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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1949年北京城所有妓院一夜间被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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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1 03: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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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消灭娼妓,封闭妓院。偌大一个北京城,要在一夜之间消灭延续了千百年的娼妓,封闭所有妓院,人们也许会认为是天方夜谭。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1949年北京城所有妓院一夜间被封闭(视频)



1949年,北平(后改为北京)和平解放后不久,毛泽东同志率领党中央从西柏坡来到了北平。毛主席在香山别墅。当时,北平的社会情况极其复杂,国民党不仅留下了大批残碴余孽,而且安插了不少潜伏特务,他们四处造谣惑众,暗地里进行反革命活动;各种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土匪帮会组织,也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一贯重视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同志,经常在晚上,带上三两个身边工作人员,乘一辆美式吉普车,进城观察,了解北京的社会情况。有一天晚上,他乘坐的吉普车刚拐入一个胡同口,便被吵吵嚷嚷的人群堵住了。原来是一个妓院老板正在毒打一名小妓女。小妓女十五、六岁年纪,脸色苍白,弱不禁风。但老板却不顾她体弱有病逼迫她接客,她经受不了蹂躏便逃出来。刚逃到胡同口,四肢无力,便跌到在地。就在这时,老板带着一帮打手正好赶到。他们一拥而上,对小妓女一顿拳打脚踢,打得她哇哇直叫,满地打滚。面对这残酷的一幕,毛主席愤怒之至,紧握的拳头狠狠地砸在吉普车的靠背上,马上叫卫士去制止老板和打手的恶行。

回到双清别墅,毛主席的心情久久难心平静,在窗前不住徘徊,一支接一支抽烟。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也经历了令人辛酸的一幕。那天晚上,彭真和市委有关人员来到前门外“八大胡同”一带考察时,有意去了解一家妓院的情况。当彭真问到一位年仅15岁的小妓女的情况时,小妓女伤心极了,失声痛苦,含泪讲起她被人贩子拐卖到妓院的伤心经历,讲起在妓院饱受摧残苦不堪言的生活,老板规定她每天要接10多名客人,而她一天所得仅仅是四个窝窝头。稍有不众,非打即骂。彭真听后,激愤异常地对同去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如此摧残妇女,把妇女不当人,实在太叫人愤怒了,我们共产党能坐视不管吗?

彭真很快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本来对事已非常气愤,听了彭真的汇报,更加忍无可忍,当即召来新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严肃地指出:我们共产党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一定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罗瑞卿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嫖娼,历来深恶痛绝。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更加深感责任重大,当即回答:“主席,我马上部署,一定要把北京妓院通通关闭。”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切实加强领导,尽快消除北京的娼妓,公安部迅速成立了党委,罗瑞卿任书记,杨奇清任副书记。

1949年11月12日,身为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罗瑞卿,在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紧急集体办公会议。罗瑞卿在会上强调指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绝不能再允许卖淫嫖娼这种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存在,必须迅速封闭全市所有妓院,依法惩处那些罪大恶极和血债累累的妓院老板。他同时指出,封闭妓院一定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听取人民代表的意见,并作出决议,我们再具体行动。会上按照罗瑞卿的指示,起草了一个在北京市立即封闭妓院的提案,报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后,立即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

11月15日,北京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由公安局、民政局、妇联三家联合组成“取缔妓院指挥部”,罗瑞卿任总指挥,市民政局局长董汝勤、市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和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武创辰任副指挥长。

11月16日,总指挥部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处理老板、领班和收容、处理妓女的方案。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还成立了由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人民法院、企业局等有关单位组成的“妓女处理委员会”,分工负责在妓院封闭后,对妓女的教育改造安置和对妓院老板、领班的惩处。

11月21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

北京市委书记、市长聂荣臻立即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了报告后,高兴地说:“这个决议很好!”

当天下午5点,聂荣臻市长向罗瑞卿发出了封闭妓院的命令。

晚上8点,在罗瑞卿的统一指挥下,由全市各单位抽调来的2400多名干部、民警和公安总队战士组成的行动队,分为27个行动小组,出动37辆汽车,扑向有妓院分布的5个城区和东郊、西郊的224家妓院。由卫生部组建的一个带着消毒药水和有关药品的消毒组,也随行动队一起进发。

身经百战的罗瑞卿,深深懂得:擒贼先擒王。当天下午5点,当他接到聂荣臻的命令后,立即向全市各区公安分区发出了必须晚上8点以前,以开会学习的名义,将全市所有妓院的老板、领板一个不剩“请入”各区公安分局,向他们宣布封闭全市妓院的决定。同时,严肃地指出他们的罪行,他们必须老老实实向人民政府交代自已的问题。由于事前侦察工作作得周密细致,全市224家妓院的442名老板、领班、无一漏网。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当场宣布立即逮捕,押送北京市公安局警法科看守起来。这一举措,对其他人震慑很大。

