
　　明初定都金陵，但强敌在北，朱元璋遂在北方屯戍重兵，命诸子以亲王典兵，镇守太原、大同、北平、大宁(今内蒙古宁城)等战略要地。其中燕王朱棣统兵驻北平(今北京)。诸王权重势大，朱元璋在世时尚能控制，但出于朱元璋算度之外的是太子朱标早死，引发一系列问题，致使明初政治重蹈乐历史上藩王称兵的覆辙。  
　　朱标死后，朱元璋以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引起诸王暗中不满。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时年仅二十三岁，正是主少国疑之时。诸王相互煽动，一时流言四起。在兵部尚书齐泰、翰林院修撰黄子澄的建议下，建文帝遂谋削藩。建文帝元年(1399年)，朝廷即削黜了一批诸王。建文帝以燕王朱棣“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擅长用兵，又居北平形胜之地，士马精强，恐难猝图，而未急于削燕，但在北平外围的开平、山海关、临清、彰德(今安阳)、顺德(今邢台)等地部署兵力，以备燕王。朱棣见削藩已起，且朝廷对自己多方戒备，遂谋起兵。他招罗人才，秘密训练士卒。这年七月，朱棣在北平起兵，打着“清君侧”的旗帜，称这次起兵为“靖难”。历史上将这次战争称为“靖难之役”。(见图3—2—6)  

“靖难之役”初起时，燕军只据北平一隅之地，势小力弱，朝廷则在各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所以战争初期，朝廷拟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将燕军围歼于北平。朱棣采取内线作战，迅速击降北平外围的通州、密云、蓟州、怀来、永平(今卢龙)等地。在真定之战中，朱棣大败南军统帅老将耿炳文。建文帝又任命李景隆代替耿炳文统兵攻燕。在北平城下及白沟河两战中，朱棣又大败李景隆，并乘胜南追，攻陷德州，围攻济南。济南城中军民在都指挥盛庸、山东参政铁铉等督率下坚持固守，燕军围攻三月，未能破城。朱棣恐粮道被断，解围北去，盛庸收复德州。  
　　南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连连败绩，损兵数十万。建文帝遂采黄子澄之谋，遣使议和以求缓攻；又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代李景隆统兵。盛庸屯兵德州，以遏燕军南下。此后，双方在山东一带陷入相持。彼此攻伐，相互扰掠，互有得失。  
　　到建文帝三年(1401年)底，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的时间，南北交战主要在河北、山东。燕军虽屡战屡胜，但南军兵多势盛，攻不胜攻，燕军所克城邑旋得旋失，能始终据守者，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燕军基本上被挡在山东以北。  
　　战争照这样打下去，燕军只会愈耗愈弱。燕王朱棣遂谋另辟途径，以求打开局面。这时，金陵有—被贬中官投奔朱棣，极言金陵空虚，可袭而取。朱棣手下谋士也劝朱棣勿攻城邑，越过山东，以迅速行动直趋金陵，金陵势弱无备，必可成功。于是朱棣决定跃过山东，直捣金陵。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朱棣督师南下，连破东河、汶上、兖州、沛县，绕过徐州，向南直进。燕军已过徐州，山东之军才南下追截。燕军经宿州、灵壁、泗州几战，突破淮河防线，然后疾趋扬州，扬州城降。这时，朱棣之子朱高煦引番骑赶到，燕军军势大振。六月初，燕军自瓜洲渡江，镇江守将以城降。朱棣率军直趋金陵。十三日，朱棣进入金陵。建文帝自杀。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前期作战南军连连败藉。但自济南保卫战后，南军主力屯驻德州，相机出击，以遏燕军。德州处在运河线上，南北交通便利，燕军自河北南下，始终处在德州的监控之下。燕军南攻时，南军或自德州横出断其归路，或袭扰其补给线，或乘虚北攻。所以，虽以朱棣之善用兵，南军再未出现过战争初期的那种大的挫败，燕军势力基本上被阻在山东以北。朱棣未克山东，故虽屡战屡胜，激战两年半，却始终未能打开局面。等到他越过山东，直趋金陵，半年时间便夺取了政权。  
　　不过，朱棣撇下山东，径直南下，实属铤而走险。南北朝时，以北魏的国力和太武帝之雄才大略，在击破刘宋黄河一线之军后，长驱江淮，兵临瓜步，饮马长江，也未敢渡江以争江南。朱棣的这种战术也只能在那时特殊的形势下才有可能成功。自明初朱元璋杀功臣后，明廷已无堪与朱棣相匹敌的将才，所以朱棣南下才有恃无恐。其次，“靖难之役”在那个时代的观念中，纯属一家一姓内部之争，所以建文帝虽一再下诏“勤王”，但真正勤王者少，而归顺燕军者多。不然，朱棣孤军南下，建文帝只需坚守金陵，坐待四方勤王之师会合，山东方面则截断燕军的补给线和退路，那样的话，朱棣处境势必极其危险。因此，换上另一人，换上另一种背景，则断不敢冒险采取这种战术，置山东于不顾。  
　　“靖难之役”虽以朱棣成功、建文帝失败而收场，但从战争的进程看，山东在南北之争中的地位却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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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枢纽江汉，砥柱江南——湖北

一 山川形势

　　在整个南方地区，主要的联系纽带是长江。湖北居长江中游上通巴蜀，下达东南，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图3-3-1)

