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晨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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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以下文章来源于《统计与信息论坛》2025年第6期

【人大财税之声】· 本文作者：

白   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陈竹萌，北京工商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讲师

顾彤彤，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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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沿线各国已然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主要目标区域。国际资本的流入不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进一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民生效应。因此，基于“C-D”模型推导FDI对东道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制，运用2006—2020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U”型非线性关系，由“技术租借效应”和“工资竞争效应”共同作用；劳资议价能力对二者关系呈现出调节作用；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禀赋不同的国家呈现出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分组回归体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基于不同国家投资环境进行国家治理水平、贸易环境、城镇化环境的门槛回归，三种投资环境在跨越门槛之后都呈现出对此负向作用的减弱现象，表明投资环境更均衡发展的国家更容易在“一带一路”与跨国资本融合方面受益。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应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采取措施缓解FDI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影响。其次，政府应制定长期且均衡的FDI吸引策略，注重技术引进与本土研发的平衡。最后，政府应努力营造有利于外资流入和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确保劳动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特别地，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时，应充分尊重共建国家的现实基础，推动共建国家市场的成熟与规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一、引言

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宏伟倡议的提出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各方携手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推进发展，成为全球开放包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与多边合作平台，取得一系列瞩目成绩：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快速提升，“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一大批互利共赢项目成功落地；经贸投资合作日益加深，共建国家、地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改善，共建国家、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更加密切，共建国家经济增长持续受益。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与共建国家的经济合作，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制造业、金融服务等诸多领域为共建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国际资本的流入不仅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更进一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民生效应。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2012-2021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占全球份额提高3.6个百分点，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每年将为全球产生1.6万亿美元收益，占全球GDP的1.3%，2015-2030年760万人将因此摆脱绝对贫困，3200万人将摆脱中度贫困。王羲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改善沿线城市的营商环境与绿色金融发展，对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有积极作用。

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民生效益集中表现在资本流入对共建国家劳动收入的影响，不仅直接反映在工资水平上，更深刻反映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劳动力效率以及劳动者整体福利等诸多方面。其中，劳动收入份额反映了一国生产要素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分配的均衡程度，是衡量一国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社会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邓观鹏等人研究表明，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色。同时，资本有序化深层次体现在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有序。首先，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结构的重要参数，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当劳动收入份额较高时，劳动者能够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成果，有助于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进而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反之则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其次，相较于工资水平或收入，劳动收入份额更能全面地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可能会通过技术溢出、产业关联等渠道影响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从而改变劳动收入份额。此外，劳动收入份额与工资水平或收入相比，更具有政策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还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否能够公平地分配给各个社会阶层。因此，通过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政府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综上所述，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针对资本流入与劳动力收入关系的讨论仍然莫衷一是，一部分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通常会刺激经济增长，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而推动劳动收入的增长。但也有研究显示，资本流入也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特别是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削弱和劳动收入的下降。赵东等人的研究证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效应有助于降低一国微观个体经营风险，改善投资效率，但有关资本流入与劳动力收入关系的考察尚未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情景下展开分析。对此，本文将就资本流入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效果及其国别异质性问题展开实证分析，以揭示资本流入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理解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各国劳动市场的演变提供独特的视角，这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促进共建国家民生高质量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实证支撑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综述

既有研究对FDI与东道国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学界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存在“积极说”，并多将其原因归结于技术外溢。Blomström等将此定义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国内王雄元等人运用中国数据验证了在外资份额较高的行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工资增长率也较高。陈凌等人实证研究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侧面利于劳动力市场发展。同时，任韬等人进一步证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可以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学界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存在“消极说”。国外Tytell等学者从技术进步角度对抑制论进行解释，认为FDI导致的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工资粘性机制共同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国内邵敏等人采用中国工业行业数据证明，外资进入会降低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份额，且主要来源于其负向的“工资溢出”效应。白重恩等人利用中国面板数据证明，外商投资经济比重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低。罗长远等人分别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也验证了FDI并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的结论。李平通过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证明，FDI通过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鲜雨石等人运用跨国面板数据证明，一国金融开放程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通过改善资本生产率这一渠道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且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间呈现显著异质性。