按照罗瑞卿的部署,行动队采用了“围而攻之”的战术。各行动小组首先在妓院附近和胡同口布置内外双层包围,由化妆的便衣和武装民警进行戒严,各妓院门口则由武装民警把守,妓院所在胡同有民警巡逻,严禁其他出入,以防坏人捣乱和破坏。随后,行动队员按事先分工进入妓院 ,将所有妓女和嫖客集中到一个大房间里,向他们宣布市政府封闭妓院的命令,他们必须服从总指挥部的安排,不得违抗。同时向妓女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向她们说明其所以封闭妓院是为了把备受摧残的妓女救出火坑,解放妇女;并向她们承诺,人民政府将为妓女提供生活出路,妥善安置,尽量解除她们的心理压力和各种顾虑。对抓获的嫖客,在查清身份,一一登记之后,经过批评教育予以释放。妓院的女佣、茶房等人则遣散回家。

经过4个多小时紧张战斗,各行动小组按计划将全市224个妓院,1288名妓女,经过消毒后,集中到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妓女送走后,行动队的工作人员立即对妓院财产进行清点登记造册。凡属老板、领班的财产,一律予以没收。妓女的所有私有财物,原地封存不动。所有事宜处理停当后,在各妓院大门上贴上北京人民政府的封条。

11月22日凌晨5点,北京市所有妓院全部封闭。在古城北京延续了千百年的娼妓,一个晚上就被共产党人一扫而光。

当天上午,罗瑞卿将封闭妓院的情况,向周总理作出汇报。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称赞罗瑞卿干得好。接着,周总理立即向一直关心此事的毛主席进行了报告。

二、 获得新生后,成了国家的新主人

妓院封闭后,在北京城引起了巨大震动。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特别是广大女工反响强烈。她们说:“人民政府一举消灭这种罪恶制度,使受苦受难的姐妹跳出了火坑见了青天,这可是盘古开天第一回。”不少老人更是深有感叹地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千百年来无法办到的事情,共产党一来就办好了,真是伟大啊!”

但是,封闭妓院,把妓女集中起来,还只是工作的第一步。而要通过教育改造,使她们脱胎换骨,真正成为新人,则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由于她们都在妓院这个五毒俱全的黑色染缸里经过长期浸泡,不断遭受蹂躏欺凌,加上文化都很低,极容易上当受骗。当时,妓院老板、领班等人,为了继续控制妓女,散步了很多谣言,说什么“所有妓女都要送到煤矿去和煤黑子配对”,“一个妓女要伺侯十个伤兵”。“妓女财产都要没收”等等,使她们忧虑重重,特别是大量中下档妇女,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钱财,听说都要没收,更是忧心如焚。有的人又哭又叫,甚至有人偷偷在墙上打洞,伺机逃跑。

为了稳定她们的情绪,妇女生产教养院的80多名工作人员全都把她们当成姐妹看待,在称呼上也一律以“学员”相称,始终坚持耐心教育,热情感化,反复向她们宣传、解释、党和政府对待她们和对待妓院老板、领班截然不同的政策。同时,及时组织她们回到已经封闭的妓院去取回各自的财物。当她们看到自已的所有财物、衣物、手表、金银玉器,都原封不动摆在原处,个个笑逐颜开,她们激动地说:“共产党真是讲信任,说到做到。要是国民党的兵进了妓院,不抢光拽光才怪呢!现在我们放心了。”

妓女集中后,北京市政府立即责成市卫生局,从全市各大医院抽调了60多名医术精、思想好的医务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对所有妓女进行一次认真普查。结果发现,95%以上的人都患有性病,有的人还患有梅毒、淋病等多种性病。这些见不得人的疾病,长期折磨、摧残着她们的心身健康,备受社会岐视。为了尽快治好她们的病,医疗队经过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最后决定由北京医学院胡传揆教授和北京市性病研究所所长林子扬大夫等著名医生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制订出治疗方案。参加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怀着对她们的深切同情,满腔热情为她们检查和治疗,付出了辛勤劳动和大量心血。仅仅在短短的突击治疗期间,就为她们注射了13000多针,平均每人超过10针,有的护士因为加班加点注射,手上都磨出了血泡。当时,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国家百端待举,百废待兴,财政非常困难。为了迅速医治她们的疾病,北京市政府拨出一个多亿人民币(旧币,折合小米约12万斤),用于她们治疗。经过医务人员的辛勤劳动和精心治疗,很好治好了她们身上的疾病,身体好了精神面貌也变了。使她们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她们的关心、受护,不少人激动地说:“要不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谁会拿这么多钱为我们治病!在旧社会多少姐妹病死、烂死也没有人管,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旧社会的妓女,大多数出身贫苦。她们或因家庭所迫被卖到妓院,或被人贩子拐卖进妓院。她们接触的是旧社会最丑恶最龌龊的生活,她们是被欺凌被侮辱被压迫的群体,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下贱者”。因此,她们的思想被腐蚀灵魂被扭曲。要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矫正她们的人生坐标,使她们首先在思想上站起来,不仅要对她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还要使她们懂得受苦受难的根源,看清老板、领班恣意蹂躏、摧残她们,榨取她们血脂血膏的丑恶嘴脸和残酷手段。为此,妇女生产教养院层层召开控诉会,让受害最深的“学员”对老板进行面对面控诉。这种控诉会开了很多,效果很好。其中影响最大的最大的是斗争妓院老板黄树清和他的姘妇、妓院领班黄宛氏的控诉会。黄树清外号“活阎王”,黄宛氏外号“母老虎”。他们开设的妓院里有30多个姐妹,其中受害最深、摧残最烈的是吴新生和杨爱华。经过启发动员,她们二人毅然上台揭露和控诉了30多位姐妹被他们折磨、欺凌、摧残的斑斑血泪。他们手下的30多个姐妹,无一例外都是先被黄树清强奸,再被迫去接客。稍有不从,便惨无人道地用烧红的火筷子、火钳、火钩子在身上熨,用粗杂木棍、铁丝绳子毒打,姐妹们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仍不住手。有一小翠姑娘,被“母老虎”摧残得快要死了,他们便用破毛巾堵住嘴巴,再把她装进麻袋里,拖出去活埋。当时,小翠还在麻袋里挣扎叫唤:“我还没死啊!”可谁也不听。还有4个姐妹,因患了严重的性病,已不能接客,“活阎王”和“母老虎”竟无人道地把她们活活弄死······