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入川的两大通道之一。东汉岑彭攻公孙述、刘备据益州、东晋桓温灭成汉李势、朱龄石平谯纵、北宋刘光义攻后蜀盂昶、明初汤和攻明升等战役，都曾由此进兵。南方政权要控制四川，确保整个江南地区的完整，湖北是一大关键。  
　　若是上、下游之间对立，则湖北还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四川据湖北上游，自四川东出是为顺流之势，在湖北境内尚有险可扼，若其越湖北而东，则江面渐宽，其势难与争锋。在四川与湖北之间出现对峙时，据上游者往往扼守夔州江关(亦称捍关)，据下游者往往扼守西陵险要。历代战争中，遏川中势力之东出，做得最成功的当数陆逊、陆抗父子。陆逊在夷陵(今宜昌东)击败刘备，其后置立重镇，以备蜀汉。陆逊曾上疏孙权说：“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其任。在陆氏父子镇守荆州的年代，孙吴西境的安全得到保障。  
　　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相对而言，东南无四川尚可立国，若无湖北，则东南不可以立国。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保障上游。明末顾炎武在详考了立足于东南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八代政权的成败兴亡之后，指出了“厚荆襄”和“阻两淮”为东南立国之本。 [ 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形势论》 ]孙吴、东晋南朝均以荆、扬二州为江南重镇，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 历代州域形势四]成为六代在江南立国的模式。南宋与金、蒙古对峙，也倚重荆襄，屏护上游。从军事上讲，刑襄上游的意义甚至超过两淮。对于东南政权来说，“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镇压太平大国起义，—改此前清廷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在下游围困金陵的作法，而从上游的武昌、安庆着手，拔太平天国之根本。  
　　抗衡北方，东南政权要恃荆襄上游为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下游建康方面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如东晋时期的王敦、桓玄、刘毅、司马休之，刘宋时期的谢晦、刘义宣、沈攸之、萧齐时期的萧衍，梁末的王琳等等。这使得江南政权对荆襄上游的政策往往表现出矛盾和复杂的倾向。  
　　在湖北境内，就与北方的关系而言，汉水的战略意义并不亚于长江。南北对峙，南方联系的纽带是长江，其防守也主要是依托长江，但长江防线的稳固却有赖于江北的一系列山河为其屏障。东段有淮河，西段有秦巴山地，中部湖北地段则主要是以大别山、桐柏山至鄂西山地一线的山脉为其屏障。在大别山和桐柏山的连接带有武胜关、平靖关和黄岘关(三关在湖北广水和河南信阳交界处)可为往来通道。但三关两侧地形险恶，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历史上，南北对峙时争三关最激烈的是北魏与南朝的齐、梁。但这一时期对三关的争夺对双方都未产生决定性影响。  
　　为历代南北往来要冲的是汉水河谷低地，其枢纽即为南阳盆地。这里，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沿汉水主干下行，由襄阳经大洪山与荆山之间的河谷低地可至江汉平原，并可进入长江；沿汉水主干向西上行可至汉中，直抵甘肃东南边缘；汉水支流丹江穿切秦岭，成为关中与南阳盆地之间的通道，“关中四塞”中的武关即设在此通道上；循淅川等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进入伊洛河谷；其它支流如唐河、白河则伸向河南腹地。这样，由汉水及其支流形成的南阳盆地，成了关中、汉中、中原与湖北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任何一方势力到达这里后均可纵横四出。  
　　汉水和长江把东西三、四千里长的地域连缀起来，南北对峙之际，南方对抗北方的军事防御线通常从东南的长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肃的东南部。位于盆地南部的襄阳便处于这条漫长防御线的衔接枢纽的地位。襄阳和南阳这两座重镇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久，便一再亲自统兵来争南阳，以保障新都的安全。但是，当孝文帝取得南阳后继续向南深入，来争襄阳时，便遭到了南方最激烈的抵抗和反击，因为这已触及到了南朝在荆襄上游的整个防御体系。  
　　讲湖北的地理形势，不能不讲湖南。从地形上讲，湖北与湖南天然地连为一体。湖北的东、北、西三面是山地，南面敞开，湖南的东、南、西三面是山地，北面敞开，两省地形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盆地。两省境内的大小河流，均成向心状汇入长江。但在历史上，湖南的地位只能是对湖北地位的一种补充。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湖南的开发相对较晚；二是湖南的位置相对较偏。  
　　战国、秦汉时期，湖南为贬黜放逐之地。西汉初年，刘邦所封异姓诸侯王除长沙王外，其他的都被削除。长沙王得以保存的原因主要是“地小力弱”，不足以对汉王朝构成威胁。英布起兵反汉时，故楚令尹薛公在回答刘邦问策时将英布“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 [ 注：《史记》卷九十一 鲸布列传] 归入下策。后来英布果因取下策而败。  
　　就其与其它战略要地的关系而言，湖南的位置相对较偏，其周围的山川形势亦妨碍其纵横四出，左右伸缩。南朝刘宋初年，朝廷为解除荆州上游强藩巨镇对建康的威胁，曾分割荆州置立湘州，治长沙，欲以制衡荆州。但首任湘州刺史张邵上任之初即对湘州能否发挥这样的作用表示过怀疑，他认为“长沙内地，非用武之国，置署妨人，乖为政要。” [ 注：《宋书》卷四十六 张邵传 ]东晋南朝置立湘州的另一个目的是加强对岭南的控制。这一目的也未见得能达到。东晋末年，卢循、徐道覆自广东进攻建康，分遣一军攻长沙，主力则取道江西，沿赣江、入长江，顺流而下，前锋直抵建康附近的淮口。由岭南进军建康，取道江西更为便捷，那么藉湘州控制岭南的作用便要大打折扣了。  
　　直到五代特别是南宋以后，湖南才逐渐发展起来。但以湖南的位置，在南北关系中，地位仍不如湖北。南宋吕祉曾说过：“守长沙不足以固江陵，守江陵则足以蔽长沙。”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欲以湖南介入全局，无论是北出，还是东下，其便捷的通道都须经山湖北，其出入咽喉如岳阳等处都易被阻扼。蒙古攻南宋时，曾试图自四川、云贵迂回湖南，欲以出南宋荆襄防线之后。但蒙古兵经此迂回，兵势已成强弩之末，未能产生决定性效果，最后撤兵北返还是忽必烈从湖北遣兵至岳州接应。清初，吴三桂起兵反清，自云贵进兵湖南，但自始至终吴军未能北出湖南一步，未能对清朝的统治造成致命的威胁。  
　　当然，这么讲并不是说湖南的地位就无足轻重。湖南对湖北起到了一种补充作用，有了湖南，湖北的形势才是完整的。湘东、湘西山地将江西、四川与两湖隔开，湖北在长江上游与下游之间的枢纽地位才突显出来。另外，随着中原王朝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湖南对于控制两广、云贵等地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湘江、资水上游穿越五岭，沅江等河流上溯云贵高原，是两广和云贵地区与内地之间的重要交通线路。近代以后，中国国防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湖南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 湖北的三个重心  

　　顾祖禹在论湖北形势时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 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方舆纪要序 ] 指出了湖北地区的三个重心和各自的战略意义。  
　　这三个重心得以形成，缘于历代的经营，而历代的经营是以地理形势为基础的。湖北主要是通过东、北、西三个方向与其它战略要地发生关系的。这三个方向均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将湖北相对完整地围起来，长江和汉水向这三个方向延伸至境外，成为它与外部的往来孔道，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这三个重心分别面向三个主要的方向。对于进取来说，存在一个前进基地的问题；对于退守来说，存在一个门户的问题，以进以退，都应经营好这几大要地。  
　　作为一方重镇，襄阳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在中国地理格局的大形势中，襄阳既是东西之间的一个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接触部。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无论是对于南方还是对于北方，襄阳的归属与经营的是否得当，足以决定其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南方如欲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凋整个战线。襄阳战区可在东、西战区之间左右伸缩，配合呼应，协同作战。桓温、刘裕、岳飞、吴拱等都曾藉襄阳而有所作为，李纲、陈亮等人也曾建议当政者经营襄阳，收复中原。对于北方来说、控制襄阳则可获得两个决定性的效果：一举截断南方漫长的防线；控制长江上游之势。西晋灭吴、隋灭陈、蒙古灭南宋都是大大地得益于对襄阳的控制和经营；曹操、苻坚、拓跋宏也都曾试图争襄阳而图江南。  
　　就湖北与东南的关系而言，则武昌是一大关键。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北东部地区是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结合部。长江中游的主要支流大多在这一带注入长江，武昌遂成为长江中游的一个水运交通中心。  
　　由于长江两侧地形地势的缘故，长江上下游之间，除长江一水可通外，并无其它畅通大道；长江出湖北以后，江面渐宽，无险可扼。这种客观的自然情况遂使上下游之间产生一种微妙的关系：东南地区必须倚荆襄上游为屏障，荆襄地区对东南却具有一种天然的离心力。在对抗北方时，荆襄地区常常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战区，具有相对独立性，形成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而一旦形势变化，这种相对独立的力量中心便往往容易构成对下游地区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萧衍甚至自襄阳举兵东下，取南齐而代之。荆襄地区地位的这种双重的特性遂决定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力图在对荆襄地区的政策上体现出双重的意图：既要使其发挥可靠的屏障作用，又要将其威胁下游的消极意义降至最低。加强对上游地区的控制是其最终宗旨。  
　　在加强对上游地区的控制以实现这一双重意图上，以武昌为中心的湖北东部地区作为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结合部无疑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东南的势力能否延伸到湖北，或者延伸到湖北后能否保持持久的控制，取决于它对武昌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孙策击败黄祖于沙羡(今武汉市西南)，势力才延伸到湖北东南部，才有了日后的赤壁之战和袭关羽、据荆州。孙吴为巩固上游，两度迁都武昌(今鄂州)。刘宋元嘉年间，荆、湘二州时分时合，便是试图在这二个意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刘宋孝建年间，干脆分割上游的荆、湘、江、豫诸州，另置郢州，治夏口(今武汉市汉口)，确保对上游的监控。  
　　若就两湖盆地的内部形势而论，其重心则在江陵。江陵地处江汉平原，交通便利，经由长江可以连通东西万里。以江陵为中心，北据襄阳，南控湖湘，东连武昌，西守西陵，足以撑开两湖形势，足以应接四方。  
　　东汉初，公孙述据益州，部下荆邯建议公孙述发国中精兵，遣将东出，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 注：《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 刘表初到荆州，荆州名士蒯越也建议他“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注：《后汉书》卷七十四下 袁绍刘表列传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对刘备分析荆州的地位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四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这种分析在一千年后的南宋仍得到回应。吕祉在上宋廷《东南防守利便》书中说：“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 历代兵家看重江陵，正是看重江陵在两湖地区的中心地位。  
　　这三个重心得以形成跟湖北自身的地理形势也有关。湖北地域形状呈三角形，大洪山屹立于湖北腹地，将湖北分隔成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襄阳、武昌、江陵分处这三个区域。在这三个区域之间的往来通道上分布着几处军事要点。从襄阳向南，沿汉水河谷穿越大洪山与荆山之间的空隙，可趋江陵；钟祥、荆门扼其咽喉。从襄阳向东，穿越大洪山与桐柏山余脉之间的空隙可通武昌，随州处其襟要。武昌与江陵之间则以长江为往来通道，巴陵(今湖南岳阳)是其咽喉，另可沿汉水一线往来，则天门、沔阳(今湖北仙桃)处于俯瞰这条线路的位置。  
　　西晋羊祜经营襄阳，智取石城(今钟祥)，控制汉水河谷两侧的山地险要，也就控制了襄阳与江陵之间往来的咽喉，孙吴屡屡北攻以争襄阳，却未能获利。“侯景之乱”时，侯景军占领郢州后，逆江西上，欲攻荆州，萧绎急派王僧辨率军戍守巴陵，扼守武昌与江陵之间往来的咽喉，侯景攻巴陵不下，只得引军东还，梁军则乘势东下以平侯景。显示出这三条通道上诸军事要点的地位。  
　　在经营湖北时，对这三个区域及控扼其往来通道的军事要点予以全盘考虑的典刑例证是刘宋孝建年间郢州的设立。刘宋孝武帝为控制荆湘上游，分割上游诸州，置立郢州，治夏门(今汉口)。孝建初年的郢州八郡包括原荆州的江夏、竟陵(即钟祥)、随(即随州)、武陵、天门，原湘州的巴陵(即岳阳)，原州的武昌，原豫州的西阳。其中，竟陵、随、天门、巴陵即处于监控这几条通道的位置。襄阳、武昌、江陵在湖北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所以顾祖禹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南宋吕祉在《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中说：“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峡而抵荆楚，则江陵为之都会。故诸葛亮以谓荆南‘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汉沔之上，则襄阳为之都会。故庾翼以谓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险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转输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游者也。沅、湘众水合洞庭之波而输之于江，则武昌为之都会。故吴大帝常都于此，而东晋、宋、齐、梁、陈之际号称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与鄱阳之浸浩瀚吞纳，而汇于溢口，则九江为之都会。晋之所谓寻阳北抚群蛮，西连荆、郢，亦藩任之要者也。  
　　今守江陵则可以开蜀道，守襄阳则可以援川、陕，守武昌、九江则可以蔽全吴，夫蜀、汉、吴、楚并而为一，则东南之守亦固矣。”  
　　吕祉所言，是着眼于南宋与金对峙的形势。他建议宋廷经营江陵、襄阳、武昌和江西九江，以固长江上游之势，而后，“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资于蜀，调兵于陕，以天下之半而与敌争，庶乎可以得志矣。” [ 注：吕祉《东南防守利便》之《江流上下论》 ]其经营规划可谓充分认识到了湖北的这几大重心在上游的战略地位。  
　　不同历史时期，天下大势不同，控制湖北的势力在湖北经营的重点也不一样，致使这三个重心的轻重关系亦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

