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 -- 转《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关昆曲的两篇报道

mellon

百年昆曲的三篇断章

周劼人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8-04-22 第07版 )


题记：昆曲自明代起兴盛六百年，至清中叶后日渐衰微。申遗的成功，让全世界发现了昆曲，也让国人向历史深处再次寻觅这朵戏曲的奇葩。新时期，如何保护和发展昆曲，成为了每个热爱昆曲的人必须思考的问题。且让我们在六百载风雨中截取历史的断章，从翻阅往事中，更清晰地去期待未来。


墙里静好，墙外世事扰

苏州城西北角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巷子，潮潮的路基泛着雨后的水光，路旁一堵高高的院墙伫立着，为身后五亩园里的轻歌曼舞阻挡了尘世的喧嚣繁华。1921年，这个私家园林并不气派的大门口，挂上了一块牌匾：昆剧传习所。也许没有人意识到，这五个敛起光泽的黑色大字，会成为六百年昆曲史上最悲伤而浓重的一笔。

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在其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描述清末民初的景象：同光年间（梨园子弟）已经是昆乱并学，到了光绪庚子以后，大家就专学皮黄了。

在那个世纪更迭的年代，昆曲优雅高深的词句、规范严格的曲律，使它几乎成为了文人士大夫的专享。在“花雅之争”中，通俗易懂、贴近百姓生活的京剧渐渐取代了昆曲在戏曲舞台的中心地位。彼时的中国局势动荡，人们无心再沉浸于那份迤逦与清雅，使本已渐近没落的昆曲更加式微。1923年，苏州最后一个坐城班全福班宣告解体，似乎宣告了昆曲辉煌时代的最后凋零。

为了使昆曲后继有人，苏州城爱好昆曲的名流士绅贝晋眉、徐镜清、张紫东等人筹措资金，在著名实业家穆藕初的鼎力相助下，建立了昆剧传习所。第一届学员学期三年，学成后帮演两年，五年后满师出科（后延期一年，变为六年）。

院墙外世事变迁，而院内依旧延续着六百年不变的口传心授。学生们沉浸在帝王将相的纵横捭阖和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之中，他们不会料想，当跨出那道大门，等待他们的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凄惨境况。

1925年，在上海广西路笑舞台，这批学员第一次登台亮相，登台前，穆藕初书下“传”字为他们排行，取意昆曲大雅将由他们传承下去。笑舞台的垂幕缓缓拉开，笙箫锣鼓中，“传”字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927年12月13日，传字辈全体演员在昆曲活动家严惠宇、陶希泉主持和邀集下，成立“新乐府”。当日晚，在装潢一新的笑舞台进行了成立演出，沪上名流如徐志摩、陆小曼夫妇，京剧名伶盖叫天等皆到场观戏。《申报》连日报道演出，并言“有极衰转盛之势……”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政局跌宕、民生日下，再加上戏班内部出现分裂，1931年6月2日，新乐府宣告解散。当年10月1日，尚在苏州等地辗转演出的传字辈演员，自行组建“共和制”戏班，取名“仙霓社”，再赴沪上公演，反响颇好。

或许注定这一辈昆曲人要在家国兴亡中亲历艺术和人生的双重没落。1937年，仙霓社的全部衣箱在“八•一三”事变中被炸毁，剧团名存实亡，艺人们开始各自讨生活。他们有的做了生意，有的当了老师，有的进了别的剧团，也有的生活窘迫。施传镇、顾传琳、华传铨、史传瑜、龚传华，相继在离开仙霓社后意外亡故；被誉为顾传介后第一小生的赵传君，于1942年一个冬天的夜晚，倒毙在绿宝赌场外的马路上，尸首无存……

传字辈学员期间第一次公演，便在路上遭遇枪击，领班浦仁来中弹身亡，他们在枪声中踏上社会；十年后，还是在枪林弹雨中，戏班行头俱毁，传字辈又在枪声中被迫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同褪色的，还有人们寄托在传字辈身上的复兴昆曲之梦。


初春不消雨疏风骤

1956年4月的一天，北京政协礼堂内人头攒动，幕布关上又拉开，演员一次次返场谢幕，观众纷纷起立，热烈和兴奋浸润着礼堂的每一丝空气。国营浙江昆苏剧团在这里上演昆曲《十五贯》。

故事讲述了中国古代三位不同的官员对待同一桩命案的不同态度，最后剧中的苏州知府况钟通过对案发现场的勘察、对嫌疑人的审问，以及审慎地推理研究，终于抓住了真凶，还被冤者清白。

