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支持薄熙来

nrw2013

作者：吴焱金
2011-12-11

摘要: 独树一帜的薄熙来其从政以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现在这个争议是越来越烈了。其实争论的结论很简单，你支持共产党你就应该支持薄熙来，你反对共产党你也应该支持薄熙来。

如果你崇尚民主法治你就更加应该支持薄熙来，他是共产党的另类，在中国政界能出现薄熙来式的人物本身就反映出中国社会的进步，反映共产党内的民主制度在发展。过去，共产党在用无情的暴力消灭自己外部阶级敌人的同时，又在毫不留情地用残酷斗争的手段清除了自己内部的不同政见者，今天它还能做到吗？党内的民主化趋势正逐步向我们走来，也许由于薄的特殊的政治背影，使薄式人物的出现比我们预期的要早，这类人物不仅出现了，生存下来，还能展现其独特的从政风格。这种独特性是对共产党大一统集权执政惯例的背叛，仅从这一点讲，自由民主派就不应该对薄说三道四。

同时薄创立的重庆模式带来了共产党复兴，维护共产党的荣誉，发扬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得到人民的认同，得到了左派的支持也是必然的。

如果支持和反对共产党的人都是一个愿望，希望中国繁荣昌盛，你就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已经是一个九十高寿的老人，行将就木，搞专制手段力不从心，通过良性运作维护统治，带来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用最大的限度榨取旧体制中的积极因素为将来民主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有什么不好。我们没有理由打倒它。我们与其打倒它，还不如利用它实现社会的和平转型。

要让社会的变革少流血，这是人民都已懂得的道理。人民再也不想做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可是自由民主派中的少数政客为了个人的政治理想和利益总是以人民的利益作借口，想乱而取之，是共产党的腐败帮了他们的忙，而薄熙来的强人治政暂时制止了共产党的颓势，也堵塞民主派政客的出路，他们当然反对薄了，其实大多数居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士虽然对薄的一些作法持有异议，但对薄在重庆的所作所为还是认同的。

现在主要的焦点反映在“李庄案”和“唱红”上。

有人说唱红是文革之风，此话的概念极不准确，唱红本身并不是文革之风，但对唱红强力的宣传形式应该认为是文革之风，但不是文革回潮，本来就没走，何谓回潮。中国政治现在始终处于文革之风的影响之下，尤其是宣传模式一直没有走出文革之风的阴影。文革之风集中国封建专制文化之大成，它主体表现在对人们的心灵专制，要你必须在思想范畴上认同你自己不认同的意念，你不仅不能说不是，也不能不说是；甚至对和平的自由民主观念都不能容忍，对思想文化异同者都要采取强制行政手段处罚；在宣传内容上鼓吹个人崇拜，歌功颂德，理论归一不容异议，造假愚民算是最有特色的了；宣传手段上是强制传播，连篇累牍，反复说教，通过物理上的反复播送，达成生理反映的惯性思维。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昨天宣传是这个，今天宣传是那个，宣传的内容相互矛盾，让人无所适从。从文革到现在，这种恶劣之风始终是官方媒体认同的主流，只是宣传内容有所改变，力度有所减弱。现在唱红歌抢了过去腐朽内容的头彩，和“开大会听八股报告喊口号讲雷同感受”的乏味内容相比，唱歌最起码有娱乐效应。

历史发展本身就存在着轮回，有些现象仿佛是回到原点，有相似，但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并非是认同过去事物。举“唱红”这面旗帜也是无奈之举。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由于政治改革滞后的禁锢,使现时中国末能形成新时代的价值观，而在红歌年代曾经被人们抛弃的腐朽的价值观却卷土重来，民风劣俗，其中物质欲立志已成风气，树立理想励志的社会风尚，唱红有其促进作用。中国几十年形成惯性思维的形式主义的显现，也是令人反感，它的出现不应代表唱红的主流内涵。与其猜测它的政治目的不如找乐化解它的政治取向。最近访问重庆的西德政治家施罗德就唱红本身说道　“唱红沟通了二代人的交流，是连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纽带”，此话多意义深长。