三 历代在湖北的经营  

　　最早藉湖北而有所作为的是春秋战国时的楚国。楚立足鄢郢，北恃汉水、方城山等山川险要，抗衡北方诸侯，参与中原争霸战争。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的召陵之盟上，楚大夫屈完在答齐桓公的武力威胁时说：“君若以德绥堵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注：《左传》僖公四年 ]显示出楚国对自己国力和所凭地利的自信。周定王六年(公元前601年)，楚军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军。楚的霸业达到顶峰，楚庄王因此得列“春秋五霸”之一。  
　　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楚又得列“战国七雄”之一。苏秦策划合纵时对楚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此霸业之资也。” [ 注：《史纪》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 ]  
　　楚拥有的实力和地利的确可为“霸业之资”，无论是在“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中，楚国一直是面积最辽阔的国家。但战国后期的楚国政治却再也没有显示出早期的那种蓬勃向上的势头，致使楚国在战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中一再受挫。自张仪以连横破合纵之策、秦两诳楚怀王并乘势取楚汉水上游及黔中、巫郡之地后，楚国赖以立国的国防险要丧失，最终为秦所灭。  


(一)三国鼎立与荆州的争夺  
　　东汉王朝经历了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后，皇权旁落，中国大地纷乱再起，逐渐演成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在割据的群雄中，刘表据有荆州。  
　　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后，在南郡名士蒯良、蒯越等人协助下，迅速平定当地宗贼，然后将荆州治所移往襄阳，镇抚郡县，悉定荆州八郡。蒯越曾建议刘表说：“袁术骄而无谋，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众来。使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威德，必襁负至矣。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 [ 注：《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  
　　刘表本是汉末“党锢之祸”期间的“八俊”之一，很有清誉，加之北方纷乱而荆州相对稳定，因此北方流民及学士归之者甚众。但刘表只是清议政治中的名士，并无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不见事变，多疑少决。” [ 注：《三国志》卷六 魏书六 刘表传 ]袁绍与曹操在北方对峙，刘表与袁绍结盟，但袁、曹大战，刘表却未能趁机有所作为。刘备在北方战败，投奔刘表，刘表有利用刘备之意，却又心怀猜忌。故刘表虽拥荆襄形胜之地，但其志望不过是“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 [ 注：《三国志》卷六 魏书六 刘表传 ]刘表既无用荆州之志，又无用荆州之才，觊觎荆州者却大有人在。  
　　在司马徽、徐庶的推荐下，刘备三顾茅庐，延请诸葛亮于襄阳隆中。诸葛亮感念刘备的谦逊和诚意，遂向刘备阐述了当时天下形势和今后的立国大计。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非惟天时，亦抑人谋也。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注：《三国志》卷三十五 诸葛亮传 ]  
　　诸葛亮建议刘备先取“用武之国”的荆州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为日后进取天下的基础。等到时机成熟，以荆州之军趋宛、洛，益州之军趋关中，进图中原，统一天下。刘备后来的发展基本上循着这条思路展开。  
　　差不多与此同时，巴郡人甘宁投奔孙权，建议孙权夺取荆州：“今汉祚日微，曹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诚国之西势也。宁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也。至尊当早图之，不可后操(晚于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行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汉纪五十七 ]甘宁之议，是欲趁刘表懦弱，先取荆州，屏护江东上游，然后进图巴、蜀。鲁肃初辅孙权之时，就对孙权说过：“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若因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于是孙权在初定江东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西面的荆州。  
　　这时，曹操已初步扫平北方群雄，也把眼光投向了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在邺城凿玄武池训练水军，为进军江南作准备。  
　　这年五月，孙权率军西上，击斩刘表所置江夏太守黄祖，占据沔口(今武汉市汉口)。曹操闻讯，即率大军南伐，直取荆州。这时，刘表病死，次子刘琮继位。刘琮幼弱，僚属们慑于曹军声势，皆言降曹。于是刘琮举襄阳迎降曹操。曹操在当阳击败刘备，乘胜占领江陵，打算顺江而下，席卷江东。在鲁肃、诸葛亮等人的谋划下，孙权与刘备结成联盟。孙刘联军在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用火攻大破曹军。曹操留兵一部戍守襄阳、樊城，自己退回北方。（图3-3-2）