梅兰芳、田汉、欧阳予倩等文化界人士也前来观剧。***将剧团请入**，并称赞：“这是一出好戏！”于是，国风剧团被邀请到了政协礼堂演出，接下来的近两个月时间，昆剧《十五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在京46天，共演出47场，场场爆满，观众总人数超过7万。

昆曲又露出了复兴的希望，这希望离不开台后一群人默默的付出。

1955年春天，袁牧之和丁玲在杭州疗养期间，发现了浙江国风苏昆剧团这一全国硕果仅存的职业昆曲演出团体。两人在看完国风剧团表演后马上找到了文化局希望能争取一些资助。但结果令人失望：对于国风这样的私营剧团，政府任其自生自灭。

眼看昆剧团在这样境况之下生存艰难，深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丁玲和袁牧之决定想办法改变这种现状。在二人的积极奔走之下，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田汉将一封亲笔书信递到了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手中。信上说，邀请浙江国风苏昆剧团上京演出。

1955年秋，田汉作为全国戏改专家来到了杭州，一行人在解放剧院看戏，一看就是六天，从众多的剧目中选择了《十五贯》进行改编。

两个月后，原来一天一夜的剧目被缩编成三小时，在1955年底完成了全剧的排演，并在杭州胜利剧院做了第一次演出。

1956年4月，国风剧团改名为国营浙江昆苏剧团，同月，剧团终于踏上了进京的路途，也让昆曲又踏上重寻希望的征途。

在北京的演出好评如潮，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社论，几乎把昆曲和《十五贯》推到极点。之后，剧团又巡演全国八个省市，从1956年到1964年，《十五贯》风行全国，共演出一千余场，观众一百多万人次，并直接促成了1957年全国六个昆剧团的成立。昆曲似乎再次走向了戏曲舞台的中央。

然而，在现代戏横扫大江南北的日子里，昆曲再次面临危机。舞台上好戏的高潮尚未到来，却听到锣鼓渐息，笛声又一次喑哑……


传入寻常百姓家

2001年10月，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议大厅里，传出流丽的笛箫和百转千回的水磨腔调。这是来自中国的昆曲艺术家们正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庆祝活动上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各国大使及联合国的官员。

来自北方昆曲剧院的魏春荣与她的老搭档马宝旺演出的《活捉》结束后，大会主席给中国大使夫人递上了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动人的女演员，更没见过这么美妙的中国戏剧艺术！”魏春荣回忆那天的情景，非常感慨：“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雷鸣般’的掌声。”会后，张学忠大使收到了来自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大使的祝贺。

这一切的发生，都因为在2001年5月18日，昆曲成为联合国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全世界共有十九个项目获此称号，而昆曲在评选中获全票通过。

掌声中激动不已的演员们，还能记起曾经心中的惆怅和失落。自从“文革”以来，昆曲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文革”后虽然也招收了一批学员，但随着改革大潮汹涌，昆曲接班人的培养显得尤为困难。因为演出市场不景气，剧团里的年轻人纷纷离开舞台。

其实，国家为了保护昆曲，早在申遗之前便做了很多工作。20世纪80年代，文化部重新提出昆曲工作的“八字方针”：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全国六大昆曲剧团也进行了新剧目的创作和传统剧目的复排。在戏曲研究领域内，专家们也取得了众多成果，《昆曲演出史稿》、《昆曲格律》等一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陆续发布。但昆曲似乎总游走在“博物馆艺术”的边缘，不被社会大众了解、缺少普通观众，一直成为阻碍昆曲复兴的障碍。

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员们回忆，在申遗成功前，一年到头最多只有几十场演出，而且观众寥寥。当时剧团流行这样一句话：“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然而申遗成功后的北昆，如今一年演出多达上百场，基本达到了收支平衡，有时还能略有赢余。

怪不得业内人多多少少把申遗成功，看成是昆曲发展的一块里程碑。或许，这样的事件在人们心中，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它象征了一次机遇，一次让全社会重新尝试走近昆曲、认识昆曲的机遇。

之后发生的一切似乎在我们的记忆中就更清晰了。2004年2月，苏昆版《长生殿》在台湾首演，此后足迹遍布香港、上海、北京等地；2004年5月，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至今已演出上百场……昆曲复兴，似乎初露端倪。

但质疑声也随之而来。各种“青春版”、“实验版”昆曲，究竟还是不是正宗的昆曲？万人争看昆曲的热潮，是否只是一种“文娱事件”？舞台上声光电的运用，会不会有损于昆曲表演艺术的精髓？

