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发了情的小说和阳了萎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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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野
         
这个题目有点毛病。动宾关系的“发情”可以说成“发了情”，主谓关系的“阳痿”却不能说成“阳了萎”。但是，“发了情”，类似“发了昏”、“发了财”，中间加个“了”，表现了一种即时状态，有“不总是那样”的意思。“发了情”较之于“发情”，确乎能够表现当今小说亢奋无耻的即时状态，所以，为了题目中句式上的对称和完整，也为了描述杂文的即时状态，就把“阳痿”弄成“阳了萎”，读者诸君不要挑剔语法上的毛病哈。　　

“发了情”的小说是当今文坛的风景线，是每一个文学网站和文学刊物用来看家的镇山法宝，犹如当今药店里的壮阳药和酒店的妓女。少了它，生意就不会很好，也可能影响到生存，因而它的存在有着情有可原的理由。也有些像走投无路的女人的Mai-Yin，除了悲哀，我们不好说什么。当今的爱情小说较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的爱情小说，格调更低下，尤其是对于性的描写，肆无忌惮又厚颜无耻。将来的中国文学史如果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恐怕要有荒淫的字样，或者不屑于写进去。商业化的时代，市场需要是第一位的，这个时代的文学，被铜臭熏染的面目全非。从名人们到处都有病句的传记到名作家对性的无耻张扬，无一不是为了金钱。各个文学网站瞪大了眼睛关注着点击率，闭着眼睛对待发在这里的小说。只要有读者、有点击率，谁他娘的管他写了些什么鸟玩意？好色是人的本性，那里把女人的大腿和乳房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把男欢女爱写得有滋有味纤毫毕现，那就仔细看下去就是了，不会闹眼睛。至于这些小说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就不要管了，这年头什么事情也不要较真的，就权当我们看到了一头发了情的公猪或者母猪，它踢坏猪栏，哼哼唧唧地跑来跑去，即使去调戏骡子，也由它去吧。　　

有意思的是，小说在厚着脸皮继续发情，杂文却不幸患上了阳痿，今日文坛的这个现象，可谓相映成趣。骚首弄姿的、香气扑鼻的、哭天抹泪的、搬弄古董的，纷纷穿上了杂文的马甲，使得我们弄不清楚，杂文因其“杂”，就可以油盐酱醋风花雪月的“杂”起来么？　　

没错，杂文只是散文的一种，写什么怎么写谁也管不着。而且，我们也给不出杂文的准确定义，教科书中的“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偏重议论，也可以叙事”的定义简直可以用“语焉不详”来形容。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杂文不是研究斯德哥尔摩的摩天大厦用了怎样的建筑材料，不是考证亚里士多德的祖母是贵族还是乡下人，不是失恋之后的自怨自艾，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不是花里胡哨拐弯抹角的买弄学识和文采。　　

杂文就是杂文。如果把文章比做酒，杂文就是很冲的需要呲牙咧嘴才能咽下去的“二锅头”，甜了吧唧的、酸了吧唧的、水了吧唧的一些酒尽管也叫做酒，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酒，把这些东西喝下去你可能感觉不到痛苦，或者没有感觉，或者很惬意，反正你不会呲牙咧嘴的。杂文却是让人呲牙咧嘴的这样一种东西，它会使人痛苦、使人愤怒，如果它让你笑了，那笑也是苦涩的。愉悦和温馨不属于杂文，感悟和启迪也不属于杂文。是的，阳光需要歌颂，春风需要赞美，心灵需要倾诉，激情需要抒发，但这些都不是杂文干的活。自鲁迅始，杂文从散文中旁逸斜出，独自承担起直面丑恶的重任。因为它要和丑恶打交道，所以，疾言厉色、横眉怒目、指桑骂槐、冷嘲热讽才是杂文的本色，没有战斗性，没有批判精神的杂文，是阳痿了的杂文。　　