说薄熙来要恢复文革朝代，从道理上讲不通，有一个网友这样写到――“薄熙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薄熙来这代人对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精神与命运的创伤应该是刻骨铭心。这代人对文革中的恶劣现象深恶痛绝，反感文化专制是那个时代给这一代人所留下的最深刻的思想烙印，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来说应该是感同身受的。薄熙来内心深处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应该不亚于所谓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我对此深信不疑。”这个评论应该是客观的。中国的客观实际也没有可能让现代的中国回到文革时代。

从披露的信息来分析，即使李庄案存在瑕疵，但是从政治的高度讲可以理解。在打黑伊始时，政局诡异，上层并不看好，心境各有不同；而党内的大大小小的贪官群体更是恨之入骨，李庄一季案的出现正好是他们反攻倒算的突破口，如果李庄案胜诉，重庆打黑将面临着夭折的危险。用大的实质正义否定界线模糊的小程序正义是否正确，我想重庆人民对打黑的积极态度已经给出了回答。

对李庄案的如何处理始终是重庆当局的一个心病，尤其在民主法制深入人心的今天更是如此，李庄一案的平衡落地对重庆当局来说算是逃过一劫。从反面看，如果认定李庄二案是出于重庆当局的恶意报复，但当此案情出现于对重庆当局不利的情况下，重庆当局主动撤诉，不战了之，反映之迅速，手法变换之灵活，可令薄的对手自叹技不如人。也可以看出薄的法权意识并不逊色专业的法律人士，并在政治斗争中玩弄“违法”有度。从正面看，李庄二案的实际效果反而表现出重庆当局依法办事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民间律师以法逼退当局撤诉也算小胜，实际客观效果体现出社会进步。

从民主政治的角度讲，法律的利器应是维持社会政治势力平衡的工具。法律不可能超然政治权力而存在的，法律必须要制约权力，但它是柔性，同时权力也会制约法律却是刚性的，即使在西方的法制国家，抽象的法律也很难在与当局的核心政治利益抗争中取胜。你的胜利也应是对方的胜利，这种胜利是最稳定的，关键是你能不能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平衡点就是如何妥协，妥协自然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保持双方克制防止双方互损，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基础。

从法治的角度讲重庆的打黑确实有着太多的政治倾向。而在中国又有多少法律程序能匡救正义。人治正义反而是来得快更得民心。我们应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重庆打黑的进步意义，不要过份强调中国现实强人政治的“专制性”的负面作用，如果一个政治强者只能顺民意造福民生，而不能挟民意匡扶正义，那么中国现时的民主法治也不可能担当扶持正义的重任。

当中国法律界一个才华横溢的贺先生在喋喋不休地发表他书本的法律理念的时候，他是否能意识到，你纸上谈兵的理想，在中国已经有人身体力行了，这个人就是薄熙来。薄熙来现在的仕途行为正是中国民主选举的前奏，薄熙来把自己的政治出路与民生打黑相结合的作法，其实际的社会效果与民主社会的竞选方式实为异曲同工。你要是能赶上议会竞选的大环境，不要忘记感谢你曾经攻击过的薄大哥，正是他勇敢打破传统，率先尝鲜而遭人非议。

一个网友是这样评论薄熙来仕途之路――“能够行为“出格”的，只能是薄熙来这种不是由既定游戏规则而产生的人，而是通过自己努力“意外”入围进入高层的人。中国要想在短期内走向民主，唯一可以看得到的希望，也只有可能发生在右翼所排斥的薄熙来身上。只有以这种途径脱颖而出的人，上位后才能不受既成格局的约束，才可能不按规则出牌，打破僵局。事实上，由于薄的上位不是某种自上而下安排的产物，而是自下而上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他上位后，没有哪种安排可以约束他的行为，也没有人可以预料其行为的影响和后果。薄的能量，可能会在规则以外的多个方面爆发。如选项之一的民主，因权力不可终身（这点很重要），薄本人也就没有更多理由排斥民主。纵或他本人的选择不是民主，他搅局的结果，也可能为其他人推动民主制造机会。”

我常常困惑这些民主的精英真是那样政治视野狭窄，历史眼界短浅吗，如果否认这个结论，那只能这样来说明，他们与贪官污吏黑社会的心态是一样的，希望一个腐败专制的共产党的存在，希望共产党庸人执政，这样他们可顶着民主法制的头衔，名利双收，利用共产党的腐败大捞一把，一旦共产党垮台也可以用其头衔在新政界混一席之地。也许我们误解了法学者，他们也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不希望中国的当权者是政治强人，因为中国权大于法，当权者常常徇私枉法，又专横霸道，民众毫无办法，大家只能寄托弱者庸人撑权以便得到间隙中的民主空间。