最后，学者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存在“非线性关系说”。郭玉清等人通过中国数据证明，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二者的关系并非单纯的线性促进或抑制，而是不同阶段下“工资竞争效应”与“技术租借效应”综合影响的结果；Decreuse等学者运用OECD国家数据也证明了此趋势。徐圣通过构建新兴经济体特征的理论模型，也发现FDI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呈“U”型关系，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上述文献对资本流入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从研究视角上，已有文献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发达国家或中国等大型经济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借鉴意义有限；其次，从研究方法上，已有文献使用较为单一的理论推导或实证分析，缺乏建立统一模型解释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再次，已有文献多检验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但对研究对象内部结构性差异讨论较为有限，尚未解释清楚异质性的内在逻辑；最后，从研究数据上，已有文献往往利用本土数据或企业微观数据进行探究，研究结论适用范围有限，缺乏大规模宏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二）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理分析

本文参考Liu的研究构建理论模型。假设一国市场中存在无穷多个企业，且具有规模效用不变的特性。就工资水平而言，企业对劳动力支付一般性工资W，并雇佣劳动力数量L；就产出形式而言，考虑一个典型的C-D模型：



通过模型改写和推导得出（具体过程与参数含义略），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是线性单调的：从时间上看，劳动收入份额会先随着FDI的增加而下降，并在雇佣关系发生改变后受多种效应的共同作用，最终FDI对东道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表现为促进或抑制，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a：FDI会对一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非线性影响受技术租借效应与工资竞争效应的共同作用。

此外，唐东波等人认为，劳资议价能力会对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并且就FDI存量会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赵伟使用中国数据证明，在FDI数量较为稀缺的情况下，一地资本要素构成会受到影响，进一步诱发不同地区之间吸引FDI的竞争策略。这种竞争策略进一步具象化为地区会减少劳动力相对价值以求吸引FDI流入，进而导致该地区劳动力相对地位下降，劳动者议价能力也会随之减弱，劳动收入份额随之下降。沈桂龙等人证明，在FDI相对充裕的情况下，投资母国的企业相对于东道国企业会支付更高的薪资，劳资议价能力通过“工资外溢”效应提高东道国劳动收入份额。据此，提出假设：

H1b：FDI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受到劳资议价能力的影响。

（三）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异质性探析

已有研究证明，FDI的流入会加剧全球化过程中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具体体现在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万广华等运用夏普里值分解法衡量了全球化和其他变量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贸易和FDI流入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贡献显著为正，并且随着时间而加强，这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紧密相关。戴枫等人研究证明，各地的人力资本要素禀赋差异对地区差距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贾彧等人也证明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吸引FDI。因此，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等禀赋条件会引致FDI流入后的异质性影响，如熊林波等人研究证明，在人力资本高、环境规制强、市场化程度深、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的地区，FDI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显著。

同时，潘镇研究发现经济等多元差异是影响东道国吸引FDI的关键条件。在经济实践中，FDI的作用会受到当地治理水平的影响。Candau在研究经济自由化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时发现，政府干预程度会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在自由化初期，可能会导致劳动力和资本外流，但当达到某个临界点后，劳动力和资本可能会回流。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国际分工和资源配置，改变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从而影响FDI的溢出效应；同时也会对要素供给造成冲击，影响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进一步影响FDI对当地经济增长效率的贡献。也有学者证明，FDI的作用会受到东道国贸易开放度的影响，鲁晓东的研究表明，贸易和外资开放与地区和行业收入差距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贸易和外资的进入，提高了各地区和行业的平均收入，但由于影响强度的差异，地区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孙楚仁等使用1994—2003年间中国28个省份的数据，证实了外资开放度是导致不同地区间工资差异的因素之一。随着地区外资水平的提升，外资对地区工资差距的影响力会不断增强。

本文研究对象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经济、社会等结构性差异，会导致其在吸引和利用FDI方面具有异质性，进而影响本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介绍

本文数据来源IMF数据库，该数据从2003年开始稳定更新，最新更新数据到2023年。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近年来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因此本文选取到2020年为后一时间节点。同时，考虑到该政策施行的时间为2013年，为保持FDI影响的稳定性，本文前溯时间选取为以2013年为对称的2006年，因此本文数据时间跨度为2006—2020年。研究样本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64个，本文选取了其中6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且采用插值法处理个别缺失数据（去掉了2个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国家）。

（二）模型设定

面板数据的OLS估计方法，通常会面临扰动项自相关问题以及某些回归变量并非严格外生而是先决变量等问题的困扰。此外，工资的经济惯性会制约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因此本文将劳动收入份额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纳入计量模型。同时，劳资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份额和FDI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劳资议价能力的次项及与的交互项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模型参数具体含义略。