现代社会，节奏变了，生活变了，心态变了，然而不变的，是台上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还在雨丝风片和金戈铁马中诉说着千百年的世事沉浮。昆曲复兴的开场锣鼓已然击响，我们乐意看到它在纷扰的争论中寻找出路，而不忍心目睹它在寂静中被遗忘。在唇齿的交锋中，也许更多的人会走进剧场，然后惊叹一句：“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 本帖最后由 mellon 于 2008-5-7 10:21 编辑 ]

mellon

原载2008年5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昆曲，如今已经不再简单地被理解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它甚至成为了一个时尚的符号。当“昆曲复兴”这种简单的口号或者判断过于浮泛的时候，我们也许更应该关注其背后各种复杂的问题。因此，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共同探讨当代昆曲发展中的问题。是为本期“聊斋”话题。

　　主持人：周劼人
　　嘉　宾：王安葵（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黎　安（上海昆剧团青年演员）

　　主持人：昆曲申遗成功已经近7年了，从7年的经历来看，申遗成功对于昆曲在当代发展究竟呈现出什么意义？

　　王安葵：我觉得昆曲申遗的成功，从社会、从业人员、领导三个层面对昆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整个社会开始重视昆曲。对于文化来说，社会舆论、社会氛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起一种扭转社会风气的作用。很多原来认为昆曲是老古董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审视它，不再认为昆曲是自己听不懂的东西。年轻人中，现在出现了以传统为时尚的风气，觉得懂一点古典的东西，不是落后，而是紧跟潮流。另外，对于从业人员来说，是一种振奋。当时很多专业剧团进行了庆典活动。从领导来说，也更加重视了昆曲的发展。

　　黎安：对，全社会对昆曲的关注都增加了。现在演出，我们能发现台下的“黑头发”变多了，不再像以前，观众群以中老年为主。年轻人不仅走进了剧场，闲暇时还会来学唱昆曲，一改民间曲社白发人居多的情况。

　　王安葵：但我觉得也并不是说昆曲申遗成功，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当时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文化部的一个座谈会上曾经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喜忧参半的事件。喜的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受到了重视，忧的是凡被定为遗产的项目，都是日子不好过。所以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地来看待申遗成功这一事件。

　　主持人：申遗成功后，观众多了起来，商业演出也多起来了。各种青春版、现代版、实验版昆曲进行了成功的市场运作。商业因素的加入，对昆曲的发展有何利弊？是否最后会使昆曲丧失艺术的独立性，而成为票房的附庸？

　　黎安：我觉得好处就是推广了昆曲；弊端也显而易见，演多了，演员会演疲掉，导致包装更多于内在的艺术含金量。比如说，总是演一出戏，干到后面我会烦，反正也就这样了。如果观众不是真正来看表演的，那么对自己的艺术提高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商业成分多，对艺术还是有影响的。

　　王安葵：我觉得昆曲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走向商业化，而且也不可能走向商业化。进校园也好，申遗成功后广泛的演出也好，可以说观众确实是多了，但要按照市场来说，并没有很大的赢利。包括青春版的牡丹亭，有人问白先勇先生，是不是赚了很多钱。他说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他解释说牡丹亭纯粹是亏本的买卖，还动用了很多私人的关系来支持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有商演机会，总比没有演出机会要好。

　　主持人：昆曲是不是应该走小众文化的道路，来保持其高雅的格调，这是否有悖于昆曲的普及？

　　王安葵：昆曲不是小众文化，但也不会像流行歌曲那么普及，特别是在整个社会对昆曲比较重视的情况下，喜欢看的人会越来越多。但是昆曲毕竟是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才能理解的。比如在北大和学生看牡丹亭，有一折是柳梦梅去寻找岳父，到旅店的时候身无分文，他便想用笔和书做抵押，但别人却看不上他破旧的纸笔，于是他就说“我的笔是"生花妙笔"，我的书太旧那是因为"读书破万卷"”。演到这里的时候，学生们都会心地笑了，这样的幽默是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才能明白的。

　　主持人：专业剧团近些年常常在争议声中创作新剧目，有些被人称为昆话剧，而让人记住的也不在多数。这样的创新其意义何在？

　　王安葵：从戏曲史上来看，每个朝代创作的剧目都很多，真正留下来的很少。既然古代如此，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苛求。要求每一个现代创作的戏都要获得肯定，并能流传下来。我们要在量中求质，因为不被肯定而不写，那更没有好戏可以流传了。昆曲的家底很厚，传统一定要继承，这对于昆曲保护很重要。然而当代的人，还是有必要去增加些新东西。当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写昆曲、演昆曲的。写的人要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做充分的准备。包括现代的王仁杰、郭启宏等作者，新创作的本子，还是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准。比如郭启宏所写的《南唐遗事》，虽然现在演得不多，但观众回想起来，还是津津乐道的。很多新剧没有重复演出，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并不一定是因为没有得到肯定。