这不是个理论问题，不是搞不懂散文和杂文的区别这样的“器质性病变”所致，而是心理原因造成的。　　

“讳上”是中国人的集体心理禁忌，“讳上”必然导致“媚上”。我们当地有一家晚报，它的副刊有一小块叫做“五味子”，专发杂文的。我有一些无关痛痒的小杂文是发在这里的，可是稍微尖锐一些的，都遭到了封杀。我问编辑何故，编辑说，兄弟，这就够意思了，报纸是党的喉舌，你别给我添乱子了。　　

能添什么乱子呢？对于长在共和国身上的毒瘤和脓疮，难道要去赞美它娇艳如花吗？改革开放快三十年了，我们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我曾想，把铁路比喻为国家的动脉很确切，把报纸定义为党的喉舌却有些怪怪的。为什么不是人民的喉舌？难道，报纸不能代表人民说话？即使是党的喉舌，党的喉舌就只能说好听的么？党什么时候这样规定的？我听朋友说，有个资深记者在一次笔会上做自我介绍时说，“我是XX党的狗腿子”。你说这奇怪不奇怪？有些事情，其实是我们自己办坏的，由“讳上”到“媚上”，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自觉，这都是什么年代了呀。　　

一个长期处于黑暗中的人突然见到阳光，最先的感觉可能不是惊喜，大约是手足无措。他根本不想去批评造成太阳斑点的黑子，也不想批评带来凄风苦雨的乌云。干什么呢？就风花雪月无伤大雅地玩起来看。每年的春晚有一档马年说马猴年说猴鸡年说鸡的相声，胡拼乱凑，言不及义，看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作为杂文的近亲、以讽刺见长的相声，近些年越来越媚俗。这些侯宝林的子孙们就是这样嬉皮笑脸地糟蹋艺术，这样奴颜媚骨。如此拙劣的东西，没有一个好脾气是不能看的。它使我们看到了相声不但阳痿得很厉害，而且已经接近死亡。杂文的命运难道也要这样么？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噤若寒蝉。尽管我们的法制还没有达到传唤国家总理到庭作证的程度，尽管我们的民主还没有达到多党合作公民直接选举总统的程度，但是，时代毕竟走到了崇尚思想自由的边缘。有可能，当局和执政者倒是希望多一些对于时政的批评、对于腐败的抨击、对于世态世像的批判，因为没有这些，社会就是虚假的社会，民主就是虚假的民主。杂文的功能固然没有那么大，聊胜于无，为社会的进步敲敲边鼓也是好的。然而，封建统治下的文人因为多嘴多舌吃的苦头太多太多，使得现代化背景下的文人们滑头起来，很惯性地、自做多情地“讳”着和“媚”着，当然不会我笔写我心的。　　

杂文的战斗性和批判精神，是杂文的灵魂。这种战斗性和批判精神，鲁迅先生把它称为匕首和投枪。这里讲不得敦厚、宽容、温良，刀光剑影、格格有声正是杂文的凛凛杀气。杂文之于丑恶，好像医生之于病毒，对于病毒不能痛下杀手的医生，就是脑袋进水的医生，就是混蛋医生。世上只要有丑恶存在，杂文的使命就不会完结。曾经有人说，相声不是有歌颂性质的相声吗？杂文也可以不痛不痒的嘛，写写周作人的生活癖好，比较一下天主教堂与关帝庙建筑风格的不同，研究一番三寸金莲的实际长度，也是可以的。这等于说，既然相声能够阳痿，杂文阳痿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这里鼓吹杂文的战斗性和批判精神，并不是撺掇大家都来写杂文，人的秉性不一，经历不同，笔下自然有不一样的风光。也不意味着写杂文就是泼妇骂街，这种战斗性和批判精神是靠杂文的文学性来体现的，是建立在对人民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的基础之上的,杂文不是出气筒。　　

但愿，我们的杂文多一些直面丑恶的勇气，少一些脂粉气。挺胸抬头，不再阳痿下去。