（三）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为劳动收入份额（LS）：劳动收入份额是指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本文采取佩恩表（PWT10.0）中调整后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表示该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解释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FDI）：是指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总额，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吸引外资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一国GDP的比例来衡量。

调节变量为劳资议价能力（BP）：是指劳动者和雇主之间在工资和劳动条件等方面进行谈判和协商的能力，反映了劳动者组织和雇主之间的相对实力和影响力。经济开放或全球化使劳动者在垄断租金上的议价能力减弱，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本文采用《世界经济报告》中有关一国劳动力市场管制的子指标“集中劳资谈判”来衡量。

控制变量包括：

①人力资本（HP）：是指个体或集体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增加其在劳动市场上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本文使用Psacharopoulos基于明瑟尔方程估算的全球教育回报率指标和Barro等计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计算一国的人力资本。

②经济发展水平（lnPGDP）：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李稻葵等阐释了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U型假说，故本文采用人均GDP的对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③政府支出份额（SGE）：是指政府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衡量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政府支出可以通过福利政策等方式对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现象进行规制。

④产业结构（IS）：是指一个经济体内各个产业部门的组成和相互关系，描述了不同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相互依赖程度以及各自的发展状况。李嘉图认为，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要素分配份额各不相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经济结构逐渐从农业为主转向工业为主，再转向服务业为主。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产业结构紧密相连，因此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以及经济发展阶段，都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本文采用一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衡量此变量。

此外，鉴于“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该倡议的引入可能会对前后变量之间的互动效果产生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取值为0表示2013年之前，取值为1表示2013年以后。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影响情况需要通过回归分析进行考察。在数据模型中，解释变量含有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从而与扰动项相关。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使得一般的最小二乘法容易带来“动态面板估计偏误”的不良结果。因此，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上述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表2最后几行列出了主要的模型设定检验结果：AR（2）统计量均不显著，说明这些模型没有发现水平方程误差项存在序列相关问题，Sargan检验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整体上是有效的。

表2  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注：（1）***、**、*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系数估计值的z统计量。AR（1）和AR（2）检验的原假设H0为“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系统GMM估计的一致性要求差分方程不存在二阶或者更高阶的自相关，但允许存在一阶自相关；Sargan检验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若原假设被接受，则表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从表2报告的各列回归结果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第一，在所有各栏的回归估计结果中，作为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L.LS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面影响，这一结果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的确存在“经济惯性”特征。第二，FDI一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向，二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向，FDI对一国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形的非线性影响，即在FDI进入伊始“技术租借效应”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随后产生的“工资竞争效应”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由此验证了本文第一个假设：FDI会对一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非线性影响，受“技术租借效应”与“工资竞争效应”的共同作用。第三，劳资议价能力一次项与FDI的交互项系数为负值（-1.223），且显著性水平较高，在较低的劳资议价能力水平下，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会被放大。当劳资议价能力较弱时，FDI的流入更可能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同时，劳资议价能力二次项与FDI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值（0.096），且同样具有高度的显著性，表明随着劳资议价能力的增强，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会逐渐由负转正，呈现出一种“U”形关系。具体来说，当劳资议价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后，FDI的流入将开始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因此，在探讨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时，不能忽视劳资议价能力这一重要因素。通过提高劳资议价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甚至实现其正面效应。

（二）异质性规律探寻

1. 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马太效应”探析

根据现有的研究资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状况都会对外资的吸引和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基准回归模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回归系数均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本文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分为高和低两组，并以此为基础将62个国家分为四类。随后，我们对原始回归模型进行了分组回归分析，以比较不同国家组的差异。回归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高于平均水平）的国家中，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中，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FDI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同，具体体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维度上的“马太效应”，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的反哺效果可能会进一步拉开国别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进而不利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健康发展平等环境。此外，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高于平均水平）的国家中，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中，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本禀赋是导致劳动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

2. 基于门槛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投资环境作为吸引FDI的重要因素，对于一个国家引入FDI的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加强稳定的治理水平、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从而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的质量、国家治理水平和制度成熟度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对外资企业的海外运营风险具有直接影响，因此本文将国家治理水平纳入分析指标；根据赫俄贸易理论，对外贸易会导致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上涨，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因此本文将对外贸易环境考虑在一国投资环境当中；城市化水平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构，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本研究将城镇化环境也纳入考量。