有今年发生的二件事可以让人深思，以民主开明而响名的广东汪书记对待二宗外地民工因冤而起的群体事件并没用积极的开明态度给出正面的回应，而是用武警压制的手段草率处理；而在内蒙发生牧民维权引发的群体事件中，具有平民出身的内蒙胡书记还不是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强制手段摆平的。而法学大人们对这二事件视而不见。这二件事如果发生在重庆，薄熙来肯定会成为法学大人口诛笔伐下十恶不赦的大罪人。

汪薄二人同时上任，由于重庆打黑在前，公正压邪，使天下未乱蜀先乱的重庆社会稳定处于中国的前列。薄对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动用武力，而且在处理上采取了电视直播政府对话的形式解决，对用这民主理念处理问题的前卫作法，这些法学老大们并没有给于公正的肯定。重庆提出的要在“二江新区”建立的因特网取消政治防火墙，直通国际因特网的想法其开放力度更是让人惊叹不已。

上述的法学者远不如坚定的**分子来得真实，这些人的目的就是打倒共产党，开诚布公。他们推崇民主斗士，而就其一的刘晓波公开挑战**独裁的力度来说，他要比薄熙来弱的多，刘晓波几乎不能对权贵们所代表的中国垄断利益集团构成任何质的威胁，**分子要感谢薄熙来，正是他独行独特的霹雳打黑风暴，对共产党的弊病发起了勇猛一击。

薄的行为有如在共产党的内部放置了一颗致命的定时炸弹，薄能否成为分裂共产党的新军，还是能否成为保卫共产党的卫士，这要看共产党本身是否有顺应时代潮流的能力而定。同时也要验证“不反腐国亡，反腐党亡”的赌咒，这也是党内高层敷衍反腐的原由之一。重庆打黑反腐所得到的最宝贵的认知是，坚定反腐是共产党复兴的机遇，只要共产党真心实意地改革，人民不会抛弃共产党。也许出于此认识，共产党内部各种势力在生命攸关的时刻容忍了薄的特立独行，这也只是权宜之计，他们也在利用薄熙来，缓解民怨和社会矛盾，因此对薄类似于 “逼宫”的行为，他们不敢也没有能力没有道理对薄的特性执行“党纪”，实际上也打开了党内民主的大门。

薄熙来叛逆共产党传统的作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共高层的异议中和平理性发展，并使他能演义出精彩的大幕，主要还是归于中国社会民主开放的大环境，民众的支持与理解，这种现象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像薄这样的另类在那个时代，早就被冠已反党分子的帽子“全规”了。薄式现象也再次诱发了民间民主意识，中国民间“独立后选人”的出现可以视为薄现象发酵的结果。

薄赢得了重庆模式的胜利，薄的铁腕手段也展现的淋漓尽致。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薄的强人治政有可能变成强人专制，这种观点是多么的近视，难道历史还能给薄这种机会吗，如果历史给薄这种机会，那么历史也会把个机会给于其他人，只要存在着专制的客观条件，这种人物总是要出现的。

中国正处于专制与民主的历史转型期，法权对决不可能相对平衡，法权背反的现象实属正常。回想在中国经济改革关键时刻，如果没有朱容基这样经济沙皇的强权改制，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同样，当前中国正处于政治腐败僵局的非常时期，正需要像薄这样的政治沙皇来搏击。中国废除终身制的政局已不可逆转，使当权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利用权力积累个人独裁的政治资本，即使出现有人专权的局面，用法律文明手段处理胜算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暴力手段。以后，中国宪法肯定要制定国家质询弹劾机制，中国也不可能长久一党专政，这都会使中国产生独裁者的机会越来越少。

不管薄熙来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也不论薄个人的品质如何，薄的行为所产生的政治效果具有伟大进步意义，如果薄失败了，那是时代的悲哀。如果薄成功了，在共产党内部必会继续涌现更多的薄式人物，其数量和质量一定会远远多于高于社会的民主斗士，由共产党内部的新兴力量推动中国民主进程也必然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流。这是最最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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