　　黎安：确实如此，很多创新的剧目不能让人记住，也有体制原因。如果一个体制能激发人不断创新，但却没有提供条件，让创新出来的剧目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被打磨得更完美，那怎么可能让人记得那些新东西呢？剧团虽然是一个艺术团体，但毕竟也负担着其成员的生计，如果对已创作的剧目进行加工改进，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那完善一个新事物的动力何来呢？

　　主持人：关于昆曲继承和创新的争论，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两者之间无论在人力资源上、时间成本上，都有一定的冲突，应该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呢？

　　王安葵：总体上来讲，这不矛盾。当一个昆曲表演者有创新尝试的时候，可能对传统剧目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他原来演一些传统戏，可能就照老师教的，一板一眼往下演；但当演过新戏以后，可能会对人物、表演等有过新的理解。这点可能黎安会有切身的感受。

　　黎安：是的。剧团的现实情况就是不可能围绕某一两人转，所以我们学习和练习传统戏的时间都是有限的。那么那些空余的时间就可以利用起来，编排一些新剧目，这对演员自身艺术水平的提升也有积极作用。学习传统，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学，但在自己编排新剧目的过程中，就要把已经学到的东西用出来。这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已经学到的东西。另外，创新是每个演员自己对于昆曲的不同的理解与追求。每个时代，演员的经历不一样，理解出来的昆曲也会不一样。

　　主持人：新时期的昆曲表演，往往在舞台表演中加入了声光电的效果。虽然舞台漂亮了，但观众的焦点却从真正应该关注的演员身上移开了，怎么看这个利弊？

　　黎安：我自己的经验，声光电的运用，一般在新编戏中比较多，这是导演运用的艺术处理手段。对于演员来说，就会有更多的要求，比如一定要走到某个位置，否则脸部的灯光就不够亮。这类技术，可以适当地采用，用得好，就可以帮助演员和观众更快地进入到剧目所要表现的氛围中。但还是不应该用得太多。

　　王安葵：戏曲舞台上简单的布置，是因为它产生的时代，物质条件水平低。但在这样的条件下，戏曲发展出了自身独有的美学传统，将其劣势变成了优势，不仅突出了演员的表演，而且靠演员的表演来表现环境。所以布景的问题，一是着眼于是否对表演起了帮助作用；二是新的布景是否遵循了时空流动性原则。比如人们常常举样板戏的例子，杨子荣在前面举着马鞭跑圆场，而身后布景上的森林却是实景，一动不动，看上去就很虚假。所以，一桌三椅，演传统戏可以，但演新戏就会让人觉得太简陋、陈旧。有些变化是应该的，但这种变化应该处于一种次要和辅助的地位。

　　主持人：昆曲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年轻观众的培养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如何加强？

　　黎安：我们上昆曾经搞过一些让昆曲走向青年的活动，我们排的《伤逝》也为了吸引年轻人，让他们知道昆曲不仅代表传统，也能表现现代。对于年轻的观众，我们要一点一点把他们吸引进来，首先让他们觉得昆曲是有趣的、好玩的，而不是陈旧的。当然同时也告诉观众昆曲是高雅的，但绝不是一开始就让人看冗长而严肃的，摆出一副“高雅的东西就这样，你要么接受，不接受就拉倒”的架势。

　　王安葵：另外我觉得，培养年轻观众，只能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上。过去的学生们迷恋戏曲，并不一定出于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而是把戏曲当成娱乐手段，如同今天的学生喜欢周星驰、张国荣等明星。然而今天我们在青年观众当中培养爱好者，却仅仅出于“关注、热爱民族文化”的目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寓"文"于乐”，把戏曲的文化价值用娱乐手段体现出来。

小猫

对于这些年的昆曲改革，我一直持不支持态度。昆曲的落寞是因为它的曲高和寡，而它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如果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改革昆曲，就象一个迟暮的美人，为了把自己嫁出去，不得不放低身段一样。然而，昆曲不是美人，而是纯酿，非但不会因为岁月的蹉跎而变得苍白，反而借着时光的洗涤，留下精华。

所谓现代版昆曲，在我看来是对昆曲本身的羞辱。每每看到，总会想起言情小说里常用的一句台词："如果我刻意迎奉，我便不再是我了。到那时，你的目光是否还会为我停留？"

[ 本帖最后由 小猫 于 2008-5-29 16:14 编辑 ]

小猫

不好意思，发重了，请删除次贴。

[ 本帖最后由 小猫 于 2008-5-29 16:1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