赤壁之战后，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原荆州八郡为三家所分据：曹操据有襄阳、南阳，孙权占有南郡、江夏，刘备则据有江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孙、刘两家在有关荆州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差点兵戎相见。后来，双方达成协议，孙权把南郡（治江陵）交给了刘备，刘备则将湘水以东的长沙、桂阳二郡交给孙权。  
　　这样，在天下三分的大背景下，孙、刘、曹三家在荆州地区形成了一个小三足鼎立的局面：曹操占据荆州北部，孙权占据荆州东南部，刘备占据荆州西南部。曹操籍襄阳、南阳以屏护中原许、洛之地；孙权欲以荆州翼蔽东南；刘备则按隆中对策时的既定方针，打算把荆州作为日后北伐中原的一个策源地。  
　　三家中以孙权方面对这种现状最不满意。周瑜、吕蒙等人认为镇守荆州的关羽“居国上游，其势难久。”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 主张攻取荆州，全据长江上游。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利用孙、曹两家在淮南发生冲突、曹操诸州兵马东调之机，留部分兵马守江陵、公安，自率主力北攻襄阳、樊城。关羽擒于禁、斩庞德，水淹曹军，乘胜围攻樊城、襄阳。声势浩大，威震华夏。曹操感其威逼，打算迁都以避其锋。司马懿谏阻道：“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汉纪六十 ] 曹操采纳了司马懿的建议。孙、曹开始暗中勾通，荆州局势亦由此出现转折。(见图3—3—2)  
　　关羽主力北进，吕蒙即认为这是袭取荆州的有利时机。他推荐当时并不知名的陆逊代他镇守上游，以麻痹关羽，自己却在暗中做好了袭取江陵的准备。这年十月，吕蒙率军西上，袭占公安、江陵。关羽闻江陵失陷，即撤军南走。十二月，关羽在西归益州的途中被吴军擒杀。  
　　这样，原来刘备占据的荆州各郡遂为孙权所有，荆州由原来三家分据的局面遂改为孙、曹两家所分据。刘备试图武力夺回荆州，发大军东进，被陆逊击败于夷陵。其后，陆逊、陆抗父子先后镇守荆州，与曹魏对峙，直至三国末期。  
　　对孙权袭荆州之战，历来评说很多。我认为孙权袭据荆州的做法是符合孙吴的实际情况的。孙刘两家虽曰联盟，但联盟通常都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时势变易，各方的利害关系和战略意图都会随之而变。从双方的战略意图看，刘备至少是声称以复兴汉室为己任，孙吴的意图则是保据江东，因此，要想孙、刘双方长期共享荆州相安无事是很困难的。关羽北攻襄、樊时的形势也不同于两家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时的形势。关羽若攻取襄阳、樊城，蜀汉大举击吴的可能性固然很小，但日后蜀汉打一场有限战争、据有荆州全境的可能性却不能说没有。若蜀汉据有荆州全境，则孙吴在江东立国的基础便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孙吴将处于东面受制于曹魏，西面受制于蜀汉的被动境地。荆州对于孙、刘双方的意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荆州对于蜀汉今后的发展固然很重要，但还不是存亡攸关，对于孙吴则可以说是存亡攸关了。无荆州，孙吴几不可以立国。袭关羽、据荆州，这样可以“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 汉纪六十 ]这对于孙吴保据江东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孙吴此后屡争襄阳而未得，致使荆州上游形势仍不完整，留下了日后羊祜、杜预经营襄阳图吴下游的机会。  
　　对于刘备集团来说，失荆州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究其根源，则不得不归咎于关羽擅启兵衅。刘备初入川时，诸葛壳及关、张、赵诸将都留守荆州，对荆州的守备不可谓不重视。后来，形势变化，诸葛亮和张飞、赵云等也统兵入川，只留关羽镇守荆州。以当时形势，在三足鼎立的大背景下，孙、刘、曹三家在荆州维持一种小三足鼎立的静态对峙的局面，谁先打破这种静态的对峙，谁就会陷于不利境地。曹操南进只会加固孙刘联盟，曹操本人深谙“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 注：《资治通鉴》卷＊＊ 汉纪五十六 ]的谋略，不会再轻易南进；孙权所据荆州部分在地势上相对不利，不足特别有利的时机也不敢轻易打破僵局；刘备势力最弱且最不稳定，荆州地区静态对峙的局势对他来说是最有利的，这可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安定益州和汉中，待益州和汉中安定好了之后，再才可以根据形势变化在荆州作其它打算。关羽本当慎之又慎，并处理好与孙吴的联盟关系，守住荆州，为蜀汉以后的北伐保留一个重要的基地。而他处理与孙吴的联盟关系如同敌国关系，让孙吴感到了下游的威胁，从而汲汲以袭荆州全据长江为念；他擅启兵衅，也不符合诸葛亮隆中对时所说的条件。关羽北攻，既不是“天下有变”，也不是西线战场的需要，完全只是见利而动。这一动轻率地大破荆州地区静态对峙的局面，从而置刘备集团于不利境地，致使刘备集团丢失了荆州。丢失荆州，使蜀汉政治打上了偏处一隅的底色，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时的既定规划，使蜀汉后来的北伐变得更加艰难。  
　　孙权袭取荆州后，当然重视对荆州的经营，恃为上游屏障，甚至一度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孙权正式称帝后，定都建业(今南京)，但派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孙登留守武昌。蜀汉灭亡后，上游形势严峻，孙吴又一度迁都武昌。吴、魏在荆州一带互有攻伐，但彼此得失都不大。直到西晋初年，羊祜、杜预经营襄阳。  
　　西晋泰始五年(269年)二月，晋武帝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为攻吴作准备。羊祜至襄阳后，抚怀百姓，很得人心；对吴人布以信义；他减省巡守边境的士兵，用以屯田，垦田八百余顷。他刚上任时，军无百日之粮，经过几年的经营，军中已有十年之积。与此同时，王濬在益州造舟舰器杖，训练水师。  
　　西晋泰始八年(272年)八月，吴西陵督步阐以疑惧降晋。晋军马上策应迎降。吴镇军人将军陆抗急令西陵诸军筑垒围攻西陵，并自率大军亲赴西陵。他的顾虑是：“若晋据西陵，则南山群夷皆当扰动，其患不可量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九 晋纪一 ]在陆抗的指挥下，吴军攻拔四陵，平定了步阐之叛。  
　　步阐西陵之叛给了陆抗很大刺激，他对荆州上游的防御形势忧心忡忡。两年后，陆抗病逝。他在病逝的前夕上疏吴主说：“西陵、建平，国之藩表，既处上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逊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臣前乞屯精兵三万，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阐以后，益更损耗。今臣所统千里，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敝日久，难以待变。……深可忧也!臣死之后，乞以西方为属。”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陆抗在上疏中着意强调了荆州上游的重要性和当前的弱点，建议吴主加强那里的守备，但并未引起吴主的重视。吴建平太守吾彦侦知晋有攻吴之计，也请求吴主增兵防备，吴主仍未从，吾彦乃造铁锁横断江路。  
　　果然，陆抗死后两年，羊枯即上疏晋武帝，言伐吴方略，建议：“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秣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 ] 羊祜伐吴方略，是以巴蜀、荆襄、淮南三路齐举，而以上游的突破为重点。  
　　羊祜之议，深得晋武帝赞许。但朝中重臣支持伐吴者惟杜预和张华二人。晋咸宁四年(278年)正月，羊祜因病还朝，再次向晋武帝面陈伐吴之计。十一月，羊枯病死。根据羊祜举荐，晋武帝以足智多谋、有“杜武库”之称的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继续经营襄阳。次年四月，杜预上书晋武帝，吁请即刻伐吴。他说：“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中止，孙皓或怖而生计，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矣!”[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晋武帝遂决计伐吴。(见图2—4—2)  
　　晋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晋军开始部署伐吴，基本上按照羊祜生前所建议的战略展开，东西齐举，上下呼应。其中晋军在湖北境内的行动是：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州治在今河南汝南)出武昌(今湖北鄂州)；平安将军胡奋自荆州(州治在今河南新野)出夏口(今汉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和巴东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而下。以贾充为大都督，驻节襄阳节度诸军。  
　　次年正月，伐吴之战拉开序幕。二月，王濬的水师自益州东出，顺流而下，破坏了吴人在长江要害位置所设置的拦江铁锁和铁锥，连下西陵、荆门、夷道等城。与此同时，杜预派兵奇袭乐乡(今松滋县东)，乘胜攻克江陵；胡奋部则攻占公安。于是，沅、湘以南各郡县望风降附。杜预杖节称诏，绥抚新附。此后，晋军调整部署。杜预、王戎、胡备分军配合王濬攻克夏口(今汉门)、武昌(今鄂州)。至此，晋军略定荆州。是后，王濬率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顺流长驱而下，直抵建业，吴主孙皓面缚舆榇，赴王濬军门请降。吴国灭亡，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  
　　吴国的灭亡，首先应归结于它政治上的腐败。孙吴末年，吴王孙皓统治暴虐，穷奢极欲，又兼嫡庶争立，宗室、大臣也是争权夺利，相互残杀，吴国上下离心离德，所以，吴虽有长江天堑，却再也不能如孙权时那样，令北方“武骑千群，无所用之。” [ 注：《资治通鉴》卷七十 魏纪二 ]这也是前人立国明训“在德不在险” [ 注：《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 ] 的又一例证。  
　　若从军事上看，孙吴决定性的失败是在荆州上游。客观地讲，孙吴荆州上游的形势本身就有不完整之处。孙吴的荆州基本上只是荆州的江南部分。在湖北境内，由于地势的原因，以襄阳图江陵容易，以江陵图襄阳则难。孙吴前期荆州上游防御之所以稳固，一是有蜀汉与之为盟，上游的压力较小；二是有堪称名将的陆逊、陆抗等无形的长城作为支柱。随着蜀汉的灭亡和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荆州上游的弱点马上就暴露出来了。陆抗此前曾提醒孙皓加强上游的防御，孙皓却未听取。西晋巴蜀之军东出、襄阳之师南下，孙吴荆州上游的防御顷刻为之崩溃。而一旦上游失守，下游便再无险可扼。  

(二)东晋南朝在荆襄地区的经营  
　　西晋统一不久，即遭“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灭亡。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大分裂时期，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长期对峙。  
　　这段时期，南方面临的矛盾比较复杂。一方面是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南北对峙，另一方面是中央政权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大背景下，居建康上游的荆州地区无论是在南北关系还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北方军事压力比较大时，建康方面要倚重荆襄上游，对抗北方，防止“王濬楼船下益州”的局面重演；而一旦南北关系缓和，南方内部矛盾上升时，荆襄上游又每每给建康方面造成很大压力，甚至举兵东下，直压建康。  
　　因此，对于江南政权来说，荆襄地区在不同矛盾关系中的意义可能不一样，但其地位之重要却自始自终不容忽视。  