为进一步探究上述“马太效应”在各国别之间微观的结构性因素，本文将一国的投资环境拆分为国家治理水平、贸易环境和城镇化环境三个维度。由于各项子指标取值区间均为[0,100]，指标之间相关度较高，本文采用其平均值作为衡量投资环境质量的综合指标。

为了探究不同国家投资环境下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将国家治理水平（FDM）、贸易环境（Open）、城镇化环境（Urban）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分析，模型构建如下：



为考察构建的门槛模型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多个门槛值，本文对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城镇化环境存在双门槛效应，国家治理水平和贸易环境存在单门槛效应，因此本文选取单门槛模型和双门槛模型进行估计。

本文在分别确立门槛效应存在、门槛数和相应的门槛值后，进行门槛回归，回归结果显示：

首先，当以国家治理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出单门槛的U型影响。当国家治理水平低于门槛值（26.73）时，各国的劳动市场方面的监管质量尚未完善，政府效能未充分发挥，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公平性，表现为该国在面对FDI进入后劳动收入份额减少（-2.205）；当国家治理水平高于门槛值（26.73）时，劳动市场监管部门充分发挥协调劳资方面公平性问题，促进FDI更好地与本国劳动市场发展情况相结合，表现为该国在面对FDI进入之后劳动收入份额的增加。因此，在不同国家治理水平的东道国中，FDI流入对本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其次，当以贸易环境作为门槛变量时，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出单门槛效应且系数始终为负。当贸易环境低于门槛值（57.58）时，各国进出口规模较小，对外资流入管理流程尚未成熟，对本国劳动者保护程度较小，表现为该国在面对FDI进入后劳动收入份额减少（-0.099）；当贸易环境高于门槛值（57.58）时，各国出口规模逐渐扩大，对外资流入管理流程逐渐成熟，对外经济交流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加，本国劳动力谈判能力逐渐提升，表现为该国在面对FDI进入之后劳动收入份额减少，系数变为-0.051。

最后，当以城镇化环境作为门槛变量时，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出双门槛效应且系数始终为负的“S”型关系。当城镇化环境低于门槛值（29.25）时，各国城镇化水平较低，劳动者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较低，且工业化水平不高，表现为该国在面对FDI进入后劳动收入份额减少（-1.308）；当城镇化环境高于门槛值（29.25）时，各国城镇化水平有所上升，劳动者工资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升高，且工业化水平上升，表现为该国在面对FDI进入之后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得较少（-0.008）；当城镇化环境高于第二个门槛值（35.29）时，各国城镇化水平较高，城市劳动力供给增加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竞争，降低城市工资水平，表现为FDI流入后本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程度增加（-0.367）。

（三）稳健性检验

尽管上文将全球化发展与制度类型等纳入控制变量考量，但实际运行中仍可能存在一些与FDI和劳动收入份额相关的变量，造成遗漏变量的问题；此外，劳动收入份额是联立方程模型中的一部分，与外资流入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了控制同时性偏误和遗漏变量的偏差，本文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取影响FDI且不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外生变量。根据外国投资者可能选择投资东道国的原因，选择非农业经济资源非集中化指数（DNAR）作为工具变量。这一综合指数衡量经济体在多大程度上是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私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市场经济体制、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国际投资者更偏好在有竞争力的市场准入和高效的异地官僚机构的国家生产，因此非农经济资源非集中化指数与FDI有相关关系，但是与劳动收入份额不直接相关。

为了给予FDI²工具变量的衡量，引入此工具变量的平方项，平方项的估计结果没有一次项显著。工具变量为DNAR、DNAR²，控制变量为BP、BP²、HP、lnPGDP、SGE、IS、Y2013，根据运行情况酌情加入BP×FDI。结果显示：

第一阶段回归表明工具变量显著地与FDI相关，在数据上表现为各种参数的符号在经济意义上是相关的，且系数显著。相反，工具变量并没有很好地解释FDI²。因此在部分回归中省略FDI²，仅用工具变量单独拟合FDI。

第二阶段回归表明，IV方法显著地加强了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其回归系数大致为OLS回归系数的两倍；另一方面，当我们用IV进行回归时，FDI²没有达到预期般显著，这个结果不是由于样本改变造成的。用OLS估计的结果与前文的基准回归基本无异。