两位学员的血泪控诉,使所有学员群情激愤,愤怒的口号声和凄惨的哭嚎声充斥了整个会场。

这次控诉会使学员们受到了深刻教育,思想上震动很大。后来,黄树清和黄宛氏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学员们都感到出了一口恶气!为了满足她们的要求,教养院特意选派了50多名学员随囚车去刑场,亲眼看到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魔鬼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的可耻下场。她们说:“共产党人民政府为我们报了仇,雪了恨,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旧思想,努力做一名新中国的新主人。”

为使学员们更好地与社会沟通,从而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和重新做人的信心,妇女生产教养院还请来了田汉、赵树理、马少波、洪琛、辛大明等著名作家、戏剧家、演员、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来看望、慰问她们,和她们交谈,一起参加控诉会,倾听她们的心声,送给她们进步图书、文化和生活用品;全国妇联和北京市妇联的领导同志,也来妇女生产教养院看望她们,了解她们思想,使她们深深感受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她们这些在旧社会最被人瞧不起的“下贱人”,今天都受到了社会的尊重,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真情。

文艺家们听了她们的血泪控诉后,心情都难以平静,他们商议编一个大戏,真实地反映学员们在旧社会经历的苦难和在新社会感受的巨大变化,用她们亲身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她们,使她们认识到新旧社会的本质不同,并以此引起社会对她们的的关心爱护。学员们知道后,一致赞成。于是,大家推举著名戏剧家马少波执笔,很快就创作出大型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由学员们自已演出,演出她们熟悉的事,爱憎分明,演得十分认真,加上著名戏剧家洪琛的精心导演,很快在社会上公演,且一炮打响,反响非常强烈,以致引起了社会各界和高层领导的关注。让学员们最难忘的是,有一天晚上在北京市委礼堂演出,朱德总司令在彭真、刘仁等北京市委主要领导的陪同下,亲自来观看演出。朱总司令和学员们坐在一起,这使她们感受到只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自已才有了人人格和尊严,个个感到激动、自豪和幸福。在演出快要结束时,学员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她们放开喉咙和台上演员同声高唱:“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姐妹们今天要站起来,挺起胸膛做主人”。全场观众以热烈的掌声,祝福她们获得新生。

转眼到了1950年春天,学员们在妇女生产教养院的学习即将结束。

为了使她们更好地走上人生的新起点,妇女生产教养院制订了一系列对学员负责到底的规定。如,凡是回家的学员,必须由家人拿着当地政府的书面证明亲自来接,以使她们安全回到亲人身边;凡是要求结婚的,所找的对象,先由妇女生产教养院帮助了解,一是必须有正当的职业,以保证婚后生活有来源;二是家中不能有妻子,以保证一夫一妻;如果是丈夫来领的,必须经卫生部门检查没有性病,否则必须治好再来接人等。离院前,为她们举行欢送会,赠送一些小礼品。这些规定和妇女生产教养院所做的大量体贴入微的工作,使学员们深深感到,人民政府确实是真心实意关心她们,处处为她们着想,她们从心底里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截止1950年7月底,所有在妇女生产教养院的1316名学员(统一行动后又收容了28名妓女)中,有596人和工人、农民以及个体摊贩等自由结了婚,组建了新的家庭;有379名由父母、兄弟或丈夫接回家团圆。有62人由市内剧团或医疗部门等企事业单位招去参加了工作;另有62人由因查出是妓女兼领班,另外处理;其余217名无处可去的学员,由政府购置机器,开办一家新生织布厂,都成了纺织女工。不久,新生织布厂并入三家国营大厂,她们便成了国营企业的工人。这些获得新生的学员纷纷表示:共产党员把我们从火坑里救出来,成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一定要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同时,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有的学员立即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成了中国人志愿军战士;留在新生纺织厂的学员,有的入了团,有的入了党,有被评为市里、区里的劳动模范,还有的当上了人民代表,不少人成了生产骨干,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着新生的青春,真正成新中国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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