东晋  
　　东晋时期，荆襄上游抗击过北方大的入侵一次，即前秦苻坚伐晋之战。苻坚伐东晋的设想借鉴了西晋灭吴的经验，计划东自淮河、中自荆襄、西自巴蜀，三路齐举。作为前奏，苻坚遣其子苻丕率军攻占襄阳。此前东晋方面感到了前秦统一北方后给南方造成的压力，开始调整部署，防备前秦进攻。晋太元元年(376年)，晋孝武帝任命谢安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负责长江下游及淮水前线的防御；任命桓冲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负责长江中游及汉水方面的防御。晋太元八年(383年)五月苻坚大举伐晋前夕，桓冲率众十万攻襄阳，企图收复襄阳，重建襄汉上游防御体系。苻坚遣兵援救。桓冲怯于秦军声势，只得退还。这年八月，前秦大举伐晋。荆襄方面，慕容垂率军自襄阳东下攻郧城(今安陆)。十月，攻拔郧城。这时，局势突变，苻坚在淝水大败，诸军溃散。慕容垂只得率军北返。东晋乘机收复失地。东晋荆襄上游防线遂重新得以完整。  
　　北方只有在实现统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大举南侵。但在那个时代，统一的条件尚未成熟，北方通常在一次短暂的统一之后陷入更加混乱的分裂状态。当时的东晋尚以恢复中原为号召，北方统一崩溃后的混乱局面给东晋以北伐的大好时机。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北伐是在桓温和刘裕主持下进行的。  
　　桓温于晋永和，七年(345年)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那年，前任荆州刺史庾翼病死。庾翼死前上表朝廷请以其子继其位。朝议中，中书监何充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地势险阻，周旋万里，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陆抗所谓‘存则吴存，亡则吴亡’者也，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器干，西夏之任，无出温者。”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晋纪十九 ]虽然有人担心桓温难制，桓温还是得以出镇荆州。  
　　桓温果然不负所望。在他出镇荆州的第二年十一月便自江陵率兵入川，消灭了割据四川的成汉政权，使益州回到东晋的版图，也使荆州地区的上游获得屏护。晋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温率步骑四万自江陵出发，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关中震恐，三辅郡县纷纷来降。后晋军以乏食而退兵。晋永和十二年(356年)八月，桓温又率军自江陵北进，在伊水北岸击败羌人姚襄，迫降割据洛阳的叛将周成，收复旧都洛阳。(见图3—3—3)

杭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只是桓温北伐的用意，似不全在收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桓温长期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等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  
　　东晋自荆襄发起的另两次北伐是刘裕主持的。刘裕在晋义熙八年(412午)消灭荆州刘毅后，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益州回到东晋的版图。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后秦，采取三路进攻的部署：山东、淮河和荆襄。其中，自荆襄北上之军分两路：朱超石、胡藩率部从南面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部入武关牵制关中秦军。沈田子、傅弘之的行动后来被证明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率先攻人关中，牵制了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刘裕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东晋政治是为典型的门阀政治。门阀士族把持朝政，他们或入主中枢，或出为外藩，或内外呼应，保持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在这种背景之下，据建康上游的荆州(晋初荆州所辖范围很大，包括整个两湖及河南南阳盆地。)势必为他们所瞩目。东晋时，出镇荆州上游者常被誉为居“分陕之任”，由此可见建康方面对荆州上游的倚重和荆州地区在东晋政治中的影响力。  
　　东晋时期，荆州治所屡屡迁移，从此中似可一窥历任荆州刺史据荆州时的意图。荆州治所本在江陵，晋室南迁后，治所迁徙不定。“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阳，后治武昌，王廙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进襄阳，后还夏口，桓温治江陵，桓冲治上明，王忱还江陵，此后遂治江陵。” [ 注：《宋书》卷三十七州郡志 ]王敦意在控制建康，故治武昌，王敦后来还举兵东下；陶侃意图微妙，故先治沔阳(今湖北仙桃)，后治武昌；庾亮出任荆州刺史时，正值庾、王两家相争，庾亮图制下游的王导，故移治武昌。  
　　在门阀士族谋求家族权力的过程中，荆、扬二州形成对峙格局。一般情况下，这种对峙并不体现为刀光剑影。但矛盾如果发展到不可调和，则仍不免诉诸武力。晋永昌元年(322年)的王敦之乱便属这种情况。桓玄起兵则干脆取司马氏而代之。  
　　桓玄自江陵举兵东下建康，逼晋安帝禅位于己。刘裕、刘毅等人在京口起兵，平定了桓玄之乱。刘裕以此开建大功，他又北灭南燕，南平卢循起义，威权日重。与刘裕同举义兵的刘毅对刘裕不满。晋义熙八年(412年)，刘毅出任荆州刺史，欲藉荆州上游以图刘裕。这年九月，刘裕先发制人，率军西上，击灭刘毅。此后，刘裕分割荆州十郡，置立湘州，以分荆州之势，防止他人再藉荆州对抗下游。  
　　尽管刘裕在荆州采取了此类措施，但继刘毅之后出任荆州刺史的东晋宗室司马休之颇得荆州民心，又为刘裕所忌。晋义熙十一年(415年)二月，司马休之起兵拒刘裕。雍州刺史(寄治襄阳)鲁宗之与其子竟陵(今湖北钟祥)太守鲁轨起兵响应休之。刘裕发兵西上，攻占江陵，休之兵败，逃奔后秦。刘裕驱除司马休之后，以其弟刘道怜为都督荆、湘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荆州刺史，控制荆州上游。至此，刘裕已基本扫清代晋道路上的障碍。宋永初元年(420年)六月，刘裕逼晋恭帝禅位于己，东晋灭亡，刘宋建立。

宋  
　　刘宋建立后，采取措施，加强皇权。但刘宋在荆州问题上面临的矛盾处境并没有多少改观。刘宋时期，上游建置几度变迁，便是这种矛盾在政策上的具体体现。  
　　刘裕有鉴于东晋时期荆、扬对立的格局，遂采取措施，削弱荆州上游。刘裕代晋前就已分割荆州，置立湘州；宋永初二年(421年)三月，他下诏“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 [ 注：《宋书》卷三 武帝下 ]刘裕死前，又“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 [ 注：《宋书》卷六十八 武二王传 ]  
　　刘裕的这些措施并没起多少实际的作用。刘裕死后，奉遗诏辅政的徐羡之、谢晦等人废黜少主，另立刘义隆为帝，即宋文帝。为保住自身，徐羡之违背刘裕遗诏，以谢晦为荆州刺史，“令居外为援。” [ 注：《宋书》卷四十四 谢晦传 ]宋文帝为巩固皇权，杀徐羡之等权臣，并发兵西征荆州，讨灭谢晦。上、下游之间再次兵戎相见。  
　　元嘉七年(430年)，刘义隆因北伐失败，北方压力大增，于是，将刘裕分立的湘州撤除，合并入荆州，以加强荆州上游力量；元嘉中期，发生刘义隆与刘义康之间的“主相之争”，于是刘义隆于元嘉十七年(440午)再次分割荆州，复置湘州，并以其次子刘濬出任刺史。加强对荆州上游的控制。  
　　刘宋孝武帝时，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在江州刺史臧质的煽动下起兵反孝武帝。孝武帝在平定这次起兵之后，对荆州上游采取了大的措施。他“分荆、湘、江、豫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今武汉市汉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置立郢州，主要是由于战略上的考虑，是为制衡荆州，控制上游。孝武帝为制衡荆州采取的另一措施表现在上游方镇的安排上是轻荆州而重雍州(元嘉后期，刘宋授雍州以实土，治襄阳)。孝武帝一改此前以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的惯例，而以雍州刺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及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以雍、郢二州联合制衡荆州。此后十年之中，荆州刺史再未兼过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之职。刘宋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种安排对于制衡荆州确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宋升明元年(477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为反对秉政的萧道成，在江陵起兵。此前，萧道成已安排其子萧赜为郢州长史，行郢州事，暗中防备沈攸之；另以亲信张敬儿出任雍州刺史，制荆州之后。沈攸之率大军东下，没有听从部下“顺流长驱、直指建康” [ 注：《宋书》卷七十四 沈攸之传 ]的建议，而尽锐攻郢城，顿兵坚城之下，三十余日不拔，致令大军溃败；雍州方向，张敬儿乘虚南下，袭据江陵城，攸之败无所归，自杀身亡。自设郢州，荆州的地位便大大降低了。后来，上游的雍、荆、江等州均为萧道成的势力所控制，成为他代宋的一个步骤。  
　　刘宋政治的另一个主题是北伐。刘裕死后，北魏乘丧南下，夺占刘宋河南之地。宋文帝为收复河南，搞了几次北伐。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时，采取东西齐举的战略，东路由淮、泗北进，西路由雍州刺史随王刘诞率领，由襄阳进攻弘农(今河南灵宝)。此前，宋文帝为筹备这次北伐，采取措施加强襄阳方面的实力。史载：“(刘义隆)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人台租税，悉给襄阳。”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纪七 ]这次北伐，东路军大败，西路军却进展顺利。柳元景等将攻占了弘农、陕城、潼关，关中豪杰纷纷响应。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宋文帝又将湘州并入荆州，以加强上游。这年，北魏太武帝被刺身亡，宋文帝遂谋乘丧北伐。这次北伐，西路仍由襄阳北上以趋潼关。只是这次北伐准备仓促，又值新败之余，故未能成功。次年，宋文帝被太子所杀。随着北魏太武帝和宋文帝的相继去世，南北战事暂时告以段落，双方内部矛盾上升，刘宋再未举行过北伐。  