在第一阶段回归的检验中，Cragg-Donald（弱变量）的识别不足检验的稳健性版本展现了工具变量与FDI有着良好的相关性，因此可以较为准确地确定模型；相反，工具变量与FDI²的关联性较低，当模型仅仅包括一个变量时，模型是无法确定的。FDI²第一阶段估计的F统计量低于Staiger等建议10，模型可能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在第二阶段回归的检验中，Stock等的方法表明，相对于OLS估计，IV估计的偏差非常小。在此处，涉及FDI²的回归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所有情况下，Hansen检验都不能拒绝工具变量外生性的无效假设。

选用工具变量及其平方项作为FDI与FDI²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FDI的回归结果是高度显著的，FDI²的结果未达到预期显著水平。删除了FDI²，同样地，我们也在第一阶段内删除了平方项，结果保持较高的显著性。不同回归之间系数未存在较大差异，表明工具变量的设定是有效的。

将BP×FDI纳入回归中会导致F统计量的大幅下降，但是工具变量仍然可以被认为是有效的，因为F统计量的下降可能是由BP×FDI本身造成的，或者是由纳入BP×FDI造成的样本改变造成的。

因此，IV估计证实了FDI对劳动收入份额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另外，工具变量没有识别到关系中增加的一部分，即与FDI²相关的参数缺乏显著性。本文对此问题的解释如下：首先，对于FDI²工具变量识别欠缺精准性，本文尝试使用工具变量的平方项作为FDI²的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回归并不如预期显著，实证结果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第二，OLS估计显示，大多数观察值位于回归关系的递减部分。因此，对增加部分的识别取决于少数国家的少数观察，本文的结果对这些特定观测值受IV程序影响的方式非常敏感。最后，本文构建的模型预测了一种非线性和非单调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一定是二次性的。

五、结论与建议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望。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国际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给共建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仅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更有着广泛的国际民生效益。本文基于2006-2020年6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跨国面板数据，探究FDI对东道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分组回归与门槛模型验证此作用的异质性特征，并利用工具变量的方法克服回归中双向因果与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给共建国家带来的民生效益。

本文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

（一）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非线性影响与机制揭示

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非线性影响：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U”形，即随着FDI的增加，劳动收入份额先下降后上升。这验证了“技术租借效应”和“工资竞争效应”的存在。在引入FDI时，应考虑如何平衡这两种效应，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应更加注重保护本国劳动者的权益。

（二）内外因素交织下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格局

同时，劳动收入份额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就外部投资环境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予一国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的外部环境动力；就内部发展情况而言，人力资本和政府支出均有利于提高该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而经济发展水平则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就影响机制来看，劳资议价能力对FDI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具有“U”形调节效应，即FDI通过作用于共建国家的劳资议价能力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三）经济水平与人力资本对FDI效应的差异化调节

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影响FDI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FDI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正向影响；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国家，FDI对劳动收入份额有负向影响。这表明，在制定FDI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状况，以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政策。

（四）环境变量对FDI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多维度影响

国家治理水平、贸易环境和城镇化环境对FDI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影响：国家治理水平较好的国家，FDI流入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国家治理水平较差的国家，FDI流入后劳动收入份额减少。这表明治理水平稳定性对吸引外资和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性。随着贸易环境的改善，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这意味着对外经济交流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提升本国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和保护其权益。此外，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国家，FDI流入减少劳动收入份额；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这种减少效应更加明显。政策制定者应关注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并采取措施防止FDI过度集中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扭曲。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一）强化国际合作，共筑全球劳动市场公平新秩序

应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探讨缓解FDI流入对各国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影响的缓解情况，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平衡外资引入与本土发展，促进技术自主与创新

政府在吸引FDI时应有长期规划，充分考虑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潜在影响，平衡技术引进和本土发展，不应过度依赖外资的技术输入，而应注重本土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力资本不足的国家，应更加注重改善这些薄弱环节，以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优化投资环境，保障劳动者权益与外资共赢

无论是在治理水平、贸易还是城镇化方面，都要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外资流入、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确保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防止出现剥削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

（四）践行多边主义，共绘“一带一路”繁荣绿色新篇章

中国应充分尊重“一带一路”共建各国的现实基础，根据投资动机、投资区位实施差异化投资管控机制，以科学化投资策略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发展成熟度与规范度，确保对外投资能实现互利共赢，为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的“一带一路”建设贡献中国力量，坚持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为推动世界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本文为原文节选，点击“阅读原文”获取全文链接。

文案编辑：杨   敏

责任编辑：马凯莉

值班编辑：夏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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