齐  
　　南齐统治时间较短，但这期间，正值北魏迁都洛阳，北魏为保障新都的安全，遂致力于肃清与中原比较接近的淮、汉上游地区的南方势力，南进势头很猛。双方在汉水上游和淮河流域展开过激烈的争夺。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义帝刚刚迁都洛阳，便以南齐萧鸾废海陵王自立为借口，率大军南进，攻南齐襄阳、义阳(今河南信阳)、钟离(今安徽蚌埠)、南郑(今陕西汉中)等地。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孝文帝又亲率二十万大军南攻。这次南攻的重点是襄阳方向。北魏军强攻南齐赭阳(今河南叶县)、宛(今河南南阳)、新野等城。次年正月，北魏军攻占新野，于是沔北动摇。南齐湖阳、赭阳、舞阳、南乡等地守将相继南逃。二月，攻克宛城。三月，又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今河南邓县)，乘胜围攻樊城。这时，齐将裴叔业在东线发起进攻，北魏不得不将大批军队东调。南齐在襄阳方向的压力才稍有缓解。七月，齐明帝病死，孝文帝以“礼不伐丧”，下令退兵。  
　　齐永元元年(499年)正月，齐试图收复雍州诸郡，恢复襄汉上游防线，遣太尉陈显达督崔慧景等军击北魏。齐军屡破北魏军，并北上攻北魏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三月，北魏孝文帝亲自率军救援。他一面遣骑兵五千往救顺阳，一面遣军南下断均门(丹江与汉水的交汇口)，截齐军归路。齐军败退，北魏军追至汉水而还。  
　　这年四月，孝文帝病死，北魏南进步伐暂停。双方在襄汉上游仍维持对峙状态，南方则因内部矛盾演至改朝换代。  
　　南齐在齐明帝死后，善后不当，留下很多矛盾。在南齐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先后有会稽太守王敬则、平西将军崔慧景起兵反齐，豫州刺史裴叔业降北魏。这时，萧衍在襄阳崛起。萧衍见南齐政局动荡，遂萌异志。  
　　时萧衍为雍州刺史，其兄萧懿掌郢州。萧衍派张弘策往郢州对萧懿说：“郢州控带荆、湘，雍州,士马精强，世治则竭诚本朝，世乱则足以匡济；与时进退，此万全之策也。”张宏策进一步对萧懿说： “以卿兄弟英武，天下无敌，据郢、雍二州为百姓请命，废昏立明，易为反掌，此桓、文之业也。”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 齐纪八 ]萧懿不从。后齐帝萧宝卷以疑忌而杀萧懿，并遣军西上，拟合荆州之军以袭萧衍。萧衍遂与荆州长史萧颖胄合谋，举兵讨萧宝卷。齐中兴元年(501年)三月，萧衍拥荆州刺史萧宝融为帝，歼灭萧宝卷所派齐军，击降郢城，乘胜东下建康。次年，萧衍在建康自立为帝，改国号梁。  
　　值得一提的是，萧衍举兵东下时，北魏将帅有乘虚南下之议。北魏镇军将军元英上书魏主：“萧宝卷荒纵日甚，虐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扫土兴兵，顺流而下；惟有孤城，更无重卫，此乃皇天授我之口，旷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将欲何待!臣乞躬帅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阳之城，断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鱼肉；我居上流，威震遐迩。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断绝。又命扬、徐二州(北魏扬州治寿阳，徐州治彭城)声言俱举，建邺穷蹙，鱼游釜中，可以齐文轨而大同，混天地而为一。”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 齐纪十 ]自请率军攻占襄阳，进拔江陵，然后东下建康，平定江南。车骑大将军源怀也上书建议：“东西齐举，廓清江表。”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四齐纪十 ] 只是北魏正处于孝文帝死后政局不稳的状态之中，二将之议未被采纳，北魏失去了一个南进的大好时机。  


梁  
　　萧衍在稳定内部局势之后，也举行过北伐。双方在淮河南北展开激烈的争夺，互有得失。其后，北魏发生内乱，分裂为东、西魏，后来，东、西魏又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北方的动荡给南方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北齐代东魏的前夕，东魏大将侯景叛魏附梁。梁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起兵叛梁，史称“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期间，坐镇上游荆、雍、湘、郢诸州的梁室诸王却各怀异心，相互火并。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借口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不从讨侯景，发军击湘州，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詧则自襄阳率军攻江陵以救湘州。萧绎一面急攻长沙，一面派大将柳仲礼进逼襄阳。萧詧退还襄阳，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西魏，请为附庸。西魏宇文泰正欲经略江、汉，遂以杨忠率军援萧詧。杨忠攻拔义阳、随郡(今湖北随州)，进围安陆，并击败柳仲礼军，于是汉水以东之地落入西魏之手。萧绎被迫送子为质，向西魏求和。大宝元年(550年)四月，萧绎攻克长沙，执斩萧誉，又逼走郢州的邵陵王萧纶，阻止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出兵东援建康，欲以专平乱之功。  
　　梁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萧绎即位于江陵，是为梁元帝。这年，萧绎平定“侯景之乱”，梁朝经此—乱，元气大伤。侯景乱梁期间，西魏攻占汉中及湖北境内汉水以东之地，北齐则尽略长江以北之地。  
　　“侯景之乱”刚平，萧绎、萧纪兄弟之争又起。萧纪已于这年四月在成都称帝，并遣兵东下，欲图萧绎。萧绎军主力尚在下游，闻萧纪东下，甚怯，又请兵于西魏，西魏宇文泰认为：“取蜀制梁，在兹一举。’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派大将尉迟迥率军入蜀。萧纪两面受敌，兵败被乐，西魏占领益州。  
　　梁元帝萧绎坐稳了皇位，决定留都江陵，不还建康，只遣大将王僧辩、陈霸先分镇下游的建康、京口。议都之初，武昌太守朱买臣对萧绎说：“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但萧绎群臣多荆州人，眷念本土，萧绎本人也认为“建康凋残，江陵全盛”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遂决定定都江陵。  
　　萧绎此时都江陵而不还建康实为失策。西魏已先据汉北之地，又夺占汉中、益州，且襄阳还有附庸于西魏的萧詧，江陵两面受敌，如何能为一国之都？承圣三年(554年)五月，散骑郎庾季才还提醒萧绎说：“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镇江陵，整旆还都(建康)以避其患。假令魏虏侵蹙，止失荆、湘，在于社稷，犹得无虑。”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萧绎也已意识到了江陵所处形势不利，却未采取行动。  
　　西魏宇文泰久有图梁之意，并为攻梁作了充分的准备。这年十月，宇文泰遣于谨、宇文护、杨忠率兵五万攻梁。长孙俭问于谨：“为萧绎之计，将如之何?”于谨说：“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 杨(东还建康)，上策也；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中策也；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下策也。”[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于谨推断萧绎只会采取下策。  
　　西魏军渡汉水后，于谨派精骑先据江津，断梁朝东面援军来路及萧绎东归之路，然后合围江陵。梁朝能征善战之将如王僧辩、陈霸先已出镇下游，王琳被迁于广州。萧绎下诏征兵勤王，但勤王之兵未至，西魏军便急攻江陵。江陵城不支，梁元帝萧绎在绝望之中出降。西魏杀萧绎，而立萧詧为梁帝，以荆州三百里地给萧詧，并以助防的名义，驻兵江陵，控制萧詧。次年，萧詧称帝于江陵，为西魏藩属，史称后梁。下游方面则有北齐介入，王僧辩与陈霸先为立新帝发生矛盾，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击退北齐兵。梁太平二年(557年)，陈霸先废梁帝自立，梁朝灭亡。  
　　梁朝灭亡，在地理经营上应归因于萧绎一手造成的两大失误。第一个失误是为争权而失上游险要。萧绎与萧誉、萧詧相争，失襄阳及汉北之地；萧绎与萧纪相争，又失益州。襄阳居江陵的陆路上游，益州居江陵的水路上游。失此二地，荆州形势实已残破，由此而生产了萧绎造就的第二个失误。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后，不图深根固本，谋国家之长治久安，却怀苟安之心，定都江陵。在江陵外围险要俱失的形势下定都江陵，无异于委身虎口，西魏发兵南下，萧绎便束手无策，坐取灭亡。而下游地区经过“侯景之乱”的破坏后，民生凋弊，又无宗室重镇，所以一旦萧绎败亡，梁室便不能振，陈霸先所为不过是收拾残局而已。  


陈  
　　陈的实力和版图处于东晋南朝以来的最低点。尽管这一时期北方变故频仍，陈亦积极谋求北进，但到杨坚建立隋朝时为止，陈的疆域北境仍不得不以长江为界。陈以长江为界，缘江戍守，战略上极其不利。昔日南方与北方抗衡，大体上虽说是依托长江，但那时长江下游有淮河作为屏障，上游有荆襄作为屏障。现在江北屏障尽失，数千里长江随处可渡，顾此则失彼，顾彼则失此。尤为致命的是，巴蜀、荆襄一失，则长江之势已归于北方。北方据有巴蜀、荆襄，也可建立水师，且资上游之势，沿江顺流直驱。这样，长江之势反倒是有利于北方而不利于南方了。  
　　隋代北周的当年，杨坚便有吞并江南之志，群臣亦争相进献平陈方略，隋遂为灭陈积极准备。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和益州三个方向同时进攻。(见图3—3—4)  

隋军在湖北境内的行动部署是这样的：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杨素夹击据守西陵峡口等地的陈军；杨俊率水陆军出襄阳，进屯汉口，切断上游陈军与建康之间的联系；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南趋豫章(今江西南昌)。杨素、杨俊将下游陈军悉数牵制，贺若弼、韩擒虎率军分别自瓜洲渡、采石渡强渡长江，击破京口、姑熟(今安徽当涂)，合围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亡。  
　　自晋室南迁以来，南北双方经历了二百七十余年的对峙。其间，南北双方力量消长不一，彼此攻伐，互有得失。隋灭陈成为南北对峙的终结。大致说来，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这次内乱使南方失去了山东、淮北及淮西豫州之地，打破了南北双方的力量平衡。在此之前，南方尚有实力和机会问鼎中原，而在此之后，南方便再无问鼎中原的实力和机会了。第二个转折点是“侯景之乱”及其带来的梁室内乱。这次动乱使南方失去了巴蜀、襄汉上游及淮南之地。在此之前，南方尚能凭借地利维持偏安之局，而在此之后，南方连偏安之局都难以维持了。南方之所以又维持了三十多年的偏安局面，主要是北方受制于自身内部的矛盾，故未谋求进一步南进。北方经历了北周代西魏、北周与北齐激战、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等一系列巨变。陈的偏安局面是在这种背景下才维持住的。一旦北方统一，兵锋南指，南方便既无对抗的实力，又无凭恃的地利，其败亡之迅速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三)荆襄地区在南宋国防中的地位  
　　南宋淳熙戊戌(1178年)正月，陈亮上书宋孝宗，建议经营荆襄以图恢复中原。其论荆襄地区之形势曰：“(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 [注：《陈亮集》增订本 中华书局1987年版 卷一 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  
　　陈亮上此书时，南宋建立已有五十余年，金兵大举南侵的势头已过，宋金之间的军事对抗在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这一线稳定下来。时南宋君臣大都习于偏安之局，而陈亮慨然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志存恢复。他建议经营荆襄以图中原。  
　　在另一篇上书中，他详论了具体经营之道。从南宋的角度看，齐、秦二地犹如南宋之两臂，“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河以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当时齐、秦两地为金人所据，金人重戍齐、秦而缓于荆襄，则南宋经营好荆襄实可维持一种可攻可守的态势：若金人攻淮南，则宋兵自荆襄北出，趋金兵之后，可减轻淮南方面的压力；若金人以重点压荆襄，则以东西两面之军牵制其后；若时机成熟，令荆襄之兵北上，持重缓进，示形于唐、邓之间，金人必回兵增戍河南，如此则金人齐、秦二地之势分；齐、秦二地之势分，则可以四川之军北攻关陇，以水师经海道与山东豪杰配合以取山东。这样，以荆襄与东西两翼之军配合，无论战争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使南宋保持战争的主动权。 [ 注：《陈亮集》增订本 中华书局1987年版 卷二 中兴论 ]  
　　陈亮本人一直没有北伐中原的机会，但他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却是至为透彻，对荆襄地区地位的分析和经营荆襄的建议，亦可谓独具慧眼。  
　　南宋社稷重建之初，有识之士们便根据当时形势对南宋国防的重建提出过积极合理的建议。李纲建议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使金人难于选择战略目标；张浚也言“中兴当自关陕始，如金人先入陕、寇蜀，则东南不可保。”汪若海则言：“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张浚经略关陕 ]  
　　这些建议都是针对当时军事形势而提出的比较积极的方案。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实是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的弓弦的话，那么，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其势能之大，无可言喻。陈亮《中兴论》中所言进取之策即是充分利用襄阳的这种势能。在宋金对峙中，利用这种势能经营襄阳较善者有二人，一为岳飞，一为吴拱。  
　　岳飞于宋绍兴四年(1134年)击败叛将李成，收复襄阳及邓州、唐州、信阳等地，遂将襄阳经营为上游重镇。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自襄阳大举北进，相继收复颍昌(今许吕)、淮宁(今淮阳)、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与金军对垒，准备渡河收复失地，河东、河北人民大受鼓舞，纷纷响应，袭扰金军后路。这时，宋高宗与秦桧正谋弃淮河以北之地以向金人求和，急诏岳飞班师。岳飞被迫退兵，所复诸州再次丧失。宋高宗杀岳飞，自毁长城，也毁掉了岳飞北伐的成就。南宋以屈辱的代价换得了暂时的和平，这就“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之后，宋金之间相安尤事近二十年。金皇统九年(1149年)，金完颜亮弑金熙宗自立，是为金海陵帝。海陵帝自立后不久，便谋大举南侵。  
　　宋廷闻金人有意败盟南侵，亦谋战守之策。归朝官李宗闵上书建议三策，其中第一条曰“严守备”，建议加强襄阳的防御：“方今天下根本在吴、蜀，其势若手足之相应，荆州据其中，为心腹之地，襄阳扼荆州之冲，又足以为荆州重轻。今重兵皆驻武昌，而荆襄之间，所以自卫者未固。且襄阳在今为极边，去荆州四百五十里，无重山峻岭长江大河之险，敌人驰轻骑，不两日至城下。万一荆州为其所据，吴、蜀首尾不能救。朝廷虽以刘琦镇荆州，然无兵以自固。至襄阳之兵，不过干余人，又皆疲懦，不能以备缓急。宜令刘琦将二万人，分屯荆州要害，使久历战阵之田晟以副之。更令不断召募，日夜训习，张声势，严斥堠。襄阳则遣一智勇兼备之将，分武昌之兵万人，比岁更其戍守。襄既有备，吴、蜀乃可安枕。”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 ]宋高宗颇采其议，从四川调吴拱戍守襄阳。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兵在江淮、荆襄、川陕三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向荆襄方向进攻的金兵连陷蒋州(今河南潢川)、信阳、罗山。宋廷传令：如襄阳不可保则退守长江。吴拱急上书朝廷：“荆南为吴蜀之门户，襄阳为荆州之藩篱，屏翰上流，号为重地，若弃之不守，是自撤具藩篱电。况襄阳依山阻汉，沃壤千里。设若侵略，据山以为巢穴，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门户，则荆州果得高枕而眠乎?若欲保守荆州，自合以襄阳为捍守之计。”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四 ]朝廷遂准吴拱固守襄阳之计。十月，金兵攻樊城不下，引兵它去。此间，金海陵帝亲自率领的东路军已经渡过淮河。宋廷遂急命湖北诸军亟取攻势，以牵制渡淮之金兵。宋军发动反攻，连复荆州、新蔡、蔡州、邓州。十一月中，金兵实施反牵制作战，向襄阳趋进，亦被宋军挫败。这时，金海陵帝被杀，主事者与宋议和退兵。两年后，和议达成，史称“隆兴和议”。此后，宋金之间未再发生大的战事。  
　　在宋、金之间时和时战的相持中，蒙古在塞北崛起，并连年对金展开用兵。金受蒙古促逼，国势日趋衰微，先是齐燕京而迁都于汴梁，后又迁都蔡州(今河南汝南)。宋绍定六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年)，蒙古遣使联宋攻金。次年正月，联军攻破蔡州，金灭亡。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一线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一线西北之地属蒙古。宋金对峙遂一变而为宋蒙对峙。  
　　南宋这次联蒙古攻金，跟上次北宋联金攻辽已有所不同，整个军事行动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撤还，增戍江汉地区，防备蒙古南侵。不过，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由宋君臣的初衷。那年盛夏到来之前，蒙古大军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宋理宗和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宋军败退而归。南宋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  
　　次年六月，蒙古窝阔台汗命将南征，兵分三路，分别自江淮、荆襄、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宋军抗战形势仍如“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江淮、中拒江汉、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荆襄战区为抗战重点，配以重兵，除在唐、邓一带屯田备边外，又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邓之间。  
　　进攻荆襄的蒙古军山窝阔台三子阔出统率。蒙古军在钟祥、京山、安陆一线遭到了宋军顽强的抵抗，迟迟打不开局面。端平三年(1236年)三月，宋襄阳北平主将王旻以襄阳降于蒙古。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宋左司谏李宗勉上书言：“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恃。江陵或不守，则事迫势蹙，必有危亡之忧。” [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 ]这年，蒙古军连陷随州、郢州(今钟祥)、枣阳、德安(今安陆)，并围攻江陵，大有席卷江汉之势。  
　　这时，孟珙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回，在黄州得到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援江陵之令，乃驰赴江陵。他命令部队不断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间则沿江列炬，以示宋军声势之盛。尔后，遣军出战，连破蒙古二十四砦，夺还被俘人口二万，江陵之围遂解。次年，蒙古东路军之一部自光州(今河南潢川)下复州(今湖北沔阳)，又转攻黄州、蕲州、安庆府，当地守臣皆弃城走。孟珙率军还救，击退蒙军。  
　　由于孟珙智勇善战，南宋在江汉地区的不利形势得到扭转。宋廷遂以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命其恢复郢州、荆门，以固江陵北面屏障。宋嘉熙三年(1239年)三月，孟珙率军反攻，三战皆捷，遂复信阳、樊城、襄阳。  
　　是后，孟珙上书朝廷，建议加强襄阳地区的守备力量：“取襄阳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系于事力之不给耳!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 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事也。” [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九 ]在盂珙的主持下，襄樊地区的守备得到了加强。他派兵焚烧了蒙古军在顺阳(今河南淅川)、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的造船木材和屯粮，破坏蒙古军的攻势准备。他还在京湖地区大兴屯田：选壮士杂于官军教之，百姓无事则植戈而耕，敌至则悉出以战。由于盂珙经营有方，南宋荆襄战区遂得巩固，还能不断抽调兵力配合四川和江淮方面的作战。盂珙经营荆襄的成就不仅显示于当时，在此后，荆襄地区几乎成了南宋延续国脉的支柱。  
　　蒙古蒙哥汗时，鉴于南宋长江防线不易突破，乃用降将郭宝玉所建议的大迂回战略，命兀良哈台进军云贵，征服大理，欲以迂回由宋长江防线之后。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发三路大军攻宋：西路由蒙哥汗亲率蒙军主力，计划先攻占四川，然后出夔门；中路由忽必烈率领，南下襄、鄂；南路命兀良哈台从广西引兵北上。三路大军合击荆襄，会师鄂州，再东下攻取临安。这次蒙古大军南攻，在宋廷引起极大恐慌。不过，战事因蒙哥汗在合州的阵亡而出现转机。蒙哥汗死后，西路军北撤，中路军攻鄂州、下东南的计划也因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而受阻。忽必烈顾虑北方的形势和蒙古汗位的争夺，引兵北还，遣兵一部南下岳州接应兀良哈台军北撤。  
　　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后，移都燕京，积极谋求南进。忽必烈有鉴于蒙军前几次南下都是分兵过广而未能一举灭宋，且双方交战的三大战区中四川地势险远、江淮河道纵横，均不利于蒙古骑兵优势的发挥，决心改变进攻南宋的战略。  
　　忽必烈的谋士们多主张从荆襄寻求突破。杜瑛认为：“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 [ 注：《元史》卷一百九十九 杜瑛传]郭侃建议：“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 注：《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郭侃传 ]忽必烈所信重的南宋降将刘整献伐宋方略曰：“襄阳吾故物，弃而勿戍，使宋得窃筑为强藩。若复襄阳，由汉入江，再取荆楚，定江淮而迫临安，以亡宋室，掩有华夏。” [ 注：《元史》卷一百六十一 刘整传 ]于是，忽必烈将进攻重点选在襄阳方面。作为准备,忽必烈遣使于宋，开榷场于樊城，并筑土城于襄阳南，外通互市，内筑堡垒，置军戍守，遏宋军南北之援。  
　　蒙古至元四年、宋咸淳三年(1267年)，忽必烈命都元帅阿术与刘整督率诸路兵马，攻略襄阳；另在四川发起牵制性作战，阻四川宋军东援。蒙、宋双方遂在襄阳展开了长达五年的、对于双方都可谓艰昔卓绝的攻守战。(见图3—3—5)  

战争的前四年，蒙古军主要致力于对襄阳的围困和阻截宋军对襄阳的援救。蒙古军截断了进入襄阳的所有水陆通道。襄阳被围，宋廷方面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宋廷本应从宋金、蒙宋之间的前几次交兵中认识到襄刚在南宋国防中的地位。然而，襄阳被围三年，宋廷方面都没有作出认真的反应，仅进行过规模不大的救援。当权的贾似道一直向宋度宗隐瞒实情，谎称“北兵已退”。新任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左丞相江万里、起居郎王应麟都屡请增兵援襄阳，但都为贾似道所阻。贾似道一方面欺瞒朝廷，另一方面为私心所使，只让其婿范文虎统兵援襄。范文虎两度率军援襄阳，但都大败而归。其间，李庭芝募民兵自襄阳西北的青泥河下舟援襄阳，转战一百二十里，冲破重围，进入襄阳；但自襄阳接应郢州(今湖北钟祥)方向援军的计划则被蒙军挫败。至此，襄阳待援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  
　　蒙古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忽必烈下令加紧对襄阳的围攻。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军攻破樊城。二月，元军将攻城战具移往襄阳城下，将攻襄阳。襄阳久困援绝，又慑于元军巨炮的威力，人情汹汹。元将阿里海牙至襄阳城下，宣元主招降诏，并折矢与盟，于是襄阳守将吕文焕率众出降。  
　　元军攻下襄阳后，阿术、阿里海牙向忽必烈建议乘胜灭宋。阿里海牙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 [注：《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阿里海牙传 ]忽必烈遂令大举伐宋：以丞相伯颜与阿术率主力沿汉水攻鄂州，再顺长江东下以趋临安；以左丞相合答与刘整率兵一部由淮西进取扬州，牵制两淮方面的宋军；另以少数兵力牵制四川的宋军。元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宋廷沿福建、广东沿海一路奔逃。至元十三年(1279年)二月，元军攻破南宋最后的据点厓山，大臣陆秀夫抱幼主投海，南宋灭亡。  
　　若单从军事上检讨南宋的灭亡，则襄阳的陷落实具决定性意义。襄阳的陷落使南宋的整个国防体系受到动摇。南宋国防主要是依靠江淮、荆襄和川陕二大战区形成“常山蛇势”，相耳配合，东西呼应。三大战区中，荆襄居中，尤其能在东、西两大战区之间左右伸缩，积极配合。荆襄战区中，襄阳是其北面门户，依山傍水，控扼经汉水河谷南下两湖的通道。襄阳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救援的情况下，抗击蒙军优势兵力的围攻达五年之久，显示出了一方重镇在南宋国防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一旦襄阳陷落，荆襄上游门户大开，上游防线即失去支柱。  
　　蒙古不惜用了五年多的时间来围攻襄阳，正是认识到了襄阳的这种地位。那些向忽必烈进献攻襄阳建议的降将们可谓深知南宋国防的要点。如向忽必烈首建取襄阳之策的刘整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 [ 注：《癸辛杂识》别集下 ]攻取襄阳，可一举斩断南宋国防的常山蛇势，切断长江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取得对东南的上游之势。蒙军攻占襄阳后，取得的正是这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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